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白雪山訴中國財產保險公司保險合同理賠糾紛一案代理詞1

白雪山訴中國財產保險公司保險合同理賠糾紛一案代理詞 受本案原告白雪山的委托，甘肅隆慶律師事務所西安分所指派我們作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出庭參與訴訟，接案后我詳細詢問了當事人有關情況，并做了必要的調查，剛才又傾聽了法庭質證，對本案有了較清晰的認識，現就本案發表如下代理意見，望合議庭合議時予以采納：

一、原被告之間存在《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合同關系。

該甘M16581肇事車輛雖然是2010年6月份付廷成為該車在被告年投保機動車輛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且被保險人為潘武峰，并掛靠于正寧縣福利汽車運輸有限責任公司，也先后由潘武峰轉讓給付廷成，由付廷成轉讓給原告，尚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但是這些因素均不影響該車輛與被告之間的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合同關系，也就是原被告之間存在保險利益關系。根據《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款》第二十二條規定，在交強險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機動車所有權發生轉移的，投保人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并辦理交強險合同變更手續。原告及其前手所有人在該車所有權轉移時，辦理交強險合同變更手續，因此，原被告之間存在《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合同關系。

二、該投保車輛出現險情，造成受害人郭學池死亡，受害人也不是被保險機動車本車車上人員、被保險人，且受害人郭學池并非故意造成本起交通事故，依據《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保險公司應當承擔責任。

根據《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款》第五條：交強險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險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險機動車本車車上人員、被保險人。本案的傷亡人郭學池并非是原被告之間簽訂的《機動車輛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合同》的被保險機動車本車車上人員、被保險人，系第三人，安全符合該條款規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規定：“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規定承擔賠償責任：

（一）機動車之間發生交通事故的，由有過錯的一方承擔賠償責任；雙方都有過錯的，按照各自過錯的比例分擔責任。

（二）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沒有過錯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賠償責任；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有過錯的，根據過錯適當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賠償責任；機動車一方沒有過錯的，承擔不超過百分之十的賠償責任”。

我國規定交強險的法律、法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對于法定免責事由，國務院頒布的《條例》第二十一條明確規定：“被保險機動車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車人員、被保險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公司依法在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道路交通事故的損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險公司不予賠償。”即保險公司的法定免責事由僅為道路交通事故的損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本案中，根據合水縣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

（合公交認字2011-36號）認定：王海龍持C1駕駛證駕駛機動車輛上路行駛，超車時與被超車輛沒有保持必要的安全距離是造成事故主要原因，郭學池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駕駛機動車上路行駛，未按照操作規范安全、文明駕駛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本起交通事故由于王海龍與郭學池雙方共同的違法過錯行為造成，王海龍違法過錯行為作用大，就負事故主要責任；郭學池違法過錯行為作用小，應負事故次要責任。由此可見，受害傷亡人郭學池不具有任何故意因素，因此，被告拒賠沒有正當理由。

三、該車駕駛員出險時駕駛的肇事車輛與準駕車型不符，被告不能免責。

《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有下外情形之一的，保險公司在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墊付搶救費用，并有權向致害人追償：

（一）駕駛人未取得駕駛資格或者醉酒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財產損失，保險公司不承擔賠償責任”。該條例僅規定駕駛人未取得駕駛資格造成受害人的財產損失，保險公司不承擔賠償責任，并沒有增加規定免除保險公司對人身傷亡賠償的義務，對于受害人的人身損失，保險公司仍應承擔賠償責任。因該次事故造成一人死亡，按照公平的原則，保險公司應在賠償限額內對死亡的人員賠償。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條的規定，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該條款確立了保險公司對保險事故承擔無過失賠償責任的基本原則，即投保“交強險”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第三者人身傷亡及財產損失，由保險公司首先在責任限額內予以賠償，不論交

通事故當事人各方是否有過錯以及過錯程度如何。這體現了“交強險”保障受害人及社會大眾利益的根本目的。《交強險條例》第21條第1款規定：被保險機動車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車人員、被保險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公司依法在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從表面上看，該條規定與第22條規定的“駕駛人未取得駕駛資格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財產損失，保險公司不承擔賠償責任”不相一致，但實質上第21條第1款與第22條之間存在一般條款與特別條款的關系。根據法學理論，除非特別條款明確排除的情形，一律適用一般條款。現第22條對無證駕駛等4種情形列出作特別規定，只規定保險公司對財產損失免責，并有墊付搶救費用之義務，但未言明對其它人身損失免責，故保險公司仍應按一般條款規定，對人身傷亡承擔賠償責任。

交強險是指由保險公司對被保險機動車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車人員、被保險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傷亡、財產損失，在責任限額內予以賠償的強制性責任保險，是針對道路交通事故的一種保險。交強險是一國或地區基于公共政策的需要，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強制推行的保險，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車禍受害人能夠獲得基本保障，具有社會公益屬性。而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車輛駕駛人員、行人、乘車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進行與交通有關活動的人員，因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章的行為，過失造成人身傷亡或財產損失的事故。

中國保監會制定了《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款》（以下簡稱《條款》）對交強險進行了詳細規定，這成為各保險公司制作交強險格式保險合同的依據。但《條款》第一條即規定：“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等法律、行政法規，制定本條款。”款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制定，不應與上述法律法規相抵觸。

道路交通安全法確立的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立法精神和目的是將本該由肇事個體承擔的賠償責任擴大到社會保險機制分擔，減少受害人的求償環節，獲得有效的醫療救治，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充分發揮保險的社會功能。因此保險行業將未取得駕駛資格認定為包括駕駛人實際駕駛車輛與準駕車型不符的情形，作為免賠事由，不僅違反相關法律規定，更違背交強險制度設立的初衷。

本案中，原告在處理該起事故時已預先墊付，因此，被告應向原告在交強險范圍內支付原告人民幣110000元。

四、被告應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

雖然交強險保險條款第十條規定保險公司不承擔訴訟費用，但是本案是由被告在原告出險后拒絕賠償引起訴訟，是被告不作為義務造成的，被告不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于法無據，因此被告應負擔本案的一切訴訟費用。

甘肅隆慶律師事務所西安分所

司小龍律師

2011年12月23日

第二篇：薄某訴被告陳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代理詞

薄某訴被告陳某、鄭某民間借貸糾紛

代 理 詞

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根據法律規定，浙江XX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陳某的委托，并指派我擔任其代理人，依法出席法庭參加訴訟活動。

本案通過剛才法庭調查、質證，代理人為了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代理人除對原告主張的借款的真實性有異議外，認為被告鄭某即使有向原告借款，也屬鄭某的個人債務，不屬陳某與鄭某的夫妻共同債務。理由有：

一，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缺乏事實依據。

1，被告陳某對原告提供的《借據》的真實性有異議； 2，原告在訴狀中稱“兩被告因資金周轉向原告借款”不事實，原告對此主張應當提供證據證明。實際上原告提供的匯款憑證，通過其繼父、妻子支付給被告鄭某四筆共計60.50萬元，但是證人一與原告母親不具有婚姻關系，證人二與原告已于所謂的借款發生之前2009年11月30日離婚，其所主張的親屬身份關系均不存在。至于證人一于2009年10月21日匯款給被告陳某父親10.20萬元，是證人一與被告父親之間的經濟往來，與本案沒有關聯性；證人二于2009年12月28日、31日次，10年1月15日、1月27日共四次匯款給被告鄭某，也只能說明證人二與鄭某之間的經濟往來，與本案也沒有關聯性另外原告所主張的16.80萬元也沒有交付的證據。所以，被告對《借據》的真實性有異議，且

被告提供的上述證據不能證明借款已經交付履行。

2，被告陳某與被告鄭某雖于2001年11月12日登記結婚，生育一個孩子，但未按本地的風俗舉行結婚儀式，被告陳某與孩子長期生活在娘家，生活費用由陳某的父母承擔。而被告鄭某長期在外，陳某對鄭某的情況不是很了解。陳某與鄭某沒有固定地共同生活，沒有一個固定(穩定)的家，更沒有為共同生產或生活向外舉債的必要。

原告提供的《暫停人口信息登記證明》，證明被告陳某在“曾于2010年7月10日到2010年9月6日在地南京”，而本案原告主張的借款發生時間在2009年10月21日至2010年1月27日，原告主張的立據時間是2010年12月份。該證明反而證明原告主張的借款時間和立據時間，被告鄭某于陳某不在一起，被告陳某沒有共同借款的時間。

3，原告沒有證據證明被告鄭某的借款是與陳某共同意思表示，即共同舉債的合意。

所以，即使被告鄭某向原告借款的真實的，在事實上是被告鄭某的個人債務。

二，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缺乏法律依據。

原告認為被告“陳某對夫妻存續期間的共同債務應共同承擔償還義務”，缺乏法律依據。雖然最高法院《婚姻法解釋

（二）》第24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代理人認為，關于夫妻共同債務，對《婚姻法解釋

（二）》第24條的理解應當回歸立法，忠于立法，應根據《婚姻法》

第41條、結合《婚姻法解釋

（一）》第17條，《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19條規定，綜合認定。

首先、《婚姻法解釋

（二）》是對《婚姻法》相關問題作出的解釋，其第24條的規定是相對于《婚姻法》第41條夫妻共同債務所作出的司法解釋。而《婚姻法》第41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共同償還。明確夫妻共同債務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婚姻法解釋

（二）》第24條規定“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的“共同債務”應在《婚姻法》第41條規定的“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范圍內。

其次、《婚姻法解釋

（二）》第24條規定“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其法理基礎是夫妻日常家事代理，即是指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事務而與第三人為一定法律行為時，被代理方須對代理方從事家務行為所產生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譬如：妻子因子女教育需要而向他人借款，應屬其與夫的共同債務，其丈夫應共同償還。

關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的法律依據，《婚姻法解釋

（一）》第17條(一)規定，夫妻在處理夫妻共同財產上的權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處理夫妻共同財產的，任何一方均有權決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的，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該解釋明確了夫妻日常

家事代理限為“日常生活需要”。如果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的債務，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必然涉及夫妻共同財產的減少，同樣適用《婚姻法解釋

（一）》第17條規定，限于“日常生活需要”。根據《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19條規定“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雙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的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項，包括日用品購買、醫療服務、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費等。

而被告陳某與鄭某雖已領取結婚證，但領取結婚證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辦理孩子的出生手續和戶口登記，倆被告在事實上尚未組織家庭共同生活。被告鄭某借款不可能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其借款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

再次、在《婚姻法》第41條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夫妻共同債務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的前提下，原告主張夫妻共同債務，應對被告鄭某借款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承擔舉證責任。理由有：

1，原告是債權債務關系當事人，在控制風險方面具有較大的主動權，在收集證據方面也有優勢，如果原告認為借款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完全可以在出借時要求夫妻另一方作出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

2，即便不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原告的債權并非無法實現，其債權仍可以向借款的夫妻一方即被告鄭某主張

3，被告陳某沒有參與借款關系，如果對被告陳某課以過重的舉證責任，則很可能誘發虛假訴訟。

所以，對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對外的借款，出借人認為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的，應承擔舉證責任。

基于上述，本案原告所主張的借款雖發生在被告陳某與被告鄭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但借款沒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屬于被告陳某與鄭某的夫妻共同債務。同時原告也不能舉證證明是倆被告人夫妻共同債務。請法庭依法駁回原告對被告陳某的訴訟請求。

以上代理意見請法庭采納

代理人：浙江XX律師事務所律師

律 師

二○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第三篇：最高法院裁定頂盛公司訴中國財產保險公司內河船

最高法院裁定頂盛公司訴中國財產保險公司內河船

舶保險糾紛申訴案

裁判要旨 保險事故是否屬于“一切險”的責任范圍，應以保險條款的約定為依據。如保險條款已對承保范圍作了列明式規定，則不應對保險責任范圍作擴大解釋。保險條款屬于格式條款，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

案情

2005年11月3日，浙江省奉化市頂盛船務有限公司（下稱頂盛公司）就其所屬的船舶“頂盛11”輪向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寧波分公司（下稱保險公司）投保，投保單中特別約定“碰撞、觸碰責任以條款為準”。保險公司簽發了沿海內河船舶保險單，保險險別為沿海內河船舶一切險附加船東對船員責任險。保險條款第二條“一切險”對“碰撞、觸碰責任”作了如下規定：本公司承保的保險船舶在可航水域碰撞其他船舶或觸碰碼頭、港口設施、航標，致使上述物體發生的直接損失和費用，包括被碰撞船舶上所載貨物的直接損失，依法應當由被保險人承擔的賠償責任。保險條款“除外責任”中約定，橋的損失和費用屬于除外責任。2005年12月2日，“頂盛11”輪在行駛過程中為避讓一小船，觸碰了蘇通大橋臨時墩，造成臨時墩嚴重損失。頂盛公司賠償臨時墩的損失后，向保險公司索賠遭拒，遂向法院提起訴訟。

裁判

武漢海事法院一審認為：1.關于“一切險”的承保范圍。從保險條款的規定看，保險船舶的觸碰事故屬于保險事故，且船舶觸碰的范圍包括碼頭、港口設施、航標。但頂盛公司主張保險條款的列舉沒有窮盡船舶觸碰的范圍，而保險公司則主張此種列舉是列明式，已窮盡船舶觸碰的范圍。雙方對船舶觸碰范圍的列舉是否窮盡理解不同，屬于對保險條款如何解釋的問題。保險合同作為格式合同的一種，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故本案事故造成的損失及責任屬于一切險承保范圍。2.關于“除外責任”條款的效力。保險公司主張本案事故造成的損失屬于除外責任，其已對除外責任條款進行了明確說明。但本案除外責任條款僅包括橋的損失和費用，未明確界定大橋臨時墩損失的性質，且保險公司無法證明其對除外責任條款進行了明確說明，故該條款不產生效力。武漢海事法院一審判決：保險公司賠付頂盛公司的相應損失。

保險公司不服，提起上訴。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1.關于承保范圍。保險條款以列舉規范規定了保險人的賠償責任。本案保險船舶觸碰的是橋墩，不屬于保險責任范圍，保險公司無需賠償。2.關于“明確說明”的問題。本案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是涉案事故是否屬于保險人賠償范圍，而不是涉案事故是否屬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內容，故保險公司在本案爭議的問題中沒有“明確說明”的義務。湖北高院二審判決如下：

一、撤銷一審判決。

二、駁回頂盛公司的訴訟請求。頂盛公司不服，申請再審。

最高人民法院審查認為：本案所涉“沿海、內河船舶保險條款”對觸碰責任的范圍作了列明式的規定，保險人對觸碰責任的承保范圍僅限于“觸碰碼頭、港口設施、航標”，致使上述物體發生的直接損失和費用。故本案“一切險”的承保風險應當為列明風險，未在保險條款中列明的風險不屬于保險公司的承保范圍。頂盛公司簽署的投保單中特別約定“碰撞、觸碰責任以條款為準”，說明頂盛公司已知悉有關保險條款，保險公司對保險條款已盡到一般性說明義務。綜上，本案事故不屬于保險責任范圍，保險公司無需承擔賠付責任，裁定駁回頂盛公司的再審申請。

評析

“一切險”的承保范圍，首先應當審查保險條款關于“一切險”的具體規定，以確定其屬于列明式條款還是概括式條款。如果屬于列明式條款，則未在保險條款中列明的風險不屬于保險責任范圍，不必再審查保險事故是否屬于除外責任。只有當保險事故屬于保險責任范圍時，才有必要審查除外責任條款是否有效，以及保險事故是否屬于除外責任條款規定的情形。

關于“一切險”的承保范圍，不同的保險條款有不同的規定。本案所涉保險條款為“沿海、內河船舶保險條款”，該條款對觸碰的承保范圍作了明確的列明式規定。船舶觸碰大橋臨時墩，顯然不屬于保險條款所列明的“碼頭、港口設施、航標”，保險公司關于“事故本身不屬于保險責任范圍才拒賠”的抗辯理由成立。本案無需再審查除外責任條款的效力。

本案保險條款與適用于遠洋船舶的船舶保險條款不同。1986年“船舶保險條款”對“一切險”關于船舶碰撞和觸碰的規定為：本保險負責因被保險船舶與其他船舶碰撞或觸碰任何固定的、浮動的物體或其他物體而引起的被保險人應負的法律賠償責任。該條款對船舶觸碰范圍并未一一列明，系概括式規定，故保險事故發生后，除非屬于除外責任條款中所規定的情形，保險人應當承擔保險賠償責任。

本案另一個爭議焦點是如何理解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問題。本案當事人對保險條款是否已經窮盡船舶觸碰范圍有不同的理解。一審法院認為，保險合同系格式合同，此種情形屬于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即涉案保險條款未窮盡船舶觸碰的范圍。這一理解并不正確。我國合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因此，認定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應當是按照一般人通常的理解，存在兩種以上可能的解釋，而不是雙方當事人存在不同理解就可認定為存在兩種以上的解釋。本案保險條款明確列明承保范圍內的船舶觸碰對象為“碼頭、港口設施、航標”，并未作概括性規定，故按照通常理解，觸碰對象只限于上述三種，不存在兩種以上的解釋。

對格式條款的理解還牽涉到對2002年修訂的保險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的理解問題。該條規定，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從該條文字表面看，只要保險人和被保險人對保險條款的理解存在爭議，就要作出對保險人不利的解釋，但這種認識與合同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并不一致，在實踐中也未得到廣泛認同。2009年修訂的保險法第三十條已作了

相應的修改：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

本案案號為：（2009）民申字第572號

案例編寫人：最高人民法院張國蓉

材料來源

第四篇：謝永祥與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信陽中心支公司等保險合同理賠糾紛一案一審民事判決書

謝永祥與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信陽中心支公司

等保險合同理賠糾紛一案一審民事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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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潢民初字第209號

民事判決書

原告謝永祥，男。

被告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信陽中心支公司。

代表人李立新，男，該公司經理。

被告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信陽中心支公司潢川支公司。

代表人劉正金，男，該公司經理。

原告謝永祥與被告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信陽中心支公司（以下簡稱聯合財保信陽公司）、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信陽中心支公司潢川支公司（以下簡稱聯合財保潢川公司）保險合同理賠糾紛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的代理人、被告聯合財保信陽公司的代理人到庭參加了訴訟，被告聯合財保潢川公司經本院開庭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訴稱，2008年5月7日我為自有的車號為豫S－05802“解放”牌大貨車向被告聯合財保潢川公司購買了交強險和商業險，2009年3月24日3時26分，該車在我聘請的駕駛員羅某某的駕駛下行駛至杭甬高速公路往杭州方向35公里+690米處發生交通事故，我的貨車損毀，駕駛員受傷。事故發生后，浙江省高速交通警察總隊紹興支隊一大隊到場勘察現場，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紹興公司也派員到事發現場勘察，并認定本案屬于保險理賠范圍，應由保險公司全額理賠。現我的車輛損失49000元，已支付駕駛員醫藥費36000元、路損10300元、搶救及搬運費13280元，這些損失應由被告公司在保險

合同范圍內全額賠償，但現被告僅同意對車損部分支付小廠配件賠償三萬余元，故訴請法院判令被告聯合財保潢川公司及其上級公司聯合財保信陽公司按合同約定對我的各項損失進行賠償。

被告聯合財保信陽公司辯稱，該起事故經浙江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總隊紹興支隊一大隊認浙公高紹一認（2009）第10097號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本起事故因僅系當事人單方口述，無法作出責任認定”，故我公司在責任不明情況下無法對其理賠。另外，即便原告口述屬實，車輛事故發生系由另一輛不名牌照的車造成的，那么依照交強險的規定，原告車輛交強險部分的損失也應由對方肇事車輛的交強險投保公司賠償，我公司也不應承擔交強險內的賠償；商業險中，省公司核價車損損失是按副廠配件審核確定的，市公司無權變更；另外，聯合財保潢川公司系我公司下屬機構，其不具備理賠權，因此本案相關事宜均應由我公司承擔。

被告聯合財保潢川公司未做答辯。

經審理查明，2008年5月7日，原告謝永祥就其自有的豫S05802“解放”牌貨車與被告聯合財保潢川公司簽訂保險合同，購買被告聯合財保潢川公司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險（保險單號020841***00565）商業險（保險單020841***00398），雙方約定：“本車被保險人為信陽華達汽車貿易有限公司，實際所有人為謝永祥，保險期間為2008年5月7日到2009年5月6日止；商業險承保險種為第三者責任險不計免賠險、車輛損失險不計免賠險、車上人員責任險－乘客不計免賠、車上人員責任險－駕駛員不計免賠、火災、爆炸、自燃損失險、車上貨物責任險，車上人員責任險（乘客）、車上人員責任險（駕駛員）、第三者責任險、車輛損失險。”2009年3月24日，豫S05802貨車在原告聘請的駕駛員羅某某的駕駛下以時速65Km/h從臺州駛往湖北，3時26分，途經杭甬高速公路往杭州方向35公里+690米處時，行駛在第四車道上的豫S05802車發覺前行第三車道的一輛紅色普通半掛牽引車有向第四車道變道的趨勢，但駕駛員羅某某認為此時仍可從第四車道超車，于是就從第四車道向右靠近護攔處變更車道意欲超車，在超車過程中致其車的左側車頭于紅色半掛車車尾右側相撞，撞擊使得S05802車方向盤抱死，駕駛員雙腳卡住，此種情型下致使該車穿過第一、二、三車道撞到中央護攔，造成車輛損壞及駕駛員受傷的交通事故。原告隨即撥打報警電話，浙江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總隊紹興支隊一大隊到達事故現場進行了現場勘定，2009年12月22日，該大隊做出浙公高紹一認（2009）第10097號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本起事故因僅系當事人單方口述，無法作出責任認定”，而同期到達現場的受托代勘現場的財保聯合浙江紹興公司則認為損失屬實屬保險責任的認定。事發后，原告向財保潢川公司提出賠償請求，財保公司潢川公司核定車損損失48486元，但上報后，其省公司核價僅為34745元，對此原告提出異議。2010年6月28日，經潢川縣價格認證中心潢價證字[2010]51號道路交通事故車物損失估價鑒定結論書確定豫S05802車估損值為47350元。此外原告向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紹興管理處支付路產賠償款10300元，支付駕駛員醫藥費、誤工費36000元，提交車輛搬運及運輸費票據13280元、鑒定費1500元。

本院認為，本案原告謝永祥做為豫S05802號車的實際所有人與被告財保潢川公司簽訂了交強險及商業險的保險合同，雙方在合同中就保險主體、險種、賠償種類及賠償限額進行了約定，該合同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系合法有效合同，本院予以確認。豫S05802號車在運輸途中于浙江杭甬高速公路往杭州方向35公里+690米處發生事故，浙江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總隊紹興支隊一大隊于雖于2009年12月22日做出無法認定責任的事故認定，但結合本案案情及聯合財保浙江紹興公司的現場勘查情況，豫S05802號車的駕駛員在發覺前行車輛變道時，仍加速從右側超車，違反了安全駕駛規定，應負本案全部責任。對于該車及其造成的損失符合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事故，應由保險公司進行理賠。現原告車損47350

元，應由被告在商業險約定限額內賠償；路產賠償款10300元，應先在交強險的財產損失賠償限額內支付2000元，下余8300元在商業險中的第三者責任險中支付；原告支付給駕駛員的醫藥費及誤工費因超出了商業險中車上人員責任險（駕駛員）的最高賠償限額20000元的約定，故該項損失應確定為20000元，超出部分由原告自行負擔；原告事故后為減少損失支付車輛貨物搬運及運輸費，對于其六張計7680元的有效票據本院予以認可，但對于其車輛從紹興運回潢川的4800元運費，結合本案客觀情況，本院斟定為1500元，即搬運費用共計應為9180元，該款應由保險公司支付；被告聯合財保信陽公司做為聯合財保潢川公司的上級公司具有事故的理賠權并自愿要求由其承擔本案賠償，故上述賠償事宜均應由其承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信陽中心支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五日內支付原告謝永祥保險理賠款86800元（47350+10300+20000+9180）。

遲延履行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案件受理費2300元、鑒定費1500元，由被告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信陽中心支公司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河南省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周新峰

人民審判員 黃守志

人民陪審員彭福興

二0一0年七月六日

書 記 員 施 青

第五篇：周某訴中國一拖集團有限公司為勞動爭議糾紛一案一審民事判決書

周某訴中國一拖集團有限公司為勞動爭議糾紛一案一審民

事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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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澗民二初字第124號

民事判決書

原告周某，男。

被告中國一拖集團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陽市澗西區建設路154號。

法定代表人劉大功，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葛某，該公司法律顧問。

委托代理人趙某，該公司人事科長（特別授權）。

原告周某訴被告中國一拖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一拖集團）為勞動爭議糾紛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周某、被告一拖集團的委托代理人葛某、趙某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訴稱：原告1987年進入被告單位工作，1995年10月1日簽訂十年期勞動合同，合同期限自1995年12月1日至2005年11月30日止，2001年6月18日雙方簽訂《中國一拖集團有限公司再就業服務中心托管協議書》托管期限自2001年7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止。托管協議到期后被告未給原告安排工作崗位，并將原告的社會保險繳至2005年8月。被告在未通知原告的情況下2005年9月私自與原告辦理了失業登記。為此原告于2005年11月提起仲裁申請，經仲裁和兩級法院審理，均駁回原告的請求。由于被告至今未辦理解除原告勞動關系的手續，雙方勞動關系至今未解除。現原告再次提請仲裁，但仲裁以不屬于受案范圍為由未受理原告的仲裁請求，故原告依法提起訴訟，請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

1、被告支付原告自2004年7月1日起至辦理解除勞動關系手續之日的生活費每月550

元；

2、依法裁決被告為原告辦理解除勞動關系的手續并按照原告的工作年限支付經濟補償金；

3、依法裁決被告為原告繳納2005年8月至辦理解除勞動關系手續之日的各項社會保險金；

4、依法裁決被告賠償原告損失400元。

被告一拖集團辯稱：

1、原告多次以同樣的理由訴我公司支付其經濟補償金于法無據，建議法庭裁定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2、原告混淆了對勞動合同終止和解除的概念認識，本案是勞動合同自然終止，按當時的法律規定，自然終止的勞動合同無需支付經濟補償金。

3、未能辦理終止勞動合同手續的責任應由原告承擔。

經審理查明：原告周某于1987年進入被告一拖集團工作，1995年10月1日，原、被告雙方簽訂了一份期限自1995年12月1日起至2005年11月30日止的十年期限的《勞動合同書》。后2001年7月1日，原、被告雙方又簽訂了《勞動合同變更書》，該變更書約定了原告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進行托管，托管期自2001年7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止，同日，雙方簽訂了《托管協議書》一份。2004年6月30日該托管協議到期后，被告單方解除了勞動合同，但是未辦理相關手續。2005年9月25日，被告為原告辦理了失業證。庭審中，因被告不同意調解，致本院調解不能。

本院認為：原、被告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屬有效合同，本院予以認定。雖然原告于2001年下崗，并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進行托管，但僅是被告對原告工作崗位的調整，而并非對雙方合同期限進行變更，因此，被告于2004年6月30日解除雙方勞動合同的行為顯屬不當，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經濟補償金的請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在被告處工作達十七年之久，依據1994年12月3日勞動部發布的《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之規定，原告的經濟補償金應按十二個月的月平均工資計算，而上述辦法規定的月平均工資指企業正常情況下勞動者解除合同前十二個月的月平均工資，本案中，因原、被告雙方均未提交相關證據，故本院以2003洛陽市在崗職工平均工資

7702元/年除以12月認定原告的月平均工資，經本院計算，被告應向原告支付經濟補償金為7702元。雙方的勞動關系解除后，被告應當為原告辦理解除勞動關系的手續。關于原告要求的生活費、各項社會保險金，因被告已于2004年6月30日解除了雙方的勞動合同關系，在勞動關系終止后，被告沒有義務繼續為原告支付生活費、繳納各項社會保險金，故原告的該兩項請求，因缺乏證據，本院不予支持。庭審中，原告主張的損失未向本院提交證據，故該項請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在庭審中辨稱原告以同樣的理由起訴，沒有法律依據，要求駁回原告訴求的辯解意見，與事實不符，本院不予采納。依據勞動部《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第五條、第十一條及相關法律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中國一拖集團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為原告周某辦理解除勞動合同關系的相關手續，原告周某應予配合。

二、被告中國一拖集團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向原告周某支付經濟補償金7702元。逾期，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執行，即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三、駁回原告周某的其它訴訟請求。

本案受理費10元，由被告中國一拖集團有限公司承擔。

如不服本判決書，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于河南省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石平安

人民陪審員沈 利 利

人民陪審員胡 寶 紅

二0一0年 三 月 八 日

書記員賴 曉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