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英杰讀《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老師》有感

讀《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老師》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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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杰

讀《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老師》有感

今天在讀者雜志上讀到一篇文章《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老師》看得我冷汗直冒，不禁捫心自問：我還算是兒童的啟蒙老師嗎？

如果仔細琢磨“啟蒙老師”這個詞，我們感受到的況味是，兒童心靈、學習、智慧的啟蒙者，帶有靈魂工程師的味道。可是，這種感覺離我們已經有多遠了？光是這個詞，已經讓我們足夠陌生了。——那么，我們是什么？這些年，我們在干什么？

這篇文章表達的觀點是很犀利的。它先指出，何為啟蒙老師，是“擬定兒童一生藍圖”的人。文章寫道，小學是人成長的初級階段，像一枚干細胞開始迅速分化。此時從老師處學到的東西完全融進生命、化入血液。大學之后所學，則只能作為附加知識——骨架已經搭起，骨縫已經閉合，不論是長肌肉還是長脂肪，總之是沒法再長高了。——這就是啟蒙老師的重要性。因此，啟蒙老師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職業，偉人與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成形。因此，啟蒙老師必須盡最大的努力讓自己和自己的學生走向崇高。

接著，他又指出，實際上，現在的小學老師——本該是兒童啟蒙老師的人，卻在不遺余力地在成為中國教育考試機器上的一顆顆螺絲釘，讓學生死讀書、讀死書，后來讀書死。文中舉了一個例子，旅華多年并在華娶妻生子的英國著名出版人馬克·基多發表了一篇文章，聲稱準備從中國撤退，他認為中國的基礎教育只是一個“考試中心”，孩子們的天賦被榨干，只培養出兩種人，贏家和輸家。“中國并沒有這樣一條大道，能把孩子培養成領導人、發明家和革新者，但這才是教育的最終目的。”

作為一名小學老師，讀到這里，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我和我的同事們這么些年來，在干什么？我們是不是圍繞著考試成績在努力工作？學生的語文素養呢？學生的靈性和智慧呢？學生對語文的情感呢？學生的心靈又何曾因為我們六年的勞作而走向崇高？

可能有的同事會說，大環境這樣。我們只是應試教育車輪下裹挾的一個零件，我們有什么辦法？是啊，一開始我也是這么想的，我們有什么辦法？可是反觀——這恰恰說明我們沒有了為人師者的獨立和崇高啊！沒有了獨立的人格，我們就當然聽命于應試教育的指令；沒有了為師的尊嚴，我們當然就屈服于物質世界的誘惑。

文中提到現在流行期民國教材風，民國時期的教育確實能給我們以啟迪。當時的許多大家如錢穆、夏丏尊、朱自清、葉圣陶等都曾入中學任教，那時一個學科組，抵得過現在一個大學。他們的啟蒙很簡單，就是提供給兒童更多的趣味和自

由，沒有了這二者，填鴨式只能培養出庸人。陶行知曾做過一次演講，他拎著一只大口袋上臺，眾人皆以為里面裝的是要分發的材料。卻不料他從中掏出一只大公雞和一把米。他強按住公雞的頭命其吃米，結果公雞拼命掙扎，一粒米也不肯吃。后來他松開手，重獲自由的公雞卻踱著步自行吃起米來。他解釋道：教育就如喂雞，如果讓學生多發揮主觀能動性，那么效果一定會好得多。

文章還舉了一個例子，一個現代社會啟蒙老師的先行者——復旦附中的語文特級教師黃玉峰。他采用自主教材——老莊、蒙田、茨威格，開辦各種名人講座，帶著學生逛書店、看話劇，甚至浩浩蕩蕩組織“文化學旅”。結果以“素質教育”應對“應試教育”，他的學生有著驚人的戰斗力。我想，我們也應該向使兒童天賦和自由萎縮的應試教育宣告叛離了，我們也要獨立思考了，也要獨立作為了。當我們在教語文的時候，我們要反思：學生愛識字嗎？學生愛學習嗎？學生愛讀書嗎？學生愛作文嗎？學生會學習嗎？學生會讀書嗎？學生會作文嗎？學生的靈性發展了嗎？學生的心靈走向崇高了嗎？如果向著肯定的答案走，那我們就在向著啟蒙老師的方向努力。

如果有可能，我要在學校的醒目的地方書寫：

愛學習、愛讀書、愛生活；會學習、會讀書、會生活。

再寫上：啟蒙——繪就孩子一生的藍圖。

第二篇：讀 《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老師》有感

讀 《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老師》有感

今晚沒開電視，翻閱才收到的《讀者》。雜志于我，已經有種久違的感覺。近日讀莫言的精品文集和馮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看完后，覺得不敢怎么說，一位是諾獎得主，一位是文壇泰斗，輪不到我等草民評說。

仔細看完曲輝先生的《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先生》一文，心理又有些止不住思緒泉涌，大有不吐不快之感，或許，我的看法片面而有失偏頗，但我還是想談一談。

身在小學教育這一塊，目睹兒童身心被奴役的教育模式，我深感痛心與惋惜。正如作者所言，現在的教師，“他們只是枯燥的國家考試機器上的螺絲釘，不關心學生如何做人，只關心他們的分數。”

在中考、高考的應試教育指揮棒下，家長和老師最為關注的也是孩子的分數。兒子今年十七歲了，在讀高二。在學校，他體會不到丁點的讀書的樂趣。除了分數和名次，教師根本不關注其他方面的發展。成績不好，不是受到冷嘲熱諷，便是被無情地趕出校門，提前結束求學生涯。

兒子多次委屈萬分的傾訴，成為我心中的痛。我無法改變現狀，在繽紛的社會百態面前，如何給教育一條生路，作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師，真的無能為力。復旦附中的特級教師黃玉峰的做法讓業內人士廣為稱贊，可更多循規蹈矩的中國教師，卻不敢也沒有勇氣去嘗試這樣的教育方式。

孩子們學習之枯燥，真令人咋舌。很多農村學校，沒有專業教師的引領，缺乏社會實踐的動手操作機會，也完全沒有走出去，學回來的教育思路。學校，特別是義務教育類學校，將一朵朵嬌嫩的鮮花培育在溫室里，將一顆顆充滿希望的種子扼殺在一遍又一遍、一輪又一輪的所謂安全教育之中。

近些年的社會大調查中，國民體質急劇下降，究其原因，人們在孩子成長初期就早早地制訂好營養計劃，卻從來沒有人為孩子制訂鍛煉計劃，乃至上學、放學，都由大人扛著、背著，一步也不想多走。

大多學校區域窄小，樓房林立，就是缺少孩子活動的空間。孩子們不是坐在教室上課，就是趴在走廊張望，鳥兒飛得多高啊，人類卻過早地失去了飛翔的能力！

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結果，孩子們的童年成了各類培養班的賺錢樂土，培養班多了，孩子們沒有了童年的奔跑，失去了歡笑的理由，這真的就是現代社會的需要？

教育出現的種種怪現象，是否都表明一切責任都在教師身上？是不是所有問題都出在一線教師的教育方式上？一線教師在一層層的上級領導機構的各項規章制度下，怎樣去展開真正有效的，足夠影響孩子一生的啟蒙教育？

教育家朱永新先生說過：“教師是一個冒險甚至是危險的職業，偉人與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形成，因此教師必須如履薄冰，盡最大的努

力讓自己和自己的學生走向崇高。”在曲輝先生的筆端，現代教師沒有幾位是真正稱得上稱職的。在他眼里，只有那些著名學者、教育家，如錢理群，德國教師盧安克，蔡朝陽，鄒華章，袁鵬飛，紀連海。但偌大的教師隊伍之中，為何偏偏名師都是屈指可數？為何社會偏偏要求每位教師都成為各具特色的所謂名師？有特色還好，尤為可悲的是，某些城市每年根據某些人的某些標準評選出城市十大名師。試問：名師是評出來的嗎？

一線教師大多都是平凡的人，現代社會在對教師提高要求時應學會自省，人生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我們每個人在這個社會教育的大環境中，為我們的同伴及子孫后代都作了怎樣的教育楷模？

在教育改革這個重要的環節中，如果只是一味地對一線教師辛勤實踐的教師橫加指責，這是毫無道理的。在教育這一大塊的人文性最強的社會區域中，我們的教師更需要世人有一種美德——寬容，來看待每一位辛勤付出的老師。

讓我們都拿出實際行動，為教育事業奉獻自己的光和熱吧！

第三篇：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老師

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老師

曲輝

9月是孩子們入學的時候，央視主持人張泉靈剛參加完兒子的入學家長會，她聽到校長演講中日學校怎樣考“甲午海戰”。中國的考題是：甲午海戰是哪年發生的？歷史意義是什么？然后老師會總結5點，讓學生背熟，少答一點扣分。日本則會考學生：了解了甲午海戰的歷史之后，你認為日中之間還會有戰爭嗎？誰會贏？你為什么做這樣的判斷？

“是啊，這樣下去誰會贏？”張泉靈在微博上感慨道。旅華多年并在華娶妻生子的英國著名出版人馬克·基多在英文媒體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你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國人》的文章，聲稱準備攜家帶口從中國撤退。文中他特別尖銳地批判了教育問題，指出中國的基礎教育只是一個“考試中心”，孩子們的天賦“被榨干”，只培養出兩種人：贏家和輸家。“中國并沒有這樣一條大道，能把孩子培養成領導人、發明家和革新者，但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終目的。”

如胡適所說，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只消考察三件事，而第一件事就是看他們怎樣對待孩子。胡適的眼睛的確夠毒——近100年后的今天，在最應該被啟蒙的年紀，我們的孩子沒有得到應有的點化。在最需要先生指導、孵化想象力和創意，最大限度地發掘天賦的時期，我們的孩子缺乏真正能照亮他們心靈和智慧的好老師。

擬定一生藍圖

沒有好先生就沒有啟蒙。大學是對一個人深加工的地方，而之前的底子和模樣已經由基礎教育打下：不論是小皇帝還是小公主，都得離開罩著他們的“父皇”“母后”進入學校，接受集體生活與正規授課的洗禮，學習各學科基礎知識，學會待人接物，開始規律作息。這是他們社會化的起始，人格成長的初級階段，像一枚干細胞開始迅速分化。此時從老師處學到的東西，完全融進生命、化入血液。大學之后所學，則只能作為附加知識——骨架已經搭起，骨縫已然閉合，不論是長肌肉還是長脂肪，總之是沒法再長高了。

蘇格拉底的父親是雕刻師，一天，他問正在雕刻石獅子的父親，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好的雕刻師。父親說：“看！拿這頭石獅子來說吧，我并不是在雕刻這頭獅子，我只是在喚醒它。”父親進一步解釋說：“獅子本來就沉睡在石塊中，我只是將它從石頭的監牢里解救出來而已。”

教育家朱永新先生毫不客氣地給教師行業提高“準入門檻”：“教師是一個冒險甚至是危險的職業，偉人與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形成，因此教師必須如履薄冰，盡最大的努力讓自己和自己的學生走向崇高。”

如果說待啟蒙者是一張纖塵不染的白紙，那啟蒙先生無疑參與擬定了待啟蒙者一生的心中藍圖。1909年12月8日，身為長沙修業學校教師的徐特立，在學校操場進行演講之時，講至國恥民辱不勝激憤，熱淚如傾，當場揮刀將自己的左手小指砍下，血書“請開國會，斷指送行”交給請愿團。時為其學生的毛澤東后來回憶起徐特立的壯懷激烈，認為“這給了我對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認識”。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10歲入學，他的啟蒙先生錢伯圭年輕時曾游學于上海，是深藏不露的革命黨人。一天，錢伯圭拉住錢穆問：“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是這樣嗎？”錢穆稱是。老師告訴他：“這樣的書不要再讀了。一開篇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這是因為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才會這樣。像現在歐洲的英、法等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以后該學他們。”

一番教導，讓錢穆頓覺“巨雷轟頂，全心震撼”。多年之后他回憶道，自己畢生所從事的治學研究，其最初動力都來自于老師的這一番啟發。他自己入大學執教之前曾做過10年小學教師，8年中學教師。錢穆晚年曾多次對人說，教大學不如教中學，教中學不如教小學。

考試機器上的螺絲釘

這也是為什么著名學者、北大教授錢理群總說自己“有一種癖好”，就是“見到年輕人就忍不住要和他們說話”。他教大學之前在貴州教過18年的中學。如今這“癖好”愈演愈烈，錢教授退休之后沒有在家養花種草，而是回到母校南京師大附中給中學生上了一個多月的課，講古典講魯迅，還馬不停蹄地義務到各地給年輕人講課。他自己說，像錢穆那樣的大學教授到中學上課，早在“五四”時就形成了傳統。

最近出版界涌起一股“民國老課本熱”，尤其是1932年的8冊版《開明國語課本》，其影印本多次賣斷了貨。這部教材由葉圣陶編寫課文，畫家豐子愷繪制插圖，清新質樸，簡潔實用，毫不陳腐。當時的錢穆、夏丏尊、朱自清、葉圣陶等知名大家都曾入中學任教，佳話頗多，一個年級的學科組就能強過現在的一所大學。

可我們今天的老師，論學養論人格魅力，有幾人能擔得起“啟蒙先生”這4個字？他們只是枯燥的國家考試機器上的螺絲釘，不關心學生如何做人，只關心他們的分數。

詩人于堅有一天送孩子去上學，下雨天路滑，到校門口時考試鈴聲響了，孩子們爭先恐后地往進擠，生怕遲到。有個女生滑倒了，于堅吃驚地看到——學生們沒有一個人去扶她，女生自己掙扎著爬起來。他不由慨嘆道：“現在的學校到底教了些什么？”

今年4月份，江蘇啟東市一所中學的一名學生被安排在升國旗儀式中發言，可他卻把此前由老師“把關”過的演講稿“偷梁換柱”，臨時發表了一番火力十足的教育批判。

“根據調查，中國孩子的計算能力世界第一，創造能力世界倒數第一??沒有一個諾貝爾獎是接受中國教育而獲得的。”全校師生猝不及防地怔在那里，連話筒的電閘也忘了切斷。沒想到越往后尺度越大：“我們感覺不到老師的偉大，他們為了升學率，不斷逼我們，要么是補課，要么是布置做不完的作業??他們關注我們只是為了升學率。難怪有調查顯示，90%的學生畢業后不回母校看老師，一點感情都沒有！尊敬的老師們，這是你們想要的嗎？”

他問到了點子上。山崩地裂時只顧自己抱頭鼠竄的“范跑跑”還怎么指望學生對他有感情？機械而陳腐的課堂怎么指望學生對它有感情？一個負責“灌”，一個被迫“吞”，老師和學生一起被卷入麥當勞式的生產線中。想象一下，孩子們被領著計算“一個排水口，一個進水口，邊排邊進，多久才能灌滿”這樣幾十年嚼不爛的“坑爹”問題，想象他們像做廣播操一樣寫著作文，想象他們打著吊瓶把頭埋進紙堆里，一邊痛不欲生一邊撂狠話詛咒這一切。學校心無旁騖地把他們像生肉一樣推向下一個出口，等待中考和高考蓋下合格的印章。教育本來是用來強國的，可現在的教育擠給孩子們喝的凈是些富含三聚氰胺的毒奶。教師中更有甚者，正課馬虎應付，課外開小灶講考試秘訣，好比開刀的大夫只要沒收紅包，就要刀下沒數、剪下無情，直接催生出另一片被潛規則統治的領域。不想自己孩子淪為沒人管的“差”生，家長自然就要開動腦筋，經常明里暗里“意思”一下。有個老師開班會，對班上學生說，讓你們的爸媽別再給我充話費了，換點別的方式吧——他的話費太多了。硝煙彌漫的教育是一場戰役，從中學擇校到為挑小學發愁，再到擠破幼兒園的門檻，一路向低齡幼兒伸出魔手。義務教育呈現出如此荒誕的怪現狀，這樣的教育，還指望將來有誰會感恩戴德？

以素質教育對應試

那么好的啟蒙老師應該是什么樣的？難道鐵青著臉維護師道尊嚴，并把答題技巧奉為尚方寶劍才是唯一標準？多元化的沖擊正在瓦解這塊鐵板。更具創新力、親和力，更富有人文精神和創新精神的“麻辣老師”們正逐漸成為中國教育的一道新景觀。

無論是著書炮轟語文教育的蔡朝陽，還是抱著蟒蛇上課的美術老師鄒華章，無論是嬉笑怒罵的袁鵬飛，還是旁征博引的紀連海，他們都不拘于通常的教程設置，而是奇思妙想，發散開來，使得原本枯燥的課堂妙趣橫生。

其實他們的思路很簡單，那就是提供更多的趣味和自由。老前輩陶行知針對這個教育理念，曾做過一次演講。他拎一只大口袋上臺，眾人皆以為里面裝的是要分發的材料，卻不料他從中掏出一只公雞和一把米。他強按住雞頭命其吃米，結果公雞拼命掙扎，一粒米也不肯 2 吃。后來他松開手，重獲自由的公雞卻踱著步自行啄食起來。聽眾一頭霧水之際，陶行知解釋道：“教育就如喂雞，如果讓學生多發揮主觀能動性，那么效果一定會好得多。”

當年教中學的朱自清也與學生親切互動，授課極受歡迎。當時有個學生寫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里面寫道：“他是一個肥而且矮的先生??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課的時候，總是煞有介事似的從講臺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點滑稽的態度。”朱自清不僅不生氣，反而當眾朗讀，贊賞其文讀后如見其人。而他自己平時一旦有新的創作，也會與學生一同分享。俞平伯在春暉中學旁聽了朱自清的一堂國文課，認為“學生頗有自動的意味”，甚至超過大學生。

因此，做一名解放學生天性的啟蒙先生，恰恰是回歸了教育最初的理念。在中國山村支教十余年的德國教師盧安克特別注重啟發式教學，他主張把中國畫、手工課等融入到日常教學中來。2003年，小學里喜歡戲水的學生紛紛提議想建一個游泳池，盧安克就讓學生自行考察，然后一起討論設計。動工的時候很多家長前來幫忙，學生便只能乖乖地束手待在一旁。盧安克便打發走家長，讓孩子自己來做剩下的工作。游泳池順利建成，有人對盧安克的教育理念贊嘆不已：“我們是想著怎么快點做好，他是想著孩子們的感受。”

大膽的教學試驗同樣可以在城市學校展開。復旦附中的語文特級教師黃玉峰，就曾高調宣稱“決心做當今語文教學的‘叛徒’”。像民國時的前輩們一樣，他也采用自主教材——老莊、蒙田、茨威格等皆選入其中。他還開辦各種名人講座，帶著學生逛書店、看話劇，甚至浩浩蕩蕩地組織“文化學旅”游山玩水。“看到景點講景點，看到匾額講匾額，看到碑文講碑文，看到碑上有錯別字我們就指出來。”到后來，不帶標點的文言碑文，學生自己就能讀下來。除了學校大考，語文課再也沒有考試和卷子，每周倒是增加了閱讀和繪畫、篆刻時間。有人批評他的教學如“放羊”。他說“放羊”有何不好？如果是放到水泥地上，那羊只能餓死；但如果領到水草豐茂處，羊自會吃得肥肥的。

像黃玉峰這樣秉承民國遺風的啟蒙先生逆流出現在現行教育體制中時，難免會引得世人大嘩，自然會招致校方、家長甚至學生的質疑。而針對整個社會最關心的考試問題，黃玉峰的理念十分新穎：“不以應試教育對應試，而以素質教育對應試。只要學生的素質真正提高了，他們對付考試的能力也不會差。”事實證明，他的學生在傳統的升學平臺上同樣展示出了驚人的“戰斗力”。在“麻辣”有時因過于叛逆而淪為展示的噱頭時，他的嘗試無疑理性而沉穩，提供了一條可以效仿與深入拓展的道路。

而這樣的路至今仍少有人走過。錢學森晚年曾發出這樣震撼人心的疑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像李約瑟難題一樣，這個尷尬的問題由上而下困擾國人多年。然而始終有很多人不明白，在功利主義盛行的氛圍中，校舍與硬件設備再好，“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的應試教育照樣會將中國的孩子撂倒在起跑線上。最好的學校絕不是設施一流的學校，而是教師一流的學校。那些我們稱之為“靈魂工程師”的啟蒙先生學養幾何、魅力幾分，能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與我們相遇，才是真正為個人與社會埋下的最大伏筆。

讀《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老師》有感

仔細拜讀了《起跑線旁缺席的啟 蒙先生》，深深感受到了字里行間蘊含的作者對當前教育的不滿、批判，對所謂“人類靈魂工程師”的鄙夷、不屑，對站在起跑線上的孩子們的同情、憐惜。作為一名從事了22年基層教育的教師來說，我的內心像打翻了五味瓶，真的說不清是心酸，同情，慚愧，還是憤恨，鄙夷，不平。

對于文中提到的各種違背教育規律的現象我同樣嗤之以鼻，對于教育的終極目標我非常認同，對于多年教育造成的惡果我非常痛心，可我能說什么呢？因為我也是其中一員，我也 3 理應為當前造成的教育現狀負責。可有沒有人問問這真的是教師的初衷嗎？

當我們躊躇滿志地走出師范院校，踏上三尺講臺的時候，我們何嘗沒有勾勒過美好的藍圖？為學生，為自己。那時候也暢想做一名引領學生走向高遠，走向崇高的靈魂工程師，那時也想給學生的心靈一個自由的空間，給課堂注入一份活力，給教學方式一副全新的面孔。有時間就帶領孩子踏青，捉魚，堆雪人，做游戲；有時間就讓他們讀書，作畫，講故事。帶領著一群小精靈在陽光下快樂地享受校園生活，沒有板著的面孔，沒有嚴厲的呵斥，沒有重復的作業，沒有所謂的師道尊嚴。師生真的是朋友甚至是大姐姐與小弟弟小妹妹的關系。可一學期下來，考試成績一項一項地算出來，結果可想而知。無數個平行班級的排名就像一枚炸彈，轟塌了所有美好的構想。試想，試卷上沒有興趣愛好創造力的考查，有的只是固定的模式，固定的答案。記得印象最深的是朋友家孩子上小學的時候做過一個語文填空題，“一（）圍巾”要求填合適的量詞，孩子見過農村奶奶圍的正方形的圍巾，于是填上了“塊”，可發下來的試卷上是一個大大的“x”，因為標準答案是“條”。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類似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因而當我們為教育的弊端而痛心時，當我們為不能培養出創新型人才而扼腕時，當我們為孩子缺少合格的啟蒙老師而焦灼時，不要把責任都推到老師的身上，因為我們何嘗不是受害者？

試問哪個老師愿意將孩子埋進題海，也把自己拋在里面？哪個老師愿意板起面孔，塵封起溫馨的笑容？哪個老師愿意把師生的關系搞得水火不容？哪個老師愿意拋棄學生的尊重甘心充當惡魔？相信沒有人愿意這樣做，可為什么大家又都在做自己本心不愿意做的事情？是誰逼迫了我們？是教育機制，是評價機制。

文中說“我們今天的老師，論學養論格魅力，有幾人能擔得起“啟蒙先生”這四個字？他們只是枯燥的國家考試機器上的螺絲釘，不關心學生如何做人，只關心他們的分數。”漫漫為師之旅上，我不知有多少次深有感觸地這樣想，這樣自責，這樣叩問，可一人之力能改變什么？繁雜的考核機制，明確的升學制度，固定的考試模式，誰能改變得了呢？考試的題型基本是固定的，答題的方法基本是固定的，選拔的方式基本是固定的，教師晉級的標準也是固定的。你可以走自己的獨特之路，你可以無視一切的考核制度，可學生的成績要參與評價，從一到末尾的排名是一切評價的基礎，家長要看，社會要看，領導也要看，孩子晉升高一級學校更要看。孩子綜合素質再高，考試過不了分數線，依然不能繼續深造，社會哪些部門為他們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機會？因而不管能力大小，首先要能夠進入高一級的平臺，否則又有幾人憑一己之力能殺出一條血路？更別說老師們了。評優晉級，哪一項離得開學生的成績？你素質再高，創新意識再強，所教學科的成績上不去，一切免談。那誰還敢，誰還肯用自己的辛苦去做無謂的掙扎？一頭扎進題海、教給學生答題套路的都成了名師，各項榮譽匯聚名下，其他教師怎能不紛紛效仿，一頭扎進題海呢？退一步講，即使有的教師能夠視名利如糞土，堅守自己的教學風格，可若成績連年處于低谷，就不知還有沒有機會站在講臺上了，還談何改革？

就像文中所說的那樣“我們感覺不到老師的偉大，他們為了升學率，不斷逼我們，要么補課，要么是布置做不完的作業??他們關注我們只是為了升學率。難怪有調查顯示，90%的學生畢業后不回母校看老師，一點感情都沒有！尊敬的老師們，這是你們想要的嗎？”我們是不偉大，我們是常常布置作業，還要補課，可你們以為這是我們想要的嗎？誰不想該下班就下班，該雙休就雙休，該休息就休息，可能行嗎？為學生補課占用的是老師的休息時間，布置作業需要老師一本本地批閱，學生的辛苦老師早已加倍地品嘗，教育的弊端老師更是感受得清清楚楚，可又能怎樣呢？只能適應，只能隨波逐流，只能違心地做著有悖于教育初衷的事情。有時自己都看輕了自己，因而只能痛苦著，掙扎著，重復著，勞作著。當下的教師不是“如履薄冰，盡最大的努力讓自己和自己的學生走向崇高”，而是如履薄冰，盡最大的努力讓自己和自己學生的成績走向更高。”

可憐的孩子們，可悲的老師們！

當我們為“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先生”而困惑不解時，請深入教育第一線，聽一聽身處題海的教師們的心聲，看一看奮斗在教育前沿的老師們的工作，相信你會明白為什么起跑線上缺席了“啟蒙教師”，因為或許那里的聲音最真切！

校友為何愿意巨額捐贈

捐贈是主要經費來源之一，在耶魯、哈佛、斯坦福等大學中，這部分來源超過學費總額。2011年，耶魯大學校友捐款七億多美元，加上投資回報，到去年底耶魯捐贈基金的總額超過200億美元。2010年，哈佛大學校友們捐款6億美元，其捐贈基金總值超過275億美元。在2008年一年時間里，全美各大學共得到310億美元的捐款。不管是私立還是公立大學，校友捐款決定了各大學對學術研究、教學內容和形式的投入水平，也是學術自由的財務保障。

問題是：大學靠什么吸引校友捐贈？對于校友來說，他們同樣面對教育質量和學術研究水平難以度量的挑戰。當然，校友很在乎手中持有的畢業證、學位證價值，在乎當自己說出是某某大學畢業時，在親戚、朋友和同事面前臉上有光。我在威斯康星大學教書時，有位叫杰夫的億萬富翁校友跟我講：讓他最痛苦的，是看到周圍的華爾街朋友和同事多數是耶魯、哈佛、斯坦福這樣的大學畢業的，很少碰到威斯康星大學的校友，他經常不敢說是哪個大學畢業的！所以，他立志要多捐錢支持威斯康星大學，讓威斯康星大學出人頭地！在我1995年決定離開威斯康星時，他主動打來幾次電話表示如果我能留下，他愿出錢設立講席教授位置。

可是，話又說回來，威斯康星大學一年一萬多畢業生，一個校友再有錢也難以改變根本呀，螳臂擋車不容易！更何況也不一定想讓那么多其他校友搭便車。

校友捐贈的另一重要動因是因為愛母校。只是如果因愛母校而捐，或許10萬也可表達心意，用不著千萬，甚至幾億美元。到底是什么打動他們？難道他們真的認為當年得到的教育值這么多錢嗎？——這也是近年來訪耶魯的國內大學領導和相關人士經常問的一些問題。

根據人類社會的經驗，一旦從現實利益領域走到情感領域、愛的領域，以貨幣計算的價格空間往往能被無限延伸，至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不斷延伸。在找校友捐贈時，沒人會說“你當年在耶魯受的教育該值這么這么多，而你當年付的學費才五六萬一年”，而是會先了解這個校友對學校的感情如何，看他對學校的哪方面最在意，然后根據他對母校的發展愿望或最熱衷的事物，進行協商。這樣，校友往往愿捐贈資金，讓母校做他自己沒時間、沒專長做到的事，使母校的利益跟校友個人的偏好走到一起，這反而使校友更加感謝母校，而不是母校求著校友，捐贈的金額也可以是幾千萬甚至幾億美元。

當然，維護并鞏固校友對母校感情不容易，需要許多細小的努力。這在高度行政化的中國大學里尤其難以做到，校方行政更多關注的不是校友和學生的感受，而是上級領導的臉色。比如，幾年前，大量大學院校被強制合并，千千萬萬校友一夜間成了“沒有母校的人”，即使有意捐贈，也不知投奔哪里！

即使學校沒被兼并消失，校園也可能因多次重復建設而面目全非。耶魯各宿舍、各樓房建筑與大街小巷都不能改變風格，也不能改變顏色，許多建筑兩百多年不變。耶魯校方要裝修一棟樓房，更不用說拆掉重蓋一棟建筑了，稍微不小心，就會有校友起訴校方。

為什么耶魯不能改變自己的樓房建筑呢？當然，從法理上看，耶魯是校友的學校，各校友都有其中一份。更重要的是，對校友特別是年長的校友來說，在耶魯上大學的四年是他們人生歷程中最珍貴的幾年，至少是最重要的時段之一。大學生活和學習打下了一輩子都不會磨滅的烙印，這些人生經歷和體驗盡管可以記在心上、留在記憶里，但大學經歷往往跟具體的樓房、教室、建筑、食堂、宿舍、球場、游泳館、跑道，甚至跟具體的一草一木連在一起。對校友而言，這些就是他們的經歷和記憶的載體。毀壞、改造當年的原物，等同破壞他們珍貴的人生經歷。所以，當耶魯要大興土木改造校園的任何一塊，甚至一草一木時，校長就不得不應對訴訟官司！

1983年我畢業于中南礦冶學院，也就是現在的中南大學。1979到1983年的那四年，自然對我格外重要，許多成長經歷和記憶都跟具體的地方和場景連在一起。前些年，當回到母校看到當年的教學樓、食堂和宿舍被拆并被完全新建時，我知道母校對我的意義不再跟原來一樣。如果新蓋的學校樓房跟其他大學或工廠的那么類似，走在母校怎么會跟走在其他大學校園有區別呢？雖然母校對我人生的意義總是很大、很特殊，但有一些就跟著那些老樓、老地方一起消失了。

由于教育本身的無形無色無味，不同社會已經試過不同辦法，通過看得見的載體去盡量讓教育的“質量”顯形化，讓本來無形的教育質量盡可能有形，以便社會對教育的定價盡量接近真實價值。以前談到，在中國，由于政府是最主要的教育經費來源，為了規避教育質量的無形無色無味帶來的評價困難，國內大學就通過不斷蓋新樓、蓋最好最現代的大樓，來使大學“質量”變得有形可見，以此來表現教育業績。在美國，政府辦的公立大學也面對中國大學同樣的問題，它們除了也蓋新樓讓大學業績有形化之外，也通過花幾百萬美元高薪請最好的橄欖球教練，以最好的橄欖球隊來規避教育定價困難帶來的挑戰。

此外，教室樓房、一草一木、圖書館珍品藏書、先進實驗室、獲諾貝爾獎教授等等，能將大學教育內涵有形化。尤其對中國大學、中學來說，保住校園的一草一木和各建筑的原型原色非常重要，因為它們都是大學教育經歷的有形載體，幫助維系校友對母校的感情，讓校友更能把母校的事等同自己的事，以顯性方式見證大學教育，減輕教育定價的挑戰。樓房樹木是校園文化的具體載體，留住并維護好樓房樹木，也是校園文化傳承的必須。

大師之大 大在哪里（林少華）

自1898年設立京師大學堂以來，中國的現代大學已經走過了115年風雨旅程。如今僅大陸本土即有大學2362所（一說2700所）。若問115年間哪一所大學最成功，當數抗戰期間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據統計，2522位西南聯大畢業生中，獲諾貝爾物理學獎2人，獲國家最高科技獎3人，“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6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81位院士，西南聯大有26位。后來的兩院院士之中，西南聯大出身者占171席。而耐人尋味的是，這所最成功的大學也是最破爛的大學。楊振寧日后回憶：“教室是鐵皮屋頂的房子，下雨的時候，叮當之聲不停。地面是泥土壓成的，幾年之后，滿是泥坑。窗戶沒有玻璃，風吹時必須用東 6 西把紙張壓住，否則就會被風吹掉。”

于是產生這樣一個疑問：校舍如此破爛的大學何以成為115年間最成功的大學？追問者不乏其人，回答者亦不乏其人。其中有的并非大學中人，如媒體人劉宜慶君。8年來，他始終從教授群體特質這一角度回答這個樸素的疑問。2009年出了《絕代風流——西南聯大生活錄》，2010年出了《浪淘沙：百年中國的名師高徒》。前不久又出了第三本：《大師之大：西南聯大與士人精神》。

“大師”之語，顯然來自梅貽琦校長的名句：“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士”為“士大夫”之略，即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士人精神”，大體指修齊治平先憂后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氣；以及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名節取向等等。但西南聯大教授們大多有留學歐美的經歷，學貫中西，因此他們身上不僅有傳統士人的精神印記，而且具有現代知識分子的優秀品格。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樣：“西南聯大教授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堅守學術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不黨不官，人格獨立，為社會代言，為百姓請命，行使對政府的監督和批評的權利。?違千夫之諾諾，做一士之諤諤。?西南聯大將雙重身份——中國傳統文化中士人的風骨與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擔當——完美結合。”

這里只舉書中周炳琳教授為例。周的專業是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留美回來后，歷任清華、西南聯大和北大的教授。自1931年開始任北大法學院院長，直到1949年，達18年之久。他雖然身居教職，但始終關注時局，心系國家命運，為爭取民主和民主憲政奔走呼號，將個人得失置之度外。他是早期國民黨員，曾任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作為參政員，每次開會都慷慨陳詞，批評國民黨政府貪污腐敗，官商不分，從來不畏權勢不講情面。一次批評通貨膨脹，時任財政部長的孔祥熙辯解說“沒有通貨膨脹”，周回敬道：“鬧到鈔票發行到用掃把掃，才算膨脹嗎？”孔無言以對，蔣介石只好出面打圓場。蔣屢次許以高官厚祿，但周炳琳不為所動。抗戰期間蔣曾讓他在國民黨宣傳部長和社會部長二職中任選其一，但他一個也不選。邀他出任最有機會接近蔣的炙手可熱的侍從室顧問，他也以回西南聯大任教為由一辭了之。在西南聯大，他一再批評蔣介石的獨裁和***，呼吁實行民主憲政，認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抗戰，也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建國”。在呼吁無效的情況下，1946年后索性不再出席參政會，拒絕出席“偽國大”。

就是這樣，作者以其理性、細膩而富于歷史責任感的筆觸寫出了張伯苓、梅貽琦、馮友蘭、賀麟、姚從吾、周炳琳、錢瑞升、張奚若、羅隆基、曾昭掄、費孝通、聞一多、傅斯年等西南聯大教授們的士人精神及其崇尚獨立、自由、民主和個人尊嚴的現代知識分子風采，讓這些大師們從八年抗戰的炮火硝煙中，從風雨飄搖的簡陋校舍中，從是是非非的歷史迷霧中向我們走來。或西裝革履，或中式長衫，或表情凝重，或神采飛揚。“云山滄滄，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我曾在一篇名叫《大學之大 大在哪里》的文章中寫道：大學之大，不取決于其校區面積之大，不取決于其師生數量之大，不取決于其設施規模之大，不取決于其投資款額之大，而在于其是否大氣——是否具有藐視官本位意識和世俗價值觀的孤高之氣，是否具有引領國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氣，是否具有敢于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凜然之氣，有此氣，再小亦大；無此氣，再大亦小。其實，這段話用來表達“大師之大 大在哪里”也并無不可。概而言之，大師之大，大在氣節，大在骨氣，大在正氣——惟氣大而已。

反觀時下不少教授，氣也不可謂不大，可惜大的是官氣、俗氣、銅臭氣、江湖氣、市儈氣、酒肉氣。以“骨氣”言之，氣沒了，只剩下骨，而且是軟骨，一身軟骨——在官員官位面前站不起來，在利益集團面前站不起來，在“孔方兄”面前站不起來，甚至在“洗腳館”面前也 7 站不起來……。生于本土，未學得中國傳統的士人精神；游學歐美，未學得西方高蹈超越的形而上思維；負笈東瀛，未學得日人的一絲不茍克己奉公。較之西南聯大的前輩同行，全然不可同日而語。也許有人說民國時期尚有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這誠然是至關重要的前提性原因——但現在也并非完全沒有。說尖刻些，問題也還在于你是否積極利用這個空間和利用這個空間做什么了？如果體制好上天了，一切好上天了，還要你這個教授做什么？還要大學做什么？即使在這個意義上，我也極想推薦劉宜慶君的這本書：《大師之大：西南聯大與士人精神》。

滿庭芳 ——秦觀

山抹微云，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

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幸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第四篇：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先生讀后感

《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先生》讀后感(崔麗君)

讀了《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先生》一文后，我感觸頗深。

現行的中國教育體制就是應試教育，正如文中所說的：中國的基礎教育只是一個“考試中心”，孩子們的天賦“被榨干”，只培養出兩種人：贏家和輸家。

對于文中提到的各種違背教育規律的現象我同樣嗤之以鼻，對于教育的終極目標我非常認同，對于多年教育造成的惡果我非常痛心，可我能說什么呢？因為我也是其中一員，我也理應為當前造成的教育現狀負責。可有沒有人問問這真的是教師的初衷嗎？

試問哪個老師愿意將孩子埋進題海，也把自己拋在里面？哪個老師愿意板起面孔，塵封起溫馨的笑容？哪個老師愿意把師生的關系搞得水火不容？哪個老師愿意拋棄學生的尊重甘心充當惡魔？相信沒有人愿意這樣做，可為什么大家又都在做自己本心不愿意做的事情？是誰逼迫了我們？是教育機制，是評價機制。

其實，現在的教育模式是在社會的壓力下形成的。學生的壓力非常大，來自家庭，來自學校，來自社會。導致學生不得不學，老師不得不壓制學生的其他方面的興趣，迫使孩子們按照家長、老師事先制定好的模式去生活。我想，這真的不是孩子們所向往的，真是可悲可嘆啊！

雖然對現行的教育模式有諸多看法與不滿。但有的時候我們真的是別無選擇，在這里我只想說說自己的想法，說到啟蒙先生，這應該是影響孩子一生的關鍵人物。所以作為老師，一定要扮演好啟蒙者的角色，讓孩子們實實在在受益。我認為應具備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必須具備良好的師德。人們常說：“師道不立，其教不成”。教師良好的思想品行將是教師最偉大人格力量的體現。正是因為這一偉大的人格力量，才能真正做到“身正為范”，成為了學生學習的榜樣，那么教師就可以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學生的成長就不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古今中外無數事例證明，育人單憑熱情和干勁是不夠的，還需要以德立身、以身立教。作為一名教師就要有默默無聞的奉獻精神，甘為人梯，像“春蠶”吐盡青絲，像“蠟燭”化成灰燼，把畢生獻給事業，獻給學生。

其次，必須具備過硬的師才。明代思想家黃宗羲云：“道之示聞，業之示精，有惑不能解，則非師也。”是啊，有惑不能解，怎么能稱得上“學高為師”。由此可見，一位教師具備過硬的基本功，淵博的學識是如此重要的。記得一位優秀教師說過：作為教師，只有我們擁有一桶水，才有可能讓學生分得一杯水。因此在任何時刻我們都有必要對自己進行不斷地充電，不斷地提升自己的內在素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惑能解，有業能授精。學生才會真正地“親其師，信其道”。

三、還必須具備純純的師愛。其實我們應當明白：在爭當優秀的人民教師過程中，“德與才，都不可偏重”。然而真得要想做到德與才兼備并不難。那就是要付出每個教師對學生純純的師愛。記得有人說過：“疼愛自己的孩子是一種本能，而熱愛別人的孩子是一種神圣”。教師對學生就需要這樣一種神圣的愛，要不求

回報，嚴慈相濟，這種愛是學生接受教育的感情基礎，因為熱愛一個學生就等于塑造一個學生，而厭棄一個學生無異于毀壞一個學生。可以說，有了這種師愛，教師就可以傾注他一生的愛心，想學生之所想、急學生之所急，就會拿自己的師德與師才方面與別人相比，從而不斷地揚長避短，取得長足的進步，這就是所謂的“愛的力量”。而一旦學生體會到這種愛的情感，他們就會在愉快的情感體驗中接受教師的教導。

讓我們都拿出實際行動，為教育事業奉獻自己的光和熱吧！

第五篇：《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先生》讀后感

追求樸素的真教育

——《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先生》讀后感

商云/文

今天認真拜讀了曲輝老師的《起跑線旁缺席的啟蒙老師》，文章中痛擊中國教育弊端的犀利語句，句句如同重錘，敲打著讀者的靈魂，心中不僅要問：中國的教育究竟怎么了？中國的啟蒙先生去哪里了？！

何為啟蒙老師？百度一下得知，啟蒙老師就是指“使初學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門的知識的人”，是“普及新知識，使人們擺脫愚昧和迷信的人。”曲輝認為啟蒙老師是“擬定兒童一生藍圖”的人，因此也就指出了啟蒙老師的重要性。

教育就是讓每一個鮮活的生命，按照自然規律，以其獨特的方式得以舒展、得以生長。可當我們在要求孩子們死記硬背某個歷史事件的活動時間、意義時，創新思維被禁錮了，當我們的教育以分數為唯一標準時，學生的理想、人格、生命的尊嚴統統屈服于至高無上的分數，他們的生命成長過程是多么的單一，單一得令人感到悲哀和窒息。

朱永新老師認為“啟蒙老師一個非常危險的職業，偉人與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成形。因此，教師必須如履薄冰，盡自己最大努力讓自己和自己的學生走向崇高。”

如今的老師工作壓力大，負擔重，究其原因，為分忙，為分累。即使是教學過程，也是根據考試要求為指導，三維目標被折斷了雙翼，情感和能力的培養被擱置一端，知識目標不斷被強化，再強化。有的老師甚至認為，與考試無關的知識點少提，甚至是不提。學生在題海中不斷掙扎，在作業中猶豫彷徨，在頻繁的考試中逐漸變得麻木。

本該是兒童啟蒙老師的人，卻在不遺余力地在成為中國教育考試機器上的一顆顆螺絲釘，讓學生死讀書、讀死書，后來讀書死。文中講了一個令人倍感汗顏的故事：旅華多年并在華娶妻生子的英國著名出版人馬克·基多發表了一篇文章，聲稱準備從中國撤退，他認為中國的基礎教育只是一個“考試中心”，孩子們的天賦被榨干，只培養出兩種人，贏家和輸家。“中國并沒有這樣一條大道，能把孩子培養成領導人、發明家和革新者，但這才是教育的最終目的。”

素質教育推進多年，但效果如何呢？最終只不過是披著素質教育的外衣，大肆開展應試教育，而且是愈演愈烈。

曾經讀過《窗邊的小豆豆》這本書，書中的小林校長是一位真正的啟蒙老師，小豆豆可以算是一個很幸運、很幸福的學生。她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目，可以和小林校長連續說上三個小時的話，可以和同學們們一起體味野外生活，可以欣賞校園里的美麗風景，可以體驗幫助別人的樂趣，可以大聲說出自己的心里話，即使犯了錯誤也會得到小林校長的寬容和尊重……而這在我們看來，可以稱得上是教育中的世外桃源了。

其實，類似小林校長的教育思想，早在我的民國時期，錢穆、夏丐尊、朱自清、葉圣陶等諸多大家都已經提出。他們的啟蒙很簡單，就是提供給兒童更多的趣味和自由，指出：“教育就如喂雞，如果讓學生多發揮主觀能動性，那么效果一定會好得多。”

一個現代社會啟蒙老師的先行者黃玉峰老師也指出：“不以應試教育對應試，而以素質教育對應試。只要學生的素質真正提高了，他們對付考試的能力也不會差。”事實證明，他的學生在傳統的升學平臺上，同樣展示出了驚人的“戰斗力”。

他們的教育思想和主張，無疑給我們指出了前行的方向和道路。如何成為一位合格的啟蒙先生，讓孩子贏在在起跑線上？那就是，揭開教育花哨浮躁的假象，撕去分數至上的外衣，一切從學生的生長規律出發，從學生的需要出發，尊重生命，尊重個性，呵護創新思維，追求一種樸素的真教育，讓教育回歸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