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京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訴許昌意斯特精機有限公司承攬合同糾紛案

北京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訴 許昌意斯特精機有限公司承攬合同糾紛案

許昌市魏都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0)魏七民初字第036號 原告北京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先潤，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蔡德環。

委托代理人高雯，北京市大成律師事務所深圳分所律師。被告許昌意斯特精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春領，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付紅麗、李麗，河南君志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北京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訴被告許昌意斯特精機有限公司承攬合同糾紛一案，原告于2008年12月18日訴至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后被告提出管轄權異議，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8日裁定被告對管轄權提出的異議成立，將本案移送本院審理。本院于2009年12月7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0年3月30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曹先潤的委托代理人蔡德環、高雯，被告法定代表人文春領的委托代理人付紅麗、李麗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北京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訴稱：2007年4月6日，原、被告雙方簽訂《銷售合同》一份，合同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鎂合金壓鑄機，型號分別是E-180、E-280和E-400，合同總金額為人民幣122.5萬元；原告支付合同總金額的30％為預付款；被告收到預付款后45天內280T發出，60天內另外兩臺發出，每延期一天，原告有權按1000元/天的標準處罰被告。根據合同約定，原告于2007年4月6日支付了人民幣36.75萬元預付款。但截至今日，被告一直未向原告提供約定的鎂合金壓鑄機。期間，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履行合同，但被告一直予以拖延或拒絕。被告的行為，已構成根本違約，請求判令

1、解除原、被告于2007年4月6日簽署的《銷售合同》；

2、被告返還原告已支付的預付款人民幣36.75萬元；

3、被告支付原告

違約金（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按每日1000元的標準從2007年5月22日計算至實際付清之日止，第二部分按每日1000元的標準從2007年6月5日計算至實際付清之日止；該兩部分暫計至2008年7月8日的總額為人民幣81.1萬元）；訴訟費用及保全費由被告承擔。后原告變更訴訟請求為請求判令

1、被告繼續履行原、被告雙方所簽署的《銷售合同》，向原告提供型號分別為E-180、E-280、E-400的鎂合金壓鑄機；

2、被告支付原告違約金（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按每日1000元的標準從2007年5月22日計算至實際付清之日止，第二部分按每日1000元的標準從2007年6月5日計算至實際付清之日止；該兩部分暫計至2008年12月31日的總額為人民幣116.4萬元；訴訟費用及保全費由被告承擔。

被告許昌意斯特精機有限公司辯稱：第一、雙方所簽署的《銷售合同》權利義務不對等；第二、原告注冊地在北京市石龍工業園區龍園路4號F1-131號，但實際上該住所地無任何原告的人員及辦公場所。原告是一個僅在工商登記檔案中能查找到，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的公司。顯然原告是一個無場地、無資產、無人員的空殼公司，其履約能力值得懷疑；第三、在履約過程中，原告多次變更發貨要求，先是取消一臺壓鑄機的三手，后是取消三臺壓鑄機的三手，待被告將已加工成的配套設施低價銷售給他人后，原告又取消了合同的變更，要求按合同約定發貨。如此反復，導致被告無法按期如約履行合同，企圖惡意套取違約金。被告已于2007年6月11日發函給原告解除雙方簽訂的合同。原告收到該函后，直到2008年12月8日才向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提出訴訟，要求解除雙方所簽署的《銷售合同》，后又變更訴訟請求為要求雙方繼續履行合同。自2007年6月11日至2008年12月8日期間相隔一年半時間。而其訴求顯然是對被告2007年6月11日所發聯絡函有異議，其起訴已超過最高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二十四條所規定的對解除合同有異議，應在解除合同通知到達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三個月的除斥期間，故原告要求繼續履行《銷售合同》及支付違約金的訴訟請求不應支持，被告只應退還原告的預付款36.75萬元即可。

庭審中，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證據有：第一組證據，原、被告雙方于2007年4月6日所簽訂的《銷售合同》及合同附件，用以證明雙方的合同權利義務；第二組證據，中國民生銀行的電匯憑證一份，用

以證明原告于2007年4月6日向被告支付了36.75萬元預付款；第三組證據，原告向被告發出的律師函及國內特快專遞郵件詳情單，用以證明原告于2008年6月10日向被告主張銷售合同預付款返還及違約金事宜；第四組證據，深圳華夏恒泰電子有限公司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及2008年7月8日原告及深圳華夏恒泰電子有限公司所出具的情況說明和2008年7月28日深圳市寶安區觀瀾街道君子布社區工作站所出具的證明，用以證明雙方所簽訂的《銷售合同》中關于交貨地點在深圳需方廠內，即深圳華夏恒泰電子有限公司，該公司是原告在深圳所開的分廠。

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證據有：第一組證據，原、被告于2007年4月6日所簽訂的銷售合同一份，用以證明合同第二條約定，交貨地點在深圳需方廠內；第九條約定，標的物所有權自貨款付清時起轉移，若需方未履行支付價款義務，標的物所有權屬于供方所有，需方不得擅自將機器轉售抵押或以任何方式獲得利益于第三者，同時需方需保管此機器，保持此機器完整無缺，如有任何損壞，需方負責賠償；另用以證明被告所簽訂合同時的委托代理人為張智明，其在簽訂合同后不久即變為原告高級技術人員。該合同內容不公平，合同第九條所約定的內容無法實現。第二組證據，2007年6月6日、6月8日、6月11日原告向被告發出的聯絡函各一份及2007年6月9日深圳華夏恒泰電子有限公司向被告發出的聯絡函一份，用以證明原告多次變更合同內容，致使被告無法履行合同，有誘導被告違約的表現；鑒于被告的行為，被告已于2007年6月11日發聯絡函通知原告解除合同；第三組證據，被告曾起訴原告要求確認被告于2007年6月11日向原告發出的解除合同聯絡函有效的起訴狀一份及原告于2008年7月8日向法院遞交的答辯狀一份，用以證明原告自認在2007年6月11日收到解除合同的聯絡函；第四組證據，原告內資企業年檢報告書、股東會決議和深圳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工商登記信息，用以證明原告和北京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系兩個獨立的法人；原告登記的住所為北京市門頭溝區石龍工業區龍園路4號H1-131號，但在該地點找不到原告的公司，其履約能力令人擔憂及原告簽訂合同極不誠信；第五組證據，公證書一份，證明被告在收到原告的變更訴狀后，針對原告要求繼續履行合同的訴訟請求，被告已經向原告發函，認為雙方已無履行《銷售合同》的必要；如果原告確實需要被告的設備，被告應將貨款存入雙方指定的財產保管人處，被告才同意發貨。

被告對原告提交的證據提出：對第一組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但該合同約定不公平，另合同約定違約金1000元/天也過高；對第二組證據無異議；對于第三組證據，被告收到律師函，但原告要求返還預付款與其訴訟請求相矛盾，且雙方的合同已于2007年6月11日解除，不存在違約金計算至2008年6月6日的問題；對于第四組證據，對于深圳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無異議。但對證明及情況說明有異議。兩公司均是獨立法人，企業的性質應以工商登記為準。

原告對被告的證據提出：對于第一組證據，真實性無異議，但對證明對象有異議，雙方所簽署合同有被告法定代表人簽名且有被告單位印章。雙方在合同中約定的內容不違法，亦不存在無法履行的情況，合同應為有效合同。另被告稱其簽訂合同時的委托代理人張智明在簽訂合同后不久即變為原告高級技術人員不屬實。對于第二組證據，對2007年6月6日的聯絡函有異議，因為上面日期為2006年6月6日（被告解釋稱日期打印錯誤，屬于筆誤）。對于2007年6月8日的聯絡函，是被告單方提出的，其要求不執行合同，無依據；對于2007年6月9日的聯絡函，是原告發給被告的，原告不同意解除合同，要求按原合同執行。對于2007年6月11日的聯絡函，深圳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收到了，原告沒有收到，系該公司轉交給原告的，被告無權解除合同，原告不同意解除合同，2007年6月11日的聯絡函沒有發生法律效力。再者，該證據系被告超過舉證期限提交的證據，不應作為證據采信；對于第三組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但原告不認可解除合同，被告無權解除合同，2007年6月11日的聯絡函未發生法律效力；對于第四組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但原告已提供證據證明深圳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是原告在深圳的分廠，被告認為原告地址不存在，可以向工商部門核實。對于第五組證據，真實性無異議，但這是被告在2010年2月3日（已在訴訟中）發給深圳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的，被告的通知沒有法律效力。

本院認為，對于原告提交的證據，第一、二組證據具有證據的客觀性、合法性、關聯性，且被告對真實性無異議，對該兩組證據本院予以采信。對于第三組證據，只是證明原告向被告發函要求返還預付款并支付違約金的事實。對于第四組證據，原告和深圳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雖然是兩個獨立的法人企業，但該兩公司均認可深圳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是原告在深圳的下屬工廠，對兩公司這種實

質上的聯系，本院予以認定。

對于被告提交的證據，對于第一組證據，原告對真實性無異議，本院予以采信；對于第二組證據，雖系被告在舉證期限屆滿后提交的證據，但不采信本證據將導致本案實體上不公，故，對合同簽訂后，雙方對合同部分內容是否變更進行協商的事實應予認定。對于2007年6月11日的聯絡函，原告稱是深圳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收到后轉交給原告的，但原告也自認該公司是其在深圳所開的分廠，且合同簽訂后，深圳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也與被告就合同相關內容進行協商，故對聯絡函已送達給原告的事實予以認定。對于第四組證據，該兩公司雖系獨立法人，但這與深圳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是原告在深圳的下屬工廠這種實質上的聯系并不矛盾。對于第五組證據，具有證據的客觀性、合法性、關聯性，被告向原告發函的事實應予認定。

根據上述有效證據及當事人陳述，本院確認以下案件事實：2007年4月6日，原告作為需方，被告作為供方，雙方簽訂《銷售合同》一份。該合同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型號規格分別為E-180、E-280、E-400鎂合金壓鑄機各一臺，合計金額122.5萬元。交貨日期為被告收到預付款后45天內280T發出，60天內另兩臺發出，每延期一天，需方有權處罰供方1000元。合同另對其他事項進行了約定。合同簽訂當日，原告向被告支付首付款36.75萬元。后雙方就合同中三手配套的自動給湯機一事是否取消及單價進行了協商，雙方沒有達成一致。后被告于2007年6月11日向原告送達了聯絡函，決定取消與原告簽訂的《銷售合同》。雙方就此事協商未果，原告于2008年12月18日訴至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后被告提出管轄權異議，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8日裁定被告對管轄權提出的異議成立，將本案移送本院審理。本院于2009年12月7日受理了本案。本院認為，原、被告雙方所簽訂的《銷售合同》沒有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被告亦未提供證據證明合同非其真實意思表示，該合同應為有效合同。我國合同法第九十六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第九十四條的規定主張解除合同的，應當通知對方。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對方有異議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解除合同應當辦理批準、登記手續的，依照其規定。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二十四條

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法第九十六條規定的合同解除雖有異議，但在約定的異議期限屆滿后才提出異議并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當事人沒有約定異議期間，在解除合同到達對方之日起三個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合同簽訂后，雙方就合同部分內容是否變更進行了協商。后被告于2007年6月11日向原告送達了解除合同聯絡函，原告認為被告不享有約定或法定合同解除權，不應適用本條的規定，其向原告所送達解除合同聯絡函不能發生法律效力。本院認為，為了維護合同非解除權方的利益以及防止合同一方濫用解除權，合同法在賦予一方享有解除權的同時，賦予了合同另一方異議權，即在解除通知到達對方當事人后，如果對方當事人對解除合同的效力有異議的，可以提起確認之訴。但若相對方不及時行使異議權，則會使解除合同的效力長期處于不確定或不穩定狀態，既不利于對合同解除權人合法權益的及時有效保護，也不利于維護合同交易的安全和穩定。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對當事人沒有約定異議期間的，規定了提起確認之訴的除斥期間為三個月。超過三個月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自被告向原告發出解除合同聯絡函至原告向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已一年有余，遠遠超過三個月的除斥期間。在法定三個月的除斥期間內，原告沒有提起確認解除合同是否有效的確認之訴，如果本院再對被告解除合同是否符合法定情形進行實質性審查，將使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二十四條的規定形同虛設，使得當事人可以規避三個月的除斥期間，不用提起確認之訴，導致解除合同的效力長期處于不確定和不穩定狀態，這與合同法立法目的相違背。故原告辯稱被告不享有約定或法定合同解除權，不應適用本條規定，其向原告所送達解除合同聯絡函不能發生法律效力的抗辯理由不成立，原、被告雙方所簽訂的《銷售合同》已于2007年6月11日解除。在合同解除前，雙方對合同部分內容是否變更一直進行協商，不應認定被告存在違約行為。故原告要求被告繼續履行雙方所簽訂的《銷售合同》，并支付違約金的訴訟請求于法無據，本院不予支持。合同解除后，被告應將原告支付的預付款返還給原告，但原告變更訴訟請求中沒有此訴求，故對此本院不予審理。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九十六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二十四條、第三十條之規定，判決

如下：

駁回原告北京華夏恒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25912元，由原告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河南省許昌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司 忠 信代理審判員王 磊 華人民陪審員楊 孝 武

二 ○ 一 ○ 年 五 月 六 日

第二篇：沈A訴A(上海)木業有限公司承攬合同糾紛案

沈a訴a（上海）木業有限公司承攬合同糾紛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010）閔民二（商）初字第262號

民事判決書

原告沈a，男。

委托代理人邱a，上海a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呂a，上海a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a（上海）木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閔行區春申路×××。

法定代表人卜a，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陳a，北京市b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葉a，北京市b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律師。

原告沈a與被告a（上海）木業有限公司承攬合同糾紛一案，本院于2010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審判員周皓媚適用簡易程序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沈a及其委托代理人呂a，被告a（上海）木業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葉a均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沈a訴稱，其與被告存在長期的禮品加工承攬業務合作關系。2009年9月14日左右，被告員工俞a通過電話及網絡要求原告為其緊急加工一批變色禮品杯，雙方就此業務未簽訂書面合同，但口頭約定禮品杯單價為8.3元（人民幣，下同），加工數量5,000個，交貨時間為2009年9月25日，被告于2009年9月14日先支付原告30%款項即12,450元。之后，原告立即按約完成了承攬義務，并于2009年9月25日交付被告。但被告收貨三天后卻以質量不合格為由拒絕支付余款29,050元，并要求原告將系爭禮品杯取回。原告認為，其承攬的杯子不存在質量問題，被告以此為由拒不付款侵害了其合法權益，故訴至本院，請求判令：被告支付剩余價款29,050元。

原告為其訴訟請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證據材料：

3、原告銀行卡對帳單及送貨單各1份，證明被告于2009年9月15日支付原告預付款12,450元；原告于同年9月25日按約交付被告約定數量的禮品杯；

4、通知1份，證明被告承認于2009年9月25日收到原告交付的禮品杯5,000個，以及被告以杯子存在質量問題拒付原告剩余價款。

被告a（上海）木業有限公司辯稱，原、被告確實存在5,000個禮品杯的承攬合同關系。被告收到杯子后，因杯子的質量問題與原告進行過協商，原告之后委托了李a全權處理此糾紛。根據原告出具的授權委托書，被告與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達成協議，雙方同意將價款減少為21,450元，扣除已付原告的預付款12,450元后，剩余價款9,000元在簽訂協議時即支付給了李a。因此，本案系爭的承攬合同糾紛已經了結，原告的訴請應予駁回。

被告為其抗辯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證據材料： 1、2009年10月9日原告出具的授權委托書1份，證明原告委托李b、李a全權處理原、被告之間的承攬合同糾紛； 2、2009年10月12日的協議書1份，證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與被告協商后簽訂協議，同意將價款減少為21,450元，扣除已付款12,450元后，剩余價款9,000元在簽訂協議書時即支付給了李a，李a以收款人身份在協議書上予以簽收。

庭審質證中，被告對原告提供的證據1認為系復印件，真實性無法確認，但認可俞a系其單位員工；對證據2真實性不能確認，但認可原、被告之間存在承攬合同關系，對于價款、數量等均無異議；對證據3中對帳單真實性無異議，對送貨單真實性無法確認，但認可其員工俞a確實代表被告簽收了5,000個禮品杯；對證據4真實性無異議。

原告對被告提供的證據1、2均不認可，認為李b、李a不是其委托代理人，授權委托書上債權人c制傘廠亦與原告自然人身份不符，但原告承認與被告發生糾紛后，其曾委托討債公司追討款項，并向討債公司出具了該份內容并不完整的授權委托書，庭審中原告確認該授權委托書上第一行委托人處“沈a”的簽名及落款處委托人“沈a”的簽名系其本人所簽，第二行手寫的電話號碼亦其本人所寫，委托書除此之外的手寫內容非其本人所寫。對被告提供的證據2，原告亦不認可，認為該協議書無被告公章、所謂的原告代理人李a提供的身份證號虛假、且該協議書僅能證明被告與李a之間的約定。

本院對雙方的證據認證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證據真實、合法，且與本案有關聯，本院予以確認。

基于上述證據及雙方當事人的陳述，本院認定事實如下： 2009年9月中旬，原、被告通過網絡方式，商定被告委托原告為其定作5,000個禮品杯，禮品杯單價為8.30元，交貨日期為同年9月25日，并約定被告于同年9月14日支付原告總價款的30%即12,450元作為預付款。雙方達成承攬合意后，即實際履行。被告于2009年9月15日向原告支付了12,450元預付款，原告則于同年9月25日向被告交付了5,000個禮品杯。

2009年9月28日，被告致函原告，認為經對原告交付的禮品杯檢查后發現存在嚴重質量問題，并要求作全部退貨處理。雙方由此產生糾紛。

2009年10月12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持原告出具的授權委托書與被告協商后簽訂協議書1份，內容大致為：被告向原告采購的禮品杯由于質量問題，原告委托李a全權處理此事，原總價為41,500元，經協商一次性付款21,450元，前期已付款12,450元，今天再付款9,000元。協議書上，李a以原告代理人身份簽字，并在收款人處簽字，對此，被告稱協議書簽訂當時，其向李a支付了余款9,000元后，由李a在協議書收款人處簽字進行確認。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原、被告之間就本案系爭承攬合同所產生的債務是否已經結清。被告提供了原告出具的授權委托書及協議書，據此主張其已與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就本案糾紛達成了減少價款的協議并已實際履行完畢，因此雙方的債務已經結清。針對被告提供的授權委托書，原告述稱該委托書系其先前委托討債公司追討本案系爭價款時向討債公司出具，其簽名時委托書上其余內容均為空白，但其從未委托過李a處理與被告之間的糾紛，亦不認識李a。對此，本院認為，首先，原告對授權委托書上簽名在前、主文手寫內容形成在后這一節事實并未舉證證明；其次，即便原告所述屬實，那么原告作為一名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理應具備一定的法律常識和風險意識，應當預見到其在授權委托書上簽名并將委托書交付給他人所可能產生的法律后果。因此，該授權委托書應當對原告具有法律約束力，由此所引起的民事法律責任應由原告自行承擔。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公民、法人可以通過代理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代理人在代理權限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實施民事法律行為。被代理人對代理人的代理行為，承擔民事責任。”基于上述規定，本案中，李a持原告出具的授權委托書，以原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與被告磋商并達成的《協議書》，亦應對原告產生法律拘束力。原告作為被代理人，對代理人李a的代理行為承擔民事責任。由此，被告根據《協議書》的約定將本案價款余款9,000元支付給了李a，其已經履行了余款支付義務。至此，原、被告之間的債務已經結清，原告現起訴被告再行支付價款，于法無據，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如認為李a在代理活動中對其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可根據相關證據，另行主張。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六十三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沈a的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減半收取計263.13元，由原告沈a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立案庭）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 判 員 書 記 員 周皓媚茅建中

第三篇：北京領克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訴廣州摩拉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技術服務合同糾紛案

北京領克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訴廣州摩拉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技術服務合同糾紛案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0)朝民初字第18458號

原告北京領克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樸潤奉，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王志恒，北京市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廣州摩拉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佘曉成。

原告北京領克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簡稱領克特公司）與被告廣州摩拉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簡稱摩拉公司）技術服務合同糾紛一案，本院于2010年5月10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同年7月12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領克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志恒到庭參加了訴訟。摩拉公司經本院傳票傳喚未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領克特公司訴稱，2009年1月1日，我公司與摩拉公司簽訂《網絡聯盟營銷服務協議書》，約定摩拉公司為推廣其產品或服務同意按照約定在我公司的營銷平臺上發布廣告，按互聯網用戶產生的“效果”支付服務費用。雙方約定，通過電子郵件確認業績，并于下個月10個工作日內將應付服務費匯入我公司指定賬號，如摩拉公司延期付款按照服務費金額的每日0.5%計算違約金，并賠償我公司因此產生的各項費用和開支。簽約后，我公司積極履行了合同義務，但自2009年8月起，摩拉公司除繼續用電子郵件核對我公司的業務數據外，沒有支付服務費用，截至2009年12月，根據摩拉公司確認的業務數據共拖欠我公司服務費59 128.11元未付。我公司將摩拉公司訴至法院，要求其支付拖欠的服務費59 128.11元，支付2009年12月20日至2010年4月20日的違約金35 476元，賠償我公司律師費6000元。我公司起訴后，摩拉公司先后于2010年5月28日和2010年7月2日分兩次付清了所欠服務費。因此，我公司現要求摩拉公司按照每日0.5%的標準支付違約金，其中33 968.91元自2010年2月20日計算至2010年5月28日，25 159.20

元自2010年2月20日計算至2010年7月2日，賠償我公司律師費5000元。

摩拉公司未答辯。

經審理查明：2009年1月1日，摩拉公司（甲方）與領克特公司（乙方）簽訂了一份協議書。該協議書約定：乙方為甲方提供網絡聯盟營銷平臺服務及系統使用；甲方從2009年1月1日起使用乙方的CPS（COST PER SALES，即按實際銷售提成傭金模式）服務，甲方每月給乙方按實際銷售產品的定單交易價格中分成，分成比例采用分級分成制，分成比例最高為12%，具體是：實際銷售額人民幣5萬元以下部分分成比例8%；實際銷售額10萬元以下部分分成比例10%；實際銷售額10萬元以上部分分成比例12%；乙方以通過技術接口獲得甲方向乙方返回的銷售數據為基準，以返回的銷售數據中的有效銷售數據為最終的結算依據，甲方每月5號至10號核對上上個月的數據，每月15號之前以郵件方式確認，數據一經確認不得更改；雙方核對數據的往來電子郵件即為確定數據量的有效證件，任何一方不得對郵件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有效性提出質疑，雙方之間用以溝通聯絡的QQ/MSN對話記錄，甲乙雙方均應完好保存，該記錄均為雙方確定數據量或解釋其他爭議的證據；甲方業績數據確認聯系人為孫金剛，E-MAIL:sunjingang@moonbasa.com，乙方業績數據確認聯系人為陳魏蘭，E-MAIL:sucai1986@linktech.cn；每月20日前，依據雙方核對的有效數據向乙方支付上上月傭金；甲方在遲延支付傭金的情況下，法定節假日期間除外，向乙方支付一定的滯納金（每天按傭金支付額的0.5%計算）；若因違約方違反本協議而使非違約方發生任何費用或開支或額外責任，或遭受損失（利潤虧損或其他間接損失除外），違約方應就該等費用、開支、責任或損失、包括已付、應付或將付的利息、給予非違約方補償；本協議有效期1年，協議到期后，如雙方均未書面提出終止協議要求，視為均同意繼續合作，本協議繼續有效，可不另續約，有效期延長一年。合同履行過程中，該協議中約定的甲方（即摩拉公司）業績數據確認聯系人孫金剛曾于2009年10月26日發送郵件聲明：“8月份款項對賬由我的同事呂志娟今日提供（以后對賬也由她來執行）。款項事宜我來落實。”此后，摩拉公司就通過呂志娟以電子郵件形式來進行業績數據確認。

2010年5月6日，領克特公司以摩拉公司拖欠上述協議約定的服務費為由將摩拉公司訴至本院，要求摩拉公司支付拖欠的服務費即傭金59 128.11元及違約金35 476元，并賠償律師費6000元。摩拉公司在收到起訴狀后，先后于2010年5月28日向領克特公司支付了33 968.91元，2010年7月2日向領克特公司支付了25 159.20元，合計59 128.11元。為此，領克特公司在庭審過程中變更訴訟請求，只要求摩拉公司支付違約金，并賠償律師費5000元。就摩拉公司支付的59 128.11元，均是摩拉公司的呂志娟通過電子郵件形式進行的確認，其中2009年10月28日確認2009年8月份的業績為9783.76元、2009年12月8日確認2009年9月份的業績是12 923.75元、2010年1月6日確認2009年10月份的業績是11 261.4元、2010年3月3日確認2009年11月份的業績是13 292.54元、12月份的業績是11 705.66元，以及161元的丟單。

領克特公司為本案支出律師費5000元。

上述事實，有協議書、往來郵件、銀行收款回單、律師費發票，及當事人陳述等證據在案佐證。本院認為：領克特公司與摩拉公司簽訂的協議書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合法有效。根據協議書的約定，摩拉公司應當在每月20日前，依據雙方核對的有效數據向領克特公司支付上上月傭金。摩拉公司先后于2009年10月28日確認了2009年8月份的業績數據、于2009年12月8日確認了2009年9月份的業績數據、于2010年1月6日確認了2009年10月份的業績數據、于2010年3月3日確認了2009年11月和12月的業績數據。依據約定的付款期限，摩拉公司應分別于2009年11月20日支付2009年8月的傭金、于2009年12月20日支付2009年9月的傭金、于2010年1月20日支付2009年10月的傭金、于2010年3月20日支付2009年11月和12月的傭金。但直至領克特公司提起本案訴訟之后，才分別于2010年5月28日和2010年7月2日將所確認的傭金支付給領克特公司。因此，摩拉公司的行為已經構成違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在摩拉公司并未主張約定違約金標準過高的情況下，領克特公司要求摩拉公司依據協議書的約定按照每日0.5%支付違約金，于法有據，本院予以支持。對于違約金的起算時間，領克特公司主張從2010年2月20日計算。但由于2009年11月和12月的業績數據摩拉公司在2010年3月3日才做出確認，因此該筆傭金只能從2010年3月20日計算違約金，其余的傭金可以從2010年2月20日起計算違約金。摩拉公司在領克特公司起訴后分兩筆支付的傭金數額分別是33 968.91元和25 159.2元，與2009年8月至10月的傭金總額33 968.91元和2009年11月至12月的傭金總額25 159.2元相等。因此，摩拉公司需支付的違約金數額應分兩部分計算，其中33 968.91元從2010年2月20日計算至2010年5月27日，25 159.2元從2010年3月20日計算至2010年7月1日。

同時，由于協議書約定違約金的計算應將法定節假日期間除外，因此本院在計算違約金時扣除應計算違約金期間的法定節假日。

至于領克特公司主張的律師費，依據的是協議書中“若因違約方違反本協議而使非違約方發生任何費用或開支或額外責任，或遭受損失（利潤虧損或其他間接損失除外），違約方應就該等費用、開支、責任或損失、包括已付、應付或將付的利息、給予非違約方補償”的約定。但我國并未強制規定律師代理訴訟的制度，本案的律師費并非摩拉公司違約而使領克特公司發生的必然費用，因此對該項主張本院不予支持。摩拉公司經本院合法傳喚未到庭應訴，不影響本院在查清案件事實的基礎上依法作出裁判。

綜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

三十條之規定，缺席判決如下：

一、廣州摩拉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北京領克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支付違約金二萬零四百八十元；

二、駁回北京領克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如果廣州摩拉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案件受理費881元，由北京領克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負擔400元（已交納）；由廣州摩拉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負擔481元（于本判決生效后7日內交納）。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15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謝甄珂人民陪審員李世明人民陪審員閆月琴二Ｏ一Ｏ 年 七 月 二十九 日書 記 員薄 雯

第四篇：杭州華能亭趾熱電廠訴天津泰友煤業有限公司煤炭購銷合同糾紛案

杭州華能亭趾熱電廠訴天津泰友煤業有限公司煤炭購銷合同糾紛案

［案情介紹］

原告杭州華能亭趾熱電廠與被告天津泰友煤業有限公司因煤炭購銷合同糾紛而訴至法院。2000年3月29日原、被告雙方簽訂煤炭購銷合同，約定：由被告于4月、5月、6月每月分兩次向原告供給大同優混煤共35000噸，靠港價237元/噸，原告于貨到驗收合格后30天內采用現匯結算方式或部分承兌匯票方式付款。4月10日被告發煤17268噸運抵鎮海錨地，原告派員辦理接港手續時被告知被告已更改收貨人。4月11日被告書面函告原告，懷疑原告購煤不完全自用，可能將此船煤炭在鎮海港零售，加大回款風險，要求原告即時結清全部貨款，或提供相應的抵押擔保，否則無法繼續履行合同。原告遂向法院提出訴前保全申請，并于4月25日提起訴訟，稱：被告濫用不安抗辯權，要求判令被告履行已訴前保全的8200噸煤炭供貨義務。被告辯稱，雙方簽訂合同后，其發現原告資產情況嚴重惡化，涉及多起訴訟且均敗訴，又拒不履行生效判決，已毫無履約能力（經查，原告被法院執行案件5件，標的5377萬余元，其全部發電機組及電費結算賬戶已被法院查封和凍結，主廠房已抵償給亭趾信用社）。同時，原告無經銷煤炭資格，其購量遠遠超過2000年正常用煤量5800噸。因此，原告隱瞞真相欺騙我方簽訂合同，我方依不安抗辯權停止供貨是合法的自救行為，請求確認合同無效，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審判結果］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因發現原告隱瞞其負債經營的實際情況，如繼續履行合同將造成不能對待給付的危險，即中止履行合同，并函告原告要求準備好全部貨款，或者提供相應擔保才能繼續履行合同后，在原告至庭審日未能恢復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情況下，中止履行交貨義務，且確有證據證明原告經營狀況嚴重惡化，尚有500余萬元債務在法院強制執行程序中，完全有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合同能力的情形。故被告不安抗辯的理由成立，原告要求被告繼續履行合同的訴請，依法不予支持。原告雖無煤炭經營資格，但尚欠確鑿證據證明原告有合同欺詐行為和向被告所購煤炭進行違法銷售行為，故被告要求確認雙方所簽煤炭買賣合同無效，于法無據。依照《合同法》第68條第1款第（1）項、第（4）項的規定，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基礎知識］

本案涉及不安抗辯權的構成要件問題，即被告停止履行供貨義務是否是在行使不安抗辯權。不安抗辯權是指在雙務合同中雙方債務有履行先后順序的場合，應當先履行的一方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對方在履行期限到來后，將不能或不會履行債務，則在對方沒有履行或提供擔保以前，有權暫時中止債務的履行。不安抗辯權與同時履行抗辯權共同構成了大陸法債法中保護債權的抗辯權體系。我國《合同法》在吸收英美法系先期違約制度合理成分的基礎上，對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制度作了部分改造，并于第68條及第69條作了專門規定。

本案還涉及不安抗辯權行使的效力問題，即被告行使不安抗辯權將發生怎樣的法律效果，其停止供貨行為是否構成不安抗辯權的濫用。大陸法系中的不安抗辯權屬于抗辯權的一種，具有一時抗辯的性質。行使不安抗辯權的主要效果是暫時中止合同的履行，即在不安抗辯權具備其成立要件時，首先，在后履行義務人提供適當擔保前，先履行義務人可以中止履行合同；其次，如果后履行義務人對履行合同提供了適當擔保，則不安抗辯權即歸于消滅，先履行義務人應恢復履行。［法律爭點］

本案是不安抗辯權原理的典型體現，原、被告雙方爭議的焦點及解決本案的關鍵在于被告的不安抗辯權是否成立的問題。

（一）不安抗辯權的構成要件

我國《合同法》所規定的不安抗辯權，源于大陸法系抗辯權體系，同時又汲取了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的合理成分。《合同法》第68條規定了不安抗辯權的適用條件：“應當先履行債務的當事人，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一）經營狀況嚴重惡化；

（二）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

（三）喪失商業信譽；

（四）有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當事人沒有確切證據中止履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學理通說認為，不安抗辯權的成立應符合以下要件：

1雙方當事人須因同一雙務合同而互負債務。此點在《德國民法》第321條、《瑞士債務法》第83條均有規定，我國《合同法》第68條雖未明文規定，但也應當作相同的解釋。因而單務合同并不發生不安抗辯權；雙方當事人雖互負債務，如非因同一雙務合同所生，也不發生不安抗辯權。本案中，基于原、被告雙方簽訂的煤炭購銷合同，被告負有分期分批供給原告大同優混煤35000噸的義務，原告則負有依靠港價237元/噸支付被告貨款的義務，故符合因同一雙務合同而互負債務的要件。

2須當事人一方應先履行債務。在雙務合同中，如果當事人雙方沒有履行先后順序，則只發生同時履行抗辯權，不安抗辯權的立法意旨在于保護先履行債務一方的利益。本案中，雙方在煤炭購銷合同中約定，由原告在被告提供大同優混煤貨到驗收合格后30天內付款，因此，被告是先履行的一方，作為行使不安抗辯權的主體適格。

3須先履行一方有確切證據證明后履行方有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情形。我國《合同法》第68條規定了可以適用不安抗辯權的法定事由，包括經濟狀況嚴重惡化；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喪失商業信譽等情形。但對于此類不安抗辯事由于何時發生，法條中并未明確限定。在本案審理中，就有一種意見認為：不安抗辯權的行使，必須滿足的一個條件是對方當事人的財產在合同訂立后明顯減少，有不能對待給付的危險。而本案中原告經營狀況嚴重惡化并非發生在與被告買賣合同訂立之后，而是之前已經如此，故被告只能以原告隱瞞其經營狀況嚴重惡化的真實情況，以欺詐手段騙取其信任，使其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合同為理由，申請法院依法予以撤銷或者變更。由此可見，究竟不安抗辯事由應于何時發生才能使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辯權，對于解決本案至關重要。對此，從比較法的角度，有兩種不同的立法例：其一，傳統民法（如原德國民法、我國臺灣地區“民法”）通常要求不安抗辯事由發生在合同訂立后，其實質是將不安抗辯權作為一種廣義上的情事變更原則的具體適用情形，對合同訂立之時既已存在的，則基于錯誤或詐欺的撤銷權以救濟。其二，奧地利民法、德國債務法現代化法均未限定不安抗辯事由須于締約后發生，只要于締約后顯現即足。有學者主張應采后者對我國《合同法》第68條進行解釋，筆者贊同。對締約后始生的不安抗辯事由成立不安抗辯權，自不殆言；于合同訂立之時既存、締約后始現之情況，如先履行人明知此不安抗辯事由，則屬于自甘冒險的行為，應認定合同有效，對其無特別保護的必要。認定締約后始現的不安抗辯事由亦可成立不安抗辯權，不僅符合公平原則，有利于維護交易安全，而且也符合設立不安抗辯權的立法趣旨，即防止借合同進行欺詐。本案被告在合同簽訂后發現并有證據證明原告經營狀況嚴重惡化的事實，依法行使不安抗辯權中止履行合同，符合法律的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不安抗辯事由須達到危及對方債權實現的程度，才能行使不安抗辯權。對此不同國家民法典所確立的判斷標準不同，《法國民法典》第1613條規定“買受人破產或陷入支付不能的狀態，致使出賣人瀕臨失去價金的急迫危險時”，才可行使不安抗辯權。《德國民法典》規定了含糊的標準，即“相對人因財產狀況的惡化而使有先為給付義務的人的請求權瀕臨危險”。《瑞士債務法》規定雙務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支付不能，尤其破產或扣押無效果，而因此使財產惡化使他方的請求權陷入危險時，方可行使不安抗辯權。筆者認為瑞士及法國民法的標準較為可取。因為合同訂立的目的在于履行，后履行義務的一方只有在支付不能和準支付不能的情形下，才導致先履行一方的交易目的難以達到，法國及瑞士的確定標準既能保護先為給付義務人的利益，也能避免其動輒以不安抗辯權為由拒絕履行義務。我國《合同法》規定的不安抗辯權的抗辯事由也不是很具體，在司法實踐中應嚴格把握標準，防止行使不安抗辯權擴大化。本案中，原告的資產情況嚴重惡化，其主要資產均被查封、凍結或抵償，因其他案件敗訴而被法院執行的標的高達5377萬元，屬于經營狀況嚴重惡化并危及對方債權實現的情況，因而被告依法享有不安抗辯權，有權中止合同的履行。

（二）不安抗辯權行使的效力

根據《合同法》第68條的規定，中止履行是不安抗辯權行使的主要效果。不安抗辯權具有抗辯權的一般屬性，其作用在于防御而非攻擊，但我國《合同法》第68條關于不安抗辯權的規定，未再如第66條關于同時履行抗辯權和第67條關于先履行抗辯權那樣使用“有權拒絕其履行要求”的表述，而是直接規定“可以中止履行”。拒絕履行須以請求履行為前提，而中止履行無須此前提。但不安抗辯權行使的效力當然包括在被請求履行場合，得拒絕其履行要求。本案中，如前所述，被告依法享有不安抗辯權，其于2000年4月11日書面函告原告（要求原告采用即時清結辦法準備好全部貨款，或提供相應的抵押擔保，否則無法繼續履行合同）即為行使不安抗辯權、中止履行合同的表現。根據《合同法》第69條前段的規定，當事人依照第68條的規定中止履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對方提供適當擔保時，應當恢復履行。本案中，被告行使不安抗辯權履行了通知義務，原告并未因此而受有損害，又未在案件審理前恢復履行能力或提供適當擔保，故被告中止履行合同符合法律規定，并非濫用不安抗辯權。需要注意的是，不安抗辯權的行使無須以訴訟的方式行使，也無須經過對方同意，權利人可以徑行行使。

值得一提的是，本案被告在答辯中一方面行使不安抗辯權，另一方面請求法院確認合同無效，在法理上是矛盾的。這是因為如果被告意在依原告隱瞞真實情況欺騙其與之簽訂合同的事實，而對購銷合同的效力提出異議，那么根據《合同法》第54條第2款的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可請求變更或撤銷，則該合同為可撤銷、可變更合同，合同被撤銷后自始無效。而行使不安抗辯權的前提是針對有效合同而言的，無效合同由于當事人不受合同義務約束，當然也就沒有必要履行，也沒有必要行使不安抗辯權。筆者認為，從本案被告的答辯來看，其本意應為請求法院判令解除該合同。這是因為根據《合同法》第69條后段的規定，中止履行后，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而不是認定合同無效。［案例評析］

本案是不安抗辯權行使的典型范例。被告天津泰友煤業有限公司在與原告杭州華能亭趾熱電廠簽訂煤炭購銷合同后，發現原告在締約前經營狀況嚴重惡化，尚有500余萬元債務在法院強制執行程序中，有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情形，因而作為先履行人享有不安抗辯權。被告行使不安抗辯權，中止履行合同，及時通知了原告，因而不存在濫用不安抗辯權的情形。原告在未恢復履行能力或提供適當擔保前，無權要求被告繼續履行合同，審理法院的判決結果是正確的。

第五篇：案例3來云鵬訴案例3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服務合同糾紛案

案例3來云鵬訴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服務合同糾紛案

案情摘要

原告來云鵬因與被告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四通利方公司）發生服務合同糾紛，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原告訴稱：2001年 4月 22日，我通過互聯網在四通利方公司所屬的《新浪網》上注冊為會員，并根據該網站的承諾，使用網站提供的 50兆容量的“免費郵箱”服務。該免費郵箱并沒有真正的免費，用戶發送和接受的電子郵件，均帶有網站的商業廣告。2001年 8月 2日，《新浪網》通知所有用戶，于 9月 16日零時將“免費郵箱”的容量從 50兆縮減至 5兆。《新浪網》不顧其承諾和信譽，在未經會員同意的情況下，擅自變更電子郵箱服務，壓縮“免費郵箱”的容量，構成了違約。請求判令被告繼續履行承諾提供 50兆容量“免費郵箱”的服務。

原告提交的主要證據是：

1、網址為 h t tp：／／ m em b e r s.s in a.cn／ scg i／ o ldu se r.fcg的會員資料網頁頁面；

2、《新浪網北京站服務條款》；

3、收件人為＜ la iy u n p en g l＠ s in a.com＞的新浪會員注冊成功確認郵件；

4、收件人為＜ la iy u n p en g l＠ s in a.com＞，主題為“恭喜您申請的新浪免費電子郵箱正式開通”的電子郵件；

5、網址為 h t tp：／／ m a il.s in a.com.cn的網頁頁面。

被告辯稱：我公司所屬《新浪網》是根據服務條款向用戶提供信息服務的。用戶在《新浪網》注冊會員身份時，《新浪網》全面展示了網站信息服務條款的內容。用戶只有點擊了“同意”鍵，表明接受服務條款的全部內容后，方能完成會員的注冊，并使用“免費郵箱”服務。“免費郵箱”的電子郵件信息服務是完全免費的，不需要用戶承擔其他義務。由于網站的服務條款明確規定，《新浪網》站有權在必要時調整服務合同條款，并隨時更改和中斷服務。所以，我公司調整“免費郵箱”容量不構成違約，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提交的主要證據是：

1、《新浪網》會員注冊步驟第三步頁面；

2、《新浪網北京站服務條款》；

3、《新浪網免費電子郵件服務使用協議》。

判決結果

2001年 4月 22日，原告來云鵬通過互聯網向被告四通利方公司所屬《新浪網》申請會員注冊登記，并選擇了《新浪網》向會員提供的“免費郵箱”服務。《新浪網》在提供這項服務時承諾“免費郵箱”的容量為 50兆，不收取信息服務費。原告來云鵬在注冊的當天，即收到《新浪網》關于會員注冊成功和 50兆“免費郵箱”開通確認的郵件，在使用“免費郵箱”的過程中，《新浪網》也從沒有收取過電子郵件信息服務的費用。《新浪網》的日常信息服務還包括大量的商業信息，用戶在瀏覽網站各類信息或者處理個人信息時，有關頁面中經常附加有商業廣告信息的提示，但是否閱讀廣告的具體內容由用戶自己選擇。同年 8月 2日和 9月 13日，《新浪網》在網站頁面上向所有“免費郵箱”用戶發出通知，聲明將從 9月 16日起對“免費郵箱”的容量進行調整，只提供 5兆容量的“免費郵箱”服務，仍不收取電子郵件信息服務的費用。9月 16日，《新浪網》統一將會員用戶的“免費郵箱”的容量從 50兆壓縮為 5兆。

另查，被告四通利方公司所屬《新浪網》在網上接納會員用戶申請注冊程序中，專門設立了一個向申請人展示網站的服務條款并要求申請人確認的步驟，申請人必須點擊“我同意”的標識，表示同意網站的服務條款內容后，方可繼續進行會員的注冊登記。被告四通利方公司的《新浪網北京站服務條款》共計十五條，內容包括電子服務的所有權人和運作者身份、服務內容的介紹、服務條款的變動與修訂、用戶應遵循的守責、網站的通告提示、告知義務等。其中“確認和接納”一項中規定：“新浪網提供的服務將完全按照其發布的章程、服務條款和操作規則嚴格執行。用戶必須完全同意所有的服務條款并完成注冊程序，才能成為新浪網的正式用戶”。“服務條款的修改和服務修訂”一項中規定：“《新浪網》有權在必要時修改服務條款，新浪網服務條款一旦發生變動，將會在重要頁面上提示修改內容。如果不同意所改動的內容，用戶可以主動取消所獲得的網絡服務。如果用戶繼續享用網絡服務，則視為接受服務條款的變動。新浪網保留隨時修改或中斷服務的權利，不需對用戶或第三方負責。”此外，會員用戶使用“免費郵箱”時，還要在網上確認《新浪網》的《免費電子郵箱服務使用協議》，該協議與《新浪網北京站服務條款》的內容基本一致。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十一條規定：“書面形式是指合同書、信件和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新浪網》是以《新浪網北京站服務條款》為承諾，向會員提供信息服務的。該服務條款確定了網站向用戶提供信息服務的權利和義務，實際上是一種電子數據文本形式的信息服務合同。根據網站的程序設計，服務條款的具體內容在網站的頁面中已經向用戶作了全面展示。會員申請注冊時，對條款的具體權利和義務內容可以表示同意，并繼續進行申請注冊的下一個步驟；也可以表示不同意，并放棄申請注冊的操作。按照會員申請注冊步驟，申請人只有在點擊“我同意”即表示確認服務條款的內容后，方可能最終完成會員的注冊登記。原告來云鵬是按照這樣的程序完成會員注冊的，應認定他在注冊登記過程中注意到了網站的特別提示，并對網站服務條款的全部內容有所了解。他在注冊登記時自愿點擊了“我同意”的標識，是表示確認網站服務條款內容的行為，即對遵守被告四通利方公司《新浪網》服務條款的要約表示同意。雙方的信息服務合同關系，在原告來云鵬完成注冊申請后即告成立。對于《新浪網》的《免費電子郵箱服務使用協議》，原告雖然表示在注冊時沒有見過，但由于《免費電子郵箱服務使用協議》與《新浪網北京站服務條款》的內容基本一致，不影響雙方有關信息服務權利和義務的約定。

原告來云鵬是自愿選擇使用“免費郵箱”信息服務的。這項服務是《新浪網》無償向用戶提供的個人網絡郵件信息服務項目，用戶除承諾遵守網站的服務條款外，不需要支付費用就可以利用這項服務發送或者接收電子郵件，也

不需要承擔其他義務。被告四通利方公司所屬《新浪網》以“免費郵箱”的形式向用戶提供無償信息服務，是網站經營網絡信息服務的權利。由于“免費信箱”服務是網站單方面向用戶無償提供的，網站在提供該項服務時，出于維護自身權益的需要，有權對如何提供這項服務予以說明或者保留，并要求使用“免費郵箱”的用戶遵守，也可以在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的情況下，根據約定或者聲明，對這項服務進行合理的變更。在原告注冊使用《新浪網》的“免費郵箱”后，被告履行了承諾，提供了無償電子郵箱信息服務，但是沒有根據以此認為，被告單方面提供的無償電子郵件信息服務，是法律規定或者雙方約定的義務。作為被告的權利，這項服務是可以進行變更的，只要被告對這項服務的變更是合理的，不違反與用戶的事先約定，不損害用戶的有償服務，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和社會公共利益，就應該是合法的。至于《新浪網》的商業信息服務，是與其他信息服務一并向用戶提供的。用戶進入網站后，是否注冊使用“免費郵箱”處理個人信息，都會瀏覽到附加在頁面中的商業廣告信息。在向用戶提供有關信息服務的同時，一并提供其他商業信息服務，甚至在每個頁面上都附加一定數量的商業信息，這是商業網站的主要特點之一。這些廣告信息只是提示用戶注意瀏覽，并不是要求用戶必須閱讀其內容或者參與其活動。《新浪網》作為商業性網站，如何在網頁中展示商業信息，是由其自身的經營方式決定的；是否認可《新浪網》提供的商業信息服務的方式，用戶也有權自由選擇。《新浪網》承諾向用戶提供的“免費郵箱”服務，是指不收取電子郵箱的信息服務費用，其他方面的信息服務，是網站按其經營慣例進行的，與“免費郵箱”服務項目本身無關。根據《新浪網》和原告來云鵬依照服務條款約定的信息服務內容，網站是否在用戶個人信息網頁中附加商業廣告信息服務，與用戶使用“免費郵箱”服務不構成對應的權利義務關系。被告在提供電子郵件免費服務時，沒有對原告來云鵬進行欺騙或者隱瞞，也沒有加重原告來云鵬的義務和責任，不影響雙方有關信息服務權利和義務合同約定的效力。被告四通利方公司所屬《新浪網》在不違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情況下，根據服務條款的規定，變更免費信息服務的內容，并履行了提示義務，不構成違約。原告來云鵬如果認為《新浪網》“免費郵箱”容量被壓縮后難于滿足其當初注冊申請使用時的初衷，可自行決定停止使用。

綜上，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于 2001年 11月 15日判決：駁回原告來云鵬要求四通利方公司繼續履行提供 50兆免費電子郵箱服務的訴訟請求。

訴訟費 50元，由原告來云鵬負擔。

一審宣判后，來云鵬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理由是：一審法院事實認定錯誤，《新浪網北京站服務條款》系格式條款合同應屬無效。要求撤銷原判，由四通利方公司恢復原有的 50兆容量的電子郵箱。四通利方公司服從一審判決。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確認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屬實。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第四十條規定：“格式條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條和第五十三條規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第五十二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第五十三條規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責條款無效：

（一）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

（二）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被告四通利方公司所屬《新浪網》在網站頁面上向用戶展示的網站服務條款內容，符合預先擬定并可重復使用的特征，應屬于格式條款的合同。在網絡信息服務中，網站與用戶都是通過網絡聯系溝通的。網站采用電子文本的格式條款合同方式，供用戶選擇并確定雙方有關信息服務的權利義務關系，不違反法律的規定。對于當事人雙方訂立的格式條款，只要合同的約定內容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應視為有效。《新浪網北京站服務條款》作為雙方確認的信息服務合同，對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作了具體的約定，該服務條款雖然屬于格式條款，但上訴人在訴訟中不能說明其存在違反法律規定，侵害國家、集體或其他人的合法權益，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免除義務人的法律責任，加重權利人的責任，排除權利人的主要權利等法律禁止的內容，服務條款對雙方當事人應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

“免費郵箱”電子郵件服務是四通利方公司所屬《新浪網》自愿單方面無償提供的一項服務，應認定四通利方公司有權根據服務條款對此進行合理的變更。《新浪網》在將“免費信箱”由原 50兆容量調整為 5兆前，已事先在網站的重要頁面上作出聲明，履行了服務條款中的說明和提示義務，其行為應該是合法有效的，不構成違約。來云鵬要求撤銷原判，由四通利方公司恢復原有的 50兆容量的電子郵箱服務的上訴請求，不予支持。

據此，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