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小區下崗工人的調查報告
我們小組在xxxx年11月1日與11月8日對xx小區進行了調查。調查對象是該小區的下崗工人。調查目的是為了了解下崗工人的生活情況,下崗原因以及再就業情況,從而尋求能夠幫助下崗工人這一弱勢群體的方法。
此次調查我們共發出問卷60張,回收55張,其中有效的有52張,占絕大多數,說明調查的數據還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以下是我針對調查資料作的簡要分析:
1.在下崗工人的年齡范圍方面,40~45和45~50歲的人占了絕大多數,共約75%。這說明了該小區的下崗工人多為中年人。
2.在下崗工人的文化程度上,初中學歷的約占40%,被調查人群中沒有高校(大專、本科)畢業生,說明了該小區的下崗工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眾所周知,這也是所有下崗工人的一個基本特征。
3.在下崗工人的生活方面,約有50%的被調查者遇到了經濟困難,尤其是家庭中有子女在上大學的,經濟困難特別明顯,說明該小區的下崗工人的生活條件普遍不容樂觀。
4.在下崗原因方面,由于單位效益不好而下崗的約占50%,文化程度不夠的約占20%,還有其他多種原因,例如與同事關系不好、嫌工作太苦等,說明目前該小區工人的下崗原因是呈多元化的,但仍以被動下崗為主。
5.在再就業問題上,我們的調查結果是有大多數人已經找到了工作,在仔細詢問之后,發現大多數都在私人老板或過去關系較好的同事那里工作,基本工資和以前相差不多,但許多保障基金現在的單位已經不為他們交納了。在尚未找到工作的下崗工人中,多數人只希望能找到工資與原來差不多的工作,而且不是那些大家認為只有外地人才會做的工作就可以了,一小部分人要求找到比以前更好的工作。這說明該小區的下崗工人對于再就業的態度還是比較保守的。
6.同時,我們還詢問了該小區下崗工人對于目前市政府的4050工程的看法時,近一半的人認為不感興趣,理由是投入的成本對于普通的下崗工人來說還是十分龐大的,較多的人不愿去冒這個險,從中說明了市政府的4050工程還是有很多不足之處的。
通過調查,我們認為,下崗已成事實,下崗工人的生活困難也是客觀存在的,但更重要的還是下崗工人自己的心態問題。我們認為下崗工人首先要調整心態,不要以為自己低人一等,因為下崗是中國社會轉型期間必定出現的情況,這說明我們的社會在進步。下崗工人們只要改變觀念,找出自身優點,通過學習彌補不足,提高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只要肯吃苦,就能變失業的壓力為再就業的動力,就一定能用自己的雙手改善自己的生活、成就新的事業。
第二篇:福安市小區下崗工人調查
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研究
內容提要:“再就業工程”是一項旨在解決目前我國城市所面臨的大規模下崗及失業問題的重大舉措,再就業工程實施和推行過程中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下崗職工的行為與再就業政策(制度)之間的沖突。從再就業政策本身和下崗職工再就業行為兩個側面探討了導致這種沖突產生的深層原因,指出進一步就如何轉變下崗職工再就業行為作出相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規定進行深入研究的緊迫性。關鍵詞:下崗;再就業;
一導言
就業是關系到民生和社會和諧的大事,也是面臨的突出的問題.經濟危機的全球波及使下崗問題更加嚴重,當前大連市各政府各部門正采取積極的措施和手段解決失業就業問題。我認為大連政府的就業政策還沒有全市范圍應用,歷史遺留問題仍然尚未消化,部分困難地區,困難企業,困難群體,還沒有得到解決.下崗工人就業意識和技能提高積極創業也是解決失業問題的關鍵。過量的失業人口引發社會矛盾,造成了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給政府和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經濟負擔。失業已經成為影響大連市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穩定的一個突出問題。因此,研究下崗與再就業問題勢在必行
90年代,特別是近兩年來,千百萬國有和集體企業職工失業和下崗,成為繼幾千萬農村勞動力進城之后,中國大陸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一個最熱門的話題。這一問題直接涉及到20%以上城市居民(包括失業下崗職工本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切身利益和生存狀況,如何妥善安置這2000-3000萬富余職工,是一個關系到國家經濟結構能否順利轉型、體制改革能否成功進行、社會能否保持安定團結的重大問題。
中央和地方政府,特別是那些下崗職工集中的地區的政府,為解決下崗職工的安置問題,采取了一系列的對策和措施,制定和出臺了許多政策與規定。例如,1993年國務院出臺了《國有企業富余職工安置規定》,1994年勞動部在30個城市進行了再就業工程試點,并在1995年初推廣到全國范圍。政府期望通過一系列針
對失業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優惠扶持政策和對企業用工的行政干涉來解決這一融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為一體的城市改革難題。
那么,政府旨在解決失業和下崗職工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出臺的各項政策,其主要內容和特征是什么?它們在實施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問題,其原因是什么?失業和下崗職工對政策的評價和行為反應如何,對再就業問題有何影響?本文嘗試著從政策和個人行為兩個方面對上述問題作出一些探索性的回答。(注:本文所依據的資料主要分為四大部分,其一是有關下崗職工的政策規定和下崗職工的概況介紹,是作者在訪問這些部門時收集的;其二是研究小組在1996年10月至1997年8月在北京、重慶和鐵嶺市等地所做的40個下崗職工的深度訪談材料;其三是課題組對勞動部門的官員和下崗職工所在企業的管理人員的訪談材料。訪談對象主要包括勞動部就業司官員、北京市勞動局干部、北京市職業介紹中心主任、北京市職業介紹中心的一個具體負責下崗職工再就業工作的工作人員、北京市橡膠×廠廠長和勞資科科長、北京市制呢廠勞資部門負責人、重慶市就業局負責人和重慶市《就業服務報》的一名記者、鐵嶺市工會等;其四是文獻資料,包括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文章剪報、政府部門、科研院所、調查機構的調查報告及數據。)
為了進一步研究下崗人員就業問題我和我的家人2010年11月1日與11月8日對我所住小區進行了調查。調查對象是該小區的下崗工人。調查目的是為了了解下崗工人的生活情況,下崗原因以及再就業情況,從而尋求能夠幫助下崗工人這一弱勢群體的方法。
此次調查我們共發出問卷60張,回收55張,其中有效的有52張,占絕大多數,說明調查的數據還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以下是我針對調查資料作的簡要分析:
1.在下崗工人的年齡范圍方面,40~45和45~50歲的人占了絕大多數,共約75%。
2.在下崗工人的文化程度上,初中學歷的約占40%,被調查人群中沒有高校(大專、本科)畢業生。
3.在下崗工人的生活方面,約有50%的被調查者遇到了經濟困難,尤其是家庭中有子女在上大學的,經濟困難特別明顯,4.在下崗原因方面,由于單位效益不好而下崗的約占50%,文化程度不夠的約占20%,還有其他多種原因,例如與同事關系不好、嫌工作太苦等。
5.在再就業問題上,我們的調查結果是有大多數人已經找到了工作,在仔細詢問之后,發現大多數都在私人老板或過去關系較好的同事那里工作,基本工資和以前相差不多,但許多保障基金現在的單位已經不為他們交納了。在尚未找到工作的下崗工人中,多數人只希望能找到工資與原來差不多的工作,而且不是那些大家認為只有外地人才會做的工作就可以了,一小部分人要求找到比以前更好的工作。這說明該小區的下崗工人對于再就業的態度還是比較保守的。二當前下崗人員對下崗原因認識和下崗以后的心態
(一)、下崗人員對下崗原因的認識主要有三種:
1.認為是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衰退。導致企業開始實施裁員來“御寒”更加使就業變得十分嚴峻
2.認為是企業狀況造成的。下崗人員比較集中的認為,企業經營管理者開拓進取精神不夠、生產經營決策不對路、管理水平不高等因素導致企業每況愈下。有的企業領導不能知人善任,任人唯親;有的企業負責人揮霍浪費,高于市場價格購買原材料,致使產品價格偏高、產品滯消,使企業陷入困境。他們強調,企業領導的一些直接責任造成企業困難,使職工下崗。
3.認為個人自身能力水平較低也是下崗的原因之一。他們在文化程度、專業技術、勞動熟練程度和工作態度等方面不如他人,也是下崗的重要因素。
(二)調查時發現大連下崗職工遍存在著以下幾種現象:因下崗后找工作難,導致有的下崗職工產生了依賴單位和政府的心理;有的下崗職工由于單位對自己原來的貢獻沒有給予客觀的回報,產生了抱怨心理;有的下崗職工因受職業門類偏見的影響,一直未再就業;有的下崗職工因對服務性的第三產業認識不足,再就業受到了影響;有的下崗職工再就業時遭遇了文化程度的制約;有的下崗職工因能力不足,而影響了再就業;還有一部分下崗職工再就業時受到了職業熟悉度的影響等等。本調查還從另一個側面即年齡因素對下崗職工的再就業,通過分析發現年輕的下崗職工在依靠單位狀況進行了分析和政府、抱怨、改行、對服務性工作的看法上都比年齡大的,說明年輕的下崗職工對下崗再就業有較好的心態。但從再就業的信息方面、文化程度方面、害怕學習費白花等方面與大齡下崗職工比存在著同樣的問題。
三對當前下崗人員就業存在原因
1、眼高手低的思想導致再就業困難。傳統的高低貴賤思想是制約下崗職工再就業的重要因素,有的下崗職工下崗后心理不平衡,帶著情緒找工作,且時常抱怨,愛發牢騷。還有部分下崗職工對于保潔、建筑等一些臟活、累活都不情愿干,他們當中不少人存在“眼高手低”的情況,認為“這些臟活、累活我都能干,并且能比農民工干得好,但是寧愿不掙錢也不想干。
2、文化程度較低也是阻礙就業難的原因之一。下崗職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絕大部分;大部分下崗職工技能單
一、低下,缺乏技術專長,沒有參與過其他的工作;心理素質差,凡下崗職工均不同程度具有自卑感、挫折感,心理承受能力較弱,迷惑彷徨,悲觀失望。由于下崗職工文化程度相對比較低,難以適應現代企業的發展,在現代經濟浪潮中難以尋找到自己的發展空間。
3、缺乏強烈的競爭意識和上進心。不少下崗職工在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國家安排式、知足常樂的舊的就業觀念;就業完全靠國家“統包統配”,勞動者“一次分配定終身”,形成了“就業靠國家、吃飯靠企業”的依賴思想,“等、靠、要”的消極心態常常流露。在大多數下崗職工中,競爭意識和競爭理念非常欠缺,就業能力相對較弱。
四、解決下崗職工就業困難的對策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就業是民生之本,并根據我國就業問題的癥結提出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的新思路。
1、幫助下崗青工樹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擇業觀、就業觀。政府有關部門、群眾團體以及新聞宣傳等部門和單位應采取多種形式,對下崗青工進行改革開放形勢教育,幫助他們解放思想,認清形勢,樹立競爭意識,克服自卑心理,轉變就業觀念,打破傳統的“鐵飯碗”觀念,做到自尊、自信、自強、自立,主動到市場經濟中去找出路、謀發展。幫助下崗青工開闊思路,引導他們向非公有制經濟轉移,向第三產業分流,動員下崗青工投身第一產業發展,在農業產業化進程中承包“四荒”,開發種、養、加等農業綜合項目,發揮他門在產、供、銷方面的優勢。
2、加強再就業的技能培訓,搞好中介服務。主要在于增強下崗青工的就業能力,拓寬下崗青工的就業渠道:(1)政府應加大對下崗青工轉崗培訓的投入,支持有組織、有計劃地對下崗青工開展培訓。(2)進一步規范各類職業培訓,并充分利用現有的職教陣地。依靠社會力量,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和下崗青工的需要,把知識教育與重點業務技能培訓結合起來,使下崗青工學有所長、學有所用。
(3)努力為下崗青工創造就業機會,增加就業渠道。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開發就業崗位,積極吸納下崗青工。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和非公有制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3、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與新的勞動用工制度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對于下崗青工的社會保障應從實際出發。探求多種多樣的解決辦法,幫助他們解除近憂、消除遠慮。
4、樹立宣傳再就業典型,營造全社會關心,支持下崗青工再就業的輿論氛圍。大力宣傳下崗再就業中有代表性、有影響力的先進典型,形成強有力的輿論導向,用典型的生動事例帶動更多的下崗青工轉變觀念,勇于競爭,發奮自強。
五、結語
盡管目前面臨著沉重的失業和就業壓力,但只要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增強發展信心,克服困難,繼續深化各項改革,堅持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心,注重擴大就業機會,依法處理勞動爭議,維護勞動關系雙方合法權益,就一定能夠解決好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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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漢生、劉世定、孫立平,1997,“作為制度運作與制度變遷方式的變通”,《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冬季卷。
第三篇:關于下崗工人調查報告
叔叔、阿姨您好,我是來自重慶大學大二的學生,正在利用暑假的時間進行學校組織的“關注民生社會實踐活動”。感謝您抽空幫忙填寫調查表,請您盡量根據實際情況填寫以下信息。
1.您的年齡?
______
2.性別?
A.男B.女
3.您的文化程度?
A.小學B.初中C.高中D.中專
4.您的子女接受教育的情況?
A.小學B.初中C.高中D.中專
5.您之前的單位是?
A.國有B.集體C.私營D.個體E.其他
6.您在之前的單位擔任什么職位?
A.職業工人 B.技術人員 C.干部 D.銷售人員
7.您在之前的單位工作了多少年?
______
8.您是何時下崗?
______
9.您目前所從事的職業?(沒有就寫無)
______
10.您的職業屬于?
A.國有B.集體C.私營D.個體E.其他
11.您的收入狀況能否滿足家庭日常開支 ?
A.完全能夠B.基本保證C.不怎么夠
12.醫療、養老保險是否自己購買?
A.是B.不是
E.大學 E.大學 E.其他
重慶大學
關注“民生”社會實踐報告
——關于邛崍地區下崗工人再就業的調查報告
學院:機械學院
專業:工業工程1班
學號:20092815
姓名:李美琴
第四篇:下崗工人思想及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下崗工人思想及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1995-2002年期間,全國各地政府強行推行經濟體制改革,對出現虧損的國有中小型企業、集體企業實行“破產”、“解體“,沒有虧損的企業實行”轉制“,造成全國高達6-8千萬人的失業群體。安慶是長江中下游的一座中型城市,系皖西南的工商業中心和交通運輸樞紐。據2009年統計市轄區有人口75萬。1999年前后,我市開展了大規模的企業改制和職工下崗工作。11年時間過去了,下崗職工的生存狀況一直是政府及市民關心的問題。
一.下崗職工的概念
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勞動保障部的統一規定:下崗職工是指在原企業已沒有工作崗位,沒有與原企業解除勞動關系,有就業要求,尚未就業的人員。失業人員與下崗職工的主要區別是:失業人員已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檔案已轉入戶口所在地街道、鎮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而下崗職工雖然無業,但未與原企業解除勞動關系,檔案關系仍在原企業。具體分析近年我國下崗職工數量大量增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①是我國勞動力長期供大于求的一種客觀反映。
②其歷史根源在于以往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統包統配的就業制度。
③是重復建設、盲目建設的直接后果。
④是企業經營機制深層次矛盾的突出反映。
我市大部分下崗職工已經在幾年前通過“買斷”等方式與原用人單位脫離了關系,完成了“身份置換”,明顯不符合上述規定。然而,曾經在國有、集體企業的工作經歷、尤其是長期的工作經歷,已經在他們身上打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記;一旦下崗,對他們以后的生活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社會上,他們仍然自稱是下崗職工,而且一般人也認同他們為下崗職工。因此這里是在社會學意義上更加寬泛地使用下崗職工的概念,是指從原國有、集體企業中分離出來,失去了原單位穩定的收入、相對優厚的福利待遇以及各種保障,并且今后基本無望再回到原單位中去的職工。據我市勞動保障部門的估計,這樣的人在我市約有5-6萬人。下崗職工是個歷史概念,作為群體,他們中的一部分正在、并仍將繼續分化,或是走向成功,成為老板和業主;或是退休養老,成為退休職工。但歷史不會輕易翻過,下崗職工就在我們身邊,他們曾經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也因為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而做出犧牲。筆者調查的意義正在于此,從下崗職工的生存狀況中可以檢討政府的缺陷和對這個階層的傷害,使社會今后能夠更好地貫徹“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二.就業狀況
就業是民生之本。據相關互聯網資料以及市勞動保障局的部分數據,我市下崗職工總體就業率為58%。由于這份統計包含了買斷、內退以及集體企業的下崗職工,這一比例顯然是比較高的。其中在國有單位就業的占30%,在股份制和民營企業中就業的占27%,干家政和個體勞動(如個體工商戶、出租車駕駛等行業)的占42%。由此可見我市下崗職工對再就業的態度十分積極(個體勞動占了多數);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市民營企業吸納下崗職工的比例大大低于全國60-70%的水平。
企業破產時,政府對破產企業領導實行了再就業安置,卻對普通下崗職工一推了事。其時,下崗職工年齡20——59歲不等,在再就業上出現了三種情況:一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正逢年富力強丶精力充沛階段,跨入社會相對容易再就業。二是男50歲丶女40歲以上的大齡職工,下崗伊始,大部分便辦理了病退或提前退休手續,得以安享晚年。三是,時逢30——50年齡段的下崗職工,這部分人因上有老人需贍養,下有學齡孩子需撫養,自身體弱沾病,因長期在企業工作技能單一,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成了再就業的特困群體。1,年齡障礙 很多用人單位招聘條件,首先進行了年齡限制,先天否決了大齡下崗職工的求職愿望。既使有的用人單位對年齡不作限制,當某崗位同時有大齡下崗職工和年輕人競爭時,大齡下崗職工立即便轉入了劣勢。
2,文憑要求 下崗職工普遍文化水平偏低,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是初高中畢業后便參加工作,還有相當部分是“文革”中下鄉當了知青返城參加工作的,文化水平有限。而用人單位開口就要大學本科丶碩士丶搏士,下崗職工便只得望而生嘆。有數據表明,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下崗職工的就業率為68%,中專及高中文化程度的就業率在57%,而初中幾以下文化程度的就業率僅為43.7%,可見就業率與文化程度密切相關。
3, 專業技術限制大多數下崗職工從參加工作至下崗,都在同一單位同一崗位服務,專業單一,技術面窄,難以適應用人單位專業技術要求。
4, 就業信息不暢因為下崗后的生活壓力,大多數下崗職工對再就業的信息了解,只能通過電視丶報刊媒體披露的信息來實現,而這些信息的時效性丶真實性都難與把握。5, 創業資金不足創業資金不足是大多數下崗職工自主創業無法逾越的瓶頸。國家雖然為下崗職工自主創業制定過優惠政策,但在實際操作中因手續繁雜丶關口眾多丶落實不到位等原因,難予實現。
6, 就業歧視一些行業丶部門對下崗職工再就業存在人為歧視。例如國家機關招錄公務員丶企事業機關單位工作人員,便明文規定了只招大學本丶專科畢業生等限制,變相地歧視下崗職工再就業。
7, 各地政府相繼面向下崗職工增設了公益性就業崗位,如城市交通協理丶社區安保等,但崗位數量也只是象征式,相對于大量下崗失業群體,也只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
8, 大多數下崗職工為了基本生存,采取了靈活就業方式,即從事社會邊緣職業,如蹬
三輪車丶干體力活丶從事家政服務丶擦皮鞋丶擺地攤等等。但這些“就業崗位”收入相對 廉,且無保障。今天過了,明天不知還能否繼續。
三. 生活狀況
1, 生計難 有65%的下崗職工家庭總收入低于1000元,只有4.8%的家庭收入超過2000元。許多下崗職工家庭日常生活十分簡單,66%的人基本不在飯店或排擋吃飯。他們中只有極少數人享有“最低生活保障救濟金”。下崗職工的家庭結構較為簡單,81.5%的家庭人口在3人以下,但由于各種原因,夫妻雙下崗的家庭相當多,占了71.4%,這無疑會對他們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
2, 住房難 大多數下崗職工現有住房都是企業未破產前,由企業分配的單位福利房,后在房改中由職工自己出資購買了產權。有67%的家庭住房是成套的,人均面積大于10平方米,顯得狹窄、擁擠。城市改造中,還有些下崗職工住房成了拆遷對象,但因政策方面的原因,房屋拆遷后,開發商補貼的拆遷款,只能購買新房的幾個平米。生活本就拮據的下崗職工根本無力購置新房,許多下崗職工再次面臨無房可住的困難,給他們的心身造成極大影響。3, 看病難 當前進入“4050”期的下崗職工,多數面臨著身體不適期,這個年齡段也是醫學斷診的“多發病”期。肺結核、糖尿病、骨瘤、心臟病等都易于在這個年齡段爆發。一些患病的下崗職工因付不起昂貴的醫療費用,只能強忍著丶拖延著病體的折磨,實在不行了,也只能花盡可能少的錢在藥房買幾粒藥應付了事。他們中大多數人沒有參加醫療保險。不是不想參加,而是實在拿不出這筆夠全家人生活一兩個月的高昂保費。
4, 社會不公也是下崗職工生存困難的原因。例如“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發放,就存在明顯的不公。下崗職工申請“低保金”時,社區會以下崗職工領取了安置費或以沒有指標名額等理由,搪塞敷衍了事,使下崗職工無法享受黨的陽光。同時一些公益單位,濫用公權力,動不動就隨意上漲水丶電丶氣價格,或以改造設施名利大肆圈錢,使下崗職工雪上加霜。
5, 維權難 許多下崗職工在生活中遇到困難丶受到傷害,無處維權。例如水丶電丶氣等公益單位肆意圈錢,明知是錯的,但人家借用的是行政行為,投訴到政府,政府不會理踩;上訪,專政機關將其視為精神病,并有可能被強制“治療”; 上訴法院,法院不會受理,并且下崗職工也掏不起訴訟費用。與此類似的,還有房屋拆遷丶就業糾紛丶養老保險糾紛等等。
6, 政策落實難1995年開始,國家出臺了系列針對下崗職工的優惠政策,但這些惠民政策大多停留在文件上,很多地方政府拒絕執行。例如,國家針對下崗職工失業問題,勞動部(勞部發1995年262號)文就明確規定,下崗職工失業期間,每月可領取當地平均工資60%的待崗救濟金。但各地政府在實際操作中,從沒發放一分錢的救濟金;2002年國家出臺《失業保險法》,規定下崗職工失業期間,可享有失業救濟金保險,但地方政府卻以種種借口及理由,拖延拒絕執行。國家惠民政策,被地方政府打了水漂。
四.分析及建議
擴大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是各級政府和全社會的一項重要工作。受到年齡、文化程度等條件局限的下崗失業人員在就業競爭中處于劣勢,而他們中很多人又是家庭的中堅,下崗失業帶來的收入銳減使他們的家庭生活困難,甚至陷入貧困。因此擴大他們的就業顯得更加重要而緊迫,需要政府更多的投入和社會更多的支持。
(一)幫助下崗失業人員轉變就業觀念
下崗失業人員陳舊觀念有的是沿襲了計劃經濟時代對就業的慣性思維,非國有集體單位不算就業;有的是受到傳統落后觀念影響,認為社區服務等工作是丟人現眼的“低等”工作;有的是受惰性驅使,希望多拿工資少做事。要轉變這些陳舊觀念,關鍵是加強教育。政府主管部門應該聯合企業、社會力量,共同承擔起這份責任,用宣傳引導、實地幫教等方法,幫助他們樹立起與時代發展相符合的就業觀念。
同時要盡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轉變就業觀念創造條件。一些下崗失業人員并不是非要死抱企業不放,只是因為人在企業,有困難還能求企業,企業解決不了的問題還能幫著找政府。若脫離了企業,就得全靠自己。若一時找不著工作,相對較低的救濟水平根本保障不了整個家庭的生活需要。因此,只要擴大社會保障面、提高社會保障水平,解除了他們的后顧之憂,就能激發起他們的自主就業積極性,開拓出自謀職業、靈活就業的廣闊就業渠道。
(二)加強培訓 提高下崗失業人員的就業能力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政府組織下崗失業人員進行職業培訓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培訓促進勞動者改善素質結構和提高素質水平,最終實現高質量就業和穩定就業。當前,農業趨向產業化、現代化;越來越多的工業企業也處于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的轉向;第三產業也在不斷引進新的服務理念、現代管理方式。各行各業對人員素質的要求隨著社會的發展在不同程度的提高。為適應這種發展方向,政府一方面應加大投入,盡力擴大下崗職工的受訓面,延長培訓時間,豐富培訓內容,提高培訓質量,使下崗失業人員真正掌握一門技能。同時,政府要根據就業信息,引導、組織企業、社會完成對下崗失業人員的后續培訓,從而使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真正成為高質量就業、穩定就業。
(三)拓寬優惠政策面,落實各項優惠政策,盡快出臺符合就業形勢發展需要的政策措施要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信貸等促進再就業的政策措施。根據就業格局的新變化,健全扶持政策;加強經濟環境治理等措施,確保能吸納大量下崗失業人員的中小型企業、下崗失業人員自創企業在有序的經濟環境中健康成長;加強監管力度,保證各項政策落到實處。與此同時,針對目前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缺乏保障的情況,應盡快出臺配套的勞動保障制度,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增加再就業人員的安全感。
(四)發展社區服務業
社區服務業在我國起步較晚,發展空間大,對勞動力的需求較大。同時,社區服務業對從業人員的要求相對較低,不受年齡、學識等限制,在吸納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方面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通過大力發展養老服務、家政服務等社區服務業,能夠擴大下崗失業人員的就業領域,為下崗失業人員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以上簡要描述了安慶市下崗職工的生存狀況,并給出了相關參考意見。筆者認為,雖經過幾年,但下崗職工的問題并未解決。下崗職工問題,是我國經濟體制發展中各類深層次矛盾沖突的后遺癥表現。是國家宏觀政策催生的產物,并非下崗職工本身原因所形成。因此,下崗職工有權享有一切符合下崗職工利益的合法權益。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的轉型期,而面對眾多的社會矛盾,如果不妥善解決,勢必會引起新一輪的矛盾。正如中國政法大學企業重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近日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在談到國企下崗職工遺留問題的解決辦法時坦言:“時間,是說不能解決的只能拖,拖到找到辦法你接受,或者說得不好聽點,拖到這一代人以后。”解決下崗失業職工遺留問題不能再拖了。這是一個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妥善解決好,構建公平公正的和諧社會從何談起?毛主席在《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一詞中寫道:“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為了社會穩定,為了公平正義,各地黨政部門應該痛下決心,真抓實干,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抓緊解決這個天大的問題,還下崗失業職工一個公道,全力拯救數千萬下崗失業職工!早解決早主動,晚解決就被動。“拖到這一代人以后”?這“是要上書的”!
撰文:丁汀
主要資料來源互聯網及有關部門數據以及對下崗職工的調查。
2010.08.
第五篇:下崗工人思想及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下崗工人思想及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關鍵詞】:安慶 下崗職工 調查
安慶市是安徽省南部的一個中等城市,是皖南的工商業中心和交通運輸樞紐,有人口73萬。1999年前后,我市開展了大規模的企業改制和職工下崗工作。11年時間過去了,下崗職工的生存狀況一直是我們關心的問題。我們用幾個星期的時間對此進行了認真的調查,試圖盡量客觀、真實地回答這個問題。
一、本文所稱下崗職工的概念和調查的范圍
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勞動保障部的統一規定:下崗職工是指由于用人單位的生產經營狀況等原因,已經離開本人的生產或工作崗位,并已不在本單位從事其它任何工作,在社會上沒有再就業,但仍與用人單位保留勞動關系的職工。本文不是在這一統計學意義上使用下崗職工的概念,主要因為我市大部分下崗職工已經在幾年前通過“買斷”等方式與原用人單位脫離了關系,完成了“身份置換”,明顯不符合上述規定。然而,曾經在國有、集體企業的工作經歷、尤其是長期的工作經歷,已經在他們身上打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記;一旦下崗,對他們以后的生活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社會上,他們仍然自稱是下崗職工,而且一般人也認同他們為下崗職工。因此,本文是在社會學意義上更加寬泛地使用下崗職工的概念,是指從原國有、集體企業中分離出來,失去了原單位穩定的收入、相對優厚的福利待遇以及各種保障,并且今后基本無望再回到原單位中去的職工。據我市勞動保障部門的估計,這樣的人在我市約有5萬多人。
我們根據不同情況,將下崗方式劃分為買斷、內退、“兩不找”、解除合同、發生活費等5個類型。不同類型有重迭部分,如買斷也是一種解除合同的方式,但買斷主要指老職工而言,而解除合同一般針對全員合同制以后進單位的青年職工,具體確認有填表人作出,但每人只能認定一個類型。統計表明,買斷的類型最多,占總數的80%。這說明我市的企業改制工作較為徹底,絕大部分下崗職工已經完成了身份置換,由“單位人”變為“社會人”。
本文的調查采用問卷和訪談兩種方法進行。問卷共發放200份,回收有效問卷175份,數量雖然不多,但質量較高。問卷大部分在下崗職工較為集中的工業干道和河南地區發放,少部分通過各種渠道分散發放。樣本的男女比例為52:48;年齡段:40歲以下的占33%,40-49歲的占42%,50歲以上的占25%,基本符合下崗職工的情況。我們注重了發放對象的可靠程度,黨員的比例比較高,約占20%。下崗時間我們選擇了改制較集中的1999年為界,1999年以后下崗的占63%,1998年以前下崗的占31%。文化程度,高中及中專層次的最多,占45%,初中及以下的占37%,大專以上的占18%。原單位職務,中層及以上干部占16%,一般職工占72%,專業技術人員占10%。以上各組數據均有少量因未填寫而難以確定。
訪談20多人,以熟人或熟人介紹入戶訪談為主,訪談對象對我們有較高的信任度,因此訪談內容比較深入和廣泛,獲取的信息也更加真實。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我們盡可能選擇不同年齡段和不同層次的對象,如原單位的負責人,軍轉干部,車間主任,班組長以及專業技術人員等。在問卷的設計和訪談內容的選擇上,我們主要圍繞下崗職工的就業狀況、生活狀況和思想狀況進行設計安排,并重點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力圖從這三個方面盡可能客觀地描述出下崗職工的生存狀況。下崗職工是個歷史概念,作為群體,他們中的一部分正在、并仍將繼續分化,或是走向成功,成為老板和業主;或是退休養老,成為退休職工。但歷史不會輕易翻過,下崗職工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是我們的同學朋友,他們中的大部分,仍將會生活在我們周圍,作為一個群體,顯示出他們不同于其它群體的生存特點。我們調查的意義正在于此,從下崗職工的生存狀況中可以檢討我們工作的缺陷和對這個階層的傷害,使我們今后能夠更好地貫徹“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二、下崗職工的就業狀況
就業是民生之本,對下崗職工來說,一個合適的工作崗位是他們最大的心愿。我們的問卷統計表明,我市下崗職工的總體就業率為58%。由于我們的統計包含了買斷、內退以及集體企業的下崗職工,這一比例顯然是比較高的。其中在國有單位就業的占30%,在股份制和民營企業中就業的占27%,干家政和個體勞動(如擺攤開店開出租車)的占42%。這一情況說明,我市下崗職工對再就業的態度十分積極,個體勞動占了最多;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市民營企業吸納下崗職工的比例大大低于全國60-70%的水平。
按性別劃分,女性下崗職工的就業率明顯高于男性,為61.9%,男性為54.9%,而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就業率高達92.86%。這一現象頗值得研究,它說明市場對女性、尤其是高素質的女性比男性更易于接納。文化程度對就業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統計表明,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下崗職工的就業率為68%,中專及高中文化程度的就業率在57%,而初中幾以下文化程度的就業率僅為43.7%,可見就業率與文化程度密切相關。然而年齡因素對就業率的影響則不易判斷,40歲以下的就業率為67%,41-49歲年齡段的就業率為46.5%,而50歲以上的下崗職工就業率達到50%。在工作介紹方面,有50%的人是自謀職業,32%的人是由親戚朋友介紹的,只有17%的人是由勞動部門和職介所介紹的。
下崗職工的求職態度較為積極,有27.6%的人“干什么都行”,57%的人認為“有合適的工作會干”,認為“低于400元或不合適的不干”的占14%,另有17%的人認為“工作不好找,也不想找”。下崗職工在求職過程中大都經歷了1次以上的轉換工作,最多的達30多次。有56%的人在一個崗位上工作不足2年,34%的人甚至不到1年。
通過訪談我們了解到,下崗職工個人創業之路是充滿艱辛和風險的,成功的人并不多。而在近些年來的科技發展和產業升級浪潮中,多數新崗位對下崗職工是排斥的。與大專院校畢業生和涌進城市的大量農民工相比,下崗職工在就業市場上并不占有優勢,因此他們即使就業后收入也普遍不高,月收入500元以下的占了62%,500-1000元的占33%,1000元以上的僅占5%。較低的收入勢必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水平。
三、下崗職工的生活狀況
調查表明,有65%的下崗職工家庭總收入低于1000元,只有4.8%的家庭收入超過2000元。下崗職工的家庭結構較為簡單,81.5%的家庭人口在3人以下,但由于各種原因,夫妻雙下崗的家庭相當多,占了71.4%,這無疑會對他們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與此相對應的是有71%的被調查對象認為與5年前相比,生活水平沒有改善,甚至下降了,有25.3%的人認為有些改善,認為改善較大的僅占被調查對象的3.5%。調查還表明,下崗職工的住房情況較好,有67%的家庭住房是成套的,且人均面積大于10平方米,只有23%的住戶人均面積少于10平方米。另一項統計也印證了這一情況,在有16個答案的“您的主要苦惱”的問題中,僅有19.4%的被調查者提到住房太小,占到第9位。然而,在吃穿方面,下崗職工的生活就顯得比較清苦了,66%的人基本不在飯店或排擋吃飯,而86%的人購買衣服是為了“日常穿戴”,買衣服是為了趕潮流和經常在飯店或排擋吃飯的各只有3人,占被調查對象的1.7%。
為了客觀地了解下崗職工的生活狀況,我們在問卷中設計了一欄“您的主要苦惱”的問題,16個答案要求選擇3個。經統計,選擇最多的答案是“沒有醫療保險”,占58%,這與后面的問題“對政府的意見和要求”中的答案是一致的(下文 詳述)。位于前三位的還有“收入少”,占48%,“孩子教育支出太多”占40%。位于4-6位的答案分別是“沒有養老保險,今后生活成問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和“缺乏安全穩定感”。這些苦惱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下崗職工的生活狀況:他們從原國有、集體企業下崗后,喪失了安全穩定的收入和各種保障,他們大多處于中年,孩子在求學階段,生活壓力大,收入的中斷或減少對他們的生活影響很大。但更為重要的是社會保障、尤其是醫療保險的缺失,對他們生活產生現實或潛在威脅。在6個選擇答案中,有3個與社會保障有關,可以明顯看出社會保障的重要性。另外,教育支出成為第二位的問題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它既說明了下崗職工對子女教育的重視,也說明了教育費用在近年上漲太快,已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
有文章反映,社會上也流傳一種說法,認為下崗職工因為生活壓力的原因,引起家庭破裂的不少。但我們的調查卻否定了這一說法。在上述“您的主要苦惱”問題的16個選擇答案中,被調查對象選擇最少的就是“家庭感情不和”這一選項,在175人中,只有5人選擇了它,占2.86%。另外,問卷的婚姻狀況表明,未婚、離婚、喪偶的僅有12人,占6%。雖然我們不能確定離婚的人數,但90%以上的下崗職工家庭比較穩定,婚姻破裂并未成為下崗職工的主要苦惱,卻是可以肯定的。
四、下崗職工的思想狀況
反映下崗職工的思想狀況,既是我們這次調查的重點,也是難點。用較為簡便的方法客觀、準確地反映出下崗職工的思想狀況,決非易事。經過幾次訪談和研究后,我們選取了三個角度來反映他們的思想狀況,一是他們對自我的認識;二是他們對社會的認識;三是他們對黨和政府的認識。我們主要圍繞這三個方面的認識開展訪談,并設計問卷的問題。
1、對自我的認識。統計和訪談表明,總體上下崗職工對自我的認識很差。有84%的人認為5年來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都下降;有6.6%的人認為5年來雖然收入提高,但社會地位下降;只有9.3%人認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在對自己前途的認識上,超過80%的人認為“沒什幺前途,只能混日子”或“為了糊口,不問前途”,只有19%的人認為“只要努力,就有前途”。在問到“您在城市中的地位”時,我們給出了4個選擇答案:中等以上;中下等;下等;底層。統計表明,只有4%的人選擇了中等以上;選擇中下等的人最多,為35.9%;有32.4%的人認為自己屬于下等;27.6的人認為生活在底層,也就是說,有60%的人認為自己屬于下等和底層。在訪談中,我們也深切感受到下崗職工自身的邊緣感和地位落差。我們幾次被拒絕過,也有人大發牢騷。他們普遍的心態是預期很差,對國家大事不太關心,對物價上漲十分敏感。比之下崗前,他們要承受雙重壓力:當下的掙錢養家和今后的養老。
調查中我們發現,年輕的下崗職工對自我的認識較好。比起老職工,他們在原單位的地位低下,工資收入也少。下崗后,他們不但與老職工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取得了平等地位,而且由于年輕、精力充沛,自己創業和自主就業機會都比老職工多,對前途的信心也 更足。有的人甚至認為下崗后比在原單位“強多了”,不但“收入高”而且“更自由了”。
2、對社會的認識。由調查資料可以看出,下崗職工與周圍人的關系比較融洽,只有18.8%的人感到“孤獨無助”,而35.7%的人選擇了“很融洽”的人際關系,選擇“一般化”的人最多,占45%。問到在社會中的感受時,59%的人選擇了“跟大多數人一樣,在生存”的答案,只有25.7%的人認為“有較大的失落感”另有3.6%的人認為“取得了應有的承認”。
對社會的另一感受是“不公平”。在訪談中,下崗職工會問出許多個“為什幺”,我們能深切體會到那種濃厚的、無處發泄的“不公平”,特別是原來單位的干部和老職工,對不公平的感受更加強烈。社會地位的落差、原有平衡的打破、加上因年齡、技能、體力等原因在求職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使他們一方面懷念以前在國有企業的“好時光”,另一方面,也是最深刻的體驗是“不公平”,而不是生活水平的下降。為了具體了解這種感受,我們設計了有7個選擇答案的“不公平”問題。經統計發現,最主要的不公平問題,還是集中在企業改制過程中。23%的被調查者認為“買斷或內退待遇不公平”;21.8%的人認為“下崗改制時沒有說話的機會”;其它依次為:“自己勞動和收入不平衡”,占16.8%;“與其它人福利待遇不公平”,占15%;“找工作時不能公平對待”占15%;認為“在工作時不公平對待”的最少,僅占7.6%。資料分析顯示,這種不公平感是一種泛化的不公平感,各個層次、各個年齡段都有不公平,但他們的不公平又有不同之處。相對而言,年齡大的職工、中層干部對改制時的不公平多一些,而年齡小一些的,一般職工,對“自己勞動和收入不平衡”,“與他人福利待遇不公平”感受更強烈一些。總體而言,下崗職工的不公平感,主要體現在下崗改制過程中和以后的求職就業這兩個方面。“不公平”使他們對主流社會持疏離和拒斥態度,他們有的人責怪“命不好”,有的人怪自己“沒用”,更多的人則認為是黨和政府犧牲了他們的利益。
3、對黨和政府的認識。總體而言,下崗職工對黨和政府有一種距離感,不大認同。大部分下崗職工經歷了從主流社會到邊緣群體的急劇變化過程,社會地位的變遷使他們對黨和政府的認識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變化。在問起黨和政府對他們關心不關心的問題時,大部分人選擇了“不太關心”,占53%;認為“完全不關心,只是偶爾問一下”的占22.6%;選擇“比較關心”的占23%;而認為“很關心”的僅占1.2%。
通過訪談我們了解到,下崗職工對黨和政府有兩種比較明顯的心態:一是認為自己被拋棄、被犧牲了;二是對黨和政府產生抵觸情緒,認為黨和政府不是在為下崗職工著想。問卷統計表明,認為黨和政府的政策“主要是為了我們的根本利益,我擁護”的僅占14.6%;認為政策取向“既為我們,但更多是為了政府自己的利益”占了45.7%,數量最多;而選擇政策“基本上是為了政府和有錢人的利益”答案的,也占了39.7%。另外,在一些訪談對象中,我們感受到他們對政府官員的一種怨憤情緒,他們認為,下崗過程是政府主導的,下崗是他們在沒有談判余地的條件下被迫作出的選擇。他們還認為政府與管理層結成聯盟,共同對他們實施了不公平的對待。更使他們怨憤的是,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不但仍舊保持著過去的“鐵飯碗”,干著輕松、舒適的工作,而且每年都在不斷地自我加薪,辦公樓越蓋越豪華,小汽車越換越高檔,尤其是不斷揭露出來的腐敗案件,使政府與他們的距離越來越遠,形象也越來越差。
上述認識不僅出自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的下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出自一種“沒人管”的“無家可歸”感。在問到“參加黨、團、工會及社區活動”時,70.7%的人回答“沒有”;選擇“偶而一次”的占22.9%;而“參加經常”的僅占6.4%。有一位曾多年擔任國企基層黨支部書記的老黨員對我們說,下崗幾年從來沒人來過問,不但組織生活從未參加,就連黨費都沒地方交。
在問卷的最后我們設計了一個“對黨和政府的意見和要求”的欄目,共有12個選擇答案,要求選擇3項。統計表明,選擇最多的是“安排社保、醫保”,這與前文所述“苦惱問題”最多選擇無醫療保險相對應,說明下崗職工最擔心、最急需解決的就是醫療保險問題。位于前3位的選擇答案還有“保持物價穩定”和“嚴懲腐敗”;4-6位的選擇是“端正政府行為”,“騰崗安排工作”和“介紹工作”。這樣的結果與我們前面的調查基本吻合,物價和工作崗位與下崗職工的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前階段物價的上漲,尤其是農產品和食品價格的上漲已經影響到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了,因此他們尤為關心。選擇“嚴懲腐敗”和“端正政府行為”也與下崗職工對黨和政府的認識有關。而選擇最少的3項答案是“開展社區活動”、“送溫暖”和“搞好環境建設”,顯然,下崗職工認為這些活動與他們的生活關系不大。
五、資料分析與政策建議
以上,我們通過調查,對我市下崗職工的生存狀況進行了簡要的描述,在進行進一步分析后,我們得出以下幾條結論與建議。
1、關于就業狀況。由于我們使用的下崗職工概念涵蓋了 “買斷”、“內退”等類型,實際上比勞動保障部門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概念寬泛了許多,但本文中的下崗職工就業率已達58%,明顯高于勞動保障部門“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約50%的全國平均就業率。這說明我市下崗職工就業態度是十分積極的。其中個體勞動占了多數,也說明我市個體就業的環境比較寬松,市場對個體勞動有較大的容納度。我市國有單位吸納了30%的下崗職工就業,則是前段時間國有單位對下崗職工“騰崗安排工作”的積極成果。但民營和股份制企業安排下崗職工比例偏低,可能的原因一是民營和股份制企業吸納了更多的農民工和大專院校畢業的年輕人;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民營企業的勞資關系比較緊張,用工不規范,因此不愿雇傭具有維權意識的下崗職工。它也對我市這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個人承受市場風險的脆弱性,民營和股份制企業應成為下崗職工再就業的主渠道。因此我們建議,今后應扶持一批勞動密集型的民營企業,以吸納更多的下崗職工,同時要規范民營企業的用工制度,使下崗職工能平等地參與競爭。
下崗職工在就業過程中多次轉換崗位和工資收入明顯偏低的現象也值得我們研究。它說明了下崗職工就業的不穩定性,也說明了下崗職工作為弱勢群體既缺乏與雇主談判的能力,也缺乏與其它群體,如進城的農民工和新成長的就業青年的競爭力。下崗職工在脫離了原單位后,不但失去了政府的強力支持,也失去了工會等社會組織的保護。雖然我市出臺了許多扶持下崗職工的優惠政策,但并未能真正扭轉他們的弱勢地位,特別是在正規就業方面,依然處于不利境地。我們建議政府應該用“最低工資標準”等辦法來支持下崗職工的談判地位。針對當前就業形勢的嚴峻局面,專家多次提出的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應在我市整體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中得到體現,比如對第三產業、勞動密集的“低級產業”和社區服務業、小型企業等都應大力培育和發展,不應僅著眼于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
2、關于生活狀況。下崗職工的生活狀況表明,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還談不上“小康生活”,對“全面小康”更沒有多少憧憬。我們從民政部門了解到,我市城區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中間,約有14900人屬于下崗職工,換句話說,我市下崗職工中約有29.8%的人納入了“低保”救濟。他們的溫飽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但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的生活仍然表現出兩個特征:一是收入偏低;二是承受雙重壓力——當下的和今后的壓力。醫保是他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他們不能生病,無論是就業還是未就業的,一旦生了重病,就會陷入絕境。值得欣慰的是,勞動保障部門已將此列入議程,正在研究醫保擴面的問題,這一問題若能解決,將解除下崗職工的心腹之患。另外,食品物價和教育費用的上漲,對下崗職工的的生活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為,食品和教育的支出占下崗職工生活支出的比例遠比其它人要高。總之,醫療、物價和教育支出是影響下崗職工生活的主要因素,應該特別重視,而有些活動,如“送溫暖”等,并未能給多數下崗職工多少實惠。
統計還表明,下崗職工的住房是原體制留給他們的最大財富,按現有房價,下崗職工的絕大多數是無力購買的。不過這并不能掩蓋他們中仍有部分人沒有住房或住房不足的問題。以人為本的理念認為,一個社會的現代化水平就像一只盛水的木桶,容納水的多少不取決于長板,而取決于短板,只有短板變長了,才能容納更多的水。在我們的城市中,下崗職工就是那塊最短的木板。
3-關于思想狀況。下崗職工的思想狀況是最令人擔憂的。他們的那種“底層意識”,那種缺乏歸屬的感覺,那種泛化的“不公平”,那種對政府的不認同以至憤懣情緒??都孕育著不穩定的因素。雖然這些問題在轉型社會中會經常出現,但問題的積聚容易引發社會沖突,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盡量及時化解。這其中的不公平和不認同尤為重要,因為它直指我們的制度層次,挑戰政府的合法性基礎。改革是一種利益的調整和重新分配,但這種調整和重新分配應該是更加合理的。下崗職工普遍認為,導致他們下崗的主要因素并非他們個人的原因,而是體制和制度的原因,作為個人,他們努力過,奮斗過,但仍擺脫不了下崗的命運,不是他們出了問題,而是體制和制度出了問題。制度必須轉換,然而制度轉換的成本卻要由他們來承擔,而其它人卻享用著制度轉換帶來的盛宴,這顯然是不公平的。下崗職工對政府的不認同不僅針對政府的豪華奢侈以及不斷加薪上,而且還針對這種豪華奢侈、自我加薪的程序合法性上。他們認為政府只代表統治集團的利益,不再關心他們,也不再代表他們的利益了。
下崗職工的預期是他們“既得利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工資收入和福利待遇以外,穩定而可靠預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一旦下崗,原有的工資福利中斷了,更重要的是對未來的預期也徹底破滅了,這也是他們憤懣情緒的深層原因。原有組織特別是黨組織的解體使下崗職工失卻了歸屬和依托,而現有的社區管理體制未能到位且缺乏有效性,不但下崗職工的思想問題的不到合理解釋、利益失去了表達機制,也使得下崗職工備感到失落甚至絕望。以上思想狀況不但于下崗職工自身不利,對社會穩定也十分不利。
思想狀況的轉變決非幾項措施和短期內能夠奏效的。我們認為,黨和政府的相關部門,尤其是各級領導,應充分重視下崗職工的思想狀況,把它當作一項重要事情,列入工作議程。應健全對下崗職工的、尤其是黨員的社區管理體制,建立與下崗職工的溝通機制,關心他們的生活,盡量解決他們最困難的問題。要端正政府行為,注意政府形象,政府不得隨意自我提薪,更不允許豪華奢侈,必須遏制政府自身以及教育、醫療等部門的牟利沖動,縮小公職人員與下崗職工的收入差距。應突破“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論框框,將公平擺在優先地位,對下崗的原因和理由作出合理解釋。應設立下崗職工的困難救助基金和補償基金,適當時機出臺對下崗職工尤其是老職工的補償措施,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以上,我們簡要描述了安慶市下崗職工的生存狀況。我們認為,雖經過幾年,但下崗職工的問題并未解決,有些問題還變得更加嚴峻了。有些人認為,下崗職工已成為一個“既成事實”,作為一個既成事實,沒有必要深究和回顧,只有默許的份兒了。其實我們缺少的并不是現實的觀察和是非的判斷,而是“睜開眼看”和站出來說話的勇氣。下崗職工的生存狀況,既是特定時期歷史事件的結束,也是我們工作的出發點,我們的責任心要求我們不能無視這些問題。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努力不會白費,會有更多的人來關心下崗職工的問題。
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