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國民黨軍隊抗戰

淺析國民黨軍隊抗戰

-----國民黨證明戰場的特殊作用不容忽視

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由于日本出兵入侵中國，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在此種情況下，國共兩黨放棄彼此成見，先后停止了國內戰爭，發表抗日宣言，并建立聯合政府，肩負起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民族責任。那時，全國人民都開始意識到一個政黨，或一種政治勢力都無法戰勝日軍，只有全民族性的抗戰，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來同日本進行長期持久戰。

因為無論是在裝備方面還是在單兵素質方面，日軍都要遠遠優于中國軍隊，所以中國軍隊三四個師的戰斗力才相當于敵人一個師團的戰斗力，這還是理論上中國軍隊戰略戰術正確的情形。而實際上，中國軍隊往往要調集八九個師才有可能殲滅日軍的整個師團，這還要完全取決于指揮官命令和戰術成功執行！

國民黨正面戰場主張單純依靠軍隊作戰，在抗戰后期才吸收了八路軍的游擊戰術。前期很長一段時間里，從東北到華北，從濟南到上海，從京津到淞滬，到處都是國民黨將士和日軍作戰的身影，可結果卻是一退再退一敗再敗，出現這樣的結果并不是廣大國民黨愛國將士不肯奮勇作戰，他們有著一腔愛國熱情，也深知誓死不做亡國奴，只是種種原因迫使他們對這樣一種結果的無可奈何。這里面有國民黨軍隊高層指揮失誤的緣故，有中國軍隊裝備和軍事素質低下的緣故，有不少賣國分子動搖軍心，也有國民黨內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不能團結起來抗擊日本侵略軍。

雖說，由于種種原因國民黨正面戰場一系列戰役的戰果并不理想，而一退再退，喪失了大片領土，確實應當指責國民黨高層，但是自國民黨將國民政府遷到重慶之后，這種情況就得到了改觀。因為在這時候國民黨軍隊開始整訓軍隊，更換新式裝備，吸收游擊戰術等新的戰術方法，立足于獲取民眾支持。所以，軍隊的戰斗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日軍由于國力有限，兵源到了征收極限，西南腹地地形限制了機械化裝備的使用，敵后抗日根據地對淪陷區的威脅等諸多原因戰斗成效不如以前。因此，在中國領袖蔣介石的領導下，全國軍隊開始轉入有效地反擊，并獲得了許多場戰役的勝利，還派出遠征軍進入緬甸，同緬甸戰場上的日軍作戰。中國戰場的形式已經開始有利于中國軍隊，這為日后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從1937年到1946年，縱觀中國抗日戰爭的整個歷史時期，無論國民黨軍隊還是正面戰場都是抗戰的主要力量。國民黨軍隊官兵作戰勇敢，敢于犧牲，在裝備極端弱勢的情況下，絕大多數人能堅持抗戰，同敵人浴血奮戰，無論是將領還是士兵，勇于犧牲的不在少數，諸如臺兒莊戰役，萬家嶺戰役等等完勝的戰例很多都是他們愛國心的表現。

國民黨正面戰場作為牽制日軍大部分兵力的主要戰場，以敵傷八百自損一千的犧牲精神，極大地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雖然戰術上是失敗的，但從戰略大局上來看，不僅中國戰場作出重大貢獻，也因為牽制了很大數量的日軍，從而有效地支援了其他反法西斯戰場的戰斗，為同盟國的最終勝利發揮了特殊作用。

第二篇：國民黨軍隊覆滅之際的政治工作

國民黨軍隊覆滅之際的政治工作

國民黨政權土改無能為力，使得軍隊與農民之間的距離越隔越遠。在中共各種輿論的宣傳下，國民黨政府被定位為地主利益的代表，“國軍”成為維護地主利益的武裝工具，南京政府自吹自擂的全民性，在現實面前受到底層民眾與輿論的嚴重拷問。

蔣介石視察廬山

高級軍官訓練團

來源：《江海學刊》2014年第4期

作者：李翔

軍隊實施政治工作，是古今中外的慣例。盡管名稱、內容和實施方式不盡相同，目的都在培養軍人對己方政治文化、社會價值、權威標準的認同與情感。政治工作是個籠統概念，其內涵與外延隨著時代、國別、政治環境等的不同而改變，但激勵士氣的精神教育、爭取民心的鼓動工作，一直是其中的主要內容。學界對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北伐時期，其次是抗戰時期。越往后延伸，成果越少。①厚此薄彼，既不利于整體把握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的全貌及其流變，也不利于從不同的角度總結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快速覆滅的緣由。本文擇取這個時段政治工作對官兵士氣的激發與民眾之間的互動這樣兩個方面，主要用意是從最關鍵的士氣和民心入手，更有針對性地化驗出南京政府彌留之際政治癌變的前因與后果。

快速惡化的戰況與棄“新”復“政”

早在1945年重慶談判之際，蔣介石就重印了《剿匪手本》。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劉峙閱讀手本后列舉中共在施政方針、根據地面積、部隊規模和武器裝備等方面與江西時代的不同，特別提及中共在政略上，不僅繼續實施農工政策，且團結各黨各派倡導民主政治，因此提出要解決中共問題，必先安定民眾。②劉峙提議的出發點，是以政治問題的處理，來帶動軍事問題的迎刃而解。

劉峙的提案，能夠得到高層軍事將領的共鳴嗎?稍稍回溯一下歷史，就不難發現答案。自建立全國政權起，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幾乎完全依賴于軍隊。從某種程度上言，它只有政治和軍事的組織機構，而缺乏社會基礎。后者在政府的政治議程中，“列于最后一項”③。其軍事將領推崇武力，迷戀用極度的專橫暴力來威嚇、解決周圍的一切“紛擾”，“這些就是拿破侖式的人物，這種人很容易毀掉自己或別人”④。

劉峙的呼吁，自然沒有任何的市場可言。1946年2月，國民黨政府召開整軍會議。其間，由何應欽、白崇禧主持，在南京城外舉行陸空軍聯合攻擊演習。白在講評時，聲稱以現代化武器去打共產黨不成問題。演習部隊是美式裝備的張靈甫第七十四軍，將領們與張傾談時，其面有得色。⑤在精神武器與物質武器的抉擇上，蔣介石有時盡管提出信仰的重要性，但總體上更傾向于武器裝備。⑥過度相信武力，以為優勢裝備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幾乎是國民黨將領的普遍特性。政治工作在軍事將領們的眼中，一向就是賣狗皮膏藥的，起不到太大療效。戰后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武力資助，又使得輕政工、重裝備的念頭在軍事將領心中更為突出。

在高層軍事將領普遍輕視下，在戰后美國及國內中間勢力“軍隊非黨化”和“軍隊國家化”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被動接受了美軍新聞機制。⑦1946年6月，問題叢生的軍委會政治部被縮編為國防部新聞局。地位更低、更無效率、更受將領唾棄的軍隊黨部被迫取消。作為黨部解散之后的應對之策，原計劃在軍隊里面成立的三民主義研究會或三民主義力行會⑧，由于將領的杯葛，并未得以組建。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原解放區。國共雙方政治工作的效果，立即受到殘酷戰爭的檢驗與宣判。在美軍中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模式——新聞局制，“其基礎則建筑在先進工業國家的自由民主思想上”⑨，受制于國民黨政府的政治立場，新聞制引入后，軍隊政治工作不僅沒有絲毫的起色，反而帶來政治工作的迷茫與凌亂。政治工作的劣勢在國民黨嫡系軍隊全面進攻時就已開始顯現。楊伯濤回憶，1946年8月與劉伯承部隊第一次交手，打得如此蹩腳，原因就包括側重軍事“進剿”、無視政治對壘，既沒有掀起宣傳高潮，調動士氣;也沒有安撫人民，加強軍民合作。⑩

隨著國民黨軍隊占地面積的擴大，人員大量傷亡，兵員補充與后勤供給越來越難以維持。(11)在許多戰役中，國民黨軍隊士氣低落，兵士一遇機會，即行逃跑。戰斗環境的惡化，新聞人員看得很清楚：“我們的處境與日本人無異，老百姓都把我們當作敵人看待，因之全線不能控制。”(12)1946年冬，蔣經國視察東北，痛罵治軍不嚴的將領和貪官污吏。(13)

嫡系將領的檢討、新聞人員的反思、蔣經國的痛詆，突出說明國民黨軍隊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隔閡與芥蒂竟然如此之深。其原因，絕不僅是政治工作的無力，而是與國民黨政權疏離群眾的寡頭統治息息相關。

1947年6月30日，第三次四平戰役雖以國民黨軍隊的勝利告終，但卻是強弩之末。“四平戰役后，軍事、政治弱點完全暴露。??國軍完全處于劣勢。在空間上，由廣大的面縮短為線，由線更縮短為點，再由多數的點縮小為少數的點。”(14)同一天，劉鄧大軍揭開解放軍戰略反攻序幕。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準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宣言正式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15)

一邊是構筑新型經濟基礎的土地法，一邊是要解構掉的上層建筑的最高代表蔣介石。回想重慶談判時，蔣還被中共認可為國家領袖。而兩年后，授予底層民眾土地的大綱，與呼吁民眾起來打倒蔣介石的宣言，竟都選擇在國民黨政權的國慶日發表。這表明中共清楚無誤地認識到，國家政權的正統性與合法性，已從抗戰時期的民族主義，轉變到戰后的民事與民生。在雙方軍事力量強弱差距逐步縮小的背景下，涉及最廣大民眾利益的民生問題的解決與否，就成為國共兩黨政權被民眾選擇或拋棄的根本指針。國慶日的大綱與宣言，更等于是向國民黨政權宣告，中共要用千千萬萬獲得土地的農民和人民的軍隊，去掀翻蔣介石的統治寶座，終結南京政府的國慶日。

民心加速向中共聚攏和軍心急劇渙散的嚴峻現實，迫使蔣不得不沉重反思。軍隊政治工作何去何從，成為蔣反省的重點之一。12月，國防部新聞局按蔣的旨意，在南京召開團以上軍隊新聞工作檢討會議，強調以“對敵心理作戰”為主要工作內容。會議期間，曾在南京孝陵衛表演過一次攻心戰宣傳品發射的實驗。(16)與會人員，“眼見國軍部隊，軍心渙散，士氣消沉，而政工無能挽救狂瀾，困心衡慮，更覺現行制度，實不足以應付來日大難”(17)。內心焦灼的蔣介石，同意提高政工機構的權責，加強“綏靖”政務。(18)會議決定將新聞局改為政工局。政工改組，是蔣企圖為政工人員打氣的舉措。可是，“參加會議回來的軍政人員，除在南京或上海游逛一趟和買點美國貨物帶回來以外，他們的士氣更低沉了”(19)。政工人員對工作的懈怠與麻木，并非某個系統的個案，而是敗亡之際國民黨政權各機構各部門工作散漫、責任心缺失的普遍場景中的一幕而已。

按照決策，軍隊各級新聞機構隨即籌備改組。1948年2月，國防部政工局成立，仍以鄧文儀為局長。無論新聞局，還是政工局，編制較抗戰時的政治部均大為縮小，“在解放軍政治攻勢下，很難發揮反擊作用”(20)。4月，為配合總體戰(21)，政工局主要使命定為：“在充實軍隊政治工作，瓦解匪軍之作戰意志，加強綏靖地區政治工作，實施軍事、政治、經濟總體戰的方略，借以集中力量，達成剿匪救民戡亂建國的使命。”(22)

南京政府自建立起，每逢軍事進展順利，政工機構及其權責就會被縮減，僅僅負責戰地宣傳;每遇戰爭困境，蔣介石就會擴充政工機構及其權限，另外賦予政工機構民事權和保防權。國民黨軍隊的政工人員，盡管沒有中共軍隊政工人員的工作熱情、責任心與多樣的工作方法，卻經常緬懷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軍隊政工機構的權責。戰況的惡化，對國民黨軍隊政工機構反而是個福音。政工人員在意的，主要不是服務軍隊的機會增多，而是權力的升降。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工局部署了“戡亂”時期的若干政工事項。

紙上談兵：政工局主要事項

政工局編印《三十七國軍政治工作實施計劃》，制定了政治工作在整訓和作戰時期的內容、實施辦法、要求標準，并督導組織地方武力和加強民眾組訓。(23)依據1948年4月21日的組織規程，政工局負責擬定并推進軍事區內一切民事配合軍事的行動計劃。(24)1948年6月4日，《各級軍事機關部隊醫院學校政工(訓導)綱領》發布，規定政工局除繼續新聞局業務之外，1947年初劃出新聞局的民事及康樂業務重新劃歸政工建制，并增加協同監察部隊經理補給及軍風紀事項等職權，派駐部隊的各級監察官均由各級政工處指揮督導。(25)

與新聞局編制地位一樣，政工局仍舊為建制幕僚單位，受單位的軍事長官直接指揮監督。盡管如此，部隊中的人事經理有所改變，軍中國民黨的組織得以報準恢復，并由政工人員推動黨部工作。(26)改組后，政工組織體系未變，部隊新聞機構改換新的名稱，級層系統依舊，分特種、甲種、乙種、丙種、丁種、戊種6級政工處。(27)

為配合作戰，隨著政工機構改組的推進與職能權限的重新劃分，各級政工單位試圖貫徹蔣介石的旨意，力抓激勵士氣、加強軍民合作等中心事項。

1.四大公開與士氣提振

1948年初，政工人員反思過去政治訓練只是虛有其名，連隊基層工作并沒有實際開展。為此，政工機構出臺《連隊新聞工作目錄》，提出以連為單位，加強士兵思想教育，寄望能夠達到團結軍心和鼓舞士氣的目的。(28)《目錄》雖為新聞局所定，但其內容為稍后的政工局所承繼，成為政工局意圖推進基層政治工作的重要條文。1948年2月起，內戰規模繼續擴大，“國軍士氣日趨消沉，降匪屈辱之事時有所聞”(29)。有鑒于此，蔣令政工局編訂《剿匪問答》，目的是讓官兵知曉“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無論是連隊的思想教育，還是向官兵灌輸《剿匪問答》，其意都是要激起官兵對中共的仇恨與敵意，增強戰斗力。但能否實現目標，關鍵還是取決于政權的政治立場和部隊自身的內部建設。鄧文儀希望通過扭轉部隊風氣，來改善軍民關系，力推1947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的部隊人事、經理、意見、賞罰等四大公開。其要義是，通過整肅部隊的壞風氣，樹立新的官兵關系，從而增強向心力與凝聚力。在此基礎上，再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既提高士氣，又使官兵明白“為何而戰，為誰而戰”，提升戰斗力，加強軍民合作。(30)

人事公不公正，直接影響官兵的情緒，尤其關系到軍心和士氣的升降。《國軍政工史稿》對此有深刻的檢討：各級部隊的人事，多紊亂無章，徇私情講關系，僅憑私人因素決定官兵職務的升降。甚至有因個人恩怨或妒忌心理，往往借權力，使應獎者不但不能得獎，且以各種罪名予以黜免。這使許多優秀干部心灰意懶，逐漸由向心變為離心，士氣低落消沉。一到戰時，不待解放軍攻擊，士氣即先瓦解。(31)為扭轉頹勢，各級政工機構以團連為單位，組織包括官兵在內的人事評判會。

國民黨部隊士兵待遇微薄，生活清苦，將領吃缺營私，貪污中飽者比比皆是。即使比較有操守的高級將領，其收入與士兵所得，也是云泥之別。官兵之間的敵對情緒因此加速蔓延。為改善士兵生活，緩和官兵關系，政工局提請組織經理伙食委員會，促使經理公開。(32)

收入的懸殊，拉大了官兵之間的心理距離。官兵離心離德，下情不能上達，意見不能互相溝通，以致軍心渙散，阻礙團結。部屬中很多良好的意見與建議，因懾于長官的威勢，不敢陳述。甚至有的部隊官長，反對、阻撓軍中的民主風氣，強行向士兵灌輸服從意識。(33)政工局為此建議各級部隊，運用小組討論會、時事座談會、批評會，促使意見公開。此外，組織紀律監察評判會，促使賞罰公開。

2.土地條例與軍民結合

對于如何改善民生，如何加強軍民結合，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前有所規劃，勝利后相繼出臺了系列有關農村問題的規章條例。1946年4月15日，南京政府公布《公有土地管理辦法》;29日，又公布《土地法》及《土地法施行法》。(34)這比中共出臺的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五四”指示，還要早幾天。可惜，各地并未解決底層民眾的土地問題。蔣介石更在意用軍事力量控制地方，而中共將減租、生產和練兵定為建立和鞏固解放區的戰略舉措。(35)

戰局的惡化，統治危機的加深，迫使蔣介石檢討“戡亂”之策。面對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土地改革等組合拳的擊打，政工局得出結論：“土改運動是中共兵役政策、財政政策和糧政政策的源泉，是中共的生命線和革命的總資本。”(36)1948年5月，特別接受蔣介石之命，檢討土地問題的政工局，主要從兩個方面擬定對策，向蔣呈文：

一、土地所有與使用：荒地收歸國有，獎勵人民租墾，榮軍遺族、復員官兵和退休退職退役的官兵配給耕田;政府照價收買多余的土地，轉讓給無地少地的民眾耕作;制止地主的反攻倒算，不準還鄉地主收回土地，以保障佃權，并將其列為各級行政官吏的重要考成指標;全國實行限田制度，避免土地的兼并與集中;確定地價累進稅制，建立增價歸公，及照價收買等實施平均地權的策略。

二、農業生產：政府應嚴格執行“三一”減租，并實施農業合作集體經營，以保障官兵日常生活，提高作戰士氣;設立農村合作社及農款貸借制度，以消滅剝削農民的高利貸資本。(37)

為改變民心離散、軍民分割的被動狀態，1948年6月，政工局被賦予促進軍民合作及改善軍民關系等各項職能，如：協助清查戶口，編組保甲，恢復地方秩序;協助建立地方民眾武力;扶植各種民眾團體，組訓地方民眾戰時任務隊;協助地方政府處理土地田賦、財政金融、救濟合作及社會文化教育事業。政工局決定各師政工處設政治工作隊，以協導軍民互助合作、建立地方自衛武力、組訓民眾、肅清零散的解放軍為主要任務。(38)

為擴大宣傳軍民合作事宜，政工局提出敦請名人廣播及發動學校社團出刊愛民墻報等，并將會議記錄分送各合作單位查照施行。政工局為宣揚愛民事實，以激勵士氣振奮民情，曾編撰新聞稿及通訊稿十余篇，送各報館刊登。為促進愛民擁軍，造成擁軍熱潮，6月10日，政工局編成擁軍須知小冊子。17日，政工局將愛民擁軍實施辦法修正案及實施細則，簽請行政院核頒施行。同月，政工局訂定《加強實施愛民擁軍教育方案》，簽準以國防部令頒行，并分函教育、內政、社會3部及各省市政府，飭令遵辦。(39)

政工局擬定的士氣提振和軍民結合的若干措施實施狀況到底如何呢? 覆舟之鑒：主要事項實施評點

政工局長鄧文儀如此回憶：“因為這時我們的工作早已失去主動，只有被動的應付，防制敵人的發展，不能主動的徹底打擊敵人，當時環境的危急，工作的艱難，真非筆墨所能形容。”(40)鄧的話語無奈地承認，士氣振奮和軍民結合，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績。《國軍政工史稿》的表達更為直接，如實陳述軍隊政治訓練的虛空狀況，在“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灌輸方面，作戰部隊“無從實施”;即便實施，“亦無效果”。(41)

鄧把工作無效的原因歸結為改組時間的延誤：“改組工作在實效上說已經是遲了，如果在一年前或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的時候，就改組或不放棄政治工作的名稱與實質，也許共匪全面叛亂要延長時間及主客易勢。”(42)《史稿》主要從工作方法和技巧入手，總結國民黨軍隊與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優劣，得出國民黨軍隊政治訓練沒有成績的緣由。為何出現毫無效果的結局，無論是《史稿》，還是鄧本人，都沒有從官兵斗志、軍民關系等最能代表政權政治立場處具體闡釋。

1.官兵斗志淪喪

官兵斗志的淪喪，與四大公開沒有取得成效緊密相關。

四大公開實施初期尚能發生些微作用，然而國民黨部隊習染已深，積重難返。各級政工人員為推行四大公開，被部隊將領脅迫去職。《國軍政工史稿》為此感言：“故法良意美，只以部隊長執行不力，導致軍事失敗，良非偶然。”(43)軍隊全方位的腐敗，導致政治工作中的四大公開難以推動。

四大公開推行無果，加劇了國民黨軍隊各單位、各系統、各將領之間，以及官兵之間的隔膜與生疏。而這份隔膜與生疏，更直接導致各級部隊軍心離析。其后果，不僅底層官兵不知道“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即使高層之間，也是處處設防、處處鉤心斗角。

全面內戰爆發以來，國民黨軍隊作戰十之四五是打糊涂仗，底層官兵經常不知道與其作戰的解放軍的番號實力，士兵有十之八九不知為何而戰。(44)不僅士兵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行動，不知道為何而戰，不少高級將領對軍事計劃也不知悉。即使在戰時，部隊將領對作戰謀劃也互不通氣。1948年11月淮海戰役期間，國防部嚴電催促第12兵團北上行動，軍師長以下各級干部，不明作戰方針，干部多有隔閡，兵團司令黃維根本不做政治鼓動工作。(45)一連一團不知道作戰計劃與“為何而戰”，還可以說與基層政治工作的效果有關。軍師兵團也不知道作戰規劃與目的，絕非政工局和政治工作所能解決。這表明，到1948年下半年，國民黨軍隊從高端到基層，從整體到個體，整個作戰機器與結構均已病入骨髓，完全是被動應付中共的打擊。

到了危機總爆發時，在強大無比的中共黨力的重擊下，政工局及南京政府想起了黨力的重要性。1948年5月，政工局吁請：“執行鐵的黨紀，貫徹黨的命令，整肅黨的陣容，樹立新的作風。”(46)國民黨軍隊中，黨部歷來僅具形式，并無權威。部隊長官一律為黨部委員或特派員，全體官兵均為黨員。黨部組織極為松懈，官兵對黨的意識淡薄。黨對部隊的積極作用無由發揮，政工人員更不能運用黨的組織關系，加強其權力與效能。在現實面前，政工局指出的黨的問題與開列出的藥方，純粹是走走形式，發發牢騷而已。

除了大革命與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不能有效地將黨的大政方針與軍隊的行動結合在一塊。面對軍事局勢的全面糜爛，甚至連蔣介石也無法用新的合理的話語來激勵部下。1948年7、8月份的一天下午，蔣在勵志社宴請與會人員，又講了一些打氣的話，并散發“為什么要剿共”之類的宣傳印刷品，叫大家帶些回去對官兵講解。這些宣傳物品，內容仍然是“共產黨是不要國家民族的，共產黨是蘇俄的第五縱隊，共產黨人不要歷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產共妻”等等陳詞濫調。(47)蔣與中共你死我活地斗爭了幾十年，竟然還是只能用陳腐的第五縱隊、歷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由頭來反擊中共，不得不說，作為軍人的蔣，對民生問題的解決太少，以致沒有可以拿得出手的成績，用以反擊中共對國民黨政權和國民黨軍隊性質的分析與揭露。

缺乏有效的精神打氣，導致從高層將領到底層官兵，都不愿意拼死效命。平津戰役，尤其是軍無斗志的最佳注解。1948年12月下旬，傅作義起家老本第35軍被解放軍殲滅，對傅的精神構成極大打擊。(48)1949年1月中旬，天津被解放軍拿下，傅部西竄綏遠和東出大海的道路均被堵塞。傅意志動搖，與中共展開和談，最終北平和平解放，近20萬蔣的嫡系部隊，僅李文、石覺等黃埔將領乘飛機離開。傅在1927年底守衛涿州一戰成名，作戰很有一套，到北平守城時還有近20萬部隊可以調用，卻已沒有再戰下去的決心。駐平部隊多是蔣的嫡系，也全然喪失繼續戰斗的勇氣。劉安祺回憶：“北平一戰實在令人遺憾，十幾萬大軍就那樣解體，在國軍戰史上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丑事。那么多人，很可以打的，結果那么完整的部隊，出來時連帶一個參謀的都很少。”(49)

自古以來，任何國家、任何軍隊、任何政治力量，不管采取任何形式教育軍隊，激發官兵的斗志，都不僅是政治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是其重中之重。精神武裝即告缺失，斗志自然全無，再強大的物質裝備，再多的軍隊人數，再有名的軍事統帥，在軍事的對決面前，均成為瞎子點燈白費蠟。誠如《國軍政工史稿》所言，“軍事既已解體，政治工作更是無能為力，純粹走走過場而已”(50)。

政工局的士氣提振沒有獲得多大的療效，另一項政工機構的重要事務——軍民互動，又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況?

2.軍民關系形同陌路

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可以用民族主義來凝聚民心與軍心。雖然民生問題一直處于危機邊緣，但在大是大非的民族問題面前，暫時退居到從屬地位。抗戰勝利后，地方元氣未復，人民生活困苦，人心士氣都不振奮。(51)挾洋自重的國民黨政權，沒有真心與民更始。

政府對民生問題的漠視，黨組織對農工的排斥(52)，軍隊內部的混亂不堪，使得黨政軍民隔膜叢生。一旦國共戰爭的軍事天平從國民黨軍隊轉向共產黨軍隊時，過于倚賴軍事強力支撐起來的國民黨政權，必將面臨統治危機的全面爆發。

不管政工局紙上如何調整方略，軍民感情都是越來越淡漠、敵對。在華中地區，為扭轉軍事頹勢，國民黨政府意圖給傷殘軍人授田，以收買軍心與民心。1948年1月7日，華中“剿匪”總司令部頒布《榮譽軍人授田條例》，省政府還發布健全農會、實施有功戰士授田及農地處理計劃草案，決定以實施土地改革為提振士氣的中心工作。(53)紙上的草案遠遠不等于真正的行動實施。從草案到定稿再到實施細則，從過去的保甲到現在健全農會，都需要時間去準備去消化。且在國民黨政府軍事、行政、黨務、民事幾乎癱瘓的環境里，草案根本無力落實。以華中的松滋縣為例，1949年5月，湖北省松滋縣成立有功戰士授田委員會，并決定改組各級農會組織，未及實施，地方即告解放。(54)

面對黨政軍民的支離破碎，1948年3月，蔣親臨主持華中“綏靖”會議，決定以軍事為主體，配合政治和經濟，同時“進剿”。國民黨政府決定采取竭澤而漁的戰略，將戰區內一切人力物資盡量征購遷移。總體戰方案，先不說其能否推行下去，單從征調戰區所有人力物力分析，就是逆民意而動。底層民眾不僅沒有從國民黨政權那里得到切身利益，還要為戰爭承擔人力物力成本。總體戰方案，不啻是統治者焦頭爛額之際想出來的飲鴆止渴的臭棋，使得軍民之間難以形成合力，而且更激化原本就非常冷漠的官民關系與軍民關系。

1948年4、5月間，根據政工局命令，華北“剿總”政工處人民服務大隊成立，隊員從青年軍第208師中文化較高的下級人員中挑選出來，任務是隨軍搞戰地宣傳和戰地情報。幾個月后，這個大隊就被撤銷。

5月，國防部召開綏靖政務研究會，研討總體戰推行辦法。行政院根據前項決議與研究結論，并參酌實際需要，訂定《綏靖區總體戰實施綱要》，頒布實施。透過《綱要》，能夠看出國民黨政權急火攻心，特別提出平均農地使用權、軍人及遺族授田、組織合作或集體農場等條規，以實現耕者有其田。(55)

可惜國民黨政府的土地等民生政策根本無法推動。華北“剿總”政工處。1948年曾經擬定《土地改革方案》，秋季招收一批大學畢業生，成立土改工作隊。方案基本要點是沒收不在鄉的地主土地，在鄉地主實行二五減租，并在北平南苑進行試點。該行動立即遭到有勢力人物的反對，擁有土地的李培基在傅作義為他所設的便宴上，毫不掩飾地表示不滿和反對：“共產黨搞土改，怎么你們也鬧土改呢?”傅在飯桌上沒有作任何表示，事后囑咐主持試點的人說辦事原則是“外圓內方”。另一擁有土地的熱河籍某政客則勾結國民黨北平憲兵，故意向試點工作人員尋釁;某些反對者還直接向南京反映，弄得蔣介石親自來電查詢。(56)

政工機構設立軍民合作站，原意是軍民互利，改善雙方關系。但實施結果并不是為民眾謀利益，而是變相搜刮民眾上。這些軍民合作站的任務，“是對當地駐守的國民黨軍部隊進行補給，強迫勞苦大眾天天送糧、送菜、送肉，來供給他們的駐地官兵”(57)。軍民合作站由團指導員與地方保甲人員采購每日所需的菜蔬和馬料，但價格卻比市價少三分之一，面粉價也比市價少一半，以致“當地人怨聲載道，稱國民黨為刮民黨，罵蔣介石為蔣該死”(58)。

國共戰起，政工機構被賦予諸多民事權力。但政工機構加強軍民聯系的重點，卻放在了組織保甲，控制民眾。政工人員無力推進軍隊愛民的政治教育，僅靠政工人員在行軍過程中進行消極監視，借以維持軍隊紀律。這并不能杜絕士兵對于軍紀的破壞，偶爾守紀律的部隊留下的好印象隨即就被后來的部隊所摧毀，軍民關系一直不能改善。多年以后，政工最高部門不得不承認，在軍民關系中，“只見民眾不斷的供應，而未見軍隊服務民眾;且更有不法苛擾情事，是以民眾雖恨匪畏匪，而對國軍亦未表示歡迎”(59)。

結語：無力的哀挽

國民黨政權土改無能為力，使得軍隊與農民之間的距離越隔越遠，與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也是背道而馳。在中共各種輿論的宣傳下，國民黨政府被定位為地主利益的代表，“國軍”成為維護地主利益的武裝工具(60)，南京政府自吹自擂的全民性，在現實面前受到底層民眾與輿論的嚴重拷問。國民黨統治的公平性、正當性、合法性不可阻擋地加速流失。

對于軍民關系的惡劣程度，1949年11月，黃埔一期生宋希濂的反省擲地有聲：“自黃埔以來，在軍隊中20多年，從未像這次指揮的部隊，紀律敗壞到這個地步。我們當年在廣東的口號和國民革命軍的信條，是‘愛國家，愛百姓’，而今天卻弄到這樣危害百姓，將何以自解!”(61)

中間人士何廉曾有這樣的描述：“國民黨政權在喪失僅剩的一點點民眾支持的同時，它的軍事力量也急劇削弱，那些當兵的人不愿再打下去，他們不能再打，他們吃不飽肚子，面對內戰中的敵人，就很容易繳械投降或者被擊潰。我回想快到1949年的時候，國民黨在人民群眾中哪里還能找到支持!”(62)

士氣的淪喪，意味著作戰力量大減。敵對的軍民關系，不僅造成戰力削弱，而且使得軍隊處處遭到掣肘，大減的軍事力量，更被稀釋與分解。

在敗象紛呈、政權覆滅已定的大局勢下，越來越多的部隊自然不愿再做國民黨政權的殉葬品。自1948年9月起，大面積的投降與倒戈，如烈性傳染病般地在國民黨軍隊中彌漫開來，令統治者甚為可怕的場景大規模出現了。

這一切，最突出地說明了政治工作的功效完全喪失。精神武裝的極度匱乏，造成戰斗力量的急劇衰弱。軍事潰敗，導致南京政府在大陸的統治土崩瓦解。

注釋：

①學界有關這一階段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的研究，鮮見專題論文發表。著作方面，臺灣1960年版的《國軍政工史稿》，是有關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的斷代史巨著，相關章節探討了1948～1949年的政治工作。

②“蔣介石批復劉峙修改〈剿匪手本〉報告代電”(1945年11月1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三編軍事(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622頁。

③[美]易勞逸：《蔣介石與蔣經國(1937～1949)》，王建朗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

④[美]拉斯維爾：《政治學：誰得到什么?何時和如何得到?》，楊昌裕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1頁。

⑤⑩(45)《楊伯濤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124～125、160頁。

⑥蔣介石：“特種兵的任務和努力的方向”上(1946年6月7日)、“特種兵的任務和努力的方向”下(1946年6月8日)，秦孝儀：《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321～331、332頁。

⑦參見李翔《戰后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轉向因素試析》(1945-1946)，《民國檔案》2011年第4期。

⑧蔣介石：“政工人員對于時局應有之認識與努力”(1946年8月8日對高級政工人員會議講)，秦孝儀：《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378頁。

⑨(17)(29)(31)(41)(43)(50)(55)(59)國軍政工史編纂委員會：《國軍政工史稿》，(臺北)“國防部總政戰部”1960年版，第1046、1060、1260、1282～1285、1271～1281、1287、1044、1310、1373頁。

(11)(14)沈云龍等編：《王鐵漢先生訪問紀錄》，(臺灣)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79、79～80頁。

(12)(35)《中共之兵運工作》，中聯出版社1946年編印，第23、4～6頁。南京圖書館古籍部藏，藏號：E22/17。

(13)賈亦斌：《我與蔣經國從友好到決裂》，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32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頁。

(15)中共的《中國土地法大綱》，1947年9月13日通過，正式發表于1947年10月10日。參見李新總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 第十二卷1947～1949》，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8429頁。

(16)李廷芳：《解放戰爭期間的南京政府國防部新聞局(政工局)見聞點滴》，廣東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48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4頁。

(18)(51)鄧文儀：《從軍報國記》，(臺灣)正中書局1979年版，第374～375、368頁。

(19)周鈞：《傅作義部隊政治工作概況》，《傅作義生平》，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88～89頁。

(20)李以劻：“兩度相隨蔣經國的經過”，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51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頁。

(21)國防部政工局編印：《綏靖區總體戰之實施》，國防部政工局1948年版，第1頁。

(22)(36)(40)(42)鄧文儀：《老兵與教授——陸官第一期生的傳奇經歷》，(臺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37～338、339、338～340、340頁。

(23)(44)國防部政工局編印：《三十七國軍政治工作實施計劃》，第51、33～35頁。南京圖書館古籍部藏，藏號：E22/63。

(24)“聯合勤務總司令部檢發修正國防部政工局組織規程訓令”(1948年4月2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三編軍事(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頁。

(25)(38)“國防部頒布各級軍事機關部隊醫院學校政工(訓導)綱領”(1948年6月4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三編軍事(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315、313～315頁。

(26)政工局雖然明文規定政工人員兼辦黨務與政治工作，但實際上軍隊黨務工作幾乎陷于停頓狀態。參見孫桂珍《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研究》，南開大學2010年博士論文，第228～229頁。

(27)(32)中央訓練團新聞工作高級干部訓練班編印：《如何加強實施士兵教導》，國防部新聞局1947年版，第1、20頁。南京圖書館古籍部藏，藏號E22/12。

(28)國防部新聞局：《連隊新聞工作目錄》，1948年版，第1～3頁。南京圖書館古籍部藏，藏號E222/5。

(30)“國防部政工局三十七年六月份重要工作簡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卷宗號：七八三/87。

(33)朱宏源：《羅友倫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9頁。

(34)李新總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第十一卷(1945-1946)，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8034、8043頁。

(37)(46)《國防部政工局編〈剿匪方策〉政治部分》(1948年5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三編政治(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23、216～218頁。

(39)“國防部政工局三十七年六月份重要工作簡報表”，“該部政工局核派人員名單和第四處重要工作簡報表，業務職掌分配表代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卷宗號：七八三/87。

(47)(61)《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338頁。

(48)《戎馬春秋：董其武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頁。

(49)《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26頁。

(52)“吳鐵城在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做黨務檢討報告”(1945年5月7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政治(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5頁。

(53)《湖北省健全農會組織，有功戰士授田及農地處理實施計劃草案》，湖北省檔案館藏，卷宗號：LS1-4-3906。

(54)松滋縣志編纂委員會：《松滋縣志》(內部發行)，1986年版，第202頁。

(56)仲文：《關于傅作義的華北剿總》，《傅作義生平》，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346頁。

(57)鄭重之：《第一快速部隊被殲經過》，《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全面內戰》(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2頁。

(58)周開成：《第八軍進攻膠東解放區的回憶》，《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全面內戰》(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頁。

(60)“綏靖區處理地權扶植自耕農實施計劃綱要說明書”(1946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三編《財政經濟》(六)，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頁。

(62)朱佑慈等譯：《何廉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頁。

第三篇：國民黨軍隊對抗戰的貢獻

——蔣介石動用70萬國民黨軍隊，發動了淞滬會戰。在會戰中，國民黨空軍炸毀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炸沉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旗艦，國民黨陸軍為補充戰損，而五次發布動員令，超過半數團職以上高級將領以身殉國。

淞滬會戰未能阻止日軍占領上海，卻改變了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戰略部署，還為上海資本向重慶轉移，贏得三個月的寶貴時間。

——最讓外國人刮目相看的不是葉挺的新四軍，而是孫立人的國民黨新一軍。新一軍遠征緬甸，以傷亡1.7萬人的代價，擊斃擊傷日軍10.9萬人。

在新一軍攻占緬甸重鎮于邦的時候，下屬向孫立人詢問，如何處理日軍戰俘，孫將軍的回答是：“你去問問那些gouzazhong，都誰到過中國，到過中國的就地槍斃，以后都這樣”。

——真正讓日軍聞風喪膽的軍隊，是國民黨的委員長衛隊。這支軍隊使用德軍的裝備，甚至有德軍教官親手指導。

在南京雨花臺，委員長衛隊的兩個營，獨自阻擊日軍一個甲種師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一共只有六個甲種師團），平均每個士兵要堅守25米長的陣地，面對50名日軍精銳部隊的士兵，但勝利者依然是中國人。

在影視作品中惡貫滿盈的張靈甫是抗戰英雄。在長沙會戰中，他率領敢死隊包抄小道，夜奪張古峰，為國民黨成功阻擊日軍，立下汗馬功勞。張靈甫還為抗戰丟了一條腿。

——在湖南常德（我們現在只關注那里是快女曾軼可的故鄉）保衛戰中，國民黨74軍57師的8000名官兵，阻擊10萬日軍 15天之久，最后只剩有200人還能夠戰斗。師長發出了74軍57師最后一封電報：“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師附、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死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各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為止，并祝勝利。74軍萬歲！”

——在武漢上空爆發過持續時間僅次于不列顛空戰的武漢空戰。那場空戰中，國民黨空軍擊落日軍飛機78架，炸沉日軍艦艇23艘。在那個時候，每當防空警報響起，很多武漢市民不是鉆進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頂，為的是能看到日軍飛機被擊落的場景。

——在重慶有17家軍工廠在敵機轟炸下堅持24小時不間斷生產。以金陵軍工廠為例，抗戰期間共生產迫擊炮7000門、重機槍1.8萬挺、步槍28萬支、手榴彈30萬枚、炸藥包20萬個。

——日軍的投降書是什么樣子。為什么我們只知道9.18日軍侵華，而不知道8.15日軍投降的情況？

日軍投降書文中多次出現：日本陸海空軍及其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投降，受降落款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

——戰爭期間，國民黨陸軍有321萬1418名官兵壯烈犧牲，其中包括8名上將，41名中將，71名少將。國民黨空軍有6164名飛行員血灑長空，2468架戰機被擊落。國民黨海軍全軍覆沒，所有艦艇全部打光。

第四篇：徐焰：駁網上美化國民黨抗戰

徐焰：駁網上美化國民黨抗日

初期“不抵抗”政策不容辯解

歷史是一面多棱鏡，歪曲它的最好辦法便是只講一面。改革開放前有些讀物講到抗戰時的國民黨當局，只講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潰千里，這就不能解釋為何堅持了8年抗戰。改革開放后通過思想解放廣開言路，有人又只談正面戰場戰果如何輝煌，這也不能解釋為何國民黨當局屢戰屢敗。

提到國民黨當局在抗戰時表現，不可避免地提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實行的“不抵抗”政策。這種政府下令“不抵抗”丟失80萬平方公里國土和3000萬同胞的行為，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賣國行為。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后割地，畢竟還是抵抗后敗而失地。

面對日軍突襲東北，南京政府卻不敢抵抗而撤軍棄地，這不僅引來全國民眾的怒罵，還引來國民黨內一些實權派在要求抗日的旗幟下發動“福建事變”、“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以示強烈反對。

為掩飾“九一八”時棄地的屈辱，國民黨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直至逃臺后都聲稱那時軍力“未準備好”，只有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時才有力量抵抗，近來一些網站上也發文重新鼓吹這種無恥的賣國謬論。

且不說缺乏準備根本不能成為將國土拱手讓人的理由，就是看一下1931—1937年間中日兩國實力的消長對比便可知道，“不抵抗”而失地的結果造成日本實力大增，中國的國力反而被削弱。尤其是日本輕易侵占富庶的中國東北后，其國內經濟危機馬上得到化解，工業產值在5年內增長了一倍。

此間中國內地經濟力量雖有增強，卻也遠低不上不戰而失的工業區東三省的損失，那些為“不抵抗”政策辯解的言論無論從哪個角度都站不住腳。

死亡的將級軍官超過 200人？

近些年有人在網上和某些刊物上發文，要“公正評價國民黨抗戰史”，并片面引用國民黨當局在大陸和到臺灣后的觀點和吹噓史料作為根據。

例如許多網站還根據臺灣戰史所列的名錄，登載抗戰時死亡的將級軍宮，數目超過200人，并想以此來表功。客觀看待歷史的人們，當然承認國民黨軍有眾多高級軍官犧牲的事實。不過若認真考證，臺灣戰史的這一數字卻包括了陣亡后追贈軍銜者，還有當時在國共“磨擦”中死亡者，真正陣亡于對日作戰的在任將官在110人左右（因個別人死因還難判定）。

不過，當年還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抗戰時投降日軍并充當偽軍頭目的國民黨將級軍官，至1943年時即達58人之多，在他們率領下成建制投敵的軍隊也達50萬，這成為日本占領區偽軍的主要來源。

追隨副總裁汪精衛降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居然也有20人。以此構成了南京偽“國民政府”的基礎。那些講“公正”的人卻對這些鐵的史實避而不談，其“公正”、“全面”又在哪里？

如果以抗戰意志的堅定性來對照，更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沒有一個投降日軍的高級將領或中央委員。

在作戰中確存在單個被俘的八路軍、新四軍干部、戰士在日軍威逼下投降當漢奸的事例，卻找不到一個營、一個連成建制投敵當偽軍的中共領導的部隊。哪個黨、哪支軍隊的抗戰意志堅決，這不是最好的說明嗎？

至于有人對比國共雙方在抗戰中傷亡數目，看到國民黨軍共傷亡322萬人而中共部隊共傷亡60萬人，便以此吹噓前者，從軍事知識上看也屬強詞奪理。哪一方傷亡多并不等于作戰貢獻大，在某些情況還只能說明指揮笨拙，何況抗戰時國民黨軍隊的數量在初期要比中共領導的部隊多30倍，在后期也多4倍。

如果看一下國民黨軍在抗戰中的損失，開小差和內部折磨減員者還遠遠大于作戰。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長鹿鐘麟在國民政府紀念周上報告，抗戰7年來前后征壯丁共1100萬人（其中會有重復統計），實際到達戰場者不及500萬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

這里所說“病故”實際多指壯丁被抓捕捆綁時虐待致死，至于多數壯丁的損失還是開小差。國民黨軍隊形成一個士兵“抓一逃一再抓”的惡性循環（遠征印緬的軍隊無法開小差除外），這在二戰時期的各國軍隊中是罕見的，恰是其政治軍事腐敗的突出表現。

吹噓戰果到無人相信的地步

國民黨軍當年在戰爭中敗多勝少，重要原因是欺上瞞下盛行，戰果吹噓經常達到無人相信的地步。如其“剿共”作戰中宣布的“殲匪”戰果累計，便超過解放區人口總和，抗戰時的戰報也因虛假充斥而為國際史學界輕視，一般都不屑引用。事過幾十年后，現在卻有人把塵封的吹噓品當成“發現的新史料”，在網上一再發帖，以蒙騙缺乏歷史知識的新一代人。

以當年國民政府的戰報對照戰場情況．有軍事常識者便可看到其離譜之處。如 1938年6－I0月的武漢保衛戰期間，國民黨軍稱殺傷日軍20萬人，包括在萬家嶺“殲滅日軍第106師團”。

其實日軍進攻武漢的兵力為9個師團25萬人。若真有此損失早就接近全軍覆沒，又怎么能攻占武漢？按日方統計，“武漢攻略戰”時傷亡3萬多人，這里會存在一些隱漏。不過按戰場情形推算，戰斗傷亡再同因氣候炎熱生病減員相加。日軍總損失不會超過10萬人。

對“萬家嶺大捷”及此戰中團長張靈甫的表現，當年國民黨報刊曾大肆吹噓，近年也有一些網站引用。

其實中國在抗戰期間沒有“殲滅”過任何日軍師團，除了遠征軍在反攻滇西時由美國航空兵支援，在騰沖殲滅過日軍一個聯隊（團）外，在國內戰場上從未成建制殲滅過日軍一個聯隊，至多是給某部敵軍以重大殺傷。

1938年10月上旬，日軍第106師團突入萬家嶺時，薛岳指揮的18個師對其進行包圍，并試圖予以殲滅。激戰半個月后，被圍日軍得到第17師團增援，國民黨軍隨即解圍撤退。這一仗還算是國民黨軍在武漢保衛戰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按國民黨軍戰后較準確的統計也只是斃敵3000人，傷敵5000人，俘敵300人。對擁有1.6萬兵員的第106師團而言可算損失半數，按軍語概念也遠算不上“殲滅”。

近年有的網站上一再發出所謂1944年“桂林保衛戰”的所謂“輝煌戰績”：擊斃日軍1.2萬、打傷1.9萬人，其中還“擊斃9個聯隊長”。事實是日軍進攻桂林的部隊為兩個師團全部加一個師團一部共7個聯隊。總兵力不過3萬人，僅3天便攻占全城。其傷亡輕微。

如果真有斃傷敵軍共3．1萬的戰果，攻城日軍豈不被全部消滅（而且有的聯隊長還不止被打死了一次），怎么又會有桂林的迅速失陷和守軍棄城而逃呢？

國民黨逃臺后所出版的抗戰史，多少收斂了一些吹噓戰果，但所列戰果仍嚴重不實。如 1985年紀念抗戰勝利40周年時，國民黨仍聲稱“國軍”共斃傷日軍276萬人。實際上，經查日軍在戰后的資料統計，在中國戰場上的傷亡共計為133萬人（此外緬甸方面軍對華作戰還傷亡4萬多人），這還是對國共兩軍和民眾游擊隊作戰的總和。

國民黨當局對戰爭統計的嚴重不實，除虛報外還由于當時政權機構無能。其政府對國內人口都從未普查過，聲稱的“四萬萬同胞”只是根據賣鹽數量推算出來的。新中國成立后，1953

年進行首次人口普查時，才知道全國人口己超過6億。

國民政府的腐敗國內外公認

客觀評價歷史的人，承認國民黨政權在1937～1945年堅持了抗戰，其軍隊的許多官兵曾做過英勇奮戰。不過由于其統治集團的腐朽無能，抗戰不力、殘民有余的事例在當年舉不勝舉，成為國民政府失去人心的重要原因地是談及抗戰史時所不可諱言的內容。

在8年全面抗戰中，據估算中國因戰事死傷共3500萬人（其中死亡2100萬，負傷1400萬）。除道日軍屠殺外，有相當一部分是因本國敗類和腐朽無能的當權者作孽。

例如1938年徐州會戰失敗后，蔣介石為阻攔日軍西進，下令在河南花園口掘開黃河堤防、此事國民黨當局在大陸時一直推說為日機轟炸造成決口。退至臺灣后國民黨當局在史書上才承認此事為本軍所做，卻又胡說什么“抗戰八年，黃泛阻敵西進，保障西北，功不可沒”。

無情的歷史卻早就證實，這些“功不可沒”的謬說早已被“水”沒矣！據花園口決堤后粗略統計，淹死百姓達89萬（淹沒日軍僅其第14師團一小部千數人），喪失家園淪為難民者近1000萬。此舉雖使進攻武漢的日軍一度改道，但4個月后還是攻陷了當地，受到最大損失的還是黃河下游的人民。

這樣殘害百萬人民用以自保的政府和軍隊，又怎么可能不遭到民眾的仇恨？抗戰期間長期主管第五戰區的李宗仁到美國后寫回憶錄便稱，當時說河南民眾恨國軍（尤其是湯恩伯部）甚于恨日軍的說法，“據我所知，不是過分污蔑之辭”

自古作惡必有惡報。果然，1944年春，日軍以至2萬人發起“一號作戰”進攻中原的40萬國民黨軍時，湯恩伯指揮的各部在一個月內便潰不成軍。在危急時刻，河南許多民眾竟群起攻擊敗逃的國民黨軍。將其數萬人繳械，這更加劇了中原崩潰。

花園口決堤10年后，在當年黃泛區附近爆發了規模宏大的淮海戰役，當地幾百萬民眾更是用雙腿和手推車清楚表達了自己對蔣介石抗戰時作為的看法——那就是全力支援解放軍打倒他們切齒痛恨的國民黨政權！。

抗戰期間正面戰場共有22次會戰，除了為取得外援反攻滇緬是主動進攻，其余都是被動防御。到了抗戰后期，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黨國要人在大后方發國難財，孔宋兩家將包括美援在內的大量財富搜入私囊，民怨沸騰已怒不可遏。

國民黨軍裝備好的部隊又多數放在后方，明顯是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對此國民黨政權的主要支持者美國都不諱言。1949年7月，美國國務院公布的白皮書便解釋說：“美國參戰后，國民黨顯然就認定日本最后必將戰敗，以為可以有機會來改進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決斗……戰爭后期中國抵抗力的部分癱瘓，主要就是這種爭權造成的。”

當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曾感嘆，政府視民眾如草芥，民眾便視政府如仇讎。抗戰勝利后僅4年，不可避免的歷史事件終于發生了，那便是剛享受過勝利者榮耀的國民黨政府被人民推翻。

1950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的講話也承認：“蔣介石并不是為軍事優勢所擊敗，而是為中國人民所拋棄。”看看抗戰期間正面戰場和大后方的情況，便可知道被“拋棄”的原因是什么。

（《環球視野》2010年3月9日第282期，摘自2010年1月26日《中國國防報》）

第五篇：國民黨軍隊的五大主力

國民黨軍隊的五大主力。蔣介石曾夸耀他們為“國軍之精華”、“五大主力”。包括第十八軍、整編第七十四師、新六軍、新一軍和第五軍。

第十八軍

代表人物：胡璉

軍長：黃維

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誕生于1930年8月，是國民黨“五大王牌”中，建軍最早、實力最大、名將最多的老牌勁旅，成名于軍閥混戰，壯大于圍剿紅軍，建功于抗日烽火，兵敗于淮海戰場。

土木系支柱

陳誠土木系支柱。18軍可以說是陳誠的起家資本，陳誠軍事集團別稱“土木系”中的“土”字即代表著18軍骨干部隊11師，“木”則代表18軍(該部因“土”拆開為“十一”、“木”拆開為“十八”故而得名。)，它也是羅卓英、黃維、方天、胡璉等將領日后賴以晉階的基礎。18軍是五大主力中建軍最早、歷史最長，在軍閥混戰、國共內戰中屢立戰功，為蔣介石與陳誠所心 愛之嫡系部隊，其骨干皆為黃埔軍校畢業生，與敵作戰時又都能以身作則，堪稱主力王牌。抗日戰場屢立功勛

抗戰最有名的戰績為淞滬羅店拉鋸戰(18軍力敵松井石根指揮的第3師 團歷時近一個月日軍為爭奪這個彈丸之地，戰死的就有幾千，整個羅店血流成河，被日軍稱為“血肉磨坊”。)、1943年長江石碑要塞保衛戰等(奉命固守要塞的18軍11師師長胡璉。大戰在即，胡璉寫下5封訣別信，然后沐浴更衣，做好了決死一戰的準備。在石牌外圍拚搏戰中，日軍一度鉆隙繞過石牌，沖到距三斗坪僅60里的伏牛山。胡璉立即命其屬下將國旗插到最高峰上，并嚴令守軍不得后退一步。他用電話告誡將士：“打仗要打硬仗，這一次一定要使日軍領教中國軍隊的作戰精神!"11師在孤軍奮戰的情況下，為保證這個將來可作為反攻的支撐點，保衛陪都的最重要門戶，一直堅持到國軍展開全面反擊并徹底擊敗日軍為止，11 師的巧妙部署，頑強堅守，為最終勝利起了關鍵作用，此役日軍損失慘重，死傷2萬多。有報紙在報道時曾將其寓為東方之斯大林格勒，雖過分夸張，但是第11師所固守的要塞對于整個會戰獲得最終勝利的重要性則不言而喻。

石牌口戰役是抗日戰爭重要一役，使日軍占領重慶進入四川計劃破產，使重慶國民政府轉危為安。戰后，師長胡璉因固守石牌要塞有功，被授予青天白日勛章，所屬之團、營長也各獲得了最高級的獎章。石牌戰后，18軍將此戰陣亡的15000名官兵的忠骨埋葬 在他們用生命鮮血保衛的土地，深信忠骸有寄，然而僅僅60年之后墓地已然被夷平，成為學校，帶路的學生居然還很新奇地稱當年學校伙房還把挖出的棺木當柴火。為國御侮而亡的將士最終受到這樣的對待，實在令人寒心，是為民族的不幸……)1944年11月，作為嫡系主力，得到了第一批換裝美械的待遇，使得戰斗力大幅度提升。在不久之后的湘西雪峰山會戰中表現突出，和74軍聯手作戰，給日軍重大殺傷。(整個戰役歷時55天，擊斃日軍12400多人，擊傷 23300人)

“狡如狐，猛如虎”

46年5月，18軍整編為11師，師長胡璉。在解放戰爭中，他率領的整編第11師一直充當著救火隊的任務，哪里有難便被投入哪個戰場，取得了輝煌戰績：46年10月章 逢集大戰，中野主力近6萬人（3、6、7縱)，三個縱隊圍攻整11師32團一個團五天五夜，最后打成平手，中野傷亡四五千人，11師32團傷亡2700余人(32團本不想撤退，因一營營長牛鎮江擅自帶兩個連突圍撤走，才不得不帶余部撤走，戰斗連頭帶尾總共5天。

32團一個團能夠面對十倍以上解放軍人海般猛攻，奮戰5天，堅守章縫集3天3夜，重創對手，最后安然撤退，保存了500多人的骨干。中野忙活了一大頓，不但沒有戰果，反而受到重大挫折，全軍不得不后撤100余里休整，丟掉了魯西南所有根據地，損失重大。)山東南麻戰役，華野集中五個縱隊，其中一個打援，四個縱隊外加魯中軍區三個團猛攻南麻5天5夜，僅殲11師一個團，自身傷亡達1萬余人(比較有名，不再多說)；47年9月曹縣戰斗，整11師孤軍突出到土山集、大義集一帶，華野急于報南麻一箭之仇，調動5個絕對主力縱隊(華野1、3、4、8、10縱，中野11縱)設下口袋陣，嚴密包圍，11師師長胡璉嗅覺敏銳，馬上停止前進，進駐兩個村莊挖掘工事固守。解放軍還是老戰術，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以3、8兩縱猛攻土山集守軍18旅，4 縱阻擊大義集增援。18旅堅定守住土山集，經過3天激戰，重創3、8兩縱，同時大義集的11旅及時出擊，痛扁4縱一頓，打垮4縱堅強阻擊，猛烈從后攻擊3 縱后方，華野見勢不好，迅速撤退。解放軍傷亡4413人，11師傷亡3000多。

雙堆集被殲

進入大別山之后，中野1縱絕對主力20旅于48年1月在包信集與整11師遭遇，損失很大，其中一個主力營，4百余人被成建制消滅； 2縱也好不到哪里，在大別山里不停地躲避11師，基本上是一個11師追著打，追著包圍的過程。6縱雖然整天躲躲藏藏，但在48年1月16日，在王家店宿營 的中野6縱18旅還是被逮了個正著，旅長肖永銀一聽整11師來了，丟掉旅直屬隊，使300余人全部被俘虜，總算保全了18旅。王家店成為永遠抹不去的痛。一直到18軍淮海戰場被殲之前，解放軍數次企圖殲滅18軍的計劃都沒有成功，在此之前可以說18軍對中野、華野基本保持了非勝即平的長勝戰績(雖說46年 底宿遷整69師被殲一仗不太光彩，但至少自己也沒吃虧。)胡璉也被毛主席老人家稱為“狡如狐，猛如虎”(放在哪里，哪里解放軍都頭痛，屬于“最不受歡迎的 部隊之一”)。

在淮海雙堆集，18軍118師“老虎團”33團與 解放軍兩個團血戰大王莊，殊死肉搏,攻守雙方幾乎都拼光，此戰為整個淮海戰役中最殘酷、激烈的爭奪之一，戰況激烈，以至旁邊85軍一個主力團直接投 降了事。該團全部是由戰斗經驗豐富的**組成，作戰時兇狠頑強，罕遇對手，堪稱是18軍之精華，理所當然成為12兵團的刀尖。守衛核心陣地大王莊一戰與解 放軍兩個團殊肉搏，為淮海戰役最慘烈的戰斗。

淮海雙堆集被殲之后，重建的18軍隨胡璉12兵團參加了金門之戰(古寧頭之戰)，撤臺后胡璉官至陸軍一級上將，金門警備司令，當了一回“金門王”，1977年病逝(胡璉死后的1979年，粟裕視察南京軍區、福州軍區時與老三野們座談，提及胡璉不無惋惜地說：悍將謀才，古寧頭之恨難消啊)。

整編第七十四師

代表人物：王耀武 張靈甫

師長：張靈甫

國民革命軍整編第七十四師于1937年8月在武漢成立，初建時為74軍，1946年改編為整編為74師。它是國民黨“王牌”中最耀眼的新星，有著一系列的輝煌：“御林軍”、“抗日鐵軍”、“虎賁師”，并榮獲國民黨最高獎勵“飛虎旗”。

第74軍是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組建，由王耀武第51師和俞濟時第58師合編而成，全軍共8個團，2.1萬人，抗戰第一年內已顯露 其慓悍本色。這支由浙江保安團隊，原山東北洋省軍與中央軍第1師旁枝部隊合編而成的奇異組合，是抗戰八年之間戰功最為輝煌的部隊，精彩戰例不勝枚舉：38 年萬家嶺戰役，作為核心主力，給日軍重大殺傷，此役首創殲滅日軍幾乎一個完整師團的佳績，此戰既無平型關八路軍奇襲之利，又無昆侖關國軍火力之優，全靠將士浴血苦戰，74軍攻得上守得住，居功至偉。(第51師153旅旅長張靈甫率一支部隊奇襲張古山，又堅守數晝夜，為最終的勝利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事后郭沫若專門派田漢編劇，歌頌德安大捷，張靈甫在劇中以真名出現，一時間聞名天下)41年參加上高會戰，殲敵16000，繳獲駿馬2800匹，擊斃日軍中將、少將各一名，74軍在戰役中“拼死力拒，雖血肉橫飛、傷亡慘重，仍不稍退，是一日間敵我傷亡均在四千以上”，被羅卓英評價為“戰斗力量堅強”！(榮獲國民政府第一號武功狀和最高榮譽“飛虎旗”，被譽為“抗日鐵軍”。

何應欽稱之為 “開戰以來最精彩之作戰”)。常德會戰中74軍57師8000之眾面對日11軍數萬人馬，死守常德16天，頑強抗擊了日軍陸、空、坦的協同攻擊，在日軍猛烈炮火甚至釋放毒氣情況下仍死戰不退，傷亡殆盡(時值開羅會議期間，57師的英勇奮戰極大的提高了國威、軍威，給羅斯福總統的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還專門在備忘錄上記下余成萬師長的名字。著名作家張恨水就根據常德之戰寫出一部名叫《虎賁英雄》的小說。為紀念74軍為國捐軀的犧牲將士，常德人民自發募捐，于1944年3月在市青年路東側修建占地達30000平方米的陣亡將士墓地，作為永遠的紀念)。

湘西雪峰山會戰(幾乎全殲日軍116師團，消滅日軍3萬左右)。第51師的師歌唱道“我們在戰斗中成長，我們在炮火中相從。我們死守過羅店，保衛過首都，馳援過徐海，大戰過蘭封。南潯路顯精忠，張古山血染紅。國家的武力，民族的先鋒!”這支抗戰時期最偉大的部隊，在武漢會戰后由蔣中正親定為軍委會總預備軍，為華中三大戰區之前衛。日軍對這支國軍中的王牌部隊也深為畏敬，并以”三五部隊”稱之(指所轄的第51師，第57師，第58師，皆以5開頭)。在南昌會戰中，即使兵敗如倒山，該軍仍不改其英勇豪邁之鐵軍本色。曾兩次榮獲軍委會最高榮譽——飛虎旗，一次國民政府第一號武功狀，連美軍顧問團曾有過“中國只有74軍能打”的贊譽。國軍中無人出其右者。

蔣介石的“御林軍”

1946 年改編為整編74師，全師3萬余人，全副美械，張靈甫任師長(1923年考入北京大學，1925年南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四期，蔣介石的得意門生。)兼任南京警備司令，拱衛首都，號稱“御林軍”。進攻蘇北解放區，連克兩淮(淮安、淮陰均為解放軍在蘇北戰略要地淮陰是蘇皖解放區首府，具有非常重要的軍事、經濟和政治意義，即使在解放軍采取積極防御，不計較一城一地得失的戰略下，也是屬于不到萬不得以絕不輕言放棄的要地。兩淮和華中解放區基本喪失，華野主力只得北撤山東，華東局勢日趨 嚴重，造成了很大困難)，二戰漣水(第一次是搭檔整28師太不經打，未能攻占，國軍方面損失7000其中74軍2000多，解放軍6963，10縱司令謝祥軍也在戰斗中陣亡，這是華東解放軍在解放戰爭中陣亡的職務最高的將領。第二次對王必成6縱戰術成功，順利成功)，攻占宿遷，立下頭功。

兵敗孟良崮

1947年3月，蔣介石對山東解放區實施重點進攻。國民黨華東“剿匪”總司令顧祝同見解放軍東撤，即令各部“跟蹤進剿”。由于情報泄密，25師和83師也沒有及時跟進，使整編74師陷入了險境。5月13日 在孟良崮被圍后，雖然山上無法構筑堅固工事，又沒有水源，重炮無法帶上山，但張靈甫還是過于自信，認為周邊友軍最多

一、兩天的行程，如能在友軍到達前成功堅守，必能實現“里應外合，中心開花”。整編74師不愧事國軍5大主力之一，74師2.5萬人力抗華野五個主力縱隊10萬余人(1、4、6、8、9，不計打援)，也確實全力苦撐了3個晝夜。在張靈甫被圍當天，蔣介石立即下達周圍國軍救援74師的命令。但因增援國軍各部沒能全力突破華野阻擊(除黃百韜之整25師比較得力之外)，錯失了戰機，而華野攻擊主力縱隊不惜一切代價，合力圍攻孟良崮，以致后來居高而守的74師斷水、缺糧、少彈，攻山的炮彈落下，碎石飛濺，殺傷力倍增。成敗瞬間定江山，失敗再所難免。當蔣介石聽到張靈甫在孟良崮戰死的消息更是老淚縱橫，下令撤了湯恩伯的軍職。(全師2.5萬人悉數被殲，本人非常認同粟裕的說法：74師不愧是“王牌中的王牌”。即使換了美軍陸戰1師，同樣條件，可能撐不到三天，也會被解放軍全殲孟良崮。)

重建之后的74軍，為保衛阜陽(對陣中原野戰軍第1、2、3、6和11縱隊以及華東野戰軍第10 縱隊，成功堅守6天)，濟南戰役死守商埠(48年9月，濟南戰役打響，王耀武飛赴南京求援，蔣介石命令74師空運濟南。但一天后解放軍就以炮火封鎖了飛機場，僅空運了7個連，這7個連后來被王耀武派往商埠，擔任第2綏靖區司令部的守衛。9月20日，解放軍猛攻商埠，22日開始攻擊第2綏靖區司令部，74師憑借司令部堅固的鋼筋水泥大樓和四周明碉暗堡組成的工事，負隅頑抗。此處的戰斗相當激烈，被譽為濟南戰役中的“絞肉機”，解放軍集中炮火猛轟，整幢大樓被 炸得千創百孔，滿目瘡痍，幾乎被炸成個軀殼架子，但74軍的這7個連仍然拼死抵抗，子彈和手榴彈不斷從窗口和彈孔里飛出，即便在解放軍攻入樓內后仍與解放軍逐樓、逐屋、逐層爭奪，力戰不降，解放軍稱之為“打死不繳槍”，這7個連即使在軍官大半死傷的情況下，士兵也極少投降，秉承了老74軍的頑強戰斗意志，最后全部戰死。七個連800人的兵力堅守6個晝夜，打退2萬解放軍的猛攻，戰況震驚華北戰場。

新六軍

代表人物：廖耀湘

軍長：廖耀湘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六軍于1944年8月從新1軍脫穎而出；由名將“叢林虎”廖耀湘親自統領；全新的美式裝備；建功抗日戰場；自詡“國軍老大”，號稱“天下無敵”。

印緬遠征駐印軍主力“中國虎”。新6軍的骨干班底(或者說前身)為新編22師，在編入新6軍之前還是5軍的主力，昆侖關的勝利也有新22師的汗馬功勞，(消滅日軍4000多人，克復昆侖關，一戰揚名，著名劇作家田漢還專門采訪了廖耀湘，稱其為抗戰中的狄青)42年在5軍的建制內參加了印緬遠征，西渡怒江，第一次遠征中主要戰斗為接應200師自同古撤退，打完后也還有 7000多人，實力仍存，可惜遠征軍撤退時軍長杜聿明卻不聽廖耀湘建議，嘗試突破日軍阻擊，非要往野人山煉獄里鉆，這一昏招的直接后果就是新22師兵員從 進山時的7000直線下降到了到達印度時的不足3000，犧牲超過半數。(樹林里，草叢中，一支支銹蝕的槍支，一堆堆散亂的白骨，無言地訴說著情況之慘烈，上萬名官兵的骸骨永遠留在了異域他鄉。遠征軍在正式作戰中未損失團長以上將領，而在撤退中竟損失四員之多。)反倒幫了日軍大忙。(其實當時遠征軍的當面日軍只有56師團，還因為長途行軍疲憊不堪，實在沒有多大把握能把整個遠征軍都攔住，遠征軍的不戰自亂讓師團長渡邊高興得半死。)42年底，5軍回國新 22師留印(當時隸屬于新1軍，軍長鄭洞國)，換裝美式裝備，在蘭姆伽整軍經武，刻苦訓練，經過一年的整訓，練就了叢林戰的過硬本領，自此掀開了新22師 ——新6軍最輝煌的一頁。

1943年10月參加第二次緬甸戰役，向緬北挺進，與新38師(師長孫立人)互相配合，二進野人山，占領胡康河谷，克于邦、下孟 關、攻占瓦魯班……在整個緬甸反攻戰役中，新22師給日軍的王牌18師團毀滅性打擊，殲滅敵人20000多，一雪2年前野人山兵敗的恥辱(史迪威語，其中 新22師單在卡盟一役就斃傷日軍不下5000，間布山山區3000多，在攻占瓦魯班戰斗中突襲18師團司令部，繳獲18師團發布作戰命令的關防大印，這在 抗戰期間絕無僅有。蔣介石的嘉獎電只有三個字：中國虎！)。隨著第14師(龍天武)和第50師(潘裕昆)空運來到緬北反攻的前線，駐印軍擴為兩個軍，原屬 土木系54軍的第14師、第50師加上新22師組成了著名的新六軍。隨后攻克八莫、南坎、芒市，打通了遍染鮮血的滇緬公路。45年5月運抵芷江，并參加了對日受降簽字儀式，負責警戒。隨著國府南京光復，新6軍成為首批進駐的部隊，早于74軍。(極高的榮譽！)

國軍頭號王牌

1946年2月新6軍遵令遠赴東北，急先鋒還是新22。新22師“虎師”之名決非浪得虛名，以師單位計，無疑是東北國軍，或者說是全國國軍頭號王牌。進東北后所向無敵，多次以一個團大敗東野一個軍，基本說明戰爭初期新22師一個團可以頂東野一個軍，差距非常驚人。新22師三個團個個兇猛異常，1、李定一65團威遠堡門進攻擊敗3縱。

2、羅英66團5個連沙嶺防守完勝4縱。3，64團沙后所大敗東野王牌2縱4師。(新6軍在東北戰場的戰斗以往材料介紹都不多，很多****，在此多介紹 一些。)

舉幾個戰例：46年2月初闖關東的新22師相繼占領盤山、臺安、遼中，在遼河以北地區形成一條線式防御陣地。其66團和師屬教導營總 共就3千人(一說66團守沙嶺只有5個連，加團直屬部隊，1500——1800之間。)推進至遼河南的沙嶺村，成為突出孤立部分。2月16日遼南軍區總共 集中8個團(10倍以上絕對優勢)。以人海戰術猛打猛沖，如羊頂架般以月夜攻勢連頂一晝三夜。該敵利用重機槍、火焰噴射器、火炮的絕對優勢構筑防御工事。構筑完畢即龜縮一團，固守待援。至18日夜仍未啃下這塊硬骨頭。次日晨敵援兵至，不得不下令撤退。民主聯軍傷亡2100余人，新22師624人，傷亡比 3：1。這仗是新6軍在東北的成名作。(4縱承認；“這是一場地地道道的敗仗，千真萬確的一場恥辱。”)

47年12月沙后所戰斗新22師先和2縱4師開打，4師1個營剛占領了新22師1個團團部就遭到反沖鋒，國軍用機槍和迫擊炮猛打，這個營基本報銷了，新22師2個團憑借工事頑強抵抗，我軍與之反 復搏殺至天明。2縱4師原來戰斗設想是全殲守軍，結果非但沒有完成戰斗任務，傷亡慘重退出村，骨干基本打光，僅營以上軍官就被打死6人。雖然2縱公開史料不提，4師軍內總結完全承認，說；“主要教訓；指揮員輕敵麻痹，對敵情掌握不準，未具體貫徹林總的戰術思想，造成嚴重的戰斗失利。”(注意，嚴重失利。另 外東野陣亡2縱4師10團副團長王國華，4師損失942人。新22師64團損失801人，64團打敗4師后，從容撤退。新22師出動了兩個團，林總本來命 令2和7縱圍殲該師，但是由于協調等問題，只有2縱4和5師參戰。在47年底還準備調兩個軍對付新22兩個團，足以說明新22的地位、威脅。)

獨木難撐

據新6副軍長回憶(唯一從遼西會戰逃出的新6軍高級軍官)：新6軍入東北近3年敗仗極少(包括消耗仗，敗仗主要集中在三下江南、四保臨江，而新22作為該軍 主力骨干及第9兵團的精華保持常勝記錄，與宣傳有很大不同)。一開始攻占鞍山、本溪、遼陽到2次四平戰斗(第一次新6軍迂回包抄四平守軍后路，迫使我軍撤 退；第二次新6軍169師血戰八棵樹，死扛幾天，保證了其他部隊及時增援)、安東戰役(全面內戰初期在東北戰場上發生的一次重大戰役，新6軍與52軍作為 參戰，此役是東北民主聯軍的重大挫折之一，傷亡6萬多。

但由于各種因素制約，國內各種資料對此役描述皆只強調新開嶺一役，而其余均言語不詳，理由很簡單，其他都是敗仗。南滿軍區屢戰屢敗，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林非常不滿，派陳云肖勁光主持南滿工作，取代肖華，才有了決定東北生死存亡的三下四保。)，最終 打到偽滿洲國首府長春，使東北國軍的勢力達到了頂峰。(當時東北的女學生都以嫁給新

1、新6的軍官為榮。東北都流傳著“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軍” 的順口溜)直到遼沈戰役在遼西新3軍龍天武得空軍通知東野6縱逼近，但他疏忽未將緊急情報及時上報兵團部，導致警戒的新22師先被6縱突襲擊潰，東野“旋風部隊”第3縱隊楔入砸碎兵團部，打爛了新1、3、6軍3個軍部(純是巧合，當時攻擊的3縱第7師21團3營還以為是個團部，直到打進去看到文件才知道是兵團部。韓先楚后來也回憶到，要是知道是廖的兵團部，怎么也得派一個團去打。運氣也不在國軍這邊，冥冥之中，似有天意？)。而打到最后掩護廖耀湘突圍的還是新22師。林總在遼西會戰對新22師還是很有戒備的，可惜周圍境況變了，兵敗如山倒的危亡戰局下，素來戰無不克的新22師也獨木難撐，回天無力。

新一軍

代表人物：鄭洞國 孫立人

軍長：孫立人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一軍于1942年10月在印度蘭姆枷成立，它是第一支在國外建軍的國民黨部隊，第一支美式裝備的部隊，第一支美式訓練的部隊。新一軍的裝備當時已經達到發達國家軍隊A級水平。

血戰緬西

鄭洞國

新1軍的前身為新38師。該師的底子就是財神爺宋子文大名鼎鼎的財政部稅警總團改編而來。(特別說明稅警總團自組建之后在 1932、1937年的兩次上海大戰中傷亡殆盡，40年重組之后由孫立人將軍任指揮。所以新38師與“一二八”、“八一三”沒有什么關系。)41年底隨 66軍進入緬甸作戰，仁安羌一戰中，孫將軍僅率領一個113團前往解圍，以少勝多，大敗日軍，救出了7000多英軍和記者，蔣介石、羅斯福、英王喬治都給他授勛章，由此聲名大振(甚至被媒體稱為“東方隆美爾”，同時113團也傷亡過半)。隨后由于遠征軍指揮混亂，孫立人未隨大部隊北撤，而是完整撤退到印度。(過境時英國軍隊竟要求新38師解除武裝，以“難民”身份入境！孫將軍當即回絕，下令加強警戒、準備戰斗，后來英軍參觀了新38師營地，軍裝雖破卻干凈齊整，槍械雖差但擦得锃亮，還帶來2門迫擊炮4挺重機槍。與那些連褲子都扔在逃跑路上的英軍絕對天壤之別。英國人一下被折服了，第二天就奏樂鳴炮歡迎。大快人心！)

1943年撤退到印度的新22、30、38合編為新1軍(首任軍長鄭洞國，此時新22師也在其建制之中)，出國遠征的中國士兵，在美英盟軍 的幫助下，在蘭姆伽整軍經武，刻苦訓練，練就叢林戰的過硬本領(日后的新7軍軍長李鴻作為“蘭姆伽營地的開拓者”因為干練堅決而被史迪威稱為“東方的蒙哥馬利”)第二次印度緬甸戰役，今非昔比的新38師，士兵身強力壯，武器新穎精良，智取強攻，一下沖開野人山的第一關隘“鬼門關”。打掃戰場，8名日軍生俘，110余名日軍被燒死悶死在堡壘內，戰勝種種困難，逐一殲滅盤踞在野人山的敵寇，10月29日新三十八師終于突破險峻的野人山。激戰90天的孟拱之 戰，經新38師兩晝夜的奮勇拼殺，以勝利攻占而告終。44年4月與美軍聯合圍攻密*，斃敵2000人，俘虜70人。新1軍攻擊八莫，新38師作為主力，在美國轟炸機的配合下，惡戰一個月，與日軍一個戰壕、一個地堡地爭奪，這一仗消滅日軍2400余人(盟軍當局后來將八莫的一條馬路以新38師師長李鴻的名字 命名。1944年8月孫立人升新1軍軍長)整個反攻戰役中戰果輝煌：擊斃日軍聯隊長以下官兵33000人，打傷75000，繳獲大炮186門，戰車67 臺，汽車552臺，攻占公路646英里(大約1140公里)。自身傷亡170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戰役中曾俘虜日軍1200多人，時任新38師長 的孫將軍對**俘虜的態度，對那些曾沾滿中國人鮮血的禽獸，盡管成了俘虜也照樣格殺勿論，全部活埋，只有一人幸存，因為孫將軍得知他是臺灣人。也讓**人 明白，殺降可不是他們的專利。日軍后來一聽新1軍、新38師大名望風而逃)博得“天下第一軍”的美譽。緬北與滇西的反攻戰，是八年抗戰中，中國軍隊取得徹底勝利的一次殲滅戰，對中國**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都起了重要作用。到1945年6月，新一軍凱旋回國。

壽終遼西

孫立人

1946年1月1日，孫立人奉命參加聯合國參謀首長會議。2月17日，新一軍開始奉調船運秦皇島。3月下旬全軍運抵東北。隨即北上鐵嶺，錦州，遼中，沈陽，新民等地(并無大的戰 斗，倒是驅逐了一些每日搶劫強奸的俄軍。)第一場大仗為四平之戰，自4月17日開始直到5月18日結束，足足啃了一個月。東北民主聯軍為了執行軍委“化四平為中國的馬德里”的命令，調集14個旅(師)構成綿延上百里的防線，此戰相當激烈，雙方都拼盡全力，殺得昏天黑地(甚至出現了新1軍50師用重炮、120多挺輕重機槍打爛泊羅子陣地的戰例。)，呈現僵局態勢，最終以新6迂回威脅解放軍退路，解放軍被迫撤退而告終。(此戰前軍長孫立人前往英 國接受英王勛章，新1軍沒有軍長在營已有4月有余。大戰在即卻仍不見帶領他們一齊斬關奪隘，橫掃印緬的軍長歸隊，全軍將士士氣浮動。熊式輝派鄭洞國臨時指揮新1軍。

鄭洞國雖曾是新1軍軍長，但一直在后方負責后勤，訓練等，威信無法和孫立人相比。故從4月21日開始攻擊四平，師長都態度消極，火炮打得兇，地面步兵卻不努力攻擊。無疑影響了戰力發揮。而且16日，剛投入四平方向擔任左翼迂回的71軍主力在四平近郊遭受重創，喪失戰斗力，只剩下新1軍獨力從正面 強攻四平。如此條件下，以一軍之力攻占四平顯然不現實，無可厚非。5月中旬，民主聯軍7師向新38發動進攻，損失1000多。15日，孫立人趕到新1軍軍 部，連夜制定攻擊計劃。新1軍官兵見軍長回來了，士氣大振，奮勇猛撲林彪防線，在新6的配合下終于第一個攻進四平。“四平保衛戰，我軍受到相當大的元氣損 失，許多主力部隊失去戰斗力，黃克誠部三師七旅，原為井崗山之老部隊，四平撤退后只剩3000余人，失去戰斗力；萬毅之三師原有12000人，經四平戰斗 傷亡及撤退中被追擊潰散逃亡只剩4、5000人，失去戰斗力；一師梁興初部剩5000人還保持有戰斗力；二師羅華升部還保持有戰斗力；鄧華部保一旅損失相 當重；其次八旅、十旅、楊國夫部七師也弄得疲憊不堪和不少損失……”——摘自民主聯軍給軍委的總結報告。

雖然戰后承認只損失8000多，但實際上遠遠不 止，東野一直諱莫如深，具體的數字仍是迷)而另外一場著名的戰斗為47年3月德惠守衛戰。這是東北我軍第一次向國民黨主力軍進行的正規攻城作戰，潘裕昆 50師在德惠被圍，孫勉潘沉著固守，并告潘三日內將親率援軍解圍，同時親率部眾北上解圍；同時，71軍亦由農安側擊德惠。我軍集中了4個師、80門火炮，4輛坦克，以6縱為主力，可以說是絕對優勢。部隊剛打了勝仗，士氣旺盛。但是激戰3天，攻堅卻失利了。由此暴露出我軍在正規戰、攻堅上的許多不足。(德惠 被圍攻之同時，新1軍留置在松花江北岸由50師149團第1營第2連連長鄭明發率部固守的橋頭堡亦受解放軍圍攻，長達24天。解圍后，堅守德惠的149團 及鄭明發連，由蔣委員長特賜名為“中正團”及“中正連”，并頒發正式關防)但是在遼西會戰之前，新1軍進東北時編制的3個師曾經報銷過6個團，分別是新 30師89、90團，新38師112、113團和50師149、150團，作為新1軍起家骨干是新38師(地位相當于新6的新22師)先后有2個主力團被殲，戰績比起新6，相對“虎師”有所不足。在黑山阻擊戰中也曾發動進攻，可惜那時已經太晚了，隨著東野主力的到來，加上廖耀湘的病急亂投醫(胡家窩棚之戰，解放軍以凌厲的攻勢迅速搗毀廖耀湘司令部，逼其兵團退至唐家窩棚一帶，廖耀湘在撤回沈陽之際，手拿報話器發話：“我是廖耀湘，現在我宣布撤退命令......”。這時，第九兵團參謀長楊昆急步上前勸阻道：“司令官，不能用明語，千萬不能用明語......。”廖耀湘焦燥地打斷楊昆:“我現在需要 的是時間！時間！”接著他用明語命令到：“現在敵情嚴重，潘軍長……我的司令部突然遭到襲擊！現在由你指揮新一軍、七十軍169師和重炮部隊，沿大虎山至 新民地區向沈陽撤退。我親率新六軍22師、新三軍第14師經大虎山至老達房渡遼河向沈陽轉進，49軍隨后跟進.......”林彪聽了立即部署指揮，敗局已定)，遼西成為了新1軍的最終歸宿。

第五軍

代表人物：杜聿明、邱清泉

軍長：邱清泉

國民革命軍第五軍于1938年10月在湖南省湘潭縣成立，它是國民黨組建最早的一支現代化的裝甲部隊，被譽為“鐵馬雄師”。抗日戰爭，曾血戰昆侖，一鳴驚人。

就像新6軍的新

22、新1軍的新38，提起5軍就要先說大名鼎鼎的200師。該師前身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直屬戰車營，1937年3月，該營與交通兵第2團裝甲汽車隊改編為裝甲兵團(團長杜聿明)，由軍政部直接指揮。38年1月，該團擴編為第200師(五團制，20000余人)，原團長杜聿明擔任該師首任師長，為我國第一個機械化師，由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11月，該師擴編為新編第11軍，也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5軍(戴安瀾繼任成為200第二任師師長，也是最有名的一任)1939年11月15日,日軍在防城企沙、欽州龍門登陸，兩路進占欽州，北上南寧.準備開辟華南戰場，截斷西南國際交通線。5軍(新

22、榮譽1、200)在桂南會戰中取得昆侖關大捷而一舉成名，也成就了5軍歷史上最為輝 煌的戰斗。這一場激戰，成功收復昆侖雄關，日軍損失空前巨大。據戰后公布的材料，昆侖關一戰，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長中村正雄被擊斃，該旅團班長以上的軍官死亡達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余人，被我俘虜的100余人。

5軍也付出了15000人傷亡的巨大代價，雖然有人認為這次勝利的一個很重要因 素，是5軍作為中國第一個機械化部隊，火力強于日軍，但對手畢竟是號稱鋼軍的坂垣師團中村旅團，第5師團在侵華戰爭中，參加過南口、忻口、太原、臺兒 莊、廣州等戰役，官兵多系山口縣人，秉性剽悍，長期受武士道侵染，參加侵華戰爭兩年多，戰斗經驗豐富；而且5軍此是仰攻設防完整的堅固關卡，難度更大。這一仗是日軍承認的僅有的幾次對方勇猛程度超過自己的戰斗，含金量絕對不容質疑(中村正雄在日記中寫道：“帝國皇軍第5師團第21旅團，之所以在日俄戰爭中獲得了“鋼軍”稱號是因為我們的頑強戰勝了俄國人的頑強。但是，在昆侖關，我應該承認，我們遇到了一支比俄軍更加頑強的軍隊……”部隊經過休整以 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侖關上，建立了一座“陸軍第5軍陣亡將領紀念碑”，含著熱淚親筆書寫了400多字的悼念碑文。據悉，現在昆侖關山下的松林里，還有日軍少將中村正雄的墳墓，他是此次戰役中被打死的日軍軍銜最高的軍官。當時杜聿明將軍在看了中村正雄的檔案后，建議以自己的名義為中村正雄在此建一個墳墓)。

受挫緬甸

1942年5軍作為遠征軍先頭部隊赴緬甸作戰(1939年11月，日軍攻占南寧，切斷了桂越公路，次年6月，又切斷了滇越公路。這樣，滇緬路就成為 中國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國際交通命脈)，保衛滇緬路，在著名的同古保衛戰中，200師孤軍與數倍于己之敵作戰(日軍55、56兩個師團4萬多人)，擊斃日寇 5000余人(未考)，在同古堅守12天，同時，該師成功掩護友軍英緬軍第1師一部逃出日軍包圍圈。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后200師收復棠吉，但是因上級指揮失誤，遠征軍被迫撤退回國(途中200師被日軍伏擊，戴安瀾負傷不治，壯烈犧牲)，兵敗野人山，為保衛滇緬路，遠征軍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僅杜聿明第 5軍42000人中就犧牲了21000余人。當時滇緬路戰線兩側，尸橫遍野，血流成河，慘不忍睹。由于損失慘重，不得不進行長期整補，直到1944年再次 作為遠征軍參加滇西反攻，才再度上陣。

“逢五不戰”

46年3月，第5軍各部開赴武漢，解放戰爭中5軍主要在華東作戰，大大小小無數戰斗，敗仗很少。(單單從堅持到48年底淮海就可以看出來。5軍在一年里轉換指揮部就達300次以上，可見其轉 邱清泉

戰的頻繁。邱清泉的“逢五不戰”就來源于此，華野老人談起5 軍總是耿耿于懷。淮海之前，46年年底的龍崮集面對中野2縱的阻擊，傷亡2390人，48年桃林岡被華野10縱阻擊，徐東被華野7縱阻擊可以說是僅有的幾次翻船)。46年7月開始進攻蘇北解放區，參加徐州以西掃蕩作戰，重創豫皖蘇部隊，年底國軍準備打通平漢線，占領邯鄲，5軍主攻，連續攻克濮陽、大名等重要城市，給解放軍根據地造成了重大損失，47年2月5軍45師先頭133團一營2連在小壩車站被中野3縱7旅圍困猛攻，7旅與45師硬拼，遺尸遍地，被迫撤出戰場(45師連長連守仁鎮定堅守車站，一夜激戰，不計增援部隊損失，該連死4傷5，7旅傷亡上千，損失比超過1：100！連守仁戰后 晉升營長)直接導致了隨后倉促的民權戰役(傷亡、被俘3400多)豫皖蘇戰役(中野傷亡、被俘5-6千人，由于是重大失利，犧牲、被俘比例特別高，不同于 一般戰役情況，其中被俘1300人)的失敗。

47年8月，宋時輪指揮華野10縱在梁山阻擊5軍和整84師，其表現可以分為兩部分，八月初 打的不錯，但后來被迫北渡黃河。當時5軍擺出轉兵南下的架勢，只留下84師繼續北進。10縱準備集中兵力吃掉84師，但是邱清泉等10縱從防御轉為進攻完畢之后，轉頭向北，會同84師合擊10縱，10縱傷亡1000多人，被俘近3000人，被俘民工2000余人。丟棄武器、彈藥，輜重騾馬不計其數，損失極其重大(基本傷兵、后勤、醫療等單位，物資 糧食全部丟掉)。

48年6月，著名的豫東戰役爆發，在第三階段中華野抽調主力，1、4、6、8及兩廣縱隊圍攻黃百韜兵團于帝丘店，邱清泉 5軍采用大迂回戰法，繞到包圍黃兵團華野部隊背后，出其不意地猛烈進攻，與黃百韜里應外合全線擊潰了華野，并乘勝追擊，一直追到黃河邊上，俘虜了幾千名傷員(據粟向中央軍委報告，被俘虜傷員幾百人，但據戰果統計，被俘3598人)。

魂斷——陳官莊

48年12月淮海戰役中在陳官莊附近時被解放軍包圍，困守40多天，49年1月9日，解放軍發動總攻擊，45、46兩師大部分繳械，200師突圍被殲滅。五大主力中最后一個香消玉隕。

“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

成軍以后，老杜便提出“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要求5軍具有“五除”(除驕、惰、偽、欲、惡)、“三習”(習精、誠、勤)的朝氣，經過了嚴格的苦練，5軍的作戰水平大有長進，39年3月，5軍參加全國軍隊校閱，在當年軍事考核中被重慶軍委會評選為全國第一。該軍戰術多變，最擅長的，不是爆破而是炮火，且步炮協同密切，攻擊時一般采用多梯隊縱深配備，以密集隊型波浪沖鋒，攻擊時間常常選擇拂曉和中午，在山地常用多路攻擊和迂回(如豫東戰役戰役解黃百韜之圍)，在平原和村落多采用正面攻擊，中央突破。

“成功雖無把握，成仁卻有決心！”

5軍的歷史上，特別要提兩件事：第一次印緬戰役同古保衛戰前，200師師長戴安瀾召集軍官開會，大家對是否堅守存在分歧，爭論不休，此時，598團中校團副黃景升憤然而起，慷慨陳詞，自愿領兵御敵，師長問其有無把握，慨然應曰“成功雖無把握，成仁卻有決心！”最終200師下定決心 抗擊日軍(戰斗中黃景升身先士卒，英勇殺敵，不幸壯烈殉國)，在戰后杜聿明的報告中也專門將此句作為全文結尾，蔣委員長聞言一震，問道：“這個團副現在還在200師嗎？杜回答：“他已經實踐自己的諾言，成仁了”日后國民政府專門在黃的家鄉為他建造了紀念雕象并附以文字記錄，蔣委員長親自題詞。而那句“成功雖無把握，成仁卻有決心！”的鏗鏘豪言最終流傳開來，成為那個時代的傳世經典。第二件則更加悲壯，1942年5月遠征軍第5軍向印度撤退途中，由于后有日軍追趕，途中又沒有道路，遂在密*以西的莫的村將全部機械化裝備之輜重(汽車、裝甲車、大炮等)全部燒毀，隨后軍長杜聿明率全軍進入野人山的蠻荒之地。而確實無法隨全軍長途跋涉，留在莫的村堪迪佛塔一側的醫療站中的千余名傷患官兵，從大局著想，不愿受被日寇俘虜之辱，抱著生為中國人，死為中華魂的志節，寧愿烈士死，不愿降虜生的赤子心，慨然于5月21日全體引火*，含恨而終！。這一史實在中國軍事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絕后、氣壯山河的英雄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