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新員工的角度看學習型組織

從新員工的角度看學習型組織

學習型組織對于我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它是個耳熟能詳的詞匯，或參加單位培訓、或在工作中學習、或自學，無論何種方式，這些都是學習型組織的一部分，也是職工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陌生的是我對它的接觸才剛剛開始，對其內容知之甚少，更不用說其深刻的內涵。

在剛到公司時，看到前輩們在做作業，這讓我很是詫異，“在工廠也要做功課？”我一笑了之。在經歷了近兩個月的接觸后，我發現那些作業都是在日常工作中必須掌握的知識，俗話說好記心不如爛筆頭，作業能讓我們用最簡單的方式將這些知識牢記。這是我對學習型組織的初次接觸，也是我它認識這一一個不平凡旅程的開始。

在我看來，學習型組織，其一是將工作學習化，在工作的同時提高各方面的素質，讓員工和組織在工作中成長，享受工作之外收獲的喜悅；其二是將學習工作化，學習就是工作，在學習中實踐，在實踐中學習，真正做到學以致用，實現員工和組織的共同超越。

“精

一、通

二、會三”，是現在很多企業希望員工達到的崗位標準，而要做到這些我們需要：團隊學習——團隊的智慧大于個人智慧的平均值，通過集體的思考，能找到個人的弱點，提高團隊效率；改變心智模式——通過團隊學習，我們能改變本為注意，從而改變心智模式，有所創新；自我超越——我們每個人的愿景，是我們自我超越力量的來源；系統思考——我們要培養系統全面的思考方式，從本質上思考問題。

以上是我對學習型組織初步的認識，也是我學習型組織中說獲得的第一桶金。很慶幸能在往后的工作中與前輩們一起學習，也很樂意與大家在建峰這個大家庭中分享學習的樂趣，享受成長的快樂。

第二篇：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看安康市農村居民進城

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看安康市農村居民進城

作者：陳文斌

為了認真貫徹省委、省政府做出推進有條件的農村居民進城落戶這一重大戰略決策，安康市構建了以市委、市政府兩個《意見》為主體、16個部門配套優惠政策為輔助的農村居民進城落戶政策體系，在系統、完備、精細等方面走在了全省前列。但在實際操作中發現了一些亟待突破的制度難題，這些問題在全省地市間具有共性，需要引起關注。

新制度經濟學發源于西方，近年來，被廣泛應用于我國制度變遷改革時期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矚目成果。推進農村居民進城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到城鄉制度大轉換，為新制度經濟學提供了難得的實證研究機會；新制度經濟學一些理論引入，有利于克服認知局限，增強政策演化趨勢的預判能力，更好地服務于農村居民進城工作實踐。

一、幾個有助于完善農村居民進城制度的理論概念

在當前農村居民進城的理論研究中，談意義和對策的文章多，不乏真知灼見，但對農村居民進城制度的內涵和構成少有涉及，有“是什么”認識不到位，就倉促地回答“怎么辦”的研究傾向。新制度經濟學家格魯奇認為“各種類型的制度都具有規則性、系統性、規律性的共同點”，違背了制度設計的規律性與違背自然界的規律性一樣會受到懲罰。推進農村居民進城需要從對策研究上升到基礎研究，著重理清這類制度作為“公共品”的基本約束條件，防止因制度設計脫離實際、實施成本過高，而導致 “美好藍圖”變成低效制度。

（一）制度變遷及著名模型

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制度變遷是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制度變遷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謂的“目標模式”）對另一種制度（即所謂“起點模式”）的替代過程，推進農村居民進城政策體系是對原有城鄉二元分治制度逐步替代過程，無疑是一種制度變遷，有必要對制度變遷的兩個著名模型進行比較研究。

一是強制性制度變遷模型。指以政府為主體的強制性推行的一種新制度安排，通常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短的時間推進制度變遷，是國家以強制力為制度變遷的剛性保障。例如，國家對安康市等南水北調中線水源涵養區提高環保門檻而引起一些工業企業關停并轉的政策屬于此模型。

二是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型。指一群（個）人在響應制度不均衡引致的獲利機會所進行的自發性變遷，主要是依據一致性同意原則和經濟原則。安康市推進農村居民進城政策體系是催化農村居民把發展目標鎖定在城鎮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變遷與制度創新的總和，在制度設計中堅持“農民自愿”原則，采取增加相關政策“含金量”的方式提供制度安排。其“兩主、16輔”的政策體系，涵蓋了戶籍、就業、土地退出、專項資金籌集、項目扶持、統規建房、住房保障、子女教育、醫療衛生、民政救助、計劃生育以及工商、稅收、金融等優惠政策，并盡可能做了指標量化。例如，每年為進城農村居民提供2000套以上保障性住房；進城落戶的農村居民子女高中錄取時予以加5分；政府每年拿出30%退役士兵安置指標，用于自愿進城落戶的農村籍義務兵安置。這種企圖為農村居民進城落戶帶來原有農村戶籍所沒有的利益，在農村居民進城自然演化力量的基礎上實施激勵與助推的政策體系，其基本特征適用于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模型。

（二）制度供給與時滯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變化的供給，取決于政治秩序提供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影響制度供給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實施新制度安排的預期成本，制度從潛在安排轉變為現實安排的關鍵就是制度安排實施上的預期成本的大小，要防止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因實施的預期成本太高而無法推行。例如，現行的推進農村居民進城落戶制度能否實施的關鍵，取決于縣區政府是否具備兌現退出宅基地和承包耕地補助標準等能力。

“時滯”指從認知和組織制度變遷到啟動制度變遷有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制度滯后供給。通常表現為下級組織制度變遷與上級所要求的啟動制度變遷的時點和內容有差異。在各層級政府之間，上級為制度發起者，提出目標要求，屬于意愿制度供給；下級為制度實施者，需要支付制度成本，屬于實際制度供給者。當上級提出的意愿脫離實際，或者當下級出現工作惰性，意愿制度供給與實際制度供給就會出現差異，下級往往會對新制度規則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理解，以機會主義的態度實施新規則，這就會出現“時滯”現象。安康市近期農村居民進城工作“時滯”現象表現為：一是截止9月上旬，仍有3個縣區未出臺貫徹安康市政府的《實施意見》，已經出臺的7個縣，僅旬陽縣明確了退出宅基地的補助標準。二是縣區實際進城落戶人數與省上下達全市目標任務有差距，工作總體進度滯后于市上的工作安排。需要對其根源認真分析并加以解決。

二、影響現行制度績效因素分析

幾乎所有的制度在出臺前，其設計者認為會帶來巨大社會效益、經濟效益，但在實際工作中卻存在低效制度和無效制度。弄清了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型等理論概念，有助于對農村居民進城制度中“時滯”現象進行剖析，以減少制度變遷認知中的視角限制，筆者認為當前有三對矛盾影響現行制度績效：

（一）制度自然演化與人為設計的矛盾

制度自然演化過程強調的是個體的自由及其選擇，農村居民進城的選擇除了追求財富最大化，還受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性、意識形態等因素影響，符合誘致性制度變遷的自發性、盈利性、漸進性特點。

自發性體現在改革開放以來，向往城市生活、為子女教育等諸多動因而導致農村居民進城，客觀上形成了一種農民進城的自然演化力量。例如，其農村資產的處置方式為今后留用、贈送親友和有償買賣等，并非交由政府進行補助。

盈利性體現在農村居民進城的選擇基于比較收益好于農村，包括城市優質教育資源在培養子女、改變命運方面所起的作用（安康市調研農村居民進城主要動因，有近一半的農村居民是為了子女上學和今后發展）。

漸進性體現在進城的農村居民“市民化”并非一朝一夕完成，即與農村生活方式的切割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調研中發現：在一個家庭中，45歲以上的農村居民與45歲以下的農村居民進城觀念差異很大，當家庭面臨宅基地、承包地資源處置分歧時，大多數家庭成員會遷就長者對土地依賴的情結，暫時不作處置，即使是年輕的農村居民，在老人沒有過世前，繼續選擇“一腳城里、一腳鄉下”的生活方式。

制度人為設計強調的是集體意志及其選擇。推進有條件的農村居民進城落戶政策體系則為農村居民進城增添了推力，使這種自然演化力量納入了制度研究范疇，安康市在尊重農村居民意愿前提下的制度設計基本符合誘致性制度變遷方向，例如，安康市出臺了諸多增加農村居民進城“含金量”的政策，并允許農村進城后“三個過渡兩個保留”。“三個過渡”即三年內辦理宅基地退出手續、五年內辦理承包耕地退出手續、三年內享受農村計劃生育政策，“兩個保留”即林權穩定政策（保留林權）、自愿選擇參加城鎮醫療保險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政策（保留新合療），體現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盈利性特點。

必須引起重視的是，現行的各層級制度設計中也有與誘致性制度變遷自發性、漸進性特點相矛盾的地方，已經影響到了這一政策體系的實際績效。例如，省對市下達了農村居民進城落戶的目標考核，是以農村居民進城后轉為城市居民戶籍的人數為主要考核指標。這一目標考核的設計并未充分認識到，有條件的農村居民進城的強烈愿望與其進城后落戶不積極的態度共存。一是在縣區進城辦近期的調研中發現，有條件的農村居民“進城不落戶”是一種普遍現象，他們選擇在城鎮居住，不愿轉戶口，更不愿意放棄農村的宅基地、耕地。相對于他們已經在城鎮取得穩定收入，各級政府出臺的補助和鼓勵政策吸引力不大。二是條件不具備的農村居民進城落戶的愿望反而比較強烈，他們大多數位于中高山，缺乏穩定的收入來源，希望通過政府的補助取得發展的原始積累，這部分人群對于未來發展并沒有縝密思考，他們在城鎮的生存能力令人擔憂。

因此，這項目標考核制度設計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基層政府無法把握農村居民進城是否需要轉城市戶籍的愿意，由于農村居民進城是有備選方案的，個體可以選擇進城與不進城，也可以選擇短期流動與長期居住，還可以選擇進城居住但“不落戶”，政府的提供的優惠政策只是一種激勵機制，是促使他們在若干種備選方案中重新計算進城成本與收益的變量，而不是促成他們落戶的決定因素；另一方面上級政府又通過對下級政府目標責任制考核的方式，使這一誘致性制度變遷帶上了“強制性”色彩，給基層工作帶來過重負擔，有可能引發下級上報進城落戶人數虛高、應對考核檢查采用變通方法，違背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基本特征，還造成農村居民對承包地、宅基地等原有資源的處置渠道，因為政府接手而有了新的考慮，暫時分散了農村居民進城的自然演化力量。

建議上級對農村居民進城目標考核指標設置的內容進行調整。

（二）上級政府意愿制度供給與基層政府實際制度供給的矛盾

如前文所述，在推進農村居民進城政策體系中，政府是制度設計者、供給者，農村居民是制度理論受益者，也是制度績效檢驗者。從政府層級劃分，省市屬于意愿制度供給，在新制度安排中以提出要求為主，少有承擔制度與農村居民見面的實施成本。縣區政府屬于實際制度供給, 為新制度實施成本“買單”，由于貧困山區的土地出讓收入無法通盤安排農村居民退出宅基地的補助資金，導致有的縣區政府《實施意見》遲遲不敢出臺。

筆者通過復原農村居民進城落戶退出宅基地給予經濟補助的三道政策環節，說明這種好的制度安排因實施的預期成本太高而超出了部分縣區政府的推行能力。

第一道政策環節：省上提出退出宅基地補助標準與安康實際差異過大無法依樣操作

陜財辦綜〔2010〕64號文件規定“綜合考慮退出宅基地和地上建筑物、構附著物等情況，確定對退出的宅基地（含地上構附著物等）每畝補助價格......陜南為10-12萬元”。安康市中高山、淺山丘陵、川壩分別占國土面積的54.4%、41.4%、4.2%，土地區位和等級差異過大。中高山相當部分農村居民的土木結構房屋不具備經濟價值，安康中心城市2009年對于拆遷房屋補償標準，框架、磚混、磚木、土木結構結構分別達到每平米750元、680元、520元、400元，而省上每畝10-12萬元的操作空間，相當于每平方米150-180元，不利于科學、合理地制定補助標準。

第二道政策環節：市上因財力受限無法量化核心政策

安康市政府在《實施意見》中把退出宅基地的具體補助標準交給各縣區制定，“由各縣區參照區片地價，根據川壩、淺山丘陵、中高山不同地類以及地上建筑物等情況制定”。一是希望縣區考慮土地差異和農戶家居建筑物價值差異制定符合實際的經濟補助標準，雖然經濟補助標準并不是完全補償的標準，但接近實際價值的補助政策才有利于推進農村居民進城。二是囿于市本級財力所限，無法向縣區提供支持，制定政策“不好說硬話”。

第三道環節：縣級土地出讓收入專項用途虛化無法承擔制度實施成本

省上提出農村居民退出宅基地的補助資金“在收取的土地出讓收入中統籌安排”，安康市大部分縣區新增財力有限，土地出讓金少，基礎設施建設歷史欠賬多，亟需投入各項硬件建設。以紫陽縣為例，屬于國家貧困縣，2010年地方一般性財政收入僅1個億，土地出讓金400萬元，2011年下達該縣農村居民進城落戶目標為9400人，約2350戶，按戶均宅基地0.3畝計算，即使依照省上最低補助標準需要資金7050萬，若十分之一的戶數要求當年退出當年補償，缺口仍然很大。盡管安康市下發了推進有條件的農村居民進城落戶專項資金籌集管理暫行辦法，要求各級各部門從土地出讓收益、當年新增財力、建設類專項資金等5個渠道籌集，全市5年內計劃新增城鎮居民35萬人，總計需要30個億的宅基地補償資金，每年需6個億，而全市年土地出讓收入僅4個億，難以承擔制度實施成本。大部分縣區從土地出讓收入中支付補助資金的政策出臺難度較大，如果出臺后不能兌現，又會影響政府信用。退出承包地的補助資金暫付周轉和歸還等問題，也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大面積負債，資金來源難以靠實。

另外，省上提出“采用宅基地換住房、承包地換社會保障”引起歧義。一是安康戶均宅基地0.3畝（約200平方米），所得補助資金3萬元左右，在城鎮是無法換來住房的。二是承包地所得流轉費用加農業直補平均值的10年之和，安康市人均1.5畝，十年流轉費約3500元，加上農業直補，一家4口總計所得2.2萬元，按照2009年全省社會平均工資60%為基數交納養老保險，全家年交費1.3萬元，以15年連續交納計算，無法換來長期社會保障。

建議上級重新評估基層政府支付制度實施成本的能力。

（三）長期性工作與臨時性機構的矛盾

安康市城鎮化率遠低于全國全省水平，統籌城鄉工作任務巨大，通過減少農民來富裕農民已經形成共識，農村居民進城是今后五至十年的重要抓手。這項長期性的工作，離開了“誰”來組織和實施制度，制度績效會大打折扣。目前各級進城辦屬臨時性常設機構，由各部門抽調人員組成，難以保證長期工作效能。從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出發，也需要長效機制匹配。

建議上級將農村居民進城辦公室列入常設機構或劃入部門日常工作職能。

三、今后政策演化的建議

安康市農村居民進城政策體系有好的意愿、好的起點、好的預期，是不斷“試錯”、不斷總結、不斷學習的過程，制度變遷的能量將會持續釋放。為了充分發揮制度激勵功能，以持久的韌性，把這項惠及民生的好事辦好，筆者建議適時調整農村居民進城制度構成：

（一）調整政策結構。建議將“推進有條件的農村居民進城落戶”制度調整為“推進農村居民進城”制度。去掉“有條件的”四個字是考慮到沒有條件的農村居民也有進城愿意，推進有條件的農村居民進城應該為這項制度的第一層級，進一步深化創造條件、放寬條件的全面推進農村居民進城制度為這項制度的第二層級，使這項制度具有長期性和延續性。去掉“落戶”兩個字，有利于淡化以宅基地、承包地退出為落戶必要條件的制度，有利于農村居民進城落戶和進城居住享受同等待遇，有利于農村家庭實行一家兩制的進城方式（老人居住、子女落戶）。建議當前制度的重心是讓農村居民進城再說，在各級政府的目標責任制考核中，應取消進城落戶人數考核，或以進城居住人數考核替代。

（二）搭建要素平臺。建議搭建城鄉資源要素流動的交易平臺，使政府引導與自然演化力量結合起來。盡管當前農村資源利用率不高，一部分農村居民進城后宅基地閑置、承包地撂荒，但土地制度在國家層面不是唯效率論，涉及到政治和穩定因素，單靠農村居民進城制度來解決這一問題是不現實的。一是繼續完善土地自愿退出后政府補助機制，省級土地主管部門應出臺農村居民宅基地退出后的土地增減掛鉤、占補平衡政策，如果相關制度不具備操作性，建議重新指出縣區政府補助資金來源的渠道。省上應將接受農村居民落戶的基層政府每戶1萬元資金補助（原用途為居民培訓及當地公共設施建設）提前撥付，納入縣區宅基地退出補助的專項資金管理，提升基層政府支付制度實施成本的能力。二是成立農村土地交易所，為宅基地、承包耕地、林地使用權交易搭建平臺。配套出臺土地復墾整治、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置換、城鄉用地增減掛鉤制度，顯化農村資產價值，保障土地合法用途。三是組建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通過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化、農村集體土地股權化，提升農村居民整體處置資源的能力，減少政府行政性介入的粗放與風險。

（三）推進試點創新。建議各級領導掛帥，將推進農村居民進城試點工作當作重點工作來抓，注重試點區域制度實施成本、摩擦成本、政治成本的研究，概括提煉示范點創新經驗，為整體推進提供樣板和典型。一是農村居民進城工作難以單項突進，應結合城鎮人口規劃、產業集聚、項目整合、保障性住房建設等基礎工作布局謀篇，抓住“有業就，有書讀，有房住”的關鍵環節，把握“經濟定量，服務定向，居住定點”的立體思路，因地制宜，多策并舉，求得突破。二是將農村居民進鎮作為主攻方向，農村居民進城具有梯次推進的特征，即“山下川，川入鎮，鎮進城”，50%的農村居民之所以首選進鎮，在于生存成本低于縣城和中心城市。以住房為例，重點鎮的商品房價僅為縣城60%、中心城市的30%左右。安康市在統籌城鄉中已經形成了若干農村居民進鎮模式，例如，以資源流轉、梯次推進的“旬陽金寨”，以產業發展為紐帶、加快聚集區成長的“寧陜皇冠”，以生態移民、扶貧搬遷集中建設社區化生態小區的“白河棗樹”，以城帶鄉、由鄉變城的“石泉楊柳”等模式；全市近期確定了15個鎮為推進農村居民進城市級示范點，力求通過三年試點，在規劃引領、產業支撐、項目扶持、基礎配套、土地集約、社保覆蓋、服務提升等方面破解難題，形成特色，為推進農村居民進城工作拓寬新路徑。這一舉措值得全省推廣。

（四）建立有效組織。建議將市、縣區兩級農村居民進城辦公室作為正式常設機構，確定人員編制。在陜南可將農村居民進城單核職能與陜南移民搬遷工作結合起來。安康市未來5年移民搬遷45萬人、農村居民進城35萬人，這兩項工作對象有交叉，移民搬遷六種安置方式與農村居民進城方式有重合，移民搬遷有上級“硬投入”、農村居民進城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制度“軟實力”，可相互借力，在制度設計上同軌，在制度實施上同步，有利于降低制度變遷成本，大幅度提升制度綜合績效。

第三篇：從市場經濟角度重新理解學習型組織

目前，創建學習型組織在我國企業界以及整個社會掀起了一股熱潮。社會上出現了各種有關學習型企業理論學習班、研討會，創建學習型社會、學習型城市、學習型企業、學習型社區等口號此起彼伏。學習借鑒“學習型組織理論”這種當今世界最前沿的管理理論本來是一件好事，反映了我們跟蹤世界管理潮流的可貴進取精神。但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對學習型組織理解的泛化、庸俗化、片面化的現象，最突出的表現是一些單位或個人根本就不去認真領會學習型組織的內涵和本質，望文生義地認為學習型組織就是組織員工開展學習活動，或對員工進行培訓，把“學習型組織”錯誤地理解成了“組織型學習”，使創建學習型組織成了一種趕時髦的形式主義。

一、被誤讀的學習型組織

北京索奧管理咨詢有限公司總裁張成林在mit讀博士時曾聽一位老教授講起，斯隆學院一個年輕教授剛剛出了一本名為《第五項修煉》的書，異常火爆暢銷。可他當時處在該書所說的“碎片化”的學習壓力之中，無暇關注鄰近大樓里彼得。圣吉的火爆。

十年后在挪威理工大學（ntnu）新泰富研究院（sintef）時，張成林的夫人美達。霍斯曼在sol歐洲研討會上結識了彼得，后來還成了他的博士后。張成林記得在挪威和彼得第一次見面，彼得就說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人的修養和修身的方法，在西方幾乎是完全陌生的，但對現代組織中的自我超越和系統思考修煉意義重大，大有開發的價值和潛力。

5月，張成林參加了《新智囊》雜志舉辦的“智囊沙龍”企業責任論壇，會上國資委改革局原副局長周放生先生引用王岐山副總理在美國回答金融危機起因問題時所講的話，就兩個字：“貪婪”。很顯然，沒有自我超越，這樣或那樣形式的“貪婪”就早晚會使組織和個人的“生意”覆滅；不認識個人或個體（組織乃至國家）行為在（全球）“系統問題”中的角色并承擔相應的變革責任，也不會有真正的系統思考和協作解決系統問題的方案。但如何才能使長期被忽視的東方數千年經典人本文化底蘊的種子，在由西方現代外向型文化主導的（中外）組織機構中生根發芽并與時俱進呢？如何使有關人的成長、發展和修養提升的可能性，在組織管理、教育界乃至社會中形成廣泛認同并付諸開發實踐行動呢？尤其對中國的組織機構，這是個嚴峻而深刻的時代挑戰。

前幾年張成林和美達負責協調sol中國項目和“誼來亞”國際創新領導人進修項目（elias），就一直帶著這個問題。在各種論壇、培訓班、研習班上，他被問及最多的是，到底什么是“學習型”組織？卻幾乎沒有人問，到底什么是“修煉”，或者，什么是組織的修煉？

在張成林看來，學習型組織，英文learningorganization，直譯是“學習中的組織”，或“學習實踐中的組織”，或“獲取（知識和能力）過程中的組織”；在《第五項修煉》一書中，特別是第一章末“心靈的轉換”一節，更是強調其精神取向和行動能力。由于它并沒有特別的“型”或“式”的含意，所以譯成“學習型”有很大歧義，還特別影響了這套理論和以往案例在中國的學習和實踐。只是它早已成為習慣用語，恐怕要一直沿用下去。

張成林進一步分析說，中國在進行前所未有的轉型——要成為創新型國家，要推動世界和諧，甚至引領全球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的組織要成為創新型組織，其實正需要突破各種已有的“型”和“式”，并真正培育團隊和組織的深層溝通和互動協作，這樣才能有強大的“團隊”，才能改變“三個和尚沒水吃”、都要當“龍頭”或“雞頭”的傳統習慣。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不能靠簡單地使用過去熟悉的方法，靠解決危機中的問題、靠滅火消除“危”；根本的出路在于創新，在于尋找“機”；而且關鍵在跨界協作，即超越傳統條塊劃分、部門或集團利益界限的利益相關方組成的社群協作。靠學習西方2工業化時代的“型式”不行了；靠精英個人“才能”、“背景”和領袖“魅力”驅動的家長式領導模式來實現企業發展，像中國過去30年那樣，恐怕也不是未來的根本方法了。

學習不是搞“運動”

在創建學習型組織的時代，一定要弄清楚學習型組織的實質，最怕那些根本不是學習型組織的組織濫竽充數，冒充學習型組織。這種冒充會大大地延誤學習型組織創建，而且也會因此敗壞學習型組織的名聲，降低人們學習的興趣。

北京仁達方略管理咨詢公司董事長王吉鵬認為，“學習型組織”理論是在知識經濟時代應運而生的管理理論，是當今世界最前沿的兩大管理理論之一。曾經有些人一看學習型組織理論，就以為是談論學習意識和學習方法的理論。其實，它是一項管理理論。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很多優秀的企業，如通用電氣、殼牌石油、摩托羅拉、att等，都爭相成為學習型組織的典范。在我國，自開始也掀起了一股創建學習型組織的熱潮，涌現出了“學習型企業”、“學習型社區”、“學習型家庭”、“學習型城市”等等，一時頗有“亂花

漸欲迷人眼”的景象。但是，在形勢一片大好中，中國的學習型組織研究與實踐卻出現了“泛化”和“虛化”的傾向。

在理論研究方面，學習型組織（learningorganization）的內涵不斷擴大，從最早的“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learning）擴展到“知識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組織行為學、戰略管理、企業文化、人力資源管理、社會心理學、信息技術等領域，其內容越來越龐雜。這種傾向可能有利于學習型組織理論體系的完善，但同時也有可能使學習型組織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雜燴”，失去自己的特色，也失去持久的生命力。

在理論研究方面，學習型組織的虛化表現為浮躁、不踏實，只是停留在表面，講講大道理，或做些官樣文章，更有甚者是隨便拼湊和抄襲。國內學習型組織領域內大部分“專家”根本沒有企業實踐，將一些經典理論的理解和讀后感再加上一些管理哲理和管理故事到處販賣。不可否認，學習型組織理論來自海外，在其發展的初期，翻譯、引介非常重要，介紹性、描述性的文章也是有價值的，但由于學習型組織需要結合組織及其外部環境的機制、文化背景，如果我們不塌下心來深入研究中國企業的實際情況，學習型組織就難以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在這方面，目前不僅缺乏深入研究和原創性的研究成果，甚至是案例整理也流于淺薄。

在實踐領域，這種泛化傾向的一種表現是挪用概念，將其范圍不適當地延展。不僅出了各種各樣小到“學習型個人”、“學習型領導”、“學習型班組”、“學習型社區”，大到“學習型城市”、“學習型政黨”和“學習型社會”等名詞，而且，這些不同范疇的組織特性也存在顯著差異，如果用同一理論去套用，肯定滑稽可笑；如果用不同理論去“自說自話”，又難以令人信服。這種泛化還表現在什么都被貼上“學習型組織”的標簽，包括培訓、企業文化建設、戰略規劃與業務流程優化、信息技術應用，甚至送溫暖活動、興趣小組、讀書會等等……學習型組織建設雖然是一個系統工程，但如果企業的每一項活動都被作為學習型組織的重要內容，那時的學習型組織將會是一番什么景象？很難令人想象。

學習型組織在實踐領域的虛化表現為，很多組織把學習型組織創建活動形式化、表面化，只停留在口號上，沒有落實到行動中，沒有與企業的業務結合；或者只當成領導者個人的“政績”，到處去“炒作”，實際上是敷衍了事。

第四篇：從組織與管理者角度看執行力

從組織與管理者角度看執行力

執行力無疑是近幾年的管理熱門話題。暢銷書《把信送給加西亞》、《沒有任何借口》受到眾多企業歡迎，許多企業甚至大量采購人手一本；關于執行力的咨詢培訓項目遍地開花，“贏在執行力”、“執行力特訓營”等講座培訓十分火爆。

執行力確實是一個大問題。但目前所流行的暢銷書籍與咨詢培訓，基本上都是針對基層員工的。影響員工執行力的因素眾多，但歸納起來無非兩條，一是態度問題，二是能力問題。態度問題有陽奉陰違、工作拖沓等多種表現，但本質上都是不重視，屬于不可原諒的錯誤；能力問題有專業技能欠缺、工作方法不對、分不清輕重緩急等表現，對此組織應該幫助員工提升工作能力。

其實，執行力的核心就是下級貫徹實施上級的命令與意圖。要提升執行力，不能僅限于提高下級的執行力，也要提高組織與管理者的執行力。企業要實現管理升級，要做大做強做久，就要面臨著提升執行力的問題。

本文主要從組織與管理者的角度，研究如何提升執行力，與大家商榷。

一、組織問題

組織問題包括部門與崗位設置、工作流程、績效考核、企業文化等方面。從部門與崗位設置看，要根據企業發展的需要進行科學設置。比如在企業初創階段，部門設置很少，一人身兼數職。在創業初期，這樣的機構是合理的，因為這樣反應靈活，節約成本。但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員工已經上百甚至幾百幾千，還沒有人力資源等專業部門，就會大大制約企業的發展了。而如果組織機構中還存在著因人設崗、分工不清、等級過長等現象，就更是大大影響執行力。

從工作流程來看，要實現流程簡化與科學化。流程簡化就是可以省略的步驟省略，可以集體做的事情不要人人都做；流程科學化就是要找對人，做對事。

從績效考核來看，要具有激勵性。當然，激勵廣義上也可以分為正激勵與負激勵。如果員工感覺到他工作的回報與付出不成比例，就可能影響執行力。

從企業文化來說，一個具有執行文化的企業有利于形成高效執行的團隊。大家都知道軍隊的執行是最強的，因為軍隊的執行文化在那里。一個新兵，不管原來多么調皮搗蛋，進入了軍隊，很快就會明白“下級服從上級”、“軍令如山倒”的含義。而軍隊的這種文化并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靠嚴明的紀律和長期的積累形成的。有執

行力文化的企業，不是看執行力的口號喊得多響，也不是看制度制定地多么詳盡，而是看領導是否能帶頭執行，看如何對待執行與不執行的人。

二、決策正確

管理就是“做正確的事”和“正確地做事”。相比而言，“做正確的事”更重要，尤其是對于組織與管理者而言，否則就可能犯南轅北轍的錯誤。有調查研究，歐美等發達國家的企業失敗，大多是執行力的問題，而中國企業的失敗，大多是決策的問題。

關于完善決策，世界杰出華商協會主席盧俊卿先生提出了很好的措施，那就是兼聽獨斷，延后決策。聽取多數人意見，跟少數人商量，一個人拍板。此外，內外部的智囊團也是必須的。內部要有一些善于提出不同意見的人，這樣有利于發現問題，能夠完善決策。外部要善于借力，借助管理咨詢培訓等專業機構的力量。越是大的決策，越需要慎重。

三、任務清晰

許多管理者在會議上提到了一個工作，過一段時間一問，結果誰也沒有動手。原因就是任務不清晰。

首先是任務交代給誰的。有時候管理者并沒有明確的指明任務承擔者（以為大家應該知道），有時候管理者又把同一件工作交代給不同的人，結果人人負責變成人人都不負責。有個著名的管理小故事，孩子的褲子長了一寸，分別跟姥姥、媽媽、姐姐說了，結果第二天發現短了三寸，因為三個人都剪了，這就是任務多頭負責的結果。

關于任務清晰，最重要的就是結果定義。這既需要員工加強領悟力，也需要管理者盡可能地清晰化結果。比如，“今年我們的業績要實現騰飛”，這不是結果，因為“騰飛”無法量化，但如果是“今年我們的凈利潤要實現一億元”，就是結果了。對此，著名管理咨詢專家姜汝祥先生有很好的見解，他的《請給我結果》等暢銷書中有闡述，并提出了4R執行體系，這里不再贅述。

四、過程控制

許多管理者經常發現，工作布置下去，員工完成的時候卻發現與自己的本意相差甚遠。許多管理者喜歡說：“具體你怎么做我不管，我只要結果”。這話說來瀟灑，但我們真能不管嗎？

與其結果來了才后悔，不如做好過程控制。舉一個案例，有一個外資企業要在中國委托生產，他們不是前面不管不問最后只要結果，而是派了兩個人來。這兩個人對生產過程全程監管，并隨時向總部匯報，直到產品順利完工并運送抵達，他們的工作才結束。

有一句話說得好，人們不做你安排的，只做你檢查的。檢查就是過程控制，就是糾偏。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越是在前期發現問題，就越能提升執行力。

五、善于授權

有些管理者，總是對下屬不放心，什么活都攬給自己。若是下屬能力問題，可以培訓，但不能包辦。如果事事包辦，下屬就不敢自己做主，就會層層審批，其中任何一位領導的工作延誤都會耽誤執行力。古代講究“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賦予前線的靈活指揮權。作為管理者，既不能事事當甩手掌柜，也不能不敢授權，對于那些影響不是太大的，可以適當放權，哪怕是預料到可能出現錯誤，也當鍛煉新人了。

此外還要設定替代人。如果管理者經常出差，經常不在辦公室，而有些工作必須當面才行，那管理者就要設定替代人，在他離崗時有人代替審批、簽字。

六、高效溝通

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執行力的問題，許多是溝通的問題，例如沒有形成追蹤反饋的職業習慣。

考過駕照的人可能都有過這樣的體會，路考時，教練要求你復述一遍他的口令。比如教練說“右轉彎”，你要說“右轉彎明白”，而不能簡單的說“明白”，否則怎么知道你是真明白還是假明白呢？這一點可以借鑒到我們的工作中。

因此上下級之間要積極追蹤，積極反饋。作為上級，要隨時關注交辦工作的進展，對工作進行追蹤；作為下屬，不要等到領導問到時才匯報，而是要在關鍵環節匯報，讓領導放心。同樣，上級也要反饋，下級也要追蹤。追蹤反饋，說到底是一個積極主動與責任心的問題。

總之，要提高執行力不僅僅需要普通員工的努力，也需要組織與管理者的努力。只有上下一心，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提升執行力。

第五篇：從新農合運行角度,破解“看病難”。

從新農合運行角度談破解農村群眾“看病貴”

（2009年5月14日）

衛生部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顯示，我國有48.9%的群眾有病應就診而不去就診，有29.6%應住院而不住院，其中主要是農民因經濟原因難以及時就醫。本人從新農合管理角度，談談怎樣解決農村群眾“看病貴”，供大家參考。

一、我縣新農合醫療服務和補償情況

2008年：總就診人次為20.07萬人，其中住院人次為2.42萬人次；住院醫療費用為4349.26萬元，住院補償2381.39萬元。住院補償比例為54.75%。

2009年1-4月縣鄉定點醫療機構：總就診人次為5.15萬人，其中住院人次為11279人次，住院醫療費用為2363.2萬元，住院補償費用為1223.0萬元。住院補償比例為51.75%。

二、運行效果：

新農合制度在我縣實施兩年多來，“政府得民心、農民得實惠、醫療機構得發展”三大目標得以初步實現。

（一）農民稱贊黨和政府政策好。由于我縣參合人數多，新農合基金相對大，加之各級財政資金及時到位，廣大參合農民及時足額得到了補償，深切體會到了黨和政府“以人為本”、關注“三農”政策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實惠。

（二）農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得到初步緩解。2008年門診補償人數17.65萬人（次），補償資金568.6萬元，人均補償32.2元；

綜合分析，醫療機構處在風口浪尖。

眾所周知，新農合實施的關鍵在醫療機構，因為醫療機構既是新農合基金的守門人，又是藥品市場的壟斷者，更是醫療制度改革的直接參與者，“看病貴”的主要責任在醫療機構。主要體現在：

一是濫開藥。醫院給患者開可開可不開，甚至完全沒有必要開的藥。一個感冒開上百元錢的藥是常有的事，普通抗生素可治愈卻偏偏使用三、四代抗生素。二是濫檢查。醫院給患者作可作可不作，甚至完全沒有必要作的檢查。一個高檔檢查幾十元、幾百元甚至上千元；三是亂收費。重復收費、巧立名目收費；四是藥價虛高。藥的成本只有幾元錢，可到患者手里要幾十元，甚至上百元；一些新特藥、壟斷藥、換個新名稱和新包裝的藥，其價格呈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增長。

其產生的不良后果是：

一是它使藥品在市場中失去其應有的價值規律。因是別人“埋單”，醫療機構和醫生看重的并不一定是藥品的質優價廉，而可能是藥品回扣的多少，這就必然導致真正的好藥不一定好賣；相同品種和質量的藥，常常價格低的市場占有率更低，而價格高的因回扣空間大，市場占有率反而更高，所以那些高價“換臉藥”才能有很好的銷售市場。二是它讓醫療機構之間競爭失去應有的公平性。因是別人“埋單”，那些勇于并善于濫開藥、濫檢查的醫療機構、科室和醫生收入則更高，醫療機構發展會更快；而那些老老實實對癥下藥、注重療效的醫療機構、科室和醫生的收入反而更少，醫療機構的發展速度遠不如前者。三是它讓一些醫療機構對違規行為視而不見，甚至跟患者合謀共同套

放在幫助農村群眾建立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的醫療保障上。

（作者：思南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局副局長——王 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