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南加利福尼亞大學

南加利福尼亞大學

簡介：

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成立于1880年。由最開始只有的10 個老師，53個學生。發展到現在已經是世界一流的研究性綜合大學，同時也是美國西部最早的私立大學歷史悠久。

南加利福尼亞大學位于洛衫磯的心臟地帶，地處市中心藝術教育走廊，那里有許多文學、藝術、科學等專業學校的所在地。

錄取條件：

GPA要求3.0以上

英語非第一語言的學生需要在入學登記前進行一次國際學生測試。這個測試決定學生是否需要在正式舊都學位之前接受語言教育，而這個教育最多可以持續一學年

不需要語言測試的情況：

托福600以上（機考250以上）

所需材料：

學生需要提供的正式文本包括：

所有申請人必須向所申請的院系提交之前就讀學校的正式紀錄（正式紀錄必須是由機關發布的原文件（非影印件）有機關蓋章及負責人簽名。）記錄顯示每年中你所學的課程名稱和檔次/分數;

將你在中學階段得到的獎勵、文憑和證書（附上標題和日期），以英語文件形式遞交。

銀行存款證明，證明能制服第一年的學費46000美圓

2007秋季入學時間：

新生和轉學生入學申請日期： 10月16日——2月10日

新生獎學金申請：12月11日——1月10日

新生獎學金

申請程序: 2006年12月11開始日遞交申請2007年本科.提交有關證明文件,包括財政支持的證明,到2007年1月10日截止.無需其他申請證明。若申請成功，則入學時學費減免一半。

申請費用（不退還）

本科申請費用：65美圓

研究生申請費用：85美圓

一學年學費(估計)：46000美圓（包括學費與住宿費）注意：

這些費用可能隨時會有調整；

每學期初支付，不能延期；

專業設置：

建筑學

園林學

會計學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電影電視)

工商管理(東亞研究)

工商管理

國際關系

電影電視

互動娛樂

電視熒幕寫作

新聞傳播學

傳播學

印刷出版學

公共關系學

牙科

航天機械工程

航空航天工程

宇航工程

生物/機械工程

機械工程

石油工程

生物醫學工程

生物醫學工程

電子工程學

生物/機械工程

化工

生物工程

環境工程

化學工程（石油工程）

高分子科學

土木工程

建筑學

建筑工程學

環境工程學

信息管理

結構工程

水利資源

環境工程學

計算機科學

物理/計算機科學

生物/電機工程

計算機工程和計算機科學 電機工程

電機工程（計算機）

集成媒體系統

工程和系統工程

工程和系統工程

美術

人類發展和衰老

職業治療

美國族裔問題

非裔美國人研究

美國人研究

亞裔美國人研究

拉丁裔美國人研究

人類學

都市人類運用學

人類影視學

藝術史

生物化學

生物科學

化工

經典

比較文學

地球學

地理科學

東亞研究

東亞語言和文化

經濟學

經濟學/數學

英語

創造寫作

環境學

生物環境學

商業

化學

法語

意大利語

兩性研究

德國學

健康與人類

跨學科研究

國際關系

全球商務

運動學

語言學

數學

天文學

生物物理

物理學

政治學

心理學

宗教學

斯拉夫語言和

俄國文化

社會學

社會學（經濟學）

歷史

心理學

社會學

西班牙語

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研究所(院士)組合爵士

爵士（聲樂）

音樂

音樂教育

音樂業

表演

古典吉他

長笛

鋼琴

小提琴

豎琴

小號

單簧管

公共政治管理與計劃

戲劇表演

戲劇設計

戲劇舞臺管理

第二篇：(0208)加利福尼亞大學校董訴巴基范文

加利福尼亞大學訴巴基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Bakke）

438 U.S.265(1978)

案件事實

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在正常招生外，還采用一種特別招生，給予特定的申請人一定的優先，1974年，“特別錄取”的學生只包括黑人、墨西哥人、亞洲人和印第安人。該方案為他們保留了16個特別錄取名額，白人申請者可以競爭余下的84個名額，這100個名額全都向少數群體的申請者開放。特別錄取的學生不以一般申請人的標準來衡量，但他們有可能由于未能滿足某些要求而被拒絕。巴基（Bakke）是一名被置于一般入學申請方案下的白人男性，他的申請被拒絕，而特別錄取學生的學業成績明顯低于他的學業成績。巴基對加利福尼亞大學提起法律訴訟。一審法院判決特別招生違反了聯邦憲法和州憲法，以及民權法第6章，但拒絕命令加利福尼亞大學錄取巴基。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巴基對這一結果同時上訴。加利福尼亞最高法院修正了原來的判決意見，責成初審法院加進命令醫學院錄取巴基的判決內容，利福尼亞大學對這一結果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最后最高法院維持了部分判決內容，并否定部分判決內容。

案決書摘選

鮑維爾大法官（Justice Powell）宣布法院的判決：

本案向上訴方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的特別招生方案提出了挑戰，這個方案旨在確保錄取一定數量的少數族群的學生。加利福尼亞最高法院判決特別招生違法，并禁止上訴方考慮任何申請人的種族背景，同時命令上訴方錄取巴基。

基于以下判決理由，我相信必須維持利福尼亞地方法院所作的判決中認定上訴人的特別招生方案非法，并責成醫學院錄取被上訴人的部分。我的同僚包括首席大法官、斯多特（STEWART）大法官、冉奎斯特（REHNQUIST）大法官和斯蒂文森（STEVENS）大法官也分別以不同的理由支持了這個判決。

基于以下判決理由，我也得出結論：加利福尼亞地方法院所作的判決中禁止上訴人在招生過程中考慮任何種族因素這一部分必須予以否定。布倫納（BRENNAN）大法官，懷特（WHITE）大法官、馬歇爾（MARSHALL）大法官和布蘭克曼（BLACKMUN）大法官分別以不同的理由支持這個判決。

（鮑維爾判決書的一、三

（一）和五

（三）部分，懷特加入；一和五

（三）部分，布倫納、馬歇爾和布蘭克曼加入。布倫納、懷特、馬歇爾和布蘭克曼發表了部分附議和部分異議。斯蒂文森發表了部分附議和部分異議，伯格、斯多特和冉奎斯特加入）

一、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設立于1968年，當時招收50名學生，1971年增加到100名學生，目前依然保持這種數目。兩年之后，醫學院設計了一種特別招生，以在每個班中增加“弱勢”（disadvantaged）學生的代表。這個特別招生方案是一個獨立的招生系統，與正常的招生進度一并進行。這個特殊招生方案由一個獨立委員會運作，其多數成員多數為少數族裔。按照1973年的申請模式，報名者要回答是否愿意作為“經濟上和/或教育上弱勢的”申請人；按照1974年的模式，問題是他們是否愿意作為“少數族裔群體” 的成員而被考慮，醫學院明確列為“黑人”、“墨西哥裔人”、“亞裔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如果他們給出肯定的回答，他們的申請就轉到了這個特別委員會。盡管對“弱勢”沒有正式的定義，但特別委員會主席在篩選每一份申請的時候要看是否反映出在經濟上或教育上被剝奪。從1971年醫學院擴招開始直到1974年，特別委員會公錄取了21名黑人、30名 墨西哥人裔人和12名亞裔人。盡管由大量的弱勢的白人申請這個特殊項目，但是沒有一個人通過這個程序獲得入學通知。實際上，至少在1974年特別委員會公開指出，“弱勢的”特殊申請者僅僅是那幾個指定的少數族裔群體。

巴基是一個白人男生，他在1973年和1974年兩度申請戴維斯醫學院，都是按照正常招生項目申請的。在他1973年被拒之后，他寫信給醫學院副院長、招生委員會主席，抗議特別招生項目實行種族配額。1974年，巴基的申請又被拒絕了。在這兩年中，按照特別項目錄取的申請者的基準分都比巴基的要低得多。第二次被拒之后，巴基向加州高級法院提起訴訟，主張由于醫學院實行特別招生計劃而將他拒之門外，而這種特別招生計劃基于種族的考慮，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和1964年《民權法案》第6章第601條。

加州最高法院以案件“涉及重要問題為由”為由直接調案審理。由于特別招生項目涉及到種族歸類，加州最高法院堅持使用嚴格審查（strict scrutiny）。盡管加州高院同意，消除醫學專業中的種族隔離，增加愿意為少數群體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生，這些目標是州當務之急的利益所在，但高院也得出這樣的結論：特別招生項目并對實現這些目標而言并不是最少侵害的手段。至于巴基的上訴，加州高院裁定，由于巴基已經證明了加利福尼亞大學以種族為由歧視他，舉證的義務就應由加利福尼亞大學承擔，它必須證明，即使沒有特別招生項目巴基也不會被錄取。然而，加利福尼亞大學承認它沒有能力來履行它的證明義務。于是，加州最高法院修正了原來的判決意見，責成初審法院加進命令醫學院錄取巴基的判決內容。

三

（一）上訴人不否認，根據第14修正案，州立大學的院系和行政機構基于種族原因來決定是否錄取一個學生做法是可以審查的。雙方當事人有爭議的是對特別招生方案進行司法審查的級別。上訴人認為下級法院錯在適用了“嚴格審查”這個級別，這是一個我們在很多案件中都使用的不精確概念。上訴方認為，嚴格審查的級別應該是專門適用于對“缺乏聯系的和孤立的少數群體”（a discrete and insular minority）構成不利的歸類（參見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s Co.）。然而，被上訴人則聲稱，加利福尼亞法院正確地否定了這樣一種觀念：對種族歸類的司法審查程度要看該歸類是否產生出“缺乏聯系的和孤立的少數群體”，并且適時地承認“第14修正案所認定的權利是人身權利”。

在這個事關司法審查范圍的關鍵較量過程中，當事人雙方的對立集中在特別招生方案的性質。上訴方傾向于認為它的“目標”是為了使醫學院里有少數群體的代表。被上訴人則與各級法院的看法相同，將其稱之為種族配額。這種語義上的區別與本案無關：不可否認，特別招生方案是一個基于種族背景的歸類。由于為符合最低要求的少數裔申請者保留了16個特別錄取名額，白人申請者可以競爭余下的84個名額而不是100個名額，這100個名額是全都向少數群體的申請者開放的。不管這個限制被稱為“配額”還是被稱為“目標”，它畢竟是以種族為基礎所做的區分。

憲法第14修正案提供的保障適用于所有人。其措辭是明確的：“任何州不得拒絕為 其轄區之內的任何人提供平等的法律保護。”我們已經毫無爭議地確立了如下觀念：“第14修正案前半部分所創設的權利，就其所用的措辭來看，是對個人權利的保障。”平等保護的保障不可能是當它適用于這個人時是這個意思，當它適用于另一膚色的人時是另一個意思。如果兩個人不適用同樣的保護，那么就不是平等保護。

然而，上訴人認為，下級法院錯在對特別招生適用了嚴格審查，因為像被上訴人那樣的白人男性，不是“缺乏聯系的和孤立的少數群體”的成員，他們在多數主義的政治程序中不需要額外保護。然而，在我們的判決中，這個基本原理從來沒有作為對種族歸類做嚴格審查的首要前提條件來適用。同樣，本院也從來沒有裁定，某種歸類造成缺乏聯系和孤立，就構成了認定這種歸類是否公平的必要條件。在決定是否對“可疑”范疇增加新的歸類時，或是決定某種特殊歸類能否通過嚴密審查時，可能涉及到這些特征。然而，種族歸類應接受嚴格的審查并無須顧及這些額外特征。我們在最初的案子里就明確宣布，種族區分是可疑的。“剝奪某一個族群的公民權利的（所有）法律限制馬上會受到懷疑。這并不是說所有這樣的限制都是違憲的，而是說法院必須使它們進行最嚴格的審查。”（Korematsu案）本院從來沒有質疑過這些宣稱的有效性。基于種族和族群的任何區分本身就是可疑的，因此就需要進行最嚴格的司法審查。

（二）種族區分的觀念植根于我國憲法史和人口統計史。最高法院最初對第14修正案的看法只是：它的“一個貫穿始終的目的”是“被奴役種族的自由，這種自由的保障的牢固確立，以及保護那些新近獲得自由的人免受他們以前的統治者的壓迫。”（Slaughter-House Cases）然而，平等保護條款“被內戰后的司法極端保守主義（judicial reactionism）扼殺在萌芽之中。”它在幾十年中處于作廢狀態，而第14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經過短暫的萌芽之后，作為本院保護財產權和契約自由權的基石而茁壯成長。（參見Mugler v.Kansas;Allgeyer v.Louisiana;Lochner v.New York）在這個過程中，第14修正案的“一個貫穿始終的目的”被置換掉了（參見Plessy v.Ferguson），只有當實質性正當程序的時代臨近終結時，平等保護條款才獲得使其有生命力真正目的。（參見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s）

就當時的情況來看，已經不可能要求第14修正案保障某個少數群體爭取平等。在平等保護條款處于蟄伏期，美國已經成為一個由少數群體組成的國家了。每一個族群都不得不為了克服偏見而努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努力至今仍在繼續，而這些偏見并非來自某個單一族群的多數，而是來自由各個不同的少數群體所組成“多數”。據說（或許在多數情況下這樣的“據說”有失公允）每個少數群體擁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愿意讓其他群體處于不利地位。隨著這個國家遍布了來自各個不同國家的移民，平等保護條款的適用范圍逐漸擴展到所有尋求保護以不受官方歧視的族群。本院在Yick Wo一案中指出，平等保護的保證“在于其普遍適用于領土管轄范圍內的所有人，而不考慮任何種族、膚色或民族，法律的平等保護就是保證制定平等的法律進行保護。”

盡管一些憲法第14修正案的起草者認為其主要作用是要在黑人與白人“大多數”之間架起橋梁以彌補二者的距離（Slaughter-House Cases），但該修正案本身卻使用了普遍適用的措辭，沒有涉及膚色、族群起源、或此前是否處于奴役狀態。本院最近在解釋1866年《民權法》時提到針對白人的種族歧視，指出“39屆國會的意圖是在聯邦法中確立一個更寬泛的原則，而不象以前那樣只適用于剛剛解放的黑人奴隸所處的迫切困境。（McDonald ”v.Santa Fe Trail Transportation Co.）1870年的立法也明確加以擴充，規定確保“所有人”，而不僅僅是“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權利（Runyon v.McCrary，懷特大法官的異議）。平等保護條款修規定了一個普遍適用的原則，并且回應了我國種族、族群和文化 多元的狀況，可以肯定第14修正案的起草者將樂于看到它可以普遍適用。

在過去的30年中，本院一直承擔著解釋平等保護條款的重要使命，其目的是要在一個面對奴隸制和種族歧視遺產的國家里確保所有人受到“平等法律的保護”（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由于這個時期標志性判決都是針對繼續將黑人排斥在美國主流社會之外這個現實，這些判決都具有白人“大多數”歧視黑人少數的特征。對這些判決的解讀不必依賴于它的結果所顯示出的特征。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多年來，本院始終如一地拒絕接受僅以血統來對公民加以區分，這種區分對于其社會制度是建立在平等原則基礎上的自由人來說是不能接受的。”（Loving v.Virginia）

上訴方極力主張我們對平等保護條款應采納具有限制性的立場，并主張如果歧視是針對白人“大多數”的，且其目的是“善意的”，則其不應受到質疑。但是我們“自由之鐘”的時針無法撥回到1868年。主張保障對所有人的平等保護可以允許對某些人的保護程度高于其他人的觀點為時已晚。“第14修正案并非只是為了反對由‘兩個階層理論’――即以白人和黑人的差異為基礎的理論――而產生的種族歧視。”（Hernandez案）

一旦拋棄了“兩個級層理論”對第14修正案所作的人為劃線，按照某種特定少數種族或族群享有“優先”地位來分別適用司法審查的不同級別，就會遇到困難，而且還很難處理。“少數”和“多數”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暫時性的安排和政治判斷。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白人的“大多數”本身也是由不同的少數群體所組成，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可以宣稱在歷史上他們曾受到州和私人的歧視。不是所有這些群體都能夠根據種族和民族的區分得到優待以及相應的司法容忍，如果那樣的話，唯一的存在的“多數”將會是一個新的少數，即盎格魯-撒克遜的白人新教徒。不存在原則性的基礎來決定哪個群體可享受“高度的司法關懷”，哪個群體則不能享受。法院將被要求對各個少數群體蒙受的偏見和接踵而來的傷害程度作出評估。那些被認為受到的社會傷害超出容忍程度的群體，將有資格被分到優先的類別里，與此同時，其他群體的個人將要為之付出代價。這樣的歸類就不會受到司法的嚴格審查。隨著這些優先照顧開始產生它所期望的效果，以及逐漸削去了過去歧視產生的后果，就有必要司法審查的等級做出新的劃分。決定司法審查的等級需要對不斷變化的社會和政治因素進行分析，對這些因素的分析超出了司法能力的范圍，即使這種等級確定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而且是社會所必需的。

此外，與優先照顧本身相聯系的是公正問題，這些問題還很嚴重。首先，所謂的優先照顧事實上是否是善意的，這并非總是清晰的。法院可能會要求否決在為提高某個特定群體的一般利益而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負擔（參見United Jewish Organizations v.Carey, 布倫南大法官的附議）。憲法根本就沒有支持如下的觀點：為了提高一個族群的社會地位，可以要求個人承擔他們本可以不承擔的負擔。第二，優先照顧的項目可能僅僅會強化人們的偏見，認為如果沒有基于與個人價值無關的特別保護，某一個族群就不能取得成功。（參見DeFunis v.Odegaard，道格拉斯大法官的異議）第三，在強迫象被上訴人這樣無辜的人承擔補救并非由自己造成的不公平的責任，就會采用一種不公平的措施。

將平等保護條款的含義與這些臨時性的考慮聯系起來，我們將會形成這樣的看法：作為一個憲法原則，對觸及種族和族群背景的歸類進行司法審查，會隨著政治力量的變化而變化。憲法上對此種歸類采取不同的容忍程度，很可能會加劇種族和族群之間的對抗，而不是使之緩解。同時，基于不斷變化的社會和政治判斷，憲法的原則也是不穩定的，這種不穩定性也會削弱將憲法始終如一地適用于一代也一代人的人們，而這正是對憲法進行連貫解釋的關鍵特征。在解釋憲法時，最高法院的作用就在于辨別出“哪些原則絕對能夠為超越時代、和超越任何共同體提供堅實的基礎，并且使這些原則超越特定時空下做出的實 用主義的政治判斷。”（A.Cox, The Role of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Government(1976), 114）

如果個人被賦予司法保護的權利以對抗基于其種族或族群背景的歸類，是因為這種歸類侵犯了個人權利，而不是僅僅因為個人是某一特定群體的一員，那么憲法標準的適用就應該保持一致。對特定歸類的必要性的政治判斷，可以在憲法平衡中就以衡量，但是對歸類加以正當化的標準將保持不變。是這樣，就像應該是這樣，因為那些政治判斷是相互競爭的群體在民主過程中妥協的產物。當這些政治判斷涉及到某個人的種族背景時，該人就有權要求司法來確定，他被要求以種族為基礎承擔的負擔是否符合令人信服的政府利益。憲法的性質要求確保每個人的這種權利，而不考慮他的種族背景。

四

我們已經指出，“為了證明使用可疑歸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的正當性，州政府必須表明其目的或利益既是憲法許可的，又要有實質價值，還要表明使用這種歸類對實現其目的或保護其利益是必要的。”（In re Griffiths;Loving v.Virginia;McLaughlin v.Florida）特別招生項目旨在實現下列目的：一是，“降低傳統上未受善待的少數族群歷史上在醫學院和醫療行業中形成的不足”；二是，消除社會歧視所造成的影響；三是，增加愿意到目前醫療水平低下的社區從業的醫生數量；四是，從一個族群多元化的群體中得到教育上的收益。如果這些目標中有的足以支持使用可疑歸類，就必需確定是哪一個目標。

（一）如果上訴人的目的是保證它的學生中有一定比例的某個特定群體的成員，而這個特定群體是根據其種族或族群劃分出來，那么這樣的優先照顧目的就必須被否決，并不是因為這種劃分沒有實質價值，而是因為它明顯是無效的。僅僅因為種族的原因而優待任何群體的成員本身就是歧視。憲法禁止這種歧視。

（二）州政府在緩解或在可行條件下消除已被確認的歧視所帶來的不良效果中，肯定有其合法的和實質性的利益。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同意過這樣的歸類：在缺乏司法的、立法的和行政的調查來判定這個歸類是否與憲法或成文法相抵觸的情況下，就以犧牲其他無辜個體為代價，來幫助那些被看作是屬于曾相對受過傷害的群體成員的個人。經過這樣的判定之后，政府以犧牲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優先照顧受傷害群體成員，就有實質性的利益，因為受害者的合法權利必須被維護。在這種情況下，受害的程度以及因此產生的補救問題將通過司法、立法或行政的途徑加以明確。同時，補救行動通常應該受到監督，以確保同補救的措施有利益沖突的無辜之人受到盡可能小的傷害。如果沒有判定是否與憲法或法律相抵觸，就不能認為政府幫助一個人比避免傷害另外一個人有更大的利益。因此，政府就沒有令人信服的正當理由造成這種傷害。

上訴人沒有聲稱已經作出這樣的判定，而且也沒權力作出這樣的判定。它的主要任務是教育，而不是闡述某個立法政策，或對特定的違法主張進行裁判。基于與本判決意見第三部分所闡述的類似原因，我們龐大政府機構的孤立部分沒有能力作出這樣的判定，至少如果沒有立法機構的委托和立法機構確定的標準是不行的。在憑借這類判定確定某個種族歸類之前，政府部門必須具有權威和能力在記錄中確認這個歸類是在回應某個確認的歧視。上訴人由于缺乏這種能力，在這個問題上就沒有承擔證明責任。

因此，幫助某個被戴維斯醫學院認為屬于“社會歧視”受害者的群體，這個目的不能為這種歸類提供正當理由，該歸類給象被上訴人這樣的人強加了不利條件，而這些人沒有義務對特別招生方案的受益人被認為已受到的傷害負責任。如果不這樣認為，可能將會把迄今為止為侵犯合法權利而保留的補救措施轉變為一種特權，整個國家的所有機構都可以隨便給任何被認為是社會歧視的受害者賦予這種特權。這種措施我們從來就沒有同意過。

（三）上訴人認為，特別招生項目是為了增加醫療水平低下的社區的醫療服務，這正是該方案的另一個目的。我們可以假定在某些情況下，州政府在促進其公民的醫療保健方面的利益有足夠說服力來支持使用可疑歸類。但實際上根本沒有證據證明上訴人的特別招生方案既是必需的，也是適合于實現該目的。下級法院充分證明加利福尼亞大學在這方面的失敗：

盡管所有的根據該方案入校的少數族群的醫生都表達了在貧困社區開業的“興趣”，加利福尼亞大學承認它不能保證他們實際上會這么做。假定他們中的某些人會實現這個愿望可能是正確的，假定他們比普通的白人醫生更有可能到少數族群社區開業也可能也是正確的。然而，有很多比種族更精確可靠的方法來確定真正對少數族群的醫療問題關心的申請人。任何一個族群的申請人如能證明他過去對處于不利地位的少數族群的關心，并且宣布在這樣的社區執業是他主要的職業目標，這樣的人更可能比完全通過種族和處于劣勢而挑選出來的人，更有助于緩解貧困社區的醫療服務短缺。一句話，沒有經驗數據能夠證明，某個種族在服務于社會方面會更加無私，或者相比較而言，另外一個種族渴望獲取知識處于更為自私的目的。

上訴方完全沒有履行義務來證明，為了向缺乏醫療保健的公民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它必須比其他所有人更加有限考慮特定族群的成員。甚至，上訴方也沒有表明它的有優先照顧的歸類對解決這個問題有什么重要作用。

（四）上訴方所稱的第四個目的是學生組成的多元化。對一個高等教育機構來說，這肯定是憲法所認同的目的。學術自由，雖然不是一個憲法明確列舉的權利，但長期以來就被認為憲法第一修正案所特別關注的問題。大學有對教育做出自己判斷的自由，包括挑選自己的學生。佛蘭克福克（Mr.Justice Frankfurter）大法官概括出構成學術自由的“四項基本自由”：“大學的任務就是提供最有利于引導思辨、實驗和創造的氛圍。正是在這種氛圍中，盛行著一個大學的‘四項基本自由’：基于學術考慮來自行決定誰來教、教什么、如何教和誰被教。”（Sweezy v.New Hampshire）在in Keyishian v.Board of Regents案中，強調我們的國家致力于捍衛大學校園中的這些自由：“這種自由是憲法第一修正案所特別關注的。國家的未來依賴這樣訓練出來的領導人，他們沐浴在從各種思潮中發現真理的各種思想的充分交流之中，而不是接受經過某些權威挑選出來的思想。”

“思辨、實驗和創造”的氛圍對高等教育的質量是如此的重要，普遍認為學生組成的多元化可以增進這種氛圍。正像本院在Keyishian案中注意到的，說“國家的未來依賴于經過各種思想交流訓練出來的領導人”和與組成我們國家的民族一樣多的和不同種族的學生，這并不為過。這樣，在主張國家的大學必須有權挑選那些最能對“充分的思想交流”做出貢獻的學生時，上訴方援引了一項勢均力敵的憲法利益，它規定于憲法第一修正案。據此，必須認為上訴方是在尋求實現一個對完成其使命具有重要意義的目標。有人認為，在本科階段的多元化比在醫學院的多元化對學生更有影響，這種看法更有道理，因為在醫學院，對學生的訓練主要集中在職業能力上。但即使在本科階段，我們的傳統和經驗也支持認為多元化的貢獻是實質性的。在Sweatt v.Painter案中，對于法律教育，最高法院詳細論證了相似的觀點：“法學院是學習法律和實踐法律的場所，如果與和法律互動的個人和機構隔絕，它就不能有效運作。很少有學生愿意在一個學術真空中去學習法律，愿意遠離思想的相互影響和關于法律的各種觀點的交流；而已經實現法律的人根本沒有人愿意這樣。”

醫生服務于各種各樣有很大差異的居民。一個若非由于其特殊背景（不管是種族、地區、文化上的優勢或不利）而合格的醫學院學生，可以為醫學專業學校帶來更多的經歷、更廣的視野和思想，這些東西將豐富對學生的訓練，使它的畢業生充分理解他們為人類提供的服務至關重要。

種族的多元化僅僅是學校可以適當考慮的一系列因素中的一個。雖然學校在決定招收何人入學方面必須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是憲法保護個人權利的規定不能不予以考慮。被上訴人方強烈要求（下級法院也判定）上訴方的二元招生渠道是一個種族歸類，它侵犯了第14修正案賦予他的權利。由于多樣化的利益對一個大學的招生方案具有重要的意義，所以問題仍然是該方案的種族歸類是否對促進這個利益是必須的。

五

（一）我們可以假定，在每一個班級里為某個優先照顧族群的成員保留一定數量的名額，將會有助于實現學生構成的種族多樣化。但上訴方認為，這是實現種族多樣化這一利益的唯一有效手段，這個看法是有嚴重缺陷的。在最根本的意義上，這個觀點誤解了可為考慮種族背景提供正當理由的國家利益的性質。國家利益不在于簡單的種族多樣化，這種簡單的多樣化只是確保某些選定的族群在學生中占一定的比例，剩余部分則由無差別的學生組成。多元化要推進壓倒一切的國家利益，就包括一個更寬泛的資格和特點的組合，其中，種族盡管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僅僅是一個因素。上訴方的特別招生方案只關注種族多元化，將會阻礙而不是現實真正的多元化。

把上訴方的雙軌制擴展為多規制，把一定數量的名額保留給確定類型的申請者，也不會增進真正的多樣化帶給國家的利益。確實，我們難以相信，一個大學為了尋求上訴方的雙軌制方案的邏輯而轉向某種非邏輯的結果，即把每一類符合要求的申請人分離出來，不讓他們與其他種類的申請人競爭。

一些大學的招生在為取得第一修正案所珍視的教育多元化時，也把種族因素考慮進去。但這些大學招生的經驗證明：分配固定數量的名額給一個少數族群并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哈佛學院的方案：

最近幾年，哈佛大學的本科學院已經把多元化的概念擴展到了包括處于經濟、種族和族群劣勢的學生。哈佛本科學院現在不僅招收加利福尼亞人或是路易斯安納人而且還招收黑人，奇卡諾人和其它少數族裔人。實際上，對多元化的新界定已經意味著種族是一些錄取決定所要考慮的一個因素。如果招生委員會審查大量的在錄取排名中居于中間的學生，這些學生是‘可以錄取的’并且被認為有能力在學習中取得好成績，則申請人的種族可能會對自己有利，正如籍貫或農場生活經歷可能使自己優先于其他競爭人一樣。一個來自愛達荷州的農村青年可以帶給哈佛本科學院一個波士頓人不能給予的的東西。同樣地，一個黑人學生通常能帶來白人學生不能帶來的東西。

在哈佛本科學院，招生委員會從不曾為某一年要招收的黑人，音樂家，橄欖球運動員，物理學家和加利福尼亞人設定一個目標配額。但是有這種意識（并非象征性地錄取一定數額的黑人學生的必要性）并不意味著該委員會要為黑人學生或是來自密西西比以西的學生的設定最低數量限制。它僅僅意味著在數以千記的申請人中，如果他們不僅僅在成績上‘可被錄取’，而且還有其它有利條件，該委員會在挑選時會考慮許多標準，同時還要對學生的種類和類型分布給予關注。（附錄：《哈佛大學本科學院招生計劃》）

在這樣一個招生中，檔案中載明的某個申請人的種族或族群背景可能被認為是“可加分的”，然而這并不能使他不經過與其他申請人進行比較就能直接入學。在某個黑人申請者的材料在與一個意大利裔美國人的材料進行比較，看是否后者顯示的特質更有可能推進對國家有益的教育多元化，這是就可以審查這個黑人申請者對多元化的潛在貢獻，而不把他的種族作為一個決定性因素。這樣有益于多元化的特質可以包括非凡的個人才干、獨特的工作或服務經歷、領導潛力、成熟、顯而易見的同情心、克服困難的經歷、與窮人溝通的能力、或其它被認為重要的能力。簡言之，以這種方式運作的招生方案有足夠的靈活性，可根據每個申請者的特定條件，考慮所有的與多元化相關的因素，并把這些因素放在同一基礎上給予考慮，盡管對這些因素并不是同等對待。其實，某些特質的重要性可以因年份而有所變化，這依賴于預定的學生結構與課程申請人的“組合”。

此類方案在招生過程中把每個申請人作為個體來處理。如果一個申請人在競爭最后一個名額時輸給了另外一個因為族群背景得到“加分”候選人，他將不會是僅僅因為他的膚色不對或姓氏不對而被排除在考慮之外。這僅僅意味著他的綜合條件——可能包括類似的非客觀因素——沒有超過其它的申請人。他的條件在被權衡的過程中公平地與其他申請人條件進行競爭，因此，他將沒有理由根據憲法第14修正案抱怨他沒有得到公平對待。

（二）總而言之，戴維斯分校的特別招生方案顯然使用了本院從來沒有支持過一種顯而易見的種族歸類。該方案表明，申請人如果不是黑人、亞洲人或墨西哥裔人，他們就被完全排斥在一定比例的名額之外。不管他們有多少人，也不管他們有多么優秀的條件和課外能力，包括他們為教育多元化作出貢獻的潛力，也不會再給予他們與那些來自受優待的族群的申請人競爭特別錄取的名額。而與此同時，受優待的申請者卻有機會競爭一個班級里的每一個名額。

上訴方的這個偏袒性方案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漠視第14修正案所保證的個人權利。這些權利不是絕對的。但是當某個州的利益分配或是負擔分配以一個人的血統或是膚色為根據時，該人有權要求州政府證明受到質疑的歸類對于州的某種實質利益是必須的。上訴人不能履行這個證明責任。因此，加利福尼亞法院的判決中認定上訴方的特別招生因違反憲法第14修正案而無效的部分必須維持。

大法官布倫南、懷特、馬歇爾和布萊克曼加入上述意見的第一部分和第五部分的（三），大法官懷特還加入了上述意見的第三部分的（一）。

大法官布倫南、懷特、馬歇爾和布萊克曼，對上述判決部分附議，部分異議。

今天，最高法院通過部分否定加利福尼亞最高法院的判決，肯定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享有憲法上的權力來采取肯定性行動，以便給予所有人平等機會。我們所面對的問題的困難，即政府是否可以采用具有種族意識的方案來彌補過去歧視所造成的持續效果，以及我們每一個同胞對這個問題的成熟考慮，已經形成了很多觀點，沒有一個觀點支持最高法院。但是這不應該、也不能掩蓋今天法院判決的核心含義：如果政府沒有貶低或侮辱任何種族，而是為了補救過去種族偏見對少數族裔所造成的不利因素，政府可以考慮種族因素，至少 在有能力在這個領域進行考慮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機構對此作出適當調查裁定之后，政府可以考慮種族因素。

首席大法官和我的同事斯圖爾特、恩奎斯特和斯蒂文斯已經判定1964年《民權法案》第六章禁止像戴維斯醫學院這樣的招生方案。只以這個法律理論為基礎，他們就可判定被上訴人巴基的權利受到了侵犯，因此他必須被準許進入戴維斯醫學院。我的同事鮑威爾，考察了憲法，認為雖然大學的招生可以考慮種族因素，上訴方把巴基排斥在外的特別招生方案，沒有被證明對達到上訴方所宣稱的目標是必要的。相應地，最高法院的這些大法官形成了一個五人多數，維持了加利福尼亞最高法院判決巴基有權得到一個使他進入該大學的命令。我們同意鮑威爾大法官的意見，正如我們應用于這個案件里的觀點一樣，在禁止適用種族標準方面，民權法案第6章的應用程度不應超過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本身。由于我們判定戴維斯學院的肯定性招生是合憲的，我們將在所有方面否定下級法院的判決。鮑威爾大法官同意在大學招生中允許在某些情況下使用種族因素，因此，他加入我們的行列形成一個5人的多數票，推翻了下級法院判決禁止大學在將來制定有種族意識的招生。

一

我們的國家是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的原則之上。但是，必須坦率地承認，我們憲法的設計者們為了把13個殖民地合并為一個國家，公開承認這個平等原則的對立命題：奴隸制。這個妥協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且被恰當地稱之為“美國困境”。

憲法第14修正案把我們對人類平等的堅定理想體現在憲法中。它在我們國家成為法律已經有100年多一點了。但是，在前50年中，平等條款很大程度上處于呆滯狀態，遲至1927年，霍姆斯大法官概括了這個條款的重要性，他指出這個條款是“憲法辯論最后訴諸的淵源”（Buck v.Bell）。比這種廢棄不用更為糟糕的是，該條款早期被用來反對那些本來意圖要給予自由的人們，判處他們在法律面前的身份是“隔離但平等的”，這個身份總是隔離的，但很少是平等的。直至24年前的1954年，我們在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Brown I)案中推翻了這個臭名昭著的原則。該案件選舉任何類型的種族隔離學校或公共設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是我們的憲法所禁止的。即使在那個時候，不平等也沒有用“審慎的速度”加以根除。看一眼我們最高法院的判決日程以及下級法院的判決日程就可以知道，直至今天，政府批準采取種族歧視依然存在。

在這個背景上，主張法律必須“色盲”或種族背景與公共政策無關，必須被看作是渴望的理想，而不是對現實的描述。但是，我們不能，而且正如我們所證明的那樣，我們也無須依照我們的憲法或民權法案第6章（第6章僅僅把第14修正案的約束擴展到接收聯邦資金的私人當時人），讓色盲變成了近視，這種近視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許多“創造的平等”在我們整個生活中被法律及其同胞看作是低人一等的。

三

（一）人人平等的主張與膚色、信仰、出身、身份方面的差別既不重要，也與人們應當被對待的方式無關命題緊密相關。盡管如此，本院在理解平等保護條款的恰當含義是，從來沒有采納這樣的觀點：這些因素一定是“在憲法上無關緊要”（Edwards v.California,杰克遜大法官的附議），或簡短概括為“我們的憲法是色盲的”（Plessy v.Ferguson，哈蘭大法官的異議）。其實，我們在許多場合明確反對這種命題。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種族歸類本身并不因為第14修正案而無效。相應的，我們轉 向考慮明確闡述在審查州政府公開按種族歸類的行為時法院應扮演何種角色。

（二）被上訴人主張，種族歸類總是令人懷疑的，因此本院應當審查戴維斯醫學院特別招生方案所服務的目標，看它是否令人信服的。相反，上訴人主張，我們的恰當角色僅僅是接收上訴人的決定：其特別招生方案所使用的種族歸類，與其告訴我們要實現的善意目的之間，有著合理的聯系。我們否決了上訴人的觀點，但是，由于我們以前的一些案例在許多方面與本案是對立的，我們發現有必要精確定義“嚴格審查”（strict scrutiny）這個不精確屬于的含義。

無疑，我們曾主張，如果政府行為或法令限制了“基本權利”或包含了“可疑歸類”，它們就應該受到“嚴格檢查”, 只有當它們為了實現某個令人信服的政府目標，并且，只有在當時沒有更少限制他人權利的措施可替代的情況下，它們才能被證明可行的（尤其參見，San Antoni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v.Rodriguez,(1973);Dunn v.Blumstein,(1972).）。但這些案件并未涉及到基本權利問題。

另一方面，此案不適合于我們以前對種族案件的分析框架，這個這并不意味著應該使用一種相當寬松的以理性為基礎的審查標準來分析這個案例，這樣的標準是平等保護案件中總是被使用的起碼標準。“僅僅引用善意的、補償性的目的，不能自動免除某個法律方案的實際目的受到審查”（Califano v.Webster，引用Weinberger v.Wiesenfeld）。相反，若干需要考慮的因素（它們形成于性別歧視案例，但被運用于種族歧視案例時更具說服力）使我們得出結論：以矯正為目的得種族歸類，“必須服務于重要的政府目標，并且必須與這些目標的實現有實質性聯系”（Califano v.Webster, 引用Craig v.Boren）。

首先，種族與 “基于性別的歸類一樣，已常常成為令人無法原諒地作為一種老生常談來詆毀政治上無權的社會群體。”（Kahn v.Shevin）盡管精心設計法令旨在對過去的歧視加以糾正，這樣的法令有可能避免這些弊端，但我們已經認識到，對過去歧視的效果加以真誠且周全的評估，與家長式的老生常談之間，并沒有明顯的界限，并且很顯然，一項建立在后者基礎上的法令足以讓所有婦女蒙受低人一等的羞辱。州政府表面上旨在改善過去種族歧視影響的方案，明顯地制造了同樣的羞辱危險，因為這些方案促進了種族分離主義，并強化了這樣的觀點，認為少數族群天生不具備自己取得成功的能力。

第二，種族，如同性別和私生子，是一種永遠無法改變的特征，擁有者本人既無力避免，又無法拋棄。因為這種歸類以某種不可改變的特征為基礎，它本身并非無效，但不可否認的是，他與我們這樣一種深層信念是相矛盾：“法律義務應該同個人的責任和錯誤行為有某種聯系”，州政府批準、資助或同意的措施，理想的方式應當以個人品質或成就為基礎，或至少，以個人能夠控制的因素為基礎。

由于這個原則對我們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可以假定，它在立法過程中會被考慮，并會制衡以種族為基礎而偏袒個人的方案。但是，并非一定如此：“我們治理程序的自然結果很可能就是，‘最分散孤立的’白人，將要求承受善意歧視所帶來的即刻的、直接的代價。”此外，從我們的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我們以永遠無法改變的特征為基礎進行歸類，就會存在一些大多數人無法逾越的限制。因此，即使對個人主義的關注受到了在政治過程的制衡，這種制衡也不能不考慮第14修正案所規定的個人權利。

總之，由于為善意目的確立的種族歸類，有被濫用的嚴重危險，以及它們所造成的后果與那些令人厭惡的歸類沒有什么兩樣，所以，僅僅質詢是否存在支持這種歸類的令人信服的基礎是不夠的。相反，為了證明這樣的歸類合理，必須顯示使用這種歸類具有重要性的和可明確表述的目的。除此之外，任何法律使某個群體蒙受羞辱，或讓在政治過程中缺乏代表的群體來承受善意措施的負擔，都必須予以消除。因此，根據第14修正案，我們 的司法審查應該是嚴格的，但“并非理論上‘嚴格’，事實上致命”1（因為這種審查是導致致命不幸的恥辱），而是既嚴格審查，又探索出路。

四

按照我們過去的判例，戴維斯分校闡述的糾正過去社會歧視這一目的，充分說明了使用有具有種族意識的招生方案的合理性。該方案有可靠的基礎得出這樣的結論：少數群體未能得到充分代表的狀況是真實的且由來已久，過去歧視造成的不利條件正阻礙著少數群體進入醫學院。

（一）至少自Green v.County School Board(1968)案以來，本院已經明確，一個被判決從事種族歧視活動的公共機構，不能僅僅因為其中止非法的法令并采取中立的姿態，就表明它已經遵照平等保護條款。三年后，一系列案例反復說明，如果過去的歧視行為影響或是控制了現在的決定，對過去的種族歧視采取種族中立的補救措施就是不充分的。最高法院進一步主張，法院可以發出禁止種族歧視的命令，可按照種族分配學生和教師，并且主張地方學校的校董會可以自愿制定一些計劃來廢除種族歧視，這些計劃可以根據種族來制定，如果對于補救過去的歧視是必需的。而且我們也曾認為：即使沒有過去歧視的司法判決，校董會也可以自愿實施計劃使每一個學校里有固定比例的黑人和白人師生，以達到種族多元的目的。在每一個案例中，創設統一的學校制度，“徹底根除”過去其實造成的后果，被看作是令人信服的社會目標，證明公開使用種族因素的正當性。

國會能夠而且已宣布，對少數族群成員有著特別不利和不公平影響的做法是非法的，并要求或授權采取有種族意識的行動，使因這種影響而處于不利地位的人可以享有他們本來應該享有的地位。這些補救并不需要證明優惠待遇的獲得者個人曾經被歧視過。只要每一個獲得者是有可能曾經受害于歧視的群體的一員就足以獲得這些補救。這樣的補救目的當然也不是要讓少數群體的優先擾亂非少數群體的確定的預期。

不能僅僅用是否判決歧視來對這些案例加以區分，因為在沒有判決歧視的情況下，具有種族意識的補救措施也曾被批準過。實際上，要求法院來決定對具有種族意識的補救措施與憲法或法律相抵觸，并以此作為這個補救措施的條件，將會弄巧成拙。這樣的要求會嚴重削弱自愿服從法律的努力。我們的社會和法律制度一直強調自愿努力實現法律目標的價值。司法干預只是作為最后的手段，以實現停止非法行為。司法干預與其作為行為的前提條件，不如說是糾正它的影響。

因此，根據《民權法案》第7章，我們在判例中認為：為了使少數族群能夠參與以前因種族隔離被排斥在外的公共生活，國會可以要求或授權給那些有可能由于種族歧視而處于不利地位的社會成員以優先待遇。即使那些被要求或授權給予優先待遇的人，沒有要求對故意的種族歧視進行審查，或者這些受到優惠的群體沒有要求對他們所受的種族歧視的傷害進行逐案確定，國會進行這樣的立法也一直獲得認可。這些判決迫使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有理由認為所指的弊病乃是過去種族歧視的產物，那么，州政府可以采取有種族意識的措施，來克服嚴重的、由來已久的少數族群未得到充分代表的現象。

（二）1 Gunther, The Supreme Court, 1971 Term-Foreword: In Search of Evolving Doctrine on a Changing Court: A Model for a Newer Equal Protection, 86 Harv.L.Rev.1, 8(1972).因此，對我們以前判例加以恰當解釋，會明確無誤地顯示，州政府可以采用有意識地考慮種族因素的方案，只要方案的目的是要消除政府行動可能有不同的種族影響，而且只要有理由相信，這種不同的種族影響本身是過去種族歧視的產物，無論是州政府的歧視，還是一般的社會歧視。無庸質疑，根據這樣的標準，戴維斯分校的方案是有效的。的確，基于呈于本院的無可爭辯的事實，戴維斯分校有可靠的理由認為，少數族群未能獲得充分的代表的問題是真實的，且由來已久，并且這個問題應歸咎于過去和目前種族歧視強加給少數族群申請人的不利因素。至少直到1973年，在這個國家里，行醫如果不是法律上規定，那么在事實上大體也是白人的特權。例如，1950年，盡管總人口中有10%是黑人，但在全部的醫生中黑人只占2.2%。此外，這些黑人醫生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在兩所基本為黑人的醫學院受教育。到了1970年，黑人醫生的比例和黑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之間的差距加大了：行醫的黑人仍就占醫生總數的2.2%，而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卻上升到了11.1%。再者，從1955年到1964年，白人居多的醫學院招收的黑人學生的絕對數亦有下降。

而且戴維斯分校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如果只堅持單一的錄取標準，全國范圍的醫學院中少數族群未能得到充分代表的格局將永遠得不到改變。例如，1968年到1969年，醫學院使用單一的錄取標準，每年錄取的50名學生中只有1名墨西哥裔人，2名黑人。以后的若干年中，正常招生的統計數字顯示少數族群未能得到充分代表的格局沒有任何改善。顯然，戴維斯分校可得出這樣的結論，統計數字所顯示的少數族群在醫學界的代表嚴重地持續不足，是由于在醫療職業、教育以及整個社會中存在的對少數族群的蓄意的、有目的的歧視，給少數族裔的申請者帶來了障礙。

（三）我們的第二個經驗是，戴維斯分校的招生方案是否讓任何被孤立的群體或個人蒙受恥辱，以及按照該方案的目標，對種族的運用是否合理，該方案顯然可滿足我們的這一檢驗。

甚至沒有人聲稱戴維斯分校的方案以任何方式使分散孤立的、或任何可確認的非少數群體蒙受恥辱或被單獨分離出來。同那些以種族為由強行將少數族群排斥或隔離的方案相比，該方案也不可能造成什么傷害后果。相反它的目的是通過把不同種族的學生放在一起，來克服種族隔離的影響。

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醫學院拒絕巴基的申請都不意味著他低人一等。與對少數族群的歧視不一樣，以補救為目的的對某個種族的優先安排不會對白人個體造成普遍深入的傷害，因為，無論他們到何處去，無論他們做什么，他們因為膚色而被視為二等公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另外，根本沒有證據顯示戴維斯分校的方案有意或無意地歧視了因該方案而受益的少數族群。該方案沒有令人反感地從設立少數族群學生錄取的最高限額這個意義上規定配額。也沒有理由認為該方案是要使受惠者或他們的種族蒙受被當作劣等種族的羞辱。戴維斯分校的方案根本不是要讓不合格的申請人受惠顧，相反，它只是要讓那些毫無爭議的有能力從事醫學研究的申請人得到補償，因為對這些人來說，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教育上的劣勢乃是過去州政府鼓勵歧視政策的產物。

（四）我們不同意下級法院的如下結論：就其目標而言，戴維斯分校的方案利用種族因素是不合理的。首先，如上訴方所爭辯的，如果不采用有種族意識的措施，就沒有可行的方法能夠在可預見的將來實現其目標。就任何可以取代種族作為過去歧視的象征因素（諸如貧困或家庭的教育背景）而言，若以絕對數字衡量，白人在每一個社會經濟水平上的人數都遠遠超過了少數族群的人數，因為白人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遠遠超過了少數族群，從而 滿足這些標準的白人將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少數族群的人數。

第二，戴維斯分校的招生方案并不是簡單地在少數族群的身份與不利條件之間劃等號，相反，它在個案基礎上考慮每個申請人的歷史，從而決定他或她是否因種族歧視而處于不利地位。招生記錄清楚說明，只有那些有可能一直隔絕于美國主流社會生活的少數族群的申請人，才會被特別招生委員會加以考慮。至于其它條件的少數族群申請人則須通過正常招生決定其合格與否。

（五）最后，戴維斯分校的特別招生不能僅僅因為它為合格的少數族群申請人預先保留了一些名額，而不是在評價處于劣勢的少數族群申請時，把少數族群的身份作為積極因素加以考慮，就認為該方案違憲。就憲法審判的目的而言，這兩種路徑沒有區別。在給處于劣勢的少數族群特別考慮的任何招生方案中，決定給予優先照顧的程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從憲法的角度來看，任何導致排斥白人的優先方案都與戴維斯分校的特別招生一樣的，不存在可接受程度上的差異。此外，只要合格的少數族群申請者超過某學校在某年計劃招收的少數族群學生的人數，優先的程度不可避免地依賴招收人數的多少。至于說到區別，例如，為一定配額的少數族群的申請人加一定的分數作為優先，并希望這樣可以錄取到與預先確定的數額大致相同的合格少數族群申請人，和象戴維斯分校一樣為少數族群申請人保留固定數額的名額，這兩種方法之間的區別是很難覺察到的，當然也沒有憲法意義上的區別。

哈佛方案并沒有把優先照顧的幅度及其招生制度的具體運作公之于眾，而戴維斯分校則用一個具體的、公開說明的數字，但這不能因根據第14修正案來審理，就用前者來責備后者。或許對于公眾來說，哈佛計劃比戴維斯分校的“配額”更容易接受。如果這樣的話，包括加利福尼亞在內的任何一個州，均可自由決定用哈佛學院的做法來替代不那么受歡迎的方案，就憲法而論，它就像州可自由地放棄在招生里方案中賦予種族照顧。但是，僅僅因為某個優先照顧方案在實現與戴維斯醫學院追求的相同目的時，采取的辦法是不將其照顧幅度和具體制度運作公之于眾，就把該方案作首選方案，這是沒有根據的。

五

因此，我們將否決加利福尼亞最高法院判決中的以下部分：醫學院的特別招生是違憲的，責成學院錄取被上訴人，禁止醫學院在招生時考慮種族因素。

馬歇爾大法官的異議

我只同意法院判決允許大學在做出招生決定時考慮申請人的種族因素。我不同意上訴人的招生方案違憲。因為我們必須記得，在過去200年的大多數時候，本院對憲法的解釋并沒有禁止對黑人采取最富有奇思妙想的和最廣泛的歧視形式。現在，當州采取行動補救過去的歧視所造成的后果，我不相信同一部憲法會成為障礙。

一百五十多年前，黑人被戴上腳鐐運到這個國家被賣為奴。他們背井離鄉，被迫做工為奴，剝奪了所有的法律權利。在內戰結束之際，隨著黑人的解放，黑人作為財產的身份也被官方抹去了。盡管黑人從奴隸制中解放出來，但這個經過漫長等待的解放并沒有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給他們帶來公民身份和平等。盡管有第13修正案、第14修正案和第15修正案，黑人都系統地否定了享有這些修正案試圖保護的權利。南方各州率先將黑人重新置于奴隸境地。面對南方各州剝奪黑人的法律資格，國會的反映就是通過《重建法》和《民權法》。由此，一時間黑人似乎受到保護享有被否定的公民權利，并開始享有使他們成為自由和平等公民的法律資格。但好景不長，在本院的協助下，重建也隨之結束，黑人被迅速剝奪了享有新的公民權利。本院在開始解釋內戰修正案的過程中，截然剝奪了對黑人的實質性保護（參見Slaughter-House Cases）。后來，在臭名昭著的公民權利案（Civil Rights Cases），本院扼殺了國會推進種族平等的努力。本院對內戰修正案以及黑人平等權的最后打擊就體現在Plessy v.Ferguson案中。法院在該案中支持路易斯安納州法律要求鐵路公司為黑人和白人提供“平等但隔離”的設施，認為第14修正案的意圖不是“廢除基于膚色的區分”。哈蘭大法官在該案中的異議中擔憂，如果其它各洲也頒布類似的法律，“后果將會極其可怕”。哈蘭的擔憂很快成為現實。種族隔離給推廣到住房、公園、醫院、劇院、休息室和澡堂。種族強制隔離直到20世紀中葉。當然本院在布朗案以來的一系列案件中摧毀了自己曾在判決中幫助撫育成長的吉姆·克羅法（Jim Crow laws，即南方各州制定的對歧視黑人的法律）（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1954)，Morgan v.Virginia(1946)，Sweatt v.Painter(1950)，McLaurin v.Oklahoma State Regents(1950).）。但這些判決并不能自動結束隔離，也無法讓黑人擺脫法律的低等位置，獲得平等的位置。

黑人今天在美國的位置是悲慘的，但這是幾個世紀以來不平等待遇的必然后果。如果以生活舒適和取得成就作為衡量標準，有意義的平等對于黑人而言已經是一個遙遠的夢想。考慮到黑人受歧視這一令人遺憾的歷史，極其對黑人生活造成的災難性影響，將黑人納入到美國主流生活中就應當成為州的最高利益。若做不到這一點，美國將永遠是一個分割的社會。我不認為，第14修正案要求我們接受這個命運。無論第14修正案的歷史，還是我們過去的判例，都不會支持我們否定這樣的結論：大學通過考慮增加黑人醫生的數量和比例，可以補救社會歧視累積起來的負面效果。就像在我們的共同意見中表明的那樣，本院過去的判例確立了機遇種族考慮的補救措施的合憲性。從學校隔離案件開始，我們認為，即使沒有對是否違憲進行司法或立法的調查，學校委員會可以按照憲法在做出學校分配決定中考慮學生的種族背景（Swann v.Charlotte-Mecklenburg Board of Education(1971);McDaniel v.Barresi(1971)）。

可當我為大學在招生過程中可以考慮種族的法院判決鼓掌的時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經過了幾百年針對黑人的歸類歧視，本院不愿意支持對這種歧視采取歸類補救措施是可行的。為此，今天的判決完全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幾百年來對黑人的歧視不是針對一個一個個體，而僅僅因為他們的膚色。在20世紀的美國，不需要一個一個黑人來證明他們已經是種族歧視的犧牲品，我們社會的種族主義已經如此普遍，以致于沒有什么能逃脫其影響，更不用說福利和位置了。黑人在美國的經歷不同于其他的族群，這不僅僅是程度上的不同。這不僅由于奴隸制的歷史，而且由于黑人作為整個民族（a whole people）在法律上被標明為低等民族。而且這種標志繼續存在。由于黑人，美國作為大熔爐的夢想至今沒有實現，因為黑人由于他們的膚色而從來沒有進入這個熔爐內。

黑人經歷的這種與眾不同，讓我很難接受黑人在第14修正案下不能接受更大的保護，有必要依賴第14修正案為黑人過去的歧視產生的效果進行補救。由于不公平對待的歷史，我們現在必須允許這個社會的各種機構在決定誰在美國取得影響、財富和聲望的位置時考慮種族因素。很長時間以來，通往這些位置的大門一直對黑人關閉的。如果我們想變成一個完全整合的社會，一個個人膚色不再決定他或她能否獲得機會的社會，我們就必須愿意采取措施大開這些大門。我不相信，任何只要真正回顧一下美國的過去，還會依然認為不允許對這個過去的效果采取補救措施。

我害怕，我們又在兜圈子。內戰后，我們的政府開始多次“肯定性行動”項目。但本院在Civil Rights Cases和Plessy v.Ferguson案中摧毀了這種朝向完全平等的運動。幾乎一個世紀政府在沒有采取這樣的行動，而且這種不采取行動獲得本院的默認。后來，我們有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案和國會的《民權法》，隨著而來的是大量的肯定性 行動項目。現在，我們讓本院再次開始摧毀這些努力，這一次就是阻止加里福尼大學這種類型的肯定性行動方案。

[分析和討論]

一、本案的爭議在于戴維斯分校特別招生方案是否違背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如果把這份判決書和以前一些著名的判決進行比較，這份判決在修辭上的確是乏善可稱。如果有什么值得我們記住的，那就是這個判決構成了一個奇妙的妥協。一方面在判決結果上，法院在認為戴維斯特別招生方案違背了憲法第14修正案所保護的個人權利，從而責令戴維斯分校錄取巴基；但法院又堅持認為，憲法第14修正案依然容許考慮種族因素，并不是完全“色盲”。另一方面，在判決理由上，九個大法官意見眾說紛紜，難以形成一致意見，以至于出現部分附議、部分異議，意見在一點上可能一致，在另一點上就不能同意。之所以出現這種復雜局面，是因為這個案件涉及到最高法院對60年代以來的“肯定性行動計劃”這一政治行動的態度，這確實讓最高法院感到為難。因此，要理解該案的修辭，首先要了解肯定性行動計劃及其對美國政治的影響。

1961年3月，剛剛就任的肯尼迪總統頒布了10925號行政令，建立“就業機會平等總統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ttee o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其任務就是結束政府及政府的合同單位在雇員員工中存在的種族歧視。它要求政府以及政府的合同單位在雇擁員工的過程中禁止考慮種族和宗教因素，確保人人平等。這一舉動被稱之為“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這個詞的含義就是逐步采取措施消除廣泛存在的種族、宗教方面的歧視，首先就像肯尼迪總統所說的，“就業機會平等”。1964年的《民權法》擴大了這一原則的適用范圍，將其擴大到任何聯邦政府提供財政資助的任何項目或活動。同年，約翰遜接任總統之后，提出建立“偉大社會”的口號，由此在推動平等上采取了新的舉措，即強調僅僅采取程序意義上的公平對待是不夠的，聯邦政府必須采取措施對少數族裔采取予以幫助，以實現實質意義上平等競爭。他在1965的一次演講中指出：

你不能把一個常年帶著鎖鏈步履蹣跚的人僅僅從鎖鏈中解放出來，然后把他帶到比賽的起跑線上說，“你可以自由地與所有其他人競爭”，而且你還理所當然地相信，你取勝是完全公平的。因此，僅僅打開大門和機會是不夠的。我們的所有公民必須有能力跨國這些門檻。我們追求的不只是一種作為權利和理論的平等，而是作為實事的平等和作為結果的平等。

之后，約翰遜總統頒布了11246號行政令，規定聯邦政府的每個部和機構都要通過一些積極且持續的項目來禁止種族、信仰、膚色和國籍的歧視，促進平等就業的全面實現，同時廢除了肯尼迪總統設立的“就業機會平等總統委員會”，轉而要求勞動部頒布有關法規來實現這種目的。1971年，尼克松總統時期的勞動部部頒了第4號修正命令（Revised Order No.4），提出了對少數族群（黑人、印第安人、東方人等）提供優先對待的政策。

肯定性行動計劃引起了很大爭議。盡管多數人承認過去對這些少數族群不公平，而且他們受到的傷害應當給與補償，但在建立更為開放的社會的過程中，這種補償措施會不會產生新的不公平，造成新的傷害。這已經成為美國政治中最為敏感的問題。在本案中，問題的關鍵也就在這里：要不要對過去由于種族歧視對黑人造成傷害進行補償？ 讓我們首先欣賞馬歇爾大法官在該案中獨立提出的異議，馬歇爾大法官本人是聯邦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黑人大法官，他在打破種族隔離促進社會平等方面不遺余力。在本案中，他飽含感情敘述了黑人在美國歷史以及社會生活中的命運，對最高法院在這個歷史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進行揭露。在這段歷史敘述中，馬歇爾著重強調了兩個方面。第一，在促進黑人享有平等公民權的過程中，最高法院既有負面教訓，也有證明意義，尤其Slaughter-House Cases和Civil Rights Cases這些否認第14修正案促進種族平等的案件都屬于成為公認的臭名昭著的案件，馬歇爾最后可以強調指出的循環，就是在指出目前的最高法院在對待肯定性行動項目走的是Civil Rights Cases的道路，而不是布朗案這條道路。第二，黑人在美國的問題從來都是一個種族的問題，而不是個人的問題，而且黑人的種族歧視完全不同于其他族群面臨的問題，第十四修正案就是針對黑人作為一個種族所面臨的問題。肯定性行動計劃不是針對黑人個人，而是針對整個種族，其重要意義在于讓黑人作為一種民族（people）溶入到美國社會中來。從這個意義上，肯定性行動項目包含了美國大熔爐的理想，否則美國運用是一個分裂的社會。

馬歇爾提到美國的“大熔爐”夢想，反映了美國當時在種族和文化認同上面臨的問題。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文化認同一直困擾著美國。所謂“大熔爐”思想，就是希望把不同地種族的移民融合成統一的民族。這種理論的首提者就是18世紀80年代的克雷福科爾。他認為，在美國，各民族的個人都融合成一種全新的美國人。這種新的美國人“撇下其祖先的一切偏見和習俗，而接受新的思想和習俗，其來源是他所擁抱的新的生活模式，他所服從的新的政府以及他所具有的新的地位。”他認為，不同的移民不僅融合為新的民族，而且他們帶來的不同文化傳統融合在一起創造了一種新的共同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憲法第14修正案承擔了融合美國民族的神圣使命，肯定性行動項目考慮的不是個人權利，而是如何形成一個統一的美國民族。但是，馬歇爾的這種看法恰恰是鮑威爾等堅持法院判決的大法官們所不能同意的，他們認為，美國面臨的種族問題不是如何融為一體的問題，而是如何保持“雜多結構”的問題。這種保持種族的雜多結構被稱之為種族問題上的“沙拉理念”，其代表人物為20世紀的卡倫。他認為，美國將永遠是一個多民族的聯邦或多民族的民主國家，每個民族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人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哲學信念甚至宗教信仰，但是無法改變“自己的祖宗”。按照這種沙拉理論，美國社會的種族問題已經不再是所謂白人與黑人的“兩個階層理論”，因為本案發生的1978年和一百多年前美國內戰后通過第14修正案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了。這種時候，不同族群大量移民美國，美國的族群結構已發生根本的變化，由白人與黑人的二元結構變成了多種族的“雜多結構”。在美國的政治背景上，主張熔爐理念的被稱之為保守派，而主張沙拉理念的被稱之為自由派。

正是美國種族結構的這種變化，對“熔爐理念”與“沙拉理念”的不同政治主張，導致對憲法第14修正案的不同解釋。對憲法第14修正案的解釋，取決于對美國種族問題的政治判斷以及在這個問題上的政治立場，而對憲法第14修正案的不同解釋導致了對政府的肯定性行動項目采取究竟采取嚴格審查，還是一般的審查。由此，司法審查的法律技術、對憲法條款的解釋和對美國種族問題的政治判斷這三者之間構成了一個整體，這成為理解本案的關鍵。

二

戴維斯分校的特別招生方案是否與憲法第14修正案相抵觸，關鍵在于法院如何審查立法是否違背平等條款，具體而言就是對該特別招生方案應當采取哪種級別的審查，這涉及到“平等保護”中復雜的技術問題。

憲法第14修正案僅僅規定：“任何一州，在州管轄范圍內，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護”。對于這個條款的理解是以來最高法院的判例實踐發展起來的。一般來說，某 項涉及歸類的法律如果要符合法律所要求的平等保護，必須符合兩個要求：第一，法律的目的符合憲法的要求，即法律上進行歸類是為了實現某項公共利益或者為了消除公共危害。第二，法律采取的歸類手段對于所要實現的目的來說是合理的。某項立法是否滿足第一項關于“目的”的要求一般不成問題，問題復雜的地方在于第二項關于“手段”是否合理的考量。如果我們記得憲法中“必要且適當”學說，以及“法律正當程序”學說中“強版”的“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就知道“手段”是否符合“目的”包含著很大的彈性。這種審查就取決于法院對“手段”與“目的”之間匹配關系所采取的審查標準。

這種審查標準在技術上大體可以進行歸類。一個極端就是“手段”與“目的”完全符合，一個極端就是“手段”與“目的”完全無關。而法院真正審查的就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兩種中間狀態，一種就是對于“目的”而言，歸類包括太少（under-inclusive），有許多屬于類似境地的人沒有包括進來；另一種就是對于“目的”而言，歸類包括太多（over-inclusive），有許多不屬于類似境地的人也被包括進來。

在審查強度問題上，最高法院對于“個人自由”和“經濟自由”采取了雙重標準。在整個洛克納時代，最高法院的任務在于保護經濟自由不受政府干預，隨著新政時代的到來以及1937年憲法革命，最高法院把審查的中心從經濟領域轉向公民權利領域。這一點早在1938年的卡羅琳產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s Co.）中就已經埋下了伏筆。斯通大法官在該案著名的“注釋4”中指出，對“缺乏聯系的和孤立的少數群體”（a discrete and insular minority）的歧視，應當采取更為仔細的司法審查。由此，最高法院對不同問題的歸類采取了不同的審查標準。

一是，寬松審查。這主要對涉及經濟的歸類一般都采取這種審查標準。只要歸類是實現目的的合理手段，也就是說，即使包括太少，只要有所包括，就符合平等保護。二是，嚴格審查（strict scrutiny）。這主要針對涉及公民權利的立法，尤其是涉及到 “可疑歸類”和“基本權利”的立法。這種審查不僅要求不僅歸類為了實現某個令人信服的政府目標，并且要求只有在當時沒有更少限制他人權利的措施可替代的情況下，這種歸類才能被證明可行的。這樣的審查導致許多立法歸于無效，正如Gunther教授所說的，這種審查“理論上是嚴格的，實際上是致命的”。三是“中等審查”（intermediate scrutiny），主要針對性別問題。這種審查要證明手段對于目的的實現有“實質性聯系”（substantial related）。在本案的布倫南等人的異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這三種不同的審查標準的論述。

三

本案涉及的就是關于種族這種“可疑歸類”是否需要采用嚴格審查的問題。這就首先涉及到對第14修正案的理解，即憲法第14修正案的目的是保護黑人這樣的少數族群的權利不受多數族群的侵害，還是保護所有人，包括巴基這樣的白人。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憲法第14修正案規定的平等保護。對此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方法，分別得出兩種不同的結論。

第一種方法就是字面解釋，或者說文本解釋。按照這種解釋方案，第14修正案白紙黑字寫著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護，并沒有指出給“黑人等少數族群”。正如鮑威爾所言，“修正案本身使用了普遍適用的措辭，沒有涉及膚色、族群起源、或此前是否處于奴役狀態。”也就是說，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是針對每一個人的，屬于個人權利，而不是少數族群的權利。正如鮑威爾所言，“平等保護的保障不可能是當它適用于這個人時是這個意思，當它適用于另一膚色的人時是另一個意思。如果兩個人不適用同樣的保護，那么就不是平等保護。”在這個意義上，鮑威爾所主張的就是憲法“色盲”的理論，即憲法根本不考慮人的膚色，而是平等地適用于每一個人，這是哈蘭大法官在得出“隔離 但平等”這一著名學說的Plessy v.Ferguson案中的異議提出的力量。

但是，如果采取第二種解釋方法，即原旨解釋或者歷史解釋，那么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正如布倫南等人在異議中所指出的，從美國的歷史以及最高法院對平等保護條款的理解看，主張法律必須“色盲”或種族背景與公共政策無關，必須被看作是渴望的理想，而不是對現實的描述。也就是說，最高法院對憲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護的解釋必須考慮基于膚色的種族歧視這種公共政策，否則，這種“色盲”就變成了“近視”，使得人們看不到這樣一個事實：黑人在美國社會中低人一等。在這個意義上，對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護的理解，必須結合公共政策，從立法原意上的理解，理解為對低人一等的黑人這種少數群體給予使得的特殊保護，以促進真正的人人平等。馬歇爾大法官對美國黑人的歷史命運的敘述也是為了強化對第14修正案的原旨解釋。但是，即便按照，也并不意味著在本案對要采用嚴格審查標準。因此，還要看戴維斯特別招生方案是不是屬于嚴格審查的歸類。

不過，這種原旨解釋遭到了鮑威爾的批評。鮑威爾承認這種原旨解釋是成立的，憲法第14修正案的一些起草者確實認為該修正案的主要作用是要在黑人與白人“大多數”之間架起橋梁以彌補二者的距離但他認為，時代已經變了。“我們“自由之鐘”的時針無法撥回到1868年。主張保障對所有人的平等保護可以允許對某些人的保護程度高于其他人的觀點為時已晚。”正因為如此，需要與時俱進，對憲法第14修正案重新進行理解，不是把它理解為解決白人與黑人的種族距離問題，而應當看作是“一個普遍適用的原則，回應我國種族、族群和文化多元的狀況。”對于憲法第14修正案所做出這種字面解釋或者文本解釋不然不符合該修正案在制定的時候立法者的本來意圖。如果這樣的話，是不是意味著鮑威爾大法官是按照“公共意義和公共情感”來理解憲法？把立法者沒有意圖解釋到憲法之中？

如果我們記得坦尼大法官的主張，法院絕不能“僅僅成為大眾意見或時代激情的簡單反映。憲法并不是為了這個目的而設立本院的。”那么，我們是不是認為鮑威爾的這種解釋與其最高法院的設立目的是一致的呢？面對原旨解釋的這種潛在詰難。鮑威爾大法官早已經準備后了回應。他認為，他對憲法第14修正案采取的文意解釋或者文本解釋與立法者的意圖是一致的：“可以肯定第14修正案的起草者將樂于看到它可以普遍適用。”也就是說，在鮑威爾看來，如果第14修正案的起草者活到的這個時代，他們也會給第14修正案賦予這種全新的理解。我們可以推定，鮑威爾對憲法的解釋就是修正案修草者的意圖。理由在于憲法第14修正案包括了兩部分內容：一部分就是“暫時性的安排和政治判斷”，即基于兩個階層理論所形成的“白人多數”與“黑人少數”，那么平等保護的意含就包含對黑人少數的補救措施來實現真正的平等；另一部分就是超時代、超政治共同體的普遍價值，即保護所有的個人權利受到平等對待，不能為了補償某種種族而侵犯個人的權利。前者屬于憲法第14修正案的立法原意，后者屬于憲法第14修正案的推定意圖。鮑威爾進而指出，最高法院對憲法采取的解釋的時候，就要區分哪些是特性時空下做出的實用主義的政治判斷，哪些是超越時代和超越任何共同體的普遍原則。因此，鮑威爾對第14修正案拋棄了原旨解釋，而采取文意解釋或文本解釋，其目的依然是為了實現第14修正案的立法者賦予其的超越時空的普遍原則。

四

即使按照鮑威爾的理解，憲法第14修正案針對的是個人權利，那么，法院還要考慮第二個問題，即戴維斯特別招生方案的性質，看該方案是否構成所謂的“可疑分類”，因為只有“可以分類”和“基本權利”才適用“嚴格審查”，而本案顯然不涉及“基本權利”。

上訴人認為，戴維斯特別招生方案的目的是善意的，而且該方案采取的歸類與這種善意目的之間有著“合理的聯系”，顯然這一在采取寬松審查。被上訴認為，任何種族歸類都是可疑的，因此應當使用“嚴格審查”。對于這兩種不同的意見，在本案中提出異議的布倫 大法官等認為，該案采取的種族歸類并沒有針對“缺乏聯系的和孤立的少數群體”，而是“以矯正為目的種族歸類”，這顯然不能使用“嚴格審查”。但是，對于這種善意的、以矯正為目的的歸類，是不是就可以使用寬松審查呢？布倫南等大法官也反對。他們認為，種族與性別之間存在著共同點。一方面，種族歸類和性別歸類一樣，往往對被歸類的對象構成了羞辱。因此，這種歸類往往促進了種族分離主義，認為少數族群天生不具備自己取得成功的能力。另一方面，種族如同性別一樣，是永遠無法改變的特征，是自己不能控制的，因此不能以此作承擔法律義務的基礎。正是由于種族與性別具有這種相似性，這種分類盡管可能出于善意，但卻容易導致濫用。因此，“僅僅質詢是否存在支持這種歸類的令人信服的基礎是不夠的。相反，為了證明這樣的歸類合理，必須顯示使用這種歸類具有重要性的和可明確表述的目的。”這意味著要審查這種歸類與目標之間是否有實質性聯系。顯然，布倫南等大法官主張，應當對戴維斯特別招生方案進行“中等審查”。一般說來，最高法院對性別的審查采取中等審查，因此，布倫南大法官等特別強調種族與性別之間的相似性也就不難理解了。

按照中等審查，布倫南大法官們認為，該方案的目的是徹底根除過去種族歧視造成的后果，以達到“種族多元”的目的。因此，戴維斯特別招生方案中采用的種族歸類具有“令人信服的社會目標”，而且采用這種種族歸類并沒有對巴基這樣的白人造成羞辱，人們不回因為巴基沒有錄取而對他個人或者白人產生低人一等的看法，因此，這也符合中等審查提出的標準。在這個意義上，戴維斯方案與哈佛方案之間沒有根本的區別。因此，按照中等審查標準，戴維斯特別招生方案采取的種族歸類并不違憲。

而鮑威爾代表法院判決意見認為，嚴格審查盡管會涉及到“缺乏聯系的和孤立的少數群體”，但并不以此為首要條件。只要采取種族歸類就是可疑的，就應當進行嚴格審查。即不僅表明目的是憲法需要且有實質價值，而且要證明這種歸類對于實現其目的或保護其利益是必要的。為此，鮑威爾反駁了戴維斯特別招生方案作為手段與旨在實現的四個目的之間的必然關系。

第一，特別招生方案旨在醫療專業中保留特定群體成員，但所采用的手段采取了種族優先照顧，這本身就構成歧視，違背了憲法的要求。

第二，特別招生方案旨在消除過去的種族歧視所產生的不良影響，但是所采用的手段給無辜的個體增加了不利條件，而且這些無辜的個體沒有理由要為過去的歧視承擔后果。況且這也沒有經過立法、司法和行政的調查。這樣將使補救措施變成特權，侵害了個人的權利。

第三，特別招生方案旨在增加落后地區的醫生數量，但種族分類不是有效的方法，并不能從經驗數據上得出所采取的手段能夠實現這種目的。

第四，特別招生方案旨在促進教育的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自由，但該方案將多元化簡單地理解為兩個種族二元，而不是多元，該方案不能實現真正的多元化，相比較之下哈佛方案才是真正能夠實行多元化的方案。

經過對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匹配關系的嚴格審查，最高法院認為戴維斯分校的特別招生方案與憲法第14修正案的法律平等保護相抵觸，因為無效。

加利福尼亞大學訴巴基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Bakke）

438 U.S.265(1978)

一、案件名稱

二、案件的事實與判決情況（包括上訴情況、判決結果和理由）

三、案件爭議：

1、表面的法律爭議：戴維斯分校特別招生方案是否違背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

2、實質的政治爭議：“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與美國的種族問題

實質爭議：

1、“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

●1961年3月，剛剛就任的肯尼迪總統（照片與簡介）頒布了10925號行政令，建立“就業機會平等總統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ttee o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其任務就是結束政府及政府的合同單位在雇員員工中存在的種族歧視。它要求政府以及政府的合同單位在雇擁員工的過程中禁止考慮種族和宗教因素，確保人人平等。這一舉動被稱之為“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

●1964年的《民權法》擴大了這一原則的適用范圍，將其擴大到任何聯邦政府提供財政資助的任何項目或活動。

●1954年，約翰遜（照片與簡介）接任總統之后，提出建立“偉大社會”的口號，由此在推動平等上采取了新的舉措，即強調僅僅采取程序意義上的公平對待是不夠的，聯邦政府必須采取措施對少數族裔采取予以幫助，以實現實質意義上平等競爭。（You do not take a person who for years has been hobbled by chains and liberate him, bring him up to the starting line of a race and then say, “you're free to compete with all the others,” and still justly believe that you have been completely fair.Thus it is not enough just to open the gates or opportunity.All our citizens must have the ability to walk through those gates。We seek not...just equality as a right and a theory but equality as a fact and equality as a result.——1965的演講）

●1965年，約翰遜總統頒布了11246號行政令，規定聯邦政府的每個部和機構都要通過一些積極且持續的項目來禁止種族、信仰、膚色和國籍的歧視，促進平等就業的全面實現，同時廢除了肯尼迪總統設立的“就業機會平等總統委員會”，轉而要求勞動部頒布有關法規來實現這種目的。

●1971年，尼克松總統時期的勞動部部頒了第4號修正命令（Revised Order No.4），提出了對少數族群（黑人、印第安人、東方人等）提供優先對待的政策。

2、美國的種族問題：

問題：為了消除過去對少數族群的不公平待遇，聯邦政府通過“肯定性行動”對他們采取一些補償措施就已補救，但這種補償措施會不會產生新的不公平，對無辜的人造成新的傷害？

在本案中，要不要對過去由于種族歧視對黑人造成傷害進行補償？ 答案：“熔爐”（保守派）還是“沙拉”（自由派）？

（1）馬歇爾（照片、生平、簡單評價）的立場與“熔爐”理念。A、回顧最高法院在對待黑人平等權上的立場循環：

●美國奴隸制 與Scott Case（黑人不是公民）——南北內戰與憲法第13、14和15修正案

●Slaughter-House Cases（1873）Sweatt v.Painter(1950 Civil Rights Cases（1883）

Plessy v.Ferguson（1890）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1954）●《民權法》與肯定性行動——本案的判決

Slaughter-House Cases： 1869年,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機關通過一項法案,規制新奧爾良的屠宰場。表面上看，它是為健康而制定的措施。它宣布，某公司對該市的牲畜存欄和屠宰事務享有排他的特權。那些被這項法案排除在外的公司認為，這項法案違反了聯邦憲法第14修正案，因為它侵害了他們的權利和特權，否認了它們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未經正當法律程序剝奪了他們的財產。1873年，米勒大法官發表的法院判決認為，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目的是為了新近被解放黑人奴隸的利益，對財產的規制權屬于各州。但Field和Bradley的反對意見預示了實質性正當程序學說的未來發展。

Civil Rights Cases：1875年民權法規定，禁止在交通工具、旅店、劇院實行種族隔離，并要求在選擇陪審團的問題上實行種族平等。除后者之外，這項立法首先直接針對非官方的個人，以及他們的行為。國會一直根據平等保護的法律條款和第14修正案的執行條款采取行動。問題是當一個州對其公民的種族歧視行為予以容忍或漠視，國會能否以該州拒絕平等保護為由，明確立法制止歧視的行為，從而執行上述修正案。本案中，法院的判決意見認為，憲法僅僅取消奴隸制，但并沒有禁止公民個人的種族歧視。

Plessy v.Ferguson：1890：法院在該案中支持路易斯安納州法律要求鐵路公司為黑人和白人提供“平等但隔離”的設施，由此確立了著名的“隔離但平等”的學說，認為第14修正案的意圖不是“廢除基于膚色的區分”。哈蘭大法官在該案中的異議中主張，美國憲法不考慮種族問題，即憲法是“色盲的”（color-blind）

Sweatt v.Painter(1950):法院認為，德克薩斯為黑人提供的“隔離但平等”的法學院教育，違反了憲法第14修正案下法律的平等保護。The law is a highly learned profession, we are well aware that it is an intensely practical one.The law school, the proving ground for legal learning and practice, cannot be effective in isolation from the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with which the law interacts.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1954）法院宣布：“僅僅由于種族而把他們與其他類似年齡和資質的兒童分開，就會產生一種與他們在社區中的身份相關的自卑感，這可能會影響他們的心靈和心智，而且可能永遠無法排解。”“在公共教育領域里，沒有“隔離但平等”學說的場地。隔離的教育設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B、“熔爐”理念：肯定性行動計劃不是針對黑人個人，而是針對整個種族將其融入美國。

For several hundred years Negroes have been discriminated against, not as individuals, but rather solely because of the color of their skins.It is unnecessary in 20th-century America to have individual Negroes demonstrate that they have been victi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the racism of our society has been so pervasive that none, regardless of wealth or position, has managed to escape its impact.The experience of Negroes in America has been different in kind, not just in degree, from that of other ethnic groups.It is not merely the history of slavery alone but also that a whole people were marked as inferior by the law.And that mark has endured.The dream of America as the great melting pot has not been realized for the Negro;because of his skin color he never even made it into the pot.the great melting pot ：“熔爐”理念的首提者是18世紀80年代的克雷福科爾。他認為，在美國，各民族的個人都融合成一種全新的美國人。這種新的美國人“撇下其祖先的一切偏見和習俗，而接受新的思想和習俗，其來源是他所擁抱的新的生活模式，他所服 從的新的政府以及他所具有的新的地位。”他認為，不同的移民不僅融合為新的民族，而且他們帶來的不同文化傳統融合在一起創造了一種新的共同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憲法第14修正案承擔了融合美國民族的神圣使命，肯定性行動項目考慮的不是個人權利，而是如何形成一個統一的美國民族。

（2）鮑威爾（照片、生平、簡單評價）的立場與“沙拉”理念。

鮑威爾認為，美國面臨的種族問題不是如何融為一體的問題，所謂白人與黑人的“兩個階層理論”，已經過時，本案發生的1978年和一百多年前美國內戰后通過第14修正案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了。目前，美國社會的種族問題關鍵在于如何面對“雜多結構”的問題，這種保持種族的雜多結構被稱之為種族問題上的“沙拉理念”，其代表人物為20世紀的卡倫。他認為，美國將永遠是一個多民族的聯邦或多民族的民主國家，每個民族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人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哲學信念甚至宗教信仰，但是無法改變“自己的祖宗”。

四、法律爭議的解決

（一）：

憲法第14修正案究竟是促進種族平等（異議），還是保護個人權利（判決意見）？

●異議采用原旨解釋：（從Constitutionalism一文中選擇相關的英文定義作為鏈接）從美國的歷史以及最高法院對平等保護條款的理解看，主張法律必須“色盲”或種族背景與公共政策無關，“必須被看作是渴望的理想，而不是對現實的描述”。最高法院對憲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護的解釋必須考慮基于膚色的種族歧視這種公共政策，否則，這種“色盲”就變成了“近視”，使得人們看不到黑人在美國社會中低人一等這個事實。

因此，對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護的理解，必須結合公共政策，從立法原意上理解為對低人一等的黑人這種少數群體給予使得的特殊保護，以促進真正的人人平等。

●判決意見采用文意解釋或文本解釋和假定意圖解釋（從Constitutionalism一文中分別選擇相關英文定義）

文本解釋：

第14修正案規定，“任何一州，在州管轄范圍內，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護”。

“修正案本身使用了普遍適用的措辭，沒有涉及膚色、族群起源、或此前是否處于奴役狀態。”

“平等保護的保障不可能是當它適用于這個人時是這個意思，當它適用于另一膚色的人時是另一個意思。如果兩個人不適用同樣的保護，那么就不是平等保護。”

假定意圖解釋

憲法第14修正案的一些起草者確實認為該修正案的主要作用是要在黑人與白人“大多數”之間架起橋梁以彌補二者的距離但他認為，時代已經變了。我們“自由之鐘”的時針無法撥回到1868年。主張保障對所有人的平等保護可以允許對某些人的保護程度高于其他人的觀點為時已晚。

因此，需要與時俱進，重新就是憲法第14修正案，不是把它理解為解決白人與黑人的種族距離問題，而應當看作是“一個普遍適用的原則，回應我國種族、族群和文化多元的狀況。”

“可以肯定，第14修正案的起草者將樂于看到它可以普遍適用。”

● 采用假定意圖解釋的理由： 憲法第14修正案包括了兩部分內容：一部分就是“暫時性的安排和政治判斷”，即基于兩個階層理論所形成的“白人多數”與“黑人少數”，包含對黑人少數的補救措施來實現真正的平等；另一部分就是超時代、超政治共同體的普遍價值，即保護所有的個人權利受到平等對待，不能為了補償某種種族而侵犯個人的權利。前者屬于憲法第14修正案的立法原意，后者屬于憲法第14修正案的假定意圖。

●是否可以采用假定意圖解釋？

任何憲法條款如果被認為是不公正的，那么這個文件自身規定了修改這些條款的方式。但是只要這些條款沒有被修改，那目前對這些條款的解釋必須和憲法在通過時的理解一樣。通過時的憲法和我們現在面對的憲法不僅文字相同，而且含義也相同，它們給政府授予了同樣的權力，為公民保留和保護同樣的權利和特權，而且只要憲法繼續以現在的面目出現，那么不僅憲法的文字現在保持未變，而且現在憲法的含義和意圖與憲法制定后由合眾國人民投票通過時的含義和意圖也保持未變。任何其他的解釋規則都會取消本院的司法特性，并使它僅僅成為大眾意見或時代激情的簡單反映。憲法并不是為了這個目的而設立本院的。憲法給本院寄予了更高且更為嚴肅的期望，本院在履行這個職責中決不能躊躇動搖。（坦尼）

五、法律爭議的解決

（二）：

戴維斯特別招生方案應當適用中等審查（異議），還是嚴格審查（判決意見）？

1、平等保護的一般學說：（1）“特征”（歸類手段）”與“危害”（目的）的五種關系（Tussman & Tenbroek的學說）：

歸類就是一種品質、特征、形狀、關系或者其任何組合；它們是否為個人擁有，決定了個人是否屬于歸類的成員或被其包括。一種合理的歸類，就是包括所有處境類似的人，而不包括處境不同的人。但問題是，模糊與關鍵字眼的“處境類似”（similarly situated），在此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必須在歸類的背后尋找法律目的，一種合理的歸類，正好包括所有相對于法律目的而言處境類似的人。

這種立法歸類所定義的性質就可以稱之為“特征”。而法律的目的是消除公共危害或取得某種正面的公共利益，可以稱之為“危害”。而這形成以下五種關系：

（畫圖）

A、特征與危害完全重合：理想的歸類。B、特征與危害完全無關：歸類完全不合理。C、包含太少（under-inclusive）：有許多屬于類似處境的人沒有包括進來，違反了合理歸類。

D、包含太多（over-inclusive）：有許多不屬于類似境地的人也被包括進來，觸犯了無辜者，更不合理。

E、相互交叉，C、D的情況同時存在。

（2）平等保護的審查程度

A、最高法院對于“個人自由”和“經濟自由”采取了雙重標準。

在整個洛克納時代，最高法院的任務在于保護經濟自由不受政府干預，隨著新政 時代的到來以及1937年憲法革命，最高法院把審查的中心從經濟領域轉向公民權利領域。這一點早在1938年的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s Co.中就已經埋下了伏筆。斯通大法官在該案著名的“注釋4”中指出，對“缺乏聯系的和孤立的少數群體”（a discrete and insular minority）的歧視，應當采取更為仔細的司法審查。由此，最高法院對經濟自由采取寬松審查，對個人自由采取嚴格審查。B、三個審查標準 ● 寬松審查（經濟）：歸類是實現目的的合理手段，只要符合基本的合理歸類，就屬于平等保護。

●嚴格審查（“可疑歸類”和“基本權利”）：要求不僅有令人信服的政府目標，并且要求在沒有更少限制他人權利的措施可替代，才屬于平等保護。正如Gunther教授所說的，這種審查“理論上是嚴格的，實際上是致命的”。

●中等審查（性別）：證明手段對于目的的實現有“實質性聯系”（substantial related）。

2、對戴維斯特別招生方案應當適用何種程度的審查？（1）、上訴人主張：特別招生方案的目的是善意的，該方案采取的歸類與這種善意目的之間有著“合理的聯系”。（寬松審查）。

（2）被上訴認為：任何種族歸類都是可疑的（“嚴格審查”）。（3）布倫南等異議認為：使用“中等審查”。

● 該案采取的種族歸類并沒有針對“缺乏聯系的和孤立的少數群體”，而是“以矯正為目的種族歸類”，這顯然不能使用“嚴格審查”。

● 盡管這種歸類是善意的、以矯正為目的，但有濫用的威脅，不能采用“寬松審查”。● 種族與性別之間存在著共同點，可適用“中等審查”。

A、種族歸類和性別歸類一樣，往往對被歸類的對象構成了羞辱。這種歸類往往促進了種族分離主義，認為少數族群天生不具備自己取得成功的能力。

B、種族如同性別一樣，是永遠無法改變的特征，是自己不能控制的，因此不能以此作承擔法律義務的基礎。

● 按照中等審查，特別招生方案符合憲法第14修正案。

A、立法和判例一直肯定對過去歧視造成不利條件的少數群體采取補救措施。

B、特區招生方案的目的是補救因過去歧視造成不利條件的少數群體，這符合第14修正案的要求。

a、統計表明，少數群體在醫學界代表嚴重不足，使有過去歧視造成的。b、特別招生方案并沒有對其他群體構成羞辱。

c、招生方案考慮申請者不單單看其種族，而是考察個人出于的不利條件。

d、就憲法而言，哈佛方案與戴維斯方案的目的沒有根本區別：優先照顧不可避免。

（4）鮑威爾的判決意見：使用“嚴格審查” ● 嚴格審查盡管會涉及到“缺乏聯系的和孤立的少數群體”，但并不以此為首要條件。只要采取種族歸類就是可疑的，就應當進行嚴格審查。

● 嚴格審查不僅表明目的是憲法需要且有實質價值，而且要證明這種歸類對于實現其目的或保護其利益是必要的。特別招生方案作為手段與旨在實現的四個目的之間缺乏這種必要聯系，因此是違憲的。

第一，特別招生方案旨在醫療專業中保留特定群體成員，但所采用的手段采取了種族優先照顧，這本身就構成歧視，違背了憲法的要求。第二，特別招生方案旨在消除過去的種族歧視所產生的不良影響，但是所采用的手段給無辜的個體增加了不利條件，而且這些無辜的個體沒有理由要為過去的歧視承擔后果。況且這也沒有經過立法、司法和行政的調查。這樣將使補救措施變成特權，侵害了個人的權利。

第三，特別招生方案旨在增加落后地區的醫生數量，但種族分類不是有效的方法，并不能從經驗數據上得出所采取的手段能夠實現這種目的。

第四，特別招生方案旨在促進教育的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自由，但該方案將多元化簡單地理解為兩個種族二元，而不是多元，該方案不能實現真正的多元化，相比較之下哈佛方案才是真正能夠實行多元化的方案。

經過對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匹配關系的嚴格審查，最高法院認為戴維斯分校的特別招生方案與憲法第14修正案的法律平等保護相抵觸，因為無效。

第三篇：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理想家園——加利福尼亞

加利福尼亞——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理想家園

人們常常問起，加利福尼亞是如何把眾多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招募主的呢？因為現在有好多諾貝爾獎獲得者都在加州工作。加州的氣候、文化以及致力于卓越的理念就是原因所在。加利福尼亞不僅產生了大量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而旦也從世界各地吸引來了許多。今年，它也將熱烈慶祝諾貝爾獎的百年華誕。

加州與諾貝爾獎有著令人艷羨的關系。它是世界上諾貝爾獎獲得者最密集的地區——在過去10年里，大約25％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都與加州有關。

諾貝爾獎得主、加州理工學院院長大衛·巴爾蒂默有一些關于為什么加州既能產生諾貝爾獎獲得者，又能吸引他們的理論。巴爾蒂默由于他在解釋病毒如何反轉轉錄田從而引起癌變方面的杰出貢獻而榮獲lop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他認為，正是由于加州擁有大量優秀的公立或私立研究性大學，所以才產生并且吸引了眾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但是，真正促進加州的大學致力于那些最終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研究的原因，是他們的治學態度．而不是其地理位置或者氣候。加州的大學大多誕生于上個世紀初，正如巴爾蒂默所說“它們沒有受到歷史觀念的束縛，也不拘于各種禮教等級。”

在世界其他地方，建設科學研究基地要方便的多：只需在一個密集的地區組建大量的大學、國家實驗室以及基于科研轉化的商業就可以了。而在加州，由于當時物資和信息的相對缺乏，所以促成了一種以自主創新為主導思想的學術氛圍，更為重要的是，當加州發展起來之后，這種氛圍依然保持了下來c擁有大量的諾貝爾獎得主，當然可以吸引大量的經費以及有才華的學生。但是，正如巴爾蒂默說指出的那樣：“如果只是沉醉于過去諾貝爾獎的輝煌，那么就會駐足不前。”［郝建綱譯自Naha，200I年10月11日］

第四篇：美國南印第安納大學

美國南印第安納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Indiana）

學校概況

美國南印第安納大學（簡稱 USI）成立于 1965 年，是一所年輕但擁有雄厚師資實力的州立綜合性大學。它位于印第安納州西南部的埃文斯維爾（Evansville）——是該州集文化、經濟、金融、醫學和娛樂于一身的第三大城市，也多年被評為“美國居住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人口約 30 萬。它四周距離美國多個著名城市均不足 200 英里；如南離田納西州的首府——納什維爾（Nashville，被公認為全美國“最友善城市”，著名的“鄉村音樂之都”）156 英里；東距肯塔基州的名城——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126 英里等，交通極為便利，除通有多條高速公路外，還非常靠近伊利諾州(Illinois)和肯塔基州的州際干線。

USI 占地 330 英畝，以其獨特的郊野田園風光著稱，校園幽靜秀麗，是國外學子安心讀書的絕佳之地。在過往 10 年中，報讀人數急劇增加，吸引了來自美國本土及海外 4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0,000 多名學生來此求學。USI 的教學和生活設施齊備： 30 多棟教學、科研大樓集中于校園西邊，而宿舍則位于東北邊和南邊。校內提供免費巴士服務供學生上下課，非常便利。除學生宿舍外，還有校園公寓可供選擇，均配有空調和計算機，可上校園網（免費）和國際網（使用乙太網卡）；提供當地和國際長途電話服務、洗衣設備等等。此外，學生可憑校園卡享受 USI 提供的餐食服務，其中開設了“紅鷹”、“白鷹”和“藍鷹”用餐計劃，豐盛而多樣，豐儉由人。USI 極為注重教學質量的提高，強調教學相長和師生的互動，其教職工和學生的比例為 1 ： 18 ；大部分班級學生在 25 名以下，讓師生有密切的關系和充分的交流機會，堪稱“新美國大學”的楷模。USI 設有 5 大學院，即商務、教育和人事服務、大學文科、護理和健康及科學和工程技術5個學院，共 60 多個專業以及多個科學研究中心，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了包括商學、教育學、文學、護理和保健學、科技和機械工程學等齊備的、多方面的課程。

專業：

會計、廣告、應用數學與計算機科學、藝術-、藝術-繪畫/插圖、藝術-平面設計/電腦藝術、藝術-互動媒體設計、藝術-工作室、生物學、生物物理學、商業-電子商務、商業-創業/小型企業、工商管理、商業教育、化學、傳媒學、計算機信息系統與技術、計算機科學、咨詢/心理學、犯罪學、口腔衛生、電子商務、經濟學、經濟學與金融、教育學-早期兒童教育、教育學-小學教育、教育學-數學方向、教育學-中學教育方向、土木工程、電力工程、機械工程、運動科學、金融學、金融與經濟學、地理學、地質學、地球科學、老人社會學、平面設計、歷史學、工業監督與管理、國際商務、國際研究、新聞學、新聞與計算機印刷、管理學、市場營銷學、數學、戲劇音樂、護理學、護理學（注冊護士）、營養科學（飲食）、職業病/訓練與發展、體育教育、心理學-咨詢方向、公共關系、廣播與電視、演講學、溝通語言學、運動和鍛練科學、戲劇藝術、院校特色：

評為全美三級，由該校商業學院授予的商科學士學位和工程技術學院授予的工程技術學士學位分別被權威的國際高級商業院校協會（AACSB international）和美國工程技術鑒定委員會（ABET）認可。

費 用 ：

USI 研究生 ：一學年約 15,000 美元。（包括：學費、雜費、書費、學習及個人用品費、餐費、醫療保險、住宿費）

第五篇：波茲南大學

我校是一所擁有悠久歷史，且煥發著現代活力的大學。我校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70年，與當時杰出的哲學家，農業教育和科學的贊助人August Cieszkowski密不可分。

波茲南生命科學大學的宗旨在于研究和教育，范圍包括農業與食品，森林學，木材工藝學，農村開發，環境保護，生物技術，生物學，園藝學和景觀建筑學。

目前，波茲南生命科學大學擁有15000人的團隊，包括837名大學教師（包括134名正教授），約300名博士生，13000名學生，以及研究技術人員，圖書館人員，行政管理人員和服務人員（共有780名雇員）。

波茲南生命科學大學共分八個學科，18個常規研究方向（含25個專業），15個校外研究方向（含16個專業），這些都具有很高的科學規范性。每個學科都可以頒發博士和博士后學位。

我校可提供三階段教育：第一階段學習結束可獲得學士學位或者工程師學位，第二階段學習結束可獲得碩士學位，第三階段為博士生研究。我們共提供十八個研究生專業。幾年來，我們所提供的教育范圍得到進一步擴展，滿足了了解農業食品行業和勞動力市場的需要。五個示范中心，十二個農林試驗站以及對綜合能力的培養都反映了我們為跨學科合作的高度專業化所做的貢獻。

優秀的團隊、裝備優良的實驗室，頂級的教學幫助和最高的教學水平無不為教育和研究提供了便利。因而，我們的畢業生在波蘭和海外都得到了聘用。

在與世界上100多個院校的合作中，我們所表現出的很高的研究水準使本校聲望與日俱增。

我校還參與了很多國際項目，例如：LLP Erasums，Leonardo da Vinci，COST，EUROFOREST and EU Framework Programme。在與來自其他歐盟成員國以及會員國的參與者的合作過程中，我校積極開展教育研究活動。而且我們采用歐洲學分互認系統（ECTS），在國內和國際范圍內進行學生交換非常便利。我校正在運作的Most-AR項目中，學生可以從第三個學年開始轉入波蘭其它農業大學學習

一個學期或一年。

我校參與了基于44項雙邊協議的LLP Erasmus框架。這個項目涉及在歐洲院校安置和學習的交換學生大學教師的交換以及精品課程的組織。每年我校有超過500名學生出國參加由就業部組織的實習。

食品與營養科學院在波蘭同類專業中處于領先水平。經歷多次改革之后，在2004年最終采用了食品與營養科學的名稱。

食品與營養科學院團隊由195人組成，其中包括116名大學教師，向三個研究方向和三個專業大約1500名校內校外學生授課。

研究方向

一、食品技術和人類營養（專業：食品技術，人類營養，食品生物技術）

二、商品學

三、膳食學

研究生方向

膳食學與營養規劃，食品安全與質量控制

博士生方向

食品技術與人類營養

本院所進行的研究涵蓋兩方面問題：

1、開發新的、現代化的、當前使用的技術，旨在減少食品生產物耗能

耗，并提高食品質量和衛生安全性。

2、使用最新的儀器和感官技術得到并表征新的食品和營養素。

在以上兩個主要問題中，研究計劃包括以下這些方面：

食品成分的功能特性；工藝流程對食品質量、營養價值和消費者偏好的影響；測定天然植物抗氧化劑的化學變化，包括與腸道微生物的相互作用；決定原材料和食品香氣的揮發性化合物的特性；開發生產增加益生菌物質含量的谷類制品的技術；對原材料和食物抗氧化能力的評估；優化從雞蛋清中生產溶菌酶的工藝并考察其對抑制微生物生長的可行性；對濃縮食品和補充特定生物活性成分的食物進行安全性和有效性評估；在食品生產過程中嗜熱菌的應用和有毒廢物的去除。

研究和教學單位

肉類技術所；植物源食品技術所；生物化學和食品分析室；生物技術和食品微生物學室；物理學室；人類營養和衛生學室；乳制品技術室；人類營養技術室；食品質量控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