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業生態系統復雜性與害蟲發生的關系

近年來，隨著人類農事活動的加劇，各類農田系統的生物多樣性都有普遍性的降低，其多樣性受到人類活動的干擾和破壞，反過來又影響人類賴以生存的農田系統的和諧與平衡，加劇某些物種（天敵）的瀕危，導致另一些物種（害蟲）的猖獗。過去對害蟲單純進行化學農藥防治所帶來的“3R”（抗藥性Resistance，再猖獗 Resurgence，殘留 Residue）問題，迫使人們尋求一種依賴生境、生物、農事操作等措施來防治害蟲的有效途徑。農田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涵蓋各種各樣的生物及其環境形成的生態復合體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各種生態過程的多樣性的總和。一般來講，它體現在基因、物種、生態系統和景觀 4 個層次，即植物、動物、微生物的物種多樣性；遺傳基因多樣性；生物體與生存環境集合形成的不同等級的復雜系統。人類為了達到自身的目的，通常是大面積種植單一品種的作物，結果導致系統中植被較單純，群落結構趨于簡單，群落的物種數和個體數都比自然生態系統中少，生物多樣性低。生物多樣性簡單，造成了農田生態系統的不穩定，對作物、害蟲和天敵的復合體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導致有害生物的暴發日趨嚴重。農田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對天敵的影響植物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的基礎，增加農田生態系統中作物生境及其植被多樣性，能夠增加天敵的種群和種類，其原因是生物多樣性能為天敵提供花蜜食物、避難所及替代寄主或替代獵物。.1.1 生物多樣性能為天敵提供花蜜和其它食物

AItieri 發現與蠶豆或田芥菜混合種植的球芽甘藍比純作的球芽甘藍擁有更多天敵種類，前者有6種捕食性天敵和8種寄生性天敵，后者僅各有3種，這種差異被認為是由于混合種植花粉、花蜜及替代獵物或寄主的存在而造成的。具有野生植物棲境的農田生態系統往往具有更為多樣的節肢動物物種，特別是天敵物種，這是由于毗連的野生植物為天敵提供特定作物所不具備的花粉、花蜜或無害的節肢動物（未受農藥污染）等食物。蘋果園種植紫花苜蓿和夏至草，為捕食性天敵提供了適宜的生境和補充獵物，使蘋果園天敵數量增加。棉田間作蜜源植物紅花增加農田生物多樣性，為天敵提供了一定數量的花蜜和其它營養物質，增加天敵數量，提高了天敵對害蟲控制效果。.1.2 生物多樣性能為天敵提供避難所

SoIomonKozar附近的田埂、溝渠、雜草地及附近果園和菜地，是稻田捕食性節肢動物的來源地，它們對稻田捕食性節肢動物群落的重建和對保護天敵有重要意義。于毅等研究發現，鄰近農田對蘋果園東亞小花蝽的遷移和重新建立種群有很大作用。劉雨芳的研究則表明，處于多樣化生境中的稻田其捕食性天敵的物種豐富度及每100叢水稻所獲得天敵個體數量，均明顯高于處于單一生境中的稻田的捕食性天敵的同類指標，生境與植被的多樣性是決定天敵物種豐富度的一個重要因素。.1.3 生物多樣性能為天敵提供替代寄主或替代

當害蟲數量稀少和天敵處于不適宜生活時期，替代寄主的存在可有效增加天敵的種群數量，維持天敵的生存和繁衍。作物的多樣性也可作為多種昆蟲的寄主，使其中一些昆蟲成為天敵的替代獵物。Letourneau 的研究表明，在南瓜地間作玉米和豇豆，能加速天敵的繁殖，天敵種群密度顯著高于南瓜純作地。在小麥田中種植苜蓿，增加生境中植被結構的復雜性和物種多樣性，與小麥—大豆輪作的傳統方式相比，前一種生境中天敵的種群數量較大。張潤志等利用棉田邊緣苜蓿帶控制棉蚜，其結果表明，當棉蚜大量發生時，苜蓿帶中棉蚜的天敵是同期棉田中的 13.65 倍，刈割苜蓿使天敵進入棉田，對棉蚜起到很好的控制效果。也有研究表明，雜草可為食蚜蠅、花蝽和草蛉提供產卵場所和食物，特別是對其后的幼蟲取食作物上的蚜蟲提供了保障。

2.2 農田系統多樣性對害蟲的影響.2.1 生物多樣性對害蟲在作物中定殖成功率的影響 物的概率和在寄主上取食和繁殖的概率。多樣性的農田生態系統造成復雜的視覺和嗅覺刺激，從而擾亂害蟲尋找寄主植物。在我國華北棉區實行棉麥間作，增加棉田生態系統中作物生境與植被多樣化，使棉田環境明顯改善，由于小麥的屏障作用，阻礙有翅蚜向棉田大量遷飛轉移，間作棉田百株僅有蚜蟲1217頭，平作棉田百株有蚜蟲11560頭，且間作棉田的苗蚜發生期比平作棉田晚10d。在棉田間作綠豆，使第2代棉

鈴蟲卵和蟲量減少20%~50%。Tahvanainen 等證實了甘藍與番茄或煙草的間作使芫菁黃條跳甲明顯減少。在混合種植的玉米/大豆中，由于玉米的視覺掩護作用而導致墨西哥豆甲對大豆侵染率比純作大豆上的下降。

2.2.2生物多樣性能對害蟲危害目標作物起到轉移作用 時，害蟲除危害主要作物外，同時危害次要作物或雜草，從而降低害蟲對主要作物的危害程度。這種增加生物多樣性產生的轉移作用可在大范圍內應用。如在芝麻和棉花間作系統中，芝麻可將棉鈴蟲從棉花上吸引過來而在芝麻上的棉鈴蟲有較高的天敵寄生率。

2.2.3生物多樣性對害蟲在作物間遷移的影響 距離運動的習性。作物中的非寄主植物可明顯增加昆蟲在擴散中的死亡率和增加昆蟲遷出農田的幾率。Cromartie 散受到濃密高粱的阻礙。

影響害蟲種群數量的生態學機制植物多樣性影響害蟲生態學機理主要有4種假說，即天敵假說、資源集中假說、聯合抗性假說和干擾作物假說。

天敵假說認為，多樣性生境中能形成相對穩定的、廣譜的捕食者種群，多樣化的農田生態系統比純作系統具有更為豐富和多樣的害蟲天敵，具有更強的控害能力；捕食者往往是多食性的，并能適應較寬的棲境，多樣化的復雜環境正好能提供一系列的替代獵物和微棲境；專一性的捕食者種群也不太可能發生較大的波動，因為復雜環境所提供的避難所使得獵物能夠逃避大規模的殘殺，因而保證了專一性捕食者持續的食物供應。再者，多樣化的棲境為天敵成蟲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純作系統所不具備的輔助食物，如花蜜、花粉等，從而減少了天敵遷出或絕滅的可能性。另外，多作系統中天敵增強也可能是植物與天敵相互作用的結果，如作物地邊緣的野生植物、雜草或樹林常常支持較大數量的天敵種群，在作物害蟲發生期，這些天敵種群常作為天敵遷入作物地的源庫而發揮作用；同時植物多樣性的地塊比單一作物純作具有更大的化學多樣性，因而對寄生性天敵更適合、更有吸引力。

資源集中假說認為，植物多樣性可能干擾害蟲賴以尋找寄主的視覺或嗅覺刺激，影響了害蟲對寄主植物的侵染；或者改變生境內的微環境和害蟲的運動行為，致使害蟲從寄主植物中遷出，導致寄主植物上的害蟲下降，在該理論的基礎上，Trenbath 提出了多樣性農系統中“捕蠅紙效應”，害蟲在搜索和刺探靶標寄主的過程中，由于非靶標寄主的干擾，害蟲在非靶標表面將會“迷失方向”，增加了害蟲到達靶標植物前的死亡率。

聯合抗性假說，其核心是農田多樣性系統中，由于物種多樣性和微環境氣候的耦合作用，導致植食性害蟲數量下降。

干擾作物假說指特定作物的間作或套作，能干擾破壞害蟲對靶標作物的危害，在農田系統中種植一定比例的其他作物，這種作物對害蟲有強烈的誘集作用，能推遲害蟲進入靶標作物田的時間，并能在該作物上集中消滅害蟲。

根據現有的生態學理論和研究成果，采取下列措施可望提高農田生物群落的多樣性，強化天敵的控制作用，維持較低的害蟲水平：合理安排作物的時空格局，以提高作物的多樣性； 采用輪作、早熟品種、休耕等措施；采用小型和分散的田塊，使不同作物鑲嵌種植，為天敵創造避難所和提供替代食物；優化農田周邊環境，在非耕作區種植多年生植物（包括林帶和果園），保護天敵群落的穩定性；農田中適當維持較高的作物密度或保留某些具有較高耐受性的雜草；不同作物品種或品系的混栽，可以提高作物的遺傳多樣性。在設計農田生態系統的植被管理策略時，設計者還必須同時考慮當地的氣候、地理條件、植被類型、作物品種和害蟲種類組成等因素。綜上所述，利用生態系統多樣性實施害蟲的持續控制，關鍵是辨識能夠維持和加強生態系統功能的生物多樣性類型，以便確定采用那些能夠強化理想生物多樣性的最佳農事操作技術，最大限度地依靠系統的自我調控能力、將害蟲的種群數量及危害程度降低到對人類造成經濟損失的最低水平。

影響生物多樣性的6種可能因素。即時間、空間、競爭、捕食、氣候和生產力。這些因素可能同時影響著生物多樣性，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所起的作用程度不同而已。

第二篇：農業生態系統與系統分析作

系統的爭分和耦合——以社會經濟生態系統為例 人類經濟活動是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發生的，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相適應規律反映的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由于與其他生物相比有著信息加工能力方面的優勢，因此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人類表現得更加主動和自立。但是，人類的主觀能動性不能超越自然規律約束，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關系的問題實際上是人類在自然界如何定位、如何選擇生態經濟模式的問題。在對兩者的關系的認知過程中，二者的關系在我們的認識的歷程中呈現爭分與耦合的關系。

一、爭分——社會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作用的認知

社會經濟系統是人的物質生產方式與人化自然的總和，自然生態系統是人的生命所依賴的物理環境和生物環境。研究社會經濟系統在自然生態系統的定位問題，主要研究社會經濟再生產過程（包括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等）與自然環境的密切聯系。自然界給人提供資源，人通過勞動把資源變為人們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勞動和自然界一起成為一切財富的源泉。社會經濟再生產的過程，就是人類按照自己的價值判斷從自然界不斷獲取有用資源，同時又不斷地把各種廢棄物排入環境的過程。判斷資源性質和確定資源需要量，取決于人類在生物進化中的地位和人口數量。人類經濟活動與環境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是人類對物質資源的認識不斷深化、索取不斷增加并且人口數量不斷增長的過程。探明環境承載能力，搞好經濟系統在環境系統中的價值定位，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提倡節約、文明、適度、合理的消費理念，倡導節省資源、保護環境的消費方式，提高消費質量和效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相互適應規律的要求，也是理性指導下的社會發展目標之一。

經濟系統所處的自然生態系統是特定物理環境和特定生物群落（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組成的，是生命系統和物理環境系統在特定空間的組合。生命系統和物理環境系統之間存在著能量的流動和由此推動的物質的循環。陽光、氧氣、二氧化碳、水、植物營養素（無機鹽）是物理環境的最主要要素，生物殘體（如落葉、秸桿、動物和微生物尸體）及其分解產生的有機質也是物理環境的重要要素。物理環境除了給活的生物提供能量和養分之外，還為生物提供其生命活動需要的媒質，如水、空氣和土壤。活的生物群落是構成生態系統精密有序結構和使其充滿活力的關鍵因素。生態系統的生命角色有三種，即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分別由不同種類的生物充當。生產者吸收太陽能并利用無機營養元素（C、H、O、N等）合成有機物，將吸收的一部分太陽能以化學能的形式儲存在有機物中。生產者的主體是綠色植物，以及一些能夠進行光合作用的菌類。由于這些生物能夠直接吸收太陽能和利用無機營養成分合成構成自身有機體的各種有機物，我們稱它們是自養生物。消費者和分解者是直接或間接地利用生產者所制造的有機物作為食物和能源的生物。消費者和分解者都不能夠直接利用太陽能和物理環境中的無機營養元素，我們稱它們為異養生物。生產者和分解者構成物質和能量循環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保持著自然界的平衡，形成整個生命系統金字塔的基座。消費者雖然在物質和能量循環平衡上作出的貢獻不大，但是由于朝著提高信息加工能力方向進化帶來了多樣性發展，使得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和更具活力。以消費者食物鏈方式形成的層級關系構成了生命系統金字塔的上部結構。人類處于消費者食物鏈層級關系的頂端，人類社會經濟系統不應該超出生命系統金字塔給自己劃定的層級范圍。整個生命系統也不能夠超出物理環境劃定的范圍。如果人類強行改變生命系統金字塔的結構，結局一定會從塔頂上滾下，受到大自然的嚴厲懲罰。

在生態系統中，物質從物理環境開始，經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又回到物理環境，完成一個由簡單無機物到各種高能有機化合物，最終又還原為簡單無機物的物質循環。通過該循環，生物得以生存和繁衍，物理環境得到更新并變得越來越適合生物生存的需要。推動生物圈和各級生態系統物質循環的動力，是能量在食物鏈中的傳遞。與物質的循環不同的是，能量流是單向的。在這個物質的生態循環過程中，太陽能以化學能的形式被固定在有機物中，供食物鏈上的各級生物利用，構成生物圈的能量循環和人類生存的能源基礎。太陽輻射總量和植物轉化效率的限制，決定了人類能夠利用的能源總量是有限度的。植物吸收太陽能儲存熱量以后，通過食物鏈逐級傳遞，在每一環的能量轉移過程中都有一部分能量被有機體用來推動自身的生命活動（新陳代謝），隨后變為熱能耗散在物理環境中。生態系統中的生產者在一年里合成的有機物質的總量稱為該生態系統的初級生產總量。一般認為，每年到達地球表面的太陽輻射能約折合130萬億噸標準煤，在地球液態水溫區形成的物理環境條件下，綠色植物對太陽輻射能的利用率在1%左右。各級消費者的能量利用率也不高，平均約為10%。在食物鏈頂端的人類，現在一年能源總消費量約為130多億噸標準煤。當生態系統生產的能量與消耗的能量大致相等時，生態系統的結構才能維持相對穩定狀態，否則生態系統的結構就會發生劇烈變化。

生物維持生命所必需的化學元素雖然為數眾多，但有機體的97%以上是由氧、碳、氫、氮和磷五種元素組成的，因此所謂的生態系統物質循環首先是這五種元素的循環。循環的規模直接與這五種元素的總量與利用的方式有關。例如，碳是構成生物原生質的基本元素，雖然它在自然界中的蘊藏量極為豐富，但綠色植物能夠直接利用的僅僅限于空氣中的二氧化碳（CO2）。生物圈中的碳循環主要表現在綠色植物從空氣中吸收二氧化碳，經光合作用轉化為葡萄糖，并放出氧氣（O2）。在這個過程中少不了水的參與。有機體再利用葡萄糖合成其他有機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經食物鏈傳遞，又成為動物和細菌等其他生物體的一部分。生物體內的碳水化合物一部分作為有機體代謝的能源經呼吸作用被氧化為二氧化碳和水，并釋放出其中儲存的能量。由于這個碳循環，大氣中的CO2大約20年就完全更新一次。再如，在自然界里，氮元素以分子態（氮氣）、無機結合氮和有機結合氮三種形式存在。大氣中含有大量的分子態氮。但是絕大多數生物都不能夠利用分子態的氮，只有像豆科植物的根瘤菌一類的細菌和某些藍綠藻能夠將大氣中的氮氣轉變為硝態氮（硝酸鹽）加以利用。植物只能從土壤中吸收無機態的銨態氮（銨鹽）和硝態氮（硝酸鹽），用來合成氨基酸，再進一步合成各種蛋白質。動物則只能直接或間接利用植物合成的有機氮（蛋白質），經分解為氨基酸后再合成自身的蛋白質。在動物的代謝過程中，一部分蛋白質被分解為氨、尿酸和尿素等排出體外，最終進入土壤。動植物的殘體中的有機氮則被微生物轉化為無機氮（氨態氮和硝態氮），從而完成生態系統的氮循環。磷也是有機體不可缺少的元素。生物的細胞內發生的一切生物化學反應中的能量轉移都是通過高能磷酸鍵在二磷酸腺苷（ADP）和三磷酸腺苷（ATP）之間的可逆轉化實現的。磷還是構成核酸的重要元素。磷在生物圈中的循環過程不同于碳和氮，屬于典型的沉積型循環。生態系統中的磷的來源是磷酸鹽巖石和沉積物以及鳥糞層和動物化石。這些磷酸鹽礦床經過天然侵蝕或人工開采，磷酸鹽進入水體和土壤，供植物吸收利用，然后進入食物鏈。經短期循環后，這些磷的大部分隨水流失到海洋的沉積層中。因此，在生物圈內，磷的大部分只是單向流動，形不成循環。磷酸鹽資源也因而成為一種不能再生的資源。能量和物質循環規模總量的恒定性和由利用效率決定的逐級遞減，告訴我們生命系統只是地球物理系統的一個子系統，不能超出物理環境劃定的范圍去建立生態系統，人類社會也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個子系統，也不能超出自然生態環境劃定的范圍去建立人類社會系統。

在人的生存環境中，森林、草原、河流、湖泊、山脈等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是物質循環的天然載體，稱之為自然生態系統；農田、水庫、城市則是人化自然的一部分，可以稱之為人工生態系統。人類是生命金字塔上最具智慧的生物，人的主觀能動性決定了人類一直在試圖突破自然的限制，按照人的意志去建立人工生態系統。而且，從實際的發展進程來

看，人類突破了一道道障礙，不斷擴大自己的生存范圍，人口數量呈快速增長之勢。能夠建立人化自然是人類的優勢，但是，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人類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到底能夠走多遠？

新石器時代之前，自然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變化取決于物理環境和生命系統的自然演變，是一種原始生態系統。新石器時代之后，由于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提高，人類活動開始影響生態系統，人工生態系統開始出現。人的主體地位決定了對生態環境的評價是以人的價值判斷為標準的。因此，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自以為是地改變生態系統結構的事情開始出現。早期，人在生物圈里的擴張欲望來自于自身生存的需要；進入資本主義時期則來自于對虛擬財富的追求。由于生態環境系統的容量和資源都是有限度的，人類的每一次野蠻擴張都受到了大自然的懲罰。在正確認識環境、人口、資源利用之間的關系之前，人類看似在主動地向大自然進攻，但實際上并沒有擺脫自然界的控制，人類的發展呈現盲目擴張和被動收縮交替出現的景象。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就是人類不能正確認識環境容量、資源數量與人口數量之間的關系問題。由于人類處于改造自然的主動地位，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關系的問題也就表現為三個方面：第一，人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位置問題。人是自然的主宰還是自然之子，這是需要擺正的基本關系。是人適應環境，還是環境適應人？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人的主體地位決定了人不可能像其他動物一樣完全聽憑命運安排。但是，人也不應該不遵循自然規律，不應該把人的意志強加給大自然。人應該謙虛一點，不應該以大自然的主宰自居。第二，自然生態環境的承載力或者資源可開發閾值對人類的限制問題。在每一種生產方式下，自然生態系統的環境容量和資源數量都是有限度的，這個限度包括環境和資源總量、環境和資源可利用總量、環境和資源合理利用總量三個方面。經濟系統的價值定位問題實際上是人如何科學合理地利用環境和資源的問題。第三，人類的理性選擇問題。這是經濟系統價值定位的關鍵問題。人類既然是最具智慧的生物，就應該正確認識環境、人口、資源利用之間的關系，在精心維護地球物理環境和生態環境不發生大的變化基礎上，因地制宜選擇合適的生態經濟模式，合理利用資源，控制人口數量，提高生活質量，促進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和諧發展。

二、結構決定功能——生態經濟模式選擇——兩者理論認知的耦合社會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可以歸納出三種生態經濟模式。第一，自然生態模式。在這種生態模式里，人類雖然是生態環境里的一員，但或者因為能力不夠，或者是主觀上能為之而不為，生態環境變化的方向和速度仍處于自然因素主導的狀態之下，由生物圈里的生產者和分解者在自然狀態下決定物質和能量的循環，保持著生態環境中物質和能量的平衡。在采集和狩獵文化時期，人類不具備改變生態平衡的能力；在現代社會里，人類開始有意識的建立自然保護區來保護特定區域的生態平衡，維護生態多樣性。第二，可逆人工生態模式。在這種生態模式里，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明顯的，但是，一旦人類停止對生態的破壞，生態環境仍然可以恢復到以前的狀態。這里說的生態恢復主要靠兩種方式：一種靠自然的自恢復能力，一種靠人類的投入進行工程恢復。這兩種恢復方式在經濟上存在著明顯的成本差異。第三，不可逆人工生態模式。這是一種經人類破壞后就再也恢復不到改造前狀態的生態經濟模式。人類能力的提高，導致自然處于不斷人化的進程之中。人化自然的建立，使相當多的區域已經不可能恢復到人類改造前的狀態。城市基礎設施、鐵路等交通設施、水庫等水利設施都屬于建成后很難恢復原樣的人工建設項目，由此形成的人工生態雖然很難逆轉，但這些項目是人類生存所必需的，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必然出現的。

第三篇：城市的秩序與復雜性（范文）

城市的秩序與復雜性——兼讀《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和《復雜性，一種哲學概觀》小感

書名：《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 作者：雅各布斯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分類：城市理論 點擊：27 快速通道：當當網購買本書 亞馬遜購買本書 [查看本書的電子書下載地址] 來院內寫書評 期刊里的評論：去維普資訊里查看并下載更多關于本書的信息。樹狀模式--treemode.com 本篇文章來自：龐乾奎。感謝龐乾奎。

一、城市秩序與復雜性的最初接觸 最初感受城市秩序是從事城市規劃后，經常從一些專業文章或規劃文本中看到這些詞句：“建立有序的城市空間”，“創造城市空間序列”，等等之類的話語，當然自己的設計文本也經常會有這些話。久而久之，有序與秩序就成了日常用語，天長日久，便有點麻木了，至于到底什么是秩序，什么叫有序，誠然不重要了，只要會用、知道就行。正如我們每天的吃飯，只知道每天要吃，至于什么是吃飯已經不重要了，一個人吃一碗飯是吃飯，一群人圍著一桌菜不見一粒米也是吃飯。同樣，城市秩序隨處可見，建筑的空間序列，交通的分類組織，功能用地的布局等，秩序成了規則，秩序也就更深的潛伏在城市種種現象之下。至于什么是秩序，什么是無序，什么是有序，誰也說不清，誰也不會去說，甚至根本不在乎。

隨著對城市、對城市生活的一點點了解，逐步感覺到城市與城市生活似乎很有序，建筑有構圖，城市有格局，大家上班下班，買房買車，一切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著；又感覺到城市與城市生活似乎是那么無序，舊城區建筑鱗次櫛比，新城區建筑整體鳥瞰還是紅一塊屋頂，灰一片建筑。城市從無到有，有序與無序，真的好復雜呵！這種秩序的復雜性本身就體現了城市的復雜性，因為城市的秩序是由一系列城市因素組合而成。傳統的城市規劃理論告訴我們，城市四大類要素居住、工作、交通、游憩是城市主要組成部分。而實際上，其他組成部分還有許多，行為組織、文化構成、社會交往、經濟組織等一些看不見的東西深深的影響著城市的秩序，造成了城市的復雜性，尤其是網絡、通訊、交通等新技術發展以來，城市的復雜性呈爆炸性發展，遠遠超出了傳統城市規劃理論的適用范圍之外。

二、再次感受城市秩序與復雜性

再次觸動我思考城市秩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S教授，我的導師。以我有限的認知范圍而言，S教授可以說是國內城市規劃界唯一的城市規劃哲人了，這不僅是他的規劃哲學專著，更是他一以貫之的研究城市的哲學態度，令人嘆為觀止。S教授的博客名稱就叫“城與思：有序與無序的對話”，我想如此宏大抽象的課題也只能是城市規劃哲人的S教授才能才有資格去思考了。久而久之，每次去老師的“課堂”聽課時竟然也就對“有序與無序的對話”熟識而無睹了，竟然沒有跟著老師開辟的道路去前進，更談不上摸索了，正如經常聽老師的課，只記得老師的眼鏡，而而忘了老師眼鏡下面閃爍著智慧的眼睛般，令人慚愧。最近回老家過年，由鄰居大伯的白喜事感受了農村的傳統文化秩序，感受了傳統儀式中的有序與無序，以及隱藏在儀式下真正起作用的秩序規則。節后回歸工作狀態，讀完了J.Jacobs的名著《死與生》，最后幾章談到了“視覺秩序”、“城市問題所在”等，都是涉及到了城市的秩序與復雜性問題。看完了《生與死》，還沒來的及消化，昨晚臨睡前隨手撿起春節前買的尼古拉斯.雷舍爾《復雜性》，看了導言與第一章，也是講述“秩序與復雜性”，而且是更深入的從思想層面去分析秩序與復雜性。夜深人靜該入睡，我卻竟然難以入寐，倒著順序，從《復雜性》到《死與生》到大伯，躺在平靜的床上，我的思緒卻翻江倒海般。這些事，尤其是這兩本書給我的大腦沖擊很大，似乎沖擊著我了接受的多年的正統的城市規劃理論教育。理論大廈搖搖欲墜，新的基礎卻沒有找到，我心頭城市規劃這座半新不舊的建筑該如何修整，心頭一片迷茫！

三、盲人摸象：我看城市秩序與復雜性

上面說了，城市秩序只能是S教授般的城市規劃哲人才能才有資格談論與思考這個宏大抽象的話題，而我只是該領域的盲人，雖然是摸，但總能找到“城市秩序與復雜性”這只大象的一點點特征，所以摸總比不摸好，摸了談點體會總比不談好，即使是貽笑大家，也權當是湊點熱鬧，給牛年增加點牛皮料。這樣思考，心里也坦然了，也就有了今天的大膽妄為！

四、現象與本質：從大伯到《死與生》到《復雜性》 大伯白喜事是觀察農村生活的傳統文化生活，終于感受到在傳統儀式與傳統文化中的一點點秩序，并不是復雜的枯燥的乏味的磕頭跪拜之類的純形式，而是隱藏在儀式之下的尊重長輩、論資排輩以及應有的程序等。同樣隱藏在城市傳統街區物質空間下的秩序是建筑宗界、鄰里關系、交通組織、日常經濟社會生活方式等，而物質空間形態似乎是鱗次櫛比，雜亂無章的，正如大伯白喜事一樣，給人感覺復雜、混亂。這里從生活現象初步感受到了秩序與復雜性的統一。

J.Jacobs在《死與生》則描述了城市生活現象中的秩序（有序與無序），提出的“街道眼”、“街道芭蕾”、“多樣性生發”、“視覺秩序”、“非平均小變數”等等，都是基于城市“復雜性”的現象研究，最后在“城市問題的所在”一節中，引用了前洛克菲勒基金會自然與醫學委員會副主席沃倫.韋弗博士關于科學思想發展的三個過程分析：從簡單性到無序復雜性再到有序復雜性，終于交代了城市“死與生”的秘密。因此可以說Jacobs是發展的科學思想在城市領域的應用，是用發展的科學思想對城市規劃理論的檢測，是借鑒生命科學理論實踐對傳統城市及城市規劃理論實踐的質疑。因此，可以說《死與生》是基于科學思想體系中關于“秩序與復雜性”的城市現象分析。

尼古拉斯.雷舍爾的《復雜性》則是從一種哲學概觀的角度，專門正對“復雜性”，系統的分析了“復雜性”的本質意義，指出“復雜性”研究是適用于任何領域，是“提供從描述獲得的傾下性，更重要的是提供來自科學的各種描述的傾向性”。雷舍爾以“復雜性的枝枝杈杈”為導言題目，本身就寓意了事物的復雜性，該部分簡明扼要的講述了每一章節的主要內容，成為“復雜性”哲學概觀的復雜框架。第一章從分析“復雜性”是什么入手，指出“自然領域與人造領域”關于“復雜性”研究的四種模式，通過建立“復雜性模型”關于“描述、生成、計算”的認識論復雜性與“組分、結構、功能”的本體復雜性，展示“復雜性”的各種模式，最終在本章指出事物“復雜性不能出現在完全的無政府狀態中，出現在缺乏任一和所有規則秩序的境況中——這是復雜性認知終止的最終地方”。“復雜性的涌現和穩定需要秩序。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混沌展示了高秩序度，盡管這種秩序是特殊的、獨特的隨機秩序”。文中還大量例舉數學為證，說明復雜性與秩序的關系，從而建立起秩序與復雜性的關系。因此可以說，雷舍爾是研究“復雜性”與“秩序”的本質，是對事物的“復雜性與秩序”的科學哲學研究。

第四篇：《建筑的復雜性與矛盾性》讀書筆記

班級：建筑0812姓名：丁之琪學號：0820101222指導老師：申青

《建筑的復雜性與矛盾性》讀書筆記

如果這本書的發表標志著現代主義建筑消亡的起點,那么1972年現代主義建筑在后現代建筑師眼里就已經完成了這一過程。文丘里這部復雜與矛盾的著作中，我最關注的是現代建筑為何以及如何消亡。

在人們對現代主義建筑的普遍理解中，有些話就像是在為后現代的建筑批評鋪路：比如“堅決反對復古”，“堅決反對外加裝飾”等。這正好印證了《建筑的復雜性與矛盾性》一書對法則的態度——任何法則一旦絕對化，就會受后人以柄。

在文丘里眼中，時代是反常與不定的，于是現代主義建筑的規則就成為他批判的對象。文丘里認為：建筑，如果真像維特魯威所言：需要“實用、堅固、美觀”的話，那么其本身就是復雜與矛盾的，二元對立的，體現著兼容的困難統一。現代主義建筑被他認為是“清教徒”式的——裝飾、具象、傳統均被定為罪惡的象征。

“少”是一種精簡，精簡是為了促進整體的復雜。時代賦予建筑擴大的規模和復雜的建筑目標，使得人們必須檢驗建筑方法。它迫使人們再度承認并發展視覺不定性中內在的多樣性，既不是少，也不是多。提倡兩者兼顧的文丘里自然也不會容忍“形式追隨功能”這樣絕對的論斷存在。文丘里認為形式和功能是互相依賴的關系，他問“誰追隨誰？”。他以理查德醫學研究大樓為例，說明形式在這座建筑中以一種矛盾的方式服從功能；實體與外形服從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實體服從結構功能，外形服從空間功能。對于后現代主義建筑來說，功能已經沒有那么重要了，社會的不定性讓建筑的形式開始追尋除了功能以外更多的東西。現代主義法則堅決反對復古，要創時代之新；文丘里不否認創新，但是對于“堅決反對傳統”提出了不同的觀點。首先他提出了自己對法則的觀點——法則具有適應性和局限性。法則的適應性要求法則在廢除之前必須存在，他援引柯布西耶的名言：沒有體系就沒有藝術。而法則的局限性使得法則不能永恒——反常和不定在社會中是正常的。

文丘里反對現代主義堅決去除傳統，他希望能夠非傳統地運用傳統。不論是傳統的建筑要素還是建筑方法都應該以一種新的存在方式進入建筑中。受波普藝術的影響，文丘里認為要想使作品達到預期的效果，并不致因為變化而被破壞——像柯布西耶的屋頂花園那樣——建筑師就必須掌握傳統建筑語匯的意義。在城市尺度上文丘里肯定了低級酒吧間和下等夜總會在建筑中存在的價值，由于波普藝術的出現后現代建筑越來越重視這種建筑“俚語”對大眾的意義，因為在城市中這種尺度與周圍環境的關系較好。

波普藝術主張流行、大眾的文化進入高雅藝術，于是文丘里也開始思考如何用低楣文化的語言表達建筑。由于傳統元素在文化中帶有豐富的象征意義，文丘里認為老一套的題材在新的背景中會產生既新又舊，既平庸又生動，模糊不定的豐富意義。這一思想，在他設計的母親住宅中體現的很充分：他的立面運用了許多傳統的元素表示門和窗，但同時又把尺度改變，與這些傳統元素本身給人的尺度感形成矛盾。這也造成了這座建筑“既大又小”造成一種模糊不定的感覺。

在這座后現代主義建筑師的代表作品中，裝飾作為立面的一個主要象征元素和構圖元素出現，與現代主義建筑信仰的“裝飾就是罪惡”形成強烈的對立。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他甚至主張建筑看起來要像商業性的廣告牌那樣有裝飾性的門面，而不是像正統的現代主義建筑那樣，形成一個以功能決定外形的建筑（鴨子）。文丘里肯定古典建筑中有著雜關系的構件，這些構件在不同程度上即是結構又是裝飾，通常是豐富的，有時又是多余的，為了形式和象征的需要而存在。

針對建筑的復雜與矛盾，文丘里形成了自己的設計方法，并在后現代建筑中廣為使用。對于建筑中的矛盾他提出了兩種處理辦法——適應矛盾和矛盾并列：適應矛盾就是容忍與通融，允許即興活動。它包含著典型的解體——結果已近似和保留告終。另一方面，矛盾的并列是不妥協。它包含著強烈的對比和不調和的對抗。適應矛盾的結果可能是整體性不純，矛盾并列的結果可能是整體性不強。對于前者，他認為現代建筑中，由于框架結構和成批生產的技術要求而長期局限于采用的矩形形式已經不能做到適應矛盾，建筑呼喚斜線。對于后者，他以古典建筑為例，總結了總體中矛盾并列的方式：強烈的毗鄰（劇烈變化的并列）、并列的方向和重疊。

室內室外是建筑中永遠存在的一對矛盾，現代建筑提出消解矛盾的辦法：室內和室外融合。而文丘里則贊同路易斯.康的說法：建筑是藏身之處。他認為建筑與環境和場地的關系以及建筑內部的空間，應該用兩套系統（雙層外皮）解決。他不贊同空間的流動，認為一個空間需要有明確的維護界面。

文丘里贊成由外而內的設計手法，肯定空間中的空間。多層維護的建筑，不僅能夠因為重疊產生的矛盾并列而具有復雜的藝術效果，更能使建筑適應外在的環境，并造成豐富的室內效果。雖然對于現代建筑來說多層維護之間形成的殘余空間，是不經濟的，但這些空間固有的合格性以及對比和對立也符合康中肯的說法：一座建筑應該有好空間又有壞空間。文丘里用一句令人費解的格言來總結他的設計方法：對困難的總體負責。困難的總體不是單一和簡單，他肯定古典式的三段式構圖，以及被近代建筑壓制的二元并列。在這里它主要對建筑的形式進行了探討。他認為建筑師應該運用折射和占支配地位的連接體部件來突出總體，對二、三甚至更復雜的總體負責。對于建筑的矛盾，他的適應矛盾以及矛盾并存的觀點，會造成建筑的整體性不純和整體性不強。此處他又經有大量的古典例子得出結論來解決“整體性”的問題。

不可否認的是現代主義中的一些規則仍然是我們設計評判標準，以文丘里的作品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建筑在大體讓仍然沒有突破現代主義建筑的形式，他的作品中充滿對現代主義規則的反動。這也正印證了后現代一詞對那個時代的概括：后現代作為現代的衍生物。文丘里代表波普藝術一派的觀點，主張現代建筑從“純粹精神”的高度降落——“也許從粗俗且為人所不屑的日常景觀中我們能吸取生動而有力的、復雜和矛盾的法則，把我們的建筑變成文明的整體。”

在“后后現代”的今天，反常和不定更加明顯，建筑已經失去了永恒的屬性，朝著更加多元的方向發展。關于什么是建筑的問題，或許我們應該從現代主義的思維方式中走出來，不再為其招魂，而是發現當下鮮活的定義。

第五篇：讀《建筑的復雜性與矛盾性》有感

讀書筆記

——讀《建筑的復雜性與矛盾性》有感

莎士比亞說過: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也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意思。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亞諸多故事中的一個人物角色，不同的人對他的看法截然不同。魯迅也有類似的對《紅樓夢》的評價，《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的書。誰是作者誰是續者姑且勿論，但就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讀《建筑的復雜性與矛盾性》也是如此。

每一個人的人生經歷、價值取向不同，對文學人物形像的理解自然不盡相同。同樣的道理，同樣一篇文章，同樣一個問題，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看法。就如同20世紀60年代初，作為一名執業建筑師對當時建筑理論及其教條方面的問題所作的反應……每個人的受教育和知識文化程度不同，所處的社會背景不同，人生價值取向不同，對外界事物的感知能力不同等等，都會導致對同一事物的看法大相徑庭。在建筑藝術領域里，建筑師通過某種手段把意向的抽象思維表現成建筑，他的建筑所帶來的社會價值是事實，但是欣賞這座建筑的人對它的理解不大可能與作者本人創造這件作品時的思維是一樣的，盡管建筑本身的社會價值是絕對的，但是它所帶來的思想教育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盡管看法各有千秋，但建筑終究是那個指定的藝術品，不會是另一個。而以我現在淺薄的知識儲備來說，想要從文丘里的建筑作品中剝離分析出他的建筑理論或是思想實在是有點強人所難了。因此我也只能作為一個讀者，或者說是崇拜者來看這本書，至于從中找到并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那怕是不可能的。

說道這本書，就該先談下它的作者了。文丘里早期的工作受到路易·康和艾羅·薩里南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米開朗基羅、帕拉第奧、勒·科布西耶和阿爾瓦·阿爾托很大的影響。他說道：“在所有作品中，阿爾瓦·阿爾托的作品對我的啟示最大。它最具動感、最有聯系性，是學習藝術和技術最豐富的來源”。文丘里設計的建筑總是與社會、文化相關。他的創意靈感來源于所有的歷史建筑和現有模式，因此他所設計的建筑既有個性，又與當地環境緊密相連。盡管他已經放棄了許多信仰，但他的作品還是被認為是后現代時期的一部分。羅伯特·文丘里的作品與著作與20世紀美國建筑設計的功能主義主流分庭抗禮，成為建筑界中非正統分子的機智而又明晰的代言人。他的著作《建筑的復雜性和矛盾性》（1966年）和《向拉斯維加斯學習》（1972年）被認為是后現代主義建筑思潮的宣言。他反對密斯·凡·德羅的名言“少就是多”，認為“少就是光禿禿”。他認為現代主義建筑語言群眾不懂，而群眾喜歡的建筑往往形式平凡、活潑，裝飾性強，又具有隱喻性。他認為賭城拉斯維加斯的面貌，包括狹窄的街道、霓虹燈、廣告牌、快餐館等商標式的造型，正好反映了群眾的喜好，建筑師要同群眾對話，就要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于是過去認為是低級趣味和追求刺激的市井文化得以在學術舞臺上立足。設計的時候，文丘里喜歡將簡單而有美麗雕花的格式合并在一起，還經常在全面設計規劃圖中將諷刺和喜劇寓于其中，常以國際風格和流行藝術為指導，其作品還被當作設計平面的典范，這些模式常具有紀念性和裝飾性。他以標記和符號為裝飾，運用簡單的幾何圖形，并將其融入他的設計中。他說道：“建筑學應該涉及到建筑的社會和歷史之間的關聯”。文丘里總在盛大的背景下將聯系和同化合為一體，使他的建筑以一種和諧的方式與當地的環境相得益彰。他們不會因為已有的目的而忽視四周的環境，他這樣說道：“我喜歡建筑中的復雜性和對立性，這建立在近代觀點的模糊性和豐富度中，還包含在與藝術的聯系之中。建筑師再也不能被正統現代主義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說教所嚇服了。我喜歡建筑要素的混雜，而不要‘純凈’；寧愿一鍋煮，而不要清爽的；寧要歪扭變形的，而不要‘直截了當’的；寧要曖昧不定，而不要條理分明、剛愎、無人性、枯燥和所謂的‘有趣’；我寧愿要世代相傳的東西，也不耍‘經過設計’的；要隨和包容，不要排他性；寧可豐盛過度，也不要簡單化、發育不全和維新派頭；寧要自相矛盾、模棱兩可，也不要直率和一目了然；我贊賞凌亂而有生氣甚于明確統一。我容許違反前提的推理，我宣布贊成二元論”。但這一系列似乎與正統現代建筑理論大相徑庭的主張與這篇宣言的“溫和”性格并不相悖，在接下來的9個章節中，作者通過耐心細致的講解和包羅萬象的例證，逐步將“建筑的復雜與矛盾”的本質及其現實意義抽絲剝繭的呈現在讀者面前。正如他所言“分析包括把建筑分成部件??這種分解是所有創造活動中存在的過程而且對理解是至關重要的”。在此有必要重申的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矛盾，不包含矛盾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事事有矛盾；矛盾貫穿于每一事物的始終。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舊的矛盾一解決新的矛盾就會產生，又開始了新的矛盾運動。在新舊矛盾之間絕對不存在哪怕一剎那的無矛盾狀態。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時時有矛盾；總之，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且貫穿于每一事物的始終，即事事有矛盾，時時有矛盾，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建筑也不例外，無論是其理論，還是實體。

一部著作、一種思潮的的誕生自然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于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建筑與城市規劃界引起軒然大波，《建筑的復雜性和矛盾性》就是這一思潮下的產物。作為對于特定時代建筑學和建筑師所面臨問題的回應，這本著作雖以不同于他人的價值觀作為出發點，但異曲同工的與當時其他著作一樣體現了對多樣性、復雜性的城市環境與建筑的推崇。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批判很大一部分就在于現代主義的強勢抹殺了建筑的多樣性、復雜性。多樣性本身就意味著復雜性，現代主義所推崇的城市秩序下的簡單功能功能主義自然受到批判。１９９１年文丘里獲得普利茲克獎寫過一篇題為“Looking at Architecture with New Eyes”的評論文章，“文丘里之所以是一個真正出色的建筑師，是因為他拒絕被冠以任何標簽、稱號。因為他對冠以標簽的原則標準持有疑問。他要求我們就像他之前的導師路易斯?康要求的那樣，對于建筑的傳統類型進行一個徹底的反思，甚至是我們自己設立的那些歸類。最后，因為他教會我們，用全新的眼光來看待建筑、所有的建筑——不僅是他自己的建筑，雖然可能失去建筑的一些光彩，但肯定能更好的直視重點。” 開放的、不先入為主的視角為文丘里的理論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出乎意料卻又對現實敏感而清醒的評價。在人們對現代主義建筑的普遍理解中，有些話就像是在為后現代的建筑批評鋪路：比如“堅決反對復古”，“堅決反對外加裝飾”等。這正好印證了《建筑的復雜性與矛盾性》一書對法則的態度——任何法則一旦絕對化，就會受后人以柄。在文丘里眼中，時代是反常與不定的，于是現代主義建筑的規則就成為他批判的對象。文丘里認為：建筑，如果真像維特魯威所言：需要“實用、堅固、美觀”的話，那么其本身就是復雜與矛盾的，二元對立的，體現著兼容的困難統一。現代主義建筑被他認為是“清教徒”式的——裝飾、具象、傳統均被定為罪惡的象征。“少”是一種精簡，精簡是為了促進整體的復雜。時代賦予建筑擴大的規模和復雜的建筑目標，使得人們必須檢驗建筑方法。它迫使人們再度承認并發展視覺不定性中內在的多樣性，既不是少，也不是多。提倡兩者兼顧的文丘里自然也不會容忍“形式追隨功能”這樣絕對的論斷存在。文丘里認為形式和功能是互相依賴的關系，他問“誰追隨誰？”。他以理查德醫學研究大樓為例，說明形式在這座建筑中以一種矛盾的方式服從功能；實體與外形服從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實體服從結構功能，外形服從空間功能。對于后現代主義建筑來說，功能已經沒有那么重要了，社會的不定性讓建筑的形式開始追尋除了功能以外更多的東西。現代主義法則堅決反對復古，要創時代之新；文丘里不否認創新，但是對于“堅決反對傳統”提出了不同的觀點。首先他提出了自己對法則的觀點——法則具有適應性和局限性。法則的適應性要求法則在廢除之前必須存在，他援引柯布西耶的名言：沒有體系就沒有藝術。而法則的局限性使得法則不能永恒——反常和不定在社會中是正常的。文丘里反對現代主義堅決去除傳統的做法，他希望能夠非傳統地運用傳統。不論是傳統的建筑要素還是建筑方法都應該以一種新的存在方式進入建筑中。受波普藝術的影響，文丘里認為要想使作品達到預期的效果，并不致因為變化而被破壞——像柯布西耶的屋頂花園那樣——建筑師就必須掌握傳統建筑語匯的意義。在城市尺度上文丘里肯定了低級酒吧間和下等夜總會在建筑中存在的價值，由于波普藝術的出現后現代建筑越來越重視這種建筑“俚語”對大眾的意義，因為在城市中這種尺度與周圍環境的關系較好。波普藝術主張流行、大眾的文化進入高雅藝術，于是文丘里也開始思考如何用低媚文化的語言表達建筑。由于傳統元素在文化中帶有豐富的象征意義，文丘里認為老一套的題材在新的背景中會產生既新又舊，既平庸又生動，模糊不定的豐富意義。這一思想，在他設計的母親住宅中體現的很充分：他的立面運用了許多傳統的元素表示門和窗，但同時又把尺度改變，與這些傳統元素本身給人的尺度感形成矛盾。這也造成了這座建筑“既大又小”造成一種模糊不定的感覺。在這座后現代主義建筑師的代表作品中，裝飾作為立面的一個主要象征元素和構圖元素出現，與現代主義建筑信仰的“裝飾就是罪惡”形成強烈的對立。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他甚至主張建筑看起來要像商業性的廣告牌那樣有裝飾性的門面，而不是像正統的現代主義建筑那樣，形成一個以功能決定外形的建筑。文丘里肯定古典建筑中有著雜關系的構件，這些構件在不同程度上即是結構又是裝飾，通常是豐富的，有時又是多余的，為了形式和象征的需要而存在。

針對建筑的復雜與矛盾，文丘里形成了自己的設計方法，并在后現代建筑中廣為使用。對于建筑中的矛盾他提出了兩種處理辦法——適應矛盾和矛盾并列：適應矛盾就是容忍與通融，允許即興活動。它包含著典型的解體——結果已近似和保留告終。另一方面，矛盾的并列是不妥協。它包含著強烈的對比和不調和的對抗。適應矛盾的結果可能是整體性不純，矛盾并列的結果可能是整體性不強。對于前者，他認為現代建筑中，由于框架結構和成批生產的技術要求而長期局限于采用的矩形形式已經不能做到適應矛盾，建筑呼喚斜線。對于后者，他以古典建筑為例，總結了總體中矛盾并列的方式：強烈的毗鄰（劇烈變化的并列）、并列的方向和重疊。室內室外是建筑中永遠存在的一對矛盾，現代建筑提出消解矛盾的辦法：室內和室外融合。而文丘里則贊同路易斯?康的說法：建筑是藏身之處。他認為建筑與環境和場地的關系以及建筑內部的空間，應該用兩套系統（雙層外皮）解決。他不贊同空間的流動，認為一個空間需要有明確的維護界面。文丘里贊成由外而內的設計手法，肯定空間中的空間。多層維護的建筑，不僅能夠因為重疊產生的矛盾并列而具有復雜的藝術效果，更能使建筑適應外在的環境，并造成豐富的室內效果。雖然對于現代建筑來說多層維護之間形成的殘余空間，是不經濟的，但這些空間固有的合格性以及對比和對立也符合康中肯的說法：一座建筑應該有好空間又有壞空間。文丘里用一句令人費解的格言來總結他的設計方法：對困難的總體負責。困難的總體不是單一和簡單，他肯定古典式的三段式構圖，以及被近代建筑壓制的二元并列。在這里它主要對建筑的形式進行了探討。他認為建筑師應該運用折射和占支配地位的連接體部件來突出總體，對二、三甚至更復雜的總體負責。對于建筑的矛盾，他的適應矛盾以及矛盾并存的觀點，會造成建筑的整體性不純和整體性不強。此處他又經有大量的古典例子得出結論來解決“整體性”的問題。不可否認的是現代主義中的一些規則仍然是我們設計評判標準，以文丘里的作品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建筑在大體讓仍然沒有突破現代主義建筑的形式，他的作品中充滿對現代主義規則的反動。這也正印證了后現代一詞對那個時代的概括：后現代作為現代的衍生物。文丘里代表波普藝術一派的觀點，主張現代建筑從“純粹精神”的高度降落——“也許從粗俗且為人所不屑的日常景觀中我們能吸取生動而有力的、復雜和矛盾的法則，把我們的建筑變成文明的整體。”。

在“后后現代”的今天，反常和不定更加明顯，建筑已經失去了永恒的屬性，朝著更加多元的方向發展。關于什么是建筑的問題，或許我們應該從現代主義的思維方式中走出來，不再為其招魂，而是發現當下鮮活的定義。

正如文丘里曾說“像所有超越時間而存在的作品一樣，阿爾托的作品可以許多方面被解釋，每個解釋都比這一刻或多些或少些真實，因為這個作品是如此有品質而蘊涵多角度和多層次的意義??但是對于我來說，當我掙扎要完成這篇文章時，阿爾托最令人喜愛的的特點就是他從沒寫關于建筑的任何東西。” 也許這就是他略帶幽默的自嘲地對于我們及他自己的困惑所給出的回答。而這也正是我對于文丘里的感受！我也在努力的理解著《建筑的復雜性與矛盾性》中的觀點！或許它需要我更多次閱讀才能讓我更貼近作者的思想！

參考文獻：

羅伯特?文丘里著．《建筑的復雜性與矛盾性》．周卜頤譯．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