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東京審判留下歷史缺憾

東京審判留下歷史缺憾 很多軍國主義者

逃脫懲罰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3月12日在日本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東京審判）的正確性提出質疑。他稱，“對于這一場大戰的總結，并不是日本人自己作出的，應該說是戰勝國一方作出的裁決”。此言論一出，立即引起國際輿論的猛烈批評。

東京審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對日本戰犯最重要的一次審判。正是因為日本接受了這次東京審判，否定了戰前的軍國主義，日本在戰后才走上了和平的軌道，才有如今的發展。事實證明，東京審判對制止戰爭、促進和平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在戰后，東京審判的合法性一直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挑戰。這次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這種質疑只是這股“翻案風”的一個表象而已。

實際上，東京審判的合法性毋庸置疑，因為它的背后有著“波茨坦公告”和聯合國大會決議，以及國際法、國際慣例的強大支撐。

東京審判的不足之處不是沒有，但這種缺失絕不是日本右翼所叫囂的那種“戰勝國一方作出的裁決”，反而恰恰是這場審判由于種種原因對很多日本右翼沒有給予嚴格的懲罰，使得在那場戰爭中犯下大量罪行（特別是在中國）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逃脫了罪責。

日本的天皇是世襲制。1889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中規定：天皇“作為國家之首，總攬統治權”。天皇在戰前和戰時都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也是日本軍隊的最高統帥。同時，天皇還號稱自己是創造日本國家之神的萬世一系的子孫，是神權的化身。

如果沒有天皇這種最高力量的命令和統帥，日本也就不會發動那樣的一場戰爭。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發表終戰詔書，裕仁天皇推動指導了一連串的侵略戰爭。可以說，裕仁天皇是日本最大的戰犯，也是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不僅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強烈要求追究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就連國際輿論甚至日本本國的一些人士，也覺得日本天皇是這場罪惡戰爭中的最高責任者。

可是，美國掌握著東京審判的大權，而他們考慮到自身政治上的需求，居然沒有追究天皇的責任。于是“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征，是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征”，就被寫入了日本的新憲法中，天皇原有的世襲君主的地位得以保留，并且再次成為了保護各種戰犯的后盾，給極右勢力的復辟找到了依靠和借口。

另外，對于日本帝國主義來說，假如沒有日本壟斷財閥的支持，也不能進行侵略戰爭，因為軍事實力是以經濟實力作基礎的。可是很遺憾，對于這些幫兇們的罪行，東京審判中也沒有顧及到。

有“國策公司”之稱的“滿鐵”，當時不僅給關東軍提供了推行軍事政治謀略和奪取經濟命脈的力量，而且還全力地充當了關東軍的超級后勤部。

1905年日俄戰爭后，日本從俄國手中奪取了中國東北地區的東清鐵路南滿洲支線長春以南路權，之后日本設立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表面上這是一家股份公司，實際上是日本的侵華大本營，它的歷任總裁都是由日本政府直接任命的。“九一八”事變時，日本的關東軍只有1萬多人，但他們在4個多月的時間里就占領了東三省。假如沒有實力雄厚的“滿鐵”的參與、配合和支持，關東軍是難逞其兇的。

“滿鐵”的首任總裁、日本外交大臣松岡洋右稱：“發動‘滿洲事變’是關東軍和‘滿鐵’的共同行動。”“滿鐵”在1931年時已經擁有了4.4億日元的資本、1100公里的鐵路、480平方公里的鐵路附屬地，還有將近4萬名職工和50多個關系會社。

根據“滿鐵”統計，1931年9月到1932年的3月之

間，“滿鐵”共編發了軍運列車4056次，平均每小時有1列軍車編成并投入到運行中。另外，“滿鐵”還在1年多的時間里，向社外線派遣了軍運人員47萬多人次，給關東軍快速占領東北各地提供了交通工具。

在“九·一八事變”以后，“滿鐵”的各個部門組織了數十個擔當侵略任務的專門機構。“滿鐵”的職工有4萬人，因為參加事變而立功的就有22254人，占了社員總人數的60%。關東軍的政治工作機構也是“滿鐵”包辦的，就連關東軍特務部門的工作人員，也基本上來自“滿鐵”。

在偽滿洲國成立之后，偽自治指導部派往各縣旗的參事官也多為“滿鐵”派出的人。也就是說，“滿鐵”在關東軍侵略東北的罪行中，要承擔一半的責任。

可是，戰后的審判卻沒有對“滿鐵”這種國家資本和財閥資本相結合的畸形產物追究戰爭責任。日本在戰敗之后，根據聯合國軍總司令部的命令，只是解散了幾個大財團而已，小財團并沒有任何變化；大財團的變化也只是分化成了一些小財團，而且這些財團在戰后再次成為了日本右翼勢力重新掌握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

除了經濟掠奪之外，日本侵華期間在中國制造的無數慘案更是令人發指。侵華日軍大量使用細菌化學

武器是眾所周知的。731部隊和100部隊用活人做試驗，3000多名被捕的抗日民眾，最終成為了細菌試驗的犧牲品。據不完全統計，死于日軍在中國多地實施的細菌戰中的中國民眾至少也有20萬人。

516、525都是日軍的化學部隊，他們為了配合731部隊用活人做毒氣試驗，在中國的戰場上大量地使用了化學武器，保守統計至少有2000次以上，受害者超過10萬人。日本戰敗之后，其在中國遺棄的化學炮彈就達200萬枚，這些炮彈再次使2000多人受到了傷害。

可是，在審判戰犯的國際法庭上，對于日本使用化學武器的惡行居然沒有加以追究。只是在前蘇聯的伯力審判中，談到了關于日本使用細菌武器的罪行，并審判了戰爭后期指導過細菌試驗、擔任關東軍司令官的山田乙三和731部隊細菌生產部長川島清、100部隊關東軍獸醫處長高橋隆篤等人，而對于731部隊的罪魁禍首石井四郎等人，美國竟然以索取日本細菌武器試驗資料作為交換條件而對他們加以保護，使這些罪大惡極者逃避了國際法庭的審判。

日軍的暴行可謂罄竹難書。單是日軍在中國制造的“萬人坑”就達100多個，殺害了中國軍民成千上萬。可是由于東京審判進行的時候，國共正處在戰爭的狀態，國民黨政府只搜集到了國統區的日軍罪證，并且

十分倉促，而對非國統區的日本惡行罪證搜集不足。所以后來東京審判和在中國境內的審判，都只是對南京大屠殺等一些少數的慘案罪行進行了審理，而對其他重大的慘案制造者基本沒有涉及到。例如對日軍強擄戰俘當勞工的事實，對強抓良家婦女當“慰安婦”的罪行，都只是剛剛觸及到，并沒有全面審理，因而也就無法追究其責任了。

在東京審判中，受到懲罰的只有280名甲級戰犯，橫濱、馬尼拉、伯力和中國各地的審判，也只審判了少數的乙、丙級戰犯，而且多是虎頭蛇尾。結果就是，日本的大批侵略成性的軍國主義分子，如岡村寧次等重要的戰犯沒有得到任何懲罰。

不管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想要怎樣掩蓋真相，怎樣扭曲事實，歷史總是會做出最公正的裁判。歷史是一個斥之不去、揮之不滅、永遠追隨著時代腳步的影子，更是一個不容褻瀆的智者，啟迪著這個世界不斷地自我解剖、去污除垢。

第二篇：東京審判的歷史價值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德國成立了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德國戰犯，在日本東京成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

這兩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們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德國人有理智，很規矩，戰后歷屆政府，對納粹德國的歷史感到恥辱，向各國道歉謝罪。戰爭結束就規定曾在納粹政府身居要職的人永遠不能被雇用。他們清除納粹時代的一切流毒，認為戰爭結束，不是德國的失敗，而是將德國從罪惡的政權中解救出來。1970年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而日本則相反，在戰敗后一直惡浪滾滾，一批政客一直企圖推翻東京審判，抹掉日本的侵略罪行，將戰爭販子當作自己的“民族英雄”，宣揚侵略有理，說它是為了把東亞各國從白人統治下解放出來。不僅如此，還把自己扮成戰爭的受害者，年年到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去參拜，以繼承軍國主義思想，發揚日本的“民族精神”，不承認日本過去的罪惡史，這一奇特現象是日本民族的特性，還是源于其他原因？成為世界各國學界和輿論界探討的一個中心課題，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這一問題尤為突出了。

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權威

一些日本政客們有一種天真可笑的想法，認為只要否定了東京審判，日本的對外“侵略”就不存在了，就可以一了百了，這種癡想，是永遠也不能實現的。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由參加對日作戰的11個國家，即中國、美國、蘇聯、英國、法國、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和菲律賓各派1名法官組成的，成立于1946年1月19日，是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任命和批準的，它代表各國執行法令。波茨坦會議所確立的盟國計劃是：完全解除日本的陸軍和海軍，肅清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切基地，并民主化日本的國內生活。麥克阿瑟的使命是艱巨的。

從麥克阿瑟初到日本所頒發的政策和手令來看，他是要消滅軍國主義思想，明了戰爭的責任問題，如他下令改革教育制度，以終止封建軍閥主義之熏陶及發動戰爭的各種鼓吹。他決定廢止八紘一宇的神道與軍國主義摻和的思想，禁止官吏奉告或參拜神社，解除武裝，撤廢軍備，不準日本再有陸海空軍、秘密警察和民用航空。并在各盟國要求下，陸續發布六道命令，拘捕戰爭嫌疑犯，投入東京巢鴨監獄。這是他代表盟國所應該做的，這是盟國以極高的代價換來的。

就處置戰犯而論，盟軍最高統帥部在設置軍事法庭時，頒布了該法庭的組織憲章。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和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內容基本相同，將戰爭罪分為三種：

一、破壞和平罪；

二、戰爭犯罪；

三、反人道罪。對日本25名戰犯，就是根據憲章原則，作出最終判決的。

從受害國的立場來看，盡管判刑的人太少太輕，但審判的結果是值得肯定的，法庭的記錄和判決，在歷史文獻方面具有很大的價值。判決書中所引用的大量官方絕密文件，重要證人的證言和被告人的供詞，活靈活現地說明了日本罪惡的侵略史，特別是對中國的侵略，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的，但這是最真實的歷史。

二、審判、量刑、行刑的曲折過程

廣西毛發移植中心傳閱資料

1946年1月，各國檢察官大半到達日本，組成國際檢察局，開始收集戰犯資料，經過5個多月的緊張工作，1946年4月29日，對以下28人提起公訴：

荒木貞夫、土肥原賢

二、橋本欣五郎、平沼騏一郎、廣田弘毅、星野直樹、板垣征四郎、賀屋興宣、木戶幸

一、木村兵太郎、小磯國昭、松井石根、畑俊

六、松岡洋右、南次郎、武藤章、永野修身、岡敬純、大川周明、大島浩、佐滕賢了、重光葵、嶋田繁太郎、鈴木貞

一、東鄉茂德、東條英機、白鳥敏夫、梅津美治郎。

已被列入戰犯名單的近衛文，懼捕已于1945年12月25日服毒自殺。本莊繁是在此前的1945年11月20日亦自殺。這批戰犯，其中的松岡洋右和永野修身在訴訟過程中死亡，大川周明患精神病，喪失刑事責任能力，故一般稱審訊25名戰犯。

每一戰犯被允許聘請兩名辯護人，日本從其全國網羅了24名辯護人，受聘的外國辯護律師多是美國人。

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始，一直進行到1948年11月4日。每天開庭6個小時，上下午4庭。澳大利亞的韋伯以其學識資望任庭長，坐于中間，其他各國法官按照對日受降的次序定席次，因此美國法官坐于庭長之右，中國法官梅汝璈坐于庭長之左。檢察長是美國律師季南。起訴的時間從皇姑屯事件到日本投降，歷時17年多。

開庭的第一日，法庭宣讀公訴狀后即休庭，第二日繼續審訊，各戰犯均狡辯自己無罪。被告和辯護律師的虛偽、囂張、狡猾詭辯是東京審判中的特色。

在這樣尖銳艱難的審判中，11位法官終于1948年11月以7票多數通過了長達1212頁（英文）的判決書。該書共分3部分12章，從首至尾，對于日本侵略中國的罪狀多所指述，其中

第5章是專門講述日本侵華的，占篇幅254頁。11月12日下午對25名被告，從荒木貞夫開始，按字母順序，宣判量刑結果，對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

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武藤章7人處以極刑，荒木真夫、板本欣五郎、畑俊六等16名監禁終身，東鄉茂德處徒刑20年，重光葵7年。被允許進入法庭的各國記者，記錄了韋伯審判長嚴正的風采和被告們聽到判刑時的表情，攝影機追著宣讀拍攝。

按法律程序規定，判刑后可以申訴。麥克阿瑟總部飭日本甲級戰犯25名，如提出減刑請求書，須于19日前提出，總部將邀請管制日本委員會各國代表及聯合國駐日代表，于22日會商減刑問題。

懼怕刑罰要求減刑的有小磯國昭、重光葵、南次郎、武藤章等人。

戰犯求情，尚可預測和理解。詭譎和狂妄的土肥原賢二和廣田弘毅兩犯，通過他們的美國辯護律師瓦倫和斯密斯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麥克阿瑟隨即于11月29日發表聲明稱，關于復決被處死刑之日甲級戰犯7人一事，尚需等待美國最高法院之決定。中央社記者曾詢問麥克阿瑟：處決上述7人是否應等待美國最高法庭對所提控訴書采取行動以后麥答稱：“在該法院采取行動以前，決不執行。”

美國最高法院以5：4票數，決定受理兩名日戰犯的上訴，于12月16日開庭復審，舉行口

頭辯論，其他被告的辯護律師也蠢動起來，企圖為受刑戰犯作最后的掙扎。

東京審判出現此等咄咄怪事，世界輿論為之嘩然。東京審判花了兩年多時間，700多萬美金，以鐵的事實為25名戰犯定了刑，最后還要由美國最高法院來裁定，這真是天大奇聞。

在世界輿論一片指責聲中，美國最高法院于17日開庭，聽取7戰犯的上訴申請。美國政府法律總顧問裴爾曼代表政府與會，要求最高法院予以駁斥，勿干涉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之判決。

1948年11月24日，麥克阿瑟與各盟國代表團團長討論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25名甲級戰犯之判決后，宣布維持原判。這一鬧劇就此結束。

關于裕仁天皇是否應該受審問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意見不一，澳大利亞法官韋伯、法國法官柏納德力主以戰犯嫌疑之名義提審日皇裕仁，使裕仁鵠立于罪犯席前受審，柏納德堅稱：“裕仁實應以戰爭罪行責任提審，已定讞之25名之戰犯僅為裕仁之同犯而已。多數法官認為即求提請裕仁出庭作證，亦不可得，此實為將來史書上之一種損失。”中國法官梅汝璈講：從純粹的法律觀點來看，日本天皇是無法洗刷他的戰犯嫌疑的，“法庭有許多證據，證明日皇曾犯種種罪行，破壞世界和平”。但結果主犯無罪。印度法官巴爾則堅持國際軍事法庭無審訊之權。裕仁漏出法網，設宴感謝法庭首席檢察官季南，因為季南曾發表日皇不能作為戰犯審判之聲明，裕仁因此托轉致杜魯門一函，感謝美軍的寬大。伸出罪惡血手，要求樹立美日密切關系。此后美日關系的確如裕仁所想的，越來越密切，以致發展到今日美日同盟。

在麥克阿瑟發表對日戰犯維持原判后，世界各國將目光集中于何時處決這7名戰犯。11月24日，盟總涉外局長艾可爾炘宣布，執行命令將于日內由麥克阿瑟授予美駐日陸軍第８軍執行。麥克阿瑟要求各國廢棄戰爭之聲明中講：“余禱告萬能之上帝可以此悲慘之贖罪作為一種象征，使具有良心之萬民，明了人類最悲慘之災難及最重之罪惡之戰爭完全無益，終將為萬國所舍棄。因此之故，余要求日本全國及有各種信仰之人民，不論居家或在神祉之前，均應要求神明相助，使世界維持和平，否則人類即將毀滅。”麥克阿瑟是袒護日本的，當時甚為日本人民所崇拜，時至今日，那些堅持到靖國神社參拜的議員們，應該重新讀讀麥克阿瑟的講話。對東條英機及其他6名要犯處決后，將“秘密埋葬，其墳墓不加標志，以免日后有以彼等為殉難烈士等等之行動”，這是盟軍總部決定的，堅持軍國思想的人更應該讀一讀，悟一悟。

中國法官梅汝璈當時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了告日人書，講道，“遠東國際法庭之判決，不僅支持人道主義，為對國際法之一種進步見解，且對中日未來之和平合作良多助益。”他非常理智地說：“日本人民可自此次審判中獲得日本軍界領袖之罪惡行為及虛假之宣傳，中日過去交惡之主要責任即應由彼等擔負。”他特別強調，除非中日間首先獲得和平，否則亞洲即無和平可言。這些論述就是今日看來，也是很有意義的，時代不同了，其理念是常青的。

12月23日夜零時1分至零時35分，7戰犯在巢鴨監獄內伏法。執行者為美國駐日盟軍陸軍第8軍中尉雷克斯羅德，各犯于絞刑前17個小時獲得通知。盟國對日委員會美、英、蘇、中四國委員均參與觀刑，中國為商震。

7戰犯是秘密處決的，記者未被允許目擊絞決，未能和紐倫堡德國戰犯審判一樣，可以

參加。審判之其他盟國并未參加執行，因此相當多數日人不為現實所動，想入非非，認為實際并未絞死，他們仍潛意識崇拜日本戰時首領，這成為日本民族的悲哀。

遺憾的是不僅數以千計的戰犯逍遙法外，就是已在巢鴨監獄中尚未判刑之甲級戰犯19名也被麥克阿瑟開釋。許多戰犯都成為“日本志愿軍”的組織者和成員，被派往臺灣繼續從事侵華活動。這是東京審判的污點，但這不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罪過，是麥克阿瑟背棄了波茨坦協議，無視盟國管制日本的機構遠東委員會與對日管制委員會的應有職權造成的。

三、美國“養虎”政策的結果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一批一批的日本當政者始終不認錯，還到供奉有14名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去參拜，沒有罪惡感，這究竟是什么原因？

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形成，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盼著他們放下屠刀，立即成佛，是不實際的。盟軍占領日本時期，是根除軍國主義思想的最佳時期，但是隨著冷戰開始，美國出于自己的戰略需求，采取了“養虎”政策。1947年5月6日麥克阿瑟對日皇裕仁說：“我將盡力保衛日本，如保衛美國一樣。”在麥克阿瑟袒護下，無論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在維持日本的舊秩序，日本軍國主義并未徹底肅清，構成軍國主義基礎的天皇制度，因新憲法加以法定的保障，不但沒有廢除，甚至加強。日本統治階級發過瘋，殺人無數，戰后依然瘋人在位。

客觀地講，戰后的日本沒有變，它的軍事工業基礎依然雄厚，它的社會結構，政治和宗教觀念都無重大變化。《大公報》在《戰敗可成天堂》的社評中，猛烈抨擊了美國對日政策：“我們直感著，東條及日本軍國主義對日本功德不朽，日本是上帝的新寵兒，美國正準備把日本變成天堂。”日本新的教育制度，仍然深藏黷武主義和極端國家主義思想，在各種教科書中都在粉飾過失，歪曲歷史，如講“兼并東北，純出偶然，而不是侵略的結果”。盟國對日委員會的英國、蘇聯、中國代表，都嚴重指出這一問題。日本海陸軍來源的貴族仍保持著他們廣大的采邑與領地。1948年11月日本警察8000名曾在東京進行軍事演習，其規模之大是16年來未有的，日本大批漁船再次侵入中國領海，1947年12月，長江口外屢屢出現日本的漁船。都是麥克阿瑟采取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政策，縱容包庇著日本的戰犯集團的結果。1949年1月麥克阿瑟還叫蔣介石政府，把日本侵華主要戰犯，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宣判無罪，其他260名戰犯也遣返日本。讓這樣的戰敗國怎能有罪惡意識呢？今日仍有不少國家的人民和歷史學家認為，那是沒有審判的戰爭罪行。日本不能正視過去的歷史，美國的政策應負很大的責任，其對世界和平是一極大的威脅。

第三篇：《東京審判》

本周五，我們電信一班和二班在團委組織下，一起觀看了極具愛國主義教育意義的電影——《東京審判》。觀看完之后，我的心情就就我不能平靜，深刻感受到民族尊嚴，民族地位的重要。

電影記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有戰勝國國家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28名甲級戰犯進行審判。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審判，最終把東條英機等七名戰犯送上絞刑臺。

這部戲的許多鏡頭讓同學們難以忘懷，梅汝璈的錚錚傲骨，義正詞嚴，表達了一個中國人的自信和驕傲，這是一個中國法官的堅持，更是中國的堅持。他在是否對戰犯實行死刑的問題上取得勝利，告慰了在二戰中失去的英魂。

通過這次電影，每位同學應該記住這次審判，知道我們溫暖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愛好和平，明白和平的重要性，銘記歷史，并以自身實際行動維護世界和平，反對暴力，反對戰爭。

最后讓我們記住這次審判，他讓我們懂得了：只有國家強大了，在世界舞臺上才有話語權。作為中國人，我們要勿忘國恥，珍惜現在的幸福生活。

第四篇：《東京審判》觀后感

《東京審判》電影觀后感

1931年至1945年，這14年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是十分沉重且悲壯的14年，殘暴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將魔爪伸向了地大物博的中國，而炎黃子孫們不會屈辱的成為他們的奴隸，于是，中國人民開始了偉大的抗日戰爭。

這14年間，無數民族英雄為之喪失性命，無數兒女奔赴前線，終于在世界各國與祖國同胞的努力下，我們終于戰勝了日本法西斯主義，可是，這些過后，我們迎來了更加困難的挑戰，《東京審判》這部電影講述了由第二次世界大戰11個戰勝國推薦的11名法官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首要戰犯的國際審判。以各種視角全面描繪了不同立場下各國的宣判，在面對中國法官的審問下，日本頭領始終認為日本才是受害者，他們收到了核武器的轟炸，可是，他們的士兵又屠殺了多少其他民族人的生命呢？從這里我能感受到，面對戰爭，受傷害的永遠是無辜的百姓，所以我們要敬畏戰爭，遠離戰爭。

這些日本戰犯，深受日本軍國主義的洗禮，他們拒不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但是，事實勝于雄辯，一個個鐵證如山的印記，最后將他們送上了處刑架。但是，這樣的過程十分艱難，東京審判一共進行了2年多，許許多多的戰犯有的狂妄自大，有的拒不認錯，在審判過程中，我有還幾處不忍心再看下去，這些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傷害太大了，他們應該受到該有的懲罰。影片的最后，關于量刑問題中國法官梅汝璈從法律角度痛斥了日本戰犯大肆掠奪中國資源以及違反人道的滔天罪行，在投票決定是否執行死刑時，終以6比5的票數將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7名甲級戰犯送上了絞刑架。相信看完這部影片，很多觀眾會重燃愛國之情，也相信很多觀眾也增加對日本人民的仇恨，但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決不是影片所期望的結果。面對已經過去的事情，我們應該向前看，但是，歷史絕不能忘記，我們應該時刻謹記這樣的悲痛，現在的日本政府依然顛倒是非，許許多多的事件表明，日本政府的法西斯思想并未根除，我輩必將謹記使命，落后就要挨打！

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生，我們應該更加奮發圖強，堅持跟黨走，走好中國路，讓這些屈辱且悲痛的歷史一去不復返，同時，我們也要謹記歷史的慘痛教訓，吾輩當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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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鈺彤

第五篇：《東京審判》觀后感

《東京審判》觀后感

歷史從不是一個輕松的話題，尤其是中華民族屈辱卻在不斷抗爭的近現代史。因此，我們在看這一段歷史的時候，總是帶了沉重和嚴肅的心情，看《東京審判》也是如此。

抗日戰爭從1937年到1945年，整整8年的時間。這中間的慘烈戰況和艱辛斗爭我無需贅言，為國犧牲的戰士們不計其數，而無辜而死的平民更是數量驚人。這些，所有的這些，歷史都不會忘記，而我們更不能忘記。

《東京審判》中印象較深的第一個情節是座次之爭。衛勃爵士把中國排在英國之后方便審判的說法只是托辭，眾國家輕視中國則是實質。梅汝璈先生據理力爭，拒絕不公平的座次安排，斷然拒絕出席，甚至不惜辭職，錚錚傲骨讓人肅然起敬。不禁想起清末那些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清朝代表，明知賣國卻仍唯唯諾諾地簽字，低下去的不僅是頭顱，更是良知和民族羞恥心。所幸，叛國之流只是極少數，中華民族正因為有梅汝璈這樣的“斗士”才會在多難中興邦，才會戰勝一個又一個的困難，一步一步走向更強大。

《東京審判》中那些坐在被告席上的日本戰爭罪犯，他們的申辯讓人憤怒。總有不承認罪行、否認歷史的日本人，之前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的行徑一度引發國人聲討之聲。因此，當電影中中國律師倪征燠以嚴密的思維、犀利的語言和如山的罪證拆穿戰爭犯的罪行時，當日本罪犯再不能假裝“以兄弟之情誼”來掩飾其罪惡時，我們不禁為之喝彩，為中國有這樣的律師而驕傲，為那些在戰爭中喪失生

命的在天之靈而感到慰藉。

從《東京審判》中也看到了戰爭帶給日本平民的痛苦，芳子的妹妹櫻子和哥哥山口正夫，以及北野雄一和其弟弟北野弘一等，他們無不是深受戰爭之害。本該是過著平靜的日子，卻被戰爭毀了家園，毀了幸福。而日本這個民族，卻因發動戰爭而致使國土上堆滿了廢墟。電影中這樣評價，“一個本可有所作為的國家，而招致這樣的命運，真是自作孽不可活，這是歷史上的一大悲劇，也是一大教訓”。而那些還在叫囂著軍國主義的日本人，顯然是沒有吸取這教訓的，這又讓人不得不擔憂。因此，各國更應壯大和平的力量，共同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和發展。

電影片尾戰爭量刑之爭也是一個高潮。中國有句話叫“死不足惜”，可惜那些不曾經歷過八年艱苦抗戰的國家的法官們是不會理解的。梅先生也曾深感無奈，但最終鼓起了斗志，“只要打不死我，老子就要站起來”！梅先生以杯水做喻，以佛學反攻，終以微弱優勢取得了勝利，主要日本戰犯被判以死刑。這勝利對于中國人來說卻是彌足珍貴，逝者也可得到稍稍慰藉，最重要的是以法律宣判了日本的罪行。

東京審判，是對良知的審判，在這個法庭上，正義必將取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