第一篇：秘書到底怎么當

本文中的秘書指專門為領導、單位寫稿子的文字秘書，至于生活秘書、事務秘書等則不在此議論之列。在下曾在單位干過十年文字秘書，雖然可稱得上老秘，可惜先天資質愚笨，后天又努力不夠，對于當秘書的學問研究得不深，感悟得不透，以至事倍功半，一事無成，實在慚愧得很。好在身在秘書崗位時間較長，有些切身體會，于是便有了將自己的體驗記錄下來的沖動。

秘書需要明智。明智與智力是兩碼事，你才高八斗，可能不明智，你才氣平平，可能明智得很。秘書崗位往往給人一種感覺：某某是領導的秘書，這權、這勢、這關系、這能量、這機會一定非比一般。其實，這是一種錯覺，秘書本身是卑微的，秘書身上的光環是虛幻的，如果別人把秘書當回事那還有情可原，因為秘書離領導比較近，與領導常接觸，人們總認為近水樓臺可先得月，可秘書本人認為自己非比尋常或前途無量那就大錯特錯了。這里的道理簡單的很，秘書是做嫁衣的，你干的好，那是應該的，如果你有缺點，那么人家會看得十分清楚，會時刻牢記在心。當提拔干部時人家會認為你很不成熟，你得耐心等。秘書無級別這是常識，現在，從某種角度講是“級別社會”，沒有級別就沒有競爭力；現在從某種角度講也是“關系社會，”想要立足社會關系硬才行。而秘書同領導是什么關系？那是上下級的關系，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關系再普通不過了。一般初當秘書的人往往有一種前程似錦的感覺，可干過一段時間后，他們往往從理想的天國跌落到現實的土地上，秘書畢竟是秘書，秘書并非發達的捷徑。我的一位朋友在一縣政府辦綜合股當秘書，他已辛辛苦苦干了八年，就連自己的妻子生孩子時他還在單位加班為領導趕寫材料，可他如今。就是當副股長的愿望還遙遙無期，一個副股長在中國還算什么官。人們都知道秘書辛苦，所謂“一支鋼筆，兩袖清風，三更不眠，四季挨累。”人們知道秘書有才，文化水平及綜合素質不過關的人當不了秘書，這是常識；人們知道秘書付出巨大，干秘書工作時間長的有八九患神經衰弱癥；人們知道秘書不易，工作苦但不容易出成果。但這些是否頂用呢？只有秘書自己知道。

秘書需懂得順從，不知順從是當秘書的大忌。秘書是為領導服務的，秘書是領導的幫手，領導都喜歡順從的秘書，領導讓你向東，你決不可向西，領導讓你打狗你決不能趕雞。如果領導問你一加一等于幾，你答等于二當然不算錯，但最領導滿意的答案是：你讓我等于幾我就等于幾。當秘書久了，往往使你變成一個軟弱的人，一個唯唯喏喏的人。秘書不是不能有主見，問題是當你有了主見，不服從領導的時候，那么你就離被炒魷魚的命運不遠了，因而秘書必須學會應和，要知道領導的話就是絕對正確的，不能有異議。當秘書的更要謙虛，當領導讀報告念出白字的時候，你不能指出，否則讓領導臉面無光，最聰明的辦法是下次寫稿時堅決避免這類難讀字；當秘書應該學會贊揚，如果領導講的觀點毫無邏輯，亂七八糟，你也得說思路清晰，說理透徹。當領導把你寫的材料改得一塌湖涂，你絕不能說領導改得不對，你要說領導改得好極了。當領導表揚你材料寫得好的時候，你應該說領導思路好指點得好，如果你把領導的表揚當了真，那你真的受累不得好報了。

當秘書須掌握分寸，其實分寸就是哲學上講的“度”。比如，領導叫你寫材料，告訴你一些觀點，讓你圍繞這些觀點寫成稿子，這時，你千萬別以實為實，不去發揮，你既要把領導說的意思寫全，又要把自己所想到的東西寫進去，這樣領導看了材料才會滿意。如果領導告訴你幾個干干巴巴的觀點，你真的實事求是的寫成干干巴巴的文章，領導肯定不會滿意。如果你寫的全是自己的東西，來個任意發揮，肯定也是白寫。因而秘書如何在遵命與發揮上找到結合點，這學問確實不小。還有，寫稿的長與短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領導常告訴你把材料盡量寫短些，比如，領導講話半小時，讓你寫2000字，當你真的寫了2000字時，肯定不行，因為正常念材料的速度是半小時5000字左右，所以你寫時干脆一步到位寫5000字，當領導看過之后，一定不會嫌長，因為太短了使領導無話可講，那是十分尷尬的事。

有人說秘書干糟了不容易被提拔，干好了也不容易提拔，此話不無道理。秘書干糟了說明你素質低，想提拔當然無指望。但干好了也常常無指望，因為，你在這個位置干順手了，領導已經在寫作方面依靠你了，如果將你提拔，那誰來頂這個坑，因而，善于做工作的領導往往采取給秘書口頭表揚(本文權屬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請登陸www.tmdps.cn查看)或給榮譽的方法，予以安撫，有些領導也會許愿，對你說，好好干，有機會慮你。于是你就得等，等機會，等領導開恩，但結果常常是失望。當秘書真的把寫作當成正道的時候，那便是一條死胡同。當一些秘書帶著身患有神經衰弱、頸椎病、近視眼等嚴重職業病苦苦支撐的時候，他們終于明白了，當秘書是一個陷阱。此話雖然重了點，也有點偏頗，但秘書這職業確實應引起人們的關注，秘書實際上是一個弱勢群體，他們的工作、他的人生常常遇到尷尬，遭遇不公，而這一點往往被人們所忽略。秘書也有一帆風順、官運亨通的，但這樣的極少。

秘書從機關的底層中艱難地生存著，它是機關矛盾的一個焦點，又是機關病的一個標本。

第二篇：先學做人 再當秘書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的文明古國。縱觀幾千年的秘書歷史，歷代秘書人員所遵循的傳統的完善自身修養的做法，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值得借鑒、學習：

一、忠于職守。實事求是，正直無私，不惜以身殉職。如春秋戰國時期的史魚、齊太史、南史氏等。

二、敢于直諫。如唐代魏征、宋代田錫、陳傳良等。如魏征(公元580一643)，字玄成，館陶(今河北館陶縣)人。魏征一生比較坎坷，少時孤貧落魄，出家為道士。隋末參加李密的反隋瓦崗軍，職掌書檄，后歸唐，又被竇建德所獲，任為起居舍人，建德敗亡，他入唐為太子李建成府中洗馬，李建成被殺后，李世民重其才，用為府中主簿。李世民即位后，任諫議大夫，遷秘書監、侍中等職，封鄭國公。魏征一生以敢于犯顏直諫著稱于世，先后向唐太宗陳諫二百余事。“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就是他以隋亡為鑒戒，提醒太宗的名言，至今仍有現實意義。他的進諫言辭激烈，常使太宗面紅耳赤，甚為敬畏。有一次，太宗正在后園玩鷂子，聽說魏征來了，忙將鷂子塞入衣袖，魏征當作未看見，與太宗滔滔不絕地議論國事，大談歷代帝王玩物喪志的典故，太宗心中發急，他卻語不停口，待到他離去時，鷂子已悶死在太宗的衣袖中。魏征的進言對太宗的行為和國家重要事務有很大影響，所以，太宗常將自己比作金礦石，把魏征比作良匠，說：“金之在礦何足貴哉？良師冶煉而為器，便為入室。”魏征死后，太宗傷心地說：“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征歿，朕亡一鏡矣！”

三、憂國憂民，有強烈的民族氣節。如戰國時的屈原，宋代的胡宏、胡安國、黃龜年、洪邁等。

四、知識廣博，某些方面造詣很深，有所建樹。如戰國時期楚國大夫屈原，漢代的枚乘，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左雄，宋代的蘇軾、蘇轍等人均是著名文學家、詩人、詞人；漢代的劉向，清代的高士奇、趙翼等都是著名史學家；秦代的程邈，元代的耶律突呂不，清代的額爾德尼等人為我國各民族文字的創制、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東晉的王羲之，唐代的柳公權，明代的沈周等人又是著名的書法家。

五、擅長寫作，業務能力很強。如曹魏時的陳琳、阮瑀，南朝的任昉、裴子野。據說任昉很會寫公文，當時王公的表、奏多請他擬寫，朝廷的制、語也多出其手。人們把他同當時的著名詩人沈約譽為“沈詩任筆”，是南朝最負盛名的文字秘書。

六、富有謀略，善于貢獻方略。如春秋時期晉國人由余，曹魏時的荀攸、郭嘉，明代的朱升等。

七、成變能力很強。如唐代令孤楚、王涯，清代的軍機章京等。據史書記載，清王朝要求軍機處人員擬旨要迅捷，以應急需。章京在這方而很有才干。他在承辦諭旨時，從接折、拆閱、進見請旨、草擬、審閱、奏請，整個過程都在當天完成，次日即送呈皇帝審定、頒發。有時遇到緊急諭旨，當時交下，隨撰隨進，動筆千言，自起草到奏請呈進只用一二個時辰。如逢夜間送京的緊急軍報，皇帝直接宣召軍機章京入內授意，令其當場撰旨，即呈皇帝審定后，立即交發。如遇皇帝出巡，或遇軍旅所進途中有所旨意，他立即歇馬路旁，揮筆擬寫，上馬趕至下一行程呈進。可見其業務之嫻熟，文字功底之厚實，撰文速度之迅捷矣。

以上所述，對現代秘書人員的業務修養提高是很有裨益的。關于現代秘書的素養問題，專家、學者以至老一輩秘書工作人員都介紹得很多了。同時，秘書工作者都在各自的工作中已有很深的體會，也積累了不少寶貴經驗。簡單地講，現代秘書應具備以下條件：

一是“忠誠”。忠誠不是“忠君”，也不是忠于首長，而是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忠于社會主義事業。具體地說，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一心為四化。

二是正直。辦事公正，為人坦率固然是一切公務人員應具有的美德，但對秘書來說，尤為重要。對領導要敢言直諫，開誠布公，真正起到參謀作用，有利于決非策。一位老秘書總結幾十年的經驗教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綱穹領導的弱點，時時敲打警鐘；“冷”時從旁鼓氣，“熱”時當頭澆水。千萬不能隨聲附和，明白裝糊涂。

三是坦蕩。心地純沽，胸襟寬廣，向來被譽為人類高尚的美德。這對于秘書人員來說特別重要。前面講到秘書人員“游弋人際”，即秘書置身于決策中心和執行系統以及廣大群眾之間，是人與事的“交通中心”。在傳達領導意圖、反映群眾意見、調節上下左右關系過程中，如果發生矛盾會處于上下左右被“夾攻”的境地，尤其如古語所說的“伴君若伴虎”，弄不好會被端掉飯碗。但要能正確處理，處理這些問題除具有遠見卓識外，心地純潔是必要的基礎。

四是謙恭。謙虛才能博聞廣收。有禮貌才能協調好各方面的關系。尤其在當前改進機關作風中，要克服“門難進、人難見、臉難看、事難辦”的作風。

以上講的是品德方面的修養，但只有德而無才也是不稱職的。《水滸》中的武大郎，夠得上忠厚老實了吧，心靈不能說不美，但他缺少小弟武松的本事和氣質，別說他上景陽崗打虎，連自己的家也管不好，也夠可憐的了。(例子不十分恰當，但發人深思)在實際工作中的實例太多了。時代要求秘書人員必須要有淵博的知識和才能。

綜上所述，就是加強品德修養、增長才干。簡言之，就是加強德和才的修養。對每個具體的秘書人員來說，也就是做一個什么樣的人的問題。先做人，后做文。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增長自己才干呢？一句話，就是學習。

一個好的稱職的秘書工作者，一定是一個有才干的人員，不具備這點就不可能做好秘書工作。根據秘書工作特點，秘書人員應是頭腦靈活、辦事利落、思想敏捷，而且要知識豐富、腦袋里能裝下“百科全書”，不管大事小事，需要馬上能答得出、查得到。關于這一點，自古至今都是這樣要求的。早在西周時期，就在王官里專門設有一種叫做“承”的秘書，他的職責是侍立于天子之側，為天子提示遺忘之事，回答天子提出的問題。《大戴記·保傅》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遺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可見，承者知識廣博，善于應對，是天子身邊以參謀、咨詢為專職的秘書人員。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是個非常博學的人才，知識面很寬。毛澤東常常要他查找某首古詩詞或某一詩句的出處，他都能很快地查出來。例如，1964年12月29日，毛澤東要田家英查找《三垂岡》一詩的年代和作者，他不一會兒就查到了。又如1961年4月24日，在杭州調查時，毛澤東要田家英將他在1929年前后寫的6首詞填上詞牌，并查出“共工怒觸不周山”的典故，他很快就完成了任務。他對毛澤東的基本思想、觀點能說出它在那一篇文章之中，甚至多少頁面。另外，秘書人員辦事要迅速而有條理，案前留事，能分輕重緩急，大事不誤、小事水漏。我們說秘書人員雖然不必是“專才”，但必須是能文能武，遇事不慌不急，不分繁簡巨細都能對付的“通才”。雖然此說有些過高，但作為要求，作為努力修養的目標還是應該的。

現代秘書工作對秘書所具有的才干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標準是很高的。首先，秘書工作者要具有較高的政治和政策水平。懂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普遍規律，學會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觀察分析現實中的各種實際問題，以社會實踐去檢驗理論的真偽和是非，這是秘書工作人員才干修養的前提條件。

在這個前提下，還要求秘書人員要有精明干練的辦事才能。要有較高的語言表達能力。要有較強的語言表達能力。要有勤奮工作、主動負責的苦干精神。要能夠熟悉和掌握機關領導同志的工作規律和生活習慣。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豐富的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和基礎業務知識。

文化水平不高，知識面不廣，是做不好秘書工作的。試想，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人，不要說起草文件，就連最簡單的電話記錄、會議記錄也做不了，謄抄文件肯定也是不能勝任的。

知識不廣也是很難勝任工的。比如起草文件，往往就牽扯到很多方面的知識，有語文方面的、邏輯方面的、歷史方面的、方針政策方面的，以及文化、教育、衛生等許多業務知識，如果對這些方面的知識缺乏了解，不要說寫不好文件，就遣詞造句也沒法下手。秘書必須拓寬知識面，吸收新知識。

對秘書人員的文化水平的要求，要樹立“厚積薄發”的治學精神，不只是單有語文知識，還要有社會知識和歷史知識，懂點哲學、政治經濟學、法學、邏輯學等等。當然在數學、物理、化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知識方面，懂一些也有益無害。在具有扎實的文化知識基礎上，還要熟悉自己所在機關的政治、業務知識，通曉秘書工作的程序。

秘書工作人員應當是“全才”、是“通才”。做秘書工作的，不一定都要求成為什么家，但博學多才，見多識廣，什么事都能干，是個多面手，這是應當努力做到的。

第三篇：張玉鳳：我給毛主席當秘書(4組)

張玉鳳：我給毛主席當秘書（4組）

張玉鳳：我給毛主席當秘書作者：張玉鳳我是1970年夏天到毛澤東處做機要秘書的。顧名思義，也就是為毛澤東掌管文書。說到秘書，有人往往認為這是“通天”的差事，好像可以身價倍增，令人風光。那是不了解內情而人為地罩上的神秘色彩。左起：毛澤東、張玉鳳和尼克松殊不知，這其中還有很多外人所不可知的甘苦，乃至風險。大名鼎鼎的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江青……他們有的曾經風云一時，一生有名節；有的走向反面，身敗名裂。當然，歷史是自己寫的，劫數在人不在天。但那畢竟是一個環境，要當好秘書，也實在不容易。我剛到毛澤東那里，是代理機要秘書。我的前任秘書徐業夫同志，13歲就參加了紅軍，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前輩。他因患不治之癥住醫院，所以秘書一職暫由我代理。他跟隨毛澤東多年，工作醞釀默契，毛澤東很滿意他的工作，一直盼著再回來。可是他終究沒有回來，留下了很多遺憾。我是一個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沒有進過高等學府，能擔當得起秘書工作嗎？我對這副尚不知輕重的擔子，心中著實不安。按能力，論知識水平，當毛澤東的機要秘書，是我做夢也未料到的。人生的機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當領袖的秘書自然也不是個人可以選擇的。所以，能夠進中南海工作，得到毛澤東的信任，我始終覺得是幸運。僅此，也足以激起我拼命工作的熱情了。掌管文書工作，說起來很重要，但它畢竟不是決策帷幄、風云際會之舉。它是一項繁雜瑣細的工作，要求一絲不茍，不允許出差錯。所以從進中南海那天起，我就是小心翼翼地辦事，謹謹慎慎地工作，唯恐細微不慎，鑄成大錯。也許由于我頭腦特別簡單幼稚，也許是工作周到細心，要么就是由于我坦誠直率，經過一段工作以后，毛澤東對我的評價是：“為人厚道，工作盡職。”我很榮幸能得到他老人家的這個評價。這也許是我優勢不多的優勢，也是我能在毛澤東身邊繼續工作的條件。當然，這絲毫不韻味著我的工作是盡善盡美的。恰恰相反，在我的幾年秘書工作中，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我總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合格的秘書。工作中有失誤，也有苦惱，甚至有無法訴說的委屈。當我來到毛澤東身邊的時候，他老人家已經是76歲的高齡了。盡管公開宣傳上還說他“滿面的紅光”、“神采奕奕”，給人們造成一個非常健康的形象，但他畢竟是一個老人了。自然規律不可抗拒，他和普通老人一樣，也無法避免各種老年病的糾纏。從1971年春天起，他老人家每到開春和入冬總要生病，而且都是比較嚴重的老年病。這時，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除了要做好分配的具體工作外，還要同護士長吳旭君同志一道，照顧和護理經常生病的毛澤東。由此，我也學會了一些護理病人的常識，特別是護理老年病人的常識。為毛澤東服務，這是我們工作人員的職責，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是，這畢竟是一項責任很大的工作。那時，我們國家領導人的身體狀況是嚴格保密的，對毛澤東的身體狀況保密更嚴，一般只有少數人知道毛澤東身體不好，病到什么程度知者就更少了。人為地“神化”，普天之下的崇拜，使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也在神秘中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負擔。張玉鳳和毛澤東記得1971年春，毛澤東因為感冒引起支氣管炎，晝夜咳嗽，由于久拖不愈，轉化為“大葉性肺炎”。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由于醫生的努力，病情終于好轉。看到老人家逐漸康復，我們工作人員久久懸而不安的心終于如釋重負，高興異常。江青誣陷汪東興和張耀祠是“特務集團”當時，江青并不知道主席病了。毛澤東病情好轉以后，她卻不相信毛澤東真的病了。她毫無根由地說：“毛澤東的體質是好的，怎么可以病得這么厲害！你們'謊報軍情’！”她指著汪東興、張耀祠同志和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是'反革命’、'特務集團’！江青說話就是這樣，可以隨意給人扣一頂帽子，不管合適不合適，不管后果。當時，汪東興和張耀祠同志是負責毛主席醫護工作的。江青這樣無端地指責，令在場的人毛骨悚然，不知所措。大家在毛澤東生病期間晝夜辛苦地服侍，不但未得到她一絲一毫的鼓勵，反而被扣上了足可置人死地的罪名，能不令人心寒？事后，汪東興同志將這一情況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一天，周總理有意陪江青探望康復不久的毛澤東，汪東興同志也來了。此時，毛澤東對江青說：“你說這些人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那就是我。”老人家的幾句話，保護了我們這些人，也使一直為此不安的周總理心里頓覺釋然。江青挨了毛澤東的批評，心中自然不快，一股憤怒之火無處發泄。在她出門時，又借機向我發火：“你不是醫生，不是護士，走路這么重，一陣風吹著我了。”江青的無名指責，我毫無準備，只好向她解釋：澤東有規定，走路要響一些，好讓他知道有人來了，免得他不知道嚇著。”然而，我的解釋，在江青看來無異是個軟釘子，不但沒有消釋她胸中的怒氣，反而更觸怒了他。她厲聲斥責道：“你狡辯！”大家頓時陷入一種難以收場的窘迫局面。還是周總理明智，他對我說：“你也不對，認個錯吧。”認真一想，我也有點后悔，為什么在她生氣是去頂她呢？我剛來不久，對江青并不了解，只能作為教訓吧。張玉鳳正式當了毛主席秘書秘書工作就是服務。所以工作中既要任勞，也要任怨。不能有任何計較，不能講價錢。要勤勤懇懇，默默無聞一輩子，不思聞達于何人，但求無過于任內。1974年10月22日，中央辦公廳發出文件，正式任命我為毛澤東的機要秘書。盡管我已經代理機要秘書工作幾年了。一旦正式的紅頭文件下來，心里還是忐忑不安的。是激動，還是不安，一時也說不清。過去畢竟是借調，是代理，心理上的承受不一樣。張玉鳳和毛澤東此時我正隨毛澤東在長沙。他老人家如今已不像過去那樣“萬里長江橫渡”了，他行動極為不便，連散步也困難了。這天，他正躺在床上，我把收到的所有文件送給他。我說：“今天收到的文件里，有一份是關于我的任命的通知。”毛澤東說：“我知道，那是我同意的。”我捧著文件，等待老人家繼續說下去。可我驚奇地發現，他好像隨隨便便說了一句，之后什么也不說了。我卻一直不安，鼓足了勇氣說：“我怕干不好，還是找一個比我高明的人來好。”毛澤東說：“你怎么干不好？徐秘書生病這段時間，不是你代替他嗎？”我知道，他老人家對我的工作還是滿意的，不然這紅頭文件也不會發下來。但是我心里清楚，這幾年的工作之所以還能應付，一方面是自己刻苦努力，另一方面同毛澤東的教育也分不開。但自己總覺得工作并不是很適應，心里總怕干不好，出紕漏，說不定哪一天由于自己的不慎，給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毛澤東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接著說：“其實做我的秘書也難也不難。不難的是，我不需要你們這些人寫東西，只管收收發發。難的是要守紀律。你做秘書，可以看中央發給我的文件，而汪東興、張耀祠他們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訥、毛遠新他們，我不讓看的，他們也不能看。還有，你不要以為當了我的秘書就可以指揮一切了。過去我身邊有個衛士，我讓他給總理打個電話，他打電話時可神氣了，我看了就不舒服。不要得意忘形，要知道自己為誰工作，代表誰辦事。還有，做秘書工作要謙虛謹慎，要多學習，每天除了收發文件，還要看材料，特別要看那兩大本（指新華社編的《參考資料》），還有那張《參考消息》。通過這個窗口，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堅持下去，就能看出問題……”毛澤東當時談話已經很困難了。他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斷斷續續地說的這些話，我都默記在心。嚴守紀律、謙虛謹慎、努力學習。我體會，這是老人家對我這個新秘書的約法三章，也是對我的希望。毛澤東的話給了我勇氣和信心。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服從組織的安排是自己的天職，面對多病的老人我還能說什么呢？我只有努力做好工作的責任，不能有任何推辭了。1974年春，毛澤東又添了老年性白內障病，視力模糊，看東西很吃力。對于領袖來說，一天有多少文件需要他看，特別是像主席這樣一生手不釋卷、歷來親自批文件、寫文章的人，一旦視力不好，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就是從這時開始，我又多了一項工作，天天為主席讀文件、讀書、讀信、讀報。這可是一件難以勝任的工作。像我這樣的文化水平，讀文件、讀報、讀信，還覺得能夠應付。而讀書，特別是讀古書，困難就大了。很多古書，不但詞意難懂，還有很多生字，這就增加了讀書的難度。我記得最難讀的幾篇賦，如《別賦》、《恨賦》、《月賦》、《枯樹賦》等，讀起來實在力不從心，既沒有鏗鏘有致的韻味，也無激蕩肺腑的感情。所幸的是毛澤東的文學功底深厚，很多詩賦他都能背下來，讀錯的字和音他隨時予以糾正。毛澤東告訴我：“讀詩和讀賦不同，詩有五言、七言。還有平聲支韻，去聲徑韻……你按韻律來讀，基本上就可以了。而賦則不同，要抑、揚、頓、挫，要讀出感情才行。你這樣平平地念，像寺廟里的和尚念經。”毛澤東非常幽默，就是在病中，同你談論那些枯燥的古書時，也會讓你感到情趣橫生。為了把書讀好，我一方面注意把讀的書先看一遍為，熟悉內容，解決不認識的生字，另一方面注意聽廣播，學習播音員如何讀稿子。漸漸地，也有所提高，勉為其難了。一次，我給毛澤東讀白居易的《琵琶行》：“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讀著讀著，毛主席也跟著背誦起來。他一字一句地緩緩吟著，那聲調，那韻致，入情入景。令我措手不及而又驚奇地是，讀到后邊，他竟激動得淚如泉涌：“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我意識到，主席此時此刻一定進入詩的意境中了。他那濃重的情感，透視著與詩意的某種相通。主席是非常喜歡這首詩的，他曾在書上這樣批注：“江州司馬，青衫淚濕。作者與琵琶演奏者，有同等的心情，白詩高處在此，不在他處，其然豈其然乎？”毛澤東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有時，在我給他讀詩、讀來信時，如遇有不平之事，或有人有困難，或有人蒙受不公正的待遇，他老人家就常常動感情。他有時激動氣憤，有時傷感淚下，喜怒哀樂形于色。毛澤東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是從不把感情埋入心底的人。凡是有不公平之事，他都要管，即或是古人的事，他也會激昂評論，予以褒貶。這時的我，也往往受毛澤東的感染，情感隨之傾斜。眾所周知，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都是親理政事，自己動手起草講話稿，批閱文件、電報，就連人民來信，他也要自己過目，從不讓秘書代勞。他最反對什么事都靠秘書做。可是，在他晚年，特別是在患眼疾期間，他不能看文件、看書了，有些文件的圈閱，也需要別人代勞了。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按著毛澤東的指示代他為一份文件寫過批語，這是我經歷的唯一一次，就是人們熟悉的批“走后門”的那封來信。信是葉劍英元帥寫給毛主席的，反映有人借批林批孔運動批老干部的問題。毛澤東聽我讀完這封信后，想了想說：“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后門，可能沖淡批林批孔。”讀完這段話后，毛主席又笑著說：“誰沒走后門？我也走了。”“開后門來的，也有好人，前門來的也有壞人……”在毛主席講這段話時，我習慣地從茶幾上拿起鉛筆，遞給毛澤東。這次毛澤東竟破天荒地讓我來寫。我很單純，既然主席讓我代寫，就不假思索地寫下了。寫好后，我又給主席讀了一遍。毛主席說：“好，就是這樣。”我請示主席：“這份批件是不是告訴周總理一下？”主席點頭同意。我與總理通了電話，告訴總理：“這段批示是主席說的，我寫的。其中猖獗的獗字，我還沒來得及查字典呢！”總理笑著說：“猖獗的獗，是犬旁加廠再加……”總理告訴我這個字怎么寫后又說：“你就不要查字典了，空在那里，送過來我添上好了。”于是，我將這份文件轉到總理處。由我代寫的這個批示后來竟惹出一場**，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喜歡毛澤東寫的字，一有空，我就照著他老人家的字練習，久而久之，有些字寫得還真有些“像”。這份批件被江青看出了破綻。她說：“這個批示不是主席批的，有的字寫得不像。”并當場指出那幾個字不像。江青對毛澤東的字很熟悉，以她的性格，是絕不會輕易放過這件事的。他提出這個問題后，別人就不好說話。汪東興事先了解此事，便說：“不是主席寫，也是主席說的。這種話不是什么人能編得出的。”后來，我聽說了此事后，確實感到有些緊張。好在那時毛澤東、周恩來都還在世，什么事都是可以說得清楚的。我把這件事報告給毛澤東后，他笑了，說：“以后凡是辦這類事，應該注明是誰囑咐你做的，就會避免鬧笑話了。”1976年，周恩來、朱德司令先后去世，毛澤東也在重病中，他的心境，他的精力，都處在幾近坍塌的危急中。兩位共事多年的老戰友的去世，使重病中的老人無法平復內心的悲痛，昔日樂觀的心境也不復再存。有一天，他讓我拿庾信（南北朝時的文學家）的《枯樹賦》讀給他聽。這首賦主席早已熟讀，并能背誦，即使在病魔纏身的晚年仍能背出。這是一首以樹喻人、以物托志的賦，詞調凄切，讀來令人傷感。在他的床邊，我緩慢地讀著這首賦。他則微閉雙目，凝神遐思，仿佛是體味賦的意蘊，又好像是在回顧自己的一生……其實，他老人家究竟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但從他那凝然神思的表情，我猜想，他此時一定想得很多，也很遙遠。當我念了兩遍之后，他意猶未盡，自己開始背誦。此時他已不能像以前那樣抑揚頓挫、聲音宏亮地吟誦了，發音極為費力，聲音非常脆弱，但聽起來還是富有感情。“……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這位辯證法大師，這位曾經叱咤風云的一代巨人，從庾信的賦中體味出了什么，寄托了一種怎樣的情意，在我心里至今還是個謎。這首賦，是主席一生所讀的最后一首，也是我最后一次為他讀詩讀賦。因為，后來他的視力，他的聽力，他說話的能力，都不及了。自然規律和可怕的病魔使老人家即將結束他的生命之旅了。張玉鳳與江青在毛遺體前今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大家都在紀念我們中華民族這位偉人。作為曾經在他老人家身邊工作的人員，我把埋在心中的點滴記憶整理出來，獻給讀者，也算對老人家的紀念。

晚年毛主席向張玉鳳道破天機：做我的秘書，最難做到的是這個如果問晚年毛主席身邊，哪位工作人員最被其信任，那么答案無疑是張玉鳳。張玉鳳1944年出生在黑龍江省牡丹江市，1960年，張玉鳳到牡丹江鐵路局做餐車服務員、廣播員，此后幸運地被選派到毛澤東專列，擔任服務員，后來被毛澤東親自選中，于1970年7月以后調任中南海，1974年起開始擔任毛主席的機要秘書，直到毛主席去世。作為曾經的一個普通的列車服務員，張玉鳳為什么能得到毛主席的青睞呢？這首先源于張玉鳳工作上的細心。1971年初，毛澤東因感冒引起支氣管發炎，但是由于他不吃藥，照樣吸煙，生活作息全無規律，結果轉成大葉性肺炎。張玉鳳此時進中南海還不滿一年，沒有學過醫，也沒有學過護理，只能邊干邊學，但就是這樣艱難的條件下，毛主席硬是在張玉鳳的悉心照顧下，身體一天天的好了起來，在朝夕相處中，毛主席感受到的不僅僅是張玉鳳做事的踏實細心，也是一份久違的親人般的關心。這可能也是毛主席放心將機要秘書這一重要職位交給張玉鳳的原因所在。晚年毛澤東曾經親口對張玉鳳說：“做我的秘書難也不難；不難的是，只管收收發發。難的是，要守紀律。你做秘書可以看中央給我的文件，而汪東興（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張耀祠（中央警衛團團長）他們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訥、毛遠新他們，如果不讓看，他們也不能看……”“守紀律”，正是毛主席對機要秘書最最重要的要求，而做事細心的張玉鳳，無疑讓毛主席能夠放心。張玉鳳細到什么程度？可以拿兩個例子證明。1976年春，毛主席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談著談著，張玉鳳忽然發現，主席的額頭在冒汗，馬上就知道他身體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從來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說的那樣臉拉得老長，張著嘴流口水，他從來沒有這樣。”張玉鳳說。在場那么多人，唯獨張玉鳳有這樣的觀察力，于是，毛主席與布托的會談沒有持續太長，便結束了。1976年9月6日，毛主席已經到了彌留之際，但他仍關心著國際問題。當時日本在搞選舉。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選舉中的情況，但因為病情嚴重，他又不能清晰地說話表達，于是毛主席在他背后的床頭木板上敲了幾下，并伸出三個手指頭。張玉鳳馬上意識到，主席是不是想說“三木”，并把有關三木的情況簡報找來了給他。就是因為這樣的細心，毛主席對張玉鳳的信任超過了一般人，甚至于有時張玉鳳頂撞了毛主席，毛主席也沒有真的往心里去，有一次，主席有客人來，而張玉鳳那天心情不好，臉上的神情不大高興，事后毛主席批評了她，而張玉鳳仍要辯解，主席一怒之下對她說：“你不高興，就給我滾。”張玉鳳二話沒說，收拾包裹就回了家。結果二十多天后，還是主席派人把她接回了中南海，并且無可奈何地說她“辦事認真，工作盡職，張飛的后代，一觸即跳。”但是，不管張玉鳳如何脾氣倔強，她從來沒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毛主席身邊做任何形式的“進言”，哪怕再想問的話，也只是點到即止，體現了一個領導人秘書的高度職業操守。特別典型的一個例子是，1976年周總理去世后，張玉鳳實在忍不住，問了毛主席一句：“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嗎？”毛主席傷感地拍拍腿，對她說：“我也走不動了。”張玉鳳馬上就后悔了：“真不該這樣問已經無力行動的毛主席。”張玉鳳退休后，拜師學習了書法，這個愛好是從在毛主席身邊工作時開始形成的。剛到毛主席身邊工作的時候，張玉鳳看到毛主席的字寫得好，很佩服，也想學著寫。找來字帖臨摹，又不得要領。后來主席告訴她：“還沒學會走路呢，就想跑。這樣不行。”并且專門給張玉鳳寫下一句話：“寫字要先齊整，再奇怪，再齊整——練字之法則。”張玉鳳至今記得這句話，“得老老實實先從寫楷體開始，寫好了才可以變化。而最高境界，又得歸到齊整上去。”而這無疑也是為領袖服務的準則，最高的境界就是心細、規矩、齊整，這可能也是張玉鳳能夠深受晚年毛主席喜愛的原因。張玉鳳守住了毛主席晚年多少秘密?難得一見與毛主席的照片1970年，我來到毛主席身邊工作時，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歲高齡了。從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六年。當然，在這之前，與毛主席也有接觸。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專列上工作，多次見過他。后來，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不夠，就把我調去了。晚年患了老年性白內障毛主席晚年身體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難。1971年去參加陳毅的追悼會，上汽車時，毛主席幾次想踏著車門臺階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來還是我扶他上了汽車。他的腿困難到這種程度，令人驚訝。后來，他的兩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老年性白內障。醫生說，只有等到白內障長成熟的時候，才能動手術。在他雙眼看不見外界期間，給他請來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老師蘆荻來幫忙。蘆荻在毛主席身邊呆了七八個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復光明后，蘆荻就回到人民大學工作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學作品和其它古文書籍時，由蘆荻念給他聽。現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為主席讀。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毛主席就是這樣來讀書和辦公的。張玉鳳陪伴在毛澤東身邊（資料圖）1975年7月的一天，給毛主席做了白內障手術。那天天氣很好，毛主席也難得睡了個好覺，一共睡了六個小時。下午四點鐘他醒來時，我問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樣？”主席說，“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覺。”我接著說，“主席，既然您休息得很好，今天我們就把那件大事辦了吧。”主席問，“什么事呀？”我說，“不是動白內障手術的事嗎？你不是已經答應過的嗎？”那段時間，只說要做個手術，但沒確定哪一天做。我想，這天是個很好的時機，就動員主席做。參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說，根據主席近幾天的身體狀況，可以實施手術。主席點頭表示同意，并說“做！”于是，醫生為主席量了血壓，聽了心臟，又測了脈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間休息廳里進行了嚴格的消毒，做好了動手術的準備。眼睛復明激動得流了淚當時，有一個為毛主席治療的醫療小組，負責人有周恩來、鄧小平、汪東興和王洪文。手術由廣安門中醫研究院和同仁醫院的醫生參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當時大家都擔心手術有沒有把握。事后，我也問過唐醫生有多大把握，他說他有百分之九十五點多的把握。白內障手術實際上也不算什么大手術，赤腳醫生就在農村的田間地頭做過多少次。但現在是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別緊張和擔心。手術前聽昆曲緩解緊張我看到過有的護士在給毛主席打針時，手都直發抖，一連幾次就是打不進去。在這種情況下，主席總是跟護士談點別的事情，以消除她們的緊張情緒。等到手術準備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沒有馬上做。毛主席對做手術心里也很不安。他一生從未做過手術，一旦這次手術不成功，那還不如不做的好，雖然眼睛看不見東西，但別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他還想到，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丟下這個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讓我放了一段昆曲演員蔡瑤詵唱的岳飛《滿江紅》的錄音。——“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陳詞慷慨激昂，曲調催人奮進。毛主席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踩著昆曲的節拍走上手術臺的。醫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圍打了一針麻醉藥。這個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針扎過后麻醉藥不管用，主席說他眼睛還有感覺。于是又打了第二針麻醉藥，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覺。這時，我就關掉了錄放機。手術時間不長，前后十五分鐘，實際動手術時間只有八分鐘。手術過后，周總理、鄧小平、汪東興、王洪文他們怕影響剛做完手術的主席，沒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臨走時，周總理對我說，毛主席的手術做得很成功，讓我轉告毛主席。我這樣做了，并特意告訴毛主席說總理也是剛從醫院里來的。主席聽后就說：“謝謝他。”手術后，毛主席的情緒很穩定。一個星期后，醫生給毛主席眼睛上的繃帶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終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間，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邊工作人員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們的名字。這時，毛主席激動得流了淚，因為他一年多沒有看到這個世界了。張玉鳳與晚年毛澤東（資料圖）醫生做手術時，只做了白內障長成熟的左眼，也沒有切除白內障，而只是把白內障壓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問為什么不切除？唐醫生說，切除的手術比較復雜，尤其對高齡老人不適宜，而把它壓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證七八年的視力。毛主席左眼的視力剛恢復時，醫生說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鐘的書。一開始，毛主席還能做到這一點，但很快他就不干了。看書是他一生最大的愛好。因此，他又開始夜以繼日地讀書、看報、批閱文件了。全身是病 睡眠不好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鍛煉身體，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時，他就沒法鍛煉了。只在累了的時候，把頭來回扭一扭，活動一下脖頸。兩臂舒展一下，練習“左右開弓”。他有心臟病、支氣管炎、腿浮腫，等等。支氣管炎主要與吸煙有關，后來在晚年大家動員他把煙戒了。他看書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漫地躺在床上，靠在一個很高的枕頭上。毛主席從來不喜歡戴眼鏡，他看書總是用一個放大鏡看。手術后我們為他準備了三副眼鏡長時間手里拿著放大鏡是很累人的，后來我們給他換了一個輕一點的放大鏡。但手術后我們為他準備了三副眼鏡。考慮到他在床上看書的習慣，一會兒左躺，一會兒右側，手術后，在醫生的建議下，我們就給他做了特殊的眼鏡，一副是沒有左腿的眼鏡，一副是沒有右腿的眼鏡，還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發上看書時用的平常的眼鏡。我們就不停地給主席換眼鏡。當他左躺時，就給他戴沒有左腿的眼鏡，右側時就給他戴沒有右腿的眼鏡。老年人本來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這樣長期從事高強度腦力勞動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經常在服過安眠藥后仍長時間地不能入睡。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都有體會，對于他老人家來說，睡眠的確是一個大問題。坦然面對晚年病情毛主席雖然身體不好，但他不隱瞞，他對自己的健康狀況很坦然。在接待外賓時，他坦率地給他們講自己身體不太好。由于翻譯聽不清主席的話，我每次都參加主席與外賓的談話。我和翻譯坐在沙發的背后。毛主席在談話中，總是引經據典，妙趣橫生，瀟灑自如。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來時，主席對他們說，自己的身體不好。尼克松不相信地說，你看上去很好。毛主席說，外表是騙人的，不要為假象所迷惑，我剛剛才從一場大病中恢復過來。1976年春，毛主席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這是他最后一次會見外賓。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們都談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歡和毛主席談。在主席與布托會談期間，我發現主席的額頭在冒汗，知道他身體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從來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說的那樣臉拉得老長，張著嘴流口水，他從來沒有這樣。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凈凈的。因為主席身體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談了三十分鐘就告辭了。突發心肌梗塞一字不漏背出《枯樹賦》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當時中央根據醫療小組的診斷，第一次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的領導通報了主席的健康狀況，但保密等級仍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狀況方面，要是早點，比如說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狀況公開告訴人民，也許人民對主席逝世就不會感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干嗎要嚴格保密呢？人最后都是要走的，這是自然規律。毛主席自己也是不隱瞞自己健康狀況的。這個問題，研究黨史的人可以研究一下。好在這次心肌梗塞在醫生的幫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復過來了。雖然說這次恢復了，醫生說人要闖三關。已闖兩關了，下一關主席能闖過去嗎？主席恢復過來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樹賦》找來給他看。他很喜歡詩賦。《枯樹賦》寫得很好，也很長。講的晉朝一個人，來到一棵大樹下，看到這棵大樹過去也有過生長繁盛的時期，而現在已經逐漸衰老了，使人在內心中油然產生出一種悲涼的感覺。毛主席看過后，對守在床邊的我說，你拿著書，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來。我看著《枯樹賦》，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來。可見，他老人家頭腦并不糊涂。唐山地震后搬進防震房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里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時，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突然聽到一聲震響，我匆忙地爬了起來，穿上外衣，向主席那里走去。但由于房屋擺動得很厲害，我感覺走起路來都很費力，東倒西歪的，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最后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這時，看到汪東興他們也費力地向主席那里走。來到主席那間屋里，我看到主席不動聲色地平靜地躺在床上。偉人真不愧為偉人，遇到重大事情從不慌張，而是泰然處之。1972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資料圖）主席問汪東興出了什么事，汪東興說，還不清楚，可能是發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你匯報。當時，我們擔心屋頂上會有什么東西摔下來打著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幾個人牽起一張床單，懸空擋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種緩沖和掩護的作用。在當時那樣緊急的情況下，也只有采取這樣極其簡陋的防御措施了。第二天，汪東興報告主席說，唐山發生了地震。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見，中央政治局決定讓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說，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決定，我就搬過去吧。但等地震過后，我還要搬回來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間房子里。晚年毛澤東（資料圖）由于主席心臟不好，在醫生的建議下，我們給主席找來了一副擔架。事先還由衛士們演練了一下，盡量做到讓主席安安穩穩地躺在擔架上。這樣，在戰爭年代就坐過擔架長征的毛主席，建國幾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擔架。在地震期間，毛主席很關心唐山、北京以及其它震區人民的情況，詢問損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樣，反映了領袖與人民是心心相印的。晚年毛澤東（資料圖）彌留之際關心國際問題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彌留之際，他仍關心著國際問題。當時日本在搞選舉。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選舉中的情況。他嘴角在動著，想要什么東西，但護士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護士們就把我叫了去，主席發音太輕，很微弱，我也沒聽懂。這時，主席在他背后的床頭木板上敲了幾下，并伸出三個手指頭。我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說“三木”，就問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況，他點了點頭。我就把有關三木的情況簡報找來了給他。他老人家最后幾年從未中斷過看書讀報，直到去世前最后一次蘇醒過來后，還由身邊工作人員給他讀文件。9月9日凌晨0點10分，他老人家離開了這個世界，告別了他的祖國，永別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詳，沒有一點痛苦的表現，就像永遠地睡著了一樣。沒給他做新衣服，還是那件洗干凈了的穿過的中山裝。1972年6月8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中南海書房會見來我國訪問的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毛澤東饒有興趣地觀（資料圖）毛主席不愛錢 百萬存款留給國家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六年，發現他老人家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愛錢。他不是沒錢，僅《毛選》的稿費他就有百萬存款，就在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里，必須有他的親筆信，才能取到錢。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給了國家和人民。他經常在經濟上幫助有困難的民主黨派人士和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但如果有誰伸手向他要錢，他就不愿再見到這個人了。他看不起愛錢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裝的口袋里裝有兩件東西，一樣是香煙，但總是只裝半包香煙，不裝整包香煙；另一樣是一塊手帕。他身無分文，我們在他身邊工作也沒什么可撈。因此，不存在犯經濟錯誤的問題。主席不愛錢的品格，對我教育很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從來不為錢而活著。討厭“萬歲”、“萬壽無疆”等“屁話”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們都呼喊“萬歲”、“萬壽無疆”，但他討厭這些。他認為有些人這樣喊，是“屁話”，他真正關心的是他離開這個世界以后人們怎么看他。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遠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老人家曾多次對我說過，希望我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的墳上去看他。后來我知道，他對其他身邊工作人員也說過同樣的話。這么多年來，我沒有辜負他老人家的遺愿。這些就是我親眼看到的毛澤東。（摘自《社會科學論壇》）注:張玉鳳，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澤東乘坐的專列上工作，1970－1976年為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1974－1976年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

毛主席晚年最信任的女人 緣何會是張玉鳳張玉鳳，60年代曾任職于牡丹江鐵路局的餐車服務員，廣播員，此后被調任鐵道部專運處，出任毛澤東專列的服務員，后來曾為毛澤東出巡全國時私人專列車廂上的服務員，1970年7月以后長期擔任其機要秘書兼生活秘書。在毛澤東晚年的歲月里，有兩個不得不提的年輕女人：一個是護士孟錦云，一個是機要秘書張玉鳳。毛澤東的房間只有兩個人可以隨便出入，那就是張玉鳳和護士孟錦云。不管是誰，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澤東的親友，無論是國策大計，還是私人訪問，都必須經過張玉鳳的通報之后，方能決定見與不見。甚至連毛澤東用的餐，都是放在客廳后，由張玉鳳拿進去。晚年時期的毛澤東是一位再普通不過的老人，他也有著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包括任性、愛發脾氣。那時的毛澤東與夫人江青早已分居，天天出現在毛澤東眼前的張玉鳳就成了這位老人全部的感情寄托。身體孱弱的毛澤東，其晚年在紛繁蕪雜的政治環境中愈發有心無力，他不愿也不敢相信任何人。他的身邊只有一個張玉鳳，而他也只愿意信任張玉鳳。張玉鳳做起事來特別細心認真，謹慎這也是毛澤東后來放心地把很多機要事務交給她打理的主要原因。通過兩件事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張玉鳳給孟錦云支招緩解他與毛主席之間的冷淡關系：根據孟錦云回憶，1975年夏天，在自己來到毛澤東身邊四個月后，一直對她很熱情的毛澤東突然變得冷漠起來。小孟幾次想同他說話，毛澤東都不愿理睬，顯得心煩意亂。經細心的張玉鳳問詢后才知道，原來是毛澤東被小孟嚇到了。毛澤東房間里特別靜，而小孟進房間時卻總是一點兒聲音也沒有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常常把這個80多歲的體弱老人嚇一大跳。張玉鳳告訴小孟，以后進房間時先給他點聲音，比如咳嗽一聲，或出點兒粗氣。這樣老人好有個思想準備，問題就這么解決了。張玉鳳拒絕江青清理毛主席私人財產：張玉鳳掌管著毛澤東私人保險柜的鑰匙，而這也讓她成為了奪權派眼里的“無價之寶”。在毛澤東的私人保險柜里，有毛澤東的存折支票，還有一批黨和國家的特級絕密文件，其中不乏許多高級干部寫給毛澤東的檢討書、認罪書、告密信等，這些無疑標注著許多高層領導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首先鬧事的是江青，她非常清楚，保險柜里有兩樣能遺禍于己的材料：一是1976年她寫的不搞‘四人幫’的檢討，二是康生臨死時告發她是國民黨特務的談話記錄。江青以主席夫人的名義，提出要清理主席的私人財產。不料，在江青向張玉鳳索取保險柜鑰匙時，張玉鳳卻說：“主席留下的一切，都是黨和國家的財富，若要清理必須經華主席批準”。這讓江青大為光火。隨后張玉鳳如實地向華國鋒匯報了情況，說明了這批文件的重要性，引起了華國鋒的高度重視，使得江青的算盤落空。可以說，作為毛澤東晚年最信賴和依靠的人，識大體、顧大局的張玉鳳對形勢的發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的張玉鳳已年逾花甲，但保養得很好，膚色白皙，短發修齊，鬢角略有白絲，說起話來謙和而又大氣，語調毫無做作。這樣一位淡然的老人，卻曾經將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青春歲月都奉獻給了毛澤東，她是毛澤東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就像是一根拐杖，支撐著毛澤東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時光。

第四篇：一位“無所畏懼的領導”,習近平曾給他當秘書

一位“無所畏懼的領導”，習近平曾給他當秘書

《 中國經濟周刊 》（2010年第29期）

6月23日，是原國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耿飚去世十周年。八年抗戰，他保衛陜甘寧，收復張家口；解放戰爭中，他是著名的“楊羅耿”兵團的參謀長；新中國成立后，他是第一位駐西方國家的“將軍大使”。

耿飚長女耿瑩，小女耿焱，一位是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的理事長，一位曾求學于哈佛大學、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無論現在做的是什么，在均已年過花甲的她們看來，父親并不遙遠，永遠都在那里。

“我父親21歲拿槍桿子，到91歲去世，他一輩子只有一個信念：解放全中國，讓人民過上好日子。”耿瑩說。

留守“抗日大本營”

“共赴國難！”當1937年8月1日，鐮刀斧頭與青天白日兩面旗在延安共同升起時，耿飚心里想著這樣一句話。

“七七盧溝橋事變”時，耿飚在紅四方面軍第4軍任參謀長。1937年8月22日至25日的洛川會議上，決定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主力部隊揮戈出征抗日后，要留下一支部隊鞏固陜甘寧根據地，使陜北成為抗日大本營。

1937年9月6日，耿飚任八路軍第129師385旅參謀長。10月中旬，耿飚隨部隊進駐隴東防區——慶陽、合水、鎮原、寧縣和栒邑。“385旅的防區，是我們黨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據地的西南大門。”耿瑩說。

之前，毛澤東還與耿飚有過一段對話。“主席說話很幽默，他一直叫我父親小老鄉，湖南人嘛。”耿瑩說。

毛澤東說：“小老鄉，你知道我叫你來干什么？”

耿飚說：“報告主席，我不知道。”

毛澤東說：“鳥有巢，毛毛有搖籃，你說我叫你來干什么。”

耿瑩解釋說：“主席這句沒頭沒腦的話很難捉摸。我們湖南是管嬰兒叫毛毛。我父親想了想，他說報告主席，你是不是讓我建立根據地，到什么地方？”

毛澤東回答：“對頭，小老鄉就是小老鄉。”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耿飚帶領部隊在甘肅慶陽建立了根據地。

“慶陽城很小，沒多少戶人家，戰士們沒地方住，我父親就帶領戰士們挖了119孔窯洞，作為戰士們的住地。這些窯洞至今保留著。”耿瑩說。

當年對于開辟根據地的部隊來說，最棘手的還不是吃住，而是深山叢林里出沒的猛獸。

耿飚便組織部隊打獵，“一個月下來，打到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條狼、狐貍，上千只野兔。”

在這些獵物中，最難打的是豹子。耿飚就出了個主意：把手榴彈塞進兔子的肚子里、裹在羊肉里，拉火弦固定在樹樁上，豹子咬上就走，手榴彈一炸，豹子就被炸死了。

耿飚還曾經送了一只老虎到延安，給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品嘗。耿飚本人曾經對此有詳細的回憶：看到老虎，毛澤東對朱德說：你能不能一個人把他舉起來？朱德試了試說：不行，得吃掉“九牛二虎”才有那么大的力氣。“無所畏懼的領導”

在耿焱家中保存著一本珍貴的影集，是一個美國友人送給耿飚的。這本影集的第一頁就是一張耿飚與一位美國軍人的合影。

這位軍人就是耿飚從延安奔赴抗日前線時護送到晉察冀去的美軍觀察組組長德穆克上尉。1988年5月，已經成為美國政府顧問的德穆克隨一個美國商務代表團訪問中國，派人將一張名片送給耿飚，要求與他會面。此時的耿飚正忙于其他活動，未能抽空與德穆克見面。德穆克在歸國前托人轉來一本影集，扉頁上方用英文寫著：“送給無所畏懼的領導——耿飚。”

時間追溯到1944年9月。耿瑩說：“那時有個美軍觀察組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去考察，父親率部隊護送。美國人習慣了坐車，不會騎馬，我們哪有汽車啊？騎不上馬就罵人，一路上笑話很多。”

一路上，這些美國人架子大、脾氣大，他們把警衛當作他們的勤務兵，埋怨他們照顧不周，甚至提出要吃西餐。

讓耿飚頭疼的是，這些美國人不僅不會騎馬，連從哪邊上馬都不知道，總有人從馬背上摔下來。于是，他們就抽打牲口。

耿飚沒辦法，只好決定每兩個戰士保護一個美國人并教他們學騎馬。幾天后，他們的騎術大進，每當宿營下馬后還拍拍馬脖子、吻馬臉，豎起大拇指夸這些馬“頂好”。

美國人對中國的事物充滿好奇。路上過一輛牛車，他們也要停下來圍觀，拍照，嘴里發出“噢！”“噢”的驚奇聲。他們還經常會問“婦女為什么不搽口紅”、“老太太腳是怎么變小的”這類問題。

耿瑩說：“父親說，接近黃河時，天空開始出現日軍飛機。對我軍來說，行軍路上遇到空襲，只要指揮員一聲令下，幾分鐘內就會疏散隱蔽完畢。”

然而這些美國人一聽見飛機聲就亂了套，先是指著飛機大喊“在那邊”，然后就策馬亂穿，把他們的大衣、行囊扔得遍地都是。戰士們解釋“那是偵察機”，可他們聽不懂。

幾分鐘的騷亂，常常得花一個小時才能收攏隊伍。有的人騎馬跑出好遠，有的鉆到灌木叢里、莊稼地里，找都找不出來。警衛排的戰士們不得不到處去找他們丟失的零星物品，大到電臺部件，小到項鏈、十字架。

在即將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德穆克曾問耿飚：“我們該怎樣評價這次偉大的冒險？”耿飚想起在延安學習時常用的一句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他回答說：“無所畏懼。”德穆克向他的同伴們轉達了這個詞，引起一陣低低的“噢！”“OK！”

從此，他們便把這次行軍稱做“無所畏懼行動”，把耿飚叫做“無所畏懼的領導”。

習近平給耿飚當秘書

習仲勛是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曾擔任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在慶陽的耿飚與習仲勛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耿焱說：“因為都很熟悉，他們倆性格都很耿直，幾十年來都比較合得來，習仲勛伯伯的兒子近平還曾經在父親身邊擔任秘書。”

耿焱補充說：“近平先是在陜北插隊，后來從清華畢業，就直接去了我父親那兒，工作了大概3年。”

1979年，習近平從清華大學學成畢業后，分配到中央軍委辦公廳，擔任當時的國防部長、政治局委員耿飚的秘書。

“父親覺得近平是一個非常踏實的小伙子，用心學習。當時父親有3個秘書，習近平最年輕。”耿焱說。

在習近平3年的秘書生涯中，“其中兩年我父親在任上。這段經歷應該對他很重要，他可以參加很多中央的會議，參與一些軍隊、地方和外事的工作，有些會議、文件，中央怎么處理他應該都很清楚。”耿焱說。

習近平在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前，還曾特意到耿家看望耿飚的妻子趙蘭香老人，“當時他說那3年秘書工作對他有很大的作用。后來，在中央政治局他分管港澳臺工作，當年我父親曾負責港澳臺工作，近平做秘書時看了很多的資料，還隨我父親接見港澳臺的人物。近平說，那時候積累的經驗和知識非常重要，接手工作的時候就不會覺得陌生。”

如今，每逢新年，習近平都會送賀年片給趙蘭香老人，并寫上“身體健康”等祝福語。

女兒眼里的耿將軍

耿飚的長女耿瑩現在致力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挽救。作為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的理事長，她花費了長達4年的時間才拿下批文。“基金會的作用就是喚醒大家：老祖宗的東西不要都破壞完了，要留下來。”

耿瑩說，正是父親讓她懂得了什么是“文化”，懂得了什么叫“遺產”。

“和平解放寧夏的前夕，我父親在前線，我跟在他身邊。那是在一個破廟里，我發現父親手里頭有一大張地圖，上面用紅藍鉛筆作了標記，藍顏色的圈圈，還有紅顏色的箭頭。我就問爸爸說藍顏色的是什么？我爸爸說是我們的炮口啊，我說那為什么不打啊？爸爸也在發愁，指著地圖說：你看看這里頭都是我們老祖宗留下來的古物。”

耿瑩說：“你看他們一邊打仗，一邊還想著給后代留下什么。現在還有沒有哪個干部心里想著要給后代留下什么？拆一片和建一片，天壤之別！”

與姐姐耿瑩一樣，耿焱認為父親的愛好特別多，而攝影這一愛好貫穿了父親的一生。“1932年部隊繳獲了五六個相機和全套的沖洗設備。他拿著銀元到照相館去，讓師傅教他照相，師傅就把全套都教了他，從此他一路照相，長征全程他都記錄了。”

“斯諾寫西行漫記的時候，收集資料，問他要，他不給，后來上級只好下命令要。后來這東西就沒還回來，成為他一生很大的一個遺憾。”

耿焱說，“長征沿途的照片，包括過雪山、草地，照片都被斯諾拿走了。父親從來沒間斷過找尋，解放后，他通過外交部找了斯諾，斯諾說給了丁玲，讓丁玲轉交。但是當時丁玲已經在農場勞改了。后來他又找了農業部，農業部就派人到丁玲的地方去問她，丁玲說‘我的東西都不知道哪兒去了，肯定沒有了。’”

在耿焱的記憶里，父親對一樣東西保存的特別好，那就是他的黨證。“那是他在江西蘇維埃政府的時候組織上發的。當時就那么一兩年發過黨證。他保護的別提多好了，拿個塑料布包著，長征期間一直帶在身上，都沒被水洇過，里面交黨費的簽字都清清楚楚”。

無論是耿瑩還是耿焱，對父親的愛都被埋藏在心底。當被問及“現在想起父親會出現的是什么樣的場景？”耿瑩說：“我有煩心事的時候會在他墳前和他聊聊天。我覺得我父親好像沒死，在什么地方等我。我一定要去找他。”

“前些日子去參加革命前輩、開國少將陳銳霆伯伯的葬禮，他今年6月13日去世，享年105歲。我看著滿墻的照片對他女兒說：父親陪了我們這么長時間，我們老了父親才走，這是我們一輩子最幸福的。我也給陳伯伯說，如果見著我父親，給他帶個好。”耿瑩說。

（本文部分史實參考中華書局2009年版《耿飚回憶錄》。實習生閆斯靜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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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五四運動到底是什么？

五四運動到底是什么？（李劍芒）

1919年的五四運動被一些國人看作是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有不少的人認為五四運動的精髓是“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有人甚至把這個運動與70年后的學生運動類比。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我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重新回歸到集權專制主義的起始點！這個運行造成中國在民主的道路上后退了100年！那些把“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歸結為五四精髓的人們是把發生在1915-1921年間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混淆。《新文化》帶有許多先進的特征，胡適把《新文化》運動比喻成中國的文藝復興。《新文化》提倡民主和平等；《新文化》提倡對傳統文化進行大清洗，注意不是大推翻，胡適和他的學生顧頡剛，朋友錢玄同創建疑古派；《新文化》；提倡社會應該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新文化》運動里既沒有民族主義，也沒有愛國主義（只是在概念上提出中國應該是一個國家，反對儒教的超級地位，這實際上類似西方的反對政教合一）。

但五四運動完全是另一回事！首先五四精神根本不是民主和科學，它是標準的民族主義情緒大爆發。這個爆發有其可以理解的歷史原因！在那個臭名昭著的《凡爾賽和約》上，把德國在山東的領地沒有還給中國，卻交給了日本。一戰中中國加入三國協約（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的前提條件是拿回德國占領的山東。中國為此向法國派出14萬勞力。打贏了，《凡爾賽和約》的主子們（法國，英國，意大利，日本）卻把山東給了日本，完全忽略了中國的國家利益！這是有一點血性的中國人無法接受的超級羞辱。美國曾經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贏得中國知識層次的贊賞，但美國干不過英法兩國，自己也退出了《國際聯盟》。

所以五四運動完全是民族經受了巨大恥辱造成的。西方有人說，如果美國當年在巴黎合約時更加堅決一點，整個世界的歷史就改變了，中國就不可能發生后來這一系列大倒退政治運動和戰爭！五四運動除了受感情驅動的非理性行為外，另一個理論開始大規模入侵。這就是從蘇聯革命成功引進的馬主義。中國的著名知識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等）幾乎一邊倒的向左轉。新文化運動提倡的民主，科學精神被完全放棄！中國人被無恥羞辱后發熱的腦子被暴力革命的邪火徹底點燃。專政！專制！這是五四的陰魂下發出的最響亮的嚎叫。它根本不是民主，它根本不講科學，這是一股完全由人的自利性驅動的瘋狂運動。這個運動是文化流氓的天堂，他們一步步把文化流氓引導到暴力流氓。中國接下來的90年就不停地重復著：暴力，耍流氓！五四運動沒有達到任何自己希望達到的目的，日本人該站山東還是占了山東。但在這把民族主義的邪火下冶煉出了一個魔鬼，這個魔鬼讓中國人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我說過，高喊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家伙沒有一個是好東西！民族的前途就恰恰毀在這些除了表演啥本事沒有的混帳身上。暴力沖動是人身上的一個魔鬼，這個魔鬼受人類道德這個鐵籠的束縛。一旦這個魔鬼被解放，社會必然是魔鬼的社會，這個社會的主宰必然是魔鬼！

那些試圖把相隔70年的兩次學生運動類比的人們，我勸你們好好再想想。一個是走向專政，專制，另一個是要求解除專政，專制；一個是到處放火燒房子，打人，另一個是和平方式；這兩個東西怎么可能是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