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沉默面對甲午戰爭

日本沉默面對甲午戰爭NEWS.SOHU.COM2004年08月04日國際先驅導報國際先驅導報駐東京記者藍建中、記者林非報道 1886年8月，北洋海軍的兩艘巨型鐵甲艦訪問日本長崎，士兵們到達目的地后，就開始了一場狂歡，喝酒泡妞，并與日本人發生了嚴重沖突。熟悉日本的吉林大學教授李曉博士形容這些清兵，就像現在的美國兵一樣。長崎的地方官員趕緊正告日本警察，不要招惹這群清兵。

“當時的日本人對中國還有一種敬畏感，而這種敬畏感在甲午戰爭后蕩然無存。在這之后，?支那人?徹底變成了一種污辱性稱號。甲午戰爭日對于日本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日子”。李曉告訴《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但是，日本人卻沉默面對這個重要的紀念日，而另一個推動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日俄戰爭紀念日卻被日本人頻繁提起。甲午戰爭，在日本被稱為“日清戰爭”。雖然迎來了爆發110周年的日子，但是日本各大媒體似乎已經將這場戰爭遺忘了。

《產經新聞》有關日俄戰爭100周年的記事和評論已經連載多日了，但是對于甲午戰爭卻只字不提。對此，李曉教授分析道：“日本作為中國的鄰居，實際上非常重視中日關系。他們不愿意在這樣的問題上刺激中國人敏感的神經。而且，作為日本人來說，他們對戰爭的正義性有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擊敗中國人固然可喜，但是，畢竟只是亞洲人自己內部的戰爭，而他們認為擊敗俄國人是黃種人第一次擊敗白種人，日本是代表亞洲來反擊白種人的侵略?！?/p>

對于甲午戰爭，日本人雖然表面比較淡漠，但內心非常敏感?！秶H先驅導報》記者就此問題打電話詢問了一位經歷過二戰、在大學退休前曾擔任過報社記者的日本老人的看法，但是他以在電話里不便接受采訪為由婉言謝絕了采訪，而記者提出去家里采訪時，他又以有事推辭掉了。對于媒體為何對日清戰爭沒有反映，而主要是對日俄戰爭的關注，記者一位在早稻田大學擔任講師的朋友坦率地說，她并不了解這場戰爭，但是對于媒體為何只報道日俄戰爭，而對日清戰爭非常冷淡，她認為還是因為日俄戰爭比日清戰爭重要吧，因為俄國是歐洲的一個大國，而且是白人國家，這場戰爭確立了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在日本呆過多年的李曉教授對此也有感觸，他說，每當要和日本人談起戰爭的時候，他們的眼里都會有一種猶疑感，或者避而不談，或者轉移話題。

當然，日本右翼人士另當別論。在日本的互聯網上，各種有關甲午戰爭的書籍正在銷售，內容無外乎歌頌明治天皇的文治武功，強調日清戰爭提高了日本國民對國家和天皇的認同，擴大了日本在東亞和世界的影響。但是，從書名《侵略亞洲100年——從日清戰爭到聯合國維和行動法派兵》就可以看出，其中也不乏譴責甲午戰爭者。不過，最醒目的一本還得數比日本人還愛日本的臺灣人黃文雄推出的《日本造就了現代中國——日清戰爭后日本留給中國的莫大遺產》。黃先生贊美甲午戰爭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斷言是甲午戰爭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

第二篇：甲午戰爭,日本其實也輸得很慘

甲午戰爭，日本其實也輸得很慘

作者：義勇川軍

甲午戰爭，日本其實也輸得很慘

1894年的7月25日，是日清甲午戰爭爆發之日。當今中國和日本又經常重出現甲午戰爭前相似的緊張局勢，兩國的軍政當局和體制內外的國運思想者們能否及時反省這場戰爭？如何將這場對兩國和世界命運影響深遠的戰爭反省到足夠的廣度和深度？無疑是一樁現實意義重大的緊要事情。本文是筆者的一個反省，希望能及時激發出足以避免歷史覆轍的思考和探討。

僥幸進入同治中興的清帝國，由于在突如其來的甲午戰爭中敗戰敗和而迅速滅亡，這已是眾所周知的基本史實。這段歷史，被近現代史上幾乎所有中國人引以為國恥。對國恥有國恥之心，無疑是件好事，因為知恥近乎勇，而狹路相逢勇者勝。但是，僅僅是有國恥之心是不夠的，因為僅有恥辱感，并不等于“知恥”。就筆者的有限觀察，這一百多年來國人對于甲午戰爭的認識實際上停留在非常浮淺層面。不論是對當時的三個主要國家中國、日本、朝鮮的認識，還是對當時整個國際形勢的認識，都浮淺得離奇而危險。

比如，絕大多數因政治內向性格而喜歡自責甚至到了自殘地步的中國歷史學者和國民，至今都嚴重忽視著一個基本史實：朝鮮李氏王國也是甲午戰爭的嚴重受害國。其實只需提一點，讀者就不難明白甲午戰爭對朝鮮國的深重影響：今日朝鮮半島之所以仍然被肢解成為兩個國家，之所以仍然在為朝鮮半島未能統一而苦悶折騰，實際上便是肇始于甲午戰爭的慘敗，或者說是甲午慘敗的后遺癥。

但本文將要探討的，還不是當時同受日軍侵略之苦的朝鮮，而是被幾乎所有中國人和日本人視為甲午戰爭大贏家的當時中朝兩國之敵國日本。筆者所要強調的是，被幾乎所有中國人認為是大贏家的日本，其實也是甲午戰爭的輸家。

沒錯，日本也是甲午戰爭的輸家，并且輸得很慘！本文所要論述的正是這樣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這是一個基于大歷史和大戰略的結論。

日本明治君臣，通過甲午戰爭的戰略偷襲，擊敗大清帝國中興名臣李鴻章用數十年時間精心打造出來的新式淮系陸軍和高度現代化的北洋海軍，以及前些年仍被中國大陸炒作為神勇的曾國藩嫡傳湘軍，一舉從貌似強大的滿清朝廷最權勢外交家筆下攫取了大清帝國多達2.3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還割占了臺灣，并實際上實現了對朝鮮的殖民占領。這筆巨款和兩處領土割占，使日本二戰的所有賠款顯得微不足道——這很可能是毛澤東為什么會放棄其中對華賠款部分的原因之一。

日本方面在甲午戰爭中取得了如此輝煌的戰果，怎么可能被認定為一場慘敗呢？ 的確，這些個戰爭果實，從中國人以外的角度，特別是日本人的角度講，不論在東北亞歷史、世界近現代史上，無疑都是非常榮光的。它向日本、清朝、朝鮮和全世界昭示了當時明治君臣那一代軍政雄才的非常武功和歷史成就。不論在日本歷史還是世界歷史上，都是很耀眼的。與戰爭另外兩方可恥的失敗方的軍政領袖相比，尤其突出。

但是，這種比較僅僅是相對于清王朝的慈禧、光緒、李鴻章、翁同和等執迷宮廷權術和窩里斗的滿清昏庸，以及同樣昏庸無能并且更加弱小的朝鮮李氏王朝而言的。這種似乎不乏國際性的視角，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在日本海周圍的東北亞一隅坐井觀天的結論而已。當我們用相關全球大歷史、大戰略的視野來反思這場戰爭，就會目瞪口呆地發現，日本實際上為這場戰爭付出了無比慘重的代價，并且至今還在被迫咀嚼當時戰略錯誤的苦果——

英美雙簧，幫助日本打敗清軍，誘迫清廷放棄抗戰和割地賠款，誘騙日本唾手可得的入主北京和登陸中國大陸機會一去不復返

蕞爾小國之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僅用一年多時間，以從戰略上意義上講非常小的代價，就把堂堂大清帝國最趾高氣昂的中興名臣所部海陸雄師打得潰不成軍，繳械投降，并在眾目睽睽之下從這個龐大帝國最權勢的皇太后精心籌辦的國際性的萬壽大典盛會上公然敲詐了巨額的財富和富饒的土地，與大清帝國的母子君臣、滿朝文武和愛國志士們的奇恥大辱相反，這無疑是崇尚武士道的日本國非常榮光的歷史。

但是，這僅僅是從一次短暫戰爭直接得失的角度去評價國際戰爭的大歷史成敗和大戰略得失。當我們把視野放寬到近現代及當代歷史長河的大歷史視野和全球范圍的大戰略視野，則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

1894年，大清帝國的母子君臣忙著為慈禧太后的60大壽籌備萬壽慶典之際，英美精心幫助日本發動了甲午戰爭。為確保日本取勝，英美合謀演戲，欺騙清方。

當時，美國方面在日本大本營指導侵華戰爭的秘密活動，相關史料被日美雙方至今高度保密著，但極敏銳的史學者仍能透過日方在這次戰后高度感謝美方幫助等蛛絲馬跡，嗅出其中的陰謀。而英國人誘騙清方的史實，則是很明顯的了。

英方首先在開戰之前通過簽訂《日英通商航海新約》對日本侵略清朝進行鼓勵，為日本侵華掃除可能遭英國海軍截擊的戰略擔憂。接著，英方又假意冒險派商船幫李鴻章運兵，結果運兵船被日艦攔截擊沉。當李鴻章們竊喜不已，以為英國會因此對日本用兵時，英方卻判定日方合法，由清方賠償英方損失，讓清方的戰略指望突然落空，陷入茫然和狼狽。英國人還精心制造了被很多歷史學家和軍事家們嚴重忽視的“葉志超騙局”。向李鴻章謊稱在豐島陸戰中狼狽敗逃的葉志超以寡敵眾，取得重大戰果，成功突圍，與平壤方面清軍主力部隊會師。結果李鴻章迫不及待地推薦膽小無能的親信葉志超成為各路清軍統帥，并得到同樣急于挽回豐島海戰失利的慈禧和光緒的草率任命，直接釀成平壤慘敗。

當日本在威海聚殲北洋艦隊，取得遼東半島軍事勝局后，英國把誘騙日清的接力棒傳給了美國方面。美國當局讓在戰前以親日著稱的前國務卿科士達出面，以清方全權議和大臣李鴻章顧問的身份，同時誘騙日清兩國，竊取戰略利益。

美國人誘騙明治君臣的手段，超過了近現代史上絕大多數中國智者的智商——其中包括至今被不少國人盲目崇拜的梁啟超，狡猾得驚人：幫助日方逼滿清政府簽訂賣國條約，讓日方得到超乎想象的好處，并為這種驚喜付出致命的戰略損失。由于美方的精心策劃和悉心幫助，日本得到了夢想不到的巨額賠償，一夜之間得到前所未有的富足感。但是，這2.3億兩白銀和割占臺灣島的巨大誘惑，卻使明治君臣實際上與其唾手可得的更大戰略利益擦肩而過。

要知道，當時日軍已經占領了遼東半島，并控制了大半個膠東半島，實際上已經完成了對北京的戰略包圍。日方不僅繳獲了清朝陸軍方面的大量最精良裝備，還通過豐島、黃海、威海海戰，聚殲和俘獲了北洋海軍的所有戰艦，形成對清方海軍的絕對優勢，可以輕易橫行于中國各處海疆，快速進行戰略運兵和后勤運輸。

而此時的北京周邊，當時清軍中裝備最精銳的北洋陸軍已潰不成軍，一觸即潰的湘軍也驚魂未定，舍不得離開頤和園的慈禧太后還在繼續搞生日慶典，光緒皇帝和滿朝文武敢怒不敢言，士心、民心憤怒之極，官軍民斗志大失。日軍甚至已經只需發動一次比平壤戰役小的戰役，就足以推翻滿清王朝。

當時的國際形勢也對日方入主北京的行動十分有利：沙俄的遠東大鐵路尚未建成，沒有有效干涉日本將滿清王朝包圍、聚殲或俘虜于北京一帶的戰略能力。這一點，甲午戰爭前用504天對沙俄和清朝進行“單騎遠征”的日本民族英雄、超級間諜福島安正，已在戰前作出了非常高明和正確的戰略判斷。他還因此受到明治皇帝的專門接見。歐洲的英國、法國、德國，既缺乏越洋進行戰略干預的斗志，也缺乏這種能力。美國方面，當時還正在跟西班牙戰爭，也沒有能力阻止日本進攻北京的戰略行動。

從日清雙方和國際形勢看，當時日本方面完全有可能一舉占領清王朝首都。并且，當時滿清當局對甲午戰爭嚴重缺乏準備，更沒有料到日軍會如此迅速兵臨北京城下，滿朝文武基本上沒有做遷都抗戰的準備，甚至連趕在北京城被圍困之前向內地逃命的準備都沒做好。這意味著，只要日軍迅速拿下北京，滿清王朝滿朝文武可能幾乎全部淪為俘虜。

如果日方在占領北京之后，效仿當年滿人入主中原或后來美國常用國際侵略手法，采取挑撥滿漢矛盾的戰略，大力宣傳戰爭只針對當時清王朝的統治階級之滿族人進行，而對漢人和漢人軍隊采取綏靖、友好政策，能夠用很小的代價就完成對整個中國大陸的占領和統治。

但是，沉迷于勇武的日本武夫，被陰險的美國人誘騙著，傻乎乎地調集重兵去攻占當時戰略意義其實非常有限的臺灣。

攻占臺灣的戰略行動，為三國干涉還遼提供了寶貴時間。結果日方不僅被迫放棄了北京，還放棄了遼東半島和膠東半島。這意味日本實際上永遠失去了登陸中國大陸的歷史機會。明治君臣“宣布國威于四方”的雄心壯志從此化為泡影。并且，日本還最終把那些白銀連同臺灣都統統吐了出來。

為了通過侵臺戰爭重創日軍，英國人還在臺灣島內竭力煽動抗戰氣氛，在清廷要求官員撤離之后，英國人還促成臺灣宣布獨立成國，進行“自主抗戰”。英國方面還通過張之洞等為臺灣島內的抗戰提供精神和財力支持。結果，日軍在臺灣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預期，數倍于在朝鮮、遼東的陸戰和黃海大戰的傷亡，連能久親王都喪身于征途。經過這場臺灣持久戰后，日本再也沒有能力乘勢攻占北京了。馬關談判時，李鴻章雖然覺得把當時尚未被侵占的臺灣割讓給日本很荒唐，但比較北京和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的輕重得失，他還是咬牙接受了。把李鴻章打得慘敗的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等，在這一點上反而不如昏庸的李鴻章精明。

甲午戰爭的小戰略勝利，使日本帝國失去明治維新以來的幾乎全部戰果，在中國大陸陷入長達130年的持久戰，并且至今在為生存狹小的生存空間苦悶不已、鋌而走險。

甲午戰爭的勝果，激發了明治君臣和幾乎所有日本國民對中國大陸的貪心，急功近利的貪婪則蒙蔽了他們的戰略智慧。日本日后為《馬關條約》巨大勝利背后的嚴重失策付出了千萬倍的慘重代價。

甲午戰爭的割地賠款，使明治君臣嘗到侵華戰爭的甜頭，更加執著地踏上了與清王朝和所有華人爭奪中國大陸的惡戰。不論日本侵華軍政外交當局如何機關算盡，不論日本間諜如何歷盡艱險，不論櫻花精神熏陶出的武士和婦幼們為國家獻身的精神如何堅韌，不論貪圖虛榮、麻木于盛世危言并扼殺變革的滿清王朝如何愚蠢腐敗，不論旅日中國少年被洗腦后的激進革命如何親痛仇快，不論中國的新老軍閥如何割據戰亂，不論中國的左右激進勢力如何互相殘殺，不論中國民眾如何愚昧和貪生怕死，日本的侵華戰爭，注定是一場持久戰，并且最終不可能取勝。

當年關于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一些重要理論實際上存在嚴重的，甚至致命性的錯誤。諸如日本人少地少，資源缺乏，不能持久戰；中國能以時間換空間、以空間換時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實際上都大有問題。但日本最終還是無法利用不斷侵占到的中國領土上的巨大物力和人力資源改變持久戰的性質和結局。

中日持久戰的最深刻原因，實際上在于三大方面。一是由于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戰略縱深太大，一旦同仇敵愾，形成大面積的官民抗戰形勢，就不可能速戰速決。二是中國出了一個非常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三是幾乎所有的國際勢力都不會讓日本實現占有中國大陸的夢想——特別是蘇聯人和美國人。其中，后一個內因和那個所謂的外因，最具有決定意義。

毛澤東無疑是中國歷史上和近現代世界史上最偉大的戰略家之一。他發明的人民戰爭和敵后游擊戰爭韜略，是世界軍事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在國民黨政府主導的正面戰場，由于中央軍政有意無意的戰略失策，和一些可恥的軍事指揮失敗，導致中國軍民不應有的巨大傷亡和節節慘敗。但是，在正面戰場不斷悲壯慘敗的背后，是抗日根據地的不斷擴大，并對日軍形成廣泛的戰略包圍態勢。毛澤東的這兩大戰略戰術，不僅成功阻滯了日軍的攻勢，還深刻破壞了日本對中國戰爭資源的利用。

當日軍迅速將臺兒莊戰役失利扭轉為徐州會戰大捷之后，出現了聚殲中國精銳部隊的重大戰機。這時，蘇聯斷然發動了張鼓峰和諾門罕戰役進行戰略牽制，殲滅了日本的唯一一個坦克師團，并擊毀了大量日本飛機，摧毀了日本鐵蹄北上蒙古草原從大西北包抄中國的戰略。對蘇聯這幾次戰略行動的存在和意義，由于日俄雙方、及中國大陸和臺灣當局都由于種種原因不愿多加宣傳，中國的絕大多數民眾至今都不知曉。

武漢會戰和數次長沙鏖戰后精疲力竭的日本軍事當局，咬牙決定南下包抄，截斷中國西南方向的戰略生命線。當日軍不遠萬里掃蕩英法殖民軍，奪取越南、泰國，突進緬甸，血戰中國遠征軍，成功截斷滇緬公路之后，美國人不失時機地派出了讓無數中國人感恩至今的“飛虎隊”，在滇緬公路之外開辟了“駝峰航線”。使日方切斷中國戰略物資生命線的希望落空。

當日本將士與使用美國軍火的中國將士相互拼殺、消耗得即將精疲力竭的時候，美國誘迫日本首先對自己開戰。日本可能同時打贏中蘇、中美甚至中蘇美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于是，日本的海軍被美軍殲滅，關東軍被蘇軍全殲，日本本土在東京大轟炸之外還挨了原子彈轟炸。日本皇帝最終被迫宣布無條件投降。

關于日本在整個侵華戰爭中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消耗、損失情況，筆者尚未找到真正可信的數據資料。有資料強調，在二戰期間，中國軍民傷亡達2000萬人以上，財產損失1000億美元以上。日本動員的最大兵力為97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2.8%軍隊傷亡總數達216.1萬人，經濟損失達1000億美元。蘇聯軍民傷亡達2000萬人，美國財產損失3500億美元，蘇聯財產損失2000億美元，英國財產損失1500億美元。德國動員的總兵力為170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21.5%，軍隊傷亡總數達1170萬人，經濟損失達3000億美元。

筆者認為其中的中日方面數據顯然不可信。其實，日本官方對本國的戰爭傷亡有遠遠精確于中國大陸和臺灣兩方面的統計，但由于日本官方嚴重人為壓縮了相關數字，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歷史學者都還不清楚日本在這場曠日持久的侵華戰爭中到底死傷了多少將士和平民。但不難估計，日本無疑是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傷亡最多、損失最慘重的國家之一。其實際傷亡的軍人、平民和財產總量，很可能僅次于中國、蘇聯，或許與德國相近甚至更多。

二戰投降時的日本，不僅沒有得到無數將士浴血奮戰來的廣袤的新土地中的一寸，還失去了甲午戰爭時搶劫到的對朝鮮和臺灣的占領權。

并且，日本人自己自明治維新以來節衣縮食在本土修建的主要工廠，或者被炸毀，或者被拆卸抵債。不論是從人員傷亡上講，還是物資設備損失方面講，日本自的總體損失無疑是慘重的。

不論是從1931年的“9·18事變”算起，還是從八國聯軍侵華時期算起，日本在漫長的侵華戰爭中，最終輸得很慘。這是日本國內外眾所周知的基本事實。而這一切戰爭浩劫，根源正在于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表面勝利。甲午戰爭中意外搶獲的天量的白銀和臺灣沃土，迷惑了日本軍政戰略家和政治家們的世界眼光和歷史智慧，開啟了日本國與中國人百年惡戰的大浩劫序幕。

之所以說是百年浩劫，是因為，與甲午戰爭相關的日本侵華思維和行動的創傷，至今還沒有完全消除，長期折騰著日本社會，甚至眼前又在因釣魚島、與那國、東海、臺灣等等相關問題多次出現緊張局面，甚至軍事對峙。導致當今中日兩國重新走向軍事對峙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戰略慘敗無疑是最深刻的原因之一。這次戰略性失敗，使日本國民——這個世界上最優秀國民之一，至今無法擺脫在狹小的生存空間里苦苦折騰的國民大運，并且重新鋌而走險，向著與中國重新陷入大戰的深淵墮落。而從甲午戰爭前的1874年日本明治當局最早一次入侵臺灣算起，到今天已經有130多年了。

在這段超過一個世紀的侵華或敵視中國的歷史征途中，精忠報國精神非常感人的日本武士、文官們和平民們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他們最終并未能為這個國家開疆擴壤。并且，釣魚島等等危機顯示出，中日之間再度陷入戰爭浩劫的隱患依然存在，看不到徹底和平發展的曙光。

基于這樣的大歷史和大戰略視野，我們不能不得出日本是甲午戰爭又一個慘敗國的基本結論。對于這樣一個看似殘酷的大歷史結論，希望中日兩國的仁人志士能及時進行足夠廣泛和深刻的反省。

第三篇：甲午戰爭中國究竟為何輸給日本？

甲午戰爭中國究竟為何輸給日本？信力建

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失敗和損失最慘重的一場戰爭。在這場短短九個月的戰爭中，中國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割讓遼東半島、臺灣省、澎湖列島等地（后遼東半島由中國以3000萬兩白銀的代價“贖回”）；賠款白銀2.3億兩。

甲午戰爭帶來的民族尊嚴之痛，國人自尊之痛，卻要遠遠超過割地賠款之痛！——1895年3月19日李鴻章攜帶全權委任狀，乘坐德國商船“公義號”抵達赤間關馬關港（今下關港），與日方全權代表、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舉行談判。談判其間，伊藤博文極為橫蠻，屢屢逼李鴻章在早已擬定的條約文本上簽字，稱：“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辈⑾薅ū仨氃谝粋€月內辦理割讓臺灣的手續，李鴻章哀求放寬期限，說：“臺灣已是貴國口中之物，何必著急?！币撂俨┪幕卮穑骸斑€沒有咽下去，餓得厲害！”二十多天過去，日本下最后通牒，限四天內答復，否則北京必不可保。清政府被迫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條件。

“馬關條約”簽字消息傳回國內后，“吾人積憤于國恥，痛恨于和議，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譚嗣同）。李鴻章，成了“國人皆曰可殺”的“漢奸”、“賣國賊”。

今年的7月25日，是甲午戰爭120周年“國恥紀念日”。在21世紀的今天，回憶這段歷史，記住這個教訓，仍有極為重要之意義。

中國日本一衣帶水，自漢朝始兩國開始交往頻繁。歷史上曾經長期同屬儒家文化圈。進入近代后，兩國又一度面臨相同命運：1840年，英軍炮艦轟開了“天朝上國”大門；1853年，美國“黑船叩關”，日本結束了二百多年的封關鎖國政策。不久，兩國先后開始了旨在“船堅炮利”、富國強兵的變革：1861年，中國開始實行“洋務運動”；1869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然而三十年不到，昔日的“徒弟”、“莞爾小國”日本后來居上，甲午一戰，洋務運動首領李鴻章最終俯首于明治維新首領伊藤博文面前，簽訂了大清有史以來最屈辱的《馬關條約》。

李鴻章、伊藤博文，分別是當時中日兩國最杰出政治人物，他們相同歷史條件下的截然不同命運，可以說是兩個國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運的一個縮影。時至今日，仍有極強的現實反思和警醒意義。

“現實反思和警醒”之處在哪里？《馬關條約》簽訂前日本首相、全權代表伊藤博文與清政府全權大臣李鴻章有一段發人深思的對話：

“想當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風，談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鮮之事來華與李鴻章談判，被李鴻章斷然拒絕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結果怎樣呢？我曾經給過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貴國迅速改革內政，否則我國必定后來居上，如今十年過去，我的話應驗了吧？”

李鴻章：“改革內政，我非不欲做，但我們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一樣上下一心。如果我們兩人易地以處，結果會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舉世關注之外交場合，面對“東瀛倭國”首相伊藤博文一番咄咄逼人，充滿揶揄、教訓的話，身為“天朝上國”大學士的李鴻章作了極為坦誠的回答。而內心深處，作為“修身齊家治國中華千古第一完人”曾國藩的頭號弟子，此時的李鴻章究竟是羞愧交加？還是悲憤難禁？抑或急火攻心？

伊藤博文關于“我曾經給過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貴國迅速改革內政，否則我國必定后來居上，如今十年過去，我的話應驗了吧”之語，其實有失公允，其實早在1864年李鴻章就指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用其人?！保ā痘I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

“欲學外國利器，莫如覓制器之器”一語，蓋有深意在焉！用現在的大白話意思就是：“我們不但要學西洋的科學技術，更要學習西洋的觀念和制度！”——這與伊藤博文“改革內政”一語可謂不謀而合。而且李鴻章后半生中，作過不少類似表述。

伊藤卻沒有意識到的另一個深層次原因是：神道、天皇制與武士道文化主導下的大和民族（日本雖屬儒家文化圈，但德川時代儒學才在日本真正盛行），遠不像中國這樣背上障礙社會進步、禁錮國人思維創新能力的沉重歷史文化包袱。無論是國民的血性、民族的凝聚力，還是政治精英、文人士大夫的務實求真態度，以及銳意進取、獻身犧牲，都不是中華老大帝國所能相比的。

在無數中國人心目中，“小日本”是一個“死不認罪”。殊不知，日本其實是一個只敬畏強者，甘于向強者低頭服輸，不恥下問向強者學習的民族。還是一個危機意識極強，極善于抓住歷史機遇的民族——1853年7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海軍準將率領的艦隊到達江戶灣口，轟開了自“鎖國令”以來關閉了達二百多年的日本國門。這時的日本與鴉片戰爭后的中國極為相似。然而，前者一旦認清與先進國家的巨大落差，以吉田松陰、坂本龍馬、高杉晉作、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隆盛、福澤諭吉、伊藤博文、井上馨、大村益次郎、山縣有朋、三條實美、板垣退助、勝海舟、白石正一郎、土佐之雄杰等等為代表的日本民族精英紛紛挺身而出，前赴后繼推動“明治維新”運動（前述英杰大多數或被刺殺，或戰死）。

近代日本是幸運的：佩里黑船“闖關”事件后，在關乎民族興亡的重要歷史關頭，它有一大批頭腦清醒，有血性、有奉獻、犧牲精神，有高度歷史使命感的政治精英義不容辭、義無反顧地肩負起拯救民族的神圣使命。這里強調“一大批”極為重要——對一個國家的歷史車輪轉軌而言，僅出一個“板坦雖死，自由不滅”的板垣退助遠遠不夠。在日本明治維新期間，像吉田松陰、坂本龍馬、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大村益次郎、板垣退助這樣或戰死，或被殺，或被刺死者卻不計其數！正因為有一批批偉大啟蒙思想家、政治謀略家和政治精英的涌現，1869年開始明治維新的日本短短三十年年便實現了“脫亞入歐”戰略躋身西方列強。并接連戰勝兩個東方巨人——大清和俄羅斯。

馬克斯·韋伯有言:一個國家的落后，首先是政治精英的落后。而此時此刻的中國，既不能出現福澤諭吉一樣高瞻遠矚的偉大啟蒙思想家和政治謀略家，更沒有出現吉田松陰、坂本龍馬、高杉晉作一樣的“明治前三杰”，以及像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隆盛一樣的“明治后三杰”等一批既有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和政治精英，只能出像曾國藩、李鴻章、左宗堂、張之洞一樣唯“圣意”是從的政治“裱糊匠”。雖然后來也涌現出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一批具有強烈歷史使命感的士人，但與日本“明治前三杰”和“明治后三杰”相比，無論是血性，還是奉獻、犧牲精神，抑或器局、才具，都遠不是一個檔次。個中原因，發人深省——

兩次鴉片戰爭慘敗后，包括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在內的朝廷統治者也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西夷之強在于政治制度,不在“奇巧淫技”。然而，“傳之萬代”潛意識和僥幸心理，驅使大清王朝最高領導核心對必然導致皇權旁落的君主立憲深惡痛絕，高舉“祖宗之法不可變”大旗，對任何消減皇權的改良說不。而朝廷頑固派則順勢而上，認定“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攻擊“西學”是“捐棄禮義廉恥的大本大原”，是“敗壞人心”，是“用夷變夏”；是“禍國殃民”，是“洪水猛獸”。在奕親王等人堅持下，雖允許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清朝封疆大吏在各自領域開展旨在通過學習西方科學技術達到“船堅炮利”之目的“洋務運動”，卻拒絕學習比西方科學技術更重要的西學思想、憲政制度。

跛足的改革，注定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洋務運動失敗的命運。1861年后，曾國藩，李鴻章、左宗堂、張之洞、沈葆楨、丁汝昌等人紛紛在在治下建立興辦輪船招商局、礦務局、電報局、鐵路、機器織布局等工礦企業。然而，由于這些企業廠礦以官辦、官督商辦為主，官商合辦為輔，一大批政府官僚和紈绔子弟進入充職。在衙門官僚式的管理下，人浮于事，腐敗叢生，浪費嚴重，嚴重制約著生產效率的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更無從談起。

在洋務運動中，清政府還通過行政保護壟斷市場，奉行“唯兵”、“重官抑民”政策，導致國內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受嚴重鉗制。而缺乏總體設計，又導致產業結構畸形發展。直到洋務運動結束，中國遠未形成的近代化工業經濟體系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模式。

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但近代化意識（思想觀念和思維模式）的落后更為可怕。所以一個國家的近代化，首先是人的近代化。對這一點，日本近代杰出思想家和維新派精神領袖福澤諭吉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日本不能只羨慕西洋的船堅炮利，更要羨慕西洋的文明。所以他指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強烈主張日本國民精神“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并呼吁說：“我國不可狐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退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p>

作為中國當時首屈一指的政治精英和“洋務運動”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鴻章的近代意識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員們無疑要高出一籌。但與福澤諭吉、伊藤博文、高杉晉作，坂本龍馬，吉田松陰、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戶孝允等一大批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治精英相比，卻遜色太多。正如一些學者所言：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鴻章”，然而他的近代國家思想——主權、統一國家、官僚制度（政治、軍事）、公法、私法等素養，與伊藤博文相比遠不在一個檔次；伊藤博文是一位“以法治為主義”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時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而李鴻章卻是中國“有治人無治法”傳統觀念的繼承者，對近代國家思想缺乏根本的認知。只是一位精明強干的事務性官僚政治家。

大清統治集團思維模式和思想觀念之落后，從強大的頑固派長期攻擊“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言論中略見一斑——頑固派攻擊自造船炮是“虛耗國帑”和“便于浮冒”；特別反對推行耕織機器，認為“夫四民之中，農居大半，男耕女織，各職其業，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機器漸行，則失業者眾，胥天下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們反對洋務派開采礦藏，修筑鐵路，籌設銀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認為“古來圣君賢相講富強之道者，率皆重農抑商，不務盡山澤之利，蓋所稱為極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足以備預不虞而已”。認為這些措施會“便利外國侵略”，“妨礙小民生計”。甚至認為開礦修路，會“震動地脈”，“破壞風水”，要求“永遠禁止”等等。

而清末的對外關系，仍然是在先前的“朝貢體系”或謂“華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來的，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清政府仍未完全改變先前的“與西洋各國唯彼來而無我往”的被動局面。以慈禧為首的、在唯我獨尊文化環境中熏陶成長起來的朝廷領導核心，此時對英、法、美、德、意等西洋列國雖心存恐懼，但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不以倭人為意”，是當時朝廷皇上和大臣的普遍心理。連洋務運動“總設計師”李鴻章也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甲午戰前的幾年，在日本平均軍費開支高居國民總收31%、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嚴峻現實下，清政府竟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北洋海軍自1888年正式建軍后，就再沒有增添任何艦只1891年以后，北洋水師甚至連槍炮彈藥都停止購買了。到甲午戰爭前，北洋艦隊的大沽口、威海衛和旅順三大基地建成，但軍隊編制落后，管理混亂，訓練廢弛，戰斗力低下。而陸軍更糟，軍事變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裝備的低級階段。然而另一方面，為迎接慈禧太后誕辰，卻挪用3000萬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

與大清削減軍費預算、慈禧太后甚至挪用3000萬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山縣有朋等日本政治精英高瞻遠矚：“鄰邦之兵備愈強，則本邦之兵備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國家財政收入的60%來發展海軍、陸軍。1887年，天皇下令從皇室經費中擠出30萬元作為海軍補助費，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決定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三十萬元，再從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補充造船費用。錢雖然不算很多，但卻作出一個良好的表率的作用，全國富豪和民眾紛紛捐贈軍費，一年捐款達100萬日元??所有這些，極大地鼓舞民心，更激勵了士氣。為此，舉國上下士氣高昂，以趕超中國為奮斗目標，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

觀念、制度的落后，短短時間里，號稱“亞洲第一海軍強國”的大清便被“小日本”悄然超越：1890年之時，北洋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有7艘，總噸位27000多噸；而日本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僅有5艘，總噸位約17000多噸。到了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擴軍計劃。到了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已經建立了一支擁有63000名常備兵和23萬預備兵的陸軍，包括6個野戰師和1個近衛師。擁有軍艦32艘。與日本新添的戰艦相比，此時的北洋海軍艦不但數量被超過，而且呈現出明顯的老齡化、火力弱、射速慢、航速遲緩等弱點。

近百年間，一直有人指李鴻章在甲午戰爭黃海大戰中“避戰保船”。其實從整個甲午戰爭的進程來看，李鴻章指揮上雖有較大失誤，但卻將所有淮軍主力部隊派往前線，從主觀希望上全力與日本決一死戰，但因實力懸殊、軍隊和裝備不及人，以及用人不當等因素導致了戰敗。吳汝綸曾說：“平壤之敗，李相國痛哭流涕，徹夜不寐??及旅順失守，憤不欲生?！绷簡⒊嗾J為“李之失機之處多矣，然不失機亦絕無可勝之理”。

為何“然不失機亦絕無可勝之理”？旅日學者宗亞澤先生的歷史著作《日清戰爭》對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示：日本花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在軍備上迅速取得了對清國的優勢：在陸軍方面，清軍參戰軍隊的槍械裝備率為85%，而日本裝備率達到100%；海軍方面，盡管清軍進口戰艦的噸位數在亞洲位居第一，但日本聯合艦隊在艦船動力、巡航速度和火力等其它多個指標上占優。如果說，在軍事裝備的各項數據上，明治日本還沒有明顯優勢的話，那么在軍事后勤方面，日本則是占據了壓倒性的優勢。在交通運輸上，開戰前日本國內的鐵道線已達3200公里，陸海兩軍征用汽船近28000噸，而清國全國保有鐵路才300公里，在海上還需要租賃洋船運兵；在兵站、野戰通信、軍隊醫療、情報收集和媒體宣傳等方面，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統，最大程度地調動了國內國際各類資源，這些資源為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巨大的保障，而在清國國內，后勤體系卻仍處散亂無序的狀態中，這些系統要么仍在沿襲舊有的八旗和團練系統，要么干脆就付之闕如。

軍隊裝備的差距，后勤體系的落后，其背后折射的是近代意識、國家政治制度的落后。從鴉片戰爭開始，清國與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已經進行過頻繁交手，但清國的國防觀念仍屬于“中世紀式”。曾為清國建立開國功勛的八旗制度早就腐朽敗壞，而道光、咸豐年間在鎮壓國內叛亂中壯大起來的地方兵勇，則只能算是官僚政府的雇傭軍。這樣的軍事體系，遑論進行近代化的系統建設，連最基本的“國家忠誠”都很難實現。戰爭爆發以后，大清軍隊頻頻發生讓世人恥笑，令國人蒙羞的事件：“葉志超狂奔500里”；號稱“遠東第一要塞”的旅順口只在一日之內告陷落。戰場上各路清軍部隊存在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從將軍到兵勇普遍膽小怯戰，炮聲一響，官兵驚慌失措，皆如驚弓之鳥，戰之魂飛魄散、退之蜂擁而去，逃跑速度之快，丟棄武器之多，堪稱近代戰爭史上一大奇觀。僅平壤一戰，清軍就遺棄米糧2900石、雜谷2500石，相當于15000名清軍一個月的用量；同時，戰后北洋水師的主力戰艦有9艘被編入日本海軍艦隊，而大連灣、旅順口、威海衛等海防陣地被占領時，炮臺完好率高達80%。清軍的“兵敗如山倒”可見一斑。

甲午戰爭，從本質上而言，是一場完全意義的近代戰爭。大清之所以慘敗，完全是輸在近代化意識和政治制度落后之上。

應當指出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并非徹底的憲政制度轉型。這就為日本最后走上軍國主義埋下禍根。明治維新后，日本發布征兵法令實施兵役制。1877年日本政府進一步完成了對國內軍事力量的統和，打造了真正的“國家軍隊”。這時，日本改造了軍隊的組織機構和體系，并對軍人實施國家意識的精神教育，運用“武士道精神”對軍人展開全面洗腦，對新兵教育導入“為國盡忠”思想，強調個人必須服從國家大義，為國而死是士兵的職責和榮光。近代國家體系的打造和洗腦教育的開展，從根本上改變了日本軍隊的素質。然而洗腦教育卻最后淪為滋生軍國主義的土壤。

盡管如此，無論是制度建設，還是觀念教育，日本軍隊都全面領先于清國，這才是日本最終能以“摧枯拉朽”的氣勢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戰爭爆發后，日本人完全沒有想到，在戰場上遇到的是這樣一群毫無斗志、一潰即散的散兵游勇。在這樣孱弱的國防力量下，日本征服清國的信心得到大大增強，對“天朝上國”最后一點顧慮和心理恐懼完全消失。

中日兩國最高統治者在重要歷史關頭的態度，預示了失敗者必然命運——雖然大清參戰陸海軍總兵力雖多達63余萬人，但最終慘敗于參戰兵力只有24萬余人的“東瀛倭國”，“天朝上國”徹底顏面掃地！大清朝隨之風雨飄搖，百姓日益水深火熱。

中日兩國最高統治者在重要歷史關頭的態度，又導致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兩人的命運截然不同的結果。李鴻章因一生代表清政府與列強簽定了太多不平等條約而落得“漢奸”、“賣國賊”罵名。與李鴻章相比，伊藤博文可謂志得意滿，一生無憾！——雖最后死于朝鮮志士安東根之手，雖一直被中國人痛罵為“戰爭狂人，劊子手”，但在日本人眼中，卻是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民族英雄。是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

前面說過，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相同歷史條件下的截然不同命運，可以說是兩個國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運的一個縮影。李鴻章為何會落此悲劇結局？李鴻章下面一段話既令人噓唏，更發人深?。?/p>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痛罵李氏作“漢奸”“賣國賊”者，有誰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鴻章當時內心之酸楚、無奈——簽訂“馬關條約”遇刺中彈后，李鴻章含淚立誓：“舍予命而有益于國，亦所不辭！”為盡量減少賠款，他苦力相爭，后幾近聲淚哀求，其情其景，梁啟超的評述最為精準：“戎馬壓境之際，忍心吞聲之言，旁觀猶為酸心，況鴻章親歷其景者。??當此之際，雖有蘇、張之辯，無所用其謀；雖有賁、育之力，無所用其勇。舍卑詞乞憐之外，更有何術？”

痛罵李氏作“漢奸”“賣國賊”者，有誰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鴻章當時心頭的萬般委屈？——名為“總理大臣”，其實不過是一位最有權力的封疆大吏。滿清皇室對其處處防范，朝廷頑固派無時不攻擊。正可謂“外有強寇，內有頑敵”，縱然有伊藤博文之才，又如之奈何！

從甲午戰爭時期中日兩國政治精英思維模式、思想觀念的巨大反差中又可看出，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而思維模式和思想觀念的落后更可怕：近代化事業的真正主體只能是人，因為近代技術工藝和設備，本身是沒有生命的。所以，當一個國家的國民和政治精英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尚未從傳統轉變到近代時，再完美的近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在傳統人的手中很可能成為一堆廢物。畸形發展和失敗的悲劇也就難以避免。

大清王朝之所以敗給日本，最根本原因在于只學西洋“船堅炮利”之技，而拒學比“船堅炮利”更重要的近代化意識和制度。當它終于認識到問題嚴重性之時，武昌起義炮聲已斷絕了它的退路。

第四篇：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簡介

發生在清光緒二十年（1894）的甲午戰爭被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是新興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經過長期有計劃的準備，利用英俄對抗的機遇．設置圈套制造借口，對中國和朝鮮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自豐島海戰至占領田莊臺，僅八個月，日軍就占領了朝鮮全境和中國遼東、山東兩半島，全殲北洋艦隊，控制了制海權。至臺南失守，歷時一年零三個月。第一次中日戰爭，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數千年關系史上的重大轉折。以此為起點，日本的侵華活動和局部戰爭持續不斷。1900年，日軍充當了鎮壓義和團運動的主力軍；1904年日俄戰爭后，日軍又重新占領了遼東半島；1914年日軍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出兵奪取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1927年和1928年，日軍又兩次出兵山東，制造“濟南慘案”，阻撓中國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更變本加厲，占領中國東北三省，先后進攻上海市、熱河省、長城沿線和冀東地區以及察哈爾和綏遠兩省。中國步步敗退國無寧日。盧溝橋事變又爆發了第二次中日戰爭，這決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貫推行侵華政策的必然結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繼續和擴大。

總知，日本的資本主義是以甲午戰爭為契機而迅速發展起來的。甲午戰爭使日本迅速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成為遠東戰爭策源地。從此，日本侵略中國，中國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一直沒有改變。中日甲午戰爭暴露了日本的無信和野蠻，殘忍和兇暴，貪婪和獸性。因此，要完整認識中日關系史，就應該尋根溯源，從甲午戰爭入手。甲午戰爭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破壞，對中國歷史命運產生的嚴重影響，其后果決不可低估，切不可因為歲月的流失而談忘了這悲慘的過去。

然而，日本的靖國神社至今仍供奉著在甲午戰爭中的“光榮戰死者”13619名，以及侵臺作戰陣亡者1130名，合計14749名。他們中包括入侵東北戰死的近衛師團長北白川能久中將，入侵威海戰死的第十一旅團長大寺安純少將，入侵遼寧戰死的“總督府”參謀長福原豐功少將和入侵臺灣死去的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等侵略頭子。他們和日本在二戰中的甲級戰犯一樣，長期受到日本國民的參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參拜，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軍國主義陰魂在日本始終不散。

紀念甲午戰爭的征文

我們回憶過去不求改變歷史，只愿歷史不再重演。今年是甲午中日戰爭120周年，國人對于120年前的這場恥辱失敗一直有著各種爭論。昨日甲午慘敗為何不可避免，今天又是甲午，為何危險仍然存在？

甲午戰爭是一場深刻影響和改變了兩個國家命運的戰爭，這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再往大處看，它還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世界歷史。當然，受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

對中國而言，這場戰爭的歷史深刻性在于兩點：

一、戰爭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至今仍在追問之中；

二、戰爭雖然早已結束，但戰爭的傷口并未愈合，仍然橫亙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對這場戰爭疑問的解答，構成了我們民族進步的階梯。從這個意義上講，甲午戰爭已成為一種標志，一個符號。

甲午戰爭日本的勝利是制度的勝利。大清帝國的失敗是制度的失敗。鴉片戰爭一聲炮響，喚醒了清朝的同時也喚醒了日本。中日兩國同時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但兩個國家學習西洋文明，一個從內心革新變化，另一個則止于外形。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飯吃，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衣穿。當飯吃的消化了，強身健體；當衣服穿的只撐起了一個模樣。

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曾分別接待過中國和日本兩個代表團，后來有人問他對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他說：“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買回去就算了?！?/p>

最主要的標志是人的覺醒。日本秉承中國文化上千年，其國家形態與它的母國是一樣的：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人民只有宗族意識，沒有國家意識。那時候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和日本來，都一致承認中日兩國人民的忍耐與堅忍無與倫比，但另一個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對壓迫逆來順受，毫無主動性和創造性。

日本有本侮辱中國人的書叫《支那論》，說中國人“似蚯蚓這種低級動物，把一段身子給切斷了，其他部分沒有感覺，仍能繼續活著”。其實以此來形容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風東漸之際，日本人斷然斬斷了上千年的文化臍帶，脫亞效歐，加入了西方的發展行列。人民變成了國民。

百姓是不是國民，有兩條重要標準，一是有沒有權力，二是有沒有財富。明治維新同時，日本還搞了“自由民權”運動，其核心是“納稅人的參政權”。大久保利通說：“國家強大源于民眾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務運動相反的路，鼓勵民間資本。

腐朽的制度不僅阻礙民族發展，為敵國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關鍵時刻出賣民族利益。甲午戰敗后賠了那么多錢，可戰前買軍艦，竟一分也掏不出來。有了國民，就有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甲午戰爭經驗時都認為，國民意識是戰爭勝利的最大法寶。

國民國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國家模式。反觀大清帝國，當日本在不顧一切地調動和激發全民族的創造力的時候，清朝則不顧一切地將民間思想火花撲滅于萌芽之中。戰爭從來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軍人的事。威海衛陷落后，南洋艦隊曾派人向日本海軍請求，歸還被俘去的南洋艦隊的兩艘艦只，因為這兩艘艦是北上參加北洋水師會操的，而非參戰，理應歸還。此事成了海戰史上的笑柄。

這樣一批官僚，這樣一支軍隊，能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安全、戰勝外敵侵略嗎？清朝統治集團在甲午戰爭中妥協、退讓、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從其買辦立場找到答案。甲午戰后短短17年，清王朝走完了它最后的路程，這是歷史的必然，一個不能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政權，沒有理由長期存在下去。

戰爭的海紀念中日甲午戰爭演講稿

1895年2月10日凌晨，黃海海面波濤洶涌，白浪滔天，深處威海保衛戰中的北洋海軍旗艦“定遠”號，遭日本海軍魚雷艇襲擊、圍攻，為避免軍艦落入敵手，海軍提督丁汝昌、定遠艦管帶劉步蟾命令用水雷將擱淺的“定遠”炸毀。當晚，遵循自己生前“茍喪艦，必自裁”的誓言，劉步蟾自殺身亡，不久，中國戰敗，丁汝昌以身殉國。一時間，名將凋零、龍旗飄落，風雨飄搖的大清帝國遭受到又一次歷史的重創??

歷史的車輪向前轉動120圈，當我置身定遠艦景區——這個按照“定遠艦”等比例復制的鋼鐵圍城之中，內心的思緒依然如120年之前的黃海一樣，久久無法平息。

隨著解說員逐處逐字的介紹，目光穿梭在一層又一層展廳、文物、圖片、文字之間，愈前行愈發現軍艦內光線的昏暗與空氣中難以抑制的壓抑氣氛。威海，這個聯合國評定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恰如奧斯維辛，因與眾不同的歷史印記，而注定以另一種方式被銘記。驅車來到威海港公園，遠遠的白鷗翔集的天幕下，是鳴笛的客輪與蒼渺的大海，視線向近處收回，一座白色的紀念碑魏然聳立，不高，但卻處處透露出肅穆的神氣，這是收回英租威海衛紀念碑。一場大戰，一塊石碑，構成了威海歷史最深刻的記憶。

思緒回到定遠艦，隨著人流來到忠烈祠，“千古流芳”的匾額之下，赫然鐫刻著英雄鄧世昌那最后的旌表——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耳邊，小販不停地勸說著我該買一個模型紀念品，然而回蕩的卻是“茍喪艦，必自裁”悲壯誓言。是的，“有公足壯海軍威”，諸公為國為民，已然灑血海疆，諸公捐軀國難，故有今日盛世歡歌。然而，在定遠艦，在遙遙相望的劉公島，在碧海藍天——這片曾沃滿先烈血淚的土地上，“有公”真的“足壯海軍威”嗎？

我不敢斷言，我只知道，甲午年那場海戰，大清敗得一塌糊涂。

大清的完敗，不是敗在一人一艦的存亡，不是敗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是敗在一個條約、一個李鴻章、一個西太后；大清的完敗，敗在天朝上國的大夢，敗在奇技淫巧的不屑，敗在四萬萬人無能為力！

很多史家，喜歡比較中日甲午戰爭的前后變化，因為這場戰爭，中國敗于日本，敗于列強，而日本勝了大清，得了“列強”的美名。中國之敗，原因太多，研究者也太多了。史家們已將這失敗的各種原因總結到了很好、很高妙的境地。諸如，武備弛怠、經費短缺、制度落后、人事不當、戰略失誤等等等等。然而，研究者們，研究的目的究竟何在呢？

與定遠艦遙遙相對的，是劉公島，這個令北洋海軍神殤之地。劉公島一戰，甲午一役，中國一敗，除了為歷史研究者與愛好者提供素材、為憤青者流提供談資之外，究竟給我們、或者說我們自己找到了，多少遺產呢？

去年十月，我曾踏上劉公島，參觀甲午戰爭紀念館。當時，寫過一篇名為《盛世哀歌》的文章，其時很多同學問我，題目是否有誤，言“盛世”是“歡歌”，如何會是哀歌。我想，這個問題很好回答——盛世之前，若為盛世，則不能稱之盛世，必是亂世，由亂而治，才有盛世可言；盛世之后，未必盛世，居安不思危，盛世之后仍是亂世，盛世歡歌，瞬間就成了挽歌。由劉公島而至定遠艦，大清而至今日，道理何嘗不是如此呢？

五千年的大國思維，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大國遺產，期間雖也有外人爭過家產，起過蕭薔，然而終究是家大業大的。只是，這遺產，是否真的被我們好好繼承了呢？中國，如果僅僅以一個歷史悠久或經濟發展的大國出現，那么雖期望于被人所尊重，然而最終被尊重的也不過是祖先或者金錢，或者說是“富二代”或者“暴發戶”，到底難以有真正的好朋友。

中國，有了經濟的一定發展，有了國力的一些恢復，我們真的就是盛世中國了嗎？真的可以放聲高歌了嗎？真的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嗎？不，絕不是這樣的！

當我們打開世界地圖，沿韓國、日本、臺灣、菲律賓直到印度洋畫一條線，你就會發現，防衛著美國的所謂太平洋島弧鏈究竟防著誰；當大使館無端被炸、飛機在自己的領空被攻擊、漁政船在中國的領海被撞擊，你會明白，所謂的大國尊嚴究竟有多少；當我們一面過著情人節、愚人節一面對“韓國的端午祭”嗤之以鼻時，我想不到，我們的民族認同感，到底在哪里；當所謂的國產大片們重復著“復仇+愛情+神幻”的惡俗模式而日劇、韓劇、美劇卻真正把持著時尚潮流方向時，我們的民族精神，你在哪里？當中國遭受著雪災、地震的巨大創痛舉辦奧運會時，宵小們卻自導自演著“臺獨”、“藏獨”、“疆獨”的鬧劇時，我們的中國，真的是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嗎？

不是的，中國不太平；而且也有許多人、許多勢力不希望中國太平，太平的中國，對他們沒有多少好處。有人說中國的“80后”、“90后”是“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可是作為社會新興力量的“80后”、作為當代校園主體的“90后”，傳承“五四”精神的當代青年，能對盛世光華下的危難中國漠不關心嗎？先賢們告誡了我們太多太多了，“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聽到這些話語，我們還能無動于衷，高唱盛世歡歌嗎？

我想，顯然不能了。記得有這樣一句話，“如果你渴望和平，那就時刻做好戰斗的準備”。我不是偏激的民族主義者，也不是狂熱的軍國主義者，然而我明白，如果祖國的明天屬于我們，那么，我當不僅僅有權享受她的榮耀，更當為了保衛她而不惜生命！如果在盛世的歡歌里放松了警惕，總有一天，這歡歌將成為一首哀歌，甚而挽歌。

也許當今世界無大戰，可是無論經濟、文化、政治、信息??國與國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早已經演進為沒有硝煙的戰爭。時至今日，當代大學生，是否該到了覺醒的時候呢？吾國即吾家，無國即無家。想想南京雨花臺，三十萬曾經鮮活的生命；想想駐日大使館，右翼狂人的叫囂；想想年復一年的所謂《中國軍力報告》、《中國人權報告》；想想G20峰會上，強迫人民幣升值的“世界警察們”??我們，還能無所事事，談笑風生嗎？

伸出我們的手，中國未來的命運，正被我們掌握，作何選擇？選擇掌握在我們手中?？墒?，歷史的興衰榮辱，卻將被歲月書寫銘刻，永遠流傳。而我們，將是歷史的主角，正面的，抑或，反面的。

離開定遠艦，秋風漸起，殘陽斜照?；仡^望去，劉公島在蒼茫的暮色中漸漸遠去。中國海軍的祭奠之地啊，甲午英魂長眠的所在，請你，保佑我多舛的母親，愿華夏生民富庶，中華金甌永固！

紀念中日甲午戰爭演講稿

能戰方能止戈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看重六十一輪回的甲子之年。1894~2014，就是兩個甲子之年！

發生在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道慘痛的傷痕。然而，歲月的皺紋常常默默無情地淹沒歷史的刀痕。

“甲午戰爭”，對今天不少國人來說，也許是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歷史是不能遺忘的，它總是以自己的邏輯給未來以深邃的啟迪。透過黃海海面彌漫的歷史硝煙，矢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中國人，能從這場攸關民族命脈的戰爭中，生發幾多感慨，獲得幾多啟悟、幾多憂思、幾多警示??

民族痛與中國夢——

甲午戰爭對中國歷史命運的影響有多大

1894年7月25日，日軍以偷襲大清帝國運兵艦隊為發端，不宣而戰，挑起了一場蓄謀已久的大規模侵華戰爭。從豐島海戰到鴨綠江潰敗，從大連陷落到旅順屠城，從大東溝決戰到威海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再到《馬關條約》的簽訂，最后以割讓臺灣及其附屬島嶼、賠償2.3億兩白銀而告終。這筆巨大的賠款，相當于清朝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財政收入的4.5倍！

民之痛，國之殤。中國近代的反侵略戰爭中，中日甲午戰爭可以說是規模最大、失敗最慘、影響最深的一場戰爭。

甲午戰爭，成為兩國歷史命運的分水嶺。戰爭的結局置換了日本和中國在亞洲的地位，日本靠強索中國的巨額賠償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進而脫亞入歐，躋身列強，走向了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之路，為其后更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埋下了伏筆。

甲午戰爭，可謂一個龐大帝國崩潰的臨界點。正如恩格斯1894年11月深刻指出的：“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給了古老的帝國以致命的打擊?！奔孜鐟馉幖由盍酥袊趁竦匕胫趁竦剡M程，中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是中華民族覺醒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遭此奇恥大辱，國人開始重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梁啟超對此曾有過入木三分的評論：“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始?！奔孜鐟馉帍氐状蛩榱恕疤斐蠂钡拿詨簦策M一步喚醒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回首甲午，這場戰爭不僅改變了兩個國家的歷史走向，而且深刻地改變了亞洲政治格局和世界發展的進程，直到今天仍有著揮之不去的影響。

170多年災難深重的近代遭遇，為我們提供了沉重的歷史警示。習主席提出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反映了幾代中國人百年夙愿和共同心聲，展現出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時我們要看到，兩個甲子之后的世界復雜多變，我國周邊仍不安寧，東海、南海依舊風云詭譎、波疊浪涌，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竊取的釣魚島成為中日之間屢起爭端的外交問題。今天怎樣防止甲午戰爭的悲劇重演？中國夢、強軍夢的愿景能不能實現？面對這一沉甸甸的考問，我們理應交出一份無愧于歷史與民族的答卷！

憂患與擔當—— 天下雖安 忘戰必危 1886年12月，英國埃爾斯威克造船廠為北洋水師打造的新型巡洋艦“靖遠號”下水，按慣例新艦下水需演奏國歌，而當時的中國沒有國歌，英國人信手拈來了一首古老的民謠——“媽媽好糊涂”，不幸竟一語成讖！

甲午戰爭爆發之前，大清帝國正處于史稱“同光中興”的“太平盛世”?！把髣者\動”造成的繁榮表象，使清廷當局沉浸在感覺良好的“糊涂”狀態。

其實，“盛世”、“中興”的背后，潛伏著種種殺機。戰爭的勝敗，實際上是在戰前決定的。

19世紀中葉，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成為中央集權的近代天皇制國家，并毫不掩飾要發動一場“征討清國”“揚威海外”的侵華戰爭。一場注定要爆發的大戰已經危在旦夕，而沉醉在“海宇升平”榮光中的清廷大員卻熟視無睹，“不以倭人為意”?！妒⑹牢Ｑ浴?、《上大清皇帝書》之類的吶喊，遠不如洋務傭金、賣官鬻爵、萬壽慶典那樣實惠誘人。直至日軍攻陷大連、旅順，北京城仍鼓樂連天，弦歌悠揚??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一中國的千年古訓，與古羅馬諺語“要想得到和平，那就準備戰爭吧”說的是同一道理。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從“文景之治”到“七國之亂”，從“貞觀之治”“開元之治”到“安史之亂”，直至這次從“同光中興”到大清衰亡，古今中外歷史的發展一再證明，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太平盛世，并非意味著永享太平；戰爭的潛力，不等于戰爭的能力；和平的愿望，更不等于和平的現實。有無強烈的憂患意識，往往決定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有備才能無患，能戰方能止戈。承平日久，一個民族最難維系的是憂患意識，一支軍隊最難做到的是居安思危。敗戰、亡國，常常并非因為對手有多強大，而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麻痹、懈怠，自己打敗了自己。在前進的道路上，挑戰和困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陶醉，因為這種麻木可以消磨人的斗志,使人墮入危險的境地而不自知。唯有發揚居安思危、憂患在先的精神，時刻做好應對戰爭的準備，方能“弭戰患于未萌”“保和平之長久”。

政治上的昏庸，必然導致軍事上糊里糊涂吃敗仗；思想上的憂患，源于對國家和民族的使命擔當。沒有責任感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沒有使命感的軍隊是不能打勝仗的。盡管今天國家所處的安全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但鑄劍為犁的時代遠沒有到來。我們熱愛和平，向往和平，但準備戰爭、進行戰爭、贏得戰爭，始終是軍隊的根本職能。歷史沒有后悔藥，勝利沒有替代品。戰場打不贏，一切等于零。實現偉大的中國夢、強軍夢，需要強化使命和擔當意識?！懊帀咽考坏弥蓄櫵健?。當代中國軍人必須徹底摒棄和平麻痹思想，在心里刻上“定遠”的鐵錨，以民族和國家大業為重，以國防和軍隊建設為念，千萬不可用不打仗的心態做打仗的準備。

只有我們擁有了任何人都不敢覬覦的意志和力量，戰爭才會真正遠離我們。

器物與觀念——思想觀念落后也要挨打

人們常說“落后就要挨打”，但就甲午戰爭而言，僅作此分析還嫌不夠。從經濟上看，中國的GDP是日本的9倍；從軍力比較，中國艦隊總體上略占優勢，“定遠”“鎮遠”堪稱當時世界領先、遠東一流的鐵甲利器。應當說，思想觀念的落后、軍事理念的陳舊，才是導致“天朝上國”一敗涂地的一個“致命傷”。美國軍事歷史學家馬克斯·布特考察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海戰，發現中俄兩國的新型戰艦都比日本多，但都將其與舊式戰艦混編在了一起，使得新型戰艦根本無法發揮威力，結果都敗于貌似相對弱小的日本海軍。英國海戰史學家評價：“大東溝海戰的結果是對海戰理論無知的產物??”

清軍雖然裝備了現代化海軍裝備，但未能形成足以與列強抗衡的新質戰斗力，充其量不過是拿著一些洋武器的舊式軍隊。

甲午海戰，從反面演繹了“器”與“道”的古老哲學命題。武器本身并不是戰斗力，任何武器的效用都要通過人去實現。今天，軍隊的武器裝備不斷更新換代，戰斗力生成模式深刻嬗變，新型作戰力量不斷涌現，這對人的思想觀念更新、軍事理念和戰略戰術創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爱敿夹g浪潮在四周洶涌澎湃的時候，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頭腦”。

作風與戰斗力——鍛造永不卷刃的“精神刀鋒”

在人類歷史上，任何戰爭既是武器和戰術的對抗，也是作風和精神的較量。

曾有文章考證，一度相傳的清軍艦炮晾曬衣物，并無事實根據。但多種資料表明，北洋水師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受沒落王朝腐朽頹廢之風浸淫，確實軍風敗壞，弊端叢生。士兵“腰間皆斜插煙槍一支”，“平居煙酒淫賭，沉溺往返”，甚至管帶也側身其間，大敵當前而“逐聲妓未歸”。演習訓練則虛應故事，欺上瞞下?！捌饺詹倬毰诎小⒗装校ù瑒佣胁粍印?；每次演習，總是“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駛，碼數已知，放固易中”“徒求演放整齊，空給觀者以威力強大的假象”。

弄虛作假可以欺騙自己，欺騙許多人，卻無法欺騙敵人。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日艦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艦隊9倍以上。更令人震驚的是，在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發射的炮彈有的彈藥“實有土沙、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

盡管北洋海軍中鄧世昌、林永生等官兵浴血奮戰，實踐了“與軍艦共存亡”的諾言，但總體上這支新式軍隊，與文恬武嬉的八旗綠營腐敗軍風相差無幾，無法經受實戰的檢驗。

“作風就是戰斗力”，徐向前元帥的這句名言，其實是古往今來的一條鐵律。戰爭實踐反復證明，優良作風才能塑造英雄部隊，作風松散可以搞垮常勝之師。在斧鉞捉對、血雨腥風的戰場上，對軍隊來說，優良作風就是銳不可當的氣勢，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氣概。一支精神萎靡、作風渙散的軍隊是不可能有戰斗力、不可能打勝仗的。

戰爭最終檢驗、證明一支軍隊。在長期的軍事實踐中，我軍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這是人民軍隊的鮮明特色和政治優勢。80多年來，我軍之所以能夠戰勝一切艱難險阻，不斷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從勝利走向勝利，作風優良是重要法寶和根本保證。無論時代如何發展、社會環境如何變化，我軍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永遠不能丟。強軍必須強作風，興軍必須興作風。人民軍隊在強軍興軍征程中，把作風建設作為“生命工程”來對待，作為“勝利之源”來維護，鍛造克敵制勝的“精神刀鋒”，弘揚革命戰爭時期那種戰斗精神和戰斗作風，這是歷史的昭示，更是時代的呼喚！

變革與現代化——在突破體制機制痼疾和利益固化藩籬中前行

甲午戰爭提供了一塊再好不過的切片，讓我們探尋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革的玄機。

龍躍在淵，革故鼎新。“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工業化、現代化運動，也可以說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和軍事變革。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清政府為了“自強”，先后創建江南制造局，設立兵工廠，建立軍事學堂，編設防軍和練軍，發展新式海軍，編練新式陸軍，這場變革“仿效西法”雖取得一時成就，但“徒襲人之皮毛，而未顧己之命脈”，“自強”的目的并沒有達到。

“洋務運動”為何以失敗而告終？當年李鴻章有一段為人們所熟知的話：“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于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痹凇爸袑W為體，西學為用”的變革思想主導下，“洋務運動”雖然引進了不少西方的近代武器裝備，但由于固守腐朽沒落的“朝制”，試圖通過小修小補解決問題，使得社會和軍隊組織體制機制的改進甚微，即使是新建的海軍，官制也完全按舊軍制，而且具有濃厚的私屬性和嚴重的派系，甚至海軍建設本身最后也成了利益分贓。晚清社會內部的不同利益集團，皆以自己固有的狹隘利益為出發點，而忘記了變革圖強之大義，實際上都成了埋葬北洋艦隊乃至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甲午戰敗之后激起的一場新的“戊戌變法”運動，也在舊政治利益享有者的極力反對、抵制、絞殺下，前后僅百余日便告破產。當時清政府雇傭的一個英國雇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打過一個形象的比喻：“恐怕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比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們以為它醒了，但過了一陣，卻看它又坐了下來，喝一口茶，燃起煙袋，打個哈欠，又朦朧地睡著了?！?/p>

正如百川東去，歷史總是在變革中迸發前行的力量。而變革與現代化如影隨形，相互激蕩。

綿延35年的“洋務運動”，已經化為歷史的煙云。國運滄桑，甲子輪回。今天，歷經35載的改革開放，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時代節點上。

回眸歷史可以發現，任何改革創新，都不可避免地沖擊既定規則，觸及既得利益。而體制機制的障礙，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約，往往會成為變革中難以解開的死結。在近代社會、軍事變革中，中國錯失了一次次良機，釀成了一次次歷史悲劇。

“唯其艱難，才更顯勇毅；唯其獨行，才彌足珍貴”。今天的改革，無論是利益格局的調整，還是體制機制的轉型，都是硬骨頭，都要涉險灘。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調整，人們利益越來越多樣化，任何一項改革都很難滿足各個群體的利益訴求。利益固化的藩籬不打破，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不克服，全面深化改革就“深”不下、“化”不了?！爸茈m舊邦，其命維新”。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頭也得啃，再深的險灘也得蹚。只有以“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精神，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超常的膽識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才能開辟一片新的天地，寫下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歷史新篇章。

逝者已往矣，來者猶可追！

甲午的殤思

---紀甲午戰爭一百二十周年

歲月夾雜著歷史的血腥，一路飄搖不定，恍然間時間竟跨度了一百二十年。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道慘痛的傷痕，可歲月的皺紋就這樣無情的淹沒了歷史的刀痕。透過黃海海面彌漫的歷史硝煙，矢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的中國人，從這場攸關民族命脈的戰爭中，領悟幾多感慨？

民族之痛

誰也不曾想到，正當頤和園鼓樂齊鳴之時，日本的魔爪悄悄伸向了混沌的中國。甲午戰爭，成為兩國歷史命運的分水嶺。戰爭的結束置換了中國和日本在亞洲的地位，日本靠強索中國的巨額賠款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進而脫亞入歐，躋身列強，走向了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之路，為其后更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埋下了伏筆。

甲午戰爭徹底打碎了“天朝上國”的迷夢，讓一個龐大的帝國走在了瀕臨崩潰的邊緣。這讓中國人看到，洋務運動也不過是表面浮華，僅僅是延緩了大清帝國的壽命，奈何也救不了古老的中國。此時的中國就像是暴風雨中的破船，在歷史的狂浪中飄搖不定。

憂患與擔當

1886年12月，英國埃爾斯威克造船廠為北洋水師新型巡洋艦“致遠號”下水，按照慣例新艦下水需演奏國歌，而當時的中國沒有國歌。英國人信手拈來了一首古老的民謠—媽媽好糊涂，不料卻一語成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只憂”，從古至今的歷史證明，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更何況那時的中國天下從未安定。政治上的昏庸必然導致軍事上的潰敗，思想上的憂患是源于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擔憂。沒有責任感何談未來，這也是為何大難關頭方柏謙卻扔出一面白旗，調轉了船頭。

然而愛國將領鄧世昌駕馭著“致遠號”奮勇抗爭，他說：“大敵當前，你不打他，他就打你，逃跑時沒有出路的。寧可戰而死，不愿逃而生?！碑攺椝幱帽M的那一刻，所有的壯士臉上寫滿了悲壯，他們決定用“致遠”撞沉“吉野”。甲板上的壯士面向祖國的方向跪著，向自己無限熱愛的祖國做最后的告別。為了國家尊嚴，他們決心與敵人同歸于盡。艦上二百多名船員，沒有一個人顯示出恐懼的神色。他們用自己英勇的行為，譜寫了中華民族誓與敵人戰斗到底的壯歌。

在洶涌的波濤中化為了祖國的忠魂，這首詩寫得好“重如泰山輕鴻羽，流芳遺臭俱千古。將軍視死甘如飴，懔懔大節青史垂。”

器物與觀念 “落后就要挨打”中國人深深記住了這句話。于是浩浩蕩蕩的洋務運動就此展開，學習西方各種先進的技術，全國上下從里到外無一不受到洋務運動的影響。然而甲午戰爭就檢驗了中國的學習成果，很顯然結果是不合格的。于是有人思考，我們明明這么努力，為何終究還是敗了？

實際上，從客觀角度上看，再此次戰爭中，中國不論是從經濟力量，還是軍事戰斗力上都遠遠超過了日本，看似清楚的結局卻讓人大跌眼鏡。殊不知，思想觀念的落后才是大清帝國落敗的“要害部位”。一個對海洋陌生的國家，有了世界上先進的戰艦，卻沒有海洋意識和海戰的理論，依然固守“弓馬平天下”的傳統觀念，這如何取勝？歸根到底還是清政府的昏庸，看不到問題所在，注定迎來敗。

在技術革新的大時代中，器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個更新、更勇敢的頭腦。

過去與未來

百川東去，春去秋來，歷史在不斷的前行。中華民族一路坎坷走過了這風風雨雨的一百二十周年。或許我們對那段歷史無從追溯最真實的面貌，卻在屈辱中一路摸爬滾打，重新站在了世界的高峰。這也是歷史的必然。自那一百二十年前的戰役，中國人終于有了覺悟，面朝著黃海的波濤，找回了遺忘的氣魄。中國在狂風大浪中，終究還是找到了明天的方向。

沒有誰能擊倒我們，除非我們自己；沒有誰能拯救我們，只有我們自己。未來還在繼續，帶著對過去的懺悔與反思，中國，永不會停歇。

甲午戰爭反思

不論何時，戰爭都與政治拖離不了聯系。

從戰爭背景來看，在戰爭前，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脫亞入歐”，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國力日益強盛，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

為此，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謂的“大陸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臺灣，第二步是吞并朝鮮，第三步是進軍滿蒙，第四步是滅亡中國，第五步是征服亞洲，稱霸世界。

甲午中日戰爭就是日本實現“大陸政策”的重要環節。當時的中國雖在19世紀七十年代雖有洋務運動，在科學技術等方面向西方看齊，并于1888年建立了北洋水師。但清政府并未變革國家制度，政治腐敗，人民生活困苦，官場中各派系明爭暗斗，國防軍事外強中干，紀律松弛，與日本的集權政治相差懸殊。

與此同時，國際上列強默許或縱容的態度，成為日本實施侵略計劃添磚加瓦。美國希望日本成為其侵略中國和朝鮮的踏板；英國企圖利用日本牽制俄國在遠東的勢力；德國和法國為了趁日本侵華之機奪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國。俄國雖然對中國東北和朝鮮懷有極大的野心，但尚未準備就緒，因此對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

甲午戰爭時期，中國是有著四億人口的亞洲大國，日本只有三千萬人口。雙方海軍大體相等，但中國的艦齡向對老化；陸軍中國強于敵，中國全體兵力共約63萬人，前線作戰兵力共約20萬人左右，還可陸續集結；日本共動員陸軍24萬人，除第四和第七師團尚未參戰外，基本上是傾巢而出，國內幾乎成了空城。與此同時，甲午中日戰爭主要戰場在中國本土，后勤保障較方便，有許多有利條件。所以在開戰之初，多數國家判斷中國將獲勝。日本大本營也考慮過如果一旦戰敗，便退守保衛本土的“丙種作戰”方案。以上情況本應是中國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條件，但日本的投機和冒險卻獲得了成功。

政治上的腐敗，必然會阻礙軍事上的發展。中國的軍事制度，一直沒有實行根本性的改革，沒有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國防軍。北洋水師雖具有相當規模和戰斗力，因為慈褚挪用海軍經費修建三海和頤和園，結果使日本海軍后來居上，也喪失了優勢。

在此之后清政府屢戰屢敗，從妄自尊大走向另一個極端，逐漸喪失了民族自尊心。

清王朝在戰前喪失了改革自強的歷史機遇，守舊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在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當代，我們仍然不能忘記這一歷史教訓，謹記國恥，保持危機意識；同時面對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積極面對挑戰，有效抓住發展機遇，深化改革，促進體制進步，才能帶來國家的持續的繁榮昌盛。

高二十四班 樊夢澤

長夏草木深 甲午120周年小感

長夏草木深，武士留夢痕?！晌舶沤叮ㄈ眨┣昵坝惺⑻茢∮谛U夷之鐵騎，百年前滿清上國于倭寇堅船利炮之中茍延殘喘。愈發膨脹的帝國，需要來自外界的棍棒。

德意志有古語道：上帝欲使其滅，必先使其膨。大清的皇親國戚在北京初夏的蟬鳴中遛鳥逗雞，盤算著再該怎么壓榨壓榨手底下的佃戶，再該聽聽誰家戲子的唱腔好，看看誰的身段好。紫禁城中，慈禧正捻著護甲上嵌著的金絲倚在榻上聽心腹的長腔：日本乃蕞爾小邦，我大清乃是天朝上國，臺灣巡撫不過虛妄之言，太后不必以此為意，如今天下泰安，太后何不設宴以慶之？以彰大清之國威，顯皇室之福澤。紫禁城四方的天，此時，平靜得驚人。

而此時的日本，天皇與首相及內閣，正在秘而不宣地商討對華戰略。東京的陽光，散落在柔軟的榻榻米上，于武士刀上，反射嗜血的冷芒。

之后就是打破一切粉飾的平靜，使侵略的野心從海岸線蔓延而來的，我們所熟知的甲午戰爭。

我鐘情于致遠艦的無畏，在鄧世昌下達撞沉吉野號這一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軍令時，我想起崖山之戰，我知道崖山之后，中華從未消散，即使滿清非漢室。

我亦鐘情于北洋水師，即使敗局已定，在威海衛那絕望的海灣，即使日本人的槍炮不曾憐憫，也無畏于血染江山，無畏于覆滅的凄慘。

我更不忘李鴻章的赤誠，如果我中一槍，可以是我國人免于一億兩白銀，那么為何不再讓我中兩槍呢？李鴻章從未背叛大清，他始終用自己的方式守護搖搖欲墜的大清王室。

李鴻章與他的北洋水師，北洋水師和他的致遠艦，用血淚挽救風雨飄搖的中國。

日本，則是我所敬佩的。日本人的精神中有清幽的菊花亦有冰冷的刀鋒。風雅的他們可以在菊叢中寫下月輝般清冷的俳句，冷酷的他們也可以面無表情地斬下敵人的頭顱，或是剖開自己的腹腔。日本的崛起，與這種雙面的民族性格絕對不可分割。他們恭謹謙虛，驕傲卻不自滿。他們不曾懷疑自己能否與歐美比肩，不以學習模仿先進為一種恥辱，學習令他們強大，令他們振奮，也令他們野心昭昭。

日本為中國帶里不可磨滅的傷痛，被深深烙在中國人心底。而同樣也是日本，擊碎大清自以為是的美夢，推動政體的變革，思想的解放。日本人使我們流血，也是我們清醒。這是我們的幸，亦是我們的不幸。

如今是甲午戰爭的100周年，百年前的他們令我們清醒，如今的他們令我們向前。日本先與我國的發達，與我國的矛盾，使我們無法懈怠，無法忘記，苦難的歷史與流血的先人，日本的強大是抽打我們前進的鞭子，刺激我們對他的憤怒，永遠使我們銘記落后的恥辱。

長夏草木深，武士留夢痕。只要銘記，只需奮進。歷史記得一切恥辱與榮耀。

第五篇：面試：冷靜面對考官的沉默

在進行面試的時候，考官可能會忽然沉默下來，然后帶著微笑看著你。相信大多數求職者都曾經遇到這樣的情況。這個時候，只有沉著冷靜的應對，才能處于不敗之地。

許多考官都喜歡用這一“殺手锏”，因為這能有效檢驗應聘者的心理素質和辦事能力。一位人事主管說，在與求職者面談的時候，他就非常喜歡沉默，以此來看看對方的應變能力，只有那些沉著冷靜，處亂不驚的人才是他們想要的千里馬。

一位求職者說，他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遭到了淘汰。在面試之前，他做了認真的準備，自以為能夠應付自如。可是沒想到，面試正進行時，考官卻忽然沉默不語。這突如其來的情況使他一下子不知所措。該說的已經說完，一時又想不到新的話題，有一分多鐘的時間雙方在沉默中度過。最后還是考官主動打破了沉默，面試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考官沉默時，他是在等著看你接下來的表現，看你怎樣應付這被動的局面。這個時候，首先要做的是靜下心來，沉著地應對。

你可以對自己以上所說作個補充。如果你剛剛談了自己以前所取得的工作業績，你可以接著談一談自己有哪些不足，或者有什么讓自己感到遺憾的地方。可以從正面補充，也可以從反面，這樣會讓考官覺得你思考問題很全面。

適當地總結一下，也是不錯的處理辦法。當考官沉默時，你可以大膽地說“總之……”，為你的言論作了簡短的結尾。事實證明，這往往能夠行之有效。

你也可以另起一個新話題。最好能在面試之前，就準備這樣幾個新話題，以備不實之虛。一旦遇到冷場，馬上刀鋒一轉，與考官進行新的討論。

如果以上方法還不奏效，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把“球”踢給對方。例如，你可以適當地反問道，“以上是我個人的基本情況，對此您有什么看法？”或者說，“您還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嗎？”這樣，往往能夠化被動為主動。

當然，要處理好“冷場”的不利局面，關鍵還是要看個人長期積累起來的心理素質和應變能力。上面所說的方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不斷鍛煉自己的心理素質，努力增強應付意外事件的能力，以不變應萬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