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正當法律程序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或 due process of law）是美國旨在保護公民權利，具有廣泛含義和適應性的一項重要憲法原則，其淵源可追溯到1215年英國《大憲章》第39條。規定正當法律程序的憲法條款，即修正案第5條“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以及修正案第14條第1款“任何州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第5條修正案是針對聯邦政府行為設定的限制，第14條修正案是為約束各州。

正當程序分為程序的正當和實質的正當。起初,正當程序在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中被解釋為僅具有程序性含義，即個人有權按照法律規定獲得公正和恰當的審判，如1873年的“屠宰場案”。然而隨后的發展大大超越了這個局限，最高法院在判決中逐漸將正當程序的適用范圍擴大，使之具有了實質性含義，即最高法院可以以正當程序為依據對各州和聯邦立法的實質性內容進行審查，如果法院認為立法侵犯了人民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權即可宣布該法因違反正當程序而無效(見1897年“奧爾蓋耶訴路易斯安那州案”和1905年“洛克納訴紐約州案”)。正是由于實質性含義,才使得正當程序條款具有了限制政府權力的重大意義。在本世紀20年代以前，正當程序主要用于對財產權的保護。在“生存競爭”的法律達爾文主義思想支配下，最高法院運用正當程序的判決對于維護契約自由、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等資本主義原則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通過將正當程序所保護的“人”(自然人)擴大解釋為公司(法人)，正當法律程序成為維護個人和公司經濟利益不受政府干預的有力武器，成為美國商業的“大憲章”，政府對于私人財產或契約自由的任何限制都被視為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而無效。這種情況的發展最終造成了自由主義的泛濫。無視社會的進步，忽視勞工福利等對現代社會要求的作法遭到強烈抨擊，在本世紀上半期得到了糾正，而法院也從強調對于財產權的保護開始轉向強調對于人身權利的保護，“人權法案”所保障的基本人權被聯邦最高法院判例解釋為已合并在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之中，從而發揮了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在保障公民權利方面的作用。

第二篇：關于美國刑事正當法律程序規則的考察下

美國刑事正當法律程序規則的考察下

總之，在這兩個案件中，聯邦最高法院都采取的都是“基本權利”(Fundamental Rights)或“命令性自由”(Ordered Liberty)的方法來解釋第十四憲法修正案中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適用，這種方法一直盛行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按照這種方法的解釋，在第十四憲法修正案和“權利法案”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正當程序”條款僅僅包括一些重要的基本權利，在刑事訴訟中乃要求被告人有權獲得“基本公正”的對待。但是，“權利法案”中所保護的某些個人權利，也存在對各州適用的可能，就像卡多佐(Cardozo)法官在“帕爾科訴康涅狄格州”一案中所說的，有些權利“暗含于命令性自由的概念之中，這樣通過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的運用，也可作用于各州”，但是第十四修正案強加于各州僅僅是那些反映了“命令性自由結構本質”(the Essence of a Scheme of Ordered Liberty)的權利，這些權利有可能是“權利法案”所包括的，也可能不是的。同樣，即使一項行為不是“權利法案”禁止的，也是有可能違反“基本公正”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阿達姆森訴加利福尼亞州”一案的弗蘭克福特(Frankfurter)法官說，“第十四憲法修正案中的正當程序條款具有獨立的意義”。

因此，按照“正當法律程序”的“基本公正”原則，一項權利只要是“基本”的(Fundamental)，不管是否為“權利法案”所規定，也存在對各州適用的可能。1952年，弗蘭克福特法官在“羅晨訴加利福尼亞州”(Rochin v.Califonia，342 U.S.165)一案中就運用了“基本公正”理論，得出了肯定的結論。在該案中，羅晨(Rochin)涉嫌販賣麻醉劑，一天三名警察闖進他的家里，當時羅晨正裸著身子坐在床上，他的妻子還在床上躺著。三名官員看見在羅晨的床頭幾上有兩個膠囊，于是立即詢問“那是誰的東西?”這時羅晨把這些東西拿起來就放進嘴里，這三個人雖然立即跳過去，但是羅晨還是把膠囊吞到肚子里。接著羅晨被逮捕，并被戴上手銬送進醫院。在官員的監督下，一名醫生強制性地把一根塑料管伸到羅晨的胃里，并注入催吐劑，結果他發生嘔吐，把兩個膠囊吐了出來，警察發現這兩個膠囊里面裝有嗎啡。后來，這兩個裝有嗎啡的膠囊成為反對羅晨的主要證據，最后羅晨被認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羅晨不服，以非法取證為由向加利福尼州上訴法院提出上訴，加州上訴法院仍維持原判;接著，羅晨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在該案中，爭議的焦點問題是：在羅晨胃里注入催吐劑的行為，是否侵犯了他的“正當法律程序”權利?對此，聯邦最高法院持肯定的態度，認為“考慮到正當程序條款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強加于法院的判決活動必須基于整個訴訟的過程而產生，以此來確定他們是否違反了公正和合理準則的要求——即使對于那些被指控犯了令人發指的罪行的人來說，這表達了美國人們的正義觀念。’這些正義的標準盡管是具體的，但不是由任何地方的當局制定的。正當法律程序是一項概括性的憲法保障，正如卡多佐(Cardozo)法官先生兩次寫道——憲法中對個人特權的尊重，‘如此植根于傳統和我們人民的理性之中，以致于被認為是根本的’或者是‘暗含于命令性自由之中的’。”

“正當程序條款的模糊界限，并沒有留給法官太大的空間。我們不可以僅僅依靠個人和私自的觀念隨意得出一些結論，而不考慮在司法運行中對法官的限制。即使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不是最終的和固定的，這些限制也是源于對我們整個司法程序本質的考慮。這些考慮深深地植根于理性和法律職業的傳統之中。正當法律程序條款要求法院在受到限制的司法權力范圍內，審查一項有罪判決??”

“把這些一般的考慮適用于目前這個案件的情況中，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說，這項有罪判決制作的過程，不止侵犯了私人感情，這種行為令人的良心感到震驚——非法侵入被告人的私人住宅，強迫打開他的口并從其胃里取出東西——這種政府代理人獲取證據的訴訟過程，即使是冷酷無情的人也會受到傷害。這些方法接近于拷問和欺騙，不能得到憲法的許可。”

“最近這一系列案件執行了憲法性的原則，即國家不能基于暴力手段獲取的自白而定一個人的罪。這些決定不是對國家廣泛權力的任意例外，國家仍可運用自己的證據規則進行刑事審判。它們不是我們憲法性法律中某點的規定，而是一項總體原則的適用。他們僅僅是對國家一般性要求的部分例證，即國家在刑事指控中要采取文明體面的行為。正當法律程序，作為一項歷史性的和概括性的原則??這不是說憲法性的歷史過程就使法院認為，警察可以采取精神上的強制手段，從被告人的胃里強制取出東西，以此來判決他有罪。”所以，最終原審法院的有罪裁決被撤銷。

總之，由上述的案件可以看出，在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間，聯邦最高法院在處理“權利法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關系問題上，實行“基本公正”原則，但除部分案件外，在大多數案件中仍然拒絕“權利法案”對州的適用。

四、“合并原則”(Incorporation Doctrine)：

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權利法案”被第十四憲法修正案廣泛“合并”的情況，其中的“選擇合并”理論和“完全合并“理論取代了以前的“基本公正”原則。與“基本公正”原則不同，“合并原則”(Incorporation Doctrine)是指“權利法案”的內容可以被全部或部分地直接“吸收”(absorbe)或者“合并”(incorporate)到第十四憲法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中去，從而對各州產生約束力。這兩項原則盡管有時可能產生定罪錯誤，但是有助于提高“限制政府上的程序利益和實現種族與階級平等上的社會利益”。

當然，“合并原則”廣義上包括“完全性合并原則”(Tatal Incorporation Doctrine)和“選擇性合并原則”(Selective Incorporation Doctrine)兩種。其中對于“完全性合并原則”,哈蘭(Harlan)法官在很早就提出——“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實際上包括了權利法案中的所有規定;而對于“選擇性合并原則”，系指第十四憲法修正案中的“正當法律程序”僅僅吸收了“權利法案”中的部分規定，而不是全部內容，這一原則得到更廣泛的應用。

從總體上看，“基本公正原則”和“合并原則”之間存在的區別，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首先，它們對“正當程序”的界定不同。從“基本公正原則”的觀點來看，“正當程序”的概念可以溯源到英國的大憲章(Magana Carta)，當時的正義標準是重視公正的本質而不是形式，正當程序具有自然法的基礎，它是一個非常靈活的概念，它不是“權利法案”的附屬物，相反卻可能包括“權利法案”中的所有權利、部分權利、或者甚至什么都不包括;而從“合并原則”的來看，“正當程序”僅僅是一項程序性的保障，它是確保權利法案的程序性調節，按照胡果·L·布來克(Hugo L.Black)法官的觀點，正當程序授予的僅是“在現行有效的規則和法律下，由獨立和公正的法院審判的權利”。其次，“基本公正原則”僅在

個案(case-by-case)的基礎適用正當程序，它不限制對權利法案的審查，在該規則下，最高法院權衡所有的情況，決定在特定情況下某項行為是否違反了美國文明社會的基本標準，而“合并原則”并不是這樣。再次，這兩項原則要求各州統一標準的程度不同。在“基本公正原則”下，州和地方的刑事司法體制可以界定它們自己的刑事程序法律;而在“合并原則”下，州和地方沒有多少自由來決定自己的刑事程序，它們必須遵循權利法案所框定的規則。

應當說，“選擇性合并原則”的出現，也與當時聯邦最高法院人員組成的背景有關。1962年，弗蘭克福特(Frankfurter)法官和查爾斯·魏特可(Charles Whittaker)法官退休，肯尼迪總統任命贊成“合并”理論的布潤·R·懷特(Byron R.White)法官和阿瑟·J·格德伯哥(Athur J.Goldberg)法官接替，受當時的首席大法官鄂爾·沃倫(Earl Warren)的領導——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實現了自由派的組合，他們積極主張通過“合并”原則來實現各州刑事程序的憲法化。

這體現為：一方面，20世紀60年代，聯邦最高法院通過“米蘭達訴亞里桑那州”等判例，加強了對警察行為的控制;另一方面，聯邦最高法院傾向于對“基本程序權利”作寬泛的解釋，把越來越多的“權利法案”的規定“吸收”(absorbe)或者“合并”(incorporate)到第十四憲法修正案中去。

事實上，“選擇性合并原則”是“完全合并原則”和“基本權利原則”的結合，它承認“基本權利原則”的基本假設——主張第十四憲法修正案僅僅包括了那些反映了“命令性自由”本質的權利，并且認為“權利法案”中羅列的諸多權利并不必然都是“基本”的(這也意味著即使有些權利沒有在“權利法案”中列出，也有可能被視為是“基本”的);但是“選擇性合并原則”并不贊同基本權利原則在界定“基本權利”時使用的“所有情況”(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的解釋。

按照“選擇性合并原則”的要求，在決定某項權利是否屬于“基本”權利時，法院應當看到某條權利法案所規定的全部內容，而不是僅僅看到這項權利的某個方面或某個方面在實踐中運行。如果某項權利被認為是“基本”的，那么它應當被“合并”到第十四憲法修正案當中，此時這項權利不僅適用于聯邦，對各州也具有同樣的約束力。[1]

例如，1968年在“杜肯訴路易斯安那州”(Duncan v.Louisiana，391 U.S.145)案中，被告人杜肯被起訴毆打罪(Battery)，而毆打罪按照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規定是一項輕罪，最高可以判處兩年的監禁和300美元的罰金。審判時，被告人要求陪審團審判，但是被法院否決，因為按照路易斯安那州的憲法規定，僅僅在死刑案件和嚴重的勞工案件中才允許陪審團審判。最后，被告人被判處60天的監禁和150美元的罰金。對此，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訴，認為自己的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憲法性權利受到侵犯。

本案中的爭議焦點為：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是否屬于第十四憲法修正案“正當法律程序”中所包含的權利?對此，聯邦最高法院在回顧陪審團歷史發展和現實作用的基礎上，認為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是一項重要的憲法權利，屬于第十四憲法修正案保障的范圍;并且認為，陪審團的審判適用于重罪案件，而監禁刑為兩年的案件屬于重罪案件。所以，原審法院對被告人應當享有的陪審團審判的權利的剝奪，侵犯了被告人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其具體論述為：

“由于我們認為，在刑事案件中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對美國司法體制來說是根本性的，所以我們認為，第十四憲法修正案保證了所有刑事案件中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如果他們在聯邦法院審判——這將適用于第六憲法修正案的保障。既然我們考慮眼前的這件上訴就是這么一個案件，我們認為，當上訴人對陪審團審判的要求被拒絕后，違反憲法的情形就發生了。”

“在我們制定憲法的時候，刑事案件中陪審團的審判在英格蘭已經存在好幾個世紀了，它作為一項反對獨裁專制的重要規則及其作用的充分發揮，是1689年權利法案和權利宣言追求的主要目標。

陪審團伴隨英國殖民者的入侵來到美國，并受到他們廣泛的支持，他們拒絕了皇室對陪審團的干預。1975年10月19日召開了第一屆美國殖民地會議，會上作出的決議宣布：“殖民者最重要的權利和自由”是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它“是一項內在的和無價的權利”。

最初的美國憲法吸收了陪審團審判的規定，同時，自此以后加入合眾國的每一個州的憲法，也都以這種或那種的方式保護刑事案件中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按照最高法院以前的裁決，較為流行的觀點是：在嚴重刑事案件中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是一項根本的權利，因此必須被各州作為履行擴展正當程序義務的一部分予以承認，適用于它所管轄區域的所有人。路易斯安那州關于陪審團的規定，主要是依據的是“馬克斯偉爾訴竇”(Maxwell v.Dow)、“帕爾科訴康涅狄格州”案(Palko v.Connecticut)和“辛得訴曼徹斯特”(Snyder v.Massachusetts)等案制定的。但是在這些案件中，沒有一個州完全實施了在嚴重刑事案件中實行陪審團審判的規定。

聯邦和州憲法中的陪審團審判保障，反映了對法律執行和司法調整方式的深層判斷。被告人被授予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主要是為了防止政府的壓迫。那些憲法的制定者從歷史和經驗中認識到，有必要反對那種為排斥異己的無事實基礎的指控，也要反對法官對高層當局的討好和諂媚。憲法的制定者們努力創造獨立的司法，并堅持對專制行為進一步反對。為被告人提供由他同類的人進行審判的權利，這對于反對檢察官的腐化、過于激情，防止法官的偏見、順從和古怪，具有堅實的保障作用。

聯邦和州憲法中關于陪審團審判的規定，還反映了一項對行使官員權力的基本決定——把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完全交給一名或一群法官，這是危險的。在嚴重刑事案件中，將審判的權力交給陪審團，這也是辯護方反對專制執法的重要武器，應當被包含在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之中，因此也應當受到州的尊重。

當然，陪審團審判也有“它的弱點和被濫用的可能”，這也是長期爭論的問題，尤其是這個世紀以來，許多人提出讓未經過法律訓練的門外漢決定刑事和民事案件中的事實，這是否科學。盡管這方面爭論很激烈，但大多集中于民事案件。最近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在大多數案件中，陪審團確實能夠理解證據，并得出正當的結論;當陪審員之間有爭議的時候，法官會及時指導;他們共同服務于正當的目的。

路易斯安那州提出異議說，如果認為陪審團審判是第十四修正案保障的權利，那么這將會對所有那些沒有陪審團參加的審判產生懷疑。我們認為這是站不住腳的。我們不會主張說，由法官單獨審判的刑事案件都是不公正的，也不會說，被告人在法官審判中的待遇永遠達不到陪審團審判中的程度。只是，許多案件中被告人喜歡選擇由陪審團進行審判，當然他也可以放棄這項權利。

路易斯安那州的最后一項主張是，在嚴重刑事案件中即使需要陪審團審判，那么在本案中的定罪也是有效的，因為被告人被定的僅僅是毆打罪和60天的監禁。對此，我們認為，雖然有一些罪行不屬于第六憲法修正規定的陪審團審判范圍，當然也不需按照第十四修正案的要求適用于各州，但是，一項犯罪所規定的刑罰是判斷該罪行是否嚴重的主要標準，如果足夠嚴重的話，那么就適用于第六憲法修正案。本案中，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規定，毆打罪的最高刑期是2年，那么這時是按照一項罪行的法定刑的最高期限來計算，還是按照被告人實際被判處的刑期來衡量呢?如果以法定最高刑期為標準，那么2年算不算“嚴重”的罪行呢?

我們認為，在判斷的標準上，應當以一項罪行法律所規定的最高刑期來計算;那么2年算不算“嚴重”罪行的刑期呢?對此，我們一般以整個國家的法律和實踐的情況來衡量。在聯邦體制，輕罪被界定為不超過六個月的刑期和500美元的罰金。在全國50個州里面共有49個州都規定，沒有陪審團審判的案件主要限于1年以下監禁刑的案件，這有時也包括一些簡單的毆打罪案件。在18世紀末，沒有陪審團審判的案件，也主要限于6個月監禁刑以下的案件??在本案中，我們沒必要再詳細地列出輕罪與重罪的準確界限了，按照我們國家過去和現在的標準，有充分的事實足以表明，監禁刑為兩年的案件是重罪案件，而非輕罪案件。所以，被告人應有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原審法院否定它，這是錯誤的。”

在上述“杜肯訴路易斯安那州”(Duncan v.Louisiana)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在回顧陪審團歷史發展和現實作用的基礎上，認為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是一項重要的憲法權利，屬于第十四憲法修正案保障的范圍，所以，原審法院對被告人陪審團審判權利的剝奪，是對正當法律程序的否定。在本案中，對于“基本權利”的判斷，懷特(White)法官說，現在我們考慮的不再是某項爭議的權利是否是“命令性自由的本質”，或者這項權利是否是一個文明社會所要求的“永恒的正義原則”，我們也不再考慮“如果沒有它，那么一個文明的司法體制是否可以想象”。相反，現在考慮的是“在美國各個州所進行的刑事程序的大背景下”，這項程序保障“對于美國司法體制”是否是“根本的”或者是“必需的”。

當然，“選擇性合并原則”在本案中也遭到部分法官的反對，他們認為，這一理論僅僅是“基本權利原則”和“完全合并原則”不自然的妥協，從第十四憲法修正案“完全合并”的觀點來看，它缺乏“內在統一性”。事實上，“選擇性合并原則”也一直面臨著這樣的批評，比如許多人認為，這一原則破壞了美國的聯邦制，干擾了地方刑事司法，剝奪了各州在用不同方法解決刑事司法問題時的多樣性和實驗的權利。既然聯邦和州存在著廣泛的區別，那么在解決地方問題時，只能采取適合當地的方法。由于聯邦政府的刑事司法主要集中于欺詐、偷稅和其他復雜的犯罪，對這些犯罪的偵查主要是在辦公室、而不是在野外進行;相比而言，地方政府發生的案件多是一些街頭騷亂、暴力性犯罪等，偵查、辨認起來都比較困難，并且地方警察的裝備、技術等也都沒法和聯邦警察尤其是FBI相比。因此，“權利法案”在聯邦刑事司法中運行良好，并不能代表在地方也能得到執行，有時甚至會阻礙地方刑事司法的有效運轉，畢竟聯邦處理的案件只占全國的0、6%，對于地方99、4%的案件來說，這種對權利法案的“選擇性合并”理論并不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效果。[5]]

但是，盡管人們對“選擇性合并原則”還存在這樣那樣的批評，它在聯邦最高法院的刑事司法中茁壯地發展起來，并在20世紀60年代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就像布倫南(Brennan)法官所說，“選擇性合并原則”幾乎改變了整個“法律的面目”;第十四憲法修正案中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差不多“合并”了“權利法案”中除“重罪應經大陪審團提起公訴”和“禁止課以過多的保釋金和罰金”外的所有訴訟權利。這些權利一經被“吸收”或“合并”到第十四憲法修正案后，便對聯邦和州具有同樣的約束力。

下面的表格反映了“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對“權利法案”的“合并”與“吸收”情況：

序號 “權利法案”中被“合并”的權利 判例名稱 判決日期 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 “沃福訴科羅拉多州”案(Wolf v.Colorado,)1949年 排除州無理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證據 “馬普訴俄亥俄州”案(Mapp v.Ohio, 367 U.S.643)及“科爾訴加利福尼亞州”案(Ker v.California, 374 U.S.23)1961年1963年 反對殘酷和非正常的懲罰 “羅賓遜訴加利福尼亞州”案(Robinson v.California,)1962年 律師幫助的權利 “吉迪恩訴溫賴特”案(Gideon v.Wainwright, 372 U.S.335)1963年 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的特權 “馬洛伊訴霍根”案(Malloy v.Hogan, 378U.S.1)1964年 與反對自己的證人對質的權利 “波伊特爾訴得克薩斯州”案(Pointer v.Texas, 380U.S.400)1965年 傳訊證人為其辯護的權利 “華盛頓州訴得克薩斯州”案(Washington v.Texas, 388 U.S.14)1967年 迅速審判的權利 “克羅普弗訴北卡羅林納州”案(Klopfer v.North Carolina, 386 U.S.213)1967年

對于上述八項“權利法案”中的重要訴訟權利，基本上是在20世紀60年代通過聯邦最高法院判例，被“吸收”和“合并”到第十四憲法修正案中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里的，它對聯邦和州具有同樣的效力，一定程度上“確保了50個州的司法體制建立于根本的公正基礎之上”。

正如布來克(Black)法官在“杜肯訴路易斯安那州”(Duncan v.Louisiana)一案中所說，“選擇性合并”原則“使法官避免了對于權利法案以外政策定位上的隨意波動，并且，對我來講最重要的是，‘選擇性合并程序’在利用權利法案對州實施保護方面，已經顯示出重大優勢。”總之，美國“通過一百多年的努力，特別是近四十余年來最高法院的個案判決，目前美國各州對權利法案的保障已基本達到聯邦政府所給予的水平。”

第三篇：淺談確保程序正當的重要性

結合行政執法工作從依法行政，建設法制政府的高度淺談確保程序正當的重要性？

確保程序正當是建設法治政府，保障公民權益的客觀需要。2004年開始實施的行政許可法以來，我們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在行政執法方面，進一步加強了對執法行為的監督管理，改進執法方式，推行綜合執法，要求向社會公開特別是向當事人告知執法依據、執法程序和執法結果，有效遏制了亂處罰、亂收費、亂攤派和多頭執法、重復執法等問題，廣大公務員依法行政的自覺性和能力進一步提高，行政執法總體上有了很大改善，但亂執法、粗暴執法、執法謀私的問題依然突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建設法治政府，政府嚴格依法行政，是保障公民各方面權益的基本要求，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

確保程序正當是依法行政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現實需要。行政行為要于法有據程序正當。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由法律來確定。政府只能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所有行政行為都要于法有據、程序正當。各項法律、法規一旦公布實施，必須得到有效貫徹執行，做到令行禁止，提高制度的執行力和公信力。《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是新時期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的指導性文件。建設法治政府的核心是依法行政。行政執法是政府大量的、日常性行政活動，與企業和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市縣政府要特別加強依法行政。市縣政府處在政府工作的第一線，直接面向廣大人民群眾，處理各種社會矛盾頭緒繁多，工作壓力大。提高市縣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是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任務，對于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特別是減少社會矛盾，把矛盾有效化解在基層、解決在當地具有重要作用。

確保程序正當是政府依法履行職能確保民主公正的需要。政府要依法履行各項職能，不僅要按照法定權限辦事，還要按照法定程序辦事。沒有程序的民主，就沒有實質的民主；沒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難保證實體公正和結果公正。當前重權限、輕程序的問題比較突出，許多損害、侵犯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往往是不按程序辦事或程序不規范造成的。要把建立和完善行政程序，作為推進依法行政的一項重要任務。各級政府及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都要樹立程序意識，嚴格按程序辦事。對違反行政程序損害群眾利益、造成嚴重后果的，要依紀依法追究責任。

第四篇：從茂名PX事件看正當運用法律程序重要性

從茂名PX事件看正當運用法律程序重要性

威廉姆.道格拉斯曾說過：“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與恣意的人治之的基本區別。” 顧名思義，這里的程序是指法律程序，按照學者季衛東的解釋即從事法律行為、做出法律決定的過程、方式和關系，其中最主要的是“關系”——人民遵循法定時限和時序并按照法定方式和關系進行法律行為。在我國這樣一個建設中的法治國家，法律程序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而喻。

法律程序包括審判、立法、調解、仲裁、行政、選舉等活動的程序。法的制定到修改、現代政治和社會公共問題的決策、市場行為、普通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都需要程序來規范。缺乏程序要件的法制是難以協調運作的,其結果,往往是“法制”存、“法治”亡。因此,程序應當成為中國法制建設乃至社會發展的一個真正的焦點。

程序的實體意義主要表現在“正當過程”原則和“程序正義”原則，一種法律行為即使結果存在漏洞，但只要是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的，那么這個結果就可以被人所接受。正如J·羅爾斯認為：公正的法治秩序是正義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取決于一定形式的正當過程,正當過程又主要通過程序來體現。

有社會即有糾紛。實在法起源于消彌糾紛的實踐。最初是由審判者根據習慣、道德和理性來宣示法律的。但這樣做具有極大的恣意性。因此，人們設想出兩種基本方式來限制:一種是審級制度,在審判者之上

設立審判者,以資補救；另一種是分權制度,使制定法律的機構與適用法律的機構相互分離。而這些制度的操作都離不開程序。隨著社會的進化,法律現象日益復雜,相應地,程序也越來越精致。很多學者強調,法的發展是通過程序體系的嚴密化而實現的。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程序在調解社會糾紛方面的重要作用。而茂名PX事件更說明了程序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意義。

2014年3月30日上午，茂名市區一些群眾為了表達對擬建芳烴項目的關切，在市委門前大草坪聚集，并在個別路段慢行，整體情況理性、平和。下午，有小部分人上路堵塞交通，后逐步散去。但晚上10點半之后，一群不法分子開始在市區攔車輛，實施打砸行為，事后開始沖擊茂名市委北門和東門。晚11時許，違法分子將停在市委東門附近一輛正在執勤的警車燒毀，隨后小部分鬧事者開始乘摩托車繼續在市區多個地方打砸沿街商鋪、廣告牌，縱火燒毀多輛執勤警車及無線電通訊車、拖車等。公安機關迅速行動，果斷處置，有效控制了局面，事件中沒有人員死亡。

廣東茂名是中國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2012年10月，茂名芳烴（PX）項目正式獲得國家發展改革委批準，由茂名市政府與茂名石化公司采取合資方式共同建設。作為基礎化工產品，PX已經成為當今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融入人們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之中。全球生產的3000多萬噸PX，絕大部分都成為聚酯纖維的原料。大量的聚酯纖維被加工成服裝，不僅滿足全球60多億人口的穿衣，還解決了自然

纖維與糧食爭地的問題，為我國節約近2億畝耕地。PX不僅與人們的衣著有關，它也是可以直接入口之物，比如藥物膠囊，PX就是原料之一。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很多國家，PX不算危險化學品。資料顯示，無論是危險標記、健康危害性、毒理學資料，還是在職業災害防護等標準下，PX都不屬高危高毒產品。然而，在部分“環保人士”的反對中，中國PX項目停滯不前。在2013年5月，中國石油在昆明安寧的1000萬噸/年煉油項目遭到民眾的反對。其中人們反應最強烈的，是這個煉油廠將生產PX。這不是PX項目第一次遭到抵制。2007年6月廈門PX項目、2011年8月大連PX項目，以及2012年10月寧波PX項目都在公眾抗議聲中停擺。

2014年4月3日，茂名市政府召開茂名市PX項目新聞發布會。主要內容如下：第一，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視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環境保護。當初提出茂名芳烴項目的設想，是立足于芳烴項目安全可靠這一科學認定以及學習借鑒國內外成功經驗做法為前提的。第二，市政府沒有制定開工建設芳烴項目的具體時間表。只是處于科普階段，項目環評、立項等前期工作還沒開展，遠未具備國家有關部委同意施工建設的基本條件，離啟動為時尚早。在這次事件中我們看到，部分市民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共識，下來，我們將尊重民意、民情，在社會沒有達成充分共識前我們決不會啟動該項目。第三，在項目普及知識階段，部分群眾表達了對這個項目的關切。在這次事件中，絕大多數表達訴求的群眾是理性平和的。廣大人民群眾對芳烴項目所表達的關切和意愿，充分體現了大家對茂名的無比熱愛，對茂名未來發展的

深切關注，與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和愿望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事件中，極少數不法分子編造謠言、借機鬧事，采取打砸燒等暴力手段破壞市政設施，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既違反了國家法律，又嚴重背離了廣大群眾理性表達對芳烴項目關切的初衷。對這些違法行為，公安機關必將依法嚴厲打擊。

從市民角度看，正如茂名市政府的公告所言，“茂名人關心茂名這座城市”。公眾對工程項目可能帶來的環境影響表達關注和焦慮，完全可以理解。但也應承認，很多這樣的焦慮，更多是從個人主觀的判斷、先入為主的經驗而來，并不一定正確。實際上，關于PX項目的重要性和安全問題，已多有討論，PX并非危險化學品，相同濃度下，它對接觸者可能產生的健康危害，還不及醋酸和尿素。近年來，我國每年都要從日本、韓國等地進口大量PX產品，而在這些地方，很多PX工廠與居民區的距離相當接近。這樣的事實，對于能不能、要不要建PX工廠，應該是很有說服力的了。

而且，就算是表達訴求，也需要堅守一個“法”字、也要經過合法的程序，依照法律規定行使自己的權利。少數人渾水摸魚，無端讓沖突加劇、矛盾升級，已經觸碰到法律的底線。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發展、化解矛盾，應是全社會的基本共識。政府依法行事，市民依法維權，只有在法制的框架中、法治的軌道上，才能實現理性對話，那種偏見導致的杯弓蛇影、曲解帶來的風聲鶴唳，才能最終消除。從市政府角度看，茂名不忘廈門、寧波、彭州、昆明PX項目遭遇民

意阻擊的前車之鑒，在信息公開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目前項目仍處于科普宣傳階段，不僅當地媒體發表系列文章“揭開PX的神秘面紗”，還邀請中國工程院、清華大學的相關專家解疑釋惑，卻仍未能阻擋負面情緒的滋生乃至“決堤”，這也說明，復雜現實遠非一句“公開透明”就豁然開朗。如何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矛盾和誤解，就是要一切按合理程序進行。和其他政府決策一樣，茂名市政府決定建設PX項目需要經過一系列的程序，如得到國家有關機關的審批、向市民公布征求意見、公布實施等，只有經過了必要的程序，才能得到市民的支持與配合。

程序的對立物是恣意,程序在當今社會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限制行政官吏的裁量權、維持法的穩定性和自我完結性。當然，程序不是要抑制決策過程與外部環境的關系,而是要控制這種關系。各種宏觀影響和微觀反應要經過一定的過濾裝置、通過適當的途徑反映到決策中去 可以說,程序是一種角色分派的體系，程序參加者在角色就位之后,各司其職,互相之間既配合又牽制,恣意的余地自然就受到壓縮。在一項政治決策中，人民和政府就是其中的兩個角色，這也是憲法賦予人民知情權、參與決策權、游行示威和言論自由等權利的意義所在。人民通過聽證會和行使以上權利等方式干預政府決策，讓人民的意見得到關注和尊重，從而使政府決策更加民主性、科學性。正如在此次事件中市民和市政府形成了兩大角色，彼此牽制，相互制約，一切未經合法程序的行為都會被否定。

程序的一個特點是它包括選擇的兩個方面:改善選擇的條件和甄別最滿意的選擇機制。現代政府調整選擇的主要方式就是公正而合理的程序。亦即，程序平衡了市民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是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通過中立性的程序來重建社會共識、整頓競爭秩序,既是過去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又是今后改革深化的重要前提。只要中國仍堅持國家主導型的變革模式，同時又希望避免劇烈的社會動蕩,那么突出程序合理性和程序正義問題就具有特殊的和緊迫的意義。

【討論題】法院怎么啦？

近日蘭州數位公民向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蘭州威立雅水務集團有限公司對自來水苯污染超標事故進行民事賠償并公開道歉。而法院拒絕受理此案。蘭州中院拒絕立案的理由，是起訴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5條“對污染環境??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公民個人不具備訴訟原告主體資格。

【 問題】： 你認為蘭州中院的拒絕受理此案的理由是否成立？ 法律意義上的公益訴訟，既可以由該事件的利害關系人提起，亦可以由非利害關系人提起。只有由非利害關系人提起的公益訴訟，才應該

受到民事訴訟法第55條的限制。如果是由利害關系人提起的訴訟，不能因其涉及公益而剝奪利害關系人的訴訟權利，因為對他們來說，這不但是公益訴訟，亦是侵權訴訟。該案的五名原告均為該事件的利益關系人，具備訴訟原告主體資格。因此，蘭州中院的拒絕受理此案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五篇：正當四號少年

國旗下講話稿：鄧福平

爭當四好少年

老師們，同學們： 早上好！

今天國旗下講話的主題是“牢記賀信要求，爭當四好少年”。胡錦濤主席在致中國少年先鋒隊60周年的賀信中飽含深情，對全體少先隊員提出了殷切希望，要求全體隊員要牢記黨和人民的重托，在德、智、體、美、勞等方面全面發展，爭當熱愛祖國、理想遠大的好少年，爭當勤奮學習、追求上進的好少年，爭當品德優良、團結友愛的好少年，爭當體魄強健、活潑開朗的好少年。于是全國上下，迅速掀起了一股“學習胡爺爺賀信，爭當四好少年”的熱潮。

爭當四好少年是一種生活態度，是一種思想境界，是一種高尚品德，更是一份責任。我們學校馬上就要響應上級號召，開展“爭當四好少年”的活動。在此，我對全體同學提出幾點要求：

1、制訂“爭當四好少年”行動計劃。每位同學在家長或班主任老師的幫助下，制訂好爭當“四好少年”的行動計劃，對照自己的不足之處提出切實可行的做法，從細節入手，從小處做起，激勵自己按照計劃不斷努力。

2、參加“爭當四好少年”主題活動。全體同學要積極參加學校或班級組織的“爭當四好少年”主題活動，如參加主題隊會、參與“爭當四好少年”主題黑板報的設計、排版和書寫，參加班上和學校組織的主題活動等，使自己在活動中不斷進步。

3、分享“爭當四好少年”心得體會。各班級要積極組織同學交流和分享“學習賀信要求，爭當四好少年”的實際行動和心得體會，可利用主題隊會、學習園地、隊角、宣傳欄以及各種喜聞樂見的形式來交流學習心得。

4、向“四好少年”榜樣學習。各班要組織評比“四好少年”榜樣，并鼓勵學生向榜樣學習。

同學們，讓我們從身邊小事做起，為爭當四好少年而努力吧！讓我們常懷一顆向上之心、常注一腔感激之情，以飽滿的熱情、昂揚的斗志刻苦學習，用優良的品質、強健的體魄、良好的行為習慣來回報學校、回報社會！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