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世紀初天津電力行業的發展。

20世紀初天津電力行業的發展。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了天津，都統衙門（各國侵略軍司令聯席會議決定成立的）接收了對天津的統治，對天津市地區行使管轄權。(見，天津歷史政府委員會會議記要，插第19.，20頁。)

天津第一家發電廠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在法租界建立起來的（1902年），發電量不足100千瓦，僅供本租界部分地區使用。1910年該廠遷到了法租界26號路，擴大了規模。天津最大的發電廠是1906年由比利時商人與中國地方政府合建的比商電車電燈公司發電廠，該廠在河北金家窯，初建時發電容量為12800千瓦，并生產直流電供有軌電車使用。該發電廠向意大利、奧地利、俄國租界和新舊城區供電。同時，各國租界也先后建立小型發電廠，如1906年英租界建成天津使館界發電所，到1928年發電容量7000千瓦；同年日租界也設點燈部，1927年擴大成發電廠，發電總量為2000千瓦；1908年德租界也建成北辰電業公司。但是，上述這些發電廠規模都很小，發電量有限，只限本租界部分地區使用。[1]《天津商會檔案》中國商人也曾籌建生產能源的工廠，如1904年候補同知穆云湘擬仿照上海電燈公司辦法，招股30萬銀兩建天津閤郡電燈公司。[2] 1911年寧子福、李子香等巨商在商部立案，組織瓦斯電燈公司，股本百萬銀兩，華商七成日商三成[3]。然而這些計劃均未實現。

天津各發電廠建成后，各國租界的居民和公共建筑廣泛采用電燈照明。天津中國城區最初使用電燈者不多，如1909年比國電燈電車公司建立“已經輸載，本埠商民??燃電燈者甚屬寥寥”[4]。但是先進的事物畢竟是有生命力的，電和電燈逐漸被城市居民所接受，成為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

至于天津為數眾多的工廠，如紡織、面粉、化工等大型工廠則多自備發電設備，天津六大紗廠總發電量可達14000千瓦，壽星、福星等面粉廠、裕津皮革公司、振華造紙公司和久大制鹽、永利制堿公司都自己擁有鍋爐或馬達。

到了20年代末，城市基礎設施日益完善，電力行業也隨之發展。

到20年代末，天津各發電廠總發電容量約33000千瓦，整個城市上沒有大型發電廠和能夠解決工廠動力的供電系統。[5]

電力是城市的一個樞紐，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起了很大的作用。

[1]《天津商會檔案》

[2]《大公報》1903年12月20日。

[3]大公報1911年10月5日。

[4]天津商會檔案，二類第2188卷。

[5]參見姚嘉桐《天津電力工業發展簡史》，《太難進文史資料選輯》第34輯。

第二篇：電力行業發展

摘要：首先分析了加強線損管理的社會背景，然后總結了線損在管理體制上的主要問題，最后主要從管理、技術和制度三方面提出了加強線損管理的具體措施。關鍵詞：線損；管理；技術；制度

前言

電能經輸電線路和變壓器時因元件存在電阻而發熱，產生的功率損耗（△

P=3xI2R）稱為線損。電能由發電廠經超高壓電網、高壓電網、配電網向各用戶供電，大型企業用戶由企業電網供電。發電廠送入電網的電能量叫做供電量，電網售給企業的電能量叫做售電量。供電量減去售電量等于線損電量，線損電量除以供電量等于線路損失率，售電量除以供電量等于輸電效率。線損率是供電企業一項綜合性的經濟技術指標，供電企業經濟效益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線損管理水平的高低。因此，研究線損管理，降低損耗是供電企業提高企業經營效益的根本問題，有利于建設節約型社會。

1提高線損管理的背景

長期以來減少線損一直是電力部門努力的目標，也是供電企業的重要職責和長期任務。近幾年來，隨著用電量的快速增長，供電線損逐年升高的問題不能不引起有關部門的極大重視。2006年，國家電網公司、南方電網公司的線損率分別為6.40%、7.08%，年損失電量分別為1169億kWh和282億kWh，全年全國損失電量1451億kWh，如果加上地方電網與企業電網的電能損失，線損電量超過1600億kWh，這相當于兩個三峽電站的電力供應。在我國全面落實“十一五”規劃中萬元GDP能耗降低指標的背景下，最大可能的減少線損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建設和諧、節約型社會的一系列重大方針和原則，明確要求“十一五”期間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因此，電網企業要貫徹國家能源政策和發展戰略，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和管理水平，必須加強線損管理，大幅度降低線損。當前線損管理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造成線損的原因，從客觀上講有輸電系統不配套，線路布局不合理，卡脖子及無功補償不足等方面的問題。同時，也有管理問題，主要表現為對線損管理的放松。

2.1 非主管部門對線損管理重視不夠

電網建設一般主要考慮供電可靠性和供電能力，而沒有把線損作為檢驗電網發展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標，造成高壓電網投資偏大，中低壓電網投資偏低，各電壓等級的投資比例不太合理，使整個電網的理論線損偏大；生產部門在安排運行方式和停電計劃時往往出于安全的考慮，使電網在非經濟狀態運行的時間過多，經濟運行和停電管理的精細化程度不高。線損管理涉及到計劃、基建、生產、農電、調度和市場營銷等多個部門，而地級公司的線損主管部門一般為市場營銷部，非主管部門對線損管理往往重視不夠。

2.2 線損的過程管理有待加強

在線損管理中，“重指標輕過程”的思想不同程度存在，沒有建立常態的分析、監督、協調、督辦、反饋機制。線損主管部門由于對其他部門的業務不熟悉，加上信息的不對稱，對其他部門分管業務協調難度大。此外，線損管理停留在統計和簡單分析上，分析查找問題不及時、不深入；跟蹤監督不到位，督促整改不徹底；尚未實現線損指標的可控、能控和在控。

2.3 線損管理的考核不科學

各單位對考核的心理認同程度不高，實施考核過程中爭議多，難度大。由于線損理論計算存在不準確的因素，對各單位供電量、供電結構預測不準確，加上采用綜合的線損指標不能真實反映線損管理的實際水平，造成給各單位下達的指標不合理。幾點加強線損管理措施

線損管理，作為一門專業學科，貫穿整個電力行業的供、配、售網絡，具有系統性、抽象化、復雜多變的特點，涉及到所有用電客戶和每一位供電員工的切身利益。建立高效、現代化的管理模式，做到降損的可控在控，是當前供電企業線損管理所追求的目標。

3.1 建立線損信息化管理平臺

建立完善的線損管理網絡和激勵制度；實行分電壓等級的指標細化考核；采用系統性的現代化手段保證線損數據的準確性，減少人為因素，提高工作效率。線損信息化管理平臺可以應用了計算機管理、無線通訊、自動控制等多種現代化新技術，由電能量管理系統、大用戶監控系統、用電信息管理系統、線損理論計算系統、配電線路無功補償系統等五大系統的集成。使用這種管理系統可以實時掌握單位的線損管理工作，對數據的采集、數據的處理、報表的生成等等，可以全部實現自動化，能達到只要點擊鼠標就能縱覽全局的效果，充分體現了信息化管理的優越性。

3.2 全網無功優化運行

做好電網降損節能的關鍵是全網無功優化運行。而全網無功真正優化運行的前提是進行無功補償的優化配置，包括無功補償配置點優化和補償容量的優化，即什么地方用就什么地方補償，用多少就補償多少，最理想的是無功需求點的就地、足額補償。另外無功需求是動態的，所以無功補償量需要實時調整，即什么時候用就什么時候補償。只有通過采用高性能的動態無功跟蹤補償設備才能完成實時補償的任務，需要電能的發、輸、供、用各環節共同努力和協調的統一行動。

3.3 完善制度，規范管理

線損管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企業的方方面面，要做好這項工作，必須規范管理，完善相應的配套制度，逐步形成分級負責、指標落實、分工明確的正常管理秩序。同時還應重視加強理論線損計算工作。各單位專職、兼職線損管理人員應根據設備和負荷情況，定期不定期地進行線損理論計算，通過對計算結果的分析，以準確的數據來衡量線損實際的高低，發現網絡薄弱環節，制定相應的對策，使降損工作有的放矢。同時，認真做好相關數據的測錄、統計和分析。可實行三對比：與上月比、與去年同期比、與理論計算比。

結束語

總之，線損管理是一項重要的綜合性管理工作，更是一項持久艱苦的工作，要堅持用科學手段加強線損管理，要堅持用先進技術完善電網結構，要堅持用完善制度規劃管理和技術。

第三篇：中國電力行業2015發展報告

中國電力行業2015發展報告

2015年，電力行業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部署，堅持“節約、清潔、安全”的能源戰略方針，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積極轉變發展理念，著力踐行能源轉型升級，持續節能減排，推進電力改革試點，加大國際合作和“走出去”步伐，保障了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和電力可靠供應，為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和全社會能源利用提質增效做出了積極貢獻。

一、電力供應能力進一步增強

電力投資較快增長。2015年，全國電力工程建設完成投資

[1][2]

8576億元，比上年增長9.87%。其中，電源工程建設完成投資3936億元，比上年增長6.78%，占全國電力工程建設完成投資總額的45.90%；電網工程建設完成投資4640億元，比上年增長12.64%，其中特高壓交直流工程完成投資464億元，占電網工程建設完成投資的比重10%。在電源投資中，全國核電、并網風電及并網太陽能發電完成投資分別比上年增長6.07%、31.10%和45.21%；水電受近幾年大規模集中投產的影響，僅完成投資789億元，比上年下降16.28%；常規煤電完成投資1061億元，比上年增長11.83%；非化石能源發電投資占電源總投資的比重為70.45%，比上年提高1.49個百分點。

加快城鎮配電網建設改造。貫徹落實《關于加快配電網建設改造的指導意見》和《配電網建設改造行動計劃（2015-2020年）》，2015年全國安排城網建設改造專項建設基金130億元，帶動新增投資1140億元；安排農網改造資金1628億元，其中中央預算內資金282億元。

電力工程建設平均造價同比總體回落。2015年，因原材料價格下降，燃煤發電、水電、太陽能發電以及電網建設工程單位造價總體小幅回落，回落幅度分布在1.5—5%區間內。風電工程單位造價小幅上漲1.57%。

新增電源規模創歷年新高。2015年，全國基建新增發電生產能力13184萬千瓦，是歷年新投產發電裝機最多的一年。其中，水電新增1375萬千瓦，新增規模比上年減少805萬千瓦，新投產大型水電站項目主要有四川大渡河大崗山水電站4臺機組合計260萬千瓦、云南金沙江觀音巖水電站3臺機組合計180萬千瓦和云南金沙江梨園水電站1臺60萬千瓦機組，投產的抽水蓄能電站包括內蒙古呼和浩特和廣東清遠3臺機組合計92萬千瓦；火電新增6678萬千瓦（其中燃氣695萬千瓦、常規煤電5402萬千瓦），新增規模較上年增加1887萬千瓦，全年新投產百萬千瓦級機組16臺；核電新投產6臺機組合計612萬千瓦，分別為遼寧紅沿河一期、浙江秦山一期、福建寧德一期、福建福清一期、海南昌江一期以及廣東陽江各1臺機組；新增并網風電、并網太陽能發電分別為3139萬千瓦和1380萬千瓦，均創新增新高。在全年新增發電裝機容量中，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占比為49.73%。

截至2015年底，全國主要電力企業在建電源規模1.82億千瓦，同比增長25.35%。

電源規模持續快速增長。截至2015年底，全國全口徑發電裝機容量152527萬千瓦，比上年增長10.62%，增速比上年提高1.67個百分點。其中，水電31954萬千瓦（其中抽水

[3]蓄能 2305萬千瓦），比上年增長4.82%；火電100554萬千瓦，比上年增長7.85%，其中煤電90009萬千瓦、增長7.02%，燃氣6603萬千瓦、增長15.91%；核電2717萬千瓦，比上年增長35.31%；并網風電13075萬千瓦，比上年增長35.40%；并網太陽能發電4218萬千瓦，比上年增長69.66%。截至2015年底，全國人均裝機規模1.11千瓦，比上年增加0.11千瓦。

全年退役、關停火電機組容量1091萬千瓦，比上年增加182萬千瓦。

新增電網規模同比下降。2015年，全國新增交流110千伏及以上輸電線路長度57110千米，比上年下降4.50%，其中，110千伏、220千伏、1000千伏新增線路長度分別比上年下降10.66%、0.20%和99.59%，而330千伏、500千伏和750千伏分別比上年增長79.87%、1.61%和24.78%。全國交流新增110千伏及以上變電設備容量29432萬千伏安，比上年下降4.61%，其中，新增110千伏、220千伏、330千伏電壓等級變電設備容量分別比上年下降11.36%、24.06%和13.36%，而500千伏和750千伏等級分別比上年增長17.54%和440.91%。全國直流工程輸電線路長度沒有新增，±800千伏特高壓直流工程換流容量新增250萬千瓦。

電網跨省區輸送能力進一步提升。截至2015年底，全國電網220千伏及以上輸電線路回路長度60.91萬千米，比上年增長5.46%；220千伏及以上變電設備容量33.66億千伏安，比上年增長8.86%。遼寧綏中電廠改接華北電網500千伏工程投運，使東北電網向華北電網的跨區送電能力達到了500萬千瓦，國家電網公司跨區輸電能力合計超過6900萬千瓦；糯扎渡水電站送廣東±800千伏特高壓直流工程全部建成投運，中國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西電東送”形成“八交八直”輸電大通道，送電規模達到3650萬千瓦。隨著我國最長的特高壓交流工程——榆橫—濰坊1000千伏特高壓交流輸變電工程正式開工，列入我國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四條特高壓交流工程已經全部開工，全國特高壓輸電工程進入了全面提速、大規模建設的新階段。

全面解決了無電人口用電問題。2015年12月，隨著青海省最后3.98萬無電人口通電，國家能源局制定的《全面解決無電人口用電問題三年行動計劃（2013-2015年）》得到落實，我國全面解決了無電人口用電問題。

二、電源結構繼續優化

受核電、風電、太陽能發電新投產規模創新高的拉動作用影響，電源結構繼續優化。截至2015年底，全國水電、核電、并網風電、并網太陽能發電等非化石能源裝機容量占全國發電裝機容量的比重為34.83%，比上年提高1.73個百分點；火電裝機容量占全國發電裝機容量的比重為65.92%,比上年降低1.69個百分點；其中煤電裝機容量占全國發電裝機容量的比重為59.01%，比上年降低1.73個百分點。2015年，中電聯對全國97033萬千瓦火電機組統計調查顯示:全國火電機組平均單機容量為12.89萬千瓦，比上年增加0.4萬千瓦；火電大容量高參數高效機組比重繼續提高，全國百萬千瓦容量等級機組已達86臺，60萬千瓦及以上火電機組容量所占比重達到42.91%，比上年提高1.4個百分點。

三、非化石能源發電量持續快速增長

非化石能源發電量高速增長，火電發電量負增長。2015年，全國全口徑發電量57399億千瓦時，比上年增長1.05%。其中，水電11127億千瓦時，比上年增長4.96%；火電42307億千瓦時，比上年下降1.68%，是自改革開放以來首次負增長；核電1714億千瓦時，比上年增長28.64%；并網風電1856億千瓦時，比上年增長16.17%；并網太陽能發電395億千瓦時，比上年增長67.92%。2015年，水電、核電、并網風電和并網太陽能發電等非化石能源發電量合計比上年增長10.24%，非化石能源發電量占全口徑發電量的比重為27.23%，比上年提高2.18個百分點。

火電設備利用小時大幅下降。2015年，全國6000千瓦及以上電廠發電設備利用小時3988小時，比上年降低360小時。其中，水電3590小時，比上年降低79小時；火電4364小時，比上年降低414小時，為1969年以來的最低值；核電7403小時，比上年降低384小時；風電1724小時，比上年降低176小時，是“十二五”期間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四、電力生產運行安全可靠

2015年，在電網結構日趨復雜，地震、臺風、泥石流等各類自然災害頻發情況下，電力行業深入貫徹落實新《安全生產法》，始終堅持“安全第一”的方針，電力安全生產責任進一步落實，電力安全生產法規體系進一步完善，電力安全生產監督檢查進一步深入，電力突發事件應對和重大活動保電能力進一步提高。全年沒有發生重大以上電力人身傷亡事故，沒有發生重大電力安全事故，沒有發生較大電力設備事故，沒有發生電力系統水電站大壩垮壩、漫壩以及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的事件。

電力設備運行可靠性指標保持較高水平。2015年，全國發電設備、輸變電設施、直流輸電系統、用戶供電可靠性運行情況平穩。10萬千瓦及以上燃煤發電機組等效可用系數為92.57%，比上年提高0.73個百分點；4萬千瓦及以上水電機組等效可用系數為92.05%，比上年降低0.55個百分點；架空線路、變壓器、斷路器三類主要設施的可用系數分別為99.600%、99.887%、99.953%，比上年分別提高0.108、0.030和0.027個百分點。全國10（6、20)千伏供電系統用戶平均供電可靠率99.880%，比上年降低0.060個百分點；用戶年平均停電時間10.50小時，比上年增加5.28小時。

五、電力供需進一步寬松

用電量低速增長，用電結構持續改善。2015年，全國全社會用電量56933億千瓦時，比上年僅增長0.96%，增速比上年降低3.18個百分點。其中，第一、三產業和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增速均高于上年；而第二產業用電量增速大幅回落，自本世紀以來首度出現負增長，是全社會用電低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具體來看，第一產業用電量1040億千瓦時，比上年增長2.55%；第二產業用電量41442億千瓦時，比上年下降0.79%，低于全社會用電量增速1.75個百分點，對全社會用電量增長的貢獻率為-60.71%，其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和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業四大高耗能行業合計用電量同比下降1.89%，增速同比回落6.70個百分點，四大高耗能行業用電快速回落導致第二產業乃至全社會用電增速明顯放緩，四大高耗能對電力消費增速放緩產生的影響明顯超過其對國內生產總值和工業增加值波動的影響，這也是全社會用電量增速回落幅度大于經濟增速回落幅度的主要原因；第三產業用電量7166億千瓦時，比上年增長7.42%，對全社會用電量增長的貢獻率為91.64%，第三產業中，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主要代表的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用電增長14.8%，延續高速增長勢頭，反映出我國轉方式、調結構取得了積極進展；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7285億千瓦時，比上年增長5.01%，隨著我國城鎮化以及家庭電氣化水平逐步提高，呈現出居民生活用電量穩步增長的態勢。2015年，全國人均電力消費4142千瓦時。

電力供應能力總體充足，部分地區電力供應富余。2015年，受電煤供應持續寬松、主要水電生產地區來水情況總體偏好、冬夏季各地氣溫總體平和沒有出現極端天氣、重工業用電需求疲軟等因素影響，全國電力供需形勢進一步寬松、部分地區電力富余較多，僅局部地區在部分時段有少量錯峰。分區域看，華北區域電力供需總體平衡略顯寬松，其中，山東電網夏季出現錯峰；華東、華中、南方區域電力供需總體寬松，其中海南8月前電力供應偏緊；東北、西北區域電力供應能力富余較多。

六、電力裝備和科技水平進一步提升

電力科技創新在特高壓、智能電網、大容量高參數低能耗火電機組、高效潔凈燃煤發電、第三代核電工程設計和設備制造、可再生能源發電等技術領域不斷取得重大突破，對轉變電力發展方式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在特高壓輸電技術領域，高壓直流斷路器關鍵技術、大電網規劃與運行控制技術重大專項研究等多項技術取得新的進展。高壓大容量多端柔性直流輸電關鍵技術開發、裝備研制及工程應用有了新的進展，世界首次采用大容量柔性直流與常規直流組合模式的背靠背直流工程——魯西背靠背直流工程正式開工建設，世界上首個采用真雙極接線±320kv柔性直流輸電科技示范工程在廈門正式投運，標志著我國全面掌握和具備了高壓大容量柔性直流輸電關鍵技術和工程成套能力。

我國二次再熱發電技術獲重大突破。隨著世界首臺66萬千瓦超超臨界二次再熱燃煤機組——中國華能集團公司江西安源電廠1號機組和世界首臺100萬千瓦超超臨界二次再熱燃煤發電機組——中國國電集團公司泰州電廠二期工程3號機組相繼投運，標志著二次再熱發電技術在國內得到推廣應用； 世界首臺最大容量等級的四川白馬60萬千瓦超臨界循環流化床示范電站體現了我國已經完全掌握了循環流化床鍋爐的核心技術，并在循環流化床燃燒大型化、高參數等方面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隨著2015年世界首臺35萬千瓦超臨界循環流化床機組——山西國金電力公司1號機組投運，全國共有5臺35萬千瓦超臨界循環流化床機組投入商業運行。我國自主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示范工程——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福清5號核電機組正式開工建設，使我國成為繼美國、法國、俄羅斯之后第四個具有自主三代核電技術的國家，也將成為我國正式邁入世界先進核電技術國家陣營的里程碑。

七、節能減排成效顯著

能耗指標繼續下降。2015年，全國6000千瓦及以上火電廠機組平均供電標準煤耗315克/千瓦時，比上年降低4克/千瓦時，煤電機組供電煤耗繼續保持世界先進水平；全國線路損失率為6.64%，與上年持平。

污染物排放大幅減少。據中電聯初步分析，2015年，全國電力煙塵排放量約為40萬噸，比上年下降59.2%，單位火電發電量煙塵排放量0.09克/千瓦時，比上年下降0.14克/千瓦時。全國電力二氧化硫排放約200萬噸，比上年下降約67.7%，單位火電發電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約為0.47克/千瓦時，比上年下降1克/千瓦時。電力氮氧化物排放約180萬噸，比上年下降約71.0%，單位火電發電量氮氧化物排放量約0.43克/千瓦時，比上年下降1.04克/千瓦時。截至2015年底，全國已投運火電廠煙氣脫硫機組容量約8.2億千瓦，占全國煤電機組容量的91.20%；已投運火電廠煙氣脫硝機組容量約8.5億千瓦，占全國火電機組容量的84.53%。全國火電廠單位發電量耗水量1.4千克/千瓦時，比上年降低0.2千克/千瓦時；單位發電量廢水排放量0.07千克/千瓦時，比上年降低0.01千克/千瓦時。

電力需求側節能有成效。在保障電力安全可靠、協調發展的大前提下，政府、行業、企業貫徹落實能源消費革命,共同推進電力需求側管理，建立并不斷完善需求側響應體系，加大移峰填谷能力建設，引導用戶優化用電負荷，促進清潔能源消納，涉及15個省份、2000余家工業企業實施了需求側管理工作；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超額完成電力需求側管理目標任務，共節約電量142.7億千瓦時，節約電力327.3萬千瓦，為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發揮了重要作用。

八、新一輪電力改革拉開序幕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中發〔2015〕9號）文件，開啟了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的序幕。2015年11月底，為配合9號文件落實、有序推進電力改革工作，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并發布《關于推進輸配電價改革的實施意見》、《關于推進電力市場建設的實施意見》、《關于電力市場交易機構組建和規范運行的實施意見》、《關于有序放開發用電計劃的實施意見》、《關于推進售電側改革的實施意見》、《關于加強和規范燃煤自備電廠監督管理的指導意見》6個電力體制改革配套文件，分別從電價、電力交易體制、電力交易機構、發用電計劃、售電側、電網公平接入等電力市場化建設相關領域以及相應的電力監管角度明確和細化電力改革的政策措施。各省市積極行動，啟動了電力改革試點工作。國家發展改革委先后批復在云南、貴州省進行電力改革綜合試點，在深圳輸配電改革試點基礎上,擴大到內蒙古西部、安徽、湖北、寧夏、云南、貴州進行輸配電價改革試點，在重慶、廣東進行省級售電側改革試點。電力行業企業也積極投入電力改革與市場交易試點，發電企業適應市場需要，積極開展與大用戶直接交易、跨省區交易、發電權交易、輔助服務交易等多種市場交易模式的探索，一些央企、地方電力企業和民營企業陸續投資成立了售電公司，積極參與直接交易試點活動，為進一步加快電力市場化建設、完善相關政策法規積累了經驗。

2015年，全國31個省份中已有24個省份相繼開展了大用戶直接交易（僅有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海南、青海、西藏等7個省份尚未開展），直接交易電量超過4000億千瓦時，比2014年的1540億千瓦時增長近2倍。其中11個省區交易規模超過100億千瓦時。

九、積極發揮電價調控作用

發揮電價調控政策在推進電力改革、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節能減排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完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以中國電煤價格指數作為煤電聯動的價格基礎，進行電價調整；全年煤炭供應充足，價格走低，導致燃煤發電全國平均上網電價分兩次下調，分別降低2分/千瓦時和3分錢/千瓦時，并相應分別降低工商業用電價格1.8分/千瓦時和3分錢/千瓦時，助力我國經濟供應側改革；加大環境保護與治理力度，對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實行電價支持政策，對2016年1月1日前、后并網運行并符合超低排放超低限值要求的燃煤發電企業，分別對其統購上網電量加價1分/每千瓦時（含稅）、0.5分錢/每千瓦時（含稅）；為合理引導新能源投資，促進陸上風電、光伏發電等新能源產業健康有序發展，調整新建陸上風電和光伏發電上網標桿電價, 實行上網標桿電價隨陸上風電和光伏發電發展規模逐步降低的價格政策，鼓勵各地通過招標等市場競爭方式確定陸上風電、光伏發電等新能源項目業主和上網電價；明確將居民生活和農業生產以外其他用電征收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由之前的1.5分/每千瓦時提高到1.9分/每千瓦時；明確了跨省、跨區域送電價格調整標準，遵循市場定價原則，參考送、受電地區電價調整情況，由供需雙方協商確定，“點對網”送電的上網電價調價標準，可參考受電省燃煤發電標桿電價調整標準協商確定，“網對網”送電價格，可參考送電省燃煤機組標桿電價調整幅度協商確定。

十、行業管理與服務不斷創新

行業管理逐步規范高效。2015年，國家能源局積極推進簡政放權，共取消、下放21項、34子項行政審批事項，全部取消非行政審批事項。持續加強大氣污染治理力度，印發《煤電節能減排監督管理暫行辦法》、《2015年中央發電企業煤電節能減排升級改造目標任務書》，全年共安排節能改造容量1.8億千瓦、超低排放改造容量7847萬千瓦。合理布局清潔能源發展，全年核準開工核電機組8臺合計880萬千瓦，自主三代“華龍一號”示范工程開工建設，AP1000主泵通過評審出廠，核電重大專項——CAP1400示范工程啟動核準前評估。風電開發布局進一步優化，下達光伏發電建設規模2410萬千瓦，啟動太陽能熱發電示范項目建設。開展電力標準化管理工作，立項合計318項，加強標委會的組織管理和協調。建立健全電力工程質量監督工作機制，進一步確立完善的“總站-中心站-項目站”管理體系，開發完成全國在建電力工程項目統計系統，開展在建項目專項督查。統籌謀劃推動能源領域“一帶一路”合作，與重點國家、地區合作建設能源項目，能源裝備和核電“走出去”取得階段性成果。積極參與全球能源治理，我國與國際能源署（IEA）建立了聯盟關系，加強了與能源憲章組織的合作，并由該組織的受邀觀察員國變為簽約觀察員國。

行業服務水平不斷提高。2015年，中電聯認真把握“立足行業，服務企業，聯系政府，溝通社會”的定位，健全行業服務網絡，突出工作重點，不斷提升服務質量。緊密圍繞電力體制改革，積極建言獻策；開展行業重大問題研究，促進行業科學發展；積極有效反映行業訴求，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適應經濟新常態，做好電力行業統計和供需分析預測工作；開展首屆中國電力創新獎評獎工作，推進行業科技和管理創新；創新服務方式，積極開展行業宣傳和信息服務，大力推進行業國際化服務，加強重點領域的行業標準管理及體系建設，繼續開展電力行業職業技能鑒定，積極推進電力行業信息化建設，切實加強電力行業市場誠信體系建設，指導工業領域電力需求側管理工作，進一步完善電力工程質量監督工作體系，加強電力可靠性監督管理，為社會及電力行業提供司法鑒定服務，穩步提升各項專業服務質量，深入開拓專業服務領域及品牌業務。

十一、電力企業經營狀況較好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受煤炭價格大幅下降的影響，全國規模以上電力企業利潤總額4680億元，比上年增長13.57%。其中，電力供應企業利潤總額1213億元，比上年增長13.02%；發電企業利潤總額3467億元，比上年增長13.77%。在發電企業中，火電、水電、核電、風電業和太陽能發電企業利潤總額分別為2266億元、735億元、183億元、182億元和59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3.32%、10.44%、21.62%、11.14%和69.69%。但是受上網電價連續多次下調、市場化交易電量比重擴大及其交易電價大幅度下降、以及發電設備利用率下降等多重不利因素影響，未來電力企業尤其是火電企業經營形勢將面臨嚴峻挑戰。

十二、國際合作取得新進展

電力企業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走出去”。2015年，電力企業分別與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羅馬尼亞、立陶宛、哈薩克斯坦、秘魯、厄瓜多爾、南非、埃塞俄比亞、肯尼亞、津巴布韋、韓國、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蒙古國、老撾等20多個國家的地方政府、企業、大學簽署合作協議和備忘錄，共同開展戰略合作。其中，國網中國電力技術裝備有限公司與埃塞俄比亞國家電力公司和肯尼亞輸電公司簽署合同，承建東非地區第一條高壓直流輸電線路“埃塞—肯尼亞500千伏直流輸電線路”；中國廣核集團有限公司與法國電力集團簽訂英國新建核電項目的投資協議，其中巴拉德維爾B核電項目擬采用“華龍一號”技術，這是我國核電“走出去”的里程碑式項目，也標志著該技術得到歐洲發達國家的認可；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與俄羅斯水電公司簽署《關于雙方成立合資公司開發俄羅斯下布列亞水電項目的合作意向協議》。根據中電聯對11家主要電力企業的統計調查，11家主要電力企業實際完成投資總額28.98億美元，同比下降約 75.3%；對外承包工程在建項目合同額累計1547.71億美元，同比增長約17.3%；新簽合同額合計472.05億美元，同比增長約8.8%；電力設備和技術出口總額為136.59億美元，同比增加約153%。

展望“十三五”，電力行業改革發展面臨更加嚴峻的形勢和諸多挑戰。一是電力需求增速放緩，電力供應能力過剩勢頭逐步顯現。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能源電力需求特別是重化工業用電增速放緩，部分地區電力供應將顯現過剩格局，發電設備利用小時特別是煤電機組設備利用小時快速下降，煤電企業效益將大幅度下降，面臨的挑戰加劇。二是可再

[4]生能源協調發展難度加大。西南地區棄水、“三北”地區棄風和棄光現象加劇，就地消納市場空間不足，跨區送出線路建設滯后，調峰能力嚴重不足，電力系統整體運行效率有待提高。三是電力清潔替代任務艱巨。實施電力替代終端煤炭、生物質消費，加快提高電力在終端能源消費的比重，是實現節能減排、大氣污染治理的重要途徑，但是實施的進程與成效受電力價格和電力基礎設施等因素的制約。四是電力市場化改革任重道遠。中央9號文件精神為我國深化電力市場化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礎。但是目前在市場體系建設、交易規則設計、市場主體培育、政府有效監管、誠信體系建立等方面都面臨著諸多的問題，需要在進一步擴大試點范圍并認真總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市場規則，循序漸進。五是電力企業“走出去”面臨嚴峻挑戰。我國的電力裝備產業已經具備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實力，但是企業在風險控制、國際化管理、環境治理、企業文化與當地風俗文化的融合等方面經驗不足。面對上述問題和挑戰，電力行業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遵循能源發展“四個革命、一個合作”的戰略思想，全面把握經濟發展和電力發展規律，加快推進電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電力發展方式轉變，在發展中化解和解決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努力為“十三五”發展打下良好開局。

第四篇：世紀初中國教育理論發展的斷想

世紀初中國教育理論發展的斷想

用斷想的方式，對20世紀中國教育理論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深層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國教育理論發展的時代局限與超越的問題。強調研究教育的思維方式從簡單走向復雜的必要，強調教育理論要加強原創性研究。期望新世紀初的中國教育理論有一次從近代向現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關鍵字

中

國教育理論、時代性、科學主義、生存困境、復雜性研究、復雜思維方式、原創性

隨著世紀鐘聲的敲響，在人們的一片歡呼聲中，“轟轟烈烈”的20世紀就這樣結束了。一個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蘊藏著更多不測風云的新世紀開始了。世紀初，對於人們來說，最大的財富是時間，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劃。這是一個需要播種希望的季節，也是人類把握未來的智慧和力量展現最為集中的時期。身處此時，作為一名教育理論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問：在中國的教育理論領域里，我們極需改變什麼？我們可以追求什麼？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似乎可想可說的話很多，但又構不成宏篇大論，於是只能用“斷想”來串起這段段的思緒，并想用“斷想”引出更多的“宏論”以豐富我們的學報，這也是我作為本刊主編在世紀初的一個小小意愿。

一gt;

中國近代的教育理論[1]是隨著20世紀幾乎與近代教育同步誕生、形成、變革和發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異常曲折、復雜的世紀之路。縱觀一個世紀的歷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論的發展與時代有著內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層次的關聯。在一定意義上，教育理論屬於“時代學”之列。認識這一點，對於今後教育理論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所謂“時代學”主要指這樣一些學科的集合：這些學科的發展需要與條件、方向與內容、研究方法與方法論、研究價值及功能的發揮等，在很大程度上與時代發展狀態相關。凡屬“時代學”之列的學科，都是與人類和社會發展的實踐密切相關的學科。

拿教育理論的發展來看，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其它國家，近代教育理論的誕生都與社會變革而引起的教育變革直接相關，這對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學科發展史的專業人員來說都不是什麼新的觀點。然而，經歷了學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時代轉換和逐漸形成了學科的內結構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學的研究范式作為任何學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學形成的科學標準作為衡量一切學科的科學標準的科學主義思潮的長期影響下，幾代教育理論研究者中的許多人（包括本人在內），逐漸自覺地用這樣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論的“科學性”和“專業性”，去尋找教育理論的發展方向。我們曾期望有一種具有像自然科學那麼嚴密的概念體系的教育理論，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構，或用歸納的方式逐級由具體、個別提升到特殊、一般；我們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從觀察、實驗、統計分析、定量研究到結論的可檢驗性、成果的可測量性等等，都成為教育理論科學性的顯著指標；我們曾期望研究出來的教育理論能揭示客觀規律，能排除價值、意識形態的干擾并具有最大的普適性和永恒性。為此，我們苦苦追求，也為追求不得而時時煩惱，還在追求的過程中漸漸遠離了時代和實踐，逐漸地形成了相對封閉的狀態。自然，也有一些躋身於教育研究隊伍的成員以教育學無須強化專業性和科學性為信仰。表面看來這是對上述科學主義的反逆，頗有革命性，但他們在骨子里還是上述觀念的信奉者，其所以進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達到上述科學性的標準而易進入。在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對學科發展的責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對於他個人而言的敲門磚功能。

在整個學術界，尤其是自然科學界和經濟學、社會學等被認為具有硬性“科學形態”的社會科學中的專業人員，也常常用上述科學主義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論，不認同其科學和專業的地位，或者說把其看作是自己從事的學科領域中屬應用研究的分支。在他們看來，只要應用本學科研究的結論或方法，就足以解決教育理論中的相關問題，教育理論的整體就是各類相關學科應用研究結果的“總和”，并沒有什麼獨立的教育理論可言。一些從教育理論研究領域走到教育交叉學科研究系列的人員，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還有人不再認為教育理論有存在的必要，宣稱純粹教育理論已經消亡。

在社會上，包括多數的民眾和一些行政官員，往往把有關教育的知識或視作一種通過個人經驗或常識的積累即可獲得的東西，或視作一種方法和技巧的知識，與此相關的工作則被視作只要有管理經驗和能力，無須專業支撐和研究就能勝任的行政職務。他們可以無顧忌地介入教育領域高談闊論，也不把教師當作一個專業人員來尊重。教師本身也有類似的傾向，許多人僅僅把自己所教的學科當作自己的專業，把教育方面的理論和知識僅看作與如何教相關，故希望這是一種能給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識，若不能滿足這一要求，教育理論就被視作無用和脫離實際的東西受到批評和指責

。

20世紀時代和教育實踐的發展把教育理論拋到中國這塊土地的人世間。然而，在它頑強發展的同時，卻在已經形成的科學的“家園”中找不到自己合適的位置，得不到來自社會對作為專業領域的應有尊重與支持，甚至還遭受來自隊伍內部的作賤與輕慢。這就是世紀之交教育理論的深層生存困境。盡管自上個世紀80年代始，中國的教育理論有了長足的進步，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然而，對上述教育理論深層次的生存困境卻未引起廣泛的關注和深入探討。今天在我們已跨入一個新世紀、面對一個新百年時，該對這樣一個關系教育理論生存與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來，如果說上個世紀中國近代教育理論的發展，從根本上說是來自時代的推進的話，那麼，它的局限和問題在根本上也在於時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學主義強勢影響的膚淺產物。另一方面更是人類社會遠未發展到把“使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完全自由地發展和發揮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2]”，作為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尺的水平；與其相應的關於人類自身和社會發展的研究還處在初級階段，它在原有的科學園地中沒有重要地位；人類科學在認識論上還缺乏研究復雜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時代狀態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21世紀將造就一個新的時代。這不僅靠科學、技術的顯性變革及發展，也需要來自人類在更廣泛和深刻意義上對自身命運與發展的關注。當前，來自科學的發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學主義的諸多限制，對新的復雜事物的研究邏輯的探究正在興起，它標示著可能出現科學家園的重建。1993年成立的以美國社會學教授華勒斯坦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會重建社會科學委員會，在他們的研究報告《開放社會科學》的前言中對當今社會發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顯了這一點。它指出：“過去三四十年間所取得的巨大的學術成就業已導致了對生活現代型研究，產生了注重研究復雜性的科學。學者們呼吁把普遍主義‘置於具體背景中來加以認識’，這一新興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頻繁地展開對話。……所有這一切事實上都對社會科學家的實踐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從而大大地縮小了各類帶有結構和組織性質的學科的地盤。”[3]

面對這樣一個陌生的新世紀，我們能無動於衷？可以預見，新世紀教育理論的發展將有新的機遇、問題與挑戰，將不只是上個世紀發展路線的簡單延續或局部完善。在中國，教育理論將與社會改革開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現代的轉型，即實現教育理論形態上的整體轉換。要做到這一重要的歷史性轉換，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員打破業已形成或趨近僵化的教育理論的框架，去呼吸時代的新精神、感受時代的新需要、學習時代的新工具、發現時代的新問題，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視角，重新審視教育本身和關於教育的理論，找出發展教育理論的新方向與新思路。中國的教育理論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為中國社會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學家園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換代的價值。總之，唯有投入到一個新的時代，才能打破過去時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論界較熟悉的主題的研究為例來說明上述觀點。

近20年來，我們對於教育的復雜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識。大家都承認教育與整個社會的變革和發展、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組成因素（或稱為系統）之間都有復雜的相互關系；大家也都承認，教育與人的個體發展之間有著復雜的相互關系。所以，教育與社會的關系、教育與個體發展關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論中的基本課題，而且幾乎在所有的教育學教材中都會涉及這兩大關系（有的稱兩大功能、有的稱兩大規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稱）的論述。尚未形成較為一致觀點的是關於兩大關系的關系。問題經常以“教育究竟以個體本位還是以社會本位”這種經典的兩分方式，或者以“兩大關系如何實現對立統一”這種習慣的兩分方式提出[4]。顯然，這種提問的方式，本身就是把這兩種關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尋找出一種確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們行動的依據。在本人撰寫的《教育概論》中，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并想通過努力尋求出突破簡單判斷和單一模式的思路。該書中專列了一章“社會、教育與人之相互關系”，從歷史與現實中三者關系組合的多種可能狀態、教育系統不同層面中三者關系組合的不同狀態、以及我們作為社會主義社會教育應如何作出選擇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現的不同關系形態[5]。當時自感已經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傳統的提問方式和思維方式，在認識上超越了過去的包括自己在內的認識水平，現在看來基本的思路并未變化。前一階段讀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編的《教育學原理》，其中專列一章論述“教育與人、社會的歷史統一”，章中還專列一節集中論述了“教育的兩個基本規律的關系”，從規律的角度作出三者關系的判斷，指出教育面對是人與社會兩種的力量，與兩者都有必然聯系；兩條基本規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動之中，并體現在教育活動的一切方面；兩條基本規律之間的矛盾和統一是歷史的具體的。這也走出了單一關系模式抽象判斷的思路。論者還提出了兩大規律在教育活動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觀點，認為社會發展規律具有較強的歷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繼承性相對較小，相比而言，人的發展規律對教育的制約具有較強的超歷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繼承性等觀點[6]。以上兩例盡管論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員對作為研究對象的教育之復雜性的認識在加深，并努力且認真地在揭示與教育相關的多重因素的復雜關系及其抽象本質。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維方法和所走的思維路線而言，基本上還是把復雜的事物看作可分解為簡單來分別認識，而後把分別得出的結論加以聯結，即可形成對復雜事物的總認識。如果我們繼續沿著這條思路走下去，也許還能不斷提出修正、補充或加深的觀點。然而，不可能真正對教育復雜性的整體式關系形成突破性認識。所以，當前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是要改變思維方式，學會用復雜思維的方式來認識復雜事物，以實現認識上的突破性發展。

諸如這樣分解復雜對象為簡單，然後相加為復雜的思維方式，在對學校教育內部活動的研究中也同樣存在。如對教育的認識，我們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學、或是給出“主導”與“主體”的關系模式來解釋，而沒有從雙方交互作用、相互鎖定、動態轉換、共同生成等這樣一些思維方式，把教學作為一個復雜的活動整體去認識和研究，從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復雜思維方式。從對作為教育活動中的主要承擔者——教師和學生在不同意義上的發展的研究來看，也沒有做到把人作為一個豐富整體，作為具有能動性和多種發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種實踐活動中實現價值選擇和生命意義的復雜性來對待，在認識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與復雜思維有關。

也許，正因為如此，在我們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動是蒼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會有意外與驚喜的，是無所謂創造和發現的。因而用以描述這種世界和活動的語言，也只能是冷靜而無色彩的，乾枯而令人無奈的。

四

在當今的學術領域里，關於復雜事物和復雜性的研究已異軍突起，引起不同科學領域內，尤其是面對復雜對象研究人員越來越多的關注。整個20世紀不斷出現的自然科學在對宏觀和微觀世界物質運動領域內的一系列重大新發現，打破了牛頓物理學一統“科學觀”天下的局面，從而使科學哲學家重新認識科學的涵義。令人深省的是，這場科學觀的變革恰恰是從自然科學領域里開始的。正如華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樣：“從自然科學領域里的一些新的發展趨向來看，它們強調非直線性甚於強調直線性，強調復雜性更甚於強調簡單化。此外，它們還強調不可能排除測量者對測量活動本身的影響，對於某些數學家來說，它們甚至還強調定性解釋方法比單純數量上的精確性更加優越，因為後者在準確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這些科學家強調‘時間之箭’的作用。總而言之，自然科學現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視的‘軟性’社會科學，而不太接近於備受嘉許的‘硬性’社會科學。”[7]與此相關的是當代科學哲學的發展也關注復雜理論的探討，從系統論等“老三論”，到自組織理論等“新三論”，現在已進入到多學科參與研究的復雜學和由此作出學科研究方法論轉換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現。[8]他們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新的科學家園的前景，復雜科學將至少是這個家園中的嶄新一族。

教育理論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這一族中，在某種意義上，它還可能是人世間復雜問題之最。教育不僅是人類每一個文明社會和個體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東西，是聯結人和社會的重要紐帶，而且，它還具有與其它社會系統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連結著、聚焦著人類文明的歷史、現實與可能的未來。教育是一種人類社會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統。[9]從這個角度看，人類世界還有什麼會比這還要復雜呢？現在的問題是，當許多學科的專家加入到復雜性研究，或者說用復雜的思維方式重新認識自己的研究對象時，我們面對著最復雜的研究對象——教育的研究人員，是否感受到、意識到這一點，并積極地行動起來？如果說，以傳統科學標準構建出來的科學宮殿不可能有教育學的位置，那麼，在新的科學家園的建造中，我們會不會因還在追尋“昔日舊夢”而喪失作為成員的資格呢？

五

還想到和想說的是關於中國教育理論的原創性問題。

上個世紀中國教育理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蘇聯等國外影響，本人曾用“引進”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理論誕生時就有的“娘胎里的記號”來比喻這一現象。就拿最近20年來說，情況有所改善，但教育學科中許多新興學科的誕生幾乎大多走的是這一條捷徑。對於一個學科建設“後發”的國家而言，這種現象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積極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長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種“學術心態”，唯洋人是瞻，理論想發展就從國外搬，這恐怕就成問題了。其實，這里不僅有我們自己的特殊心態問題，還有與前面相同的認識上的問題，即我們相信存在著不論時空變化與否都具有普遍規律價值的教育理論。因而我們在看到國外教育的新理論時，就把它作為可很快移植的東西搬過來，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盡管有時也會感到有一些不適切性，但往往把此歸咎於我們的“落後”。這可以視作社會科學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在中國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狀態有了改變，中國的教育學科建設和理論建設，已經開始意識到克服這種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矯治，有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關注研究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實踐，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這一偉大的歷史實踐中去。這是本人認為可以提出原創性問題的背景之一。隨著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隨著中國科學研究事業、包括社會、人文科學的研究越來越得到支持和重視，可以預料，在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下，21世紀中國教育理論的原創性也會得到發展，中國教育理論界將取得越來越大的與國際同行在真實意義上的雙向交流與對話的可能。

這里，有對原創性的理解問題。有人把“原創性”與“封閉性”、與拒絕文化交流、對話聯系起來，認為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觀點。這也許是1958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以批判“西方資產階級”、“蘇修”教育思想，罵倒一切、唯我獨尊，以創建中國社會主義教育理論為口號，行政治斗爭為實式的“原創”在人們頭腦中所留下的痕跡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開放的當代中國，在人類科學文化和通訊傳播已進入到信息社會的今日，誰還會從排斥國際對話、無視已有科研成果的意義上強調原創性和實現原創性？但是，要提高原創性，確實需要在吸收的同時，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態；要提高學術批判和獨立發現思考的能力；要增強原創意識和對原創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創研究的氛圍與環境。這是一個“學術土壤”的改良和營造的過程。

本文提出的原創性是指以本國教育發展需要和問題為研究的本源，通過各種不同手段獲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對於“驗證性”）的研究，進而得出在國內或國際范圍內富有獨特性和創新性的理論（或其它形態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說，中國教育研究的原創性至少是由問題的原發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結論的獨特性和創新性等要素綜合構成。它未必一定關涉到學派創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確實要求是從中國這塊獨特的文化土壤和現時需要中生長出來的“珍品”。它不是少數人的專利，只要少數人去做卻可。大家期望和為此努力許久的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教育體系和教育理論的建構，正是要通過大量的、不同類型和方面的原創性研究的積累才有可能實現。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創性的提出，不僅有發展理論的價值，還有推動中國教育實踐發展的意義，同時使教育理論在投身中國教育實踐的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獲得滋養、煥發精神，實現理論與實踐的雙向互動、同生共長，創造一種新型的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在原創性研究指導下的改革實踐中相互推進。

中國教育理論原創性發展，還涉及到學術領域里的民族自信心問題。說到這些，在我眼前就會出現以陶行知先生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獻給民族教育事業和為創建中國教育理論奮斗一生的一批先輩高大的身軀。在他們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對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義，缺乏深層的理解和體悟；對本國教育事業的艱辛和大眾受教育的狀態，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膚的感受；對推進這一事業的發展，缺乏強烈的責任和持久的行動。當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當作理論工作者，太多地在書本中討生活。但是在理論的領域里，又太少有原創的自信。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在與發達國家相比中的諸多落後，銷蝕了我們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愛心。現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連祖國語言教育的價值都不如學外文重要了。也許這也是時代局限的一種表現吧。新世紀的中國在為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小康的奮斗中，在擺脫貧窮和落後的過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民族創新活力的煥發，這不能沒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強。為此，作為教育研究人員的我們，可以也應該從增強中國教育研究的原創性做起，在新的世紀里，把我們的心與中國的教育大地貼得更近，為中國的教育理論與教育事業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個偌大的中國，一個擁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國，一個進入了21世紀的中國，不能沒有原創的教育理論。

第五篇：新中國60年電力行業發展紀實

新中國六十年，能源發展成就巨大。能源生產基礎設施和裝備極大改善，科技水平顯著提高，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為主體、電力為中心、石油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全面發展的能源供應格局，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能源生產和供應體系；主要能源產品品種和產量大幅度增加，能源生產和供應保障能力極大增強，供給狀況極大改善，供需矛盾極大緩解；能源消費結構更加合理，能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能源節約成效顯著。

一、新中國六十年能源發展取得巨大成就

舊中國能源生產基礎非常薄弱，生產設施、裝備及科技水平極低，勘探、生產、加工、供應能力極差。1949年我國一次能源生產量僅0.237億噸標準煤，能源產品主要是少量的煤炭和石油，能源消費以煤炭為主，占全部能源消費95%以上，全國僅有為數不多的城市擁有電力供應。煤炭產量僅0.32億噸；原油產量僅12萬噸；煉油加工能力僅17萬噸，加工原油11.6萬噸；石油品種12種，汽油、煤油、柴油的產量只有3.5萬噸，潤滑油、潤滑脂40噸。石油產品無論數量、品種還是質量都遠遠滿足不了國內需求，90%以上石油產品依靠進口。發電裝機容量僅1850兆瓦，年發電量43億千瓦小時，發電裝機容量和發電量居世界第25位，人均用電量僅9千瓦小時，全國沒有一個超高壓電網。新中國成立后，經過六十年的不斷努力和建設，能源工業得到巨大發展，取得輝煌成就。

（一）能源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主要能源產品品種和產量大幅度增加，供應保障能力極大增強

2008年，我國一次能源的生產能力已達28億噸標準煤，比1950年增長110多倍。其中：煤炭開采能力28億噸，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88倍，改革開放初期的4.6倍，居世界第一位；石油開采能力1.92億噸，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500多倍，改革開放初期近2倍；原油加工能力近4億噸，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2300多倍，改革開放初期的3.8倍，居世界第二位；電力發電裝機容量7.93億千瓦，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400倍，改革開放初期的14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火電裝機容量6.01億千瓦，水電裝機容量1.72億千瓦，核電裝機容量885萬千瓦，風電裝機容量894萬千瓦。

能源產量大幅度增加。2008年，我國一次能源生產總量達26億噸標準煤，占全球能源總產量的23.6%，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09.5倍、改革開放初期的4.1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煤炭產量27.9億噸，是新中國成立初的87倍、改革開放初的4.5倍，居世界第一位；原油產量1.9億噸，是新中國成立初的1583倍、改革開放初的1.8倍，居世界第五位；原油加工量3.42億噸，是新中國成立初的2000多倍、改革開放初的3.8倍，居世界第二位；汽油產量6347.54萬噸，是新中國成立初的2350倍、改革開放初的6.4倍；柴油產量1.33億噸，是新中國成立初的8867倍、改革開放初的7.3倍；天然氣產量760.8億立方米，是改革開放初的5.5倍；發電量34668.8億千瓦時，是新中國成立初的806倍、改革開放初的13.5倍，居世界第二位。

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特大型能源生產企業應運而生，并成為支撐我國能源工業的棟梁。神華集團是我國最大煤炭生產企業，全球最大煤炭供應商，自1998年以來，連續十年保持年均煤炭產銷量增長千萬噸以上。旗下擁有被譽為“世界第一礦”的大柳塔煤礦、世界上一口井一個采掘面產量最高的礦井之一的榆家梁煤礦、世界首個百人千萬噸級煤礦的哈拉溝煤礦和集礦井生產能力、主運輸系統提升能力及煤炭洗選加工能力三個世界第一的布爾臺煤礦等數個具有國際先進水平、高產高效的千萬噸級特大型煤礦，2008年共生產原煤2.82億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是中國最大石油天然氣開采企業、世界第七大石油公司，2008年共生產原油1.08億噸，天然氣617.5億立方米，加工原油1.25億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是我國及亞洲最大石油和石化集團，同時也是世界第四大煉油公司，2008年生產原油4180萬噸，天然氣83億立方米，加工原油1.73億噸；內蒙古托克托電廠，是我國目前最大火力發電廠，規劃容量8臺60萬千瓦火電機組，7臺60千瓦現已投產，總裝機容量420萬千瓦；中國乃至世界最大水電站——三峽水電站，共裝設32臺70萬千瓦機組，總裝機容量2240萬千瓦，年均發電量847億千瓦時，發電能力和發電量均居全國之首。目前已有17臺機組投產發電，投產總裝機容量1190萬千瓦，2008年發電808.12億千瓦時，創2003年三峽水電站首臺機組投產以來發電量歷史紀錄；1991年建成投產的秦山核電站，總裝機容量290萬千瓦，是我國自行設計、建造和管理的第一座核電站，它的建成投產不僅結束了我國大陸無核電的歷史，同時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7個能獨立研制建造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