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媒體中國將重劃城市規模標準 居住證仍將長期存在

媒體中國將重劃城市規模標準 居住證仍將長

期存在原標題：我國將重劃城市規模標準

《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歷經4次審議原則性通過，在經過適當修改之后，很快就會對外公布。意見將重新制定和劃分我國城市規模標準，而今后居住證制度仍將長期存在。”這是記者從“新型城鎮化與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論壇2014”暨流動人口數據開發與共享學術研討會上獲悉的。

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中國正經歷史上最大規模人口流動。我國人口流動從上世紀80年代的600萬增加到2013年的2.45億。其中80%的人口是從農村流入城市。在未來十幾年，我國還將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我國流動人口還將持續增長。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我國有13.6億人口，包括7.3億城鎮常住人口，其中擁有城鎮戶籍的人口大約為4.8億，大約占35%。在實際中，流動人口超過3億。

陳錫文表示，目前我們將城市規模分為四個等級：20萬和20萬以下為小城市、小城鎮；20萬以上到50萬為中等城市；50萬以上到100萬為大城市；城市人口100萬以上為特大城市。但是，我國原有的城市規模劃定標準已經不能適應城市發展和管理要求，意見將重新制定城市規模劃分標準。

陳錫文還表示，在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過程中還有諸多問題需要注意。比如，徹底放開小城鎮、小城市戶籍，但是也要考慮到小城鎮、小城市留守兒童和老人居多，應該考慮到落戶條件的設置是否還需要有穩定就業和社保繳納條件。

而大城市在考慮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成本等問題時，要考慮根據連續居住的年份以及社保、就業情況制定落戶管理辦法。

陳錫文稱，城鎮化過程并不是解決所有人都到城鎮落戶，居住證制度在今后還將長期存在，未來將逐步把自由遷徙的權利交給群眾。據《法制晚報》

(責任編輯：UF048

第二篇：戶籍制度改革意見即將公布 居住證仍將長期存在

戶籍制度改革意見即將公布 居住證仍將長期存在 昨日，在國家衛計委主辦的新型城鎮化與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論壇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在經過適當修改之后，很快對外公布。

南都訊 記者劉佳發自北京 昨日，在國家衛計委主辦的新型城鎮化與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論壇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在經過適當修改之后，很快對外公布。

對于廣為關注的戶籍制度改革，陳錫文透露，《意見》將明確三個原則，即優先解決存量，讓進城時間長的人口落戶；在不同類型城市實行差別化落戶政策；除此之外，陳錫文說，城鎮化過程并不是解決所有人都到城鎮落戶，至于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居住證制度在今后還將長期存在。

陳錫文說，根據去年年末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到2020年，我國還不能完全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的落戶問題，而被解決的這一數字至多能達到2億。

陳錫文說，一些地方在吸引農民進城落戶時，提出讓農民用林權、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進行交換，而實際效果往往并不好。陳錫文說，《意見》將明確提出，現階段不得以犧牲農民已有權利作為進城的交換條件，要尊重農民的合法財產權。

“戶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僅僅是改戶口本的問題”，陳錫文說，要吸引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還需要解決農民工的就業機會問題、住房問題、社會保險問題，以及子女就學問題等。陳錫文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粗略計算，目前，從農村土地上流出的勞動力人口，約有2.7億仍為農村戶籍。其中有約1.7億流入城鎮的農民工，以及約1億在本鄉鎮從事非農業生產的農村戶籍人口。加上未經統計的上述農業轉移人口的家眷，我國農村流出人口的總量在3億人左右。

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中國正經歷史上最大規模人口流動。我國人口流動從上世紀8 0年代的6 0 0萬增加到2013年的2.45億。其中80%的人口是從農村流入城市。在未來十幾年，我國還將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我國流動人口還將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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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國將取消暫住證制度 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共）

中國將取消暫住證制度 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

2015/02/15 13:19 來源：新華網 0條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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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2月15日電近日，《關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框架意見》及相關改革方案，已經中央審議通過，即將印發實施。

黨中央、國務院對公安工作高度重視，對公安隊伍建設十分關心。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多次聽取公安工作匯報，并就深入推進公安改革、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的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作出重要指示。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下，在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的指導下，公安部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加強研究謀劃、深入調研論證，在形成《意見》和方案稿后，又廣泛征求了各地、各有關部門和基層單位的意見，并根據各方意見反復修改完善。《意見》和方案先后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審議通過。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完善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相適應的現代警務運行機制和執法權力運行機制，建立符合公安機關性質任務的公安機關管理體制，建立體現人民警察職業特點、有別于其他公務員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到2020年，基本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管理制度體系，實現基礎信息化、警務實戰化、執法規范化、隊伍正規化，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的安全感、滿意度和公安機關的執法公信力。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共有七個方面的主要任務、100多項改革措施。一是健全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機制，二是創新社會治安治理機制，三是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改革，四是完善執法權力運行機制，五是完善公安機關管理體制，六是健全人民警察管理制度，七是規范警務輔助人員管理。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將改革的指向聚焦在三個方面：一是著力完善現代警務運行機制，提高社會治安防控水平和治安治理能力，提高人民群眾的安全感。二是著力推進公安行政管理改革，提高管理效能和服務水平，從政策上、制度上推出更多惠民利民便民新舉措，提高人民群眾的滿意度。三是著力建設法治公安，確保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提高公安機關執法水平和執法公信力，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執法活動、每一起案件辦理中都能感受到社會公平正義。

在創新社會治安治理機制方面，這次改革從完善治安管理防控機制、創新懲防犯罪工作機制、完善國際警務合作機制、健全情報信息主導警務機制等方面，提出了創新治安治理方式、提高治安治理水平的若干措施。圍繞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立健全更加注重源頭預防、綜合治理的社會治安治理模式。加快建立以公民身份號碼為基礎的公民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推動建立違法犯罪記錄與信用、相關職業準入等掛鉤制度。健全社會治安組織動員機制，推動社會治安社會化治理。健全涉眾型經濟犯罪、涉電信詐騙犯罪偵查工作機制。健全同有關部門密切協作、高效順暢的海外追逃追贓、遣返引渡工作機制，等等。

在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改革方面，這次改革從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扎實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創新人口服務管理、健全完善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制度和改革邊防出入境、交通、消防監督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服務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發展和便民利民的政策性措施、制度性安排。建立行政審批事項定期清理和行政審批權力清單制度。扎實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取消暫住證制度，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建立健全與居住年限等條件相掛鉤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落實無戶口人員落戶政策。建立戶口遷移網上流轉核驗制度和居民身份證異地受理制度，方便異地辦理戶口和身份證。改革內地往來港澳邊檢查驗模式，提高通關效率。向縣級公安機關下放出入境證件受理審批權限。健全完善統一規范、靈活務實的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制度。改革駕駛人培訓考試，推行駕駛人自主預約考試、異地考試等制度。深化機動車檢驗改革，全面實施省內異地驗車，逐步推行跨省異地驗車。加快建立跨省異地處理交通違法和繳納罰款制度。縮小建設工程消防審批范圍。全面落實報警求助首接責任制、群眾辦事一次告知制、窗口單位彈性工作制，大力推行“預約服務”、“綠色通道”和“一站式”等服務模式。積極搭建綜合性網絡服務平臺和新媒體移動終端，推行行政審批事項全程網上流轉，方便群眾咨詢、辦事和查詢、監督，等等。

在完善執法權力運行機制方面，這次改革從完善執法辦案制度、執法司法銜接機制、執法責任制、人權保障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規范執法權力運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一系列改革舉措。探索實行受案立案分離和立案歸口管理制度。健全行政裁量基準制度，細化量化裁量標準。深化執法公開，落實執法告知制度。圍繞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完善適應證據裁判規則要求的證據收集工作機制，完善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嚴禁刑訊逼供、體罰虐待違法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機制，建立健全訊問犯罪嫌疑人錄音錄像制度和對違法犯罪嫌疑人辯解、申訴、控告認真審查、及時處理機制，完善偵查階段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的工作制度。規范查封、扣押、凍結、處理涉案財物程序，實行涉案財物集中管理。完善執法責任制，健全執法過錯糾正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冤假錯案責任終身追究制。探索建立主辦偵查員制度，落實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等等。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還明確提出，根據人民警察的性質特點，建立有別于其他公務員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和保障機制。按照職位類別和職務序列，對人民警察實行分類管理。適應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要求，建立健全人民警察招錄培養機制。貫徹落實人民警察生活待遇“高于地方、略低于軍隊”的原則，建立符合人民警察職業特點的工資待遇保障體系。完善人民警察撫恤優待制度，建立健全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等職業風險保障制度。依法維護人民警察執法權威。規范警務輔助人員管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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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住證的前世今生

1984年，深圳開始實行暫住證制度。然后從上世紀80年代中國多數大中型城市陸續實行，直到今天，一直是大多數城市對非本地戶籍人口實施管理的主要辦法。暫住證經歷過3種版本，最早的暫住證是多頁手寫的證件形式，比較容易被偽造；后來采用IC卡形式的暫住證，可以機讀，內含較多個人信息，但由于成本高，制作周期長，給外來務工人員帶來不便，同時在過程中，許多功能由于實際情況限制，很少發揮作用。2003年，《行政許可法》頒布后，暫住證制度的強制性失去了法律依托甚至發生抵觸，暫住證成為社會學及法律學專家聯合“聲討”的對象，當年少數城市開始取消暫住證制度。

2005年，部分取消“暫住證”的城市因外來人口犯罪率反彈而恢復該制度，有些則將“暫住證”換了個說法，“居住證”應運而生，成為各界人事熱議的話題。

2006年，深圳發布人口管理“1+5”文件，對暫住證管理制度進行改革，減少暫住證類別，降低門檻、簡化程序，明確了持證人享有的權利。

2008年8月1號開始，深圳居住證制度正式實施，實施了近13年的暫住證制度正式退出歷史舞臺。7月31日，首批兩萬張居住證開始在深圳市發放。據了解，深圳市現在共有流動人口800萬，預計2008年發放500萬張居住證，2009年上半年前居住證發放全部完成。

近幾年來，暫住證制度的存廢一直備受輿論關注，一些專家和法律界人士對暫住證制度的弊端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河南省10名律師上書中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提出“中國各地暫住證及類似制度嚴重違反法律，應予審查撤銷”。10名律師從法律的角度質疑暫住證制度的合法性。他們認為，針對外地人群辦理，并且不辦暫住證就不允許在本地居住，這樣的規定是典型的行政許可行為，但2004年7月1日起實施的《行政許可法》沒有賦予國務院各部委（如公安部、財政部等）和省級政府設立行政許可的權力，所以原來主要由省級政府發布的暫住證規定不應該繼續執行。這一質疑顯然是很有力量的，讓人不能不佩服律師的嚴謹與犀利。當然，從這個角度對暫住證制度提出質疑，嚴格說來并不需要特別的專業知識，甚至可以說，在《行政許可法》正式實施后，暫住證制度在法律上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這在很多人那里已經成為一種常識。

作為一種應當依法廢除的“舊法”，暫住證制度為什么在許多地方還能繼續存在下去呢？主要原因就在于，有關方面不是從“法律”的角度來認識暫住證制度的合法性，而是從他們更為看重的“社會”的角度，認為暫住證制度繼續存在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他們堅持認為，即使暫住證制度失去了合法性，其合理性也不可動搖，所以不能為了“合法”而將其一廢了之；如果批評者一定要追問合法性，那么通過修改相關法律，使暫住證制度重新變得“合法”，也并非不可能之事。看來，只否定暫住證制度的合法性是不夠的，還應當認真審視其存在的“合理性”。

至于加強治安管理，也不能成為實行暫住證制度的一條強勁的理由。一個公民來到其戶籍之外的另外一個地方，無論是投靠親友、務工經商還是旅游度假、學習研修，也無論是三年五年的“長期暫住”，還是十天半月的“短期暫住”，只要他通過一定的渠道（如他投靠的親友、務工的單位、住宿的酒店等）向當地公安機關履行登記備案手續，公安機關就能達到掌握流動人口動態的目的。在加強治安管理的問題上，暫住證制度并不比登記備案更有效，只是在公安機關那里，兩者的意義卻大不相同———登記備案只是一種日常管理手段，暫住證制度卻維系著一種行政權力，以及附加在行政權力之上的一系列部門利益（如收費、罰款等）。在收費、罰款和加強治安管理這兩個目標中，如果認為前者很重要，那么，暫住證制度就是合理的；相反，如果認為前者并不重要，那么，暫住證制度對于治安管理的“合理性”也就不復存在了。

第四篇：媒體稱中國反腐舉措將緊盯高官和特權群體

媒體稱中國反腐舉措將緊盯高官和特權群體

2010年12月18日 00:45中國新聞網【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577條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電 題：中國反腐新政緊盯“高”“特”群體

中新社記者 張量

近日，中共中央連出新規，對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作出具體規定，引發輿論強烈關注。

剛剛全文公布的《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明確規定了各級領導班子黨風廉政建設負全面領導責任，并具體對責任內容、檢查考核與監督，以及責任追究逐項明文規定。

有專家指出，該規定極富可操作性，與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審計規定》(以下簡稱《審計規定》)都可視為中央加強對黨政高官群體管理的制度反腐系列舉措。

其中，《審計規定》將中央和地方各級黨政工作部門主持工作的領導干部納入經濟責任審計對象范疇，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將作為考核、任免、獎懲被審計領導干部的重要依據，并歸入被審計領導干部本人檔案。特別是將此審計擴展到省部一級高官大員和國企領導，被學者解讀為“中央將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納入反腐倡廉視野的新舉措，是反腐敗工作一大進步”。

在多年的反腐實踐中，高官犯案危害最大影響最為惡劣，而與此相對應的，民憤最大的腐敗現象則莫過于特權現象。“高”與“特”這兩個群體的密切聯系，更是社會輿論最敏感之處。今年網絡流行語“我爸是李剛”就充分表達了民眾對“高”“特”群體中存在的腐敗現象的反感。

近期的一個網絡調查顯示，六成網友相對于“物價水平”“教育”“醫療”“工作機會”，更關注“法治社會完善，法律面前沒有特權”，更希望能夠改善社會上的特權狀況，并將希望寄托于政府能夠更有服務精神。

日前，陜西等省取消公安專用的“O”牌照，令當地民眾拍手稱快。多家媒體也積極評論認為，解決特權車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取消特殊車牌，而在于嚴格執法，取消特權。

中國即將開啟“十二五”大幕，面對的將是更加復雜的社會經濟環境，經濟發展、社會轉型的巨大考驗，與外部國際社會受后金融危機沖擊帶來的動蕩壓力，都不允許“貪腐成風”。

因此，預防并打擊貪腐，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成為中國迫在眉睫的課題，相關制度、政策的建立也屬于中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的范疇。有學者指出，加強法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已成為高層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體思路，如何有效保有高官群體的公仆本色，逐步消滅特權群體，將是中國未來各種政策、法規制定的重要關注領域。(完)

第五篇：媒體稱中國農產品藥物殘留標準為日本百分之一

媒體稱中國農產品藥物殘留標準為日本百分之一 環境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危害通過食源性疾病增長反映出來。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預計，全球由食品安全事件導致的食源性疾病將會達到10億例，其中因為食源性疾病死亡的人數將達到180萬人。我國每年向國務院衛生部門上報的數千件食物中毒事件中，大部分都是因致病微生物污染引起的。

四分之一的食源性疾病由環境污染所致

經濟學博士、國家質檢總局進出口食品安全局綜合業務處處長徐明煥在《論質量安全型經濟》一書中指出，食品安全與自然環境密不可分，環境污染給食品安全帶來了不確定性。

據報道，在我國1200條河流中，有850條江河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130個湖中有50多個處于富營養狀態，我國海域的“赤潮”現象不斷發生。

工業污染物中以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和重金屬污染物最為嚴重。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水、城市污水用于農田灌溉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農用化學品造成的污染已司空見慣。為了農業高產，我國耕地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國際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1.93倍，耕地農藥殘留率達60%—70%。

過量使用化肥、農藥，特別是高毒農藥，違法使用瘦肉精等飼料添加劑，不僅造成農產品殘留超標，產生食品直接污染，還可能導致人畜共患疾病增加，甚至通過食物鏈逐級濃縮和聚集在人體組織中，出現中毒反應，最終危害人類健康。

環境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危害通過食源性疾病增長反映出來。環境污染是引起食源性疾病前五大風險因

2我國農產品農獸藥殘留限量標準數僅為日本的百分之一

徐明煥認為，引起食源性疾病前五大風險因素分別是不正確存放(27%)、受污染的設備和環境(25%)、較差的個人衛生(24%)、煮熟不徹底(11%)和不安全來源(4%)。

環保組織報告稱，美國蔬菜、水果農藥殘留現象普遍。美國疾病和預防控制中心研究報告稱，美國每年約有5000萬人因為進食了被污染的食品而染病，這相當于每6個美國人中約有一人受被污染食物之害。

我國每年向衛生部上報的數千件食物中毒中，大部分都是致病微生物污染引起的。

我國無論是食品生產技術水平，還是法律法規和技術標準基礎，與發達國家相比，都有較大差距。目前，我國對食品農產品中農獸藥殘留標準的制定與先進國家和地區相比較還有很大的差距。

例如，日本列表規定了62410個食品農產品中農藥獸藥殘留限量標準，香港即將實施的食物中殘留除害劑標準中規定了6186個食品農產品中農藥殘留限量標準，而中國內地限行的農藥獸藥殘留限量標準僅為667個，分別只占日本和香港的百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我國自然環境污染和化學物質污染食品還很嚴重，但是食品檢測技術水平還不高。據報道，我國2200種食品添加劑中還有近60%無法檢測。

日本過去進口我國蔬菜僅僅檢測6項指標，而據2006年5月29日正式生效的“肯定列表制度”，農藥、獸藥和添加劑受限制的種類從原來的63種突然提高到797種；并對這些化學品設置了51392個暫定標準，之前只有2470個；對于還沒來得及設定暫定標準的，則全部采取一律標準，即每公斤食品殘留的化學品不超過0.01毫克。

這意味著我國出口到日本的產品幾乎不能殘留任何化學品。此項制度的實施，將影響到中國6200多家企業的生計，近1/3的農產品出口，以及主產區的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

國家環保部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中國第一份經過環境污染調整的GDP核算報告———《中國綠色GDP核算報告2004》表明，由于污染造成的損失占當年GDP的3.05%，加入治理環境污染應該投入的虛擬成本，當年的GDP要再增加消耗1.8%。以江蘇省為例，江蘇省的研究報告表明，江蘇省的GDP比傳統GDP降低8個百分點，考慮到GDP因素，每年的GDP要往下調8個百分點之多，2002年僅大氣污染給全省居民造成的損失就在100億元人民幣左右。素之一，大致占到25%的比例。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預計，全球由食品安全事件導致的食源性疾病將會達到10億例，其中因為食源性疾病死亡的人數將達到180萬人。

對話徐明煥

建立風險評估機制預防食源性疾病爆發

記者：食源性疾病與我國目前的環境污染狀況有沒有邏輯上的聯系？

徐明煥：食品安全問題表現最直接的表現方式就是食源性疾病，食源性疾病是由于攝入了有毒有害物質而導致感染、中毒。因為食品生產鏈條越來越長，食品安全問題也越來越復雜。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食品產業的延伸，供應鏈不斷豐富，食品安全的風險也在不斷增長。人類的生產能力、創新能力是無窮無盡的，表現在食品生產方面就是不斷變換生產方式。除了生產技術，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道德層面，社會道德

失范是現代影響食品安全的一大因素，有時候甚至成主要原因。

環境污染也給食品安全帶來了問題，導致了食源性疾病，使其更加復雜和多樣，是我們面臨的比較突出的問題。現在人們逐漸開始意識到環境污染造成食源性疾病的危害，在解決食品安全問題時逐漸進入到這個層面。

這與人們的認識規律有關，人們往往是最先了解最直接的現象，進而逐漸延伸至導致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防治環境污染成為了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

記者：在我國，由環境污染導致的食源性疾病的發展趨勢是怎樣的？

徐明煥：我認為這里面有兩個問題，過去積累的問題遲早要爆露，這是自然而然的。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國家過去高速發展過程中污染環境而積累的問題也會有一個相對集中的爆發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轉型期也是人口、資源、環境矛盾的一個爆發期。從這個角度分析，環境污染對于食源性疾病的影響將會是十分嚴重的。

這種風險還呈現出一種多樣化的特征，有些風險能夠預測，有些則無法預測。重視環境污染造成的食源性疾病是有重要意義的。

研究食品安全問題想要深入下去，必須從技術層面突破。環境污染、食品安全與食源性疾病的內在聯系是今后食品安全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問題暴露后如何解決？主要是從技術著手。

現在有些部委已經開始著手開始行動，比如國土資源部開始大面積的監測土壤質量，說明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這就有可能從頂層設計上采取措施剎住由于土壤污染造成糧食污染的趨勢，不會使這個風險繼續蔓延。

至于過去積累的環境問題導致的食源性疾病爆發會達到什么程度，目前還難以預計。

記者：發達國家經歷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階段，我國解決食源性疾病的危害能從中汲取什么經驗？

目前，各國食品安全監管普遍從過去的多頭監管向集中統一監管轉變，從重點環節監管向食物鏈的全過程監管轉變，從單一的政府監管向食物鏈的全過程監管轉變，從單一的政府監管向倡導政府、產業界、學術界和消費者共同保障食品安全的新模式轉變。

在歐洲，20世紀90年代末期發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危機，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于2002年1月正式成立，作為科學咨詢意見和通報食品鏈相關風險的獨立來源。

美國非常注重對食品安全法律法規的修訂，確保其適應不斷變化的食品安全監管需求。如2011年頒布的《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等。記者：除此之外，如何合理、有效地解決食源性疾病帶來的危害？

徐明煥：這需要在實踐中更多地借助技術手段加以解決。環境污染導致的食源性疾病的趨勢是可以預測的，具體會達到什么程度，需要更加深入的科學研究。

現在要有一個評估機制，現在已經建立了監測機制，環境污染和食源性疾病已經納入了監測網。在監測的基礎上，要把監測數據進行整合，組成專門的專家組對此進行評估、研究。如果沒有科學的評估、權威的發布，就不會引起廣泛的關注。

記者：據您了解，相關部門有沒有計劃對環境污染造成的食源性疾病進行風險評估？

徐明煥：應該會慢慢延伸到這個領域。對食品安全風險的評估是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有幾方面內容：微生物污染、化學性污染和物理性污染。其中對化學性污染造成的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可以引申到環境污染導致的食源性疾病領域，并進一步深化。

任何國家的監管、管理都是一個逐步調整的過程，當一個領域被廣泛重視的時候，政府會相應地調整監管機制，包括風險評估機制、風險評估重點的轉移。國家質檢總局對食品進出口監測，每年都針對可能引發食品安全問題的因素，進行動態調整，來確定監測重點。

記者：由環境污染導致的食源性疾病風險評估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徐明煥：關鍵的問題是激活我們現有的監測機制。這就需要依靠外部的力量，比如說評估結果要及時做出。這對監管部門的風險評估具有重要的導向性作用。監管部門的監管更多地立足實際，針對目前急迫的問題予以解決。

科研必須具有前瞻性。科研成果運用到實際監管工作中，又具有時滯性。必須減少科研成果應用的環節，要有激活創新的內在機制。因為風險評估不單純是一項工作，更是一種科研。

這也符合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政府應該抓大事，抓防范風險的事，而不是單純事后的救助。食品安全問題，我認為最重要的不是消除風險，而是防范風險。古人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在食品安全領域也是如此。食品安全必須圍繞著防范、化解風險來展開。食品安全工作不能夠寄希望于畢其功于一役。如果有一種超前的眼光，騰出手來，從救火、滅火的模式轉向防火的模式，才是解決諸多問題的根本之策。

小資料

食源性疾病

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食源性疾病是涵蓋范圍非常廣泛的疾病，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日益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攝入受微生物或化學品污染的食品，可引起這種疾病。從糧食生產到消費(“從農場到餐桌”)，任何一個階段都可能發生食品污染，也有可能是環境污染的結果，包括水、土壤或空氣污染。

食源性疾病最常見的臨床表現為胃腸道癥狀，然而，此種疾病還可能有神經科、婦科、免疫等其他癥狀。攝入受污染食品，也可能造成全身多器官衰竭，甚至引發癌癥，從而造成極大的殘疾和死亡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