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近代史論文

論中國近現代史

中國近現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質來說，是中國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為救亡圖存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英勇奮斗、艱苦探索的歷史；尤其是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偉大艱苦的斗爭，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贏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把一個極度貧弱的中國逐步變成一個初步繁榮昌盛、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近代，西方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不僅從軍事、經濟對中國進行侵略，還從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民不聊生，經濟凋敝，一片國將不國的慘狀。壓迫侵略，必然導致反

抗，中國人民積極開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爭。

對近代鄉村社會的研究，完全立足于社會控制體系方面。這是一項有關清朝統治者在19世紀實施于整個鄉村社會控制體系的理論基礎、基本方法和其運行功能的研究。其主要思路是：（1）中國封建帝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業人口占居鄉村居民的絕對多數。（2）19世紀既是中華帝國的走向衰落的時期，也是整個社會政治的轉軌（或過渡期），因而，這一研究具有特別的意義和價值。總體框架是：第一部分，鄉村的區位狀況。第二部分，鄉村控制，即警防的保甲體系、賦稅的里甲體系、救助的社倉和其他救治組織和意識形態控制體系。第三部分，控制的功能，包括控制鄉村的作用、宗族與鄉村控制、鄉村對控制體系和反作用等。對清朝控制體制的全面研究認為：這一制度對于一個范圍廣闊在歷史上又長期相對穩定的清朝政體，它無疑是

有作用的，但對于清朝統治者來說，完全滿意的證據可謂從未有過。十九世紀時，整個鄉村控制制度不可避免地蛻化為例行公事，甚至演變為準行政腐敗。

最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首先是學術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半個世紀以前，中國近代史研究在中國歷史研究中是不被看重的，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近代史研究成為顯學，不僅對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而且在對人民群眾的愛國主義教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半個世紀以來，在中國近代史的分期、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與革命高潮、中國近代史的學科對象與指導思想等各方面，學術界作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有不少分歧意見。總結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趨勢，研究中國近代政治文化轉型對中國近代史學科發展的意義，闡述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總體把握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理論指導的成敗得失和分歧，對于整合和提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水平，對于指導新世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會有積極意義。中國近代史是一門與現實政治和社會關系密切的學科，對中國近代史抱有何種看法，會影響到對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看法。全面回顧總結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對于發揮中國近代史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指導和歷史借鑒作用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爭，臺灣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無不體現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機關頭，中國人民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尤其是太平

天國起義，極大地打擊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使得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同時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進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國并不承認清政府簽訂的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在面對列強的侵略與壓迫時，并沒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樣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積極同外國侵略者展開了斗爭，并取得了巨大的勝利，這是極其鼓舞人心的。雖然太平天國由于內部的種種原因失敗了，但它卻對中國近代史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它是中國農民起義戰爭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屬于自己的政權，曾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廣大農民群眾的利益。帝國主義的侵略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是，列強發動的侵略戰爭以及中國反侵略戰爭的失敗從反面教育了中國人民，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奮起。鴉片戰爭以后，先進的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了；他們翻譯外國書籍，學習西方先進的現代科學知識，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中國的現代化。

甲午中日戰爭以后，中國的民族意識開始普遍覺醒，開始有了較為強烈的民族危機感。于是出現了早期的維新思想，出現了一大批以救亡圖存和振興中華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戰爭以后的戊戌維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圖存、振興中華這面愛國主義大旗下發生的。這些斗爭和探索，使中華民族燃燒起了新的希望，標志著中華民族的進一步覺醒。

五四運動是在新的社會力量成長壯大的基礎上，在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礎之上發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這次運

動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群眾運動，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的結合。它標志著工人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力量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從此中國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須依賴的力量基礎，五四運動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即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五四運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勞動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問題和殖民地革命運動在世界范圍內改變了過去面貌之時，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以及其在世界歷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顯的。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是被歷史證明了的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在殘酷的戰爭中，全國各族人民緊緊團結在一起，戰勝一切艱難困苦，中華民族形成了廣泛的統一戰線，顯示了空前的大團結，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族抗戰。沒有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就沒有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是中國人民團結奮進的精神動力。抗日戰爭大大豐富和升華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這正是抗日戰爭得以堅持和勝利的重要思想保證。同時使中國人民認識到提高綜合國力是中華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證。一個國家只有首先自強，才能在世界上

自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同時也體現了中國人民熱愛和平，反對侵略戰爭，同時又不懼怕戰爭的可貴品質，中國人民進行反侵略戰爭，是為了捍衛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人類和平進步事業的重大貢獻。

通過艱苦卓絕的奮斗和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終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祖國的繁榮打下了堅定的基石。同時積極開展了各領域的改革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國民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無不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尤其是近代以來，科技文化事業飛速發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領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號的成功發射——圓了華夏民族幾千年來的飛天夢。看著一個個舉世矚目的成就，國人無不倍感自豪與驕傲。我們的國家強大了，我們的經濟繁榮了，我們不會在屈于強權，不會再忍受屈辱，我們以我們的祖國為榮。

當然，放眼今朝，停滯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們更應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努力不懈，使我國保持飛速發展。尤其作為年輕一代，作為大學生，我們更應使強國富民為己任，認清我們在新時期的責任和使命對于我們每一個大學生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因為，我們的民族正在騰飛！

第二篇：中國近代史論文

淺談日俄戰爭的背景及影響

摘要： 20世紀初，日俄兩國為了推行各自的“大陸政策”和“遠東政策”積極進行對外侵略擴張。由于他們的政策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加上國際形勢上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爆發了日俄戰爭。這次戰爭對日俄兩國和中國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關鍵詞：日俄戰爭;背景；影響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這是日本和俄國在一些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和慫恿下為了爭奪中國和朝鮮，進而爭奪亞洲和太平洋霸權所進行的一場非正義的戰爭，日本戰勝。通過中國近現代史的課堂學習和在大連旅順白玉山的參觀過程中的了解，我對日俄戰爭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認識。在課堂觀看關于日俄戰爭的紀錄片后，我又親自到了旅順白玉山，在旅順白玉山上有一座塔，日俄戰爭中的日軍為了減少日本人民的厭戰情緒,為戰死者修建紀念塔來欺騙日本人民,美化侵略戰爭。它外觀象一個燃燒的蠟燭,它們就是想讓這支燃燒的蠟燭永遠照耀戰死的日軍的靈魂。同時它也象一枚炮彈,借以顯示日本帝國的戰功。這一幕幕歷史讓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傷痛，更應該是思考和繼續前行的力量。本文就從日俄兩國的歷史背景以及戰爭的影響談談我的觀點。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近代以來，日俄就分別制定了以朝鮮和中國東北為主要目標的“大陸政策”、“遠東政策”，這場戰勝是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必然結果。同時,英國的支持,給了日本一支巨大的強心劑，英日同盟的形成，為日本對俄戰爭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日俄戰爭從性質上說，日俄雙方都是掠奪性，非正義的帝國主義戰爭，是日俄兩國為爭奪中國東北和朝鮮的控制權及遠東霸權而展開的一場廝殺。這次戰爭對日俄兩國和中國的發展都產生了的巨大影響。

一、日俄的侵略政策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后由自有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并且不斷的向外擴張，瓜分世界。同時由于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各帝國主義之間矛盾也在深化。19世紀中葉以后，日本和俄國就把侵略的魔掌伸向中國和朝鮮，掠奪了大量非法權益。19世紀末29世紀初，這兩個國家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脹，兩國都想將中國和朝鮮變成自己的殖民地，進而爭霸整個亞洲和太平洋，于是兩國矛盾深化。

日本自大和奴隸制國家形成以后，軍國主義也同步崛起。日本在對抗外來侵略的同時,積極對外擴張,企圖將朝鮮進而將中國置于日本的統治之下，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世界帝國。1868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推行“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擺脫了即將淪為殖民地的厄運,發展成資本主義強國。可是作為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急于靠軍事掠奪手段來壯大自己的實力。明治天皇在其發表的《天皇御筆信中》公開宣稱“日本乃萬國之本，要繼承列祖列宗的偉業，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精心制定了一個征服朝鮮和中國的臺灣，東北和內蒙古直至內地,進而征服亞洲乃至世界的“大陸政策”。并加強軍備以侵略中國，朝鮮。在英美的支持和俄國的挑撥下，在1894年7月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并堅定了屈辱的《馬關條約》，這個條約加重了中國的民族危機。

從15世紀起,俄國通過對外擴張,領土急劇膨脹,成為一個地跨歐亞兩洲的封建殖民大帝國。在甲午戰爭前，由于日本羽翼未豐，又在侵略朝鮮和中國問題上與俄國存在著共同利益，采取了妥協之態。甲午戰爭中，日本一舉打敗了大清帝國，并強迫清政府割讓遼東半島,威脅了俄國的霸權地位，俄國立即出面干涉，聯合法國和德國,迫使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隨后,俄國又誘使清政府簽訂了針對日本的《中俄密約》及其他條約,攫取了大量特權。1898年,俄國又強租旅順、大連，將長城以北的中國劃分為它的勢力范圍。俄國在中國東北及朝鮮的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使得兩國矛盾尖銳起來。這樣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的矛盾開始激化。

二、國際局勢

1899年和1900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先后兩次向英、法、德、日、意、俄六國發出“門戶開放”政策的照會，要求對華實行貿易“機會均等”，維護中國的行政完整和主權獨立。于是沙俄在中國極力擴張，不僅與日本發生了尖銳的沖突，與英國也產生了對抗。1902年1月30日，《日英同盟條約》簽訂。英日同盟的建立為日本在國際社會中贏得了重要支持者，為日本對俄開戰作了最重要的外交準備。俄國出兵占領中國東北地區也損害了美國的利益。美國支持日本發動對俄戰爭以削弱俄國。作為俄國盟友的法國，雖然口頭上支持俄國，但法國在東北的權益不大，其注意力集中在歐洲同德國的爭奪。1904年，法國財長維耶宣稱，俄法同盟只適用于歐洲，表明法國在戰爭中不會援助俄國。德俄之間本是宿敵，更不會為俄國作戰。事實上，德國希望俄國在這場戰爭中受到削弱，從而減輕俄國在歐洲所產生的威脅。因此，在戰爭爆發前，日本獲得了有利的國際形勢，1904年2月8日戰爭爆發。

三、日俄戰爭的影響

日本借日俄戰爭直接獲益了大片殖民地，間接提高了其國際地位。戰后的日本財閥通過此次戰爭,大發橫財，并掀起了企業投資熱潮,僅1905年下半年到1907年,新建擴建企業投資額相當于甲午戰后十年間投資總額的兩倍。同時日本自此全面展開了第二次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真正成為一等強國。日本通過戰爭獲得大片殖民地和投資場所，促進了日本經濟更為迅速的發展，其國際地位也顯著提高，1905-1906初，日本的駐外使館由象征“二等國”的公使館升格為象征“一等國”的大使館。天皇的權威經過戰爭和勝利而達到了無與倫比的高峰。戰后，軍部的權力進一步膨脹,對政治的控制進一步加強。

俄國沙皇原希望通過一場小小的勝利來轉移人民的視線,緩和國內危機，以維護其統治，戰爭的失敗使沙皇專制制度遭到削弱,導致了革命，俄國工農運動蓬勃發展。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工人及其家屬在牧師加邦的組織領導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請愿運動，他們在請愿書中陳述了人民對政治、經濟要求,包括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將土地轉交人民，實行各種政治自由召開立憲會議等等，這些舉措為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拉開了序幕。然而革命失敗，可是政府的殘酷鎮壓充分暴露了沙皇專制制度的腐朽與無能，促使革命進一步高漲。沙皇政府在壓力面前被迫進行了一些改革,擴大了人民的部分政治權力。更重要的是,這次革命極大地推動了俄國工農運動的發展。

日俄戰爭不僅是對中國神圣領土主權的粗暴踐踏，而且也使中國東北人民在戰爭中蒙受了空前的浩劫。這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和堅決反抗，在東北乃至全國,到處都燃起了抗日大火，抗俄團體相繼出現,在哈爾濱出現抗俄的“自保會”，營口工人拒絕為俄國做工,許多工人逃走并參加了抗俄武裝隊伍,群眾抗俄武裝“馬賊”則“專一妨害俄軍為目的”割電線,拆鐵路，日俄軍患之憂之，清軍中的愛國官兵也積極要求參加抗俄戰斗,駐扎于山海關，遼西地區的練軍都督姜桂題為“均預告奮勇”認為上下一心,與日俄一戰，必將取勝,這些正是中國人民在反抗日俄帝國主義斗爭中日益覺醒，在同帝國主義侵略者和腐朽的清政府進行的斗爭。

這場侵略戰爭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但是它無疑成為中國人民的警鐘，在那段血淚史中，中國經受了萬劫不復的家難,難以在世界民族之林挺起腰板,抬起頭顱,挺直脊梁，如今的中國正值經濟飛速發展時期，日益富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在亞洲乃至國際事物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一定要“以史為鑒”，面對世界復雜的局勢和新時代的發展要求，我們要堅定“和平發展”的步伐，毫不動搖,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一個真正國泰民安的強國。

第三篇：中國近代史論文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作業

五四新文化的性質及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

【摘要】

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大范圍傳播產生了巨大的歷史意義，它是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這場運動是在新的時代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劃時代事件。這場運動倡導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等精神成為中國近代的寶貴精神財富。本文通過淺析五四新文化的性質來談談它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

【關鍵字】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性質中國社會影響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性質

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爭論歷來已久。有人說他是中國的啟蒙運動。而我以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難以與西方啟蒙運動相提并論。

由于其情感主義的泛濫決定了其更像是一場文藝復興式運動。而且事實也是這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組成部分不在哲學、宗教領域，而在文學領域，甚至五四文學革命就是新文化運動。這就決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實質尚不是以理性主義的充分發達為核心的啟蒙運動。

如果說理性覺醒的真實程度會從深層影響到情感解放的進程。當我們分析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文學理性的覺醒，會發現這一推動情感解放的前提是很不充分的：一方面在極為短暫的時間內現代理性精神不可能一下子在五四作家身上完成從扎根、發育到成熟的全過程；另一方面，這時的傳統理性已被他們（至少是在主觀意識上）連根刨除，舊的已去新的未生，實際上五四作家在精神上真正所處的是一種理性的“真空”狀態。為了解決一時之亟需，他們如饑似渴地吸收西方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直至現代主義的理性成果，由于必然的“食而不化”，他們只是“拿來”了西方理性從認識理性到價值理性、從邏輯理性到實踐理性這一復雜結構中的最表層的部分，即價值理性（包括價值標準、價值準則、價值理想等），忽視乃至無視作為西方理性探索之根柢的深層動力的認識理性、邏輯理性或純粹理性。這種極不成熟的理性精神可以引發情感的爆發，但卻沒有足夠的文化力量去引導情感的方向。

于是，我們看到，五四文學在進一步的實踐中，并不像先驅者所設想的那樣由情感的解放、爆發來促進理性的解放，確認新時代的理性精神，反而逐漸遠離理性的母體而趨向情緒化。或者是以掬滿同情的淚水渲染封建傳統與社會現實對人的精神與肉體的摧殘與戕害；或者懷著無比興奮的激情歌頌社會上出現的追求個性解放、自由民主的現象。后者因慷慨激昂的情緒化傾向往往夸大了個性解放的程度，成為羅素批判過的那種“理性浪漫主義”的高蹈，像郭沫若的《女神》不妨視為對個性解放與“和諧、悠久、歡唱”的新中國的提前消費；而前者因過多的“血與淚”又不免墮入悲觀主義的深淵，像郁達夫那樣無可奈何地“沉淪”下去。

五四運動從形式上只是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它由學生發起，并在學生的推動下發展，以致造成巨大影響。但它的影響遠遠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教育，亦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同時它對現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亦有著不可低估之影響。五四運動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黨史一般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

動”，并以此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準備。但是近些年來社會上也對于五四運動進行了種種反思。例如南懷瑾先生就批評五四運動“造成了對傳統文化的破壞”。

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群眾愛國運動。它的斗爭對象直指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表現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是史上前所未有的。它充分發動了群眾，工、商、學聯合起來，農民也有部分參加了，實際上揭開了全民族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序幕。

五四運動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使中國人民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和軍閥統治的黑暗，同時進一步提高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決心和覺悟；促進了全國人民對改造中國的問題的反思和探索，也促進了新思潮的蓬勃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五四運動既揭開了新民民主義革命的序幕，又開創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從此，無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民眾的力量得到了廣泛的發動等，這些不僅使五四運動本身具有新民民主義革命的基本內涵，還直接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階級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條件。

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在思想文化方面，五四運動進一步促進了反封建思想的發展，與尊重中華文化的復古思潮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中國的語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淵源大部分都來自于五四時期的西化理論。

（一）在對外關系方面中國代表沒有在巴黎和平會議上簽字刺激了日本吞并中國，排擠其他列強的速度，也使中國人民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中逃離出來。暫時逃離了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但由于北京政府的失敗，各地軍閥利用北京政府的無力，相互攻伐，加劇了中國的內亂，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苦難。

（二）在社會經濟方面學生和群眾的抵制日貨，打擊了日本對中國的經濟掠奪，一定條件下刺激了民族產業的發展，但是隨著一戰的結束，各個資本主義強國加緊傾銷產品，中國的社會經濟依然無法擺脫遭受欺凌的厄運。

（三）在文化教育方面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和“自動主義”“自律輔導主義”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動下，教育界引起巨變，學校開始招收女生，婦女權利在五四影響下發生變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頒布了《學校系統改革案》（壬戊學制），小學六年，初中四年，高中兩年，大學四至六年，以美國為藍本，教育得到革新。但由于國力衰微，政府投入資金較少，所以依然無法保障公民接受教育的權利。

（四）在文學藝術方面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文學的新時代，繼續和發展了新文化運動。五四以后，中國出現了大小40多個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對中國文學發展影響深遠。這個時期，出現了大

批文學巨匠，如郭沫若、郁達夫等。給中國近代先進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五）在政治方面蘇俄的革命事跡及革命思想在中國廣泛傳播，五四新文化運動使蘇俄在中國播下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種子，另一方面，工人罷工和政治斗爭依然不斷，同時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理論傳入工人階層，為共產黨誕生創造了群眾基礎和思想基礎。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

如果說辛亥革命是讓囚禁下的中國人看到了自由、民主的曙光。那么這次運動便是掙脫束縛后的踐行。他進一步讓沉睡中的中國，在民族危機的時刻醒來。他讓蘇俄的先進思想在中國更加廣泛的傳播，也使自由、民主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場民族思想的解放運動，在中國人民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找不到出路時，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全新的思想，帶來了民族復興的希望。也正是這思想，帶領中國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奮勇向前，建立了屬于自己的民主中國。而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高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1、萬新芳：《宛西自治“三自主義”“理論群體”初探》；史學月刊；2002年10期；

2、王洪瑞：《清代河南學校教育發展的時空差異與成因分析》；陜西師范大學；2007年。

第四篇：中國近代史論文

關于鄭州市科技館的調查報告

調查時間:2013/4/14

調查地點:河南省鄭州市科技館

調查對象：館中各種儀器、物理現象

調查人：石龍龍 喻國軍 許翔 李雙 馬越 張露

調查分工：石龍龍 李雙 負責報告的書寫與排版喻國軍 許翔 負責材料的收集、整理馬越 張露 負責照片的拍攝、取證

正文

前言：

本次調研主要是通過對鄭州科技館的參觀,從而使大家進一步了解河南省近現代以來所取得的成就,通過采訪一些人和自己的親身觀察等方法，進行此次活動旨在觀看當代中國所現有的科技成就，也是與過去的歷史有一個比較，同時也是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和創新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和重要課堂，回顧歷史，展望未來，認識和了解當代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古代的中國正是由于科學技術的落后才有了那一段屈辱的歷史。國家分裂，人民受苦，遭受世界各國的欺負。中國人不應該、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記，刻寫在中國近代的鏡頭、側面或片段，雖然斑斑點點但歷歷在目同時銘記歷史，作為新時代的我們要勿忘國恥，時時激勵自己，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自己的使命，為新中國的美好明天而奉獻自己的力量。

主體：

1、調查方法及經過：

我們幾個人分工好，然后各個人采訪的采訪，拍照的拍照，記錄的記錄，觀察的觀察，用了幾個小時進行調查，然后在結合自己的觀察以及旁邊別人的講解了解到了各種不同的先進的儀器，還有一些大自然的各種物理規律及現象。有的甚至通過自己的親身嘗試來體驗不同儀器的奇妙之處。

2、調查分析：

不管人們有沒有意識到，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從近代產業革命發生以來，科學技術所顯示出的最巨大、最引人注目的社會功能，也是科學技術的主要社會功能。今天，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主要因素，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發達與否的重要標志。科學技術已經深深的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在經濟社會發展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3、主要觀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因為，科學技術有利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科學技術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石。人類社會步入知識經濟時代以來。科學技術越來越凸顯出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作用。科學技術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力量，知識經濟實質上就是以科技為第一主產力的經濟。建設現代主義的社會主義特色的國家，也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持。它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21世紀以來，科學技術，尤其是計算機網絡技術、電子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手機、電腦那些昂貴的奢侈品步入尋常百姓家，成為我們生活的必需品。我們必須承認，科學技術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改變著我們的文化。正是因為科學技術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也在多種場合提出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取得了很大地進步，步入了科技強國之林。但是，我們還應該認識到，我國很多技術都受限于發達國家。所以，我們應該奮起直追，迎頭趕上。作為當前社會的一員，我們不僅應該認識到科技的重要性，還應該努力學習科學技術，用科學技術來武裝我們的頭腦，具有獻身科學的勇氣和決心，具有用科學技術來發展全人類的博大胸懷。更重要地是，要熱愛科學，尊重科學！

我們都知道由于從明代14世紀60年代末始以來，中國對外長期實行“閉關

鎖國”政策，影響了近代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并使之處于相對停滯狀態。與此同時，歐洲成為現代科學的發源地，生產力突飛猛進，科學技術獲得迅速進展。中國逐漸拉大了與世界先進國家的距離。我們國家停止了發展，可是歷史卻是不會因為誰而停留。因此中國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有了令人心酸但又難忘的屈辱歷史。中國人不應該、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記，雖然斑斑點點但歷歷在目：從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到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直至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從旅順大屠殺到南京大屠殺；從鴉片走私、掠賣華工到火燒圓明園；可謂慘不忍睹、聞所未聞！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愛與恨、和平與暴力被定格在這段屈辱的歷史上，痛定思痛總是民族復興的開始，時刻警示著我們每一位中華兒女當勿忘國恥，要振興中華。而這些所有的結果都是因為中國的科學技術落后。

4、基本結論：

幾十年前前輩們就知道了要想富國必須得有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生產力是富國強兵的唯一之道，古代的中國其實并不缺少聰明睿智的人才，僅從四大發明就可以看出。但是從上世紀開始，為何一向以天朝大國自居的中國卻幾乎淪落到了亡國滅種的地步，從這次參觀科技館中我們可以真切的體會到中國開始逐漸走向富強了。在科技館中觀看到了各種先進的科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近幾年我國在航空航天事業方面的發展。在科技館三層的航天交通展區中，顯示了進、近幾十年中我國航空事業的迅猛發展，在1999年5月10日，首發成功地將我國自行研制的風云一號、實踐五號衛星準確運送入軌道，發射獲得圓滿成功。同年11月20日將同期研制的神州號載人飛船送入軌道，發射獲得圓滿成功。中國重視研制各種應用衛星和開發衛星應用技術，在衛星遙感、衛星通信、衛星導航定位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發展。中國研制和發射的衛星已廣泛應用于經濟、科技、文化和國防建設的各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并且從新中國成立以后，因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經歷過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所以也更加的可以體會到先進的科學技術就是一個國家繁榮昌盛的前提。所以國家領導人重視教育，鼓勵創新等等，這些舉措讓我們看到了國家的希望，與此同時也吸引了一大批愛國人士的積極響應，他們有的甚至放棄國外優越的條件而回國，準備為國家的建設盡一點自己的力量。例如我們都知道的兩彈元勛鄧稼先，他是我國原子彈、氫彈之父，還有就是不顧一切阻擾誓死要回到祖國的兩彈一星

錢學森，為我國的導彈和衛星的研制立下了汗馬功勞。1995年5月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正式提出“科教興國”戰略。這是繼1956年號召“向科學進軍”、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之后，中國科技事業發展進程中第三個重要里程碑。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發展及相應的國際合作。我國進行了多種空間科學實驗，在晶體和蛋白質生長、細胞培養、作物育種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中國空間科學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創新成果，在空間物理學、微重力科學和空間生命科學等領域建立了具有一定水平的對外開放的國家級實驗室，建立了空間有效載荷應用中心，具有支持進行空間科學實驗的基本能力。

結尾：通過這次科技館的參觀，我思考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科學技術的發展直接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的不斷進步與科技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人類生活的改善,由蒸汽時代進入了電器時代,與科學技術是萬萬相關的,雖然環境的不斷惡化,但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的速度大于人類對世界的破壞速度,這也就是人類能夠一直維持下去的關鍵,所以,沒有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沒有人類的今天，作為新時代的我們，要時時以振興中華為己任，大力發展科技，同時還要牢記歷史，以史為鑒，一個民族，若忘記了自己的歷史，實際上也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記憶功能；失去記憶的民族是可怕的，它會在今天的紛紜變幻的世界大潮中，失去方向，隨波逐流，更會不斷地重復自己的錯誤。

第五篇：中國近代史論文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

革命中的轉折點

電子商務 專業 二 班級 2010043204學號 姓名 梁棟

內容摘要：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1934 年 12 月下旬，到達猴場（今甕安縣草塘鎮）進行了第一次轉折會議猴場會議，其中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論，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基礎。讓后北上到達遵義，進行中國歷史上革命的第二個轉折會議遵義會議，會議中經過激烈討論否定了博古的報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取消“三人團”，總結政治和革命經驗。遵義會議在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成為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一個偉大轉折點。

關鍵詞：候場會議 遵義會議 毛澤東 基本方針

正文：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

2、紅6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1934 年 12 月下旬，到達猴場（今甕安縣草塘鎮）進行了第一次轉折會議猴場會議。會議上在面對這一嚴重局勢，李德、博古仍不放棄去湘西的意圖，提出要紅軍“一是不過烏江”在南岸打游擊；“二是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為此，中共中央在紅軍到達猴場的當天(31日)下午5時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權(翻譯)。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論，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基礎。會后，紅軍遵照會議決定，把撤離蘇區以來的消極避戰變為積極作戰，主動出擊，恢復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的光榮傳統。紅軍按照黎平會議決定的“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的方針，強渡烏江天險，攻占了遵義。

于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對黨的前途命運具有決定意義的會議。它的最大功績在于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奪取長征勝利和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是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點。然而，人們在回顧和研究這段歷史時，往往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遵義會議及其之后的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并沒有擔任黨內和軍內的最高領導職務，為什么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列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1]。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只要我們對當時的歷史背景，對黨和紅軍重大決策的形成過程、執行結果及歷史影響進行深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結論是符合歷史實際的。遵義會議召開前（即猴場會議的共識），全黨全軍已基本形成共識：只有毛澤東出來領導黨和紅軍，才能轉危為安，擺脫困境。這一認識，為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遵義會議是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和紅軍被迫長征并在繼續遭受損失、陷入絕境的危急關頭召開的。面對慘重的失敗，紅軍廣大指戰員特別是黨和紅軍的高層領導不能不深刻反思：失敗的原因是什么？黨和紅軍的出路在哪里？誰能領導黨和紅軍走出困境、轉危為安？答案只有一個，讓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從1927年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領導革命武裝斗爭到遵義會議前，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迅速發展壯大和遭受重大挫折、面臨生存危機的曲折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開辟出一條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創建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勝利的方向。毛澤東等人還總結創立了一整套機動靈活的紅軍作戰原則。運用這些原則，紅軍以弱勝強，連續打破國民黨軍多次大規模“圍剿”，根據地和部隊不斷發展壯大。只要有毛澤東的指揮，紅軍就能打勝仗，這成為廣大指戰員有目共睹的事實。李維漢回憶說：“毛澤東在黨、軍隊、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眾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蘇區，是他領導搞起來的。”[2]這種很高的威望是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形成的，是毛澤東最終能夠成為黨和紅軍領導核心的深厚基礎。然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占據了統治地位。教條主義者輕視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迷信本本和外國經驗，把毛澤東等人從中國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規律性認識斥為“狹隘經驗論”，排斥毛澤東對中央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全盤否定毛澤東等總結的行之有效的紅軍作戰原則，最終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和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為了籌劃戰略轉移事宜，中央成立了由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實施的“三人團”，全權領導黨和紅軍。長征初期，在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下，紅軍繼續處于被動挨打境地，出發時的8．6萬余人渡過湘江后已銳減至3萬余人。紅軍前四次反“圍剿”巨大勝利和第五次反“圍剿”嚴重失敗的鮮明對比，使廣大指戰員“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日益顯著，湘江戰役，到達了頂點”。[3]紅五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說：“指戰員們怨聲載道，有的罵娘，責怪中央領導不力。”[4]讓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指揮崗位上來，成為紅軍廣大指戰員的共同呼聲。經過毛澤東因勢利導的說服，黨內一些曾經支持過“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也從慘痛的教訓中醒悟過來，深感只有糾正錯誤的軍事指揮，黨和紅軍才能擺脫被動。黨內高層認識上的漸趨統一，保證了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毛澤東此時雖然身處逆境，無權參與重大問題的決策，但他為挽救危局，一再向中央提出扭轉被動局面的戰略性建議。紅軍進入湘南后，毛澤東建議中央抓住各路國民黨“追剿”軍尚未靠攏的有利時機尋殲敵之一部，以擺脫被動。湘江戰役后，蔣介石在紅軍即將北上湘西與紅

二、紅六軍團會合的途中，布下20萬大軍張網以待。在黨和紅軍又一次面臨險境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力主紅軍西進貴州，到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尋求發展。這一重大戰略決定，不僅使黨和紅軍避免了可能遭受的覆沒危險，也打亂了國民黨軍的原有部署，為中央紅軍贏得了主動。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并在決議中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為紅軍制定的一系列正確戰略戰術；毛澤東不但進入黨的最高決策層，其核心領導地位也得到中央領導集體其他成員的一致認同。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占領遵義。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5—17日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全面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錯誤。張聞天根據與毛澤東、王稼祥事前共同擬定的提綱，代表毛、王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系統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隨后作了重要發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具體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和今后在軍事上應該采取的正確方針。王稼祥緊接著發言，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云等多數與會同志都同意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意見。“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的今后行動。他的倡議得到多數人的支持。”[5]張聞天也認為，“在目前這種險惡的情況下，只有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才可能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在取消博古、李德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指揮后，盡管當時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毛澤東卻說服了大家，堅持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責。因為這樣既有利于團結一些思想認識還沒有完全轉變的同志，也有利于與共產國際的溝通聯系。雖然毛澤東沒有最高領導職務的名義，但并不影響他在黨和紅軍一系列重大決策中發揮主導作用，不妨礙黨內其他同志對他的領導地位的認同。因此，1935年10月15日，陳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紅軍長征情況時就說，在遵義會議上，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6]張聞天也認為，“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7]從我們黨的歷史看，李立

三、王明當時都沒有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但由于他們的錯誤路線在全黨得到貫徹，因而成為兩次“左”傾錯誤的代表人物。鄧小平也沒有擔任過黨內最高領導職務，但誰也不會否認他是我們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毛澤東在沒有擔任最高領導職務的情況下，能夠在遵義會議后的黨中央發揮核心作用，除了他本人卓越的領導才能，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是有充分的黨內民主作保證。遵義會議后的黨中央，是一個民主團結的領導集體。鄧小平回憶這段歷史時曾說：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和他都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來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要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盡管名義上毛澤東沒有當什么總書記或軍委主席，但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他們這些同志確實照顧大局，確實有黨性原則，只要毛澤東的意見是對的，都一致支持，堅決執行。[8]這是對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最好說明，也是對黨的其他領導同志的高風亮節的充分肯定。

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中國革命歷史中，正因有這幾次轉折會議，才有今日的新中國。這一切都要歸功于，偉大的革命先輩們虛心的接受和相互聽取建議和做出的正確結論，同時也反映出當時的革命先輩們的高風亮節，這也是我們當代人應該學習的，永記歷史，用歷史提醒自己。參考文獻：

[1] 《列寧選集》，第2卷第375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39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 [3]《紅軍長征·回憶史料》，第8—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 [4]《遵義會議的光芒》，第25頁，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 [5]《周恩來傳》上，第34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6]《陳云文集》，第1卷第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7]《張聞天傳》，第205—206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 [8]參見郭德宏：《中共黨史論集》，第290頁，經濟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