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若干實務問題淺析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若干實務問題淺析----陳洪 [2003年度獲四川省法院系統第七屆學術討論會優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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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穆拉比法典》記載：“??賣者為竊賊，應處死；失物之主應收回其失物，買者應從賣者之家收回其所付之銀。”我國《尚書?舜典》明確規定“金作贖刑”。看來，在中外古代法制史上，已有在處理刑事案件的同時附帶處理民事賠償部分的先例。今天，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指刑事訴訟中，在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根據被害人等提出的賠償訴訟請求，附帶解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失而引起的損害賠償問題的訴訟活動。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附帶民事訴訟有兩條原則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6月29日作出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設專章用了19條篇幅解釋附帶民事訴訟。盡管立法和司法解釋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作了不少規范，但筆者認為由于此類訴訟較為復雜，實踐中仍有一些問題規定不明，也還有法律規定存在沖突的情況。本文中，筆者結合審判實踐，擬在幾個方面淺談拙見。

一、被害人死亡的，是否被害人的所有近親屬都有權單獨就全部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一般認為，所有近親屬都有權單獨就全部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是人民法院在被害人近親屬單獨就全部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后，應查明被害人近親屬的范圍，告知被害人每個成年近親屬、未成年近親屬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也有人認為，被害人的近親屬無權單獨就全部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只能以被害人的全部近親屬名義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如果允許單獨提出，可能損害其他近親屬的權利。對此，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理由如下：首先，從法律規定看，解釋并沒有限定必須以被害人的全部近親屬名義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被害人死亡的，凡是被害人的近親屬，均可以自己的名義提出附帶民事訴訟。其次，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是權利而不是義務。民事訴權在民，民不告，官不究。由于種種原因，有的被害人的近親屬不愿意提出附帶民事訴訟。強令必須以全體被害人近親屬名義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不切實際，也沒有必要。

第三，民事訴訟法對一般民事訴訟中存在類似權利義務主體不完整的情況已有相應規范，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時完全可以適用民事訴訟法的相應規定予以解決，故不存在單獨提起訴訟可能損害其他近親屬權利的問題。

二、應僅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列為原告，還是僅將被害人的繼承人列為原告？有人認為，應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列為原告，理由在于：第一，根據解釋，應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都列為原告；第二，因犯罪分子實施犯罪而致被害人死亡后，受到打擊、損害最大的是被害人的近親屬，且被害人的財產繼承人一般為其近親屬，因此，應當將被害人的近親屬列為原告。

另一種觀點認為，應將被害人的繼承人列為原告，依據的理由是：第一，附帶民事訴訟主要解決經濟賠償問題，被害人死亡后，賠償費用自然由被害人的繼承人取得，故其繼承人應當作為當事人提出附帶民事訴訟；第二，被害人的近親屬不一定是被害人財產的繼承人，而附帶民事訴訟主要解決因被害人死亡發生的經濟賠償問題，由不確定的被害人的近親屬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可能引發新的財產權利之爭。

筆者認為，以上兩種觀點均有合理之處，但由于立足點不同，都不盡全面。在司法實踐中，是由被害人的近親屬為原告，還是由被害人的繼承人為原告，應視提出的經濟賠償及可

獲得的經濟賠償種類而定，一般情況下原告應為近親屬，但也不能排除繼承人。理由在于：

(1)因被害人死亡發生的直接損失賠償，理當屬于被害人本人的物質損失，屬于被害人所有的財產，在被害人無法對此主張權利時，按照民事訴訟的一般原理，理當由被害人的法定繼承人或遺囑繼承人作為原告提出訴訟主張。(2)因被害人死亡引起的精神損害賠償則應由被害人的近親屬提出。因為被害人死亡精神受到最直接損害的是被害人的近親屬，而不必然是被害人的繼承人尤其是遺囑繼承人。(3)至于解釋僅列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并不妨礙已死亡被害人的法定繼承人或遺囑繼承人作為原告參加訴訟。由于近親屬與繼承人往往重合，即使主體不重合，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法院在訴訟中發現其認為應當參加訴訟活動的當事人，也應當并可以將他們追加為本案的當事人。

三、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已經死亡，應以誰為被告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訴訟過程中死亡，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應向誰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對此有兩種觀點。

有人認為，如果刑事案件被告人死亡，那么也就沒有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人，被害人也無法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理由是：第一，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向刑事被告人提起，既然刑事被告人已不存在，那么也就失去了實體上承擔民事責任的人。第二，附帶民事訴訟以刑事訴訟的存在為前提，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的規定，被告人死亡，刑事訴訟應當終止。既然刑事訴訟終止，附帶民事訴訟也就無法進行。如果被害人沒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可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如果被害人已經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應當和刑事案件一起終止審理，并將民事部分移送到民庭。

另有觀點認為，如果被告人死亡，那么應當中止對附帶民事案件的審理，等死亡被告人的繼承人參加訴訟。死亡被告人的繼承人也就是附帶民事案件的被告人。理由是：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如果被告人死亡，應當中止審理，等繼承人參加訴訟。如果繼承人參加訴訟，附帶民事訴訟可以恢復審理。

筆者認為：被告人死亡以后，應根據不同的情況，作出不同的處理。(1)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訴訟開始前死亡，如果被害人提出附帶民事訴訟請求的，可告知他另行單獨提起民事訴訟。(2)刑事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死亡的，如果被害人已經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應將已受理的附帶民事案件移交民庭處理。如果沒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應告知被害人可以單獨提起民事訴訟。(3)共同犯罪案件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死亡的，對于已經死亡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物質損失，應和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犯罪行為造成的物質損失一并處理。已死亡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法定繼承人或對該犯罪行為負有賠償責任的人可以成為附帶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審理的過程中，有的被告人死亡，如果需等待其繼承人參加民事訴訟的，可中止附帶民事案件的審理，等其繼承人參加訴訟后，再恢復案件的審理；如果沒有繼承人參加訴訟，也無可供執行的財產的，人民法院應終止對該被告人的民事訴訟；如果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不是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其死亡不影響附帶民事訴訟進行。

四、刑事處罰與民事賠償的關系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附帶解決的民事訴訟，它是被害人因被告人犯罪行為而主張損害賠償的民事訴訟，盡管其屬于一種附帶訴訟，但仍具有相對獨立性。附帶民事訴訟的要件及審理程序均具有嚴格規定，雖是二訴合一，但二者不能混同。既不能因民事賠償而減輕刑事處罰，也不能以加重刑罰代替民事賠償。刑罰是對針對犯罪分子人身權利實行的強制懲罰，它不能彌補對受害人的物質損害；賠償則是對損害之債的履行，是對犯罪行為所致財產損失的補償，用以消除物質損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權利的處罰。二者雖然針對同一犯罪事實，但不能互相代替。實踐中以刑罰代替賠償，駁回受害人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或者對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輕傷害案件被告），只要附帶民事訴訟部分

予以賠償，就視為有悔罪表現，判處緩刑，而不考慮犯罪情節和犯罪手段等等作法都是對刑事處罰與民事賠償關系的誤解，也是對法律的濫用。刑罰解決不了受害人的物質損失，同樣賠償也代替不了法律對犯罪行為的懲罰。附帶民事訴訟只是為了簡化訴訟程序，減少當事人的訴累而與刑事訴訟一并審理。實踐中應堅決杜絕“以錢買刑，以賠代罰”的現象。應當明確，刑罰與賠償并不存在互動關系，其只是兩種訴訟程序的不同制裁手段，從這個角度講，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產生聯系。明確這點，對司法實踐正確適用刑罰和正確適用賠償，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和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

五、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前提

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關于審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體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62條規定：“因犯罪行為遭受物質損失，已經得到退賠而仍不能彌補損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證據證實被告人確有財產可供賠償的，人民法院裁定駁回”。從中可以看出，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是以被告人確有賠償能力為前提的。筆者認為，這樣規定有失偏頗。附帶民事訴訟實質上是民事訴訟，應適用民事訴訟法律的有關規定，在賠償問題上應采取“實際損失賠償”原則，至于被告人是否有履行能力，則不應是法院判決時應當考慮的要素。如果被告隱匿財產、轉移贓物，妄圖“受苦一時，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或者被判處緩刑，雖然在判決時沒有財產，則日后有能力賠償時，卻沒有讓其履行賠償義務，這不利于懲戒犯罪分子，對受害人也是顯失公平。

六、達成調解協議并給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被害人在刑事案件立案后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在刑事判決生效后提起民事訴訟，都是當事人的權利，不應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之后又單獨提起民事訴訟，則是不允許的，因為當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實提起二次民事訴訟請求，受害人只能擇其一。但是在公訴案件起訴到法院前，當事人雙方就民事賠償部分達成調解協議并已給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呢？筆者認為，附帶民事訴訟，是法律賦予受害人的訴訟權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還是私下達成了調解協議，受害人均有權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法院應該受理，并審查調解協議內容是否違法，是否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詐、脅迫或重大誤解，而不應不經審查就不予立案或駁回訴訟請求。公安、檢察機關制作的調解協議，均不具備強制執行的效力，因其調解依據的往往是單行法規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內容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機關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據的是國務院頒布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該辦法規定對損害賠償請求只支持直接損失，而不包括營運損失等，而《民法通則》規定損害賠償指實際損失賠償，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二者在賠償項目和賠償數額上均存在差異。被害人在公安部門接受調解后，仍可就賠償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法院應依法受理。

七、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根據這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只適用于物質損失，對精神損害則排除在外。筆者認為，這樣規定欠妥。

附帶民事訴訟實質上是民事訴訟，以民事實體法律為內容，受民事實體法律的制約。民事訴訟支持精神損害賠償，若附帶民事訴訟不支持，將造成法律不一致的矛盾。我國民法通則確立了精神賠償的制度。確立精神賠償制度是人類文明、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近代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形成是沿著兩條并行的路線發展的，一條是對精神性人格權的民法保護，另一條是對物質性人格權的民法保護。我國《民法通則》120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并可以要求賠償損失”。該條規定實際上確立了侵犯精神性人格權的精神賠償制度，并且在理論界及實踐部門形成了共識。但是，就人身損害（物

質性人格權損害）的精神賠償之立法（民法）保護，觀點不一。筆者以為，依司法解釋及審判實踐部門的做法，對民法通則第120條中的“賠償損失”應理解為包括精神利益損失之賠償，這是毫無疑問的。同時，《民法通則》第117條第3款又規定：“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損失的，侵害人并應當賠償損失”，此條款中“賠償損失”與《民法通則》第120條中的“賠償損失”在同一法律之中存在，應認為是同樣的概念，故也可以理解為包括賠償精神利益損失。《民法通則》第109條還規定：“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害人承擔賠償責任，??”，其中“賠償責任”是否包括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從《民法通則》第117條、120條的規定來看，第109條的賠償責任應當包括精神損害的賠償責任，否則，就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據此，我國《民法通則》就精神性人格及物質性人格權，以及身份權中精神賠償，已作了肯定的規定。

法律既然規定了侵犯名譽、榮譽等精神性人格權的一般民事侵權行為可獲精神賠償，那么較之更為嚴重的、達到足以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侵犯名譽、榮譽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精神損失更應得到賠償。據此，我國刑法所規定的侮辱罪、誹謗罪、強奸罪、奸淫幼女罪、傳播性病罪等等，由于給被害人在名譽、榮譽等方面造成了損害，故法院理應根據情況，對被害人在附帶民事訴訟中提出的精神損失賠償請求予以適當支持。故意殺人、搶劫、重傷、綁架等暴力性犯罪給被害人及其親屬，無論在精神上還是在身體上，都造成了較上述犯罪更為嚴重的傷害，故對此類侵犯公民生命權、健康權的犯罪所引起的被害人精神損害也應予以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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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 副本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XXX

訴訟請求：

一、依法追究被告人盜竊罪的刑事責任，并從重處罰。

二、依法判令被告人賠償原告人摩托車丟失造成的經濟損失共計人民幣XXX元。

事實及理由：S

2010年4月，我家購買了一輛XXX新摩托車，價值XXX元（含上戶），此車一直停放在自家門口，但在XXX早晨06點50分左右，打開門后發現摩托車被盜了，便立即向XXX報了案，我們通過查看門口的監控錄像，小偷是17日零晨3點左右盜走摩托車的，派出所的辦案人員通過這一重要線索，現已將犯罪人抓獲，經評估公司鑒定評估，本摩托車現價值人民幣XXX元。為此，具狀起訴，請依法公正判決，維護原告人的訴訟請求及合法權益。

此致

XXX法院

具狀人：XXX

二O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

【頒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頒布日期】20001213

【實施日期】20001219

【題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已

于2000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148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00年12月19日起施行。

根據刑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六十四條和刑事訴訟法第七十 七條的有關規定，現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問題規定如下：

第一條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 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 院不予受理。

第二條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的物質損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為已 經遭受的實際損失和必然遭受的損失。

第三條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依法判決后，查明被告人確 實沒有財產可供執行的，應當裁定中止或者終結執行。

第四條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 節予以考慮。

第五條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追繳、退賠的情況，人民法 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 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第四篇：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問題調研報告

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問題調研報告免費文秘網免費公文網

“>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問題調研報告2010-06-29 19:15:36免費文秘網免費公文網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問題調研報告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問題調研報告(2)

劉安成交通肇事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劉安成，男，1978年11月10日生，漢族，初中文化,系個體貨運司機。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04年11月10日被逮捕。

被害單位蘇州市路燈管理處，全民事業性質，住所地蘇州市干將東路870號，法定代表人薛昌。

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

人劉安成犯交通肇事罪向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同時就被害單位蘇州市路燈管理處的經濟損失向該法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認為：2004年10月28日18時左右，被告人劉安成駕駛掛有偽造的蘇e－45348車輛號牌的東風中型自卸貨車，由西向東行駛至本市寶帶西路友新路口附近時，由于對路面情況判斷失誤，操作不當，致使汽車右偏駛上綠化隔離帶，從而將正在該處推小三輪車的被害人唐大妹撞到，致使唐死亡，同時造成蘇州市路燈管理處價值人民幣元的路燈等公共設施損壞，肇事后被告人劉安成逃逸。經蘇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滄浪大隊認定，被告人劉安成負該起事故的全部責任。

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法院經審理確認了檢察機關指控被告人劉安成的犯罪事實，作出了如下判決：1.被告人劉安成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2.被告人劉安成賠償蘇州市路燈管理處人

民幣元。

二、主要問題

1．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成立條件；

2．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

3．檢察機關在附帶民事訴訟中的地位。

三、具體論述

1．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成立條件

（1）以刑事訴訟的成立為前提條件。《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如果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由此可見，附帶民事訴訟是指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解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物質損失的賠償問題而進行的訴訟活動。這表現為兩個方面：從

實體上說，這種賠償是由犯罪行為所引起的；從程序上說，它是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提起的，通常由審判刑事案件的審判組織一并審判，其成立和解決都與刑事訴訟密不可分。

因此，附帶民事訴訟必須以刑事訴訟的成立為前提，如果刑事訴訟不成立，附帶民事訴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被害人就應當提起獨立的民事訴訟，而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此外，如果刑事訴訟程序尚未啟動，或者刑事訴訟程序已經結束，被害人也只能提起獨立的民事訴訟，而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2）必須是國家、集體的財產遭受了物質損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十四條、第八十五條規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提起主體范圍包括被害人（公民、法人、其他組織）、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人民檢察院。那么在什么情況下，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呢？《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二款作出了規定，即只有在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時候，檢察機關才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在這里用了“可以”而沒有用“應當”，可見這個規定還不明確，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十五條作出了進一步的更為明確的規定：“如果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受損的單位未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因此，人民檢察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前提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且受損失的單位未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當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時，應先由受損失的單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如果受損失的單位知情后仍不提起的，檢察院才有權代表國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從本案的情況分析，由于被告人劉安成交通肇事的犯罪行為，造成了被害單位蘇州市路燈管理處（全民事業性質）

財產損失人民幣元，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該刑事案件時，發現了這一情況并及時告知被害單位，但被害單位未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在這樣的情況下，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檢察院依法有權在對本案提起公訴時，就被害單位蘇州市路燈管理處的財產損失向法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2、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

（1）是物質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失。關于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從現有的法律規定來看，限定為物質方面的損失，雖然法律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表述，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用的是”物質損失”，同

第五篇：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問題調研報告

劉安成交通肇事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劉安成，男，1978年11月10日生，漢族，初中文化,系個體貨運司機。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04年11月10日被逮捕。

被害單位蘇州市路燈管理處，全民事業性質，住所地蘇州市干將東路870號，法定代表人薛昌。

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

劉安成犯交通肇事罪向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同時就被害單位蘇州市路燈管理處的經濟損失向該法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認為：2004年10月28日18時左右，被告人劉安成駕駛掛有偽造的蘇e－45348車輛號牌的東風中型自卸貨車，由西向東行駛至本市寶帶西路友新路口附近時，由于對路面情況判斷失誤，操作不當，致使汽車右偏駛上綠化隔離帶，從而將正在該處推小三輪車的被害人唐大妹撞到，致使唐死亡，同時造成蘇州市路燈管理處價值人民幣3101.4元的路燈等公共設施損壞，肇事后被告人劉安成逃逸。經蘇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滄浪大隊認定，被告人劉安成負該起事故的全部責任。

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法院經審理確認了檢察機關指控被告人劉安成的犯罪事實，作出了如下判決：1.被告人劉安成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2.被告人劉安成賠償蘇州市路燈管理處人民幣3101.4元。

二、主要問題

1．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成立條件；

2．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

3．檢察機關在附帶民事訴訟中的地位。

三、具體論述

1．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成立條件

（1）以刑事訴訟的成立為前提條件。《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如果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由此可見，附帶民事訴訟是指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解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物質損失的賠償問題而進行的訴訟活動。這表現為兩個方面：從實體上說，這種賠償是由犯罪行為所引起的；從程序上說，它是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提起的，通常由審判刑事案件的審判組織一并審判，其成立和解決都與刑事訴訟密不可分。

因此，附帶民事訴訟必須以刑事訴訟的成立為前提，如果刑事訴訟不成立，附帶民事訴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被害人就應當提起獨立的民事訴訟，而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此外，如果刑事訴訟程序尚未啟動，或者刑事訴訟程序已經結束，被害人也只能提起獨立的民事訴訟，而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2）必須是國家、集體的財產遭受了物質損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十四條、第八十五條規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提起主體范圍包括被害人（公民、法人、其他組織）、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人民檢察院。那么在什么情況下，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呢？《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二款作出了規定，即只有在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時候，檢察機關才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在這里用了“可以”而沒有用“應當”，可見這個規定還不明確，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十五條作出了進一步的更為明確的規定：“如果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受損的單位未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因此，人民檢察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前提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且受損失的單位未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當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時，應先由受損失的單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如果受損失的單位知情后仍不提起的，檢察院才有權代表國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從本案的情況分析，由于被告人劉安成交通肇事的犯罪行為，造成了被害單位蘇州市路燈管理處（全民事業性質）財產損失人民幣3101.4元，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該刑事案件時，發現了這一情況并及時告知被害單位，但被害單位未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在這樣的情況下，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檢察院依法有權在對本案提起公訴時，就被害單位蘇州市路燈管理處的財產損失向法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2、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

（1）是物質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失。關于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從現有的法律規定來看，限定為物質方面的損失，雖然法律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表述，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用的是“物質損失”，同

條第二款規定：如果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用的是“財產損失”，但可以理解為在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問題上，物質損失、財產損失是同義的，邏輯上屬于同一概念。

關于附帶民事訴訟應否包括精神賠償問題，我國法學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張，附帶民事訴訟應包括精神損害方面的賠償。這是因為，附帶民事訴訟實質上是民事訴訟，應

受民事實體法律的制約，《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明確規定“公民名譽權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賠償損失”，可見，民事法律對精神損害是給予賠償的，而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在附帶民事訴訟中也應同樣適用，因此，附帶民事訴訟應包括精神損害方面的賠償。應該承認，這種觀點的有道理的，也代表了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的一般發展趨勢。但是，根據現有的法律和有關司法解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仍限于因被告人犯罪行為造成的物質損失，未包括精神損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一條第二款明確規定：“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的精神損失而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是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司法實踐中，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物質損失的情況比較復雜，因犯罪性質而各有不同。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了物質損失，但被告人并未因此占有或者獲得被害人的財物，此類涉及的犯罪行為主要有殺人、傷害、交通肇事、故意毀壞財物等犯罪，另一類是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的物質損失，是由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而造成的，此類涉及的犯罪行為主要有搶劫、盜竊、詐騙、侵占、貪污、挪用等犯罪，對于前一類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物質損失，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賠償，而對后一類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物質損失，只能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處理，即應由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通過追繳贓款贓物、責令退賠途徑解決。對此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作了明確的規定，其中第一條：“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第五條：“　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追繳、退賠的情況，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很顯然，本案的被告人劉安成交通肇事的犯罪行為造成的路燈等公共設施的毀壞，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一條“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所指的物質損失，屬于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

（3）是已經遭受的實際損失和必然遭受的損失。賠償的范圍應只限于犯罪行為直接造成的物質損失，即已經遭受的實際損失和必然遭受的損失，對于間接損失不在賠償之列，對此法律也有明確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二條規定：“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的物質損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為已經遭受的實際損失和必然遭受的損失。”本案中，路燈等公共實施的毀壞是犯罪行為造成的實際損失，而為此修復花費的人工等費用是犯罪行為造成的必然損失，均屬于賠償的范圍。因此，本案中檢察機關在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時，就公共實施的毀壞損失和由此產生的修復費用一并向法院提出了賠償請求，法院也依法作出了應予賠償的判決。

3、檢察機關在附帶民事訴訟中的地位

（1）具有原告的身份。附帶民事訴訟實質是民事訴訟，在檢察機關沒有提起訴訟前，這個訴訟還不存在，檢察機關提起訴訟以后，該訴的民事法律關系當事人被動地參加進訴訟關系之中，與檢察機關進行訴訟，接受法院的裁斷。因此，檢察機關在附帶民事訴訟中，是主動提起訴訟，并以被起訴的當事人作為對方，進行民事訴訟，具有原告的身份。

（2）是訴訟代表，具有特殊的當事人身份。在附帶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作為原告起訴的目的不是為了自身的私利，而是代表國家、集體利益進行的訴訟，因而是是國家、集體利益的代表。在檢察機關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作為特殊訴訟主體，雖然在程序上也將檢察機關稱之為當事人，但是由于檢察機關沒有自己的利益，而只是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代表，這種當事人只是一種程序意義上的當事人，而不是實體意義上的法律關系當事人，不具有民事法律關系當事人的身份。因此，檢察機關在行使其作為原告的訴訟權利時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不適合調解制度，適用調解制度的前提是當事人有處分權，在實踐中當事人在行使這項權利時往往要放棄一部分實體權利，但在附帶民事訴訟中，作為當事人一方的檢察機關的“意”不是其自身的意志，而是國家或集體的意志，其權利和義務都是特定的，檢察機關無權擅自放棄、處分權利。

（3）同時具有法律監督者的身份。在附帶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既是原告，也是法律監督者，其主體地位具有雙重性，既是訴訟程序的提起者，又是對正在進行的這一訴訟進行監督的法律監督者。因此，檢察機關提起訴訟，不是僅僅負擔單一的提起訴訟職能，還要在行使訴訟提起的職能之外，對該訴訟進行監督，對在訴訟中發生的違法行為，有權進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