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移民作家[小編推薦]

新移民作家：在彼岸，記錄中國

洪治綱（評論家、杭州師范大學教授）

新移民作家崛起

新移民文學的興起，主要得益于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后所形成的“移民潮”。這股移民潮肇始于1970年代末，風靡于1980年代中后期，其中絕大多數人以留學、求職等為目的，經過多年的打拼，逐漸定居于海外，由此被稱為“新移民”。

據有關學者統計，“從1978年到2009年底，中國留學總數達162.7萬人，回國人數49.74萬人，這意味著有百萬以上留學生從留學演變為學留，這股出國潮在中國可謂史無前例，居世界之最，為全球所罕見。” 如果再加上經商、婚嫁等其它方式移居海外的人員，新移民群體無疑十分龐大。而且，這一群體“在社會階層背景、中國歷史經驗、文化精神配備、投入移民過程的動機和過程乃至其在西方社會的境遇和表達諸方面”，都和以往的華人移民或華裔有著明顯的不同。在這個巨大的新移民陣營中，有些人在實現了自我生存需求、奠定了事業發展的基礎之后，便開始了文學創作，也有少數原本在國內就有創作經驗的作家（如嚴歌苓、張翎、虹影、盧新華、陳河等），繼續從事文學寫作，由此逐漸形成了這一獨具特色的新移民文學。

新移民作家擁有特殊的集體記憶和文化履歷。與聶華苓等老一輩移民作家或華裔作家有所不同，新移民作家主要出生于中國大陸，并在大陸接受了完整的啟蒙教育。他們的成長環境、知識教育和文化啟蒙，都與同時代的大陸作家基本一致。而且，絕大多數人都是文革之后恢復高考的大學畢業生，擁有較高的文化水準，母語基礎雄厚，且有一定的寫作基礎。但是，與中國本土作家相比，新移民作家又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履歷：一方面，他們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期熏陶，也諳悉1980年以前的中國社會發展和現實面貌，有些甚至在移民之前就已經在國內發表過不少作品；另一方面，他們又在流散的過程中廣泛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包括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也就是說，他們的精神建構中具有多重文化相融會的“混血”特征。這種特征，既給他們在文化與身份認同上帶來某些焦慮，但也給他們審視自身的歷史記憶和生存境域提供了新的視角。

與此同時，新移民文學的創作隊伍相對整齊，主要是以中青年為主體，目前正處于創作的旺盛期。他們擺脫了以勞工為主要角色的早期移民身份，絕大多數都是擁有專業技能的技術移民，在經歷了遷移初期的艱辛創業之后，他們都擺脫了生存之憂，完全出于個人的文學愛好，以純粹的非功利性專事寫作。這種膺服于個人內心審美需求的寫作，使他們較好地擺脫了一些非文學因素的干擾，確保了創作的自主性和獨立性。更重要的是，他們普遍熟悉居住國的語言，憑借特殊的文化環境，廣涉西方的優秀作品，深諳西方現代文學的發展狀態，從而為他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多元而寬廣的審美視野。因此，就創作主體的精神建構而言，新移民作家們思維活躍，視野開闊，充滿執著的藝術精神，并高度依賴母語寫作，是當代世界跨國流散文化的一個重要鏡像。

歷史記憶與現代生活

新移民文學的審美視野十分寬闊，廣涉各種歷史記憶和現實生活，其文化的混雜性和觀

念的多元性都非常明顯。譬如嚴歌苓的創作，既有對中國歷史記憶的反思性表達，如《第九個寡婦》、《天浴》、《陸犯焉識》，又有對世界歷史文化的跨界性書寫，如《寄居者》、《小姨多鶴》、《扶桑》，還有對移民生活現實所面臨的諸種潛在沖突的人性化探討，如《少女小漁》、《吳川是個黃女孩》、《也是亞當，也是夏娃》、《太平洋探戈》等。盡管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各不相同，但它們仍未離開“流散文化”的內在屬性，即一種與創作主體內心深處“文化之根”緊密相連的精神狀態。縱觀新移民作家的創作實踐，我們會發現，他們的審美經驗主要集中在三個領域：一是海外華人的開拓史和漂泊史。二是中國大陸的歷史記憶。三是異域現實生活的內在沖突。

對異域現實生存中各種復雜沖突的書寫，幾乎是所有移民作家無法回避的命題。新移民作家也不例外。但新移民作家在面對這些生存沖突尤其是文化沖突時，不僅僅滿足于其外在生存形態及觀念的表達，也不再單純地再現移民們因文化的錯位而導致的迷惘和困頓，而是更多地立足于個體的微觀體驗和理性認知，積極尋求不同文化的“混血”方式，傳達某種更具包容性的價值觀念。在新移民作家的筆下，故國的空間距離明顯縮小，因異域文化的不適而導致的戀鄉情結日益淡化，“千山外，水長流”的思鄉之情不再濃烈，“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式的欣喜也不甚突出，因為便捷而頻繁的跨國交流，使他們逐漸消除了漂泊無依的游子心態。所以，在他們的筆下，很多人物往往具有跨國界的全球性活動空間，如嚴歌苓的《人寰》，張翎的《羊》、《郵購新娘》等，都是如此。

他們在流散之中深感族群身份的重要性，亦尤為關切不同文化間平等對話的重要性。因此，他們總是渴望民族強大，國家強盛，以增加自身的文化自信力，從而對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充滿了濟世情懷。體現在具體的創作中，新移民文學則普遍追求宏大敘事，關注重大的歷史命題，并突出創作主體的理想情懷和精神意愿。譬如，在書寫華人移民漂泊史方面，新移民作家就不遺余力地表現華人內在的生命韌性，彰顯他們勤勞、智慧、善良、堅毅等優秀的精神品質，以及他們對居住國社會倫理的重要影響。

嚴歌苓：個例剖析

像嚴歌苓的《扶桑》，就是通過一個叫“扶桑”的中國少女被拐賣到美國之后的種種苦難經歷，展示了中華民族堅韌、隱忍而無私的精神特質。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扶桑作為社會底層最卑微的弱勢平民，作為一位被奴役者和被傷害者，始終帶著善良溫和的人性品質和頑強不息的生命意志，直面一切生活的不幸。在經歷了無數的欺凌羞辱、生死劫難之后，她依然生機勃勃，光彩照人。尤其是她對白人少年克里斯的情感呵護，始終體現了一種博大的母性情懷，并使人們深切地體會到，“這是世上最可怕的生命，這些能夠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黃面孔將在退讓和謙恭中無聲息地開始他們的吞沒。”

嚴歌苓就曾說：“僥幸我有這樣遠離故土的機會，像一個生命的移植——將自己連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扎根之前，這個生命的全部根須是裸露的，像是裸露著的全部神經，因此我自然是驚人地敏感。傷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這敏感中夸張了，在夸張中形成強烈的形象和故事”。縱觀新移民文學，他們無論是表現歷史記憶，還是展示現實生活，都會帶著某種自覺的經驗意識，去捕捉一些不同族群之間的生活，展示它們之間復雜的沖突形態，并積極張揚多種文化的融會過程。

嚴歌苓的《小姨多鶴》讓一個日本二戰后的遺孤多鶴留在中國的普通家庭之中，展示了

中國傳統文化倫理的寬恕、隱忍和犧牲。在變幻莫測的歷史風云中，張儉和朱小環夫婦不僅守住了多鶴的真實身份，化解了種種難以言說的政治危機，還從情感上消解了多鶴內心的隱恐與憂慮，使多鶴以特有的血緣關系融入到中國家庭的內部，從而在彼此之間形成了一種超越種族隔閡的親情關系。

而她的《寄居者》則以1942年日軍占領下的上海為背景，圍繞著德國與日本針對猶太人而秘密籌劃的“終極解決方案”，在法西斯主義的白色恐怖氛圍中，書寫了一群中國百姓與猶太平民的艱辛生活。小說的主線雖然是阿玫與彼得、杰克布之間的情感糾葛，但它所展示出來的，卻是一群寄居者的體恤和關愛。其中的敘述者阿玫雖然在美國長大，然而她總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寄居者，“我是個在哪里都溶化不了的個體。我是個永遠的、徹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國想中國，到了中國也安分不下來。” 而來自奧地利的彼得和美國的杰克布，作為猶太人，同樣也成了沒有家園的寄居者。這些寄居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參與到反法西斯的抗爭之中，彰顯了不同文化之間的越界交融。所以，在這些作品中，新移民作家總是讓不同民族的人物在特定的歷史境遇中走到一起，從而形成情感、觀念甚至倫理上的各種糾結，由此凸現文化的混雜性所引發的豐富奇特的生存景觀。

其實，嚴歌苓的很多小說都帶有某種民族精神的寓言化傾向。如《也是亞當，也是夏娃》里，那個中西混血兒菲比之所以夭折，就是因為她只是美國同性戀男子“亞當”和中國女子“伊娃”的科技產物，并非兩情相悅、心靈交流和肉體融合之后的愛情結晶。菲比的夭折似乎在告訴我們，真正的東西文化交流，不是通過金錢和現代科技就可以解決的，而必須通過身心的交流和碰撞。遺憾的是，在技術和金錢都很雄厚的西方社會面前，“伊娃”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很難擁有自由的伸展空間，所以她無力施展母性的潛能。

新移民作家大多具有較高的藝術素養，且熟悉居住國語言，這使他們可以從容地廣泛涉獵中外優秀作品，并為他們在審美表達上提供了大量的經驗參照。從總體上看，他們并不刻意追求文本形式的先鋒性和實驗性，也很少對話語的表達進行刻意的雕琢，而是專注于生存意義的建構和主體思想的傳達。

第二篇：福州新移民調查報告

福州新移民調查報告

福州新移民在改革開放后開始涌現，改革開放以來,福州出現了新一輪的出國潮。影響這一輪移民潮的主要因素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大背景,居住國的移民政策和地方移民傳統。在這次社會調查報告中以閩侯縣的上街村和厚美村為主要對象，進行訪問。通過介紹和提問問題等手段了解移民的動向

改革開放以來,閩侯縣出現了新一輪的出國潮。影響這一輪移民潮的主要因素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大背景,居住國的移民政策和地方移民傳統。閩侯縣歸國華僑聯合會會長林先生介紹這幾個村移民的一些共性:移民規模增長較快,居住模式上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遷移方式以家庭團聚和合法移居為主。其中以上街村增長最為迅猛,移民規模最大有3567人;厚美村增長趨勢減弱,規模一般。移民流向更具多樣性,上街的移民以北美、日本、澳洲和東南亞為主要目的地。厚美村則主要分布在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臺灣，澳門。

通過2天的實地深入考察，終于知道閩侯縣有個上街歸國華僑聯合會（簡稱僑聯）剛開始也不清楚它的職能，有木有作用，給不給力？對于對它的認識也是通過林先生的介紹：閩侯縣是重點僑鄉之一，所以僑聯的成立跟他是緊密相關的，主要用于服務縣內的歸國華僑，僑眷，海外僑胞。也包括對貧困華僑的幫助，今年來相繼開展了僑聯“四大”品牌活動，即：“扶貧、幫困、助學、敬老”活動。根據林先生的說詞中發現了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第一代僑民和二，三代僑民對中國的認同感在逐漸消失，我推測是由于接受了外國文化思想的侵蝕造成的。從稱呼上可以明顯的體現出來，比如第三代橋民（在外國土生土長的這類人），稱呼自己家鄉人為大陸人，中國人，臺灣人……絲毫沒有任何感情包含在內，遺憾的是由于只有2天的時間使我對于這方面的研究不夠深，不夠全面，并且拘于表面現象，以后調查的報告我會放在經濟上，文化上，以此為重點研究親疏大陸的表現和原因后果。在實踐過程中也發現了近年來閩侯縣歸國華僑聯合會拓寬海外聯誼渠道，在“請進來”的同時，爭取多“走出去”，并在傳統節日期間加強聯絡，加深感情。

本次實踐的重點主要放在僑民對于家鄉的貢獻，捐資為主。積極引導僑港胞興辦公益事業，助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厚美村被捐資修建的有厚美中小學，道教場所，張氏祠堂，鄉村公路，老人衛6所，張睦公陵墓。上街村有縣醫院，公路，祠堂，幼兒園，中小學，敬老院。單單07年閩侯縣共接受海外三胞捐資農村教育、衛生和基礎設施建設46項，共計1591.3萬元人民幣，其中捐資者多為閩侯縣歸國華僑聯合會的境外主席、名譽主席、副主席、常委及委員，如僑聯宋忠官主席捐資100萬元用于閩侯三中的教學樓建設，捐資105萬元用于南嶼鎮忠官公園的建設；名譽主席黃永本先生為南通鎮洲頭村小學教學樓、村中水改工程、水泥路等捐資174萬元；林明海副主席為青口鎮西臺小學、洋下小學、輔翼小學等捐資98萬元，林祥華副主席為尚干中學、祥謙岐尾村水泥路、洋里長基村水泥路等捐資計72萬元。

第三篇：美國華人新移民研究

美國華人新移民研究

摘要：本文通過對美國華人新移民的人口變化、政治僑團、經濟以及文化適應的分析，旨在全面剖析美國華人新移民的變化和現況，進而闡述了中國移民對美國所起的重要作用。從華人移居到社區的形成，進而出現了政治僑團，華人新移民在美國經濟站穩腳和文化適應，作者闡述著美國華人新移民的變化。

關鍵字：美國

華人

新移民

唐人街

僑團

經濟

文化適應

（一）戰后的華人新移民主要分布在北美、西歐和澳洲等地區，其中人數最多的是北美洲。這個地區原來的華人并不多，二戰后，由于大量華人新移民的涌入，使該地區的華人人口在戰后四十多間猛然地增長起來，其中又以美國華人的數量增長得最快。1940年，美國華人總共有77504人，1950年增至117629人，1960年再增至237292, 1970年劇增到435062人，1980年又躍增到806027人，現在則已達125萬人①。戰后40年間，華人人口增加了12倍之多，幾乎每十年就翻一番。在之前西方各國都有排華法律，二戰后，這種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1943年，出于共同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美國總統羅斯福率先廢除了排華法律，把嚴閉了數十年的國門重新向中國移民打開，每年允許105名華人進入美國。以后，移民對象逐漸擴大，名額也逐年增多。1956年，美國頒布新的移民法，使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每年可向美國移民2萬多，以后又增加到大陸和臺灣各2萬名，香港5千名。接著，各國也紛紛效仿促使大量的華人向這些國家進行移民。不僅如此，向美國這種疆域遼闊。人口稀少的國家，還對外來移民采取歡迎的態度。特別是對那些具有學歷和技能的技術移民，以及那些擁有資本，可在移居國進行投資的商業移民更是歡迎。美國等國家企望通過吸收外來移民來改變勞動力不足，資金缺乏的狀況，加快本國經濟發展的步伐。

美國華人新移民是相對于華人老移民而言的。中國大陸關于華人新移民的定義,比較有 代表性的是“改革開放以后移居國外的我國公民” ②或“改革開放以來,從中國大陸移居國外 者”。③上述定義對中國大陸而言是符合事實的,因為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這段時間,中國大陸的國際移民活動基本上停止了。1978年以后,中國出現了大批公 派留學生、自費留學生以及其他合法、非法的海外移民。中國臺灣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派出大批留學生,許多留學生學成以后滯留在所在國,成為新移民。推此外,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華人移民與之前的華人移民有很大的不同,之前的華人移民主要以勞工為主,而在此之后的華人移民則以留學、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為主,且主要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這與當代國際移民的流向相一致。因此,莊國土把“華人新移民”界定為“20世紀后期跨國移居的華人(指種族、文化意義上的華人,英文對EthnicChinese)”。④同理,美國的華人新移民是指20世紀50年代開始移居美國的華人移民,分別來自中國的大、臺灣、香港、澳門和其他東南亞國家。

（二）華人新移民促使美國華人社區擴大

唐人街是華人集中居住的社區。就現在分布于美國各地的唐人街而言，舊金山和紐約的唐人街規模最大，而舊金山唐人街的歷史比紐約唐人街的歷史更早，早期和現在的許多僑團總部都設在舊金山；就華人而言，紐約唐人街總數已超過了舊金山。早期華人來美國，大多在天使島登陸。

從華人祖籍來看，不同的地區的唐人街分布著不同的祖籍的華人。就像是廣東人一般就居住在舊金山唐人街。而隨著福州來的新移民的涌入，在曼哈頓唐人街隨處能聽到親切的中國福州話的。臺灣人卻大部分居住于法拉盛華華人社區，溫州人則是選擇了布魯克林第八道的華人社區。從華人的職業來看，洛杉磯的華人多是開商店，孟德雷·帕克的的華人打工和開公司的居多，然而在圣加夫列爾的華人則是以獲得正式工作的白領階層居多。

因為唐人聚居在唐人街，不易被美國主流社會同化；又因為唐人街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唐人街成為學術界爭議的焦點。有的學者認為唐人街是充滿經濟活力的華人社區，有的學者認為唐人街是臟、亂和充滿暴力的地方。彼得·帕克著重描述了唐人街存在的問題，他指出 唐人街的雇主們能剝削勞動者，因為他們可以不顧最低的勞動標準，而又不必擔心征服強制行為。然而就是這樣，華人在美國這種社區還是受到一定的剝削，這就是唐人街的一個現狀，美國華人的一個現狀。

（三）新移民引發華人政治僑團的變化

隨著華人新移民的增多，華人社區的擴大，同樣也引發華人僑團的變化。美國華人僑團也是多種的，但是在關春如在他的《美國華僑團體的組成》比較詳細地作了分類，分為以下幾種：華人地區性僑團；華僑宗族性團體；華人職業性團體；華人堂會主體；“堂”是秘密結社的稱謂；其他僑團，包括宗教組織和政治組織。華人新移民也是按地域、宗教、職業和政治等組建的，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政治團體和職業團體的組建。下面就政治團體說一說僑團的變化。

美國華僑最早組織的政治團體是什么呢？——是“洪門致公堂”。它的宗旨是“反清復明”卻并沒有采取過實際行動。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因戊戌變法失敗來美組建“保皇會”，以保救光緒皇帝。民國以后，改為“中國民主憲政黨”。1930年孫中山在舊金山組建“興中會”進行革命活動，又于1909年先后在美國東、中、西部設立“同盟會”，民國后改組為“國民黨”。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華人參政議政，成立了華裔民主黨協會等組織。

由于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政治對立以及地域的差異，美國約25萬臺灣閩裔所成立的僑團自成系統。、（五）新移民的文化適應

早期美國華人習慣于一種復雜結構的社會秩序和家庭制度。但是他們的后代思想并不僵硬，慢慢傾向于接受和模仿美國人的價值觀和信仰。這久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問題并引發沖突。文化適應時常被描述成一種單向的過程，認為不同膚色的各種種族群體被迫放棄自身的文化。然而年輕的華人并不是這樣的。正如錢寧指出：在海外長期生活的華人可能會改變自己的穿衣打扮，但就像改變不了自己的膚色一樣，他們難以改變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自我意識。

中國人過去不喜歡美國人的許多特點，但現在卻不同了，進取，易動、努力自治自我滿足、對孩子的放縱等美國人觀念已為華人接受。因為他們認識到，為了獲得成功，必須適應美國人的習慣和價值。這就是新移民必須要做的，文化適應 ① 參見陳依范《美國華人》，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310頁。② 參見全國政協辦公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民移居海外情況的調查報告》第51號文件，1996年，第3頁 ③ 評論員文章：《重視對新移民的工作》，載《僑務工作研究》，1996年第一期。④ 莊國土：《華人華僑與中國的關系》，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0頁。

第四篇：70后作家的新鄉土寫作

編者按：2014年3月26日，魯迅文學院、《作家》雜志社與青島出版社共同主辦的“《后土》――農民的中國夢”青年作家葉煒作品學術研討會在魯迅文學院舉行。研討會由魯迅文學院副院長李一鳴主持，張炯、雷達、胡平、梁鴻鷹、成曾樾、賀仲明、韓春燕、劉新生、范玉剛、北喬、郭艷等評論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本刊刊發研討會發言綜述及部分評論文章。

日前，“《后土》――農民的中國夢”青年作家葉煒作品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研討會由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作家》雜志社和青島出版社聯合主辦。著名評論家張炯、雷達、胡平、梁鴻鷹、賀仲明、韓春燕、王小王等參加了學術研討會。

首發在2013年6月《作家》長篇小說夏季號上的《后土》是青年作家葉煒近年傾心創作的“山鄉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富礦》為中國作協2007年重點扶持作品，出版后廣受好評，參評入圍了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與《富礦》立足于魯南礦山的大背景來表現鄉村不同，《后土》直面當下蘇北魯南農村的現狀，用飽蘸深情的細膩筆觸，通過精心錘煉的鄉土語言、強烈沖突的故事情節、生動真實的細節描寫，再現了改革開放以后當代蘇北魯南農村、農民的滄桑巨變，塑造了一批有信仰、有追求、敢愛敢恨、勇于擔當的新時代魯南農民群體形象，展現了他們為實現自己的財富夢、公平夢、幸福夢而苦苦奮斗的艱辛歷程，以文學的方式對新時期鄉土中國進行了新的發現與重構，小說尤其關注了鄉村的政治生態和農民的精神信仰問題。

研討會上，與會評論家一致認為，《后土》寫出了當今魯南地區鄉村的生態，是近年來少有的鄉土題材的優秀的長篇小說，是對同題材寫作的一個超越。

新鄉土的寫作的代表人物

作為學術研討會主辦方之一，作家王小王代表《作家》雜志在致辭中談到，在70后作家的寫作中，尤其是農村題材的寫作，新鄉土的寫作方面，葉煒無疑已經是一個代表人物。《后土》這部小說，葉煒從70后的角度，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農民的生存狀態，土地和經濟發展的矛盾等，全方位地進行了一個70后作家的觀察和書寫。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非常有責任感的文學表達。

著名評論家胡平同意王小王的觀點，他認為葉煒作為70后的鄉土寫作值得欣慰。他說：“據我的目力所及，在70后作家中寫鄉土的不多，大部分都是寫都市的，到了80、90年代出生的作家寫鄉土的就更不多了，所以葉煒能夠堅持這樣一個路子，這也是一個純文學的路子，傳統文學的路子，就這一點來說，就值得充分肯定，我希望他能在這樣一個路子上堅持下去。”“現在寫鄉土文學的作家不少，但以50、60年代出生的作家為主，比如莫言、賈平凹、閻連科等。葉煒筆下的鄉土和他們不一樣，《后土》這部鄉土小說寫出了中國社會的漸進和改良。”

著名評論家、山東大學教授賀仲明認為，現在70后作家寫鄉土的比較少，我們很多作家現在寫鄉土都是帶有一種很強烈的個人情緒化的色彩去寫。個人感傷、懷念的情緒太強，對鄉土文化倫理風俗的關注、對這個鄉土本身和他生活的本身關注不夠。但實際上，農民包括那些在農村和城市之間奔波打工的農民，他們的生活包括留守婦女兒童都非常值得關注。在這個方面我們可能關注虛的比較多而回避了實的這個方面。葉煒的《后土》在這個方面有非常真實的一種把握，寫得比較實在，并且直面了嚴峻現實問題，包括土地流轉，權力的爭斗，磚廠和土地的緊張關系等等。希望葉煒有更大的發展，也希望葉煒能在鄉土小說這個領域里面繼續開掘，繼續升華，因為葉煒有生活，有文化，有自己熟悉的方面，有自己的思考，應該能夠在這個方面有更大的收獲。

評論家、魯迅文學院副教授郭艷談到，葉煒是1977年生的，70后有一個特點就是瞻前顧后，他們對于傳統文化，對于當下，對于中西方的文明，都有很深的猶豫的態度，這在葉煒的小說中其實是很明顯的，即對土地的根性有自己非常執著的回溯，對于時代的前行自己又有非常有力的干預，想做事，我覺得這是70后一代人的一個特征。作為70后作家，葉煒的寫作有日常性的特點，70后寫作有碎片化、同質化的傾向，包括對時代生存，葉煒寫出了一代人的命運。

評論家、《當代作家評論》副主編韓春燕談到，過去，我們一百多年來，鄉土文學一直是主體，各種獎項中的獲獎作品也大多是鄉土題材，而現在我們的城市文學很興盛，最近幾年獲獎的作品大多是城市文學。鄉土文學和它的書寫對象鄉土一樣正在走向落寞，在這樣一個情況下，葉煒依然堅持對鄉土的書寫，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贊賞的。

評論家、中央黨校教授范玉剛談到，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鄉土小說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領域，也是名家輩出的一個領域，因而是一個不太容易寫好和出彩的小說類型；同時，新世紀以來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越來越遠離真正的“鄉土生活”，越來越熱衷于都市生活的寫作，所謂的“鄉村”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幻象”或者“美妙的記憶”，其中的“鄉土文明”的精神和神韻早已被現代化――這個“新神”驅逐得杳無蹤影，除了碎片化的記憶修辭，就是一副衰敗的景象。因而當下作家筆下的“鄉村”并沒有多少真正的“鄉土味”，或者作為一種“鏡像”，它反映的不再是真實的鄉村。也許正是基于這雙重的動機，作為70后作家葉煒的《后土》在小說的寫法上有意為之，體現了一種文學創作的用心。

文明的沖突和中國式敘事

青島出版社編輯金龍認為，從內涵上說，《后土》至少是體現了兩種文明的沖突，一種是城市文明和鄉村文明，一種是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沖突。城市文明和鄉村文明的沖突，在快速發展的今天是非常明顯的，在書里體現得也比較多。在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沖突方面中，葉煒表達得非常好，把握得特別好。在農村，除了原來的祖宗傳下來的道教、佛教，還有儒家的東西，現在還有一些像土地廟這樣的信仰。《后土》就是一種土地的崇拜。這本書，從開篇就寫到土地廟，一直到最后。這里面涉及到一種圖騰崇拜，一種信仰，一種東方文明所特有的東西。我覺得葉煒把握得特別好。《后土》由此寫到了東西方宗教和文明的沖突，本地信仰和基督教天主教的沖突。作者把這些都暴露出來了，也對情節的發展和人物的塑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郭艷提出，新農村當中，其實是需要新的時代新人的，在我們整個當代文學發展中的，新的時代新人形象，經過一系列的發展變化。葉煒的特點是在于，他在鄉土倫理日漸坍塌的過程當中，提供出來新的鄉土人物，他有一種試圖建構新的鄉土倫理的努力。這樣的努力到底能不能符合我們當下的農村的很多現實，或者是我們對農村預期的想象，這些還要細化分析。

梁鴻鷹談到，葉煒作品里的主人公，劉青松也好，曹東風也好，他們在村子里面都是舉足輕重的人，我覺得對葉煒來說是非常難的課題，非常難處理。就葉煒本人的處理來說，我覺得都是很成功的。這個村子作為咱們國家最小的一個環節，所有矛盾都集中在這些人的身上，他們必須去做一些事情，既要應付上面，又要應付老百姓，經歷著諸多艱難的選擇。我覺得葉煒對他們的處理總的來說還是很好的，當然，他冒了很多風險――把這些非文學的東西變成我們愿意看的文學化的東西。鄉村故事最好看的是什么呢，實際上就是家長里短，就是鄉村的百業興旺和風俗民情等，是它們組成了村子的氣息，是最好看的。葉煒選擇在村子權力結構中至關重要的人來串這個故事，我覺得他還是很有膽量的，我覺得這樣寫的風險太大。盡管不好寫，但葉煒卻處理得很好。

小說的結構巧妙

雷達認為，《后土》這個作品采用了二十四節氣的結構，是非常好的。葉煒所使用的二十四節氣，并不是一個連續的節氣，而是根據故事所要發生的時間設置了不同的節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節氣的出現并不是在一年內的，而是橫跨了三十多年。這一點比較讓人佩服。這樣一個結構就和農業文明文化的時間觀達成了一致。農業文明是周而復始地按照自然時間行走的，和自然的關系非常密切，這個結構和土地的關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和二十四節氣是和諧一致的。這一點應該說是作家的一個神來之筆，是作家悟性的閃亮。這樣處理小說的結構符合中國農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生活節奏。小說的這個架構是很精彩的，超出了一般作家的處理方式。

范玉剛談到，以時令節氣來結構全書，不僅體現出一種匠心獨運，更是對傳統農業文明的時間維度的切近。正是通過時間――所謂“現在”就是曾經流逝的“過去”，四時循環的時間觀是農業文明的時間觀。葉煒就是要以時間的“當前”現身維度來引導我們“返鄉”――回到真實的農業文明下的鄉村生活的語境，在“土地爺”的出場中感受到“鄉土味”（在小說中是魯南味）是如何飄蕩而又重新集聚的。就此而言，小說的主題似乎關乎新農村建設――最時髦的“三農問題”；關乎自然生態文明――綠色環保和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的現代追求；關乎現代化進程中文明的斷裂和價值觀念沖突的反思；關乎人生啟悟和個人成長歷程的文學母題。這些似乎都是，但似乎又不完全是，而能夠把這些雜多話題、意象統攝起來的恰恰是在小說中起著潛在結構作用的“土地爺”，一定意義上講，它是小說的靈魂。

劉新生談到，《后土》的章節打破了傳統使用的樣式，而是運用農村24節氣給予表現，這是葉煒作品藝術創作構思的創新。從形式上看，這一方式契合于作品的題材，形成渾然一體的“土地味”，然而作者不僅如此，而是使這一樣式服務于事件的敘述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不同的節氣是與表現的內容吻合的。如開篇之章“夏至”，就題本而言，夏至的到來預示著天氣高溫的到來，特點是多雨，潮濕，悶熱，同時也是有利于農作物生長的時節。而此篇所寫，則是圍繞麻莊的村長選舉，曹東風為競選村長成功與劉青松等人而進行的一系列活動，新的村長產生，預示著麻莊新局面的開始，曹東風的愿望以及隱約的麻莊的背景，又讓讀者感受到其中的復雜、待解。麻莊的生存特點恰如夏至的天氣特點――在郁悶的氛圍中孕育著生命的涌動。再如“寒露”、“冬至”、“霜降”等嚴酷的節氣都與矛盾的事件聯系在一起――劉秋明與王遠的矛盾，翠香女兒的失蹤??“雨水”、“春分”、“清明”等預示萬物復蘇的節氣則揭示著“麻莊這些日子好事不斷”――建小康樓，搞旅游開發??

韓春燕談到，《后土》整個敘事節奏不是特別快，24節氣的結構，其實就表明了小說的精神氣質。24節氣是一種農業時間、生態時間，而整個文本的時間其實也都是這種農業時間，是農耕文明的輪回和循環。可見，葉煒本人對鄉土的記憶已經深入他骨髓里面了，這種文化的dna在他的創作中一直在起作用。

第五篇：澳洲新移民文化身份

澳洲新移民文化身份--前言

【大洋洲作協】日期:2009-06-04 17:36:41 閱讀:207 來源:大洋洲作協

前言

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文化研究正在逐漸興起，而在這片文化研究的熱潮中，對民族和文化身份問題的考察又是其中的熱門話題。“文化身份又可譯作文化認同，主要訴諸于文學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質特征和帶著民族印記的文化本質特征。對于兩種有著直接的聯系，例如，東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滲透的跨文化語境下的文學，探討具有某個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是如何維系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也是文化研究語境下的比較文學研究不可忽視的理論課題。”1饒芃子也曾多次強調，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應將文化研究與比較研究作為文本的研究方法，當中也就包括要重視探索海外華文作家的文化身份，或者說要重視對他們的‘身份’批評和研究”。2由此可見，從“身份批評”角度切入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是可能和可行的。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學研究已經不可能不借助于文化研究，而從文化研究中文化身份的角度來分析海外華文作家作品也不失為一種較為新穎且切實可行的研究方法。饒芃子在《拓展海外華文文學的詩學研究》中指出：“從文化身份切入研究海外華文作家的角色及其轉換，以及由此帶來的作家創作上的特色問題，等等，是極具潛力和張力的。”3這也是本文寫作的著眼點所在。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常被譯為“文化認同”，對文化身份的界定，歷來有兩種極端的觀點：一種是本質主義文化身份觀，認為文化身份是天生固定的，靜止不變的；一種是極端相對主義，認為文化身份是無法界定的。愛德華?賽義德反對靜止的文化身份觀，認為文化身份是歷史的建構，“自我身份或者‘他者’身份決非靜止的東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為建構的歷史、社會、學術和政治過程，就像是一場牽涉到各個社會的不同個體和機構的競賽。”4本文贊成愛德華?賽義德的觀點，反對把文化身份看成是單一構成的本質主義觀念，因為“身份并不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透明或毫無問題。也許，我們先不要把身份看成是已經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實踐加以再現的事實，而應該把身份視作一種‘生產’，它永不完結、永遠處于過程之中。”5同樣，極端相對主義觀念也是不合理的。文化身份是非常復雜的，因語境的不同，它會呈現出許多不同的層面：民族或國家的層面、種族層面、性別層面、階級層面等。當不同民族、種族或國家進行文化交流時，首先涉及到的便是文化身份的民族或國家層面；而當談到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談到男權對女性的歧視以及男女之間關系時，涉及到的便是文化身份的性別層面。正是由于文化身份層面的復雜性，有人認為文化身份是無法界定的，其實，盡管語境的不同，我們所指的文化身份層面不同，但這并不是說文化身份不能確定，只是語境沒有確定，只要確定了具體的語境，也就確定了具體的文化身份。如果對文化身份不特別加以限制，一般情況是指民族或國家層面的文化身份。本文中的文化身份就是指民族或國家層面的文化身份。

1848年第一批中國勞工被運抵澳大利亞后，就不斷有中國人去澳大利亞定居生存，構成了中國人移居澳洲的第一次浪潮。此后，由于澳大利亞實行的“白澳政策”，中國人成為了主要的限制和攻擊對象，20世紀初期澳洲境內的華人移民開始銳減。文革結束后，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禁錮太久的中國人大批地踏出國門，中國境內升騰起了一股“出國熱”。隨著澳大利亞國內社會環境的逐漸改變和“教育出口”政策的實行，于是，繼美、歐、日移民熱之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大陸移民蜂擁而入澳大利亞，構成了中國人移居澳洲的第二次浪潮。在19世紀中期，大批移民是迫于生計不得不走出國門，這些人大多是體力勞動者；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這批移民者卻是自己主動選擇出國的，他們中絕大多數人是文化水平相對較高的留學生。由于社會環境和移民文化知識的差異，澳洲華文文學在不同時期的發展不盡相同。澳洲華文文學于20世紀初開始萌芽，當時悉尼、墨爾本有多份中文報紙并有副刊，但大多是旅澳的中國文人學者之間應酬的詩文聯句或游記。在20世紀30至70年代，由于白澳主義在澳洲的盛行，華人難以生存，人口稀少，中文報刊幾乎絕跡，詩文聯句也失去地盤。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大批東亞華裔難民的涌入，香港、臺灣移民的增多以及大陸留學生潮的出現，新的澳洲華文文學才開始應運而生。特別是大陸留學生潮的出現，他們大大更新了澳大利亞華人移民的背景地圖，“他們帶來了華人世界自二十世紀中期開始分化的、一個非常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而且，也是由于他們從‘留學生’演變成為國際移民的曲折經歷，在他們中間留下了區別于其他移民——至少是其他來源地的華人移民——的獨特記憶。”6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大陸留學生潮為澳洲帶去了四萬多留學生，這四萬多的留學生先后在澳洲取得永居身份，他們為澳洲華文文壇增加了一支強勁的生力軍。他們中有的在澳洲居留了七、八年，有的五、六年，說是留學，實則打工為主。事實上，這些留學生早就離開了學校，成為了新一代的移民，他們的到來豐富了在這之前的澳洲華文文學，按照目前華文文學界的界定，他們的文學創作被稱為新移民文學。所謂新移民，是特指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出于各種目的（如留學、陪讀、打工、經商、投資等等），由中國大陸移居國外的人士；于是，新移民用華文作為表達工具手段而創作的，反映其移居國外期間生活境遇、心態等諸方面狀況的文學作品便被稱為新移民文學。7這是本文所關注的重點。“一般認為，澳華文壇真正成型到現在不過十年時間。在這期間，澳華文學以1989年前后赴澳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所創作的所謂‘留學生’文學（或稱‘大陸新移民文學’或‘新華人文學’）為主體。”8由此可見，澳洲新移民文學在澳洲華文文壇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澳洲新移民文學有一個突出的現象，那就是篇幅短小、便于抒情寫意的詩歌、散文尤其受到作家們的青睞，而需要付諸匠心經營的小說創作卻只受到一部分作家的重視。在他們的努力耕耘下，出現了不少可讀性文本，一些作家在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表現方面已經頗見功底，如劉熙讓、林達、王世彥、畢熙燕、袁瑋等等。雖然澳洲華文文壇小說數量不多，但澳華文學比較沉實且藝術色彩較濃的卻是小說，它們在反映生活的深度、藝術表現的力度上，都比一般的散文、雜文來得扎實。因此，蘊含內容更為豐富的小說作品成為了極有價值的研究對象。

“對‘身份’（我國文獻有時也譯為‘認同’）的關切，是海外華人文學存在的主要支柱，因而是海外華人文學研究的中心議題。”9基于身份問題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就主要從文化身份的角度出發，通過對澳洲華文文學中新移民文學這一重要的文學現象的考察，來研究文化身份的探尋與建構是如何在澳洲新移民作家身上體現的。張奧列是澳洲華文文壇著名作家和評論家，他曾這樣說過：“澳華文學的靈魂是什么？我以為就是：華裔移民在異域生存中的文化認同，包括對中華文化的重新認識，對西方文化的切身體驗，對中西文化沖突與融合的審視與理解，對多元文化中人的生存行為的選擇，以及移民生存的歸宿感。這里面有焦慮、困惑、痛苦，有思念、鄉戀、懷舊，也有感悟、掙扎與奮進。正是這種文化認同的內核，使澳華文學多姿多彩，呈現出南半球大陸的包容色彩，展現了澳華文學的藝術風貌。”10由此可見，從文化認同、身份角度研究澳洲文學的重要性。但綜觀澳洲華文文學，無論是華人整體寫作史，還是單個作家，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力度都很微弱，從身份角度著眼的論著和論文雖有一些但數量極少。可以說，對澳洲華文文學的研究，在我國還是一個新近開辟、尚處于起步階段的領域。相關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兩部，一部是深圳大學錢超英教授的《詩人之“死”——一個時代的隱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另一部是錢超英編的《澳大利亞新華人文學及文化研究資料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前一部著作從身份研究的角度入手，對澳洲新華人（即澳洲新移民）文學進行了深刻剖析。論文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代表性的：錢超英的《自我、他者與身份焦慮——論澳大利亞新華人文學及其文化意義》（《暨南學報》2000年4月），旅澳華人作家何與懷的《“精神難民”的掙扎與進取——試談澳華小說的認同關切》（《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1年4月），旅澳華人作家張奧列的《澳華文學十年觀》（《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1年4月），以及旅澳華人作家莊偉杰的《崛起于邊緣的跨文化風景——澳洲華文文學如是觀》（《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3年4月）和《邊緣族群與“第三文化”空間——以多元文化背景中的澳洲華文文學參照》（《 華文文學》2003年5月）等等。其中前四篇論文都涉及到了對澳洲華文文學身份問題的研究。從身份角度入手去研究澳洲華文文學論文著作比較少，因此，本文就選取了這一角度作為研究澳洲新移民文學的突破點。

劉熙讓是澳洲新移民作家中的一員，是澳大利亞作協會會員，常用筆名劉澳或劉奧，他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原為《北京日報》的新聞記者和專欄主編，1989年赴澳留學后，他開始致力于用長篇小說的方式去反映新移民的生活。在積累了幾十萬字的日記和生活素材后，1994年二十二萬字的《云斷澳洲路》終于完成。同年，該小說先在大陸《四海》海外華文文學雜志上發表，第二年就由群眾出版社出版。1996年在臺灣舉辦的“華文著述獎”中一舉奪魁，榮獲小說類頭獎。接下去，劉熙讓在墨爾本理工大學讀書之余，又花了四年的心血創作了長達三十三萬字的第二本長篇小說《蹦極澳洲》。《蹦極澳洲》出版的同年，又被臺灣的專家學者評定為1999“華文著述獎”佳作。為了能用英語進行創作，劉熙讓以一位非英語背景的華文作家，從澳大利亞迪肯大學的“職業寫作”的研究生班順利畢業。他是這個研究生班里惟一一位出身在海外的人，惟一的雙語作家。接著，他與一位澳洲人合作，將自己的《云斷澳洲路》翻譯成了英語，而他的第三部長篇小說《澳洲黃金夢》就是用中英文兩種語言同時創作的。2004年出版的《澳洲黃金夢》更是榮獲2004臺灣“華文著述獎”小說類頭獎和“澳大利亞藝術理事會”聯邦作家文學創作基金獎。雖然劉熙讓迄今為止只創作了三部長篇小說，短篇小說以及散文等等創作還未見到，但他的長篇小說創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獲得了肯定，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

由于澳洲華文文學整體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在其之下的單個作家研究就可想而知。在1999年到2008年的九年時間內，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全文數據庫里，涉及劉熙讓的文章僅僅能查找到一篇，即郭媛媛的《蹦極澳洲的中國騎士--劉奧小說論》（《華文文學》，2004年第1期）。國外有關劉熙讓作品的研究論文及著述在各種數據庫中還沒有發現，不過劉熙讓已經把自己的三部長篇小說翻譯成英語作品出版，在英文版《云斷澳洲路》（Oz Tale Sweet and Sour）的封底就有外國人對其作品的肯定評價。可以說，澳洲華文文學的單個作家研究還處于荒漠狀態。由于文化身份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對單個作家作品文化身份研究的缺失，本文選取劉熙讓及他的長篇小說為研究對象，試圖通過這一面小窗去透視整個澳洲新移民文學的文化身份特點。因此，本文著重的不僅是劉熙讓把對異鄉生活的體驗與觀察融入到作品中，使讀者可以體會到澳洲華人在異鄉的成長歷程，更看重的是他的創作趨向與澳洲新移民族群的文化身份的探求歷程的相似，其作品完整展示了澳洲新移民對文化身份的探求與建構過程。因此，選取劉熙讓長篇小說作為研究澳洲新移民文學的切入點是有意義的。

全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從初到異域后新移民面臨的身份焦慮寫起，這里的身份焦慮主要是指居民身份焦慮，首先描述了居民身份焦慮出現的背景，由于澳洲獨特的國內形勢，在澳洲的新移民面對的現實比其它地方新移民的更殘酷，這就催生了澳洲新移民更嚴重的居民身份焦慮，其次探討了居民身份焦慮的兩個主要表現，最后考察了居民身份焦慮和文化身份焦慮的關系，前者游于表層，而后者潛藏于深層。身份焦慮狀態的出現是因為新移民是可悲的流浪者，隨著境遇的改變，這些可悲的流浪者逐步邁入了觀光者行列，并開始了文化身份的探尋。本文第二部分蹦極澳洲的身份探尋，首先考察了流浪者和觀光者，正是基于這兩者的身份切換，新移民的身份探尋之路才悄然開始，接著揭示了新移民精神家園幻滅的原因，精神家園幻滅的同時新移民已經開始認可西方文化，但試圖融入西方文化卻困難重重，而國內傳統文化價值的淪喪又使堅守傳統優秀文化變得刻不容緩。新移民文化身份的探尋就是在認可和堅守間找到了新文化身份建構的方式。本文第三部分主要討論了文學想象中的身份建構，認為這種建構是立足于澳洲華人移民歷史的，并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進行了建構。本文第四部分主要介紹了作者的寫作策略。為了能更好地展示新的文化身份觀，作者運用了多樣的策略。結語部分再一次強調了本文寫作的立足點及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