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思考

對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思考

-------基于中國當代文學演進的多重分析

摘要：諾貝爾獎向來代表著各領域的世界先進水平。在中國，諾獎更是被學界所翹首期盼，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第一次授予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莫言，“一石激起千層浪”中國產生了有關于諾獎情結的各種梳理和思考。莫言作為杰出的文學家，無愧為中國當代的文學巨匠。本文就其獲獎的現實意義進行深入思考，并從莫言作品中發掘其文學進展的軌跡。關鍵詞：莫言諾貝爾文學獎當代文學

諾貝爾文學獎是世界文壇最高的獎項，文學圣殿最璀璨的一顆明珠，能摘取它，是國家與個人的無上榮耀。每年的獲獎作家，都會受到全世界目光的關注和熱議。中國是有著五千年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杰出的文學家不勝枚舉，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直在傳承和發展。中國近代，文學巨匠更是不乏其人，像魯迅、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等人，都具備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實力，但他們都和該獎項失之交臂，讓中國人深感痛惜。中國人望穿秋水，希望諾貝爾文學獎能落戶中國。

莫言（本名管謨業）1955出生于山東省高密市，中國當代著名作家。80年代中期以鄉土作品崛起，充滿著“懷鄉”以及“怨鄉”的復雜情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2011年憑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12年10月莫言以其“用魔幻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現代融為一體”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首位獲得該獎的中國籍作家。莫言作為中國本土作家的代表，作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圓了中國人的諾貝爾獎之夢，這不但是他本人的榮譽，也是中國作家群體的榮譽。莫言獲獎的現實意義

首先，莫言的獲獎在某種意義上說，可以代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最高水平。不過，切記不要被“光環效應”所籠罩。莫言著實是一名非常優秀的作家，但是單憑他一人是不能代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全部水平。除了莫言以外，大陸還有賈平凹、余華、王安憶、二月河等一批優秀的作家群體。他們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同樣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文學作品的水準和莫言的作品也不分伯仲。不能因為他們沒有獲獎就否認他們作品的價值。我們應明白獲得諾獎并不能代表一切，很多優秀的作家例如大名鼎鼎的米蘭·昆德拉就沒有獲過諾獎，但這絲毫沒有減輕昆德拉作品的魅力以及昆德拉在當代世界文壇巨大的影響。所以，萬不可因此次莫言的獲獎，厚此薄彼，輕視、冷落了賈平凹、余華等同樣優秀的國內作家及其作品。

其次，莫言的獲獎是件好事，但切不可將其變成了“壞事”。所謂“壞事”是指，莫言獲獎后被過多的外部性事物干擾，不能再專心致力于文學創作。相反，整天要疲于應付各路媒體、各種商業活動以及繁多的官方研討會、學術交流會，使作家變成了交際家，本末倒置。

而這，一方面要求政府、媒體、商家以及公眾不要去過多地打擾作家，讓作家安心寫作，繼續奉獻偉大的作品；另一方面更要求莫言本人要有很高的定力，正如其作品《生死疲勞》的扉頁所寫“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希望莫言本人可以抵擋住名和利的誘惑，繼續專心寫作，給世人留下更豐富的精神食糧。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為當代中國文學提供了新的信心，這畢竟是對作家世界性的最高承認方式。一個本土的中國作家得獎，對中國作家是一個極大的鼓勵。其獲獎的特殊意義還在于，他并沒有表現出一種脫離中國社會和體制才能創作的特定形象，而是在現實條件下，書寫出他所能達到的最好的文學，一定意義上展示了當代中國文學的氣象。

文學意義上的莫言

莫言獲獎，可謂漢語文學憑借自己的藝術水準和文化承載力獲得世界承認的一個重要標志，能夠把世界目光引向中國作家，成就了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進行密切交流的契機。就文學性而言，每一個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創作的獨特性和話語表達方式。只要認真讀過莫言的《酒國》、《生死疲勞》、《十三步》、《蛙》等小說，就不能否認，莫言的思想與藝術高度絕非表面膚淺的“迎合現實”，而是令人震撼地挖掘了現實和歷史中最隱秘的真實，并且用各種富于魔力的敘述方式表現出來，進而迸發出巨大的生命話語能量。

莫言是躁動在中國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的宣泄者，上世紀80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紅高粱》的出現，是一次生命的昂揚勃發。在層層疊疊、積重難返的教條窒息下，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噴薄，充滿自然力的東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燒，才能使中國從垂死中恢復它的生命。無論是透明的紅蘿卜和赤熱的紅高粱，還是豐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圖騰和野性的呼喚。莫言以強勁的想象力與磅礴的魔幻筆觸，書寫了中國農民的命運，張揚了民族心靈的生命歡歌。諾貝爾 在遺囑中希望“授予在文學領域中創造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優秀作品的人”。莫言的“理想傾向”是以魔幻的書寫方式顯現的，經由他的特異文字，讀者可以進入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他的小說像熱鬧的農村喜筵，夾雜著中國悠久的敘事傳統和技藝。他的小說里，漢語言所負載的巨量信息和情感交流，顯現了當代白話文驚人的包容能力、吸收能力、夸張變形能力。這種震撼力會讓讀者感覺到20世紀中國的創造性，莫言的作品再現或者折射了整個中國社會內在的活力、動力和創造力。他以地方性的中國式敘事，對當代中國經驗做了有力的表達。莫言的漢語白話文寫作，見證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也傳達了古老中國的內在精神和聲音。

莫言的語言并非“狂歡化”，而是帶著悲傷的土地中蹦出的泥土腐味氣息。即便面對殘酷的傷痛記憶，莫言也沒有使自己的小說停留在“傷痕文學”上，而是在超越中升華為一種充滿了民間性的“歡樂文學”。他對民間悲苦生活的表達和講述，既不是哭訴，也不是恐嚇，更沒有制造壓力，給心靈投下陰影，而是給人一種繼續活下去的力量。他以其有意味的文學形式，既凸顯了生活的殘酷性和荒誕性，又消解了殘酷生活帶來的陰沉、死亡的氣味，也揚棄了片面的“嚴肅性”，從而體現了文學“民間性”中本質的歡樂精神。莫言以一個作家特有的立場和

方式，有效地介入了當下中國的現實。莫言駕馭語言文字的能力非常強，在他的作品中會看到紛繁的色彩，有時候會感覺“土得掉渣”，從而顯示了濃厚的地方色彩，同時他的敘述技巧又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是一個奇妙的結合。這位中國北方農民的兒子，用語言的犁頭，犁開了古老中國鄉村沉默的土地，從大地的深處開掘出鉆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學礦藏。莫言筆下的中國大地，是一個苦難與歡樂交織在一起的密林，一個充滿生命活力和歡樂的世界。他筆下的“高密東北鄉”，已然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清晰而又精確的縮影，一個真實的驚心動魄的生活世界。

對文化自覺的反思

莫言得獎，可以說既必然又偶然，對此既在意，又不必太在意。在中國，和莫言大體處在同一個級別的作家還有很多，這是一批有活力和創造性的作家，莫言獲獎只是一個開端。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莫言，既是對莫言文學創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對中國新時期文學30年來整體創作成就的一種肯定。莫言獲獎代表著中國文學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代中國作家的認同性焦慮，對已極大邊緣化的文學創作，有所提振。

作為擁有無數經典作品的文化大國，唯獨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這成為國人的遺憾。但莫言獲獎并不能說明當代文學創作就達到了世界的高度，也不能說明中國進入現代以來的文學經典化的完成，已經出現了傳世的偉大文學經典。莫言的獲獎，反倒提示我們：作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文學力量，我們離世界文學還有多遠？無論在文學的境界、思想的高度還是在漢語言書寫的創造性上，當代文學的成就尚無法超越魯迅等漢語白話文寫作的開拓者們。莫言作品會讓讀者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復雜性和矛盾性有更深的理解。當下文化自覺成為熱門話題，但文化自覺是要自覺到民族文化上來，是說要有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和自主的地位。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的發展不是亦步亦趨于西方，而是與西方世界互看，相互激發相互豐富。具體到理解當代中國就不能采取本質主義的立場，理解當代中國的意義，不能從純粹的僵化的“中國性”出發，而是從現實的中國出發，要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更真切地書寫中國的文學內容。就是說，要從獨特的“中國性”中顯現出普世性的價值追求。文學要關心當下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狀態，有人性的亮色，要有溫暖人心的力量。作為文化符號的莫言

莫言獲獎與中國今日的國際地位有關。但若以此證明中國文學的崛起，則仍難以擺脫東方主義的窠臼，仍沒有擺脫“被看”的心理，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種表現。事實上，中國當代文學的孱弱，離文學強國之夢還差得很遠，向世界文學學習和開放仍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主旋律。

莫言的故鄉是山東高密縣河崖鎮大欄鄉，他的早期短篇小說《白溝秋千架》里第一次出現“高密東北鄉”這個詞。通過“高密東北鄉”，莫言創造了一個類似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鎮這樣的文學地理世界，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東北鄉文學王國，把高密東北鄉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隱秘在膠東平原邊緣的丘陵和平原過渡地帶的小地方，提升為世界性的中心舞臺。

莫言的作品充斥著對農民——這個缺乏同情自己能力群體的極大關懷。莫言亦愛亦恨的是農村，他看起來像個農民，骨子里更是一個農民。在他的小說中，充溢著對歷史、對現實苦難場景的揭示。饑荒的年代，一位農婦偷偷將生產隊的豆子完整地吞進肚子，回家后再將豆子嘔吐出來，喂給饑餓的孩子和瀕死的婆婆，自己“死蛇一樣躺在草上，幸福地看著他們圍著瓦盆搶食”。

一個人獲獎，并不必然代表中國文學登上世界文學之巔；正如無人獲獎，也不必然說明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園林里無一席之地。文學意義上的莫言，引發人們重新關注文學，思考什么是“作家”。正如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知名漢學家馬悅然一再所講，諾貝爾文學獎的唯一評判標準就是文學。既沒有必要將其獲獎過度拔高，也無須上綱上線。莫言的文學成就建立在他的卓越文學語言、結構和表現能力，以及他的豐沛人性關懷上。總之，莫言的獲獎，部分地緩解了中國當代作家急切獲得世界認可的內心焦慮，也使我們更了解了國際主流社會，看到了尊重文學本身的規律才是根本，文學得獎是以文學本身的力量來說話。回到文化自覺，就是要高揚文學的尊嚴，不能把文學、文化視作某種工具性的存在，文學、文化自身就是目的，可以全世界共享，而不是博弈競爭的工具。

第二篇：關于對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看法的調查

關于對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看法的調查

2012年莫言獲得了諾貝爾獎對中國人來說是一件值得我們驕傲的事，對于中國文學和中國讀者來說，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也是一種突破。在我看來，對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而言，莫言也許不是最好的，但肯定是最合適的中國作家，因此，莫言獲獎順理成章。我相信，今后還會有更多的中國作家獲獎。在中國民間，對諾貝爾文學獎一直存有各種說法。年年頒獎前后，都有“我們離諾貝爾文學獎究竟有多遠？”一類的文章問世。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幾度擦肩而過？廣為人知并有文章記錄的第一位可能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是魯迅先生。此后是沈從文，到了莫言這里，這個幾來幾去的諾貝爾文學獎終于塵埃落定。為此我對莫言獲得諾貝爾獎這件事公眾的看法做了調查，問卷如下：

人們將諾貝爾文學獎與作家創作、文學翻譯、文化差異乃至政治因素廣泛聯系起來，其中一個流行較廣的看法，是認為諾貝爾文學獎不僅因為語言與專業的因素對評價中國文學力有不逮，而且出于其他非文學原因對中國作家存有偏見。是否了解莫言獲得諾貝爾獎？（）A.詳細了解 B.了解一點 C.只是聽過 D.沒有 你認為莫言獲得諾貝爾獎是必然還是偶然？（）A.必然 B.偶然，意外 C.不知道 D.其他 你是通過什么途徑了解到莫言獲得諾貝爾獎這件事的？（）A.看新聞或者報紙 B.聽周邊人討論的 C.網上的微博等 D.其他途徑 你認為有人不認可莫言獲得諾貝爾獎項的原因是什么？（）A.出于嫉妒

B.實力不夠，有更多比他優秀的作家 C.只是看到網上網友有對他的評價不好所以就不認同 D.其他 你覺得莫言獲得諾貝爾獎有哪些重大意義？

此次調查的范圍是我們學院和機械學院的學生，以問卷調查的形式調查，最后統計數據，有23.3%的同學對這件事了解的比較詳細，同時56.7%的同學對這件事大概了解有12.1%的同學只是聽說但沒有相關了解，剩下少數同學對此事不知道。從這可以看出來，我們學校絕大部分同學還是比較關注時事的，大學生不應該每天只是學習書本只是和娛樂業應該多了解一點社會上的事，拓寬自己的知識面。經調查，有67.4%的同學認為莫言獲得諾貝爾獎是必然事件，是國人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有16.1%的同學認為這只是一件巧合的事情，認為莫言根本就沒有這種實力獲得該諾貝爾獎，認為這就是洋鬼子的伎倆，給他幾個臭錢，他就叫嚷擱置釣3554魚545島，與中央政府唱反調，立即成為境外敵對勢力的代言人、賣國賊、走狗。本人不是毛左，而是他的言論和小說，都與中國一貫的外交政策、國家根本利益、國家政策唱對臺戲。因為洋人從他寫的小說中，就清楚地知道他的人品。他攻擊現在的體制，而他本身又是體制中的官員，洋鬼子雇傭他，在中國宣傳西方的價值觀，花費少，欺騙效果好，值得！所以授獎！少部分同學對此不發表意見或者有其他看法。對這件事的了解，有75.4%的同學是通過網絡途徑來或的相關信息，主要是微博，人人還有空間等，少部分同學是聽別人說的，幾乎沒有同學是通過新聞或者報紙來了解時事。可能因為學校沒有電視，所以同學們就很少看新聞，雖然大家幾乎都有電腦，但是通過瀏覽網頁可能更快的獲取想要的信息。出于要了解網上很多對莫言獲得諾貝爾獎這件事不贊同的事，我也調查了相關信息來分析原因，有30%左右的同學認為不贊成的人可能是因為嫉妒，就是見不得別人的好，而且中國有史以來一直就沒有人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認為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還有50%左右的可能是因為大家看到網上有一些負面新聞就跟風隨大流，其實自己根本不知道具體是什么情況而且自己也沒有讀過莫言的文章，其他的就是認為中國有很多其他更加優秀的作家，這個諾貝爾獎應該屬于其他人。總體來說，很多人還是不知道實際情況的，這也就證明了很多網上的讒言也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立場，不要人云亦云，做一個有主見有文明素養的人。對于莫言獲得諾貝爾獎對我們中國人的意義，有人認為從今以后，國人終于可以淡定地對待諾貝爾獎了！中國的文學終于得到了世界的肯定，早就應該的了。中國人一點也不比別人笨，只不過受到某些國家或某些人有色眼鏡對待而已。莫言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這是中國人進軍諾貝爾獎金領域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莫言的獲獎，充分證明了中國人的實力，也證明了中華民族五千年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中國人再一次向世界證明：世界舞臺不能缺少中國的精彩！從奧運會的光彩奪目到諾貝爾獎的錦上添花，世界因中國而更加充滿生機和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正在為世界的美好明天而身體力行。也有人認為莫大叔終于圓了中國人的諾貝爾夢！這是中國人真真正正的夢！諾貝爾不僅僅是一個獎項，它包含著諸多的政治因素和政治影響是不言可喻的。它證明了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經濟大國，是因為中國蘊藏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莫大叔的成功，向世界證明了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地位。同時，也向世界通告，諾貝爾，我們來了！

總之來說，莫言能夠獲得諾貝爾獎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也是我們中國文學界的突破，我相信，有了這次的獲獎經驗，中國以后再這個方面會有更多的突破，我們也應該為他們加油。

第三篇：莫言諾貝爾獎演講全文

莫言：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子。但是有一個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后，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里唯一的一把熱水壺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鉆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里鉆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集體的地理揀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揀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揀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深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后，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的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的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我氣急敗壞的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的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并沒有罵我，只是輕輕的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兆，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己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里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面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到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

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后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干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把白天從說書人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里冒不出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的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后，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啊，你長大后會成為一個什么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

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里，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里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子里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欲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說的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盡管我有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并沒有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

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里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后的痛苦。

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里空空蕩蕩。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云，腦海里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貍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貍變成美女與我來作伴放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只火紅色的狐貍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貍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里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說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我。許多年后，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很多人夸我想象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象力的秘訣，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

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說的那樣：“福兮禍之所伏，福禍福所倚”，我童年輟學，飽受饑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家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說數人說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輟學之后，我混跡于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里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進行著的牛車社，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庭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家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了我，為了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

我在故鄉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于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么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么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應征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 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時并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范，所以，盡管也發表了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里，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游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于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并不認真，但他們開天辟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后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盡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只讀過幾頁，我就明白了他們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們是怎樣干的，隨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該干什么和我該怎樣干。

我該干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里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說，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我的確曾因為干過一件錯事而受到過父親的痛打，我也的確曾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須虛構，必須想象。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卜》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盡管在后來的小說里，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臺上，盡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涌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里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說《蛙》中，就出現了我姑姑的形象。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許多記者到她家采訪，起初她還很耐心地回答提問，但很快便不勝其煩，跑到縣城里她兒子家躲起來了。姑姑確實是我寫《蛙》時的模特，但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滿，小說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卻因為心靈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癥，身披黑袍，像個幽靈一樣在暗夜中游蕩。我感謝姑姑的寬容，她沒有因為我在小說中把她寫成那樣而生氣；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確地理解了小說中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復雜關系。

母親去世后，我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那本《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 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 萬字的小說的初稿。

在《豐乳肥臀》這本書里，我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我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于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我獲獎后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

今后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

謝謝大家！

第四篇：由莫言獲得諾貝爾獎想到的

由莫言獲得諾貝爾獎想到的北京時間2012年10月11日晚19時，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宣布：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獲獎可喜可賀！他的獲獎，也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去思考，對我們的生活工作是有啟示的。

一、啟示我們去熱愛生活

莫言，1955年2月17日生于

山東高密縣，他自八十年代開

始，由一系列“鄉土作品”而

崛起，他那充滿“懷鄉”以及

“怨鄉”的復雜思想情感和寫作方式，被譽為“尋根文學”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現實主義”影響，寫的是一些發生在他家鄉的“傳奇”故事。試想一下，如果他不“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傳統的“深厚土壤”，不接“地氣”，怎能創作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優秀作品”？由此可見，我們每一位人都要去熱愛生活，熱愛自然，熱愛親人，熱愛家鄉，熱愛祖國，熱愛自己等。只有這樣，生活和工作也才有希望。

二、啟示我們要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

莫言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是因為他對文學創作具有濃厚的興趣和寫作熱情。他的經歷是曲折而復雜的，他的創作是那么的不容易。從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就一發而不可收拾。著有《莫言文集》，影視、話劇劇本多部。《紅高粱》獲全國中篇小說獎，《豐乳肥臀》獲首屆《大家》文學獎，《白狗秋千架》獲臺灣聯合文學獎，《酒國》(法文版)獲法國儒爾·巴泰庸獎，《檀香刑》獲首屆鼎鈞文學獎、臺灣聯合報十大好書獎，另獲意大利第三十屆諾尼諾國際文學獎。2004年獲法蘭西文化與藝術騎士勛章，2005年獲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2011年8月，長篇小說《蛙》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一個人如果沒有興趣愛好，就沒有方向和目標，就沒有動力和追求，要想取得成功那是不可能的。

三、啟示我們要發展自己的個性特長

莫言以“高密東北鄉”為背景，是從寫一系列鄉土作品起家的。正因為他熱愛自己的家鄉，沒有離開那個充滿荒誕、愁苦而又樸實的山村，從而才形成他特有的個性特征與文學風格。人生也是如此，我們如果沒有個性特征，就泯然眾人也。我們緊迫需要培養出自己的個性特征，使自己有充分的發展空間。

四、啟示我們要培育自己的優良品質

莫言的文學道路并不一帆風順，而是充滿著坎坷和曲折。莫言童年在家鄉小學讀書，后因文革而輟學，在農村勞動多年之后當了兵。復雜的經歷塑造出可貴的品質，他有追求，有志向，永不放棄。他堅持一邊寫作一邊學習，1986年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91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魯迅文學院創作研究生班并獲文藝學碩士學位。至今，莫言已發表80多篇短篇小說、30部中篇小說、11部長篇小

說，出版過5部散文集、一套散文全集、9部影視文學劇本，以及兩部話劇作品。他的作品被廣泛地翻譯成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瑞典語、俄語、日本語、韓語等十幾種語言。莫言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從人生的角度來講，優良的品質遠比學歷本身更為重要。我們要培育自己良好的心態，有抗挫折和承受失敗的心理素質等。

五、啟示我們要激發自己的創新思維

莫言有強烈的批判意識，有勇敢的先鋒主義美學態度，有鮮明的本土色彩。莫言在他的小說中構造出獨特的主觀感覺世界，他天馬行空般的敘述，陌生化的處理，塑造神秘超驗的對象世界，他“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正如中國作家協會在賀辭中所說的，“莫言一直身處中國文學探索和創造的前沿，作品深深扎根于鄉土，從生活中汲取藝術靈感，從中華民族百年來的命運和奮斗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獨特的民族風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國文學的想象空間、思想深度和藝術境界。”試想一想，如果沒有莫言的創新，就不會有莫言的今天。我們平時也應有創新思維，樹立創新精神。

總之，作為一名中國人，要祝賀莫言，要感謝他給我們帶來的快樂和啟示。當然，獲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們也不是要把自己培養成莫言，但是走出自己的路，走出自己的風格，走出自己的成功還是很需要的！

第五篇：莫言獲諾貝爾獎感言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子，但是有一個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親被人扇耳光

我母親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后，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里唯一的一把熱水壺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鉆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里鉆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集體的地里揀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揀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揀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后，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的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的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我氣急敗壞的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的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并沒有罵我，只是輕輕的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兆，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己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里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面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到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 我喜歡講故事 名字“莫言”像諷刺

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后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干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把白天從說書人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里冒不出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地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后，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啊，你長大后會成為一個什么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

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里，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里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子里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欲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說的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盡管我有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并沒有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我是有神論者 相信萬物都有靈性 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里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后的痛苦。

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里空空蕩蕩。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云，腦海里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貍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貍變成美女與我來作伴放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只火紅色的狐貍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貍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里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說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我。許多年后，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很多人夸我想象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象力的秘訣，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說的那樣：“福兮禍之所伏，福禍福所倚”，我童年輟學，飽受饑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家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說書人說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輟學之后，我混跡于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里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進行著的牛車社，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庭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家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了我，為了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

文學創作必須頤指氣使 獨斷專行

我在故鄉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于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么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么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愿望。

1976年2月，我應征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時并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范，所以，盡管也發表了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里，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游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于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并不認真，但他們開天辟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后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盡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只讀過幾頁，我就明白了他們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們是怎樣干的，隨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該干什么和我該怎樣干。

我該干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里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說，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我的確曾因為干過一件錯事而受到過父親的痛打，我也的確曾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須虛構，必須想象。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卜》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盡管在后來的小說里，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臺上，盡情地表演。

《豐乳肥臀》獻給天下母親

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涌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里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說《蛙》中，就出現了我姑姑的形象。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許多記者到她家采訪，起初她還很耐心地回答提問，但很快便不勝其煩，跑到縣城里她兒子家躲起來了。姑姑確實是我寫《蛙》時的模特，但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滿，小說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卻因為心靈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癥，身披黑袍，像個幽靈一樣在暗夜中游蕩。我感謝姑姑的寬容，她沒有因為我在小說中把她寫成那樣而生氣；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確地理解了小說中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復雜關系。

母親去世后，我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那本《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萬字的小說的初稿。

在《豐乳肥臀》這本書里，我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我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于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寫作者必須站在人的立場

作家的創作過程各有特色，我每本書的構思與靈感觸發也都不盡相同。有的小說起源于夢境，譬如《透明的紅蘿卜》，有的小說則發端于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無論是起源于夢境還是發端于現實，最后都必須和個人的經驗相結合，才有可能變成一部具有鮮明個性的，用無數生動細節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語言豐富多彩、結構匠心獨運的文學作品。有必要特別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讓一個真正的說書人登場，并在書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這個說書人真實姓名，當然，他在書中的所有行為都是虛構。在我的寫作中，出現過多次這樣的現象，寫作之初，我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希望能借此獲得一種親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為他們改換姓名時卻感到已經不可能了，因此也發生過與我小說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親發泄不滿的事情，我父親替我向他們道歉，但同時又開導他們不要當真。我父親說：“他在《紅高粱》中，第一句就說‘我父親這個土匪種’，我都不在意你們還在意什么？”

我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面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學，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作人來寫。只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為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么。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只要是準確地、生動地描寫了這個充滿矛盾的朦朧地帶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備了優秀文學的品質。

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厭煩的，但我的人生是與我的作品緊密相連的，不講作品，我感到無從下嘴，所以還得請各位原諒。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為一個現代的說書人，是隱藏在文本背后的，但從《檀香刑》這部小說開始，我終于從后臺跳到了前臺。如果說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語，目無讀者，從這本書開始，我感覺到自己是站在一個廣場上，面對著許多聽眾，繪聲繪色地講述。這是世界小說的傳統，更是中國小說的傳統。我也曾積極地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說學習，也曾經玩弄過形形色色的敘事花樣，但我最終回歸了傳統。當然，這種回歸，不是一成不變的回歸，《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說，是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又借鑒了西方小說技術的混合文本。小說領域的所謂創新，基本上都是這種混合的產物。不僅僅是本國文學傳統與外國小說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說與其他的藝術門類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與民間戲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說從美術、音樂、甚至雜技中汲取了營養一樣。

最后，請允許我再講一下我的《生死疲勞》。這個書名來自佛教經典，據我所知，為翻譯這個書名，各國的翻譯家都很頭痛。我對佛教經典并沒有深入研究，對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膚淺，之所以以此為題，是因為我覺得佛教的許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識，人世中許多紛爭，在佛家的眼里，是毫無意義的。這樣一種至高眼界下的人世，顯得十分可悲。當然，我沒有把這本書寫成布道詞，我寫的還是人的命運與人的情感，人的局限與人的寬容，以及人為追求幸福、堅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小說中那位以一己之身與時代潮流對抗的藍臉，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這個人物的原型，是我們鄰村的一位農民，我童年時，經常看到他推著一輛吱吱作響的木輪車，從我家門前的道路上通過。給他拉車的，是一頭瘸腿的毛驢，為他牽驢的，是他小腳的妻子。這個奇怪的勞動組合，在當時的集體化社會里，顯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時宜，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們看成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小丑，以至于當他們從街上經過時，我們會充滿義憤地朝他們投擲石塊。事過多年，當我拿起筆來寫作時，這個人物，這個畫面，便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為他寫一本書，我遲早要把他的故事講給天下人聽，但一直到了2005年，當我在一座廟宇里看到“六道輪回”的壁畫時，才明白了講述這個故事的正確方法。我如看戲人般看眾人表演

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引發了一些爭議。起初，我還以為大家爭議的對象是我，漸漸的，我感到這個被爭議的對象，是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著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著從花朵和石塊中鉆出來，擦干凈身上的臟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著眾人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當然，我沒有資格強迫你們讀我的書。即便你們讀了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對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里，更是如此。當哭成為一種表演 應該允許有人不哭

盡管我什么都不想說，但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我必須說話，那我就簡單地再說幾句。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還是要給你們講故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里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舍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里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里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多年之后，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我再講一個故事：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看書，有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了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噢，沒有人？”我隨即站起來，高聲說：“難道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許久，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斗士，但事過多年后，我卻為此深感內疚。

請允許我講最后一個故事，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過的：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干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干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干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于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愿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我獲獎后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今后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

莫言的演講是在和世界性普世價值對接

2012年12月08日 03:53 來源：鳳凰網文化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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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2012年12月8日0:30分左右，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國作家莫言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學院發表題為“講故事的人”的文學講座，這是莫言赴瑞典受領諾貝爾文學獎之旅的首次演說。

莫言在這篇演說中以回憶母親開頭，介紹了自己如何走上文學之路，并全面回顧、解釋了自己幾部主要作品的創作和含義。最后他以三個小故事結尾，呼應了《講故事的人》這個主題。

針對莫言發表的這篇演說，著名作家、《收獲》雜志副編審、《莫言評傳》的作者葉開，深夜連發兩篇微博進行了解讀和點評：

苦難、人性、愛、理解與寬容，是莫言演講關鍵詞，他用這種方式與世界性普世價值對接，能夠寬容彼此價值差異的人，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之上。在不違背人性的前提下，人們應彼此寬解、尊重，而不是朝著別人扔石頭。那個被小孩子莫言及同學扔過石頭的老單干戶，在他不斷的反思中，成為他小說中的人物。莫言最后講了一個帶有宗教寓意的道德故事：八個泥瓦匠通過某種挑選手段把其中一個害群之馬挑出來，讓他單獨受懲罰，其他人則可因代罪羔羊的被獻祭得以幸免并心安理得。問題在于：犧牲別人性命的七人集團毫無罪過嗎？一個寬容的、活性的社會，是能容忍差異的，極端主義者通常是暴力的同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