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天將會流行什么教學方法[本站推薦]

明天將會流行什么教學方法

教了20多年的學，到現在，我竟然不知道該怎么上課了。

剛畢業時，我認真學習蘇霍姆林斯基《給老師的建議》一書，按部就班、一步一個腳印地遵循著教學規律傳授知識給學生；后來，在學校的倡導下，我又把布盧姆的目標教學法運用到課堂中，每次上課前必定要出示教學目標，或讀或寫，否則便不算是一堂成功的課；不久，這一教學方法便被洋思中學的“先學后教”取代，目標不目標的不要緊，要緊的是讓學生自己先學習新知識，然后老師方能開口講課。這一教學的確是從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但是未等老師們掌握其精髓，杜郞口教學模式又閃亮登場，教委的三令五申，學校開口杜郎口，閉口杜郎口，于是乎老師們放下洋思，馬不停蹄地響應上級號召，先是打亂傳統的課桌擺放，以小組為單位，學生面對面坐著以便更好地討論學習中出現的問題；其次便是嚴格限制地授課時間——不得超過10分鐘。杜郎口這一人人都叫好的教學模式剛剛被老師們學到一點兒皮毛，誰承想半路上又殺出一個東廬中學，看教研室下發的紅頭文件，我知道這種教學方法就是集教案學案于一體；聽領導對這種教學方法的詮釋，我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如同填表格一般地填教案了，在我們學校，這倒是解去了老師的一道枷鎖。不過，從上級的態度和決心來看，老師學生們又要重整旗鼓改變思路，全身心地致力于東廬教學案的研討和運用了。

不論洋思的先學后教、杜郎口的三三六模式，還是東廬中學的教學案，這些先進的教學方法都有其獨到之處，但是每一種教學方法的推廣運用，都要基于學生現有的知識水平和能力，在原有教學方法的基礎之上靈活掌握、因材施教。此外，一種教學方法的使用能不能達到預想效果，也不是一年半載就能得出結論的，像我們縣強迫老師三天兩頭頻繁更換教學方法真是有點匪夷所思。我不由得不懷好意地想到，如今的教育是不是成了一些領導裝潢門面、撈取政績的工具？此教學方法，彼教學方法，只要能借此教學方法顯姓揚名，統統實行拿來主義。不管學到學不到其精華，只要有那個形式就行；不管學生學到學不到知識，只要和人家那個模式一樣就中。這樣一來，就可以大聲地宣布：我們也實行了課改！推廣新的教學方法不能像推行規章制度一樣，采取強制措施，它應該如“隨風潛入夜”的春雨，需要慢慢地滲透到課堂教學中。再者，課堂教學中，為了達到教學目的，培養、提高學生各種能力，并非只能使用一種教學方法。

手拿教委下達的文件，我不知所措，其他老師也是一臉茫然，昨天流行“杜郎”，今天流行“東廬”，明天又會流行什么？

第二篇：目前比較流行的幾種小學英語教學方法

目前比較流行的幾種小學英語教學方法

1.愉快教學法

教師在教學中，應使整個教學都彌漫著一種和諧、融洽、振奮、飽滿的情緒氣氛。同時，在教學時，使學生進入語境，創造情景，幫助學生通過英語直接理解教學內容意思，養成用英語思維的習慣。其次，在教學過程中，安排一些興趣活動。如：唱歌、游戲、饒口令等。運用這些靈活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在“樂中學”又在“學中樂”。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成功與快樂總是相伴而行的。那么，教師在教育中就應該運用好表現──成功──快樂三步曲方法，尤其對后進生，要多給予肯定評價。2.演示法

演示可以使學生獲得豐富的感性材料，加深對事物的印象，特別是教學一些字母、單詞時，利用實物、圖片、表情動作等創設大量的視覺情景，對兒童反復進行大量的可理解性語言輸入，進行反復多遍的聽說活動。豐富學生的感性認識，增強演示效果，而盡可能快的使學生的認識上升到理性階段，形成理性階段，形成概念，掌握事物的本質。例如：在學習字母時要充分利用卡片；在新授單詞的時候可以用實物來演示，例如“pen”“bag”“book”等。在新授的Is it a...”時，可以直接利用學生手中的實物來進行對話，并且鼓勵每一個孩子積極參加到學習中去，要以滿腔的熱情去對待每一個孩子，對他們學習中的每一個進步及時給予肯定、表揚、獎勵等，讓所有的學生在對自身學習的滿足中提高學習的積極性。3.模仿練習法

學習英語模仿練習是很重要的方法，小學生要說得準確，首先必須看得準，聽得準。因此，教師在范讀字母、單詞或句子之前，要讓學生聽老師的讀音，看老師的口形，并鼓勵學生大膽開口，敢于大聲講英語，說錯了及時糾正，并注意將正確的音與錯誤的音進行比較，反復訓練，以免在語音上給學生留下后患。另外，應鼓勵學生課下盡量用所學過的常用表達方式進行相互對話。因為我們不是單純為學語言而教語言，而是在用中學，在學中用，培養運用語言的能力。4.講授法

英語并不像我們的母語──漢語那樣從小就開始學說、理解和運用。而英語對 于我們小學生來說就顯得特別難學。所以，教師進行一定的講解，講述和講讀是十分有效的。但是，講授法并不是照本宣科，單板、生硬地向學生灌輸，而是講授要有一定的啟發性，更要穿插一些其他的教法與之結合起來。

第三篇：2014年不銹鋼將會穩步發展

在已經結束的2013年里，總的來看，鋼材市場在這一年的旅途中歷經了很多，對鋼市而言，13年不是平凡的一年，它或許是鋼市命運的一年。不說前三季度怎么樣，單看四季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內容、經濟會議的內容或是影響鋼市走勢的主要原因。那么14年鋼市整體的發展趨勢是怎樣的呢，我們先簡單的分析一下。

首先是產能過剩的問題，雖然霧霾天氣引發的對大氣污染治理及預防的呼聲高漲，同時國家也采取了各種措施緩解、解決這個問題，不久前，中央將鋼鐵定為頭號產能過剩行業，本周又將召開兩個重要會議，這對于鋼鐵行業來說，應該說是危機與機遇并存的。

從大的區域來看，例如，國家發改委10號在部署明年加強節能減排促進大氣污染防治工作中，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表示，要實行能源消費總量和能耗強度“雙控”考核，暫停未完成目標地區新建高耗能項目的核準與審批。從這方面我們能看出國家此次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巨大的。

其實，對于鋼鐵的產能過剩問題，大多數人都習以為常了。未來幾年，因為盈利的持續低迷，行業自身也會出現調整。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鋼鐵行業的產能調整才剛剛開始，預計仍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所以，2014年仍然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但是，總體而言明年是一個穩中略有好轉的態勢。

其次是供求之間的問題，從現階段來看，社會庫存連續9周下降，分析原因，無疑是以下三點：

第一、為了躲避環保檢查，鋼廠間歇式檢修，產量有所影響。

第二、正值月度、季度及集中還款，部分商家有拋貨回款的操作。

第三、商家心態不樂觀，對于未來的行情不看好，補貨積極性偏弱。明年的庫存情況怎樣，筆者不敢說，但是從國家控制產能的力度上來說，鋼廠內部庫存和社會庫存即使增加，也不會增加太多。

我們都知道，現階段國內鋼鐵生產企業產能嚴重過剩，處于一個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加劇了同質化競爭，鋼廠、鋼貿商們為了爭奪市場，“臺上握手，臺下踢腳”，你降10元/噸，我將20元/噸，將價格拼到“刺刀見紅”，賣不出去也要盲目增產，“讓利不讓市場”惡性競爭只能自討苦吃。明年產能過剩的問題或有所緩解，在下游需求改變不大的情況下，鋼材市場的走勢或有好轉跡象。

總的來看，明年產能過剩問題有所減輕，同時供求之間的矛盾也有所緩解，預計，2014年鋼材市場的發展趨勢向好的概率較大。——————摘自華業不銹鋼

第四篇：B2C將會成為發展主流

2003年淘寶剛萌芽時，B2C和C2C所占的網購市場份額分別是35.2%和64.8%。從那以后，C2C一路高歌猛進，到2008年，強勢的C2C把B2C市場份額壓縮到只有6.7%，而自2009年開始，B2C的市場份額開始回升，至2010年，B2C的網購市場份額升至12.7%。分析認為，未來幾年，B2C將會成為中國網絡購物市場的發展主流。

一、C2C格局已定，B2C進入發展期

淘寶網一家獨大，穩占市場八成以上份額；拍拍網次之，占一成，市場地位穩步提升；易趣網轉型主營海外代購，市場份額略有下滑；百度有啊轉型生活服務平臺。這四家基本控制了整個C2C市場，業界普遍認為，C2C市場格局已定，發展進入瓶頸。

B2C方面，2010年交易額過百億元的購物網站一家，交易額介于10-30億元的購物網站不少于4家，年交易額介于1-10億元的購物網站超過20家，這些B2C網站年交易規模均約增長300%。

從淘寶推出獨立域名的淘寶商城，拍拍推出QQ商城，百度聯手日本最大電子商務公司樂天成立合資B2C網站樂酷天；從TCL、格蘭仕、國美商城、蘇寧易購上線，到物美、銀泰百貨網上商城開業；從中國郵政與TOM集團合作推出郵樂購，到申通、圓通等物流公司也推出自家B2C網站。

這都表明：B2C正在重新興起，而且進入多樣化發展。

二、消費者對產品品質及服務質量更為重視

經過C2C多年的洗禮，現在的網購消費者雖然依然對低價格有需求，但隨著C2C經常暴露出來的問題，令消費者對的產品品質及服務質量重視了起來。在這方面，B2C的正品經營及服務規范化更能讓消費者放心。

2010年商務部、工信部以及地方經信委等監管單位都已經將電子商務的發展規劃納入十二五規劃的范疇之內，正品經營、服務規范的B2C更是如魚得水。

三、網絡購物市場趨向品牌化、規模化

從凡客誠品簽約明星代言、打出戶外廣告，到京東商城推地鐵廣、贊助體育賽事，到瑪薩瑪索開設線下實體店，無論是品牌型的電商企業，還是渠道型的電商企業均加大品牌建設。

另外，京東、當當、新蛋等購物網站已經從單一的產品經營轉向了綜合式的一站式經營，不斷擴大產品線，而市場份額排前的B2C網站大部分是綜合經營，因為消費者更希望不用多逛地方就能買齊想要的東西。

品牌化、規模化已是趨勢，而這是C2C個體經營者弱項。

在國外，C2C模式已經疲軟，B2C企業風頭越來越盛。在中國，發展前期以價格取勝的C2C已為B2C的發展做好鋪墊。現在，人們對產品品質及服務質量有了更高的要求，網購市場趨向品牌化、規模化，未來幾年。B2C將會成為中國網絡購物市場的發展主流。

第五篇：人類將會娛樂至死嗎？-讀《娛樂至死》

人類將會娛樂至死嗎

———波茲曼《娛樂至死》引讀

■孫瑋

一

《娛樂至死》一書的封面是現代人特別熟悉、甚為親切的生活場景：一家四口人，父母和男女兩個孩子坐在電視機前。異于日常情形的是，這些人只有身軀，沒有腦袋。它的寓意很明顯，電視使人類喪失了精神和思想。

這就是尼爾·波茲曼的預言，他描繪了一幅相當駭人的人類前景圖。

波茲曼似乎期望人們把他作為預言者。他在此書的前言中提到了兩個預言家，一個是以《一九八四》出名的奧威爾，另一個是寫了《美麗新世界》的赫胥黎。波茲曼這樣描述奧威爾的失敗：人們一直密切關注著1984年。這一年如期而至，而奧威爾關于1984年的預言沒有成為現實。憂慮過后的美國人禁不住輕輕唱起了頌揚自己的贊歌。奧威爾預言的1984是人類全面陷入獨裁統治的恐怖之年。波茲曼提醒說，人們在慶幸奧威爾預言失敗時忘記了赫胥黎的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另一個預言：那就是人類將沉湎于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技術———比如電視———直至死亡。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愿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如汪洋大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波茲曼總結說，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于我們熱愛的東西。

波茲曼在這本書中發出的預言是，將要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

二

你如果根據上述文字就下了判斷：波茲曼在這本書中只是延續了商業文化批判的老生常談，那就大錯特錯了。波茲曼為了撇清他和那些對電視垃圾“司空見慣的抱怨”的關系，特別聲明自己對所謂電視“垃圾”的喜愛絕不亞于任何人，他甚至說，電視上最好的東西正是這種“垃圾”。他也不否認電視以情感力量鼓勵人們反對戰爭和偏見的巨大作用。但他還是要批判電視，盡管印刷機制造了更多的垃圾。此時你可能會緊急轉向，接著下了另一個判斷：波茲曼在延續麥克盧漢。這次你對了一半。因為波茲曼確實是以麥克盧漢為起點，你甚至還能看到麥克盧漢的老師英尼斯的影子———盡管波茲曼未提及這個名字———但波茲曼上路之后就與他們分道揚鑣了。波茲曼強調，他的重點在于媒介對于人類認識論的影響。以電視為中心的認識論（本質是

娛樂的）污染了大眾交流和相關活動，電視創造出來的認識論不僅劣于以鉛字為基礎的認識論，而且是危險和荒誕的。

波茲曼以這樣決絕的觀點開始他的預言：知識分子們不斷地用批判手法促使電視成為重要文化的載體———想想我們生活中的精英們怎樣努力地企圖將電視從庸俗提升到崇高———危險就在這里出現了。因為在波茲曼看來，精英知識分子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電視本是無足輕重的，但他們偏偏要它承載它負擔不起的使命，以至于對人類的前途產生了巨大的威脅。波茲曼毫不避諱他和麥克盧漢的聯系，為此他特意引用麥克盧漢的著名警句，“媒介即信息”。他對于麥克盧漢的延續是，認為媒介決定它所表達的文化的本質，因為技術從來就不是中立的。如果用英尼斯的話來說則是，媒介是有偏向的。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內容，甚至能最終控制文化。和印刷術相比，電視偏好娛樂，如果強行用電視表達諸如新聞、政治、宗教、教育等嚴肅主題，人類就會在娛樂中走向滅亡。

波茲曼提出了一個我們中國人比較陌生的論點：形式決定內容。他為了應對他人對這個觀點過于“麥克盧漢化”的指責，又提及了我們中國人特別熟悉的一個名字———馬克思。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如果印刷機存在，這世上是否還可能有《伊利亞特》？”“有了印刷機，那些吟唱、傳說和思考難道還能繼續嗎？這些史詩難道不會消失嗎？”波茲曼以這些話說明，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機不只是一種媒介技術，更是話語的一種結構，它排除或選擇某些類型的內容。波茲曼更想借助馬克思說明，麥克盧漢被作為一個學術界的異類，完全是人類或者是知識分子的疏忽大意，歷史上已經有許多類似馬克思的思想家們提出了相似的觀點，波茲曼要在這個被忽略的路徑中接著走下去。

波茲曼的這種考慮不無理由，因為在形式與內容兩分法的傳統思維中，形式總是被內容決定的。形式的無足輕重不但表現在它必須依附內容而存在，而且還要根據內容隨時調整自己，以便更好地服務于內容。但波茲曼的擔心也有些嚴重了，因為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在當今的許多領域都被作為重要命題考察，除了馬克思，波茲曼還可以找到許多大名鼎鼎的思想者來證實這一點。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得更開闊些，在新聞傳播學領域之外的一些學者們走得更遠，他們甚至取消了形式和內容的界限。歷史學界的大師級人物海登·懷特有一部著名的論文集，名為《形式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再現》。懷特認為，敘事不只是歷史再現的一種可用或不可用的話語形式，它還必然包含著意識形態。敘事不僅傳達意義，也創造意義。敘事不僅是形式，也是內容，形式和內容同樣重要，我們無法對它們做出截然區分。“形式的內容”，多么意味深長的話語。另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是蘇珊·桑塔格。她在成名之作《反對闡釋》的題記中引用了兩段文字，其一為：內容是對某物之一瞥，如剎那間之一遇。它微乎其微———微乎其微，內容。桑塔格以為現代藝術以眾多的方式逃避對于內容的闡釋，以消解形式和內容的邊界。比如抽象繪畫試圖避免通常所謂的內容，因為沒有內容，就無所謂闡釋。波普藝術則以相反的方式達到了相同的結果：它使用如此明顯、如此“本來就是這樣”的內容，以至到頭來也不可被闡釋。電影中也存在某種需要加以把握的內容之外的東西，電影擁有一套形式詞匯———即電影制作過程中有關攝影機的運動、剪輯和畫面的構成那一套詳盡、復雜并且大可商榷的技術。

因此說，在麥克盧漢的道路上，波茲曼并不孤單。在這個主題中我們還可以開具一長串的名單，比如波德利亞———他論證大眾傳媒以純粹的形式力量占據了后現代社會的中心；甚至還可以扯上吉登斯———鑒于他關于大眾傳媒造成的時－空分離現象的精彩闡釋。波茲曼的特殊意義在于：他在新聞傳播領域充分發揮了這個形式與內容的命題———主要是對電視的剖析和批判。

三

波茲曼認同關于電視以娛樂性導致美國公共話語解體的判斷，但他對于這種現象的探究是獨樹一幟的。他的路徑是，真理與表達的形式有關，真理不能、也從來沒有，毫無修飾地存在。它必須穿著合適的外衣出現，否則就可能得不到承認。在波茲曼看來，真理的外衣是印刷術而不是電視。在人類試圖給新聞、政治、宗教、教育這樣嚴肅的、以傳遞真理和建構公共話語為主要目標的活動穿上電視這個花里胡哨的外衣時，危險就出現了，人類不可能以電視接近真理。波茲曼對于電視的批判是以對印刷術的分析開始的。他以大量令當代人感到吃驚甚至是震驚的歷史事實，說明了美國民主社會早期的公共話語和印刷術不可分割的關聯。比如托馬斯·潘恩在1776年出版的《常識》，在兩個月之內賣掉了10萬冊，以人口比例計算，這相當于在1985年賣掉800萬冊。你可能會說當代也有如此銷量的書籍，比如那些《哈利·波特》之類上了排行榜的暢銷書；你可能還會說當代圖書業的發達導致品種多而單本書的發行量少。但是問題的重點不在這里，波茲曼想說的是，當時的閱讀是與嚴肅性的公共話語的建構緊密相連的。殖民地時期的美洲沒有出現文化貴族，閱讀從來沒有被視為上等人的活動，印刷品在各種人群中廣泛傳播，形成了一種沒有階級之分的、生機勃勃的閱讀文化。更重要的是不同階層的人群共同閱讀像《常識》這樣嚴肅主題的書籍。以至于1772年時的學者就有評論說，最窮苦的勞工也認為自己有權像紳士或者學者一樣發表對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而這才是當時人們對于各類書籍表現出來的主要興趣。

波茲曼充分認識到任何媒介技術都有兩面性，印刷術也不例外。印刷術樹立了個體的現代意識，卻毀滅了中世紀的集體感和統一感；印刷術創造了散文，卻把詩歌變成了一種奇異的表達形式；印刷術使現代科學變為可能，卻把愛國主義變成了一種近乎致命的狹隘情感。但他認為歸根結底印刷術利大于弊。現代人對于教育、知識、真理和信息的看法大多來自于印刷文字。隨著印刷術退至我們文化的邊緣，電視占據了文化的中心，公共話語的嚴肅性、明確性和價值都出現了危險的退步。總而言之，波茲曼認為印刷術是真理最合適的外衣，因為它可能以思維的理性化邏輯性、主題的嚴肅性以及意義的豐富性建構有價值的公共話語。

電視則被波茲曼認為是與公共話語所要求的理性、嚴肅和豐富背道而馳的。波茲曼并不絕對地說電視不能用來表現清晰的語言和思考過程，但他以為就本質而言，電視之所以成為電視，最關鍵的一點是要能“看”，借助電視，人們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動感的畫面———成千上萬的畫面，稍縱即逝然而斑斕奪目。正是電視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必須舍棄思想，以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來適應娛樂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電視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文化的主要表達，因此娛樂借助電視成為所有話語的象征，娛樂定義了人類所有重要社會事務的運行方式。在這里，波茲曼顯示了與以往電視批判話語不同的取向，他認為皮亞杰們的理論———比如只有口頭語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書面文字的人，而“電視文化”里的人比前兩者都表現得智力低下———雖然是正確的，但卻不能從根本上揭示電視對于當代社會以及人類未來的威脅。

四

波茲曼從新聞、政治、宗教、教育四個方面———這可能是波茲曼認為建構公共話語的關鍵地帶，是關系人類命運的最重要的領域———闡釋了人類在電視中娛樂至死的悲劇命運。波茲曼認為，電視對于新聞的戕害在于它以娛樂規則統領所有新聞報道。首先，電視節目的構成形式導致新聞報道喪失了嚴肅性。在一般為半個小時的電視新聞節目中，播音員用“好……現在”這樣的串聯詞，將原本毫無關聯的事件作為整體（一檔新聞欄目）傳遞給觀眾。再殘忍的謀殺、再具破壞力的地震、再嚴重的政治錯誤，只要播音員說一聲“好……現在”，一切就可以立即從我們的腦海中消失了。在電視的這種模式中，我們看見的是零散不全的新聞，它們沒有背景、沒有結果、沒有價值、沒有任何嚴肅性，它們只能是純粹的娛樂。其次，電視“看”的特征導致

了電視新聞報道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是來源于主持人或記者的表演。簡單地說，電視為新聞的真實性提供了一種新定義：講述者的可信度決定了事件的真實性，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講述者曾經發表過的言論是否經得起事實的檢驗，它只是報道者所——出來的真誠、真實或吸引力。第三，商業廣告在電視新聞節目中的影響。在嚴肅新聞中插播的廣告會在瞬間消解新聞主題的重要性，觀眾可能產生并且需要的深入思考不斷被廣告打斷。這種模式妨礙了電視新聞成為一種嚴肅的公共話語形式（比如中國觀眾經常能在電視新聞對于貧困地區失學兒童的嚴肅報道中，反復看到插播的麥當勞廣告）。波茲曼總結說，電視新聞只能給它的觀眾“假信息”，這里的假信息并不意味著錯誤的信息，而是意味著使人產生誤解的信息———沒有依據、毫無關聯、支離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這些信息讓人產生錯覺，以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實，其實離事實的真相越來越遠。當代人已經徹底地適應了電視中“好……現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獨立存在的，被剝奪了與過去、未來或其他任何事件的關聯———連貫性消失了。在沒有——的語境中，它只能消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把世界分解開來的人們正想方設法把它拼合回去，但他們驚訝地發現，已經沒有人在乎這一切。

波茲曼因此說，像奧威爾這樣思想敏銳的人面對這種局面也會不知所措，因為新聞界并沒有成為總統的掌中之物，謊言并沒有被定義成真理，真理也沒有被定義成謊言。而是公眾被娛樂得麻木不仁，適應了一個沒有連貫性的世界。娛樂貫穿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構成公共話語的嚴肅事務。赫胥黎則早就預見了這樣的情形，西方民主社會將鶯歌燕舞、醉生夢死地消亡，而不是戴著鐐銬一路哀歌。波茲曼認定電視是純粹的娛樂工具，所以它對于人類的最大好處在于它提供純粹的娛樂節目。電視最糟糕的用途是它企圖涉足嚴肅的話語模式———新聞、政治、科學、教育、商業、宗教———然后給它們換上娛樂的包裝。波茲曼接著下了一個讓許多人大跌眼鏡的結論，如果電視節目變得糟糕起來，我們倒是應該慶幸了，諸如《新聞60分》之類的嚴肅電視節目才是最大的危險。波茲曼的意思是應該讓有偏向的媒介技術歸于它們合適的位置，如果強行將娛樂的電視用于嚴肅的事務，就會走向反面。

波茲曼在講述他的預言時表現出無比的悲觀。他并不認為奧威爾的預言毫無價值，但他認為專制威脅不再那么可怕，是因為人類對這樣的威脅有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警惕。而赫胥黎告訴我們，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里，造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笑容滿面的人。奧威爾預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認，當專制降臨時，人類會在彌爾頓、培根、伏爾泰、歌德和杰弗遜這些前輩們的激勵下奮起反抗；但誰會拿起武器去反對娛樂？當嚴肅的話語變成了玩笑，我們該向誰抱怨？那些就此發出警告的人們已經聲嘶力竭了，但他們仍然不被人理解。波茲曼說，《紐約時報》這樣的大報的文字散發出震撼人心的魅力，但這確是“闡釋時代”的絕唱，就像歌手臨近死亡時的歌聲那樣，最動聽、最優美。

五

波茲曼在將要揭曉最終的解決方案時說，自己是真正的美國人，雖然他的預言十分悲觀，但他仍然樂觀地相信只要是問題就一定有解決的方法，盡管希望渺茫。如果你覺得波茲曼是善于把握閱讀節奏的高手的話，他在本書最后一部分提出的解決方案真是過于平淡，以至于有點讓人失望，他也因此說自己無法超越赫胥黎的智慧。當然本書不是小說，所以波茲曼不可能為了讀者的閱讀快感任意編造結尾。波茲曼雖然在這個主題中表達了高昂悲壯的理想主義，但他還是保持了對現實的異常清醒的把握———他剖析了那些治標不治本的做法，比如提倡一個月不看電視———雖然可敬但適得其反。他的方法是，利用可能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大眾傳媒———學校。利用學校教育讓人們思考并理解這些問題：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形式會給我們帶來什么不同的知識、智慧和學習方法？每一種形式會產生怎樣的精神作

用？信息和理性之間的關系是什么？什么樣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維？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傾向？信息過剩是什么意思？我們怎么知道存在信息過剩？嶄新的信息來源、傳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樣重新定義重要的文化意義？例如，電視會不會賦予“虔誠”、“愛國主義”和“隱私”一個新的意義？報紙所指的“大眾”和電視所指的“大眾”有什么區別？不同信息形式如何決定它要表達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在那些廣泛進行的公民媒介素質教育中，媒介內容受到最多的關注，比如色情、暴力信息可能產生的影響，波茲曼的媒介影響認識論的問題基本被忽略了。

波茲曼的預言能否實現？如果波茲曼還活在人世，作為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識分子，他應該期望自己的預言落空。最令人擔憂的是，隨著波茲曼們的離去，在“電視文化”中長大的人們將取消他發出的預言。

波茲曼的思想還是在媒介技術論的范疇中，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但媒介技術論終究提出了傳媒研究中能與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學派、文化研究、實證學派形成平衡的、別具一格的思想路徑，波茲曼在其中也算得獨樹一幟。這對于打破技術的盲目樂觀論調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技術不是中立的，人類不可輕信自己駕馭技術的能力和意識。

最后，我們不應忘記波茲曼寫作此書時的身份———紐約大學文化傳播系主任，他在本書中也反復強調他的美國文化語境。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我們的警惕應該是雙重的，奧威爾、赫胥黎的預言我們都必須謹慎對待，保持高度警覺，并且延續波茲曼不懈的追問和探究。（作者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

（《娛樂至死》：尼爾·波茲曼著，章艷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