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振豹：論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釋

金振豹：論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釋

【內容摘要】法律解釋是所有司法活動并不可少的思維過程。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專有的司法解釋權實質上是制定具有一般效力的規范文件的權力，即抽象司法解釋權，具有補充立法的性質。這種抽象司法解釋權可以從當代中國的政府結構以及建國以來立法和司法系統的不足得到解釋,對于在我國形成相對完整的法律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盡管如此,抽象司法解釋權與我國憲法的精神是相矛盾的，同時也不能保障法律解釋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有損法官的獨立性，應當通過改進立法機制逐漸取消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司法解釋權，并建立針對個案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例制度來補充最高人民法院保障法律統一解釋與適用,以及促進法律進一步發展的功能。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發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發布文號】法釋〔2007〕2號 【發布日期】2007-01-12 【生效日期】2007-02-01 【失效日期】

【所屬類別】國家法律法規 【文件來源】人民法院報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法釋〔2007〕2號，2006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12次會議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于2006年12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12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二○○七年一月十二日

為了正確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依法保護經營者的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有關規定，結合審判實踐經驗和實際情況，制定本解釋。

第一條 在中國境內具有一定的市場知名度，為相關公眾所知悉的商品，應當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的“知名商品”。人民法院認定知名商品，應當考慮該商品的銷售時間、銷售區域、銷售額和銷售對象，進行任何宣傳的持續時間、程度和地域范圍，作為知名商品受保護的情況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原告應當對其商品的市場知名度負舉證責任。

在不同地域范圍內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在后使用者能夠證明其善意使用的，不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因后來的經營活動進入相同地域范圍而使其商品來源足以產生混淆，在先使用者請求責令在后使用者附加足以區別商品來源的其他標識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第二條 具有區別商品來源的顯著特征的商品的名稱、包裝、裝潢，應當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的“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認定為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

（一）商品的通用名稱、圖形、型號；

（二）僅僅直接表示商品的質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數量及其他特點的商品名稱；

（三）僅由商品自身的性質產生的形狀，為獲得技術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狀以及使商品具有實質性價值的形狀；

（四）其他缺乏顯著特征的商品名稱、包裝、裝潢。

前款第（一）、（二）、（四）項規定的情形經過使用取得顯著特征的，可以認定為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

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稱、圖形、型號，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質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數量以及其他特點，或者含有地名，他人因客觀敘述商品而正當使用的，不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

第三條 由經營者營業場所的裝飾、營業用具的式樣、營業人員的服飾等構成的具有獨特風格的整體營業形象，可以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的“裝潢”。

第四條 足以使相關公眾對商品的來源產生誤認，包括誤認為與知名商品的經營者具有許可使用、關聯企業關系等特定聯系的，應當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的“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購買者誤認為是該知名商品”。

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者視覺上基本無差別的商品名稱、包裝、裝潢，應當視為足以造成和他人知名商品相混淆。

認定與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包裝、裝潢相同或者近似，可以參照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判斷原則和方法。

第五條 商品的名稱、包裝、裝潢屬于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的不得作為商標使用的標志，當事人請求依照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予以保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條 企業登記主管機關依法登記注冊的企業名稱，以及在中國境內進行商業使用的外國（地區）企業名稱，應當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的“企業名稱”。具有一定的市場知名度、為相關公眾所知悉的企業名稱中的字號，可以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的“企業名稱”。

在商品經營中使用的自然人的姓名，應當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的“姓名”。具有一定的市場知名度、為相關公眾所知悉的自然人的筆名、藝名等，可以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的“姓名”。

第七條 在中國境內進行商業使用，包括將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或者企業名稱、姓名用于商品、商品包裝以及商品交易文書上，或者用于廣告宣傳、展覽以及其他商業活動中，應當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的“使用”。

第八條 經營者具有下列行為之一，足以造成相關公眾誤解的，可以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的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行為：

（一）對商品作片面的宣傳或者對比的；

（二）將科學上未定論的觀點、現象等當作定論的事實用于商品宣傳的；

（三）以歧義性語言或者其他引人誤解的方式進行商品宣傳的。

以明顯的夸張方式宣傳商品，不足以造成相關公眾誤解的，不屬于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行為。

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日常生活經驗、相關公眾一般注意力、發生誤解的事實和被宣傳對象的實際情況等因素，對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行為進行認定。

第九條 有關信息不為其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普遍知悉和容易獲得，應當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第三款規定的“不為公眾所知悉”。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有關信息不構成不為公眾所知悉：

（一）該信息為其所屬技術或者經濟領域的人的一般常識或者行業慣例；

（二）該信息僅涉及產品的尺寸、結構、材料、部件的簡單組合等內容，進入市場后相關公眾通過觀察產品即可直接獲得；

（三）該信息已經在公開出版物或者其他媒體上公開披露；

（四）該信息已通過公開的報告會、展覽等方式公開；

（五）該信息從其他公開渠道可以獲得；

（六）該信息無需付出一定的代價而容易獲得。

第十條 有關信息具有現實的或者潛在的商業價值，能為權利人帶來競爭優勢的，應當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第三款規定的“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

第十一條 權利人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與其商業價值等具體情況相適應的合理保護措施，應當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第三款規定的“保密措施”。

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所涉信息載體的特性、權利人保密的意愿、保密措施的可識別程度、他人通過正當方式獲得的難易程度等因素，認定權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正常情況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的，應當認定權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

（一）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范圍，只對必須知悉的相關人員告知其內容；

（二）對于涉密信息載體采取加鎖等防范措施；

（三）在涉密信息的載體上標有保密標志；

（四）對于涉密信息采用密碼或者代碼等；

（五）簽訂保密協議；

（六）對于涉密的機器、廠房、車間等場所限制來訪者或者提出保密要求；

（七）確保信息秘密的其他合理措施。

第十二條 通過自行開發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獲得的商業秘密，不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第(一)、（二）項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行為。

前款所稱“反向工程”，是指通過技術手段對從公開渠道取得的產品進行拆卸、測繪、分析等而獲得該產品的有關技術信息。當事人以不正當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業秘密之后，又以反向工程為由主張獲取行為合法的，不予支持。

第十三條 商業秘密中的客戶名單，一般是指客戶的名稱、地址、聯系方式以及交易的習慣、意向、內容等構成的區別于相關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戶信息，包括匯集眾多客戶的客戶名冊，以及保持長期穩定交易關系的特定客戶。

客戶基于對職工個人的信賴而與職工所在單位進行市場交易，該職工離職后，能夠證明客戶自愿選擇與自己或者其新單位進行市場交易的，應當認定沒有采用不正當手段，但職工與原單位另有約定的除外。

第十四條 當事人指稱他人侵犯其商業秘密的，應當對其擁有的商業秘密符合法定條件、對方當事人的信息與其商業秘密相同或者實質相同以及對方當事人采取不正當手段的事實負舉證責任。其中，商業秘密符合法定條件的證據，包括商業秘密的載體、具體內容、商業價值和對該項商業秘密所采取的具體保密措施等。

第十五條 對于侵犯商業秘密行為，商業秘密獨占使用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排他使用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和權利人共同提起訴訟，或者在權利人不起訴的情況下，自行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普通使用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和權利人共同提起訴訟，或者經權利人書面授權，單獨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第十六條 人民法院對于侵犯商業秘密行為判決停止侵害的民事責任時，停止侵害的時間一般持續到該項商業秘密已為公眾知悉時為止。

依據前款規定判決停止侵害的時間如果明顯不合理的，可以在依法保護權利人該項商業秘密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判決侵權人在一定期限或者范圍內停止使用該項商業秘密。

第十七條 確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損害賠償額，可以參照確定侵犯專利權的損害賠償額的方法進行；確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九條、第十四條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損害賠償額，可以參照確定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損害賠償額的方法進行。

因侵權行為導致商業秘密已為公眾所知悉的，應當根據該項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確定損害賠償額。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根據其研究開發成本、實施該項商業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競爭優勢的時間等因素確定。

第十八條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四條規定的不正當競爭民事第一審案件，一般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各高級人民法院根據本轄區的實際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可以確定若干基層人民法院受理不正當競爭民事第一審案件，已經批準可以審理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的基層人民法院，可以繼續受理。

第十九條 本解釋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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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礦產資源法若干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法釋〔2003〕9號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于2003年5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70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03年6月3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03年5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3年5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70次會議通過）

為依法懲處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犯罪活動，根據刑法有關規定，現就審理這類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違反礦產資源法的規定非法采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經責令停止開采后拒不停止開采，造成礦產資源破壞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以非法采礦罪定罪處罰：

（一）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擅自采礦；

（二）擅自進入國家規劃礦區、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價值的礦區和他人礦區范圍采礦；

（三）擅自開采國家規定實行保護性開采的特定礦種。

第二條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本解釋第一條第（一）項規定的“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擅自采礦”：

（一）無采礦許可證開采礦產資源的；

（二）采礦許可證被注銷、吊銷后繼續開采礦產資源的；

（三）超越采礦許可證規定的礦區范圍開采礦產資源的；

（四）未按采礦許可證規定的礦種開采礦產資源的（共生、伴生礦種除外）；

（五）其他未取得采礦許可證開采礦產資源的情形。

第三條非法采礦造成礦產資源破壞的價值，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屬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造成礦產資源破壞”；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屬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造成礦產資源嚴重破壞”。

第四條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破壞性采礦罪中“采取破壞性的開采方法開采礦產資源”，是指行為人違反地質礦產主管部門審查批準的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方案開采礦產資源，并造成礦產資源嚴重破壞的行為。

第五條破壞性采礦造成礦產資源破壞的價值，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屬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造成礦產資源嚴重破壞”。

第六條破壞性的開采方法以及造成礦產資源破壞或者嚴重破壞的數額，由省級以上地質礦產主管部門出具鑒定結論，經查證屬實后予以認定。

第七條多次非法采礦或者破壞性采礦構成犯罪，依法應當追訴的，或者一年內多次非法采礦或破壞性采礦未經處理的，造成礦產資源破壞的數額累計計算。

第八條單位犯非法采礦罪和破壞性采礦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按照本解釋的有關規定執行。

第九條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在5萬元至10萬元、30萬元至50萬元的幅度內，確定執行本解釋第三條、第五條的起點數額標準，并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

第四篇：動遷房法律解釋

釋義：動遷房即是拆遷安置房。所謂拆遷安置房是指因城市規劃、土地開發等原因進行拆遷，而安置給被拆遷人或承租人居住使用的房屋。因為其安置對象是特定的動遷安置戶，該類房屋的買賣除受法律、法規的規范之外，還受到當地政府相關的地方政策約束。所以和一般的商品房交易有很大的不同。

分類

根據相關法規及政策的規定，拆遷安置房屋一般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因重大市政工程動遷居民而建造的配套商品房或配購的中低價商品房。如黃浦江兩岸進行的世博動拆遷，按照有關方面的規定，被安置人獲得這種配套商品房的，房屋產權屬于個人所有，但在取得所有權的5年之內不能上市交易。

另一類是因房產開發等因素而動拆遷，動拆遷公司通過其他途徑安置或代為安置人購買的中低價位商品房（與市場價比較而言）。該類商品房和一般的商品房相比沒有什么區別，屬于被安置人的私有財產，沒有轉讓期限的限制，可以自由上市交易。

交易風險

因此購置拆遷安置房首先要查明安置房的性質，一般來說對已經竣工的安置房可以查詢其“五證”，或到房地產交易中心查詢房屋的產權資料等。不同類型的拆遷安置房，交易雙方承擔的交易風險有所不同。

第一類動拆遷安置房，由于交易時間長，受市場因素的影響，往往買家需要承擔極大的法律風險。主要體現在房價上漲后上家有

意反悔，找合同的漏洞逃避法律責任追求己方利益，或為合同的履行設置障礙。如果是購買還沒定位的安置房，其風險就更大。買賣雙方雖然可以知道房屋大致的坐落位置，但無法確定建好后安置房的具體結構、朝向、小區環境等，辦理過戶等手續時間也會更長。因此在購買此類房產時，簽訂一份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買賣合同就顯得至關重要。買賣合同除了要具備一般買賣合同的主要條款外，還需要對房屋的增購等費用的支付方式、遲延交房等都作出明確的約定。

一般來說，購置該類房屋，可以根據《民法通則》及《合同法》的相關規定，簽訂附條件的合同來保證買賣合同的有效性，并對具體細節作出明確約定，以防合同的對方反悔，最好由專業房產律師進行指導。

相對于第一類安置房而言，第二類的拆遷安置房則和一般的商品房交易一樣，風險相對較小。

動遷房辦理產證須提交下列材料：(1)《上海市房地產登記申請書》(原件);(2)身份證明(復印件);(3)動遷單位原《房地產權證》(原件);(4)《動遷協議》(原件);(5)地籍圖(原件兩份);(6)房屋平面圖(原件兩份);(7)契稅完稅證明(原件)。具體可到房屋所在地的房地產交易中心申請辦理。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07年06月16日 星期六 18:23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為依法懲處交通肇事犯罪活動，根據刑法有關規定，現將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從事交通運輸人員或者非交通運輸人員，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責任的基礎上，對于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第二條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死亡一人或者重傷三人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

(二)死亡三人以上，負事故同等責任的；

(三)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

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輛的；

(二)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

(三)明知是安全裝置不全或者安全機件失靈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

(四)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報廢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

(五)嚴重超載駕駛的；

(六)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

第三條 “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是指行為人具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和

第二款第(一)至(五)項規定的情形之一，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

第四條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傷五人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

(二)死亡六人以上，負事故同等責任的；

(三)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六十萬元以上的。

第五條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交通肇事后，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論處。

第六條 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應當分別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

第七條 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或者機動車輛承包人指使、強令他人違章駕駛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釋第二條規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

第八條 在實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圍內發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和本解釋的有關規定辦理。

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圍外，駕駛機動車輛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傷亡或者致使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構成犯罪的，分別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二百三十三條等規定定罪處罰。

第九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在三十萬元至六十萬元、六十萬元至一百萬元的幅度內，確定本地區執行本解釋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四條第(三)項的起點數額標準，并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

近年來，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趨勢，嚴重威脅著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為依法懲處交通肇事犯罪活動，根據刑法有關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這部司法解釋的出臺，對于正確適用法律審理好此類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司法實踐中，應當著重把握以下幾個問題。

一、關于交通肇事罪的主體問題

根據國務院于1988年3月9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四條有關“凡在道路上通行的車輛、行人、乘車人以及在道路上進行與交通有關活動的人員，都必須遵守本條例”的規定，交通肇事行為的主體范圍十分寬泛。

從實際發生的交通肇事案件看，使用各種機動、非機動交通工具肇事的情形較為普遍，因行人違章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也時有發生，給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財產安全造成了極大危害。鑒于修訂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將交通肇事罪主體擴大為一般主體，因此，《解釋》第一條規定：“從事交通運輸人員或者非交通運輸人員，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析事故責任的基礎上，對于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二、關于交通肇事罪的認定問題

《解釋》第一條強調，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析事故責任的基礎上，對于構成犯罪的，依法定罪處罰。首先，分析事故責任是認定交通肇事罪的重要依據。根據國務院于1991年9月22日發布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十八條的規定，交通事故責任分為全部責任、主要責任、同等責任和次要責任。從有關部門提供的情況看，負事故次要責任的情形，由于其違章行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較小，損失后果不大，一般作行政處罰，不需追究刑事責任。對發生的重大交通事故承擔其他幾種責任的情形，則確有追究刑事責任的必要。在論證過程中，一種意見認為，由于缺乏統一的定責標準，在認定事故責任方面存在著隨意性較大、定責失衡等問題，建議在認定交通肇事罪問題上，可否不以交管部門出具的責任認定意見為依據。誠然，認定交通肇事罪的焦點問題集中在事故認定和責任分析上，比較特殊也很復雜。但是，如果不以此為前提，則無法判定交通肇事行為人與肇事后果間的因果關系，更無法確定其應當承擔行政責任還是刑事責任。有關事故責任認定方面的統一執法標準雖然仍需國家有關主管部門進一步規范，但在目前條件下，還應堅持以交管部門認定的事故責任為認定交通肇事罪的前提條件。此外，兩高于1987年8月21日發布的《關于嚴格依法處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中也有類似表述，《解釋》延續了相關規定。

三、關于交通肇事罪中財產損失的認定問題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發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于“公私財產”是否包括肇事者個人財產問題，在有些情況下，就成為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有的案件中，肇事者造成的公共財產及他人的財產損失數額不大，但自身遭受的財產損失慘重（比如名貴車肇事與低檔車俱毀）。有種意見認為，在上述情況下如果僅認定公共財產及他人的財產損失，數額不大的，則不構成交通肇事罪；如果將其自身財產一并計入損失數額，就可能符合定罪條件。因此，本著從嚴懲處這類犯罪的需要，應當將肇事人的個人財產損失一并計入損失數額。但是，交通肇事罪的危害在于對公共財產、他人人身及其財產造成的損失，其自身的財產損失應當視為肇事人為自己的違章行為承擔的經濟責任，而不應將其作為承擔刑事責任的條件。因此，《解釋》第二條中關于“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承擔刑事責任的規定，是符合立法本意的。

四、關于肇事后逃逸的認定問題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修訂后刑法關于交通肇事罪增加規定的加重處罰的情

節。實踐中，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具有較大的危害性，往往導致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損失無法得到賠償、案件查處難度增大等等，必須依法予以嚴懲。《解釋》第三條規定：“‘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是指行為人具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和第二款第（一）至

（五）項規定的情形之一，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

首先，《解釋》將認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條件界定為“逃避法律追究”。實踐中，肇事人逃跑的目的大多是想逃避法律追究，但也有少數人逃跑的目的是怕受害方或者其他圍觀群眾對其進行毆打等等。同樣是逃跑，但這些人往往在逃離現場后，能夠通過報告單位領導或者報警等方式，接受法律的處理。因此，對逃跑行為作上述區分是必要的，以保證準確適用法律，不枉不縱。

其次，《解釋》規定的“逃跑”，并沒有時間和場所的限定。在論證過程中，有種意見認為交通肇事后逃逸，應當理解為“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實踐中大多也是這種情況。但是，據交管部門提供的情況，有的肇事人并未在肇事后立即逃離現場（有的是不可能逃跑），而是在將傷者送至醫院后或者等待交管部門處理的時候逃跑，類似的情形也有很多。如果僅將逃逸界定為逃離現場，那么性質同樣惡劣的逃避法律追究的行為就得不到嚴懲，可能會影響對這類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因此，只要是在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都應視為“交通肇事后逃逸”。《解釋》采納了這種意見。

五、關于逃逸致人死亡的認定問題

實踐中，交通肇事逃逸后，發生被害人死亡結果的情形有多種，應當區分不同情況予以定性：

《解釋》第五條規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這一規定強調的是“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主要是指行為人主觀上并不希望發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是沒有救助被害人或者未采取得力的救助措施，導致發生被害人死亡結果的情形。

此外，針對實踐中較為多見的，司機在交通肇事后，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行為，《解釋》第五條規定，“交通肇事后，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論處。”在論證過程中，有種意見認為，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以共犯來處理指使逃逸的人顯然有違共犯理論。不可否認，司機肇事引發交通事故是過失的，對肇事行為不存在按照共犯處罰的問題。但是，鑒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將這種故意實施的行為規定為交通肇事罪加重處罰的情節，而且在肇事后逃逸的問題上，肇事人主觀上是故意的，其他人指使其逃逸，具有共同的故意當然符合共犯的構成條件。因此，《解釋》

第五條的規定是符合立法本意的。

《解釋》第六條規定，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

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即行為人在肇事后，為了掩蓋罪行、毀滅證據，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如隱藏在雜草叢中，使被害人處于無法獲得救助的境遇，主觀上是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發生。對這種情形，根據被害人傷亡的結果對行為人定罪處罰是適宜的。

六、關于單位主管人員等指使違章造成交通事故的定性問題

實踐中，一些單位的主管人員、私營企業主、機動車輛所有人、機動車輛承辦人等，為追求更大的經濟效益，在“多拉快跑”思想的影響下，往往指使或者強令屬下、雇工疲勞駕駛、嚴重超載、開快車、強行超車等等，是引發重大惡性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在這類案件中，如果僅僅處罰肇事行為人，顯然不能有效發揮刑罰的懲戒作用。因此，為減少因上述原因引發的交通事故，《解釋》第七條規定：“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或者機動車輛承包人指使、強令他人違章駕駛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釋第二條規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

七、關于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圍外，因使用交通工具致人傷亡行為的定性問題

實踐中，在機關、廠礦、學校、封閉的住宅小區等沒有實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圍內，因使用交通工具致人傷亡或者造成財產損失的情形也較多，如何定性處理是困擾司法實踐的一個重要問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法規的規定，交管部門只對在實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圍內，如道路上發生的交通事故進行處理。同樣是使用交通工具肇事，但由于不是在交通管理的范圍內，交管部門無法進行處理。而其他職能部門也多以這種行為屬于交通肇事為由而推諉管轄，致使一些案件被害人告狀無門，犯罪行為得不到及時懲處。為此，參考最高人民檢察院于1992年3月23日發布的《關于在廠（礦）區內機動車造成傷亡事故的犯罪案件如何定性處理問題的批復》的有關內容，《解釋》第八條第二款規定，“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圍外，駕駛機動車輛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傷亡或者致使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構成犯罪的，分別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二百三十三條等規定定罪處罰。”。

八、關于《解釋》的適用范圍問題

《解釋》只規定了發生在道路交通運輸中的肇事犯罪行為的認定問題。從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看，交通肇事罪應當包括水運過程中發生的肇事行為。據掌握的情況，雖然水上交通運輸管理法規中多有“構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表述。但是從實踐情況看，即使是因違章行為發生事故，大多是按照海事海商案件處理的，由船東負責賠償各種損失，船長等駕駛、技術操作人員也會被追究相應行政責任或者經濟責任。交通肇事罪的規定雖不排除水上運輸問題，但司法實踐中對因水上運輸發生重大事故如何適用法律問題反映并不突出，此件解釋暫未對此問題作出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