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定稿)河南慶豐種子有限公司調查報告

河南慶豐種子有限公司公司調查報告

一，企業資質：

河南慶豐種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大型的現代化種子企業，注冊資金500萬元人民幣。并以南陽市群英農作物科學研究所為依托，共同致力于玉米、棉花等農作物新品種的選育、推廣、生產、和銷售。公司下設科研、生產、品管、營銷、財務行政等部門。擁有穩固的種子生產基地，現代化的種子生產加工設備和現代化的種子檢驗和檢測設備。公司目前擁有自己的獨家品種。2008年度公司榮獲鄭州市種子管理部門頒發的“模范種子經營商戶”和2006年河南省科技廳頒發的“高新技術企業”稱號。

二，辦公地點：

河南省鄭州市北環路6號經三名筑1號樓22樓086號

三，注冊地點：鄭州

四，職工人數： 10

五，品種狀況： 品種名稱：群英8號（玉米種）

審定編號：豫審玉2007008

選育單位：南陽市群英農作物科學研究所

品種來源： Lu4-1×Y3-

3特征特性：夏播生育期98天。株型半緊湊，株高268cm，穗位高100cm，成株葉片數21片；幼苗顏色綠色，芽鞘色淺紫色；花絲紅色，花藥黃色，花絲粉紅色；果穗筒型，穗長19.9cm，穗行數17.6行，行粒數33.1粒；穗軸淺紅色，籽粒黃色，偏硬粒型，千粒重293g，出籽率86.5%。產量表現：2004年省區試（3000株/畝2組），平均畝產481.0kg，比對照豫玉22增產6.9%，差異顯著，居17個參試品種第8位；2005年續試（3500株/畝3組），平均畝產579.6kg，比對照浚單18增產4.0%，差異不顯著，居18個品種第5位。

2006年省生產試驗（3500株/畝2組），平均畝產498.6kg，比對照浚單18增產7.4%，居7個參試品種第1位。

品質分析：2005年農業部農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中心（鄭州）檢測：籽粒粗蛋白11.57%，粗脂肪5.33%，粗淀粉70.13%，賴氨酸0.30%，容重774g/L。

抗性鑒定：2005年河北省農科院植保所人工接種抗性鑒定：高抗矮花葉病(3.85%)；中抗彎孢菌葉斑病(5級)，中抗大斑病(3級)，中抗小斑病(3級)；感莖腐病(60%)，感玉米螟(7.3%)，感瘤黑粉病(13%)。適宜地區：全省各地種植。

栽培技術要點：

（1）種植密度：中低產地塊3000-3300株/畝，高肥水地塊3300-3500株/畝。

（2）注意搶時早播，采取寬窄行種植，氮、磷、鉀肥配合施用，并注意增施鋅、硼肥。喇叭口期注意防治玉米螟。

（3）適時收獲：推遲收獲期，以增加千粒重提高產量，發揮其高產潛力。

六，業務范圍：

各類農作物種子批發、銷售（以玉米種為主）。

七，生產經營狀況：

公司擁有穩固的種子生產基地，擁有現代化的種子生產加工設備和現代化的種子檢驗檢測設備，公司年經營玉米種不斷上升，經營額不斷增加，公司目前擁有自己的獨家品種。

八，文化品牌建設：

1，“鄭單” 商標已于2002年10月注冊通過并使用。公司成立10年以來，嚴把質量關，以誠信經營為宗旨，樹立了河南慶豐種子“10年質量無差錯 購慶豐種子放心”的美譽；

2，加大打假維權力度，發揮龍頭帶動作用，促進農民增產增收；

3，提高品牌可信度，引導服務性農業。方便農民購種，引導高新技術農業；

4，加快品種創新，引導定單生產，免除制種戶后顧之憂。

九，企業動態、企業活動：

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河南慶豐種子有限公司始終堅持探索農民朋友對農資產品的需求和渴望，始終以做大、做強、做精為企業的目標，注重品牌建設，市場定位準確，為全國各地代理商、經銷商提供充足、良好的產品，確保各地代理商、經銷商在各自的市場占據制高點，創出一片驕人業績！

企業定期組織的活動是：1，對員工進行專業和素質的培訓；2組織合作伙伴定期的培訓和交流；3，關注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每年舉辦“高產獎”等活動回報種植戶；4，組織高產示范田，發展示范農業。

十，企業目前存在的困難、問題、發展趨勢和前景：

困難：1，部分縣市種子執法部門轉嫁負擔；

2，地方政府扶持導致不公平競爭

針對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公司將采取以下對策：

1，嚴格市場準入制度；

2，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

3，爭取政策扶持，確保健康發展；

4，充分發揮種業協會和種子管理部門作用。

經過時間的沖刷和洗禮，河南慶豐種子有限公司現已擁有高素質的員工隊伍，國內領先的科研水平，強勢的品牌影響力。憑借其人才優勢、科研優勢、品牌優勢，并隨著現有品種的高質量、低價格、高市場占有率和后續品種的推出，我們堅信：在蓬勃發展的農資市場中，河南慶豐種子有限公司必將闊步邁進，開創農資市場更加輝煌的明天！

十一，對管理部門網站活動的意見和建議：

管理部門網站活動的意義：有效的加強企業自律，架構了企業與管理部門，企業與合作伙伴等交流的平臺和橋梁。希望定期多組織此類有意義的活動。

第二篇：豐慶路浴場調查報告

【逍遙地址】：豐慶路【逍遙時間】：5.29【逍遙項目】：【小姐概況】：目前不詳【小姐姓名】：目前不詳【環境設備】：又好又壞【逍遙花費】：200-500不等【安全隱患】：70-95不等【逍遙細節】：在外地工作了兩年多，最近回來休假一段時間，晚上在豐慶路到水司十字溜達了一下，因為之前在網上看各位狼友說的很多，但這次回來實地考察了一下覺得變化還是蠻大的，豐慶路浴場調查報告。首先兩年前經常去的寶馬會KTV竟然沒了(個人認為里面公主的素質還是相當不錯的)，也不知道搬什么地方了，還有豐慶路西頭草陽酒店附近的幾家小洗浴中心牌子也摘了(其中一個我之前去過，里面有個東北熟女很騷)但門前掛個小牌子-正常營業。看來風聲還是比較緊。路對面的名門勢造得挺大，人進進出出，看來安全沒什么問題(看到從里面出來三個技師，個子都不高但很風騷比我之后看到的那個高一個檔次，但還不是極品我給85+)，調查報告《豐慶路浴場調查報告》。名門左右兩邊又新開了兩家足浴一個叫海闊天空，另一個我忘了，這兩家裝修的也挺好的。路南的這三家顯然比路北的場子有實力，人流量不小，應該很安全。再往水司方向走，有一個新陽光洗浴，不推薦，看起來破破的外面還有4，5個小混混，不知道是看場子的還是別的什么，總之感覺不舒服。再往前新明星舞廳依然燈火通明，可惜小弟不好這個，總覺得里面太亂人太復雜，雖心向往，然實不敢去。路北我一直走到天香新唱(還好沒有搬家，小弟一直比較喜歡KTV的氣氛，之前也去過，感覺相當不錯，公主也很漂亮)中間新開了2，3家足浴的場子，但明顯沒有名門附近三家勢大。為了各位狼友的安全不推薦路北的足浴和洗浴的場子，當然天香新唱和威龍兩家KTV除外，畢竟KTV和洗浴不是一碼事安全系數會高很多。威龍KTV我從沒去過，幾個原因門面太小，裝修不好，門口據我所知常年墩有小混混，不知道干什么的大家還是小心為妙，而且據說和天香新唱和原來的寶馬會沒得比。一路下來洗浴，足浴，KTV一共12家(如果沒算錯)。對了水司十字東南角有一個我原來沒見過的光腳板足浴，門面新而且大，據伙計說還不錯，老板后臺硬很安全。最后回去的時候，豐慶公園北門向西走(就是沿著豐慶路一直往西)，又看到新開的三家-盛世名門(和前面的名門不是一回事)，光腳板(也是冒名頂替)，還有一家記不住名字了。裝修雖好但總感覺不是這么回事。總體推薦各位狼友，安全第一的狼友：名門附近三家(名門，海闊天空，×足道-具體名字忘了，三家連著很好找)，和豐慶公園北門向西三家(買飲料的時候看見一個浴場的技師出來打電話，很一般我給70，就是不知道這三家哪一家的)。原因是因為這里附近都是民航，空軍，錦園，政府的人，警察不愿在這里搞事情。從我02年住到這里這里附近的場子還沒有被掃過。還有小場子少去。對于經濟第一的狼友：豐慶路北和路南的各種小場子(其中有的很破，我看到一個叫天上海河的就跟工地差不多)包括威龍KTV。至于哪一家的服務好，技師好，還有待挖掘，小弟最近也準備去名門驗證一下，這次只是提供給大家一個安全的基本情況，畢竟安全第一嘛。也歡迎各位狼友各抒己見。

第三篇：河南種子案

河南種子案——法院與人大關系

案情：2003年5月27日，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一起種子賠償糾紛案時，遭遇法律沖突問題。在庭審中，就賠償損失的計算辦法，原告（汝陽縣種子公司）與被告（伊川縣種子公司）爭議激烈，原告主張適用《種子法》，以“市場價”計算賠償數額；被告則要求適用《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以“政府指導價”計算。經審判，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2003）洛民初字第26號民事判決書，原告和被告都不服判決，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洛民初字第26號民事判決書寫道：“《種子法》實施后，玉米種子的價格已由市場調節，《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作為法律位階較低的地方性法規，其與《種子法》相抵觸的條（款）自然無效。”

洛陽中院判決書的這一表述激起河南省人大的強烈反響，河南省人大認為“洛民初字第26號民事判決書中宣告地方性法規有關內容無效，這種行為的實質是對省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地方性法規的違法審查，違背了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侵犯了權力機關的職權，是嚴重違法行為。”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下發了《關于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民事審判中違法宣告省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地方性法規有關內容無效問題的通報》，要求河南省高院對洛陽市中院的“嚴重違法行為作出認真、嚴肅的處理，對直接責任人和主管領導依法作出處理”。洛陽市中院黨組根據要求作出決定，撤銷判決書簽發人民事庭趙廣云的副庭長職務和李慧娟的審判長職務，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審判員，該決定最終未履行。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進行了請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3月30日作出《關于河南省汝陽縣種子公司與河南省伊川縣種子公司玉米種子代繁合同糾紛一案請示的答復》，指出《立法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行政性法規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規、規章”。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解釋：

（一）第四條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后，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和行政規章為依據。”根據上述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認為地方性法規與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不一致，應當適用法律、行政法規的相關規定。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維持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原判。

相關消息：2003年11月19日，肖太福、涂紅兵、陳占軍、朱嘉寧四位律師依據立法法規定，向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遞交了“關于審查《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的建議書”。建議有兩條：一是依法審查《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的法律效力，并向河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書面審查意見。二是盡快審查和清理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和各地的地方法規，責令制定機關廢止或修改與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

問題：人民法院是否有權做出宣布地方性法規無效的決定？地方人大與人民法院存在什么樣的關系？公民是否存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違憲審查的權利？

評析：

1、人民法院無權做出宣布地方性法規無效的決定，但具有選擇適用更高位階法律規范文件的職權和責任：第一，按照我國立法法第79條第1款的規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上文中的《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屬于地方性法規，其法律效力低于作為法律的《種子法》效力。第二，我國憲法第100條規定：“省、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和它們的常務委員會，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因此，河南省人大常委會有權制定《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之類的地方性法規，但前提是，該條例不得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從該案來看，《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與《種子法》確實發生了矛盾和沖突。第三，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在《關于如何理解和執行法律若干問題的解答》第18點中指出：“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的過程中，如果發現地方性法規與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制訂的法律相抵觸，應當執行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制定的法律。”該文件雖然是針對行政訴訟適用法律的解答，但對本案有借鑒作用。何況上文中，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3月30日作出的《關于河南省汝陽縣種子公司與河南省伊川縣種子公司玉米種子代繁合同糾紛一案請示的答復》中也指出，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認為地方性法規與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不一致，應當適用法律、行政法規的相關規定。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宣布與法律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無效。第四，我國現行憲法第67條第8項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的職權。立法法第88條第2項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同時第4項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它的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和批準的不適當的地方性法規”。因此，正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和省級人大才享有對地方性法規的審查權，而省級人大常委會和各級法院都無權直接宣布地方性法規無效。第五，清華大學憲法與公民權利中心副主任、北京中孚律師事務所肖太福律師認為，在目前我國憲法框架和司法體制下，人民法院沒有合憲性審查權是毫無疑問的，但人民法院有無合法性審查權卻是值得深思的。當下位法與上位法相抵觸時，司法審判實踐中人民法院可以選擇三種方式：其一，中止審理，逐級上報，等候裁決。其二，直接使用上位法，避開下位法。其三就是行使“有限司法審查權”，審查下位法的效力，適用上位法。即在判決中明確審查下位法，指出下位法與上位法相抵觸的地方，并根據憲法的精神和立法法的依據宣稱與上位法相抵觸的條款無效。（曾金勝：李慧娟事件再調查，人民日報《時代潮》2004年第9期）其中，第1種做法沒有體現司法的公信力，不能給當事人以信服的理由，也不符合司法文書以理服人的特點；第3種做法與我國法院的憲法地位不相稱，因為我國法院沒有明確得到關于違憲審查的憲法授權，不同于美日的司法審判體制；因此，只有第2種才是比較可行的做法。

2、人民法院接受人大的監督，但人大不得干涉人民法院的獨立審判行為：第一，我國現行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根據有關資料，在洛陽中院對本案進行合議前，該案審判人員先后收到洛陽市政府、市政法委、主管院長與副院長轉來的批示，以及河南省人大常委會要求省高院對洛陽中院相關責任人進行嚴肅處理的意見等，都是對司法獨立的挑戰。第二，不錯，根據我國憲法126條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7條的規定，法院是人大體制下的法院，它必須接受人大的監督，向人大報告工作。可是，人大與法院的關系更多地體現在人事安排和法律實施方面，體現為事后監督和法律監督，而不是事前、事中監督與個案的具體監督。法院與人大的關系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行政隸屬關系。法院首先是國家的審判機關，擔負著維護國家法制統一的重任。長期以來，我國的法院體制仿照行政體制，帶有濃厚的地方主義和部門主義色彩，地方法院因為財權、人事權等原因受制于地方，往往成為地方保護主義的工具。對于各級人大來講，對法院的監督也應通過法定程序通過對本級法院工作、法官的選舉、任命與罷免、對法院存在重大問題的質詢和調查等方式來進行。人大和其他國家機關與社會組織、個人對法院的監督不能演變為對法院具體行使審判權的監督和干涉。

3、公民享有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違憲審查的權利。根據《立法法》第90條第2款的規定：“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公民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建議，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進行研究，必要時，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建議”。4位律師依據立法法向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遞交了“關于審查《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的建議書”,正是公民主動行使憲法和法律監督權的的表現。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法定的違憲法審查權,如現行憲法第67條第1項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解釋和監督憲法實施的職權；第4項規定其享有解釋法律的職權；第7項規定其享有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的職權；第8項規定其享有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的職權。立法法第90條、第91條也做出了類似規定。2003年5月17日《南方都市報》報道：5月14日，俞江、滕彪、許志永三位法學博士，以傳真形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關于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建議書”，認為1982年由國務院頒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與我國現行憲法和有關法律相抵觸，應予以改變或撤銷。該事例也是公民享有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違憲審查的權利的表現。

思考:本案件引發之問題實際上遠不是誰對誰錯的爭論,而是一系列的深層次上的制度合理性問題的思考。

問題之一，法官在第一線判案，而制度上沒有給法官充分的解釋法律和適用法律的權力。一是法律的最終解釋權不在法院；二是法律適用沖突的決斷權不在法院。這樣，給法院審判帶來的困難是法院的終審判決可能不是終局的，因為它對法律的解釋可能是錯誤的，而最終被立法機關糾正。如果審判中遇到法律法規相沖突時，法官按制度只能中止審判，而將沖突的法規提交有權機關裁決。而這個裁決機關最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而常委會2個月開一次只有5-7天的會期，所以，依此制度運行，很多案件無法審判，要等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法規合法性的裁決。現在之所以沒有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法官很大程度上回避了這個矛盾，有選擇地適用一種法律，有時有抵觸的法規也適用，一般也沒有人追究。但是，隨著法治的深入發展，類似本案的矛盾會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我們這一制度的不適應性更加突出，法官權力分離現象的改革將越來越迫切。

問題之二，這一問題再次提出了法官是國家的法官還是地方的法官的問題。從這一矛盾沖突導致的結果看，在沒有國家違憲審查機制的情況下，現行法官任免體制使法官只能是地方性化的。在地方法規與國家法律沖突的情況下，“明智”的法官選擇優先適用地方法規更安全。但從我國的法律理論性質上，所有法官都是國家的法官，他們頭頂國徽都是以國家的法律名義在審判。隨著法制的發展，這一理論上的國家法官與制度設置上的地方性法官的矛盾將更突出。

問題之三，隨著人大的地位提高和作用的加強，人大行使權力的合法性和規范性問題將更突出。需要對行使權力的界限和程序提出更明確的要求。此案給人們的擔心是人大的權力濫用、不慎用也可能成為現實了。地方人大可能利用法律上的權力優勢不適當地干預一些事情；再說，一些地方人大行使權力的行政化和權力機關化也是個問題。問題之四，此案更迫切地呼喚建立違憲審查制度。像此案是一個十分明顯的需要進行違憲審查的爭議，如果我們還是視而不見，全國人大的立法和法制統一將會受到嚴重影響，也影響憲法的權威。法官在適用法律時不能有作為，而立法機關又不去作為，一些違憲違法的法規就會得不到糾正。同樣這種狀況對執法者也是一種傷害。法制越活躍，法律沖突會越多，它對憲法和法制的損害就越嚴重。因為它涉及對憲法法治的信念和信心問題

參見法律思想網中蔡定劍賀衛方姜明安等對李慧娟案的相關討論

反對法院享有審查權的人會主張：依據《立法法》的規定，只有相應的法規制定機關，才有權改變或撤銷與上位法相抵觸的下位法，而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只能依法判案，根本無權認定任何法規無效；而且《立法法》還規定，特定國家機關以及其他單位或個人認為某些下位法同憲法或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書面提出審查的要求或建議，由常委會定奪。這也說明法院無權直接認定地方性法規無效。

這種主張，顯然是混淆了“立法程序”和“司法過程”的界線。法規制定機關改變或撤銷法規，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應請求而審查下位法規，都屬于立法程序，會產生“法的變更”的普遍效力；而法院確認法規無效，則屬于司法過程，是指某項法規在具體案件中不被適用，更準確地說，法院只是“拒絕適用”某項法規，而非使之“徹底無效”，因此并未侵犯立法機關的職權。《立法法》也并未要求法院每當遇到上位法和下位法沖突時必須中止訴訟，提請有關機關裁決。“改變”“撤銷”“審查申請”等立法程序并非司法過程的必經步驟，對這些程序的規定也不能排除法院有權在具體案件中對某些法規直接進行審查。

《立法法》倒是的確規定了，當不同的法規之間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應由相應的法規制定機關進行裁決。這里提到了“法律適用”，似乎包括司法過程，若真如此，則法院在審判中在遇到這些情況時，就要中止審理，等候有權機關做出決定。但是，請注意，《立法法》對此只規定了大致兩種情況，一是“相同位階”的法律規定不一致，二是舊的特別法和新的一般法之間規定不一致，而且還是在“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才需裁決。《立法法》此處并沒有包括“不同位階”法律規定不一致的情況，究其原因，是因為這里規定的是“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法律時的疑難情況，是“上位法優于下位法”、“新法優于舊法”、“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等原則無法解決的特殊例外，所以需要交由法規制定機關另行澄清。而上位法和下位法不一致，就象新法和舊法、特別法和一般法不一致一樣，并不存在“應適用何者”的疑問，因此法院當然可以逕行適用優先的規范，無需提請相應機關進行裁決。

我國1989年通過的《行政訴訟法》，規定法院不受理對行政法規、規章等抽象行政行為提起的訴訟，但并沒有排除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可以對具體行政行為所依據的法律規范進行附帶審查，而且《行政訴訟法》還明確規定了法院的“參照適用權”，即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中，“參照”（而非“依據”）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這已被廣泛解釋為法院有權附帶審查規章的合法性。

而在實踐中，法院對法律規范的審查權并不局限于規章，而是早已擴展到了地方性法規。最高法院曾在其司法解釋中一再澄清：法院有權判定地方性法規是否與上位法不一致，并有權直接適用上位法。

第四篇：河南滑豐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發言稿

尊敬的各位領導、種業同仁：

大家上午好！我代表河南滑豐種業xxx，祝愿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河南滑豐種業是集科研、生產、銷售、加工、服務于一體的種子龍頭企業，近年來，在各級領導的關懷和指導下，與時俱進，開拓進取，大力實施“11331”良種化工程，為榮獲“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標兵”七連冠和農村經濟繁榮做出了突出的貢獻。2006年在種業百強的基礎上順利跨入“中國種業五十強”，河南滑豐種業是“國家級守合同重信用企業”、“國家優質小麥種子繁育基地”、“農業產業化省重點龍頭企業”、“河南省首發上市重點后備企業”等，通過了質量、環境、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認證。滑豐種業所生產的“滑豐”牌種子榮獲“河南省名牌產品”，滑豐商標被授予“河南省著名商標”。國家領導人杜青林，河南省省長郭庚茂，農業部副部長危朝安，河南省省委副書記葉冬松、副省長劉滿倉等領導先后蒞臨公司視察指導時均給予了高度評價。

河南滑豐種業不斷強化質量意識，努力打造名牌產品，健全營銷與服務體系。一是成立種子質量領導小組；二是全員強化法律法規學習，開展質量管理在心中，樹立質量安全意識；三是深入持久地開展質量改進、降廢減損活動；四是建立種子繁育、收購、加工、貯藏質量保證制度,嚴把種子生產、檢驗、收購、加工、包裝等各個關口，做到不達標種子決不流入市場；五是通過檢驗，加強全程質量監控，其中種子質量純度大田種植鑒定措施，屬河南省首創，并居國內領先水平；六是建立種子生產、經營檔案。通過一系列制度的制訂實施，有效地保證了種子質量，確保種子質量長期穩定，得到了消費者的認可。公司生產的“滑豐”牌種子暢銷豫、皖、蘇、魯、晉、冀、鄂、陜等省800多個縣市，得到用戶認可，成為農民的首選品牌，公司成為行業內的旗幟。

公司以培育優良農作物新品種為重點，建立創新體系，加大創新研發力度。滑豐種業在當地建立了200畝標準化科技示范園，在海南建立育種中心、西北建立制種基地，形成了南繁北育的局面。目前公司自主培育的滑豐9號——軸細籽深、出籽率高；滑玉11——適應性廣、高產穩產；以及抗病性好、矮稈高產的滑玉13等17個農作物新品種先后通過國家或不同省份審（認）定，并且

得到大面積推廣應用。目前公司還有30多個玉米新組合正在參加國家、省各類試驗，力爭到2015年在現有自主培育品種17個的基礎上達到22個，2020年達到30個；在3-5年時間內成功上市，建設占地面積為100畝的河南滑豐農業科技服務中心二期工程，與農業院校、科研院所聯合育種，發展現代農業，向縱深方向發展，在現有主要農作物品種的基礎上，拓展小雜糧、蔬菜特色種子等。為今后更好的服務農業生產做出更加突出的貢獻。

最后祝愿大家：播種滑豐良種喜獲豐收過幸福生活；經營滑豐良種實現共贏享生意興隆！謝謝大家！

2010年11月13日

第五篇：河南種子條例案

河南種子條例案

案情:2003年1月25日，河南省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伊川縣種子公司委托汝陽縣種子公司代為繁殖“農大108”玉米雜交種子的糾紛，此案的審判長為30歲的女法官李慧娟。在案件事實認定上雙方沒有分歧，而在賠償問題上，根據河南種子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種子的收購和銷售必須嚴格執行省內統一價格，不得隨意提價。”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的立法精神，種子價格應由市場決定。法規之間的沖突使兩者的賠償相差了幾十萬元。此案經過法院、市人大等有關單位的協調，法院根據上位法做出了判決。然而，判決書中的一段話卻引出了大問題“《種子法》實施后，玉米種子的價格已由市場調節，《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作為法律階位較低的地方性法規，其與《種子法》相沖突的條文(原文如此)自然無效......”

此案的判決書在當地人大和法院系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為此，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關于此事的通報上指出，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審判權，無權對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進行評判。目前在河南省人大和省高級人民法院的直接要求下，洛陽中院已初步擬定撤銷李慧娟審判長職務，并免去助理審判員的處理決定。

問題:李惠娟法官是否有權宣布《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無效.解析:李惠娟法官在判決書中宣告：省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條例》因與國家制定的種子法相沖突而自然無效。因為中國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在憲法上實際上實行的是人大至上，行政和司法機關對它負責，受它監督。立法、行政、司法有分工，但沒有制衡。人大制定法律，同時解釋法律和監督其他機關執行法律。法院沒有權力審查人大的立法是否具有合憲和合法性。

根據憲法和《立法法》等相關法律規定，在我國，法官在辦案時發現地方性法規或行政法規與國家法律相沖突時，應中止案件審理，報告所在法院，由所在法院報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據《立法法》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審查要求，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和做出決定（或由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和有關專門委員會審查，向法規制定機關提出審查意見，法規制定機關據此對相應法規進行修改），最后，法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或經法規制定機關作出修改后的法規，恢復對案件審理和做出判決。

聯系到本案，基層法院和中高級法院只應有權選擇適用相應規范，而不宜由它們直接和最終對法規、規章確認違法或宣布無效.思考: 本案件引發之問題實際上遠不是誰對誰錯的爭論,而是一系列的深層次上的制度合理性問題的思考。

問題之一，法官在第一線判案，而制度上沒有給法官充分的解釋法律和適用法律的權力。一是法律的最終解釋權不在法院；二是法律適用沖突的決斷權不在法院。這樣，給法院審判帶來的困難是法院的終審判決可能不是終局的，因為它對法律的解釋可能是錯誤的，而最終被立法機關糾正。如果審判中遇到法律法規相沖突時，法官按制度只能中止審判，而將沖突的法規提交有權機關裁決。而這個裁決機關最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而常委會2個月開一次只有5-7天的會期，所以，依此制度運行，很多案件無法審判，要等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法規合法性的裁決。現在之所以沒有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法官很大程度上回避了這個矛盾，有選擇地適用一種法律，有時有抵觸的法規也適用，一般也沒有人追究。但是，隨著法治的深入發展，類似本案的矛盾會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我們這一制度的不適應性更加突出，法官權力分離現象的改革將越來越迫切。

問題之二，這一問題再次提出了法官是國家的法官還是地方的法官的問題。從這一矛盾沖突導致的結果看，在沒有國家違憲審查機制的情況下，現行法官任免體制使法官只能是地方性化的。在地方法規與國家法律沖突的情況下，“明智”的法官選擇優先適用地方法規更安全。但從我國的法律理論性質上，所有法官都是國家的法官，他們頭頂國徽都是以國家的法律名義在審判。隨著法制的發展，這一理論上的國家法官與制度設置上的地方性法官的矛盾將更突出。

問題之三，隨著人大的地位提高和作用的加強，人大行使權力的合法性和規范性問題將更突出。需要對行使權力的界限和程序提出更

明確的要求。此案給人們的擔心是人大的權力濫用、不慎用也可能成為現實了。地方人大可能利用法律上的權力優勢不適當地干預一些事情；再說，一些地方人大行使權力的行政化和權力機關化也是個問題。問題之四，此案更迫切地呼喚建立違憲審查制度。像此案是一個十分明顯的需要進行違憲審查的爭議，如果我們還是視而不見，全國人大的立法和法制統一將會受到嚴重影響，也影響憲法的權威。法官在適用法律時不能有作為，而立法機關又不去作為，一些違憲違法的法規就會得不到糾正。同樣這種狀況對執法者也是一種傷害。法制越活躍，法律沖突會越多，它對憲法和法制的損害就越嚴重。因為它涉及對憲法法治的信念和信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