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汶川與海地地震災難危機傳播管理的比較看中國特色新聞傳播體制

從汶川與海地地震災難危機傳播管理的比較看中國特色新聞傳播體制

公元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04秒,中國四川省汶川縣發生了里氏8.0級特大地震,龍門山脈的南北走向在這一段產生了多米諾骨牌式的災難后果。時隔一年半,同樣的不幸降臨在加勒比海的島國。當地時間2010年1月12日16點53分,海地共和國首都太子港地區發生了7.3級強烈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面對艱巨而嚴峻的抗震救災任務,中國和海地對各自危機的應對及處理結果大相徑庭。在汶川地震和海地地震危機管理中,通過新聞媒體傳遞的各種信息,全世界共同見證了這兩場災難給人類帶來的重大考驗。而在兩次地震震后20天的媒介呈現中,展現給我們的不僅是中國政府與海地政府的不同作為,也凸顯出媒體自身的社會責任和作用在不同體制下所發揮的迥異效果。

一、兩次地震災難中媒體危機傳播效果分析

大眾傳播的巨大影響力對社會管理來說是一柄雙刃劍。社會學家拉扎斯菲爾德和墨頓在早期研究中提出大眾傳播的正負功能學說,認為大眾傳媒既可以實現賦予社會地位和強化社會規范的正面功能,也具有麻醉大眾、忽視重要社會問題的負面功能。危機事件發生時,大眾傳播的影響力呈放大趨勢,不同的傳播立場與態度啟動了不同的傳播功能,這將導致截然不同的傳播效果。

通過對比兩次地震的媒體報道可以發現,地震發生后的20天里,新聞媒體在傳播信息的同時,也能動地“創造”了歷史。兩次災難報道中媒體的不同表現,對抗震救災過程中建構國家形象、動員民眾力量、表達人文關懷、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產生了正負兩面的效果差異,其中優秀的媒體表現將沉淀為媒介發展的制度經驗和精神財富,指引今后重大突發性事件的報道規律。

1.輿論引導影響民眾力量。“在汶川地震報道當中,中國媒體不僅向人們及時報告災情,傳播信息,宣傳典型,而且結合抗震救災中出現的新情況和人民群眾中出現的各種思想問題,及時主動提出議題,發表各種評論,有力地配合了抗震救災斗爭”[1],將團結群眾、凝聚力量、鼓舞斗志的巨大作用演繹得淋漓盡致。

首先,及時將災情、險情傳播出去,將嚴峻的事實擺到每個人眼前,促使人們認識到形勢的險惡嚴峻,必須團結一心才能渡過難關。全國人民焦急萬分,在政府的組織與領導下積極行動起來,迅速整合成一支強大的抗災大軍。媒體對社會的整合效應在此時得到了最佳的發揮。前有一線軍民的英勇奮戰,后有全國人民乃至世界各國的支援,一組組前方的硝煙彌漫與后方的鼎力協助電視畫面大大鼓舞了救災士氣。與此同時,一組組大型專題報道,充分運用議程設置的效果對抗震救災中涌現的英雄事跡進行了深度挖掘,濃墨重彩地連續聚焦和報道,為抗震救災有序進行并不斷向縱深推進營造了強勢的輿論氛圍。其次,用權威的信息來源強化信息的可信度和傳播力度。“中央及地方媒體時刻把握社會動態,捕捉信息,設置議程,引導公眾,運用權威意見來引導輿論,廓清彌漫四起的謠言,化解了社會壓力,滿足了民眾的知情權,消除了民眾的焦慮感,增強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最大限度保持了社會穩定”[2]。抗震救災的舉國動員,再次印證了社會主義制度在重大自然災害面前的優越性,證實了中國媒體承擔著新聞拯救生命、新聞傳遞力量的重大責任。

海地的強烈地震使當地政府和媒體基本處于癱瘓狀態,在國際社會紛紛伸出援手,向災民提供幫助的同時,相關的災情報道也幾乎被外國媒體所壟斷。海地地震后,前來報道的各國媒體關注災情,向全世界呼吁救援,而部分西方媒體則無視災民們的痛苦和無助,再次對災民進行了妖魔化的報道,將鏡頭對準一些偶發事件,將災區形容成犯罪不斷的動蕩之地,這對鼓勵海地災民堅強勇敢地渡過難關起到了極為負面的影響。

從上述對比中顯而易見,媒體正確的引導輿論,利于危機事件向積極方面發展,而歪曲錯誤的報道則會影響危機事件的處理結果。衡量一個社會或民族面對困境挑戰的態度如何,與新聞媒體密切相關。在汶川地震中,媒體始終圍繞著眾志成城、奪取抗震救災勝利、重建家園這一目標,用積極的事例做引導,激發民眾的愛國情懷,凝聚民族精神,營造溫暖、和諧的輿論氛圍。公眾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感受到來自政府和集體的支持與關愛,在危機困難中變得冷靜、理性和堅強,增強共渡難關的信心與決心。

2.新聞報道建構國家形象。中國社會的透明度,隨著《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在汶川地震前11天的正式生效實施,更加讓國人驚嘆,令世界矚目。汶川地震發生后不到半小時,震情得到公開報道。國內新聞工作者用第一時間刷新了中國傳媒對重大事件的報道模式。幾小時內,國家和地方數次召開新聞發布會披露最新震情統計數據,地震傷亡人數在互聯網上實時更新;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四川省政府的新聞發布會天天如期舉行。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取消原有節目,直播《抗震救災,眾志成城》;各大主流報紙不惜版面,整版整張宣傳報道汶川抗震救災實況。電視、廣播、報紙、刊物、網絡、手機,一時間所有傳媒一起開動,全程進行“實況直播”。巨幅照片、現場特寫、前沿報道、在線訪談,全面真實地報道了最新的現場、最新的感動。在這樣的媒體迅速反應下,政府和軍隊的迅速行動通過各種媒體尤其是電視和網絡的傳播第一時間展現在了全世界的眼前。

這次抗震救災,中國政府首次邀請外國記者到一線采訪報道,對西方媒體的寬松政策使他們體會到我們友好、開放、自信的態度,全球各大傳媒機構第一時間援引央視報道,這是首次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央電視臺始終成為歐美等西方媒體的主要信息源。使我們真正贏得了話語主導權,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和理解,為國家形象的提升營造了一個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

海地全國現有37家電視臺, 188家廣播電臺。主要報紙有《消息報》(Nouvelleste)和《晨報》(Le Matin),均為私營,官方通訊社為海地通訊社。在此次地震中,當地媒體在對外傳播上的直接表現就是在國際傳播舞臺上的嚴重“失語”,關于救災的各方面信息完全被西方媒體主導,致使外國媒體有機會按照它們自己的觀點搶先做出報道,從而喪失自身的話語權。海地媒體的集體失語和功能缺位,使海地展現給世界的是一個國力衰微、政府無能的弱小國家形象。沒有做好與傳媒、公眾的溝通工作,使危機處理缺乏一個公正、有利的輿論環境。

在以上汶川地震和海地地震媒體表現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媒體主動、公開與及時地報道突發性公共事件對整個國際良好輿論的營造以及對正面建構國家形象和媒體形象所帶來的巨大作用和積極影響。新聞渠道的暢通,對穩定國內情緒以及民眾后續的行動導向都有積極的指導意義。正是由于政府的迅速行動和媒體公開及時的連續報道,使這次震動大半個中國的強烈地震沒有引起民眾的大范圍恐慌[3]。

3.危機應對塑造民族精神。強有力的政府勢必要通過新聞媒體的宣傳和發動來組織人民共渡難關。然而面對著貧窮和戰亂,面對著飽經痛苦和磨難的災民,海地政府和媒體一籌莫展,無計可施,而西方媒體呈現出的更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和悲哀的社會畫面。這是讓海地人民失去信心和耐心、絕望情緒蔓延的重要原因。

4.價值選擇決定情感表達。在災難報道中,“生命財產”常常作為一個并列結構的關鍵詞出現,即“生命(人)”與“財產(物)”具有同等重要性。然而,在此次汶川地震這場巨大災難的報道中,“生命”是貫穿始終的最核心要素,個體的命運、家庭的悲劇、群體的情緒是關注的重點,每天受眾們都能從電視、報紙、網絡等各種媒體上看到對生命的關懷和救助。大量的現場采訪、真實紀錄和深入挖掘的感人細節,于災難報道中閃耀出堅韌頑強、熱愛生命的人性光輝。通過故事化、過程化、人性化的敘事和現場真實的細節特寫以及人物個性語言的展示,將一個個抗震救災英雄塑造成普通而偉大、血肉豐滿的人物典型,充分彰顯了中國媒體獨到的人文關懷。

在海地災難報道中,部分西方媒體將關注的重點放在“地震中黑幫頭目越獄逃跑”、“慈善機構販賣孤兒”、“災民涉嫌搶劫被擊斃”、“海地商人趁火打劫牟取暴利”等負面新聞上,這對救災工作的開展和社會秩序的維持無疑是雪上加霜。此外,部分西方媒體以近乎零度的情感報道海地的天災和人禍,一些血淋淋的、極其悲慘甚至非常不人道的場面和不堪回首的細節經歷被反復播放和描述,不時地刺痛被訪對象和受眾的敏感神經,有意無意地給海地災民帶來二次心理和人格上的傷害。

部分西方媒體認為災難報道應該保持“客觀的無動于衷”,其實這是一種誤區。危機事件中的人們心理非常脆弱。這時,媒體的報道要在情感上給受眾以關懷、心理上進行特別的安撫和疏導,體現一種特殊時期的人文關懷,以人為本,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體貼人。任何客觀的新聞報道都處在一個價值參照體系中,那些片面追求“看點”而不加節制的采訪,忽視了受害者的情感,暴露出的是對人的生命價值的淡漠。特別在危機事件發生時,一個稱職的傳播者首先應該成為一名道德的踐行者、新聞良知的堅守者,在其職業操守和社會的公共道德發生沖突時,絕不能無視人性道德來換取所謂的傳播價值。

二、從對比中看中國特色新聞傳播體制在危機管理中的作用

在對汶川地震的報道中,中國主流媒體“勇敢地正視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迅速抵達災害發生的現場,準確描述災害的真實情態,及時跟蹤災害的變化過程,全力溝通政府與公眾之間的聯系,鼓舞人民抵御災害的信心和勇氣”[4],擔當起了新聞拯救生命、傳遞力量、記錄歷史、捍衛良知的社會責任,為抗震救災營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很好地詮釋了危機傳播中新聞媒體的中國經驗。

“要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新聞宣傳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我國的新聞體制與西方社會標榜獨立卻受利益集團操控、維護少數人利益的“新聞自由”的本質區別所在。在此次汶川地震的危機傳播中,從人民利益出發是新聞傳播成功發揮重要作用的關鍵。中國媒體真誠地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與人民血肉相連、息息相關,新聞報道從始至終貫穿、融合了社會主義新聞黨性“,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用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人為本”、“與時俱進”等原則在充分尊重和體現新聞傳播規律的同時,對災難報道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服務大局”解讀社會協調的傳播功能。

汶川地震的危機傳播在當下重新解讀了20世紀著名傳播學者拉斯韋爾“三功能說”中協調關系、統一思想的社會功能。社會是一個建立在不同分工基礎上的有機體,各組成部分之間的協調發展才是保證整個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而媒體所執行的正是聯絡、溝通、協調社會各組成部分的功能。面對流動性大、分散性強的次級群體,宣傳是一種能“將成千上萬,甚至上百萬的人融合成一具有共同的意志和希望的集合體”[5]。

在危機傳播中,新聞媒體必須樹立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和陣地意識。不盲目追求轟動效應,在滿足公眾信息需求的基礎上引導公眾正確看待和應對災難危機。審時度勢、顧全大局、弘揚主旋律是危機傳播中重要的新聞原則。重大突發性災難事件的危機傳播需要多個部門的相互配合與協作,這些部門應當積極協調立場,達成共識,用同一個聲音對外發布信息,形成合力。事實證明在大災大難面前,我國新聞媒體將長期進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轉化為廣大人民群眾的高度政治熱情、愛國激情、主體意識和奉獻精神,在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過程中,能夠發揮協同效應,形成了“幾乎一致的正面聲音”。全國各大媒體在黨中央抗震救災思想的領導下,對汶川地震進行了全方位、全天候、不間斷的播報,以客觀的視角、及時的報道、深入的宣傳,向人民群眾傳遞著黨和政府的聲音,向全社會發布抗震救災的最新進展,為奪取抗震救災斗爭的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輿論支持。堅持為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的新聞報道方針經過汶川地震的實踐檢驗,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體制的優勢。

2.“引導輿論”詮釋議程設置的實踐意義。

“用正確的輿論引導人”是社會主義新聞工作的職責,既反映了新聞工作的客觀規律與本質要求,又體現了新聞工作堅持正面宣傳為主,努力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正確方向。新聞黨性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我國政府和媒介的緊密聯系,而這種緊密聯系恰恰有利于危機傳播中責任主體(政府)和傳播主體(媒介)間的相互配合,以有效地促進危機的解決,這也是突發事件輿論引導的目標所在。為了避免因危機傳播失誤而引發新的社會風險或次生危機事件,在現實危機的解決過程中,要求危機的責任主體在信息開放、媒體開放、社會開放的基礎上加以“必要”且適當的引導和控制。“而傳播主體在非常時期,也應服務于危機事件的妥善解決,接受責任主體的必要控制,這并非是要回到過去刻意回避災難、報喜不報憂的傳播模式,而是要求信息發布與媒體傳播做到最大限度地有序化”。[6]

從此次汶川地震報道中的專業行動路線來看,中國主流媒體危機傳播的“階段意識”已經形成,“在迅速報道災情之后,隨著傷亡人數的上升,將下一步的媒介工作重心轉移到如何撫慰公眾的心靈,同時還要想到第三步、第四步,以便主動、靈活地協助抗震救災的諸多工作。在不同的階段突出不同的信息,同時又自覺地控制某些信息”[5],對各方面的信息內容進行了報道程度和力度的慎重把握。這樣的議程設置過程,在開放與控制的有機統一上取得了相當扎實的成就與經驗,在組織輿論、引導輿論方面堅持了一貫正確的政治導向,及時而系統、全面而正面地報道,安定民心,防止流言,迅速團結起各方力量,保障了社會的穩定和抗震救災的順利進行。

3.“以人為本”體現宣導撫慰的媒體責任。

傳媒宣導撫慰功能的提出,是建立在受眾尤其是處于公共危機中的受眾產生普遍焦慮情緒的基礎上的,受眾在進行媒介接觸時受危機傳播的信息影響而產生的情緒和態度更可能因受到動感情的呼吁而改變。有情感的傳播較之邏輯的信息傳遞更可能給受眾傳遞有效訊息,讓受眾認同并接受[7]。因此在災難危機傳播中,媒介情感的表達應更加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以人為本的理念,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和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根本原則,改變了抗震救災的面貌,也升華了整個報道的主題。在汶川地震中,黨、政府、人民軍隊和廣大群眾血肉相連的無數感人事跡及其相關報道,最生動地體現了關切生命本身、尊重生命尊嚴、突出人民主體性的新聞原則。

此次汶川地震報道中,宣導撫慰功能的有效發揮,最大限度地實現和構造了“媒介所期望的環境”[8]———喚起、宣泄、撫慰受眾的悲傷、哀痛、感動、義憤等諸多災難新聞情緒,又較好地實現了情緒的節制和轉換,充分體現了我國新聞媒體以人為本的崇高理念和親民愛民的深厚情懷。這也正是“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在新聞戰線的最深入實踐。

4.“與時俱進”要求媒介體制的不斷創新。

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本質屬性與發展要求,是社會主義新聞長期實踐和不斷探索的寶貴成果。堅持“與時俱進”的新聞黨性必須以極大的胸懷、敏銳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不斷的開創進取中增強自身的活力。

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的迅速崛起,對傳統媒體形成了強有力的沖擊。而中國的新聞媒體在地震發生后,以“多種類媒體整合傳播”為最高策略,紛紛建立了以新聞中心為主,博客、播客、論壇、wap等多個頻道和部門參與的報道團隊,快速形成了多元化一體式的報道機制。不少網站還與報紙、廣播、電視等媒體合作,通過優勢互補進一步擴大了傳播的作用。地震中的中國媒體,打破了以往陳舊的突發事件報道形式和沉悶無力的宣傳格局,沖破了新聞披露“單一化”、“單渠道”、“單音訊”的僵化模式,重新樹立了中國媒體獨立開放、勇于創新的新聞理念。

三、結 語

重大突發性危機事件無論對國家政府還是新聞媒體,都是一種挑戰和機遇。它以突如其來的方式、創巨痛深的影響,集中而尖銳地考驗著政府和媒體的決策與應變能力以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危機傳播,不僅能夠反映出一個新聞媒體的職業水準,也能折射出它所在國家社會制度的先進與開明程度。在汶川與海地地震震后20天的危機傳播管理比較分析中,中國經驗告訴我們,堅持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理念和審時度勢顧全大局的責任意識,在信息及時公開的前提下進行正確的輿論引導,努力使消除和解決危機的觀點和事實信息形成傳播強勢,營造化解危機和風險的輿論環境,是在危機傳播管理中取得成功的硬道理。我國媒體更應從爭取國際話語主導權,提高輿論引導力的高度,堅持新聞黨性原則,從對重大突發事件危機管理的理性思考中,梳理具有普遍意義的新聞規律和傳播策略,使中國特色的媒體理念及其運作機制在新形勢下彰顯出更加先進成熟的面貌和獨特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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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曉黎(1956-),女,湖北孝感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董子銘(1983-),女,吉林吉林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雷力(1986-),女,貴州金沙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

來源：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網站編輯：申國敏

第二篇：從汶川地震看危機管理

從汶川大地震論危機管理

2012級傳播學（2）班 馬優優 學號：20122209042047

【摘要】2008年中國汶川大地震是2O世紀以來繼唐山大地震后最大的一次災難性的危機事件，也是對中國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和中國新聞傳媒的危機管理能力的一次前所未有考驗。災難發生后政府就及時給出一個很好的并且令人滿意的答卷，在眾多成就之下也讓國際社會對中國予以贊揚。

【關鍵詞】汶川地震、危機管理、新聞傳播、政府

【事件回顧】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04秒！四川省汶川縣發生里氏震級8.0級大地震。由于印度洋板塊向亞歐板塊俯沖，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逆沖、右旋、擠壓型斷層地震。四川特大地震發生在地殼脆韌性轉換帶，震源深度為10～20千米，與地表近，持續時間較長，因此破壞性巨大。短短的幾分鐘，大地顫抖，山河移位，滿目瘡痍，此次災難造成69142人遇難，17551人失蹤，傷亡慘重（摘自百度百科）

進入20世紀以來，由于人類對自然的大肆破壞，導致地球活動頻繁也就意味著自然災難頻繁，每一次的災難都會帶給人類沉重的打擊和巨大的傷痛。然而不僅僅是對親人的打擊，更是對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驗。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對中國政黨和政府能力的巨大考驗。

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后，黨中央、國務院和各級人民政府立即果斷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溫家寶總理為首的國務院首先以

最快的速度成立了抗震救災總指揮部，而我們最敬愛的溫總理也在災

后四小時內出現在災區慰問受災群眾，并將總指揮部設在前線，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席在知道災情后快速做出“不惜一切代價搶救傷員，保證災區人民的生命安全”的重要批示；中央解放軍和各部委迅

速啟動應急預案和響應機制。在又短又趕急的時間里，因為有中央堅

強而有力的指揮，來自全國各地的救援隊不斷在災區集結了一支支以

部隊官兵為先鋒、專業化的抗震救災團隊、醫療衛生團隊和消防隊伍

一次跟進的綜合救援突擊隊。這就使得救援進程可以更快地完成。

“速度”始終是危機管理原則的首要原則，在危機發生后，能不能控制事態，使其不擴大、不升級、不蔓延，是危機處理的關鍵，因為在地震發生后，中央政府當機立斷，快速做出處理方案，果斷行動，才能

較好的控制了災后的各種不良的連帶反應。中國是社會主義民主國家，向來就是講究“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在汶川大地震中就很好的詮釋了這一深刻內涵。地震發生后，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第一時間里做出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價搶救傷員，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早一秒種就可能就活

一個人”、“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們就應盡百倍的努力”的吶喊感動著世

界各國人民。“不拋棄、不放棄”，在72小時黃金營救時間過后，營救

記錄一次次的刷新，一個個生命的奇跡在不斷的努力中被創造。古語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真正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惜一切為人民服務，得到人民信任和支持，才能更好的處理各種危

機的發生。在災后搶救一周后，也就是2008年5月18日，國務院

發出公告，為表達對地震遇難同胞的深切哀悼，決定將5月19日至21日3天定做全國哀悼日，全國降半旗為遇難同胞致哀。中國政府的這一重大決定和行動，不僅僅寄托了對不幸遇難同胞的深切哀思，也展示了國家對每一個生命的愛惜和尊重。這同時也讓全世界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堅強，中國人民在災難面前團結友愛，不畏艱辛、眾志成城的情懷，這一切都在于我們是一個尊重生命，以人為本的國家。

危機的傳播與管理，媒體必須承擔責任。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國際環境下，媒體和危機傳播的關系就更加密切。在危機中，媒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人們通過媒體感知危機的存在，使其對危機的重視，并且能幫助有效快速地處理危機。

在信息高速發展的時代，任何危機面前人人都是記者。當時汶川遭受強烈地震時，就有學生將室內的震動情況通過網絡媒介在第一時間發送出來，后被各大網站轉發播報。政府在也在第一時間向群眾公布，于是人們在不到幾分鐘的時間里就能迅速的從電視、網絡、廣播、手機等多種渠道中獲知災情。之后各大知名媒體趕到現場進行跟蹤報道，新聞媒體通過在不同的媒介向民眾報道災區災情，除此之外國內的一些權威的電視、廣播等眾多媒體也中斷以往的正常播出，改以24小時，全面、深入、準確地滾動播報地震災情和救災的進展，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四川本省每天召開新聞發布會向民眾及時告知有關災區傷員和損傷情況。全國各地區通過了解信息后，各地區政府紛紛組織各地民眾進行捐贈（籌集）物資并向災區運行物資和派遣救援部隊進行增援，就連學生沒也紛紛向災區獻血捐錢，希望能解救燃眉

之急。記得在那段時間，我們不光忙著幫忙籌集物資，而且我們還在各大電視臺或者網絡中學習到很多的防震知識，這對增強了民眾的防震意識提高全國民眾的預警能力有很大的幫助。這些種種的努力通過媒體的宣傳報道使得全國民眾和全世界都迅速的了解到災區的災情和中國政府高效率的救災努力，獲得了全國人民的肯定和信任。也通過媒體獲得了世界各國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國外各知名媒體都對中國抗震予以報道，也通過此獲得許多來自國外的幫助，這也加速了抗震救災的進程和效率。

在社會透明度日益增強的新媒體時代，媒體無處不在，人人都可以是記者，危機管理中媒體的傳播力量是不可小覷的。這也就說明了政府應充分認識到媒體作為推動社會發展力量在危機傳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總的來說，此次的危機政府處理算是成功的，政府在第一時間快速反應是確保危機處理成功的關鍵，而且充分發揮媒體在傳播中的積極作用，才能使得救災進程能夠快速的完成。此次抗震救災行動速遞快、效率高創下歷史之最，不僅表面了政府視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執政理念，而且表明了在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危機快速反應機制正在走向成熟，并受到了全國人民和國際輿論的一致好評。

【參考文獻】

1、胡百精，《危機傳播管理》，中國人民大學生出版社

2、唐鈞，《應急管理與危機公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吳宜蓁《危機傳播》，蘇州大學出版社

4、風險社會與危機傳播研究叢書《危機傳播經典案例透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第三篇：從汶川地震的央視報道看政治傳播

從汶川地震的央視報道看政治傳播

摘要：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四川省汶川縣發生里氏8.0級特大地震，中央電視臺反應迅速，及時作出準 確、全面、客觀的報道，從報道效果來看，中國媒體面對突發事件的政治傳播日漸成熟，發揮了較好的媒體宣傳和 輿論引導作用。本文系統的分析了央視對汶川地震報道的特點，并闡述了突發事件中政府、媒體和公眾三者的互 動。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政治傳播會更加緊跟時代步伐.關鍵詞：汶川地震；央視報道；政治傳播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四川省汶川縣發生 里氏8.0級特大地震，中央電視臺反應迅速，迅速派遣 記者、攝像前往災區，此次報道中中央電視臺力求客 觀、高效、透明，起到了很好的輿論引導作用。5月12 日，新聞頻道在地震發生后32分鐘首發新聞，52分鐘 后即推出直播特別節目《關注汶川地震》，從5月12日 15：20-5月13日20：00，節目跨度超過26小時，以“同 一主題不間斷播出”，對白天和午夜時段實施了直播 全覆蓋“。其中，自5月12日22：00起，綜合頻道還與新 聞頻道實現了同步并機播出。直播節目首播新聞200 余條次，成為國內外新聞媒體獲取震區新聞的主要信 息源。直播報道第一時間滿足了觀眾的信息需求，并 及時進行權威發布，對于地震的流言及時辟謠，穩定 了人心。” ① 這一次對地震的報道，我們可以看出中央 電視臺在對突發事件的電視新聞報道和政治傳播方 面已經成熟.一、突發公共事件與政治傳播 汶川地震屬于突發公共事件，突發公共事件是指 “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危害，需要采 取應急處置措施予以應對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 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根據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過程、性質和機理,突發公共事件主要分為以下四 類:(1)自然災害。主要包括水旱災害,氣象災害,地震 災害,地質災害,海洋災害,生物災害和森林草原火災 等。(2)事故災難。主要包括工礦商貿等企業的各類 安全事故,交通運輸事故,公共設施和設備事故,環境污 染和生態破壞事件等。(3)公共衛生事件。主要包括 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職業危 害,動物疫情,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和生命安全 的事件。(4)社會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襲擊事件、經濟安全事件和涉外突發事件等.② 所謂政治傳播,從其字面意義上來說,就是指政治 信息的傳播。廣義的政治傳播不僅包括大眾媒介參 與的政治信息的傳播,而且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 對政治信息的傳播。狹義的政治傳播是指大眾媒介 產生以后政治信息的傳播,也就是大眾傳媒產生以后 政府和公眾之間進行的政治信息的傳遞和反饋“,政治 傳播是政治家、新聞媒體和公眾之間有關信息傳遞的 一個交互式的過程。” ③ 大眾傳媒出現之后,政治傳播從 內容到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而一般意義上 的政治傳播指的是狹義的政治傳播,也即大眾傳媒參 與的政治信息的傳播。政治傳播可以定義為,一定的政治傳播主體(民眾、政治家、政府或政治組織)運用有 意義的符號,通過大眾媒介與政治傳播的對象之間進 行的政治信息的傳遞、接受、反饋的行為和過程。政 治傳播者一般通過多通道、多媒體、多符號傳播政治 信息，來推動政治過程，影響受傳者的態度與行為.一旦發生突發公共事件，大眾媒體的信息傳播發 揮著重要的作用。一般來說，在突發公共事件發生之 時，公眾處于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狀態，緊張、恐慌會引 起嚴重的后果，及時準確的信息傳播有利于讓民眾了 解事態的發展，穩定民心，引導正確的社會輿論.大眾媒體在突發公共事件中的信息傳播，很大一 部分是政治信息的傳播，特別是在以政府為主導，大 眾傳媒是政府和執政黨的喉舌，國家對媒體和輿論實 施嚴格的控制的情況下，政府占有權威的信息源。報 道什么、報道多少取決于政府公開什么、公開多少；以 及政府在突發公共事件發生后，做了些什么，采取了 什么行動，這些都屬于政治信息傳播的范疇。因此，媒體對突發公共事件的報道對事態的發展、大眾輿論 的引導以及政府形象的塑造都有重大的意義.二、央視對汶川地震報道的特點 一旦發生突發事件，大眾傳播媒體的運作機制和 危機應變能力就受到嚴峻考驗。從央視對汶川地震 這一突發公共事件的報道，窺一斑而見全豹，從中可 以看出當前媒體對突發事件的政治傳播的特點： 1.迅速實效 迅速實效是突發事件報道的生命，是突發事件新 聞價值得以凸顯的主要原因，是衡量突發事件報道水平的重要標志，是民眾掌握信息的平臺，是爭奪受眾 的關鍵所在。雖說中央電視臺自2003年伊拉克戰爭 現場直播以來，現場直播已經成為一種應對突發事件 的常規性工作機制，但很少有能這么快的.12日汶川地震發生在14點28分，新華網在18分 鐘后即5月12日14點46分29秒發布消息。15：00，中 央電視臺新聞頻道整點新聞頭條報道地震消息，在與 國家地震局保持緊密聯系的同時，及時介紹地震后當 地百姓生活秩序、交通及市政設施等狀況，并不斷遞 進更新來自震區的最新消息。此間，新聞頻道將15： 00整點新聞版面順延至16：00，推出直播特別節目，深 入關注震情。在當地通訊嚴重受阻的情況下，新聞頻 道第一時間播發成都現場最新畫面.④ 央視在15時播出的第一條與災情相關的新聞，距 離地震發生只有32分鐘。隨后，在經過僅20分鐘的 準備后，15點20分開始，央視一套和新聞頻道取消原有節目，開始直播特別節目《關注汶川地震》，此時距 離地震發生只有52分鐘。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里，央視一套和新聞頻道已經正式啟動了24小時直播，打 破了原有的節目板塊，形成全天候播出的“抗震救災、眾志成城”特別節目，并以播報、訪談、連線等形式，同 時借助畫面、圖像等手段不間斷地向觀眾提供災情信 息，呈現政府與民眾齊心協力抗震救災的場景.⑤ 同時，第一批趕赴災區的記者已經啟程甚至親臨 一線，以高效的報道在第一時間把災情傳達給觀眾.在溫家寶總理乘坐的飛機降落成都10余分鐘后《,溫 家寶總理趕赴四川災區在專機上發表重要講話》就在 央視當晚的《新聞聯播》節目中及時播出了，準確傳達 了中央對救災工作的指示，影響全國.汶川大地震后，中央電視臺迅速啟動抗震救災報 道應急機制，全方位、高密度地展開抗震救災報道，及 時發布災情權威信息，全面反映救災工作進展，大力 報道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和親切關懷，報道災 區各部門抗災救災的措施成效，生動反映抗災救災中 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廣泛報道各地區各部門支援幫 助受災地區的感人事跡。央視如此高的工作效率使 許多重要資訊得以在第一時間報道，使

公眾在第一時 間了解災情信息，為政府立即開展抗震救災指揮工作 提供了可靠的平臺保障，也幫助政府掌握了災情發布 的話語權和主導權.2.公開透明 對媒體而言,重大突發事件尤其是對災難性事件 的公開報道，一直處于相對被動的狀態。很多突發事 件的報道，要么語焉不詳，閃爍其詞，沒有公眾想獲知 的信息；要么言不及要，避重就輕，不披露大眾關注的 核心內容。在當代中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國對 災難報道的控制是比較嚴格的，災難發生后的責任主 體與傳播主體都把災難當成所謂的“負面新聞”而刻意 回避，也許只是幾句話的一個通報，群眾想知道的往 往聽不著，群眾很難從媒體了解災情的最新情況。像 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萬多人的事實，直到事隔

三 年之后的1979年底才首次披露。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特別是2003年非典事件的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信息公開條例》終于在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這次報道空前的透明，媒體對信息的公開程度是 大幅度的。報道中，媒體公開的信息很廣泛：隨時發 布死亡人數，實時播出救災的進展情況，及時通報救 援隊伍情況和中央的最新部署，公布救災款項的信 息，公布災區急需物資情況和數量，關注幸存者的生活情況和受傷者的救治情況......在新聞中，不掩飾、不 夸大地播報死者數目、傷者數目、城市損毀程度、遇到 的困難及救援進展程度等等.另外，從汶川大地震發生后的第二天起，國務院 新聞辦、四川省政府每天舉行一場新聞發布會，分別 邀請政府職能部門的有關負責人以及有關領域的專 家，發布災情震情及救災動態信息，公開回答中外記 者的現場提問，而且對每場新聞發布會都進行現場直 播，不遮掩，不回避，真實而公開，透明而權威。葡萄 牙《快報》在《另一個中國》一文中高度稱贊中國媒體 對災情報道公開、透明，并說“這次地震檢驗了中國領 導層的能力”.3.全面持續 中央電視臺對汶川地震的報道形式多樣、內容豐 富。有反映震情災情、死亡人數的即時消息，有反映 抗震救災感人場面的通訊、特寫，有報道抗震防震、衛 生防疫基本知識的介紹，有現場采訪，有連線訪談，有 重點新聞節目，也有全頻道整體直播。在直播初期，央視的報道集中在報告最新消息、救人救命上，以滿 足公眾對信息的需要。從16日開始，央視對地震的直 播進入突發事件的常規報道階段，報道的主題逐漸向 防疫、災民安置等議題過渡.中文國際頻道開設的《眾志成城抗震救災》的 直播專題除整點新聞追蹤最新動態外，重點圍繞災區 群眾安置、災區防疫等內容展開解讀，有關專題重點 報道中國政府妥善安置災區群眾的不懈努力；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國際頻道編譯播出《抗震救災進行時》 等系列專題片，展示中國政府和軍民上下一心、抗震 救災，以及全國人民捐款捐物、支援災區的感人事 跡。《科技博覽》60分鐘特別節目《災后心理干預》，分 析災害后可能出現的心理問題，提供心理疏導的科學 方法和建議；《心理訪談》聚焦地震災區開展的“我要愛 ”心理援助行動，廣泛傳播心理救災知識；《健康之路》 關注地震災害后可能出現的心理問題。社會與法頻 道近期推出特別報道《抗震救災進行時》播發第一線 消息，《今日說法》特別節目《和你在一起》、《道德觀察》 特別節目《生命的救助》、《法治視界》特別節目《5·12 親歷者說》，《攜起手來重建家園》和《向抗震救災英 雄致敬》兩部標語短片，以及《有你有我有家園》 抗震救災公益廣告等。同時，CCTV還十分重視發揮 新媒體的傳播優勢，CCTV.COM網站聯合新浪、搜狐、騰迅等各大門戶網站第一時間引用CCTV的直播專 題信號，并專門推出了“中國汶川抗震救災網”，重點打造《尋親問友》、《領養孤兒》等20多個版塊，受到廣泛 關注。據統計，5月12日至23日，央視網共發布新聞 15100條，圖片6700張，視頻6529條，時長約335小 時，推出的抗震救災報道頁面日均訪問量達2.06億頁 次，最高達2.47億頁次.⑥ 中央電視臺24小時持續報道持續量大。四川汶 川大地震以來，中央電視臺多個頻道中斷正常節目，持續直播抗震救災情況。截至5月20日，中央電視臺 各頻道推出的直播特別節目總時長達676小時，創電 視直播史紀錄。其中，綜合頻道、新聞頻道分別直播 151.5小時、156.5小時，中文、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國 際頻道分別直播126小時、80小時、69小時、54小時，經濟頻道直播25小時，科教頻道、社會與法頻道分別 直播7小時。此外，中央電視臺播出新聞9330條、時 長258.5小時，播出專題節目78期、時長29.5小時.⑦ 形式多樣、全方位的報道，深度觀察和分析的專 題節目，與動態信息高密度的播出規模互補，不僅滿 足了受眾實時的信息需求，也使人們對關注的熱點有 了更為立體的認識，這一突發事件的政治傳播做到空 前優秀.4.科學人性 在這次CCTV對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直播過程中，CCTV快速反應，確立了以“綜合”型報道為主的整體 直播策略，在直播的過程中報道的核心是災害，第二 個層次是受災者的個體生命及國內外的援助，第三個 層次是專家解讀、答疑釋惑、心理疏導，第四個層次是 社會動員、衛生防疫、地震引發的次生災害和環境污 染等話題。這種直播的模式在于表情豐滿，圖層豐 富，信息傳播及時立體，新聞語言的表情也更趨理性 化.在報道中，感性和理性的把握恰到好處。沒有一 味地報道悲痛、哀傷和淚水,也沒有過多地說教。極少 涉及財產損失方面的數據，所有數據都是與“人”密切 相關的,包括成功營救的人數、不幸死傷的人數、各地 救助捐款的數目,以及道路、通訊、電力等方面恢復的 數據。救災報道和心理援助宣傳相結合，更加科學和 人性化，體現了對生命的極大尊重和政府“以人為本” 的執政理念。《金融時報》在一篇社論中稱,中國政府在 這次救災中展現了對人權的基本尊重.5.震撼感染 突發事件發生后往往會帶給人們絕對震撼的感 覺。而利用先進的電視手段將震撼場面或更深層次 的內涵表現出來是電視相比廣播和報紙的優勢之一。一張張鮮活的圖片，一幅幅沖擊視覺的畫面真實 可信，富余震撼效果.以“生命大營救“”、救災快報“”、新聞特寫“”、DV 回放”等形式及時播出的畫面素材，以藝術的形式展 現了人文關懷。直播中插入救災動感畫面、中央領導 同期聲、生動的現場聲等，有效烘托了報道氣氛。無 數民眾被央視的報道感動得熱淚長流，在感動中加入 到抗震救災的行列中。央視的主持人趙普也在直播 之時，忍不住留下了淚水。這種感染力能通過電視媒 體這樣一個“圖、文、聲”并茂的媒介傳達出來，通過“動 之以情”的手法，有效地達到傳播效果.正如國家民政部一位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所說，這次救災借助現代傳播技術，使社會救助力量得到了 更好的凝聚，提升了救災的整體水平。政府借助傳媒 的力量，提升了人氣，樹立了威望.三、三者互動，實現良好的政治傳播 央視對汶川地震的報道，給了我們許多的啟發.從政治傳播的含義中可以看出，在政治傳播過程中有 三個主要因素，即政府、媒體和公眾。政治傳播是這 三個要素之間進行政治信息傳播和反饋的過程。由 突發公共事件的特點決定，一旦發生突發事件，就要 求這三者形成互動的三角關系，互相影響制約，發揮 各自優勢，使事態向好的方面轉化，實現良好的政治 傳播，維護和提高政府形象.1.政府與媒體（1）政府對媒體的控制與依賴 一旦發生突發事件，恐慌、謠言、輿論壓力等一系 列不利因素都會朝向政府，而媒體是把雙刃劍，既能 “滅火”，也能“助燃”。所以“，危機突發期政府必須包 媒體管理納入危機管理的范疇，在滿足媒體信息需要 的同時實現危機管理的目標”.政府應采取公開與控制相結合的原則，為媒體提 供相應的新聞空間，把權威性信息及時通報給相關媒 體，滿足媒體的需要，控制媒體發揮積極作用，降低媒 體的消極作用。我們國家建立的政府新聞發言人制 度，在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起到了及時向媒體通報信 息的作用。同時，政府也要依賴媒體向公眾傳遞有力 的、也是政府希望向公眾傳遞的信息。借助媒體有效 引導輿論，使政府的輿論導向與公眾的輿論導向基礎 趨于協調一致.（2）媒體對政府的支持與壓力 在突發事件中，媒體的積極作用在于：按照傳播 的自身規律，對突發事件進行實事求是的報道，及時傳遞信息，避免恐慌和惡化，進行正確的心理疏導，有 效引導輿論，正確樹立政府形象。這些積極作用都會 對政府的決策和行動給予支持和宣傳。而如果控制 不當，媒體也會產生一些消極作用，如夸大負面影響，破壞公眾情緒，瓦解社會心理防線，激起負面情緒，造 成人的精神松懈，危害社會穩定。這些消極作用都會 對政府造成一定的媒體壓力，如果處理不當，會造成 嚴重的后果。所以，政府與媒體要形成二者良好的互 動，政府要對媒體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管理，媒體也要 發揮積極作用，確保對突發事件的正確報道和政府形 象的維護.2.媒體與公眾（1）媒體對公眾的信息傳播 在突發公共事件政治傳播中媒體與公眾關系上, 媒體占主導地位,媒體發布什么樣的信息,怎樣發布,直 接關系到公眾接受到什么樣的信息以及接受到多少 信息。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新聞媒體是公眾獲取危 機信息的基本渠道。如果媒體缺席或失語，公眾則會 通過其他渠道獲得信息，可能導致所獲信息的不實或 片面，造成不良后果。所以，在突發事件發生后，媒體 要作出迅速及時的報道，做到不缺席，不隱瞞。注重 報道的真實性和導向性，做到客觀、公正、積極，讓真 相跑在謠言和恐慌的前面.（2）公眾向媒體的信息反饋 突發事件發生后，公眾可以向媒體提供大量的信 息反饋，包括事件之內的公眾反饋事件發生時的真 實情況和事件之外的公眾反饋急于了解的事件態 勢。特別是處于事件之中的人民群眾對于事件本身 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媒體及時將大眾輿論反饋給政 府，對政府了解社情、民情可以起到積極作用。當人 民群眾中存在有不滿情緒時，媒體及時反饋這一信 息，政府可以據此及時采取措施，避免突發事件的影 響擴大.3.政府與公眾（1）政府給公眾以信心 在突發事件發生期，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和形勢的 緊迫，公眾的不信任很容易非理性的膨脹，政府的公 信力和政治認同最容易缺失。所以，政府必須樹立強 勢的政府形象，以理性的判斷和果斷的行動給公眾以 信心。積極調動社會資源，全面抗擊危機.（2）公眾給政府以信任 公眾在突發事件中，則要以理性的判斷和分析甄 別來自各個渠道的信息，正確的對待事態的發展，充分信任和積極配合政府采取的對突發事件處理措施，抗擊恐懼，阻斷謠傳，凝聚力量，齊心合力，共同度過 危機.政府與公眾的互動，在網絡媒體出現后，達到了 極致。互聯網為加強政府與公眾的政治溝通提供了 方便，在危機事件發生期，政府可以借助網絡公布事 件發展情況、宣傳最新采取的行動措施；同時，借助互 聯網的交互性，政府可以直接與公眾對話，在網上就 某個措施或計劃的實施與公眾一起討論聽取公眾的 意見，公眾可以及時地發表看法，為政府決策出謀劃 策，反應事件發展的情況、公眾自身的實際情況以及 他們的所需所求。網絡背景下的新型政治溝通都極 大地縮短了政府和公眾之間的溝通距離，使雙方的互 動更直接、更真實、更快捷、更多樣，使得政府的形象 更具親和力.從央視對汶川地震這一突發公共事件的報道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媒體面對突發事件的政治傳播有了 很多新的突破，打破了許多舊的傳播模式，更加成熟 并逐漸趨于國際化。在突發事件發生期，政府、媒體 和公眾三者之間形成良性互動，是政治傳播順利開 展、突發事件成功解決、政府形象塑造和維護的基礎 和關鍵。

第四篇：從汶川地震網絡傳播論青少年新媒介素養

從汶川地震網絡傳播論青少年新媒介素養

李文明呂福玉

【提要】本文圍繞汶川大地震信息傳播過程中“80后、90后”對網絡媒體的使用情況，從地震信息的瞬間傳播，論證了新媒介素養的基本義蘊——新媒體的媒介資源和媒體傳播的綜合運用能力與技巧；從賑災傳播的正面實例，闡釋了新媒介素養的主要功用——媒介參與即“釋放”與“賦權”，并從危機傳播的反面實例，剖析了新媒介素養缺失所造成的嚴重危害。

【關鍵詞】汶川地震網絡傳播新媒介素養

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使我們的同胞遭受了猝不及防的巨大災難。所幸的是，中華民族萬眾一心，在全世界善良人們的幫助下，以慘重的損失為代價，在許多方面均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從汶川大地震相關信息的網絡傳播中，我們足以對中國青少年的新媒介素養培育問題，引出一些有益的經驗與教訓，從而推動媒介素養教育之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本文擬圍繞汶川大地震的信息傳播過程中，“80后、90后”對網絡媒體的使用情況，透視我國青少年的新媒介素養。

一、從地震信息的瞬間傳播論證新媒介素養的基本義蘊

80后、90后，這是兩個背負期望與爭議的群體。作為獨生子女，他們被寄予了頗高甚至過高的期望；作為當代青少年，他們又被視為自私的、追求享受的甚至“垮掉的一代”。然而，在這場突如其來的地震災難面前，他們以讓世人期許以久和贊賞有加的行動，表現出相當的新媒介素養，為媒介素養教育研究提供了典型的范例。

地震發生后僅5分鐘，騰訊網即通過QQ彈出窗口，發出了第一條地震消息。新浪、搜狐、網易、中華網等大中型網站以及千龍網、荊楚網等地方新聞媒體網站，均在地震發生后15分鐘左右便發出了相關報道。萬瑞數據的監測顯示，5月12日下午15:00～16:00，各家網站的訪問量呈爆炸式增長。網民們通過論壇、QQ、貼吧、社區等互動途徑，形成了自己的輿論圈。無論是交流震感，還是詢問平安，涉及地震的有效信息，都在瞬間傳遞了出去。無數的80后、90后在網絡上發帖，呼吁大家團結一心，眾志成城，共渡難關；網絡媒體特別是新華網、人民網等官方媒體網站中那些年輕的編輯、記者們，更是加班加點，無怨無悔地工作??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愛國、團結、大愛、支持、奉獻等，在這些年輕人的血脈中流淌著。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亦在本次突發事件傳播中經歷了歷史性的嬗變，躋身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媒體之一。

臺灣學者曾指出，媒介(medium)與媒體(media)常被視為同義詞，這自然并沒有錯。但嚴格說來，媒介系素材，媒體則是呈現素材內容的管道或地方。其間的區隔，若按Shannon & Weaver在1949年提出的傳播模式來分析，屬於“中介”者，都是媒介；屬於資訊來源或傳播者，則被視為媒體。照此分析，語言、文字、印刷、聲音、影像等素材，被視為媒介；書籍、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傳播媒介及其刊播機構，則被視為媒體。而網絡既是媒介，也是媒體。其中，數字化資訊系媒介，互聯網(Internet)屬媒體。對于新媒體來說，媒介是研究媒體的重要資源。[1]有鑒于此，所謂新媒介素養，應當包括新媒體的媒介資源和媒體傳播的綜合運用能力與技巧。按照胡翼青的理解，媒介素養的本體意義最重要的得突出兩個方面：其一是它所強調的受眾信息接收行為的主動性；其二是它本身可以不斷提升、不斷完善。因此，媒介素養不是一個靜態的結構或結果，而是一個動態的行為與過程，它可以改變傳播的進程。他提出，盡管所有傳播都會涉及信息但并非所有傳播都會涉及媒介，因此，以信息素養的研究來取代媒介素養，似乎更容易在傳播理論中形成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2] 因為在傳播理論中，如果說“議題設置”重在提出問題，“公共新聞”強調解決問題，那么，“媒介素養”則考慮吸收公眾來一起解決問題。這符合大眾傳媒“公器”特質的要求。[3]

美國新媒介聯合會將新媒介素養定義為：“由聽覺、視覺以及數字素養相互重疊共同構成的一整套能力與技巧，包括對視覺、聽覺力量的理解能力，對這種力量的識別與使用能力，對數字媒介的控制與轉換能力，對數字內容的普遍性傳播能力，以及輕易對數字內容進行再加工的能力。”[4] 有人認為，這一定義，意味著媒介素養的轉向，即從“媒介批判意識”到“新媒介交往能力”的轉變。[5]美國馬薩諸塞州韋勒斯里拜伯森學院的瑞尼·赫伯斯（Renee Hobbs）教授指出，作為動態的過程，信息時代的媒介素養涉及信息的獲取能力、分析能力、評估能力和傳播能力四大方面。[6]據介紹，日本媒介素養體系的特征在于側重“傳播能力”，其媒介素養教育的出發點是強調視聽能力和制作能力，媒介素養實踐的著力點是“社會行動者網絡”的構建。這幾個方面與歐美國家重視培育“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思路有一定的區別。筆者認同這樣的觀點：中國的媒介素養

1教育應當借鑒日本的思路，構建符合國情的媒介素養課程體系和評價體系。[7]

1998年，美國學者約書亞·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就把媒介素養劃分為三種類型：內容素養（content literacy）、語法素養（grammar literacy）、媒之素養（medium literacy）。“內容素養”是最為基本的內容，主要指媒介所呈現的信息，包括節目制作以及節目中的行為模式等。“語法素養”針對的是每種媒介所使用的獨特的“語言”以及生產要素，主要涉及媒介所獨有的“語法”以及這些語法和生產要素如何與內容相配合。如：印刷媒介要素包括紙張尺寸、版面劃分以及分段等；攝影時則要考慮景深、構圖、抓景以及快門速度；廣播要考慮音量、音調、混響和漸隱；而影視則包括切換、變焦、特寫以及鏡頭長度等。“媒之素養”針對的則是每種媒介相對固定的特點，主要涉及單個媒體作為一種存在物或環境對傳播的影響，例如通過email、電話或面對面的接觸所進行的特殊交互行為等。[8]

在汶川大地震的信息傳播過程中，80后、90后表現出超強的網絡傳播能力。他們利用互聯網與同齡人及社會各界緊密交往，憑借突出的信息獲取、分析、評估和傳播能力，以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等素材為媒介，同廣播、電視和報紙、雜志等傳統媒體相互呼應，在網絡上不斷匯集各類統計數據和多媒體文本，普及相關知識，開展疑問解答，并整合來自災區民眾第一線的各種“草根”播報以及通過手機等人際交流渠道所進行的相關信息資源，同官方渠道的信息資源相配合，形成了來自于多個層面的立體性的信息披露和交流機制，營造了空前公開、透明的地震信息傳播格局，為抗震救災的順利推進助了一臂之力。[9]

值得一提的是，地震災害發生后，80后自由作家韓寒直奔成都，用自己的博客發布相關信息，發起網上賑災捐助，并動用各個渠道的力量往災區運送急需的手電筒、帳篷等。

不難看出，在信息時代，中國青少年已不再只是“網絡的被動接受者和受害者”，而正日益成為網絡的主動使用者和受益者。他們正通過網絡的“媒介化”過程，逐漸實現自己的社會化，完成自己的“成人禮”。這無疑是新媒介素養的題中應有之義。

目前，中國社會民主化進程需要積極的、負責任的、具有批判精神和社會參與意識的公民。新媒介素養著眼于公眾的媒介使用能力、批判能力和參與能力，意味著公眾在受眾-媒介關系中具有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力。受眾同媒介相互建構對等的一方，對于推進中國的政治民主，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而媒介素養，正是存在于受眾-媒體這一二元結構之間的隱性結構[10]，值得結合具體的案例，從正反兩方面展開分析。

二、從賑災傳播的正面實例闡釋新媒介素養的主要功用

在汶川地震中，通過互聯網協助賑災有兩個典型事例：帖助空降與拯救軍嫂。

實例1女孩網上發帖助軍用直升機成功空降汶川

5月14日上午，家在災區茂縣的四川烹飪高等專科學校食品科學系大二女生張琪，從收音機里聽到救援部隊正在汶川尋找空降地點的消息后，立即想起好友左婷家后山上有一塊俗稱“大平頭”的空地適合空降。她火速跑到網吧，寫下了《希望大家頂起來！》的帖子，分別貼在百度汶川吧和QQ群里：

有個地方特別適合空降！請救援人員速到那里。就在距離汶川縣城往成都方向僅7公里的七盤溝村山頂。俗稱大平頭，是一塊平坦開闊的山頂平地。最主要的是，那里地勢平坦視野開闊，下山后離縣城僅七公里而且有新舊兩條公路直通汶川縣城。那里原本是打算修建大禹祭壇的地方。很適合直升機降落。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消息，請廣大網友頂起來。千萬不能沉，如果可以請幫我把這條消息報上去，我用盡所有辦法也只能發到這里了。謝謝，請救救我的親人。電話135××××××××。知道救災前線聯系方式的網友見到后請速匯報情況，請求支援！多謝！

很快，這個帖子在各個QQ群中廣泛傳播，并迅速在網上流傳開來。5月15日，經過近2000次的轉載后，《新聞晨報》記者從網上看到該帖，迅速把它傳送到四川省抗震救災臨時指揮中心。指揮中心軍方指揮人員電話聯系到張琪，了解了“大平頭”的地形。核實情況后，軍方根據帖子信息迅速展開勘查，并最終成功空降汶川。這一帖子，為及時選擇機降場獲取了重要數據，贏得了寶貴時間。這對時間就是生命的救援行動來說，可謂彌足珍貴。

實例2拯救軍嫂王琢

5月14日下午，一名奉命開赴四川抗震救災前線的武警戰士，于整裝待發前，在網上留下這樣一個帖子： 為什么現在電視上不播報江油地震受損失的情況？我老婆現在7個月的身孕，沒有食物和水，今天上午聯系了一次，已經餓的[得]不行了，急需求救。現在也沒有救援隊伍去江油，電視上一次江油的災情也沒有報。

我也是軍人，我們部隊現在待命準備去四川汶川救災，我愿意貢獻自己全部的力量去救災區的老鄉，可是我老婆確[卻]沒有人救。我馬上就要出發了，也許很難聯系她。雖然無論怎樣我都會盡全力去汶川搶救災區老鄉，可是希望在江油的老鄉也能跟[給]她帶點吃的，哪怕一瓶礦泉水也行，求求老鄉了。她現在在馬路灣中國電信的門口公路上的一輛貨車上，叫王琢，是老師。求各位老鄉幫忙。

一位首先看到這一留言的網友，立刻以《一個去汶川救災的軍人懇求！》為題，四處轉發該求救信。通過

博客、QQ群，該帖以滾雪球般的速度迅速轉發，最終被大型門戶網站置前，引起大范圍的關注。網友們紛紛向媒體和救災指揮部反映情況。5月15日，王琢由江油警方找到，軍嫂得到妥善安置。

臺灣學者吳翠珍在《媒體教育不是什么?問與答》中，曾提出“釋放”和“賦權”兩個概念。按照她的解釋，釋放(liberating)，指個人在心智上能夠穿透媒體所建構的迷障，不被媒體左右；更能進行社會參與，使用媒體表達對公共事務的關心，促進公民民主素養。賦權(empowerment)，則指個人有自主能力去分辨、選擇、評估媒體及其內容，通過理性的思考與對話，去影響、督促媒體改善內容，乃至培養公民產制創意的、良性的、教育的信息，共同建構社區品位(connnumty standard)，從而提高社會的文化品質。

就“釋放”而言，上述兩個實例，分別是對廣播和電視這兩種傳統媒體相關賑災報道的具體因應。在實例1里，當廣播中傳出救援部隊正在汶川尋找空降地點的消息后，大專女生手里有相關情況可以提供，但限于廣播這一傳統媒體反饋功能的局限，女孩選擇了以網絡發帖的方式來進行社會參與。這不僅表達了她對公共事務的關心，也體現了其新媒介素養，而這正是當代社會中公民應具備的民主素養之一。在實例2里，當電視上對四川江油的地震受損情況缺乏播報之際，武警戰士對身陷災區并已懷孕7個月的妻子愛莫能助。情急之下，他索性求助網友。全國各地的不少網友見貼后，自發地通過各種手段發起尋找，終于解除了這位軍人的后顧之憂。網絡傳播不僅釋放了這位軍人的關切、焦急、懇求之情，而且指出了傳統媒體賑災報道的盲點，也為網友透過虛擬的網絡世界參與現實社會的賑災活動提供了一次具體的機會。不難發現，這兩個實例所釋放的，不光是80后、90后在大災大難面前的個體心智，更是當代青年的群體力量。

就“賦權”而言，“這類研究問題得到媒介素養學者青睞的原因之一是媒介參與可以讓受眾‘利用’媒介特點來維護個人權益、服務社會，從而體現出自身的社會影響力和社會資源動員能力。”[11]上述兩個實例的本質，正在于通過利用網絡媒介的特點，既維護了個人權益，又參與了賑災動員、服務了社會大眾。“可以說，媒介素養的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所關心的終極問題是如何使一種認知理念化為公眾行動，媒介參與行為只是其中一類，但卻是受眾通過所謂‘賦權’強化其自身社會行動能力的有效途徑。”[12]這清楚地顯示，在網絡時代，“弱社會關系”正超越“強社會關系”，日益成為青少年社會化的助推力。

有報道說，由“我們的文明”組委會主辦、中國青少年社會服務中心承辦的“汶川大地震遇難者網絡公祭”活動，于5月18日14時28分隆重開始。網友的獻花、留言在公祭網站上如潮水般涌現，令人心碎，令人流淚，令人感動。中國青少年以主動積極的媒介參與，詮釋了新媒介素養的豐富內涵，凸顯了新媒介素養的實際功用。

三、從危機傳播的反面實例剖析新媒介素養缺失的嚴重危害

在本次地震信息的網絡傳播過程中，作為反面典型，也有兩個突出的實例：“預測”地震、大罵地震。實例1“水命紅顏”發帖“預測”5月12日中國將發生地震

5月12日，汶川地震發生后，一篇題為《我預測2008年5月12日中國將發生地震》的帖子在國內論壇、博客中廣為傳播。該帖最早出現在武漢社集網“武漢業主論壇——渭水城”中，發帖者的網名為“水命紅顏”。作者稱：

我是一名地質工作者，根據我所掌握的資料，也和國外的一些同行進行了交流。我預測，2008年5月12日中國將發生地震，地震的大致位置會在四川和湖北中部，可能整個中國都有震感。但我的預測不能在官方公布，因為沒有實際證據，怕引起恐慌。我是武漢人，據我預測，震中應該離武漢不遠，希望看到此帖的武漢老鄉能及時通知親友。大家作好防護措施。

網頁上，帖子的發布時間為5月7日，部分跟帖也顯示為5月9日。從表面上看，該帖的確發布于12日地震前。但經查證，發帖人系武漢社集網的工作人員，名叫劉波。12日地震發生后，劉從國外網站看到了有關四川地震的圖片，便產生了通過加工該信息來炒作網站的念頭。他以“水命紅顏”為網名，在自己管理的論壇上對國外的帖文進行了重新編輯，并利用自己管理網站的便利條件修改了一些網民跟帖的時間，從而形成了該帖發布于地震發生之前的假象，制造了一個彌天大謊。真相被揭露后，劉已被社集網開除。那個所謂5月7日預測地震的原貼上作為預測證據的圖片，其實是5月12日地震當天美國地質勘探局（USGS）網站上公布的地震數據截圖。

實例2遼寧女孩因停止娛樂活動不能上網玩游戲而大罵四川人

5月19～21的全國哀悼日期間，一段長達4分多鐘的視頻，在網絡上激起人們的公憤。一個自稱是遼寧人的女孩因停止娛樂活動不能上網玩游戲而大罵四川地震，被網民稱為“禽獸女罵四川人民”：

四川受震的朋友們你們大家好，我是一個來自遼寧的一個普通的小女孩兒吧。我對你們就是說四川受震吧，也有一個怎么說，表示同情吧說不上，開心吧也說不上，有點幸災樂禍的感覺。實話就是這種感覺的。

……

一些網友迅速啟動“人肉搜索”，鎖定這女孩系沈陽人。有報道說，該女孩很快被警方拘留。

一般而言，突發事件報道均系危機傳播。危機時刻，既可以激發普通人的善良本性和大義之舉，也可能觸發某些人的陰暗心理和丑惡言行。在危機傳播中，由于匿名等因素，網絡信息往往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需要網友特別是青少年網友具備較高的新媒介素養。透過互聯網在抗震救災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我們既可以看到網絡傳播的發展和進步，也可以看到網絡媒體存在的一些問題，諸如網上報道差錯不少、網上謠言還有市場、網上漫罵與人身攻擊時有發生，甚至還出現了借賑災進行網上詐騙的現象等。上述兩例之所以典型，就在于其均有故意炒作之嫌。不過其手法并不新鮮。此前網上有關福建風災造成某公司員工傷亡的虛假信息和“雅閣女”等靠“罵”成名的所謂“網絡紅人”，無不反映了新媒介素養缺失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嚴重危害了網絡傳播的公信力。

好在從某種程度上說，網絡媒體具有一種“自我凈化機制”。誠如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金兼斌所指出，總體而言，在信息公開、爭論充分的公共領域中，理性將壓倒非理性，正義將蓋過邪惡和不智。同時，必要的監督、引導和干預機制也是重要的。[13]

少年強則中國強，少年進步則中國進步。作為網絡的主要使用者和中國的未來，80后、90后的總體品質及新媒介素養，在本次汶川大地震相關信息的網絡傳播過程中得到了檢驗。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同網絡媒體一道，完成了質的嬗變。這也意味著大難興邦，我們網絡媒體的未來必將更加美好，我們的當代青少年必將實現新的超越，我們的祖國一定會更加繁榮富強。

注釋

[1]認識媒體，http://.cn，2008-04-0

3[8]白龍飛：《十年：追尋媒介素養教育本土化的軌跡》，《電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

[9]李文明、呂福玉：《論突發事件的電視傳播——以汶川特大地震前期電視報道為例》，《國際新聞界》2008年第5期

[11]、[12]陸曄、郭中實：《媒介素養的“賦權”作用：從人際溝通到媒介參與意向》，臺灣《新聞學研究》第92期，2007年7月

[13]張世福、孫光海、趙治國：《汶川大地震：中國網絡媒體的嬗變》，《網絡傳播》2008年第6期

（李文明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新聞傳播研究室主任、高級編輯

呂福玉四川理工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315100，浙江省寧波市學府路1號，***，lwm86@sina.com]

第五篇：從化工安全環保事件看危機公關中新聞信息的有效傳播（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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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化工安全環保事件看危機公關中新聞信息的有效傳播

作者：楊眉

來源：《科技創新導報》2012年第03期

摘要：今年以來，福島核泄漏、渤海漏油、云南鉻渣污染．福仕大化等與石油化工相關的安全環保事故頻現，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相關化工企業面對危機事件所采取的應對措施和態度，也直接影響著輿論的走向。了解新聞信息如何有效傳播，從理論高度審視信息的有效傳播對于輿論的引導，對于化工企業社會責任感形象的樹立顯得愈發重要。

關鍵詞：安全環保事故 新聞信息 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