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學研究中的現實主義立場與經驗實證方法——兼論中國法學研究方向

法學研究中的現實主義立場與經驗實證方法——兼論中國法學研究方向

范愉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

社會科學方法給法學帶來了新的思維和發展動力。隨著越來越多的法學家開始自覺學習并應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使得現實主義與經驗實證研究正在從邊緣走向主流，這不僅會帶來法學和法律職業思維的自我更新，也必將推動社會觀念的轉變。在轉向現實主義、注重經驗研究的過程中，筆者提出如下建議：首先，以現實主義的態度和經驗實證方法研究解決中國問題、改造中國法學、為中國的法治進程提供合理可行的政策和方案。其次，客觀認識法律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注重法與社會的協調和法的正當性。第三，采取自下而上的視角，不僅依賴憲政以及正式的法律制度和規則實現社會治理，更需注重通過法的實施與糾紛解決過程，了解社會的實際需求，尋找解決問題的合理途徑。第四，科學地進行法律移植和路徑選擇，在制度建構過程中，認同和諧的價值，關注成本、效益和現實可能性。最后，以經驗性研究方法整合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同時警惕這種方法自身的局限，特別是偽實證主義的方法，即以實證研究為標榜的非科學方法。

正文：

法學曾是一個由法學家壟斷的封閉體系，這既是由法律職業的壟斷性、歷史延續性及其利益需要所決定的，同時也受到法律自治及法律思維的限制。然而，法律的發展證明其自治性并不能阻隔社會的影響，自從法社會學和法律現實主義思潮打開了法學封閉的大門，法學與社會科學的相互結合與滲透就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社會科學方法給法學帶來了新的思維和發展動力，開始重新檢驗法學據以自洽的前提，推翻了一些神話、修正了一些前提，也描畫出了法律的真實作用及其限度。借助社會科學乃至某些自然科學的方法，法學可以更準確和全面地發現和界定事實；而借助人文科學、歷史學、文化學等的研究思路，則可以對法律現象乃至規則提供更加開放和現實的解釋。近年來，世界各國法學研究更加注重經驗性實證方法，并將其研究成果直接運用于立法、司法改革和法律教育。隨著越來越多的法學家開始自覺學習并應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可以說，現實主義與經驗實證研究正在從邊緣走向主流，這不僅會帶來法學和法律職業思維的自我更新，也必將推動社會觀念的轉變。

例如，美國2003年以后出現的新法律現實主義學派倡導一種“自下而上”的經驗性研究，主張從社會基層和未經法院和法律職業染指的社會生活事實著手，探討秩序形成、法律與社會的關系，以及各種形式的“活法”或社會規范和社會權力，從而更為客觀地評價和發揮法的作用。他們與傳統的法律意識形態、形式主義以及從抽象理念出發的法律迷信截然對立，以改造法學、改革法律教育、重構法律理念為根本目標。他們關注法與社會科學之間的交流互動，力圖創建一種能夠整合各種社會科學的研究范式。在歐洲大陸，從歷史法學派、馬克思、埃利希、杜爾凱姆到盧曼等人為代表的法社會學（及法人類學）傳統，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學派的現實主義理念，不僅對其法律制度及社會制度的建構起到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在比較法研究中也體現出一種實證主義風格。現實主義法學在東亞國家和地區亦有著深厚的基礎。日本法學家綜合歐洲和美國的學術傳統，很早就開拓了一條獨特的法社會學和現實主義研究路徑。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法學家目光向下，深入實際進行實證調研，進一步推動了法與社會的協調與互動；其研究成果對當代世界法學亦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近年來，東亞地區學者無論是在法史學、部門法學，糾紛解決乃至法學理論研究方面，現實性課題和實證性研究方法均構成其特色和主流。東亞法學家們清醒地意識到，在法制現代化的進程中必須直面法與社會互動的課題，處理好本土社會文化、傳統與現代法制的協調，同時還必須

積極應對全球化的挑戰。面對社會轉型期各種理論與現實問題，法學家自覺選擇了現實主義立場與經驗實證方法——放棄對法律教義（或形式）主義和法律家共同體利益的片面追求，客觀評價法律規則與制度的實際作用和效果，準確把握法律與社會關系的實際狀況，為法治發展戰略、社會治理理念和具體法律制度建構提出切合實際的提案。

在中國，盡管面對著法律意識形態和普適主義的強大抵制，但現實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仍以本土化、實證研究等理念和方法顯示出其力量，并直接與法律移植和制度建構、法律改革等現實議題緊密相關。不容否認，目前國內法學家已進行了大量有價值的自下而上的實證研究，大量研究本土現實問題的成果陸續問世；非正式制度、調解乃至私力救濟的事實開始受到關注，民間法也成為熱門話題。這種立場和方法不僅有利于法學自身的改善，也會極大地影響到立法和司法實務界，乃至影響中國的法治進程。

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中國法學及法治建構始終與法律移植的主題即通過引進外國法，制定和建立相應的法律和制度——息息相關。盡管建立現代法治及借鑒西方法的必要性已成為社會的基本共識；然而，法治的真正走向及具體制度建構仍充滿了變數。處于法律移植情境中的中國法學反映出以下種種問題：

首先，法律移植本質上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運動，其主導權、決策權主要掌握在一些政治精英和法律精英手中，社會民主參與程度較低。法學則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其次，法治建設通常采用的是國家權力和“法律中心”的單一視角，旨在將現代的法律規則、制度、形式、程序從西方法治國家移植到本國，體現著國家或政府以法律為工具實現社會治理的強烈需求和期待。隨著制度和規則的移植，相應的法律教育制度、法律職業群體和法學研究日益擴大，不斷壯大的法律職業集團在為社會帶來福祉和正義的同時，也在試圖建立對司法活動乃至糾紛解決過程的壟斷，并通過爭取參與決策的機會擴大自己的利益及影響。國家權力與法學家之間的博弈很容易在“與國際接軌”的口號上達到一致，并以法律全球化和與國際接軌的名義助長一些輕率的移植。第三，法律中心論與形式主義占據著主流，把持著話語權并對法學和立法產生著極大的影響，其特點是，僅僅以一些現代理念或概念（例如人權、隱私權、知情權、自由權等等）作為立法的出發點和價值取向，而不問這些概念背后的利益和條件究竟是什么，不關心社會環境和基本事實，更不關心法律的道德基礎。最后，在立法中，盡管“國情”、民意和承受力等概念經常成為某項制度或規則能否成立的重要理由，但是就整體而言，依然主要是基于利益平衡和成本方面的考量，立法者、法學家及主流社會輿論的文化自覺非常低——非正式救濟機制、社會自治組織和民間社會規范（民間習慣、行業慣例等）原則上不被認可。

毫無疑問，今天我國法學研究的主要問題并不在于方法論，無論是自然法學和規范法學（法解釋學）都尚未得到充分和系統的發展，其自身的方法論價值也遠未顯示。因此，筆者無意在各種法學方法中揚此抑彼。然而，在法制現代化、法律移植和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相比之下，法與社會的關聯及事實層面的法的研究，對于制度建構顯然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也是法學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如果法學家能夠在堅持法治基本原則的同時，放棄法律中心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簡單思維定勢，轉向現實主義的立場，注重經驗實證研究方法，切實探討實現法治中國的可行路徑，提出科學合理的制度建構方案，不僅可能減少法律移植、立法與司法改革運動的錯誤成本，亦能開創一種新的學風。在此，筆者謹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以現實主義的態度和經驗實證方法研究解決中國問題、改造中國法學、為中國的法治進程提供合理可行的政策和方案。這種立場和方法既適用于反思本土法律文化，也適用于對西方現代制度的評價；同時可以與立法或制度建構相銜接，以促進立法和社會進步為目標。為了減少錯誤信息和對公眾的誤導，法學家應該基于第一手資料和客觀事實展開研究和論證，既不可僅依據法律條文，也不宜僅根據一些被媒體剪裁和炒作過的“案例”材料坐而論道。

其次，客觀認識法律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注重法與社會的協調和法的正當性。避免通過盲目推進法律制度迅速摧毀原有的社會秩序、公共道德和主流價值觀，造成傳統的失落和社會失范，并導致國家法與民間社會的緊張與沖突。當務之急是重建社會的道德與精神信仰，培養社會的誠信、責任意識和主流文化，提高社會主體的自治能力，以此改善社會守法和執法的環境。

第三，采取自下而上的視角，不僅依賴憲政以及正式的法律制度和規則實現社會治理，更需注重通過法的實施與糾紛解決過程，了解社會的實際需求，尋找解決問題的合理途徑。尤其應重視社會基礎、文化傳統、人民的生活行為習慣以及社會成本。當前的民法典編纂已難以通過大規模社會調查和收集民間習慣等方式縮小法與社會之間的差距，毋寧在其基本原則和規則的框架下，尊重社會自身的調節功能，借助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和各種社會規范，提倡當事人和社會成員以協商、和平、經濟、靈活的方式，爭取現實合理的解決。

第四，科學地進行法律移植和路徑選擇，在制度建構過程中，認同和諧的價值，關注成本、效益和現實可能性。一方面，注重正式制度與非正式機制，國家規制與社會自治的協調，盡可能地通過既有制度的轉型發揮現代功能，減少大規模解構與頻繁變動帶來的動蕩與風險；另一方面，在基本法律制度和程序方面應繼續循序漸進地向現代化目標邁進。

最后，以經驗性研究方法整合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同時警惕這種方法自身的局限，特別是偽實證主義的方法，即以實證研究為標榜的非科學方法。例如：先入為主地提出論斷或主觀臆測，以零星獲得的資料或媒體報道進行填充；對資料數據的誤讀或誤用；個別或少數第一手資料的過度使用；缺乏對資料數據局限性的認識；個案及田野調查的局限；證據不足的結論；事實資料的虛假處理、剪裁或缺乏說明，等等。有時，由于訓練不足或受主觀先見的支配，調研者即使親自進入基層和實踐，也未必能夠獲得第一手資料和令人信服的研究結論。同樣，缺乏對既往研究資料的全面把握和同類研究之間的交流互動，也會導致實證研究停留在膚淺的觀察之上，難以作出更有價值的分析。實證研究的最終目標是盡可能發現事實或提供最充分的證據，以便將結論或制度建構建立在扎實的前提或基礎之上；當不同調研獲得的事實及分析能夠相互印證時，應該說這種實證研究就已經接近了相對客觀的事實或真相。

總之，對于中國法學而言，從實際出發的現實主義精神及經驗性實證方法，應該成為科學研究的態度和起點，而不是一種結論和意識形態。其目標是為中國法治發展作出貢獻。

本文原載于《光明日報》2006年8月21日 法制版

第二篇：論法學研究方法讀后感

《論法學研究方法》讀后感

陳瑞華教授的《論法學研究方法》是一部有關法學研究方法的學術著作，記錄了作者八年來在這一問題上的所思所想，提出了法學研究的第三條道路。

陳老師在書中談到長期以來國內的法學研究方法都存在“對策法學”的問題，就是這些法學研究總是在針對一些問題提出立法建議，總是喜歡把西方的一些理論和經驗照搬過來，作為大前提，然后再把中國的情況作為小前提，做一番演繹推理，最后的出應該引進西方的某某制度，對中國的某某制度進行改革，這樣未免有些“削足適履”的意味。在指出這一問題之后，陳老師在該書中進一步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從中國的實踐出發，運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法學問題，深入研究問題的核心和深層次的因素，通過歸納的方法得出一些概念化和模型化的理論，或者對已有的理論的適用條件進行一些新的限制，強調“先歸納后演繹”。

“第三條道路”的方法就是從經驗到理論，經驗是中國的，而理論的建構之功不會是凌空蹈虛的自說自話，而必然博采前兩條道路優點，必然不能離開現代科學規范的基本要求，無論怎樣提煉，怎樣的概念化，都會是遵循著學術的基本規律與范式進行的。

第三篇：民族法學研究：立場、方法與進路(DOC)

民族法學研究：立場、方法與進路

吳旭夢*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北京，100081；貴州師范大學，貴州 貴陽，550001）

摘 要：民族法學是一門規范之學、價值之學和實踐之學，民族法學研究離不開民族學的營養補給，也離不開法學的方向指路。民族法學研究的主要方法有田野調查法、史學研究法、比較研究法、跨學科研究法和價值分析法。民族法學研究要以維護國家統一、保障民族平等、加強民族團結和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為研究宗旨，以解決當前中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具體問題為研究導向，以“知行合一”為研究原則。

關鍵詞：民族學；法學；民族法學；研究方法；

作為最初接觸民族法學或已經開始進行研究這門學科的人，通常會有這樣的疑問：民族法學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學科？我們應該怎么去研究它？應該從何著手？這就涉及到民族法學研究的立場、方法與進路問題。之所以有以上疑問或納悶，最主要的原因是民族法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常常與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學等學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如果我們沒有搞清楚民族法學的學科本質和學科特性，肯定對其研究就會顯得含混模糊。基于此，我們有必要對民族法學研究的立場、方法與進路進行進一步探討。

一、民族法學研究的立場

民族法學是一門新興的法學學科。是一門交叉性極強的邊緣學科。[1]民族法學是一門綜合性的法學學科。[2]那么，民族法學的研究到底是以民族學方法研究為主？還是以法學研究方法為主？有的人認為，民族法學是民族學的法學，法學是核心詞，民族學是限定詞，所以應該用法學的方法去研究民族學。也有的人認為，民族法學是法學的民族學，民族學是核心詞，法學是修飾詞，應該用民族學的方法研究法學。對此各執一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們認為，民族法學是以民族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為研究對象的法學學科[3]，它的核心性質在于它的法學特性，但是，這樣的特性并不代表有且只有（只能）用法學的方法去研究它，完全有必要將民族學和法學的研究方法有機結合對其研究，這樣勢必會產生別樣的效果。

之所以將民族法學研究的立場界定為其核心性在于法學特性、其方法論在于民族學和法學方法的有機結合。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民族法學如同法學一樣是一門規范之學、價值之學和實踐之學。首先，民族法學是一門規范之學。我們知道，民族法學的理論體系主要由三 *作者簡介：吳旭夢（1982年—），男，漢族，貴州遵義人，貴州師范大學講師，法學碩士，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2015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法學。[1]吳宗金、張曉輝主編：《中華民族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頁。民族法學的交叉性體現在既有民族學學科的性質，又有法學學科的性質。[2]熊文釗主編：《民族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民族法學的綜合性體現在其法學涵括了憲法、刑法、民法、行政法和訴訟法等多個法學部門的內容。[3]熊文釗主編：《民族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頁。大部分組成，即民族法學理論、民族法律制度和民族法文化。[4]而民族法律制度[5]又是當前我國民族法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主要包括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以及自治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中關于民族關系[6]的法律制度。所以，民族法學是以規范為承載的，易言之，民族法學的研究不能脫離具體的法律規范。其次，民族法學是一門價值之學。從我國社會主義民族法制建設上看，民族法的基本原則主要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保障少數民族合法權利和利益的原則、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原則、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原則。[7]這些基本原則與現代法治的公平、正義、自由、平等、效率與秩序的價值內涵不謀而合，體現了我國民族法學的理論和實踐研究總是企圖追求并構建某些好的和善的東西，而這些好和善的東西就是民族法的價值。最后，民族法學是一門實踐之學。眾所周知，田野調查是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正如美國著名法官霍姆斯曾說過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這都是說明了實踐對于學科研究的重要性。民族法學從法律的實施（司法、執法和普法等）到法律效果的實現就是一個實踐的過程，民族法學要探究歷史上曾經在民族治理中的先進做法和優秀經驗也是一個實踐的過程，民族法學要了解當前民族治理中存在的具體問題以及提出對策措施也是一個實踐的過程。所以，民族法學是一門實踐之學。

第二，民族法學研究離不開民族學的營養補給。民族學科是以民族問題為源泉，民族法律同樣是以民族特點和民族問題為依托。雖然民族法學與其他民族學科的邏輯形式和歸納方法不盡一致，但從一定意義上說，如果沒有民族學科的基礎就沒有民族法學的豐滿。[8]毫無疑問，民族法學的學科淵源之一是民族學，民族學的研究的內容和成果給民族法學的研究提供了無限的滋養，因此，民族法學在其創立和發展過程中，始終要以民族學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為基礎，同時又為民族學的充實和發展提供豐富的材料。[9]如果把民族法學比喻成“火晶柿子”[10]的話，民族學是“棗樹”，法學是“柿樹”，兩者嫁接結出了“火晶柿子”，雖然現在變成了“柿樹”，但“棗樹”依然是根，給這棵“火晶柿子樹”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營養。

第三，民族法學研究離不開法學的方向指路。

民族法學的法律規范有的包含在各種法律法規中，如《憲法》、《立法法》、《刑法》和《訴訟法》中的有關規定；有的則是直接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呈現，如《民族區域自治法》、《城市民族工作條例》和《民族鄉行政工作條例》。在以上法律法規中，民族法學與憲法學的關系最為密切，因為憲法是根本大法，民族法的制定與實施不能與憲法相抵觸和相違背。此外，我國憲法第四條還規定：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關系。由此可見，憲法學為民族法學的研究與發展指明了方向，同時也提供了保障。

隨著我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不斷推進與轉型，民族地區的發展也呈現出一些新問題和新矛盾，如何構建富強、民主、文明和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民族地區是關鍵，社會轉型過程中民族地區的各種矛盾日益激化，這就需要建立 [4]熊文釗主編：《民族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頁。

[5]民族法律制度指的是現行的民族法律規范有機結合而成的統一的框架體系，主要指向我們通常所說的民族類“實定法”。熊文釗主編：《民族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頁。

[6]這里的民族關系包括國家與民族地區間的關系、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少數民族內部之間的關系。[7]吳宗金、張曉輝主編：《中華民族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頁。[8]吳宗金、張曉輝主編：《中華民族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頁。[9]白明政：《論我國民族法學的研究對象及原則》，載《貴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第54頁。[10]火晶柿子是陜西臨潼特產，柿子中的佼佼者，由棗樹和柿樹嫁接后結的果實。良好的糾紛處理機制，除了繼續發揚民族地區一些良好的傳統習慣和民間法的作用以外，也要與時俱進地制定一些切實可行的法律法規，為發展民族地區經濟、維護民族地區團結和構建民族地區和諧起到積極的作用。

綜上，民族法學的研究要充分體現它的法學特性，體現它的規范性、價值性和實踐性，同時要以民族學的內容為營養供給，充分吸收民族學中一些能為民族法學所效用的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并結合法學的研究方法展開研究，以中國法治和法學的發展為風向標，指引民族法學朝著一個科學和務實方向前進。

二、民族法學研究的方法

研究方法是一門學科發展與進步的基本前提，在學科建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德國當代法學家卡爾?拉倫茨所言，每一種學問都必須采用一定的方法，或者遵循特定的方式來回答其提出的問題；每一種學科的方法論都是這個學科對本身進行的情況、思考方式、所利用的認識手段的反省。[11]既然研究方法對一門學科或學問的發展如此重要，那么，為了推動民族法學學科的發展與進步，我們不得不重視民族法學研究方法的研究。鑒于當前一段時期民族法學研究的重點和熱點，我們認為，民族法學研究的主要方法有：田野調查法、史學研究法、比較研究法、跨學科研究法和價值分析法。

（一）田野調查法

田野工作（Field Work）或實地研究（Field Research），是指“經過專門訓練的民族學工作者親自進入民族地區，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位居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12]它是民族學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是民族法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英國功能主義學派大師馬林諾夫斯基是該方法的先行者和革新者，我國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費孝通先生是該方法的踐行者和杰出者，他認為，田野調查有四步：定題階段、制定計劃或方案、原始資料的收集和總結階段。[13]具體而言，田野調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準備工作階段，二是實地調查階段，三是整理分析階段。[14]

民族法學研究，尤其是對民族法文化進行研究時，要求研究者對一個社區或群體進行研究較長時間的調查，即對該人群及生活方式親身從事長期性的調查工作，學習并使用當地人的語言，參與當地人的日常社會活動，熟悉當地人的生產生活狀況，在了解當地人的思想觀念、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的基礎上研究法文化或法律問題。[15]不過，我們在對民族法學作田野調查研究時，不能把重點僅僅放在調查民族地區的法文化、習慣法和宗教信仰方面，更應該重視調查了解國家法在民族地區的實施情況，以及自治地方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制定與實施情況，以及國家司法改革對民族地區司法制度的沖擊與挑戰情況等。總之，在民族法學的田野[16]調查研究不能只重視“民族學”文化屬性，更要重視“法學”規范屬性。

此外，我們在田野調查研究中不得不注意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必須充分尊重 [11]（德）卡爾?拉倫茨著：《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頁。[12]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頁。[13]費孝通著：《學術自述與反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1-17頁。[14]高永久等編著：《民族學概論》，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133頁。[15]吳大華主編：《民族法學》，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頁。[16]這里的“田野”不是狹義的指“農村、鄉村”，在民族法學的調查研究中也可能指“城鎮、城市”，比如民族鄉、城市散雜居少數民族的法律問題調查研究，所以這里的“田野”是一個廣義的概念。當地文化習慣。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文化習慣和宗教信仰，我們去調查了解當地的文化，就必須“入鄉隨俗”，就必須充分尊重當地文化，而不是去破壞文化，否則適得其反。二是不能為了調查而去調查。研究實踐中，有的人為了得到一些數據，到了當地直奔主題欲調（獲）取數據，這種明顯夾雜著功利性的調查會引起被調查者的反感和憤怒。還有的人是已經在大腦里預先設想了自己主觀的結論，隨后去圍繞自己的結論而反推田野調查工作的開展。這些都是不可取的。三是調查時間不宜太短。根據調查時間的長短可以把田野調查分為三種模式：經歷式田野調查、體驗式田野調查和蜻蜓點水式田野調查。馬林諾夫斯基為了撰寫《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在1914年至1918年間到新幾內亞進行了三次調查，調查時間共達到兩年七個月。因此，我們在民族法學的調查研究中，時間不宜太短，否則調查就不會那么深入，得出的結論就不會那么完整和準確。

（二）史學研究法

從文字層面上而言，自夏至今，我國已有四千多年的燦爛文明史，但中華民族的文化不僅單指漢族文化，也包括了各少數民族的文化，而各少數民族的法律制度和關于少數民族治理的法律制度顯然也當屬其中。

秦代的《屬邦律》是我國目前最早的成文民族法典，開創了中國封建社會民族立法的先河，對后來歷代民族立法有著十分重大的影響。其中確定的諸多法律原則，如和親通婚、民族自治、維護少數民族上層首領的特權與民族同化等，也成為日后封建王朝民族立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17]秦以后，我國歷代都對民族法律規范做了相應的規定，如漢代建立的屬國制和邊郡制；唐代在民族地方施行的“羈縻府、州、縣”制，《唐律疏議》中對“化外人”犯罪有詳盡規定；元代以《至元新格》在民族地區設立了行省制和土司制；明朝在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確立了土司制度，在藏區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清代不但在《大清律例》中明確了“化外人有犯條”的規定，而且針對一些風俗習慣不同的少數民族在不違背《大清律例》的原則下分別制定適合少數民族地區的單行法，形成了以《大清律例》為母法和適用于不同民族的單行法[18]及《理藩院則例》為子法的民族法體系。[19]

我國民族學與西方民族學（人類學）不一樣，我國幾千年來雖然朝代更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文字和文化從未斷裂過。傳統文化和老祖宗的智慧為我們今天和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借鑒和指引作用。就民族法學研究而言，我們應該在古代民族法制史中尋找更多做法和經驗來為今所用，盡管在這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20]，但就我國當前民族法制理論和實踐中遇到的問題而言，這方面的研究還是遠遠不夠的，故還應該加強民族法學的史學研究。

（三）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其含義比較廣泛，既包括宏觀比較，如不同國家、不同歷史階段的民族法律制度進行整體上的比較研究；也包括微觀比較，如 [17]張文山：《論中國古代社會的民族法》，載《思想戰線》，1997年第1期。[18]如：適用于北方蒙古族的《蒙古律》，適用于西北回族聚居區的《回律》，適用于西南苗族聚居區的《苗律》，以及確定西藏與中央關系的行政組織法規《欽定西藏章程》。[19]張文山：《論中國古代社會的民族法》，載《思想戰線》，1997年第1期。

[20]目前在這方面研究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方慧主編的《中國歷代民族法律典籍：“二十五史”有關少數民族法律史料輯要》；楊一凡、田濤主編，張冠梓點校的《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少數民族法典法規與習慣法》；徐曉光的《中國少數民族法制史》、《藏族法制史》、清代蒙藏地區法制研究》；鄧奕琦的《北朝法制研究》；吳海航的《元代法律文化研究》；劉廣安的《清代民族立法研究》等。對各民族法律之間的比較，對某一具體民族法律制度、具體法律規則的比較。既包括對現象本身的比較，如對民族立法體制、執法、司法組織和制度、法律規則的比較；也包括對外部條件的比較，如對制定、實施這些民族法律的社會經濟、文化、宗教、風俗等因素的比較。既包括民族法律實踐的比較，也包括對民族法學理論、觀點、思想的比較。[21]

比較研究的作用一方面在于了解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是通過比較尋找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對被比較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最終達到完善自我的目的。全世界目前共有2000多個民族（單亞洲就有1000多個民族），有很多民族的法律文化和制度值得我國借鑒和研究，如周邊的俄羅斯、印度、泰國、越南等國都是少數民族集中的國家。在民族法學研究方面，由于研究條件（語言、空間）的限制，我們對外國的民族法制研究成果還不是很多，在國家“一帶一路”的戰略部署中，下一步我們有必要對“一路一帶”沿線國家的法律（含少數民族法律）進行比較研究。

（四）跨學科研究法

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跨學科綜合研究，事實上不僅是知識的綜合，也是研究思路和研究途徑的綜合。簡單地說，跨學科綜合研究法就是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方法和研究經驗從整體上對某種社會現象進行綜合研究的方法，也稱“交叉研究”法。[22]

“社科法學”方法就是一種跨學科的交叉研究法。所謂“社科法學”，實際是一種將法學研究納入社會科學研究軌道的學術嘗試。社會科學是以人類社會和人類行為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集群。按理說，每一種社會科學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如社會學方法、人類學方法、經濟學方法、政治學方法等。研究者運用這些方法所進行是法學研究，可形成一種新的法學研究方法，如法社會學、法人類學、法經濟學、法律政治學等。[23]

按理說，民族法學本身就是民族學與法學的交叉學科，兩者的結合就是跨學科研究。但是，我們現在是把民族法學看作一個獨立的學科，它還可以與其他學科結合和交叉研究，比如和經濟學、政治學、語言學、考古學、歷史學、生態學、人口學等。近年來，在該研究方法上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游志能的《民族習慣法的經濟分析》，該書將經濟分析法學的研究方法和經濟學概念（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生產效率、風險分攤、資源稟賦等）引入到民族習慣法的研究中，就國內民族法學研究而言是一種研究方法的創新。不過，也正如作者所言，由于對經濟分析法學的研究方法運用還不夠熟練，導致文章的分析也存在一些生搬硬套之處。所以，要進行跨學科研究，必須嫻熟掌握所交叉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觀點。

（五）價值分析法

法的價值又稱為法律的價值，它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法律在發揮其社會作用的過程中能夠保護和增加的價值。例如，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公民的自由、社會的公共福利、經濟的持續發展、善良風俗的維持，環境的保護與改善等都是其體現，還有秩序、自由、效率和正義更是這層意義上的法的價值的根本體現。這種價值是法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因此又稱為法的“目的價值”。第二層含義是指法的“形式價值”，它是指法律在形式上應當具備的那些值得肯定或好的品質。比如任何一種法律都應該具有邏輯嚴謹、簡明扼要、明確性等特征。

[21]吳大華主編：《民族法學》，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頁。[22]高永久等編著：《民族學概論》，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頁。[23]陳瑞華：《法學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載《中外法學》，2015年第1期。在民族法學研究中引入價值分析方法，首先有利于良法的制定。因為法律保護哪些行為，制裁哪些行為，保護哪些權利，限制哪些權力，需要立法者根據民族地區社會發展和價值準則進行選擇和取舍，只有如此，良法才可能產生。其次，民族地區風俗習慣各異，當法無明文規定可引用或規則存在沖突時，價值分析更

[24]顯重要。最后，價值分析有利于對現行民族法制進行改革。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認為民族法學是一門價值之學，法的公平、正義、自由、平等、效率與秩序等價值體現在民族法的基本原則中，也體現在民族法的立法、司法和執法中。在民族法學的研究中，我們應該把法的價值和民族法的基本原則相結合，并作為最高綱領指導和目標追求，所有的研究要緊緊圍繞實現法的價值這一目標來展開，所有的研究要以貫徹落實民族法的基本原則這一要求來體現。

二、民族法學研究的進路

（一）以維護國家統一、保障民族平等、加強民族團結和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為研究宗旨

我國《憲法》序言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維護民族民族團結的斗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國家盡一切努力促進全國各民族的共同繁榮。《憲法》第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關系。

總書記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全黨要牢記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一基本國情，堅持把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作為各民族最高利益，把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凝聚起來，同心同德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國家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是中華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沒有國家的統一，就沒有各民族團結的事業，就沒有各民族的發展興旺，就沒有各民族繁榮的景象，就沒有中華民族的振興。[25]

維護國家統一是前提，保障民族平等是核心，加強民族團結是關鍵，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是目標。民族法學研究不能違背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不能違背《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法規的基本規定，不能有分裂國家和破壞民族平等與團結的言論。當前，隨著西方所謂的“自由”與“民主”思想在國內傳播與蔓延，很多國外敵對勢力借此機會在國內培養與扶植了一些反黨反國反民族的“公知”與“親信”，制造分裂國家和破壞民族平等團結的輿論，這值得我們高度警惕和戒備。

所以，我們在開展民族法學研究過程中一定要以維護國家統一、保障民族平等、加強民族團結和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為研究宗旨。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建設和發展好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族法學學科；也只有這樣，民族法學研究才能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二）以解決當前中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具體問題為研究導向

方法論獨立存在沒有意義，問題意識也無法單獨陳述；寫東西要有限定，要有題域、有問題；在問題的建構上包括研究什么問題，問題的來源，為什么研究 [24]吳大華主編：《民族法學》，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頁。[25]吳宗金、張曉輝主編：《中華民族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頁。這個問題，其他人如何研究這個問題。[26]法律必須服從進步所提出的正當要求，一個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時代的需求或要求，而是死死抱住上個時代的只有短暫意義的觀念不放，那么顯然是不可取的。[27]

在民族法學研究中，我們必須要有“問題意識”，尤其要以解決當前中國在改革發展進程中遇到的一些具體問題和實際問題為研究導向，民族法學研究也要為國家的戰略部署服務，既要“頂天”，也要“立地”，前者是指通過理論研究為國家在民族問題的治理與管理上提供頂層設計，后者是指我們民族學研究必須接地氣，不能總是高談闊論那些大道理，還得要通過調查研究去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比如當前我國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戰略決策，我們在民族法學研究中是否可以挖掘與探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民族法律與民族政策，為國家戰略部署有效推進服務；又如黨的五中全會提出了“放開二孩”的重大政策，我們是否可以調查了解該政策是否對民族地區在貫徹國家《計劃生育法》方面帶來一些影響；再如當前的“司法制度改革”是否對民族地區基層司法機關與人員在司法過程中帶來一些沖擊與挑戰。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民族法學去探索和研究，所以，從這方面來說，民族法學研究是大有作為的。

此外，民族法學研究應當以中國特有的民族問題為立足點，在遵循法學方法論的研究范式基礎上，開展中國問題模式的實證調查研究、強化并豐富價值分析研究方法、拓寬跨學科式的綜合研究。但無論是實證研究，還是規范研究，都應該堅持問題導向，都應該圍繞解決中華民族法學面臨的實際問題來開展研究。

（三）以“知行合一”為研究原則

“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來的，是指客體順應主體，知是指科學知識，行是指人的實踐，知與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來吞并行，認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來吞并知，認為行便是知。中國古代哲學家認為，不僅要認識（知），尤其應當實踐（行），只有把“知”和“行”統一起來，才能稱得上“善”。

南宋著名詩人陸游在《冬夜讀書示子聿》中寫到“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提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他舉個一個生動的例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28]這些觀點和例子都強調了實踐的重要性，也強調了理論（知）與實踐（行）相結合（合一）的重要性。

法學的實踐性特征決定了法學教育應當走知行統一的道路，提倡在行動中學

[29]習，在解決法律問題的過程中學習法律的培養方法。民族法學無論是從民族學學科的性質而言，還是從法學學科的性質而言，都是十分強調實踐的重要性的。這就告訴我們，開展民族法學研究絕對不能僅僅是在書齋里就能完成的，也絕對不是把那些經典著作啃得滾瓜爛熟就能出成就的。[30]就當前民族法學研究的現狀而言，重理論輕實踐、重抽象輕具體的現象普遍嚴重，正如著名民族法學家吳大華說到“民族法學是一門實踐性、現實性、針對性極強的學科，但當前民族法學的研究卻多停留于理論探討方面，對我國當前的民族法制建設實踐的關注程度 [26]鄧正來：《法學研究與問題意識》，根據2006年9月吉林大學所做講座的內容整理。轉引自楊國慶：《中日法學研究方法與視角比較分析》，載長春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27]（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頁。

[28]毛澤東：《實踐論》，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頁。轉引自徐中起：《試論法學的特點和法學教育方法》，載《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8年第5期。[29]徐中起：《試論法學的特點和法學教育方法》，載《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8年第5期。

[30]當然，我們并不是反對理論研究不重要，也不是反對民族法學不做理論研究，而是強調除了理論研究外更應重視實踐研究。不夠，或者說當前的民族法學研究遠遠不能滿足我國民族法制建設實踐的需要。”[31]但是，如果法學家只是追思無限遙遠的過去和預言無限遙遠的未來，而不提供現實生活的答案，不提供有針對性的現實批判，我們有什么理由認為一定是法

[32]律實踐落后于法學，而不是相反呢？

我們應該向費孝通、林耀華、宋蜀華等老一輩民族學家（社會學家）學習，學習他們那種能吃苦、重實踐的研究精神，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民族法學研究的“知行合一”，也只有做到了“知行合一”，才能更好地研究好民族法學。

結語

如果我們把民族法學研究比喻成修建一棟高樓大廈的話，民族法學研究立場便是修建大廈的地基，民族法學研究的方法便是修建大廈的材料，而民族法學研究的進路便是修建大廈的技術。本文雖然對民族法學研究的立場、方法和進路進行了一些思考，但頂多算是淺嘗輒止，還有待下一步做更深入的研究。同時，本文研究也是起到一種拋磚引玉的作用，期望更多的學者關注和重視民族法學研究方法的研究，為民族法學基礎理論的發展作出貢獻，為民族法學這棟學科“大廈”的建造添磚加瓦。

[31]吳大華：《我國民族法學研究面臨的問題與出路》，載《貴州民族報》，2011年8月15日第B03版。[32]周少華：《法學研究方法》，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

第四篇：中國系統法學研究回顧與展望

中國系統法學研究回顧與展望

一、系統法學流派的興起與現狀

將系統科學引入法學領域的嘗試，自系統科學問世之初就已經開始。一般認為，控制論創始人維納所著《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一書，是系統科學與法學的最早結合。維納運用控制論的一般原理對有關法律、正義、道德、社會控制等問題所作的“純技術性解釋”，為人們從全新的角度追蹤、控測、確定和把握復雜紛紜的法的現象勾畫出了另一番圖景。

1979年11月10日，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發表了《大力發展系統工程、盡早建立系統科學體系》的文章，將法治系統工程列入了系統工程體系，從而為系統科學引入法學指出了方向。1981年11月，吳世宦發表了《建立我國法治系統工程學的淺議》，率先倡導運用系統科學分析法學的一些基本問題。隨后，《潛科學》登載了李克強的《關于法治系統控制過程的探討》，《法學雜志》發表了羅輝漢的《關于開展法治系統工程研究的芻議》、《略論法治系統工程的特點和方法》，《法學季刊》刊出了李昌麟、周亞伯的《怎樣運用系統論研究法學問題》等，拉開了我國法學界引進系統科學及方法的帷幕。

1985年4月，在中國政法大學召開了“全國首次法制系統科學討論會”。會議討論的主題包括：

1、關于我國法學落后的原因和法制建設、法學研究的現代化、科學化問題。代表們認為，法學落后于現實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是受了蘇聯研究模式的影響，滿足于線性的“分析-綜合”式研究方法，忽視對法和法律現象作系統的、整體的和多層次的分析。必須引進現代科學方法和最新科技成果以實現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的現代化；

2、關于把現代科學方法和最新科技成果引進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領域的問題。代表們提出，為了實現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的現代化，需要引進電子計算機等科技裝備，建立法制信息庫、資料檢索中心等，需要引進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為主要標志的現代科學方法；

3、關于法制系統科學和法學流派問題。代表們認為，法制系統科學作為法學的一門邊緣學科已經形成，它有自己的研究對象、方法、內容，不能納入傳統法學的分類體系。有些代表明確指出，自1979年以來，法學界已經崛起一個新的法學流派，即“系統法學派”。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在某種意義上，1985年是我國“系統法學”誕生之年，“全國首次法制系統科學討論會”是系統法學誕生的標志性事件。

此后不久，在一部分法律學者，尤其是中青年法律學者中間，形成了一種“言必稱系統，動輒談信息”的熱潮，討論法學系統方法和理論的文章日漸增多，人們熱切期望法學與系統科學之間的邊緣學科的產生，從而給尚處于潛科學狀態的研究方向分別命名為“法制系統科學”、“法治系統工程學”、“數量法學”等。曾經一度，系統法學的風行成了法學界矚目的焦點。在技術層次上，從事系統法學研究的學者們確曾為系統科學與法學的結合作過力所能及的努力。

應當說，這場主要由中青年學者發起的系統法學運動，為傳統法學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在傳統法學理論與方法的更新方面獨辟了一條新的道路。自從系統科學引入法學后，法學理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有了比較明顯的改觀。至少，法學界認為以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為代表的新的科學，特別它們的一些思想、概念和方法，如整體性、目的性、定量化等，對法學研究來說，是有啟發的，有助于法學研究者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研究法律現象。然而，“系統熱”象其他法學熱潮一樣，在一段時間的“喧囂”之后逐步趨向沉寂，并受到所謂的法學“假系統”、“偽系統”的指責。這就迫使我們反思：在法學研究中到底能不能運用系統科學理論和方法？應該在何種層次和水平上使法學與系統科學“合流”？怎樣尋找兩者合流的技術性關節點？

現在來看，當時的法學系統熱或者系統法學熱的興起與沉寂都是很好理解的。當時我國的法學理論仍然是以階級斗爭為主要內容的理論，西方法學思想和法學流派還沒有更多地進入中國，中國法學界有所介紹的西方法學思想和理論也常常被視為“腐朽的”、“反動的”或“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與政治距離比較遠又具有思想解放和學術創新意義的系統法學觀點自然會形成一種熱點和焦點。20世紀80年代，我國法學界的核心任務是恢復法學學科建設和打破思維禁區，任何法學理論創新都不可能真正實現。應當說，系統法學的興起的真正意義在于解放思想和對蘇聯法學傳統進行批判，是對我國法學理論以及法學方法更新與創新的一種深沉的呼喚。那時的系統法學是一顆種子，還缺乏茁壯成長的各種環境因素。

研究系統法學，我們應當注意到我國學者熊繼寧是重要的倡導者之一。他是將系統法學作為一種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進行研究的。在他的為紀念全國首次法制系統科學談論會召開15周年而寫的XX年發表的《系統法學在中國》一文中，[1]他闡述了對系統法學的一些認識，可以說構建了一個龐雜的系統法學理論框架。

熊繼寧認為：以系統科學為代表的現代科學方法和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現代科學技術，在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中引進所形成的學術思潮，被譽為“系統法學派”。系統法學是一個方法學派。遵循其工作范式，在研究中將會出現以下特點：從單因素、單方向的思維過渡到系統、綜合、整體的思維；從靜態的分析過渡到動態研究；從單純進行質的描述，過渡到輔之量的說明；從過去→現在，過渡到過去←→現在←→未來；從傳統哲學結論的簡單演繹，過渡到在系統哲學原理的指導下，使用現代科學方法解決問題；并力求規范研究、行為研究和價值研究三者的統一，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結合，決策研究和對策研究的關照。在此，熊繼寧肯定系統法學是可以進行價值研究的，這與下文將提到的有的學者對系統法學能否進行價值研究的懷疑有所不同。熊繼寧認為：對系統法學的目標描述可從學科結構和實踐效果兩個層次進行。從學科結構目標來看，由于系統科學在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中的引進有三個層次，即系統學、系統技術學和系統工程，相應地，系統法學內部結構也有三個層次，既法系統學、法系統技術學和法制/法治系統工程。從實踐效果目標來看，系統工程運用于法制建設，可以實現六大目標：法制信息庫、計算機法律咨詢中心、法律專家系統、系統識別、立法系統工程、法制和法治系統的體系。系統工程方法和系統學（系統工程的理論）運用于法學研究，需要完成四大任務：法學研究與行為科學、系統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相互滲透、建立社會行為控制模型、建立法制-法治系統工程的專門研究機構、人才培養。上述學科結構的三個層次和實踐效果的六大目標和四大任務，構成了系統法學的目標系統。

總體而然，熊繼寧的研究成果并沒有超出20世紀80年代我國法學界對系統法學的探討，沒有解決很多具體問題。可以說系統法學作為一種法學理論和法學流派，在20年左右的時間里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還不能成為一種嚴格的法學理論和法學流派。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到，熊繼寧在《系統法學在中國》中充分體現了一個執著的學者對系統法學流派和系統法學理論的熱切期望。他說：

20年過去了。當一批“初生牛犢”，已歷經風雨、飽嘗艱辛，且面臨嚴峻挑戰時，系統法學是否還是那樣充滿自信、雄心勃勃、矢志不移呢？

于洪軍也是我國系統法學流派和系統法學理論的倡導者之一。在其《系統法學大綱》中說道：我是主要運用系統科學的方法，將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人類社會作為各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在這種不斷運轉著的系統中觀察和研究法現象的。這樣觀察研究的結果，便是新的法的概念的形成，同時又看到了法是根源于多數人意志的；看到了法的社會系統運行唯一依據的功能；看到了社會系統的依法運行方式及運行基本規律。這時再回過頭來審視法學這門科學，便又對法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法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于是便形成了我的“系統法學”理論。誠然，這一理論尚需充實和完善，但我深信它對人類社會的法的解釋是更為合理、更為科學的。它理所當然為我所鐘愛，不過，我同樣會為它可能遭到證偽而高興的，因為這甚至也是一種科學上的成就。于洪軍在他的這篇論文中的有關論述既沒有運用系統科學的概念和術語來說明和解釋有關的法的現象，也沒有將他的有關論述歸結為一些系統科學的原理和原則，雖然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學概念，而且有關法學觀點確實有獨到之處，但是他的這篇論文還不能稱為嚴格意義的系統法學的研究，而是一種具有相當的實證主義法學色彩的研究。[2]

二、關于系統科學方法的探討

雖然我國法學界很少有學者將系統法學作為一種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而致力于深入和系統的研究，但是，10多年來，在法學方法論范疇內，系統科學方法和系統法學一直受到了我國法學界的關注。不過很多關于系統科學方法的介紹和探討并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前后相繼的狀態，在后的介紹和探討未必比在前的更為合理和全面。而且在總體上是在一般系統論和控制論范疇內來介紹和探討系統

科學方法。這些研究成果的角度和著重點雖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構成我們今天深化系統法學研究和構建系統法學論述體系的基礎、出發點或參考資料。

XX年出版的卓澤淵主編的《法學導論》介紹了許多法學方法，包括哲學方法、歷史方法、比較方法、經濟分析方法、價值分析方法等，系統科學方法是其中之一。《法學導論》認為，以“系統”范式為核心和主軸的系統思維，可以引發法學理論的某種程度的變革：通過引入系統思維方式，從總體上改革由單線思維方式所決定的法學理論框架和法學理論模式。“系統”概念發展到今天，已不僅僅是看起來平淡、抽象而空洞的概念，而是充滿了隱秘、內涵和爆炸的潛力，是一個新的科學范式，它區別于古典科學的分析性、機械性和單因果關系模式，而在世界觀和思想方法方面進行重新定向，并孕育著難以估量的前景。[3]系統科學方法是包括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在內的現代科學方法，這種方法具有整體性、關聯性、綜合性和最優化等特點。系統科學方法與傳統的因素分析法和單線因果模式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因素分析-線性組合的傳統認識程序，不同于系統綜合-系統分析-系統協調的現代認識程序。這是方法論和認識程序上的重大變化。根據系統科學方法的原則和程序，結合法學研究運用系統科學方法的實際情況，系統科學方法的應用范圍和思維優勢，主要包括下列四個方面：[4]

第一，把法、法制、法治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而不是機械整體；用法的多維聯系模式，如功能聯系、結構聯系、層次聯系、信息聯系、反饋聯系取代法的線性因果模式，或用多向的因果聯系代替單向的因果聯系；用動態的觀念代替靜態的觀念，把法、法制、法治既理解為歷史的運動過程，也理解為橫向的遞進、演化過程。例如，研究法治問題，依據系統哲學觀和系統方法的基本原則，可以建立多種模型理論：

1、“社會-法治”模型，分析法治與社會的整體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解決法治的社會化和社會的法治化問題。

2、“法治價值-法治技術”模型，探索法治的結構、要素和橫向的整合問題。

3、法治發展的動態模型，運用前兩種模型理論，探討法治的實現機制和過程等。

第二、定量分析。現代系統科學的重要基礎，就是現代科學技術所提供的一套數學理論和運算工具。這些數學理論和運算工具可以定量地處理系統各組成部分的聯系，精確地描述它們之間的關系，使系統科學成為定量化的科學理論和方法。在法學研究中運用系統科學方法，是實現法學定量化的主要途徑之一。如通過灰色系統數學模型進行犯罪預測；根據法律的數目，法院人數、收案數、結案數的歷年變動情況，計算出法院系統的承受能力，并做出今后變化的趨勢預測，為司法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據。

第三、系統工程方法的應用。即通過專門的工程技術建立法制運動的可操作機制，如法治系統工程、綜合治理系統工程、犯罪預防系統工程和行為控制系統工程等。系統科學方法既是認識法制（法治）實踐的方法，也是調控法制（法治）實踐的方法。理論認識和實踐調控在系統科學方法和系統工程技術的內在邏輯機構中統一起來，為理論的實踐化和實踐的科學化開辟了新的途徑。

第四、追求和實現最大優化。系統科學方法應用的目的在于實現法、法制、法治的最優結構、最優運行、最優效果。系統科學方法不僅是抽象的思維方法，而且是為追求和實現最優化目標而建立起來的具體方法、技術和手段。

《法學導論》中對系統科學方法的上述認識基本上沒有超出20世紀80年系統法學興起時的水平，這種認識大致與熊繼寧在《系統法學在中國》一文中的觀點相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法學導論》認為，系統科學方法作為現代法學方法體系中的一種重要方法，既有獨特功能，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法治的價值基礎問題，法治與人性、法治與權利、法治與人治的關系等等問題，就是系統科學方法所無法說明的。[5]

在XX年出版的田成有所著的《法律社會學的學理與運用》中，田成有認為，目前西方法律社會學研究中常用的法學方法有功能主義、現象學、結構主義、系統論、沖突論、進化論、行為主義。系統論作為一種法學方法，主要是通過分析作為研究對象的系統的內在結構、機制及其與外部系統（環境）的關系，對法律的社會效果進行宏觀的、動態的觀察和描述。由于系統論的方法借助于系統、分系統、輸入、輸出、反饋等一系列獨特的概念、范疇和理論，“可望排除法學研究中由于使用普通語言所造成的混亂和誤解，使紛紜復雜的社會法律現象得到清晰、全面、準確的概括和分析”。系統論方法在西方法學研究中雖然受到了比較普遍的重視，但是主要限于實證操作方面，尚難以獲得更高層次的發展。[6]

比較而言，1992年出版的《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關于系統科學方法的探討和見解確是更為深刻的，更有學術價值的。對于現實的還沒有確立和完善起來的系統法學而言，這本著作中的有關系統科學方法以及系統法學的探討和見解是超前的。如果能夠適當地解決和回答這本著作中提出的一些問題，系統法學就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確立和完善起來。我們有理由這樣設想：如果系統法學能夠真正發展成為一種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那么，《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中對系統法學的研究和探討是具有里程碑性質的。

《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認為：法學吸收新科技成果，引進系統科學方法，不是任何法學家主觀好惡的表現，而是文理滲透、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合流、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統一的大趨勢在法學領域的反映。但是，如果法學研究者不能清醒地把握我國法學研究發展的脈絡及現狀，不能詳盡地估計到法學研究者的知識結構、研究能力和水平等素質，不能處理好系統科學方法與傳統法學方法的關系，那么可以想象，引進系統科學的努力將成為不能實現的良好愿望而已。正像系統科學的整體特征一樣，系統科學方法相對于其他方法來講也具有“橫斷聯系”的特征。它在體系上不是拘泥于某一特定的方法形態，而是為各種科學方法提供相互交流的網絡和渠道，系統科學方法引入法學研究領域，必然促進傳統法學方法形成有機統一的體系。被系統科學豐富和發展了的哲學方法用來指導我們的法學研究，肯定會擴大傳統法學的研究視野，拓寬新的研究領域。系統科學方法可能會推動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一個能包容自然科學和法學的更大的發展空間和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去。系統科學方法的引進，不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完全取代傳統的法學研究方法。很明顯，系統科學方法要實現這種企圖，至少面臨兩個嚴峻的事實：它必須逾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鴻溝”；它必須突破傳統法學理論和方法的滯阻力。看來，任何人都還不能武斷地對系統科學方法的能量做出樂觀估計。[7]我認為，《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似乎間接地表達了一個大膽的觀點：如果系統科學方法能夠在相當程度上逾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鴻溝，并突破傳統法學理論和方法的滯阻力，就可能實現一種企圖，就是說可能在形式上和內容上相當程度地取代傳統法學研究方法和傳統的法學理論。

《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還認為，法學引進系統科學方法，不是簡單照搬而是主動改造。在法學研究中，如果生搬硬套甚至錯用系統科學、自然科學的術語和概念，就會降低了系統科學方法引進法學領域的水平和層次，就會不自覺地失去了一部分人對系統科學引進的關注和支持，就會使系統法學走上“玄學”的道路。所以，要根據法學的特點對系統科學理論和方法進行加工改造，從而為系統科學與法學的結合找到切實可行的基點或接口。這種基點和接口有這樣幾個方向：在法哲學研究方向，系統科學的一般原則、概念、原理等，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運用系統思想來探討法的質的規定性問題，則可能開辟新的研究途徑，開啟新的研究思路，從而完善法哲學這種定性描述的假說體系。在實證法學（法的專門理論）方向，運用系統科學及其它自然科學成果，以幾個簡單的概念、原則出發，推演出各個層次的法律概念、定義、原則，在概念的演化過程中，就能夠形成法學范疇、概念的邏輯體系。可以認為，具有這種邏輯體系的實證法學理論，在理論的清晰方面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為建立法學定量分析的公理體系鋪平道路。在法社會學方向，法學家與自然科學家可以通力合作，直接引進系統科學及其它有關的自然科學，建立相應的法律系統工程，如綜合治理工程，犯罪控制工程等，從而完成法社會學理論從概念推演的公理體系向定量分析的公理體系的轉變。[8]

寧杰在其《系統論在法理學研究中的運用初探》一文認為：系統論作為一種思想范式，在法學研究中已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而建立系統論視角下的法理學則是進行系統法學研究的基石。從系統論的角度看，法律是維護社會有序化的一個重要序參量，是反映社會中心系統意志、具有有效糾偏機制的由符號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間。系統法學與其他學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須有機結合，這樣才能有效推動法學的發展。將系統論運用于法學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將它運用于法的基本理論研究，從系統論的視點出發來觀照法的基本范疇，提出一套系統論視角下的法的分

析框架；二是著眼于其技術應用，在具體操作層面上運用系統方法，如法治系統工程、應用法學中的系統研究等。前者是運用系統思想建立一種法哲學，而后者則是用系統方法解決具體問題，二者同等重要。但我們也應看到，由于系統論是有別于經濟的、社會的或語義的分析方法的一種全新的分析范式，而每種分析范式都會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疇、語言和邏輯規則，因此準確定義系統論中法學的基本范疇，確立一種系統論的法律觀，也就是上述第一種研究方向就成為全部系統論法學的基石。德國法學的系統理論所做的正是這種努力。但我國20年來的系統法學研究則幾乎全部集中于后者，真正運用系統論于法理學研究的極少。在未確立起系統論范式下的法學基本范疇和分析框架的情況下，直接運用系統論于具體操作層面，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發點即在基本理論范疇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統論的模式，從而限制和影響了系統論原理的運用，這是當前我國系統法學研究的一個很大的制約因素。將系統論應用于法學研究，特別是法理學研究時至少應注意以下問題：應將系統論與其他學科，特別是與社會學結合起來。系統論提供的僅僅是一種思維分析框架，在應用到具體學科時，還必須與具體學科的知識結合起來，才能進行有效地分析。在進行系統論的法學研究時，法學知識的運用自不待言，但尤應有意識地結合社會學來進行考察。無論是早期維納的關于法律的觀點，還是盧曼的法律與社會理論，法律系統與社會系統的關系都是理論基礎之一，法是在與社會系統的互動關系中顯現出其本質的，因此，系統論的法律觀離不開社會學的考察。只有有意識地、自覺地運用社會學，當然同時也結合其他相關學科知識，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義的成果。[9]

可以看出，寧杰的上述觀點，與《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中的一些觀點有相通之處，并且體現了我國法學界新近對系統科學方法和系統法學的進一步深入探索。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我國學者季濤在分析了我國“文革”后的法學方法更新與法學理論發展之間的關系后認為，僅僅引進西方的法學方法和法學理論，“總讓人覺得少了些什么”，如果我們只能做到這一步的話，那無疑將被鎖進別人的路徑，失去“無限風光在險峰”的趕超機會。在現時代，無論誰創造了一種新穎的法學方法，也不管這種創造是在哲學層次上還是在更為具體的層次上，也不管這種創造是否涉及價值觀念，它都能為人類所共享。當然，重視這個大趨勢，并不是說可以忽視另一個小趨勢，即在發揮我國民族性思維習慣的基礎上強調法學法學方法論的創新。尤其在哲學層面上，中國哲學博大精深，其中許多思想精華是令西方人嘆為觀止的，比如：西方流行的系統論、混沌理論、整體性科學等學科便深受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之啟發，這也說明中國的思維習慣也許存有一定特殊優勢。再比如：中國人生哲學中講究的“圓通”，與西方實用主義哲學多少有些異曲同工之妙。因此，我們理應正視自己民族思維的優勢，在法學方法論上力求創新。可惜，在這一點上下功夫的學者太少了，似乎只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江山作了一點這樣的工作。他的《法的自然精神導論》可以說對中西哲學的優缺點進行了獨到的評價，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法學思想。要使中國法學全面走向成熟，并能給整個世界法學帶來啟迪，就必須同時重視西方法學方法的引進與立足民族思維的自我創新，從而使中國法學的傳統、重構、解構、建構工作整合起來，最終完善中國的法學理論。[10]我不認為西方的“系統論”、“混沌理論”和“整體性科學”等學科與中國的古代哲學有任何實質性的聯系，沒有事實證明前者受到過后者的啟發。這些學科作為法學方法在我國法學中的運用，顯然不是立足民族思維的自我創新，也不能視為對西方法學方法的引進。雖然季濤在這里并沒有明確提出系統科學方法和系統法學。但是，季濤明確提出了可以考慮運用“系統論”、“混沌理論”和“整體性科學”這些顯然屬于系統科學的理論來進行法學方法創新，這是一個非凡的見解。在這里，季濤從一個特殊的角度間接地提出了系統科學方法以及系統法學，這個角度與《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中所說的可以運用系統科學進行法哲學方向的研究是一致的，這意味著系統法學可以成為一種法的一般理論和基礎理論。

三、系統科學方法的實際運用

1985年以來，雖然倡導系統法學的研究者沒有按照自己以及法學界對系統法學的基本勾畫建立起來比較成熟的系統法學理論，但是，很多法學學者在法學研究中實際上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了系統科學方法，運用系統科學的原理和基本概念對一些法的現象進行分析和描述。這種運用構成了一些學者有關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或一個方面，深化了對一些法的現象、問題或命題的認識。這種運用，也構成了系統法學我國法學中的一種重要的存在或表現形態和方式。在我國法學研究領域，系統法學決非有觀點所說的那樣，“成為了昨日黃花，到現在僅僅作為眾多的法學方法之一保存了下來，并且未能青春常駐”。[11]相反，我國法學研究領域的很多角落都散落著系統法學的鮮花，生機勃發，欣欣向榮。把這些鮮花按照一定科學和美學原則匯集在一起，就是一道壯美的風景。

葛洪義認為：“研究法的現象，不僅要從法的現象內部的各要素去認識它，更要從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去認識它，要從結構的整體去認識。”“以結構的觀點分析法的現象雖屬鮮見，但對法的現象的全方位考察卻由來已久。”“法的現象是一個整體的結構性的范疇，法的現象是有意義的，其意義來自于它的結構。這種結構關系決定了一定社會的法治模式。法的現象與意義的聯結考察，還使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系列推論：（1）特定社會法的現象的特殊性取決于其內部的組合形式；（2）法的現象的不同組合性是決定了法在不同的社會處于不同的地位、發揮不同的作用；（3）法的現象是一個自律體系，其中任何一個要素的變化都足以引起法的現象的結構性變化，決定了法的意義的變化；（4）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應是一種法的現象領域的全方位的綜合變革，其中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法的現象的結構性調整。”[12]在這里，葛洪義的上述關于研究法的現象的觀點體現著鮮明的系統思想。

季衛東認為：“鑒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在法制程序化的過程中，應該著力于把程序與反思理性結合起來。嚴格的程序比較容易理解，而反思程序則較難把握。所謂反思程序，主要指法制各個子系統內部反思過程的程序化整合、以及國家和法對于社會環境的反饋結構調整的程序前提這一問題。”[13]卓澤淵在其《中國法治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文中認為：“法治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由法治原則、法治制度、法治組織、法治觀念、法治過程共同構成的整體；是一個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的監督共同構成的整體，甚至是法治內部各元素及其機制與社會協調統一的整體。它需要各個要素的共同作用和有機協調。任何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的發展，都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法治。法治發展過程應該是其內在各要素的整合發展過程，是其內在各要素的一體化共振共進過程。法治是一個內在有機聯系的系統，不是簡單的機械模仿就可以建立的”。[14]可以看出，這兩個例證體現了一種比較自覺地運用系統科學方法的思維方式。

我國法學界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系統科學方法進行法學思考和研究的情況有許許多多，以上僅是有限的幾個例證。但是，直接宣稱自己的觀點或理論是基于系統科學方法的還是很少見的。以下是這方面的兩個例證。

程竹汝從政治學與法學相結合的角度對我國的司法改革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從系統論的視角出發，我們可以將司法看做是政治系統中的一個特定的結構，這個結構自然存在著自身內部的諸種關系，以及與系統其他部分之間的結構性關系。”[15] “本文在對所研究問題的宏觀把握上，一是將政治發展看做是由各個履行著特定功能的變量（要素）互動的歷史過程；而是將司法看做是存在于政治系統中的一個完整的結構，它與政治系統的其他部分完全處于一種結構性關系之中；三是將司法定義為由價值、制度、機構、角色構成的一個完整的系統。本文中“司法結構”一詞就是在上述系統論的意義上使用的。”[16]

1987年，我國刑法學學者何秉松為了克服傳統犯罪構成理論的基本缺陷，開始運用現代科學系統觀來研究犯罪構成概念，我們可以推斷這應當與那時的“系統熱”和系統法學的興起有關。1993年，何秉松將重新構筑的犯罪構成理論體系稱為“犯罪構成系統論”。[17]他認為：“既然事物是作為系統而存在，犯罪構成這一事物也是作為系統而存在。事實上，犯罪構成就是由主體-中介-個體三個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過程系統，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因此，就必須如實地把它作為一個系統整體并且用系統的觀點對它進行觀察和研究。犯罪構成系統論的全部理論觀點，都是這種觀察和研究的結果。犯罪構成系統論與我國傳統的法罪構成理論以及他國的犯罪構成理論的最主要區別，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系統觀和系統方法論的理論基礎上的。”[18]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近年來，國際法研究的一種新動向是運用系統方法研究國際法。有志于開創這片新天地的是兩位不算年輕但非常活躍的國際法學者——法國的基斯教授和美國的謝爾頓教授。這兩位教授認為，面對當今世界的巨大變化，產生于17世紀的傳統國際法理論已顯得相當落伍，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盡管近年來國際法理論界對這些挑戰作出了一定反應，但這些反應只是零打碎敲，其結果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不能令人滿意。為找尋解決諸多問題的辦法，有必要建立一個符合當前國際現實的新的國際法理論框架；而將系統分析的方法適用于國際法也許會有所幫助，因為這個方法著眼于具有能動性的相互關系，而當今國際社會的特點則體現為相互依賴性，即所謂“全球化”。[19]

系統科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同樣受到我國的經濟學的高度重視。將系統科學引入經濟學研究，同樣是經濟學理論的一個研究方向，并且可以形成一種系統經濟學理論或學說。我國有學者已經作了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我國經濟學學者劉永佶將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統論以及其后的發展稱為“現代系統論”。劉永佶從“現代系統論”的角度，從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對系統科學方法進行了深刻的闡釋。我國法學界應當從中借鑒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對于現代系統論的性質，劉永佶認為：首先，現代系統論屬于一般方法論范疇，它不具體研究任何專門的自然或社會現象，而是以如何探討現象間的一般關系為目的；第二，現代系統論具有橫向性，它所研究的系統結構的規定性、類型、機理和運動規律貫穿在自然界和社會各領

域的系統之中，其概念、理論、方法，都是從各個領域和學科（主要是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成果中概括出來的；第三，現代系統論具有綜合性，它綜合了各門學科的研究方法，并從方法論的角度把各門學科整合、融匯、溝通起來；第四，現代系統論具有功能行為性質，它不僅要研究“是什么”，還探討“做什么”，而且以后者為主，探求在人的參與下如何變革對象系統的結構，形成有利于人發揮其系統功能的條件、程度和界限，在一定意義上具有“人為科學”的性質。劉永佶認為，現代系統論表明：原來人們認為互不相關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是有一般意義上的共同點的，首先在于各自對象的結構與功能，以及存在的系統性上。雖然各種系統的結構有所差異，但都需要對之進行結構和功能的系統研究，而且研究的方法又有共同性。劉永佶從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對系統科學方法的闡釋啟發我們，正是由于系統科學的一般方法論特點，它對法學研究是有指導意義的。系統科學方法在我國法學研究領域雖然只有20多年的歷史，而且至今對于很多法學研究者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的，但它豐富的內容和新穎的思路，卻對法學研究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從方法論的角度，吸收并運用系統科學方法，使之在我國法學的發展中起到充分的作用，是一項非場重要的任務。[20]

系統科學方法在我國法學研究領域的實際運用，對于我們今天構建系統法學論述體系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這種意義是多方面的。第一，表明系統科學方法確實得到了我國法學界長期的不間斷的重視；第二、表明系統法學以某種局部的、零散、隱現的、潛在的方式一直存在和成長著，對于我們今天研究系統法學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持；第三、那些直接聲稱運用了系統科學方法的法學研究，對于我們今天研究系統法學是一種巨大的精神上的鼓舞；第四、由于我國法學界在種種自覺或不自覺的程度上實際地運用了系統科學方法，這使得某種系統法學理論可以被我國法學界正確對待，而不至于因為陌生而受到漠視或不當非議。第五、已有的具有系統法學意義的觀點，對于在構建系統法學理論過程中有關概念、范疇、命題和論題的確定，具有很大的啟發性。系統法學不可能不去研究上述有關學者從系統科學角度提出的法治、司法等重大問題。這也使某種系統法學理論與我國的現有的法學研究成果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和關聯關系。第六、有學者運用系統科學方法探討新的刑法理論，這對如何構建系統法學理論是很有參考意義的，同時也進一步說明系統法學可以成為一種法學的一般理論、基礎理論和方法論。

作者email:lijingju@

參考文獻

[1] 原文參見《政法論壇》，XX年第6 期第21-33頁。轉引自《法理學、法史學》，XX年第4 期第2-14頁。

[2]（參見：北大法律信息網，）

[3] 參見：《法學導論》，卓澤淵主編，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第 309頁。

[4] 參見：《法學導論》，卓澤淵主編，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第331-332頁。

[5] 參見《法學導論》，卓澤淵主編，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314頁。

[6] 參見：《法律社會學的學理與運用》，田成有 著。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XX年6 月第1版。第 23-24頁。

[7] 參見：《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王勇飛、張貴成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5頁。

[8] 參見：《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王勇飛、張貴成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4頁。

[9] 參見：法律圖書館網，p>

第五篇：中國稅法學研究的現狀與反思

中國稅法學研究的現狀與反思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中國稅法研究目前仍然處于較低水平徘徊的狀態，而基礎理論研究重視不夠、研究方法尚顯單

一、研究人員知識結構不合理，以及缺乏可供挖掘的理論資源等是造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為此，首先應當加強稅法學界的研究合作，發揮中國稅法學研究會的主體作用，通過研討會、課題協作、創辦《稅法論叢》的形式促進中國稅法研究的進步；其次應當重點培養稅法學教學和科研的高級專門人才，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和運用，為稅法學的發展壯大夯實必要的基礎；最后應當??

一、中國稅法學研究落后的成因分析

稅法在現行法律體系中是一個特殊的領域，它不是按傳統的調整對象的標準劃分出的單獨部門法，而是一個綜合領域。其中，既有涉及國家根本關系的憲法性法律規范，又有深深浸透宏觀調控精神的經濟法內容，更包含著大量的規范管理關系的行政法則；除此之外，稅收犯罪方面的定罪量刑也具有很強的專業性，稅款的保護措施還必須借鑒民法的具體制度。因此，將稅法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加以研究不僅完全必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當憲法學熱衷于研究國家根本政治經濟制度而無暇顧及稅收行為的合憲性時，當經濟法學致力于宏觀調控的政策選擇而不能深入稅法的制度設計時，當行政法學也只注意最一般的行政行為、行政程序、行政救濟原理而難以觸及稅法的特質時，將所有的與稅收相關的法律規范集合起來進行研究，使之形成一門獨立的法學學科顯得尤其重要。這樣可以博采眾家之專長，充分借鑒相關部門法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使稅法的體系和內容更正完整和豐富。

然而，當前我國稅法學研究的現狀是，主攻方向不明確，研究力量分散，研究方法單一，學術底蘊不足，理論深度尤顯欠缺。經濟學者只重視稅收制度中對效率有重大影響的內容，法學家們也只滿足于對現存規則就事論事的注釋，稅法在法學體系中基本上屬于被人遺忘的角落。隨著社會主義法治進程的深入，依法治稅越來越成為人民日益關心的現實問題。人們不僅關心稅收行為的經濟效果，更關心如何通過周密細致的法律措施保證自己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稅法的功能不僅在于保障政府正當行使職權，同時也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對相關主體的行為進行約束和監督，使其在既定的框架中運轉，不至于侵犯公民的權利和利益。恰恰在后一點上，我國稅法學的研究相當薄弱。如稅收法定原則的貫徹落實，稅收征管程序優化設計，納稅人權利的保護等，都是我國財稅法學研究亟待加強的地方。

所以，總體來說，中國稅法學目前仍然在較低水平上徘徊。由于中國稅法立法數量多，涉及面廣，其中法律規范的內容還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性，所以人們勉強還能接受稅法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存在，不管在位階上它是屬于財政法、經濟法抑或行政法；然而，就現狀而言，中國稅法學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研究學科的確令人擔憂。作為一門獨立的研究學科，首先，應該具有獨立的研究對象；其次，應該形成比較完整的學科理論體系；再次，還應該產生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最后，該學科應該具有豐富的、可待挖掘的理論資源和廣闊的發展前景。對照這些要求，我們慚愧地發現，中國的稅法學研究的確剛起步，用“幼稚”一詞進行描述并不過分。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的法學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以后才進入現代法的復興和發展時期。而其中稅法學的研究更是晚了將近10年，從80年代中期才開始產生和發展。（注：倘僅從時間上看，我國第一本專門的稅法學著作應為1985年由時事出版社出版的、劉隆亨編著的《國際稅法》，但一般認為，1986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劉隆亨所著：《中國稅法概論》一書標志著我國稅法學的形成。參見劉劍文：《中國稅收立法研究》，載《經濟法論叢》（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頁。），不過，這雖然是中國稅法學研究滯后的一個客觀原因，但是我們認為其并不足以解釋全部現象。因歷史原因耽誤的法學學科并非只有稅法學，刑法學、民法學等傳統學科同樣難逃厄運，可是它們現在卻得到了欣欣向榮的發展。10年來法學研究最引人注目的領域是行政法學，它的起步可能比稅法學更晚。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行政法學還只是停留在利用教科書對現行行政法進行注釋的階段，而今行政法學碩果累累，傲然屹立于法學之林。除此之外，還有環境法學等新興學科的興起和發展也都說明了歷史原因并不是中國稅法學研究落后于時代、落后于其他學科的最主要原因。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稅法基礎理論研究重視不夠。稅法學并不是不能夠從事現行法律規范的解釋工作，相反，解決稅收立法、執法和司法過程中的現實問題是中國稅法學的天職。稅法的解釋，既有利于法律自身的完善和發展，又有利于稅法的普及，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同時也是每一個國家法制和法學發展史上一個必經的階段。但是稅法學者在參與稅法活動的各個環節時應該有自己獨特的視角，這種視角不一定與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乃至守法者的視角完全吻合，這樣才能保證它作為一門研究學科得以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而且總體來說，稅法學的視角應該比參與稅法活動的其他任何人的視角更能把握問題的實質。要鍛造稅法學這種與眾不同的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必須有賴于稅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加強。只有稅法學基礎理論，才能將稅法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使之不僅關心在征納過程中稅款的計算、稅收優惠的程度等具體的問題，更會著意將自己置于整個國家法律體系的大環境中，關心自己在法律體系的地位，關心自己與其它法律部門如何協調等；也只有稅法基礎理論才能夠使稅法內部發展成為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科學體系，使概念與概念之間、原則與原則之間、制度與制度之間環環相扣卻又畛域分明。可以說，稅法基礎理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決定了稅法學能否獨立地成為一門法學學科，也決定了稅法學自身研究的進展和步伐。反觀中國稅法學界，有關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的成果寥若晨星，只是在稅法基本原則、稅收基本法方面有一些介紹性的論述（注：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劉隆亨等：《制定我國稅收基本法應具備的特征》，《法學雜志》第1997年第1期；劉劍文、熊偉：《也談稅收基本法的制定》，《稅務研究》1997年第5期；劉劍文：《西方稅法基本原則及其對我國的借鑒作用》，《法學評論》1996年第3期；張守文：《論稅收法定主義》，《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張宇潤：《論稅法基本原則的定位》，《中外法學》1998年第4期；陳學東：《淺論稅收基本法的調整對象》，《楊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李剛：《對稅收基本法幾個問題的認識》，《財經研究》1996年2期；華國慶：《制定我國稅收基本法芻議》，《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3期；郭勇平：《關于我國稅收基本法中稅收司法體系的立法思考》，《楊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徐志：《我國稅收基本法之研究》，《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9年第1期。），稅收法律關系的研究才剛剛起步（注：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劉劍文、李剛：《稅收法律關系新論》，《法學研究》1999年第4期；張登炎、侯緒慶：《論稅收法律關系的構成要素》，《湖南稅專學報》1995年第1期；何小平：《稅收法律體系論要》，《政法論壇》1996年第4期；賀玉平：《論稅收法律關系》，《貴州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年第1期；王成全：《論稅收法律關系主體之間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性》，《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稅法與其它法律部門的互動研究也只是在借鑒民法債權制度方面有一些初步成果。（注：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首聞：《略論納稅人的退還請求權》，《法學評論》1997年第6期；張守文：《論稅收的一般優先權》，《中外法學》1997年第5期；楊小強、彭明：《論稅法與民法的交集》，《江西社會科學》1999年第8期；楊小強：《論稅法與私法的聯系》，《法學評論》1999年第6期；楊小強：《日本地方稅法中的民法適用及啟示》，《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程信和、楊小強：《論稅法上的他人

責任》，《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費錦紅：《試論稅收優先權與抵押擔保債權》，《浙江經濟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6期。）至于國內目前唯一的一本基礎理論方面的專著，也只能看成是有關稅收基本法的論文集，其內部的體系還有待完善，且總體來說，說理尚不夠透徹，受稅收實務部門起草的《稅收基本法（草案）》所定框架的影響過大。（注：參見涂龍力、王鴻邈主編：《稅收基本法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但不管怎樣，這些成果畢竟對中國稅法基礎理論的研究起到了較好的示范作用，有助于中國稅法學的理性成熟。（注：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稅收經濟學者結合自己的專業也在關注稅法學的進步，并取得了令人稱許的成績。其中有代表性的如許善達等著：《中國稅收法制論》，中國稅務出版社1997年版；許建國等編著：《中國稅法原理》，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2.稅法學研究方法尚顯單一。這首先表現為稅法學對稅收學的長期依賴狀態。從學科關系上看，稅法學和稅收學分別站在不同的角度研究同一個對象，其內在的相通性是毫無疑問的。由于稅收學的研究較稅法學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因此在稅法學剛剛起步的時候有意識地合理借鑒稅收學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正確的，它有助于節省時間、加快進程。再加上稅法學本身的特性所致，很多問題必須進行經濟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辨析其中的利害關系，所以稅法學的發展離不開借鑒稅收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然而，這二者畢竟分別屬于法學和經濟學兩個不同性質、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學科。稅法學應該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它所關心的焦點可以在某一點上與稅收學相同或相通，但是在更多的方面，應該是不同于稅收學的。從稅法學的研究整體及其發展過程中來看，稅法學研究長期過分依附于稅收學研究，連許多稅法學研究的成果都是稅收學界的人士在專攻稅收學的同時附帶地作為一個新領域開拓出來的，這就難怪人們善意地責怪稅法和稅法學“活性”不強了。（注：參見劉劍文、李剛：《二十世紀末期的中國稅法學》，《中外法學》1999年第2期。）的確，僅僅從稅法學的角度研究稅法問題會不可避免地受到學科局限性的影響。因此，應當從稅法學自發的需要出發，在研究過程中合理借鑒和參考稅收學的內容，而不是從稅收學的角度出發去裁剪稅法學，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從法律角度研究稅收問題。

如果說以上所述的稅法學在處理與稅收學的關系時是過于機械的話，那么，稅法學在處理自己與法學其他學科的關系時就是失之狹隘了。實際上稅法與法理學、憲法學、民法學、行政法學、刑法學、訴訟法學、國際投資法學、沖突法學等部門法學的關系非常密切，稅法學應該善于站在法理學和憲法學的高度處理稅法問題，稅法學也應該吸收和借鑒民法學和行政法學中的具體概念、原則、制度等研究成果；此外，作為宏觀調控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濟法的國家依法調控經濟之理念也應隨時指導稅法學的研究和實踐。總而言之，稅法不是一個孤立的學科，它必須借鑒其他法學學科乃至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的成果才能不斷發展和完善。稅法每天面對的都是日新月異、快速運動的社會經濟生活，各種新事物層出不窮，稅法學首先必須借助于相關學科的知識對其加以理解和接受后，才有可能回到自己的領地上研討出科學合理的應對之策。如果稅法學研究時帶有明顯的學科狹隘性，就稅法論稅法，而沒有將其放到與其他學科的廣泛聯系中，或是更廣闊的理論背景中加以分析，所得出來的結論必定有失允當，難以為整個國家的法律體系所認可。我國稅法學研究長期以來的確表現出缺乏兼容性的弱點，很少有人主動地開拓自己的研究領域，相反卻總是愿意亦步亦趨地圍繞著現行稅法，要么著力論證變革舊稅制，實施新稅法的合理性，要么對現行稅法提出一些修修補補的意見。這充分說明了稅法學缺乏學術遠見、安于現狀，同時也再一次展示了中國稅法學的不成熟。

3.稅法學研究人員知識結構不合理。雖然我們對于稅法學機械地照搬照抄稅收經濟學的內容持批評態度，但是研究稅法學又的確不能不掌握稅收經濟學，否則研究不可能深入下去。

這主要是因為稅收立法關于稅種選擇、稅率確定以及減免稅的幅度等方面的決策都必須要考慮它們可能帶來的經濟效果，而稅收經濟學對此已經有成熟系統的研究，因此稅法學完全可以合理借鑒。比如稅收經濟學對各種稅種之優劣比較、稅收公平和效率原則的具體衡量及其演變，稅收的宏觀與微觀經濟效果、不同歷史時期稅收的職能之發揮，以及課稅的理論依據等方面都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成績，而這些對于稅收立法觀念的形成意義重大。（注：從某種意義上說，筆者以為，稅收學與稅法學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對同一個問題進行研究，因為稅收法律關系與稅收關系從來就是合二為一的整體，理論上所謂稅收法律關系是對稅收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產物的提法只是學者們為了顯示自己學科的特定價值而人為的區分。所以，完全可以說，稅法學是研究如何對稅收關系進行法律規范的學科，稅收學是研究如何對稅法進行經濟分析的學科，二者研究對象重疊，研究視角各異，研究內容各有側重，但研究成果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共享。參見劉劍文主編、熊偉副主編：《財政稅收法學者參考書》，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7頁。）稅法學者所要作的，不否定稅收經濟學，而是在充分理解和掌握的基礎上超越它，以一種批判的眼光積極主動地運用這些知識填充自己的體系大廈。為了使稅法學學者的眼界開闊，擺脫狹隘性的束縛，首先“當然要致力于本部門法、本學科的研究，要鉆進去；但也需要顧及相關和相鄰的部門法和學科，要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為此，有時需要跳出來，站在更高、更廣的角度統觀整個法的體系和法律科學體系的全局。”（注：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頁。）要做到這一點，必然要求稅法學者的知識結構不能過于單一，不能因為研究稅法就不愿意涉獵其他領域。如果不具備深厚的法理學基礎，如果不能夠站在財政憲法的高度考察稅法的本質要求，如果不能理解稅法從民法、刑法、行政法或訴訟法、國際私法中借用過來的概念、制度的準確含義，稅法學在這些學者眼中無非只是如井底之蛙所能看到的天空一樣。同理，稅法學內部的研究分工也不宜太細，研究稅法學基礎理論的學者，必須同時對各個具體稅種法或程序法有所了解；專攻稅法學各專門領域的研究人員，也不僅應當從整體上把握稅法學研究狀況，還應當適當掌握稅法學其他部分的研究信息。而我國稅法學研究人員在這些方面都比較欠缺，國際稅法國內稅法和外國稅法不能連為一體，不愿意橫向地學習其他領域的知識，導致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難以產生。

4.稅法學研究缺乏理論資源。同樣是受“文革”的影響，民法學和刑法學在停滯十余年后能夠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而蒸蒸日上，行政法學也能在短時間內發展壯大，這與重視理論資源的挖掘和利用是有著很大的聯系的。以民法學為例，民法已經有二千多年的發展史，國外的法典、學術史料浩如煙海，新中國成立前也有過短暫的繁榮時期，而臺灣地區對民法學的研究從未間斷過，且早已達到很高的水準，這些都是民法學能夠在短時期內恢復活力的重要條件。中國民法研究恢復起動后，民法學界非常關心挖掘這些理論資源并孜孜不倦地加以學習和汲取。翻譯外國著名民法典和民法學著作，校勘民國時期的歷史資料，引進臺灣的專門著述，使得民法學有條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突破。這是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能超越的發展規律。稅法學并不是沒有理論資源。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稅法首先在德國獨立以來，稅法學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多頗具價值的成果，其中德國的稅法學者研究最為透徹，日本次之。我國臺灣法學界于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重視稅法學的研究，并迅速在基礎理論、稅收實體法、稅收程序法等領域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專著，其研究偏重于理論概括和邏輯統一，深受稅收法定主義思潮的影響。（注：參見楊仁澤：《現代“租稅法”之評介與研究》，載臺灣朝陽大學《法律評論》第33卷第4期。）發展至今天，臺灣稅法學者更傾向于站在財政憲法的高度，利用稅收法定主義的內在要求，對各種現行立法全面進行理論檢討和得失評點。（注：參見葛克昌：《稅法基本問題》（財政憲法篇），中國臺灣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這些都是稅法學寶庫中的瑰寶，是我們繼續從事深入研究寶貴的理論財富，不千方百計地試圖挖掘其合理內核，卻完全不顧其存在而只是在一些細節末節上隔靴搔癢，這是一件十分令

人痛心的事情。遺憾的是，中國稅法學界很少有人專治于外國稅收學名著的翻譯，至今為止只有日本學者金子宏的《稅法原理》在大陸翻譯出版。（注：參見［日］金子宏：《日本稅法原理》，劉多田等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而臺灣學者的著述則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難以與大陸讀者見面。這樣一來，一方面是已有資源的無端浪費，另一方面是中國稅法學研究的低水平徘徊，這對有志于繼續從事稅法學研究的學者們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當然，我們沒有絲毫理由責怪他人不去從事經典文獻的翻譯和挖掘工作，因為外語是稅法學研究者知識結構中不言而喻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法學者最起碼應該掌握一門外語才有可能深入從事研究，其中尤其德語和日語為最佳。而何況，真正應該去嘗試翻譯的艱辛，為稅法學的繁榮興旺修橋鋪路的，應該是稅法學者們自己，而不是他人。

二、加強中國稅法學研究的對策與方略

面對嚴峻的深層次問題，稅法學實在再不應該為其表現的出版繁榮而盲目樂觀。驀然回首，人類歷史上影響巨大的20世紀已悄然隱退，稅法學與稅法學者們都已經沐浴在新千年的曙光中。要想使稅法學在新千年和新世紀的滾滾長河中有所發展，稅法學界任重而道遠！就其近期規劃而言，我們主張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以期促進稅法研究盡早走向正軌：

1.加強合作研究。為了適應依法治稅的需要，促進稅法學研究水平的提高，有的學者主張“團結全國現有的從事稅法教學、研究工作者與從事稅收法制建設的實際工作者，把現有比較分散的、小規模的研究轉化為方向明確、有規模效益的研究，把過去院校研究和業務部門相脫節的情況轉變為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使教學科研部門和業務部門密切聯系，把零星的間斷的對外聯系變成有組織的、系統的對外交往。”（注：見劉隆亨：《中國稅法學研究會籌備工作的報告》，《稅法研究》1998年第4期。）的確，中國稅法學界面對稅法的落后狀況，迫切需要以合作的形式增加科研投入，發揮規模效應和避免重復研究。合作的形式多種多樣，只要有助于開闊思維，知識互補就行，如：(1)加強課題合作。下達科研課題的單位不妨有意識地設置優先考慮條件，鼓勵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研究者們開展橫向合作。通過這種合作有助于集思廣益，加強研究人員的凝聚力。且因為研究的需要自愿組合，優勢互補，并無操作上的困難之處。(2)發揮中國稅法學研究會的職能，通過年會、小型研討會、項目論證會以及創辦刊物支持出版等工作，將之建設成中國稅法學研究的一個堡壘，為科研合作提供條件和機會。（注：中國稅法學研究會已于1998年3月28日成立，它是全國稅法學界教學、科研和實際工作者自愿參加的全國性社會團體和學術團體。見《稅法研究》1998年第4期。）

(3)創辦《稅法論叢》，使深入細致的研究成果能夠及時集中地得以發表，發揮理論輻射作用。《稅法論叢》應該保持高規格、高起點，代表著中國稅法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和發展方向，使之變成中國稅法學者的一個繁榮溫馨的理論家園。

2.培養稅法人才。稅法教育在各個綜合性重點大學的法學院系和各專門政法院校中的本科階段很難進行得非常深入系統。在有限的課時內要求將稅法總論、稅收實體法、稅收程序法等由點到面地全部講透不大現實，只可能走馬觀花，難于深入。而在專門的稅務院校和財經院系里又不大可能對稅收從法學的角度涉及太多。但是隨著稅法的日益復雜以及稅法與其它法律部門聯系的日趨緊密，涉稅訴訟的增加和稅法風險防范意識的加強，稅務部門、企業對高層次的稅法專業人才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建議在本科教育階段加大稅法學的課時量，而在教學內容的安排上強調更側重于通過對基礎理論的灌輸培養學生自覺的稅法思維習慣和解決具體稅法問題的分析理解能力。這樣做一方面滿足了實務部門對真正的稅法專業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為這些人繼續進行研究生階段的教育奠定了扎實的基礎。而稅法學科研人員的培養主要還是要通過研究生教育的形式，以碩士、博士、博士后的縱向梯次結構引導有志之才不斷攀登，培育稅法學研究的后繼人才，為稅法學在不久的將來之興旺發達積聚力量和資源。

3.重視基礎理論。我們一再提到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性是因為，一旦缺少它，稅法將只

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生命與活力再也與它無緣。基礎理論的研究，首先應當重視法理學，實際即是要進行“稅法的法理學研究”，將稅法理論及其研究條理化、體系化和規模化。一方面要將法學上的一些共性問題，如價值、效力、功能等放到稅法的具體環境中深入研討，使其為稅法理論的完善做出貢獻；另一方面也要著力從稅法學自身出發，對稅收及稅法的起源、原因、性質以及主體間的相互關系等展開法理分析，為其尋找法理淵源。在這種方法的指導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來指導具體的稅法活動，而從具體的稅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總結出一般的法理，這樣才可能引導稅法學走向成熟。重視稅法基礎理論的研究還需要關注稅法在憲法上的含義和要求。隨著稅收法定主義思想在各國的普及，憲法對稅法的要求越來越具體和規范，稅收立法、執法的每一個環節不僅要考慮是否合法，更要考慮是否合憲。不少學者站在財稅憲法的角度研究稅法，不少國家有專門的機構對稅收立法和執法過程中是否違憲進行審查。如果這種觀念也能夠通過稅法學者的研究和宣傳在中國得以普及，稅收法治將不會再是一個遙遠的夢。當然，除了增加理論深度的法理學和提升效力位階的憲法學以外，稅法基礎理論還應該多借鑒國學說、政治學、公共選擇理論、社會學等相關科學的先進成果，以豐富自己的理論殿堂。

4.挖掘學術資源。如前所述，稅法學雖然在歷史上出現的時間并不長，從整體上看其理論深度和學科完善性都不能與源遠流長的民法等學科相媲美。但是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稅法學也已經積累了可觀的學術成果和立法資料，這是中國稅法學應當充分挖掘和利用的學術資料，是中國稅法學走向成熟的不可逾越的必經之路。面對國內外稅法學研究水平的巨大反差，作為中國唯一的全國性稅法學理論研究團體，中國稅法學研究會應當責無旁貸地挑起這副歷史重擔，在挖掘學術資源，承繼學術傳統方面不遺余力地調兵遣將、組織實施。對于國外的學術專著和具體代表性立法文件，應全面收集，建立外文稅法資料中心。對其中特別具有理論價值和參考意義的，應當積極組織人員翻譯出版。由于這決不僅僅是翻譯者個人完成科研任務的問題，而是關系到中國稅法學整體的發展，因此凡是有能力的個人或單位都應該積極支持這一項偉大的事業。至于我國臺灣、香港、澳門地區以及其他華語國家的稅法資料也應該利用各種機會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稅法資料中心。設想中的這兩個資料中心不應為某一個或幾個單位所壟斷，而應該面向中國稅法研究會的全體會員開放。如果因為資金、設備、場地、人員等原因而無法接納太多的研究人員時，最起碼在短期內應該向全體理事開放，并通過理事輻射全國。

5.拓寬研究領域。作為稅法學研究對象的稅收法律關系本來就復雜多樣，現有國際稅收分配法律關系，也有國內稅收法律關系；既有稅收憲法性法律關系，又有稅收行政法律關系和稅收征納法律關系（注：參見劉劍文、李剛：《稅收法律關系新論》，《法學研究》第21卷第4期。），稅法學沒有理由厚此薄彼，而應當滿懷熱情地將它們納入自己正常的研究范圍中來。在研究的過程中，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時期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長和優勢進行研究重點定位和調整，但是不能從整體上割裂各個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系。與此同時，稅法學還應當注意加強與法學其他學科的聯系，加強彼此之間相通點的研究。這方面稅法與民法之間關系的研究已經進步，并且有了一些較高質量的成果，與其他學科的聯系研究還遠遠不夠，稅法與憲法（如稅收權利的憲法保障、稅收立法等）、稅法與刑法（如各種稅務違法犯罪行為等），稅法與外國投資法（如稅收國民待遇等）、稅法與訴訟法（如稅收行政訴訟中的舉證責任等）、稅法與國際私法或沖突法（如大陸稅法與港、澳、臺三地稅法間的沖突與協調等）其實都能找到跨部門合作研究的共同關心的問題。今后稅法學必然在繼續加強自身基本理論研究和制度建設的基礎上，在跨學科研究方面不斷深入發展。除此之外，中國稅法學還應該大力加強外國稅法和國際稅法的研究，通過比較、借鑒和參考國外稅收立法和實踐的先進經驗，豐富和發展迫切渴望進步的新世紀的中國稅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