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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解析關于貪污罪、受賄罪辯護詞

貪污罪、受賄罪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欣和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唐xx的妻子xxx的委托，指派我們擔任唐xx的辯護人，參加本案的訴訟活動。

開庭前，我們依法會見了被告唐xx，詳細聽取其陳述，查閱了全案的案卷材料，對案件事實有清楚的了解，經過庭審，事實更加清楚，現我們依法發表辯護意見如下：

一、關于單位受賄罪

對于公訴機關對單位受賄罪的指控，我們沒有異議。

二、關于貪污罪

我們認為唐xx等人的行為不構成貪污罪，理由有二：

1、三人所領取的120萬元不屬于《刑法》所規定公共財物，貪污罪的客體不存在。

公訴機關指控唐xx、黎、宋貪污的120萬元，來源于單位受賄所得的273萬元，這是庭審中已經確認的。

貪污罪的客體除了“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以外，還有一項是“公共財物的所有權”。

《刑法》第382條，貪污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占有公共財物的行為。”

《刑法》第91條對“公共財產”作出了界定，公共財產包括：

(1)國有財產;

(2)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

(3)用于扶貧和其他公益事業的社會捐助或者專項基金的財產。

(4)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集體企業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

120萬元是綜合管理處非法收受倒賣許可證的受賄款，不屬于91條規定的情形。三人取得120萬元沒有損害公共財物，貪污罪的客體要件不成立，三人不構成貪污罪。

2、向三人發放120萬元是綜合管理處的單位行為。

我們注意到公訴機關對于273萬元的處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作法。

對于綜合管理處工作人員共同領取的152萬元未作貪污處理，而對于唐、黎、宋三人領取120萬元卻作為貪污追究刑事責任。二者的本質并無區別，都是由處長唐xx決定，以單位的名義分發，不同只是發放人數，卻由此產生罪與非罪區別，不知法律依據何在?

120萬元是在機構改革之時，綜合管理處的其他工作人員已經分流，綜合管理處將余款發放給剩余的人員即唐、黎、宋三人，也是單位行為，不應追究個人的責任。120萬元是綜合管理處將單位受賄所得進行處分，是單位受賄的后續行為，不應另立罪名予以處理。

此外，我們需要指出的是，273萬元主要來源于唐xx、黎倒賣許可證的收益。根據唐xx與王的供述，綜合管理處只收取倒賣配額的企業的錢，對于企業正常申報的配額，綜合管理處不收取會費。從已查明的事實來看，會費絕大多數是唐、黎二人的“創收”所得。這也是綜合管理處最終決定向唐、黎以及副處長宋xx發放120萬元的重要原因。本質上來說，這些錢原本屬于唐、黎所代表的倒賣許可證團伙的所得，最終又回到了唐、黎二人手上，等于這部份非法利益由唐、黎二人回收了。這與貪污的法律性質就相差更遠了。

綜上，我們認為唐xx等人的行為不構成貪污罪。

三、關于受賄罪

我們認為，唐xx的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并非受賄。

公訴機關指控，唐xx在擔任外資辦綜合管理處處長期間，利用審批審核汽車進口配額證明職務之便，自辦配額證明交給王xx或在王xx申請配額證明的過程中，審批審核時給予關照，保證所申請的汽車進口配額能按量如期核發汽車進口配額證明。唐xx因此收受王xx22.6萬元和價值40.05萬元的小轎車一輛。從庭審調查的情況來看，公訴機關的上述指控嚴重偏離了事實。

公訴機關所指控的，唐xx在王xx申請配額證明的過程中，審批審核時給予關照，保證所申請的汽車進口配額能按量如期核發汽車進口配額證明，確有其事，但唐xx個人為此并沒有收受王xx的好處(曾經收過1.5萬元，但隨后已退回)，只是由綜合辦向申報企業收取“會費”好處。這一行為發生在2002年下半年以前，已歸入單位受賄，不應重復指控。

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唐xx與王xx的關系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唐xx從王xx處獲得22.6萬元和價值40.5萬元的小轎車的原因，并不是因為唐xx給王xx自辦配額證明或給予其辦證關照，而是另有原因!

經過兩天的庭審，事實已經非常清楚。公訴人宣讀的王xx2005年10月8日兩份筆錄、10月13日的筆錄及其在庭上的供述和唐xx2005年10月25日、2006年4月22日的筆錄及其在庭上的供述，有明確的表述。王xx說：“2002年下半年，他(指唐xx)就跟我說他手上也有許可證，想通過我的渠道倒賣出去。我當時就答應了。當時我們商定每次唐xx拿批文給我，我就按市場上倒賣進口許可證的價格并減下我應得的二三千元差價給錢他??所以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唐xx就直接拿批文給我倒賣了，那我也就沒有給他好處費了”;“除了我在南寧做這個事情之外，還有另外一些人也在南寧做這個事情，包括唐xx和黎俊兵，他們也通過自己的渠道收集外資企業的材料申請許可證，然后有相當部份通過我賣掉，其中我幫唐xx賣掉的有一百多輛車的許可證，我幫他賣許可證。”唐xx說：“(與王xx)是朋友做生意，是合伙關系”;“與任桂斌是合作關系，我們把企業資料給了他(指王xx)，王xx辦理配額證明和許可證后就把錢給我。”在庭審調查中，二人對合作倒賣許可證的事實有一致的供述。

由此，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事情的整個脈絡：

2002年下半年，唐xx主動向王xx提出，他手上也有許可證，想通過王xx的渠道倒賣出去。王xx同意。他們商量好，每次唐xx拿到批文給王xx，王xx就按照當時市場上的價格，扣下其應得的差價后，將款項交回給唐xx。

此后，唐xx通過任x、梁x、徐x等外經貿系統的人員，動員桂林、梧州、賀州、玉林、南寧等地的外經貿部門，以各種方式收集了大量外資企業未用的配額，申辦許可證，交由王xx銷售，所得款項分成三份：王xx一份，唐xx一份，提供配額的外貿單位或人員一份，后二者所占比例遠大于王xx。

我們應當找出此項指控中最本質的東西，即王xx與唐xx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我們認為，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王xx與唐xx不再象以前那樣，是申請者與審批者的關系(即請托與受托的關系)，而是一種典型的生意關系。

王xx及唐xx曾經以合伙來定義過雙方的關系，遭到偵查人員的質疑，這其實是因為二人不清楚合伙與合作的法律區別所致。

有無出資，是否共享利潤、共擔風險，這是合伙關系的法律特征，但合作關系不受此限制，當事人可以靈活約定合作的方式及利益分配。

唐xx與王xx的關系可以理解為合作關系，一方負責找證，一方負責銷售，按約定比例分配銷售利益。

公訴機關又在付款時間上做文章，似乎認為付款在賣證之前，不符合合作或合伙的特征。關于這一點，王xx是有他的說法的，由于市場價格是一定的，而且他的銷售渠道也是朋友關系(很多情況下他還收取了定金)，不會有付款風險，因此先付款后付款沒有區別。

但我們認為，王xx與唐xx之間本質上是一種買賣關系。對此，王xx、黎俊兵及唐xx也有過類似的表述。王xx先以自有資金收購唐xx的許可證，再向徐忠保等人銷售，從徐忠保的付款中獲取差價。可以這么說，許可證從唐xx手中銷售給王xx是一級市場，王xx銷售給徐忠保等是二級市場，以此類推。既然是買賣關系也就無所謂先付款后付款的問題，也就無所謂風險責任的問題。明確了這一事實，我們很快可以對比出唐、王二人的這一行為與行、受賄的巨大差別。

受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產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利益的行為。”

1、有無職務便利：

唐xx在與王xx的合作中，并沒有體現出他作為審批配額官員的職權便利。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唐xx與王xx交易的標的是進口許可證而不是配額證明或企業資料。因為配額和資料是不能進口汽車的，只有許可證才能辦理通關手續，才有市場價值!

雖然唐xx除了許可證以外，有時也會將配額證明或企業資料交給王xx，由王xx申辦許可證，但這只是代辦行為，對這個問題，楊曄講得很清楚：“因為是老唐自己做，不好為自己審批，轉告王xx叫王x或濤子幫拿資料到外資處審批，老唐不方便出面，幫他辦證，純粹是幫忙性質的，沒有收取任何好處。”由此也可以看出，證是唐xx的，唐xx找他人遞交材料申辦，不過是掩人耳目。王xx找人幫送材料是獨立于雙方交易以外的行為，不是改變交易的標的。因此，只能認為，唐xx交付就只是許可證，而不是配額或企業資料。

許可證是由外經貿部特辦審批的，獲取許可證并不是依賴于唐xx的職權，因為發放許可證的是特辦，不是綜合管理處。特辦的權限并不象王xx所說的那么微不足道，特辦在審批過程中，發現資料不全或不符合申辦規定，有權拒絕核發許可證。

唐xx最終交付的是許可證，如果審批環節出了問題，由唐xx負責理順。王xx并不需要為審批問題操心。在二人的交易中，王xx根本不會有求于唐xx。這才是王xx所說的“有了企業資料就等于有了許可證”的真正含義。

王xx有一番話非常客觀：“實際上，凡能提供齊全的文件都能拿到批文，關鍵在于能否把批文變現。而由于我有銷售許可證的渠道，所以很多人都通過我來辦，我的作用于也來源于此。”(05年10月8日7時50分的訊問筆錄)。

而公訴機關再三強調王xx說過“只有通過唐xx、黎俊兵才能辦到配額和汽車許可證”，來證明唐、黎二人的職務便利，是不能成立的。這句話本身就是有歧義的，既可以理解為唐、黎二人的職責所在，也可理解為如果沒有唐、黎二人提供許可證或企業資料，就沒有許可證來源。就算是按前種解釋，王xx這個說法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從現有的證據看來，在與唐、黎合作以前，王xx就已經幫于文平倒賣過證，除了唐、黎二人以外，王xx還幫楊曄倒賣過證(楊曄并不是唐xx的關系，王xx的記憶是不準確的)。王xx在庭上多次講過，誰有證就跟誰做，不管他是不是處長，是處長沒有證也不行。

由此可見，在與王xx的合作過程中，唐xx的處長身份沒有任何意義，有意義的只是他可以提供“貨源“即進口許可證。而提供進口許可證并不依賴于他的職權，而在于他的信息和人際關系。我們就看到了除唐xx、黎俊兵以外的人同樣可以弄得到許可證。

公訴機關又主張，唐xx明知證是用于倒賣的，仍然給予審批，就是利用了職務之便。我們同意唐xx在這一點上是利用了職務之便，但其利用職務之便不是為了給王xx審批，而是給自己審批，因為許可證是唐xx的，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謀利，最多只是濫用職權，決不是受賄!

2、二人的地位：

上述情況反映了唐、王二人在交易中的地位，剛好與行、受賄相反，不是王xx有求于唐xx辦證，而是唐xx有證，依賴于王xx銷售。

3、給付款項的性質：

如果是行、受賄，應當是由行賄方將屬于其自己所有的財物贈送給受賄方。表面上看起來，是唐xx是從王xx手中得到錢，但我們應當深入考證這些錢的所有權。這些錢是賣證所得的款項，而證的所有權人是以唐xx為代表的一方，不是王xx。王xx不是這些錢的主人，這些錢屬于有證的一方!王xx拿錢給唐xx，不是送自己的錢給唐xx，而是交回屬于唐xx所有的錢。王xx在庭上就是這么說的，錢是唐xx的!公訴機關顛倒了給付款項的所有權人，誤將唐xx的錢當作王xx的錢，將王xx履行賣方付款義務的行為誤認為聵贈行為。因此，不存在王xx向唐xx贈送錢財的問題，行、受賄的客觀要件并不存在!

王xx的證供清晰地反映了案件的事實，不僅與唐xx的陳述，也與黎俊兵、徐智鏗、周永強等人的供述相吻合，應當予以認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40.05萬元小轎車的錢也是從唐xx的賣證款里出的。根據唐、王二人的供述，唐xx先出了兩個指標作價20萬元，剩余的款項由王xx墊付，墊付的款項在后來的銷售款中扣除了。因此，40.05萬元小轎車的錢實際上包含在銷售許可證所得款中，不是單獨的受賄行為。

根據上述，唐xx、王xx的行為觸犯的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的情形，即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

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構成非法經營罪。唐xx、王xx以及負責收集、提供企業資料的單位是共同犯罪，應根據各方的作用處以相應的刑罰。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公訴機關指控唐xx對綜合管理處犯單位受賄罪承擔刑事責任，是正確的;指控唐xx犯貪污罪不能成立;指控唐xx犯受賄罪屬于定性錯誤，應為非法經營罪。我們請求合議庭查明事實，依法作出判決!

以上意見，敬請考慮并予以采信!

辯護人：欣和律師事務所

_______________律師

二OO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免費法律咨詢，就上中顧法律網）

第二篇：解析受賄罪辯護詞范本

受賄罪辯護詞范本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及《律師法》的規定，XX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上訴人XXX及其家屬的委托，指派我們作為其二審辯護人參與本案的訴訟活動。為了履行辯護人的職責，庭前，我們依法會見了上訴人XXX，查閱了全部卷宗材料，現根據事實和法律發表二審辯護意見如下：

一、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缺乏依據。

從犯罪主體方面來看，根據《刑法》規定，受賄罪的主體為特殊主體，即國家工作人員。其分為兩類：一類是國家機關從事公務的人員，另一類則是國有公司、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上訴人不是上述兩類人員，因此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具體理由如下：

(一)上訴人XXX所在的單位即湘南工業園區開發公司(以下簡稱湘南開發公司)不屬于國有企業的范疇：

(1)根據《內資企業登記基本情況表》可以明確地了解，上訴人XXX所在的湘南開發公司的企業類型為有限責任公司，其不屬于國有企業范疇，其股東出資情況為XXX縣國有資產投資經營有限公司3825萬元、XXX平園經濟開發公司225萬元、百草民族經濟發展公司225萬元、XXX縣興坂開發有限公司225萬元。國有資產一旦作為公司資本投入，即作為公司法人財產，而無法直接認定為國有資產，結合到本案中，湘南開發公司的資產無法推定為國有資產。

(2)即使認定湘南開發公司屬國有資本控股公司，也不應當認定為 “國有公司”，理由如下：

首先，根據法律解釋學的理論分析，國有公司不應包括國有資本控股公司。我國刑法并沒有對“國有公司”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作出明確規定，而作為一個法律概念，根據民法理論，“國有”與“非國有”是從所有制的角度進行的劃分，即國有是指全部資產均為國家所有。因此，無論從通常含義還是特有含義，“國有”的概念根據文義解釋都是一致的，即“國家所有”，并無“復數解釋之可能”。而國有資本控股公司中的部分股份并非為國家所有，因此根據文義解釋，國有資本控股公司不屬于“國有公司”。

其次，根據現行有關規章的規定，國有資本控股公司也不屬于國有公司。國家統計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劃分企業登記注冊類型的規定》第三條規定：“國有企業是指企業全部資產歸國家所有，并按《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規定登記注冊的非公司制的經濟組織。”我國的公司法沒有對何謂“國有公司”作出規定，但是，“同一法律中茍使用同一用語，或此一法律與他法律使用同一用語，若無特別理由，亦宜作同一解釋。”因此刑法中的國有企業應該是指全部資產歸國家所有的非公司制經濟組織。而國有公司、企業在我國刑法當中是并列的概念，其對于“國有”的解釋也應當是相互一致的。因此，我們認為，國有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成立，財產完全屬于國家所有的公司，包括由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或者國家授權的部門單獨或共同投資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所以國有資本控股或參股的公司不屬于國有公司。

第三，結合司法實務界達成的共識，國有資本控股公司也不屬于國有公司。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即是在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派員參加該座談會的情況下，經過充分討論達成的共識。該紀要規定“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在國有控股或者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從事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員，應當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國有公司、企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國有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員中，除代表國有投資主體行使監督、管理職權的人外不以國家工作人員論。”

該紀要的之一規定反映兩個問題：①將國有公司、企業與國有控股或者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并列提出，體現與會人員對二者的不同已達成共識。②國有公司、企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國有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員中，只有代表國有投資主體行使監督、管理職權的人方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由于會議紀要不屬于有權解釋，因此，在司法實踐當中對于法院系統具有參照執行的作用，因此，我們也是作為案件定性的參考。

第四，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國有資本控股公司也不屬于國有公司。200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如何認定國有控股、參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國有公司、企業人員的解釋》中規定：國有公司、企業委派到國有控股、參股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有公司、企業人員論。該司法解釋作為有權解釋再次肯定了前述會議紀要的精神，將國有控股、參股公司排除在國有公司之外。

(二)XXX不是國有機關委派的從事公務的人員：

首先，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XXX受國家機關委派”缺乏依據。根據《公司法》的規定，副經理需經經理的提名，得到董事會的通過才能任命。上訴人擔任的工程部負責人和副總經理無具體的任命書，亦無具有法定權利的部門的任命，湘南開發公司聘任上訴人為工程部負責人和副總經理僅是在會議上口頭簡單宣布，非但沒有法定權力機關文件為依據，也明顯違反了《公司法》對聘任副經理的相關規定，一審僅憑一份會議記要就認定上訴人是被縣政府委派的，顯然缺乏

說服力。況且該記要未經到會人員的簽名確認，其真實性和合法性有待商榷。由此可見，上訴人的工程部負責人和副總經理的資格身份并不合法。

其次，所謂“依法取得從事公務的人員”，必須是已通過合法程序手續完備的在職在編的人員和通過具有法定權力機關的任命、聘請、委任、派出或者依照法律規定而取得，并且必須有相關的檔案材料或文字記錄證明，否則，不能認定其具有國家工作人員或準國家工作人員的資格。本案中，上訴人原供職的單位是XXX工程監理有限公司，其為私營企業，既不是“國家機關”，也不是湘南工業區開發有限公司的股東，是不可能也不能“委派”人員到湘南開發公司工作，況且由湘南開發公司出具的書面證明已明確上訴人是湘南開發公司因工作需要想監理公司采用口頭方式“借用”的臨時工，未辦理任何法定手續。而且，上訴人是一個對工程管理業務相當熟悉的專業技術人員，其被湘南開發公司臨時借用到工程部，主要是從事專業技術上的工作，并非從事行政管理工作。

第三，一審判決認定的“協助XXX縣政府開展湘南工業園區工程建設管理工作”是錯誤的。根據《公司法》的相關規定湘南開發公司是一個經濟實體，其行為只能是純粹的市場行為，不具有一般意義上的公權力，不能代表政府。就其實際工作內容看，上訴人無非是協助湘南開發公司監督正確履行工程施工合同以保證工程質量。上訴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據《施工合同》，是代表湘南開發公司與工程承包者履行合同的一種民事活動。可見，上訴人的管理行為不能被視為協助XXX縣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

(三)上訴人與國家之間沒有直接的權利義務關系：

所謂“與國家之間有直接的權利義務關系”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1、行為人與國家之間必須是一種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

2、行為人為國家服務，并由國家向行為人支付報酬，報酬的來源必須是國家財政，如果行為人的報酬不來自國庫，就不是國家工作人員;

3、行為人必須享有國家保障的福利待遇，如醫療、社保、住房公積金等等。然而上訴人進入湘南開發有限公司兩年，沒有辦理任何手續，至今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享受XXX縣人事局惠人(2007)3號文件所規定的縣級工業園區工作人員的福利待遇，更沒有從國家財政中取得工資報酬。因此，一審判決認定“其工資待遇由縣政府主管部門確定”是嚴重違反事實的。綜上所述，上訴人不具備受賄罪的主體資格，其行為不能認定為受賄罪。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二、上訴人具有從輕處罰的情節，一審判決量刑過重。

上訴人歸案后主動交代了未被發現的部分受賄事實，依據《刑法》第67條：“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應認定為自首，一審判決未予認定是錯誤的。而且上訴人認罪態度良好，積極退回違法所得，具有悔罪表現，可酌情從輕處罰。一審判決雖然予以認定，但是并未在判決書上充分體現。因此，辯護人認為一審判處上訴人有期徒刑六年明顯過重。

三、對于上訴人的量刑建議

綜上所述，上訴人不應以受賄罪定刑，只應以商業受賄論處。鑒于上訴人具備自首的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系初犯，認罪態度好，等酌定的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為此，請二審法院全面、深入地分析本案案情，結合上訴人的情況，撤銷原判，給予從輕處罰。

以上辯護意見，敬希采納。

謝謝!

辯護人：XX律師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免費法律咨詢，就上中顧法律網）

第三篇：辯護詞(貪污受賄罪)[范文]

辯護詞

[提要]：犯罪構成要素，是一個行為被認定為犯罪所必需具備的基本特征，且缺一不可。關于濫用職權罪，本案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XXX有“濫用”之主觀故意，亦未充分證明有濫用職權之客觀行為，犯罪構成要件四缺二，何以定罪？關于貪污罪(5件)和受賄罪（4件），存在部分事實認定不清，證據不足的情況，對于該部分也應當依法不予認定。

尊敬的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XXXXXX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XXXX及其家屬的委托，指派XXX、XXX律師擔任其一審辯護人，參與本案的訴訟，依法履行辯護職責。依據案件的事實和證據，結合相關法律規定，發表辯護意見如下：

一、關于濫用職權罪，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一）未能充分證明XX主觀上濫用職權之故意

濫用職權罪主觀上重點要突出的是“濫用”二字，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本案事實并非如此。XX2014年9月14日親筆供詞及其多次供述均證實，在X縣政府組織XX局、XX局、XXX局、XX委等部門召開的會議上，就配套資金不足的問題，XXX書記已經明確指出，錢是沒有的，“XXXXX”。具體到XX站XXXXX的翻新改造方案而言，并不是XXX、XX私自決定，而是在領導指示做“技術操作”的前提下，向XX局匯報后由兩位局領導在開會時做出的決定。XXX200XX年10月30日、200X年元月1日兩份工作筆記及揭先階的供述都以不同的形式對這一事實進行了印證。并且去XX電機廠也 1 是由XX局領導帶隊前往考察。可見，公訴機關指控稱XX、XXX階“不經批準，擅自同意”翻新改造方案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

庭審中我們得知，更新改造項目的資金由三部分組成，其中縣一級配套資金XX%，對應金額為XX余萬元。正是因為這部分資金的缺口，才導致“進行技術操作”（縣政府組織會議上XX講話）。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一套全新電機市價XX余萬元，招投標文件中給出的底價卻只有XX萬元，試問，以近乎一半的價格如何能買到全新的電機？X縣政府、XX局做出這樣的決定尚且可以被原諒、不被追究，奈何給忠于履職的基層公職人員扣上這么大的一頂“黑鍋”？

要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故意，不能僅憑主觀臆斷，還要結合其認知能力。XX不過是一名XX站的站長，上有建管辦、縣XXX局、縣政府三級領導。“官大一級壓死人”。就XX的職務地位和認知能力而言，水利局和縣政府的會議決定是足夠權威的。在領導明確表態后，XX始終認為自己是在正確履行職務，從不曾想過要私自變更設計方案，況且這樣做與已無任何利益。

另外，舊設備折價款XXX萬元打到水利局賬戶、舊電機按照縣政府協調會議的決定交給XXX、X廠監工XXX向XXX局局長匯報監督情況等一系列客觀事實已經足以證明，在翻新改造方案的實施過程中都摻雜著上級領導和部門的參與、默許，XX的整個行為都是正常的履職行為，絲毫體現不出主觀上濫用職權的故意。

（二）濫用職權行為何在，公訴機關未充分舉證

1、對于被告人XX有怎樣的濫用職權具體行為，公訴機關未盡到充分舉證的義務。從行為人主觀方面來區分，濫用職權罪屬于故意犯罪，必然對應有具體的實施行為。然而，在本案的起訴書中，我們只看到這樣的表述：“在XXX承諾給予XXX、XX二被告人好處費后，二被告人同意了XXX的要求”、“被告人XXX、XXX濫用職權，不經批準，擅自同意更改合同”。但是在庭審舉證、質證過程中，我們沒有看到用來證實“XXX承諾”后“二被告人同意了XXX的要求”、“不經批準，擅自同意更改合同”的相關證據，更談不上得到充分證明。如此主觀臆斷，完全背離了以事實為依據的辦案基本原則，更有“欲加之罪”的意味。

2、設計方案變更不在XX職權范圍內，不存在濫用職權之空間。根據現有的一份證據，XXX函[200X]XX號文件印發的《XX省大型XXX站更新改造工程設計變更有關規定》，對于重大設計變更，“由設計單位提出，監理單位初審，項目法人委托設計單位編制設計變更報告，XX行政主管部門上報原審查、審批部門批準。”由此說明兩個問題：第一，編制設計變更報告應由項目法人委托設計單位實施，而不是由項目法人自己實施，更不可能由項目法人下的某個職員負責，也就是說，編制設計變更報告不在XX職權范圍內；第二，變更方案應由相應的XX行政主管部門上報審查或審批。可見，相關文件已經明確，XX是不具有變更設計方案的權限的，根本不存在濫用職權的空間。

3、現有證據足以證明，翻新改造企業對舊設備的取得與XX沒有任何不當之關系。

如果要對XXX進行翻新改造，必需要有一個前提，即向翻新改造企業提供原有的舊設備。這個過程中就可能出現濫用職權的行為。然而，拍賣資料，XX的供述，以及XXX、XX的證言均證實，半路XX站的XX機是通過XX拍賣的規范化程序處理的。原拍得人XXX違約后，經政府組織召開協調會才被XX取得舊電機。整個過程中，XX并沒有職權、更沒有利用職權操控舊電機的去向和拍賣價格。

（三）公訴機關對損害結果之認定不客觀、不準確，有失公允

1、公訴機關出示的鑒定意見書顯示，對XX和XX質量的鑒定時間是20XX年X月XX日，而案發時間是200X年。辯護人認為，200X年設備安裝完成至鑒定基準日時已投入使用六年之久，在使用過程中必然造成機器自然損耗和零部件損壞。根據目前設備的狀況制作的鑒定意見書根本不能證明200X年時XX和XX的質量狀況，更不能據此推斷XX和XX存在質量隱患，鑒定意見不客觀，不具有證明力。

與以上鑒定意見截然不同的是，20XX年X月X日的《工程驗收鑒定書》證明，XXX機經自評、復核、復查及質量監督中心站確認均為合格。并且證人XX、XX、XX的證言高度一致地認定，“改造后的電機各項性能參數都達標，質量不亞于XX機”、“改造后的X機各項性能參數都達標，與XX機質量上沒有多大差別”。更何況，20XX年X月XX日X省X廳代表國家對該工程做了《X機組啟動驗收鑒定書》，結論是“通過分部工程驗收，質量合格機組運行正常，通過了技術預驗收，遺留問題已解決。機組啟動驗收委員會同意通過XX縣XXX站更新改造工程機組啟動驗收。”并附有委員會自省XX廳XXX主任委員及以下相關部門領導、專家共X人的簽名。面對這樣一份比較權威和公正的證據，公訴機關卻避而言其他，沒有對證據之間出現的矛盾給予應有的回應。可見，上述多項書證及證人證言足以否定鑒定意見的客觀性和準確性。

2、“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XXXX.XX萬元”的指控缺乏最基本的事實和證據基礎。

X機翻新支付XXX萬元，XXX翻新支付XX萬元，于是公訴機關將兩者簡單相加，認定造成直接經濟損失XXX萬元。這是不符合案件基本事實的。

一方面，翻新設備不等于報廢設備，公訴機關在計算損失時忽略了翻新后設備本身具有的價值，這部分價值應當從損失中予以減除。翻新改造后的設備與新設備的各項參數一致，性能達標，通過了自評和省XX廳代表國家進行的驗收鑒定，質量上根本不存在差別，而且設備實際投入使用多年，均未出現過明顯的質量問題和安全事故，其使用價值是顯而易見的。辯護人認為，其經濟價值或價格也應當不亞于全新設備，或者相差無幾。然而，如此重要的大型設備，在公訴機關眼里竟然價值等同于零，著實讓人難以接受。

另一方面，在設備翻新改造過程中，從翻新企業獲取了百余萬元的回款。比如X機改造項目，XX局收到XX支付的廢舊設備款XX萬元；XXX改造項目，日立公司向更新改造辦公室返款XX萬元。XX局和更新改造辦作為政府部門，以上收回的共計XX元款項仍然歸屬于國有，所以，在認定造成的損失數額時是否也應當予以扣除呢？

在翻新改造后設備價值不亞于新設備的情況下，從設備改造單位又獲得返款XX萬元，總的來看，并沒有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既然公訴機關指控有損失，從目前的證明情況來看，具體損失數額是多少還有待公訴機關進一步舉證證明。這也恰好說明一個問題，公訴機關指控造成直接經濟損失XXX萬元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因此，不論從XX的主觀方面，還是從客觀行為方面，本案都不具備濫用職權罪的構成要件，至少是沒有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

二、關于貪污罪的指控

1、關于從XX站借款X萬元后以工程成本名義核銷，僅有XX口供，不足以定案。

僅有被告人供述，不能認定有罪。關于該指控事實部分，現有證據僅XX本人的供述，而沒有其他證據予以印證。更何況在補充訊問及庭審詢問時，XX供述均稱根本記不清楚之后如何處理了，并未承認以工程成本名義核銷一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之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因此，在沒有其他任何證據印證的情況下，僅憑XXX的供述仍不能認定其構成犯罪。

當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正如XX在庭上供述稱，自己對上述事實的表述與XXX裝置一事記憶上發生交叉，屬于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時期的兩種表述，最后被錯誤理解為兩件事實。在合理懷疑沒有使用證據予以排除之前，該事實不應被認定。

2、指控XX伙同XX私分X萬元拆機費，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從表面來看，公訴機關用以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有XX的供述和XX的證言。然而，自補充訊問時起，XX對之前供述的合法性和真實性均予以否認。事實上，同案被告人XX自始至終都沒有承認過相 6 關事實。如此看來，本案指控XX、XX私分5萬元拆機費，當事的三人中就有兩人不認可，能支持公訴機關指控事實的僅有XXX一人的證言。刑事證明的標準要求達到結論的唯一性，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單純從數量上來看已經是二比一，在如此大的證據沖突之下，公訴機關何以認為達到了起訴的證明標準呢？

從檢察機關的補充卷中我們注意到，XX在寫給XX的紙條中直言拆機費一事“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并勸其堅守事實真相。辯護律師認為，該證據以特殊的形式出現，更能反映出案件客觀真實的一面。

另外，結合XX稱“為了配合辦案”的辯解意見，我們有理由相信，XX之前的供述和XX的證言系受到偵查機關誘導所致，除非公訴機關有足夠證據證明取證過程的合法性。

3、指控XX代購裝載機時貪污XX元，犯罪主體和客體均不適格。

XX的供述和XX的證言共同印證了一個事實，即XX委托XXX是以個人名義幫XX公司采購兩臺XX機。購買XX機是一個民事行為，在買賣合同關系和委托關系中XX公司和XX都是民事主體。XX個人及其所在單位與XX公司之間并無隸屬關系，其作為一個民事主體為XX公司實施代購的行為本身并不違法。既然是代購，那么XX在這一行為中付出了勞動，為什么就不能獲利呢？

更何況，XX公司作為一個民事主體，既非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也非集體，即使XX公司多支出了費用，也不能認定是國家或集體財產遭受了損失。指控XX涉嫌貪污XXX元屬于適用法律錯誤，犯罪主體和客體均不適格。退一步來講，即使指控的罪名成立，XX貪污的數額也應當是XX元，而不是XX元。該XX元費用中有XX元系用于辦理車輛手續，是為購買XX實際支出的合理費用，并沒有被XX個人占有。據XX證言稱，XX將辦理XX手續的發票共計XX元在X站的XX安裝費項目中報銷。僅憑該證據并不能證明XX侵占了這XX元報銷款，理由有三：其一，XX證言只能證明報銷費用的事實，不能證明報銷款項被XX個人占有；其二，XX多次供述稱報銷的是其他公用開支，有些事項沒有發票報銷，于是就用上述XX購置手續的發票沖抵，其辯解理由合情合理；其三，發票報銷后XX并沒有以現金的形式從XX處領取款項，該事實也印證了XX關于沖抵其他公用開支的辯解意見。可見，公訴機關認為沖抵的是XX的個人借款，現有證據卻無一能證明這一點。

三、關于受賄罪的指控

1、指控XX收受徐曉兵XX萬元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1）XX收受徐曉兵XX萬元的事實已經被檢察機關和法院否定。據了解，XX案已經由XX縣人民檢察院起訴、XX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在起訴書和判決書中均未提及XX向XX行賄X萬元之事。可見，XX行賄XXXX萬元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檢察機關和法院均不予認定。眾所周知，行賄與受賄兩個罪名是相輔相成的。沒有行賄，何來受賄呢？在相同的事實和證據條件下，一方面認定XX賄事實不成立，另一方面又認定XX有受賄的行為，這豈不是前后自相矛盾。

假設XX真收了XXX萬元現金，那么如此大的一筆錢去了哪里，有沒有相關的銀行走帳記錄？有沒有消費使用記錄？為什么其家人 8 沒有任何察覺？面對這些質疑，公訴人在庭審中也坦承，對于行賄受賄這類隱密型的犯罪行為而言，客觀上沒有更多的證據，也不可能取得更多的證據。既然沒有證據、取不到證據，又如何能說本案達到了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起訴和定罪證明標準呢？

（2）對于指控事實而言，證據的質和量均顯不足。

從證據種類上來看，公訴機關對于上述指控事實的證明僅有XX的供述和XX的證言，沒有諸如書證、物證、鑒定結論、視聽資料等客觀證據，證據種類單一；從證據的證明力上來說，只有言詞證據，該類證據可變化性較大，證明力較弱；從證據數量上來說，只有被告人供述和一名證人的證言，難以形成有力的印證，更何況XX相關的證言僅有一份。

（3）XX證言未接受庭審質證，不符合證據采信的程序要求。根據程序法規定，沒有接受庭審質證的材料，是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的。在辯護律師書面提出證人出庭的申請后，在被告人要求與證人當庭對質的情況下，作為公訴機關指控XX受賄的唯一證人XX仍然沒有到庭接受質詢，其證言的合法性及內容的真實性均處于不確定狀態。在追求庭審中心化的司法大背景下，法官對案件事實的“內心確信”應當建立在庭審證據的舉證、質證基礎之上，才能真正做到“以事實為基礎，以法律為準繩”。

（4）被告人XX并不認同自己之前所做的關于收受XXX萬元的供述。

在與辯護律師的交流中，XX一直堅稱系受辦案機關誘導所致，是為“配合辦案”。辦誰的案？辦XXX的案。上述觀點在證據上可以得到印證——XX20XX年X月XX日親筆供詞（XXX）交代收受XXXX萬元現金，XX隨后于20XX年X月X日供述中才承認向XX行賄10萬元。XX的供述在前，XX證言在后。XX作有罪供述的利益出發點就是可以指控XX行賄，作為立功表現以換取自己從輕或減輕處罰。然而辦案人員對XX的承諾并沒有兌現，XX的供述反倒被利用來作為指控其受賄的證據，XXX卻并未因此受到追究。

據悉，XX案目前已經由XX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不論是在庭審期間，還是在目前的上訴階段，XX都在通過口頭和書面的方式向法庭反映自己在偵查期間遭受到刑訊逼供的情況，其中就包括承認向XX行賄X萬元一事。

依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刑訊逼供、誘供得來的言詞證據依法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和作出判決的依據。鑒于XX和XX的有罪供述有被刑訊和誘供的可能，公訴機關又沒有舉證證實取證的合法性，由此取得的言辭證據最終也沒有經過庭審依法予以排除，在這種情況下，誰能斷言XX受賄XX萬元就一定是存在的呢。

（5）從證據的內容上來看，關于行、受賄XX萬元，XX的供述與XX的交代其實并不一致，無法在證據上形成印證關系。

不同于對其他犯罪事實的陳述，XX關于行賄過程的描述極其簡潔，三兩句話帶過，并且在少有的一個細節上還做出了與XX相矛盾的供述。比如，錢是用什么東西包裝的。XX說是黑色塑料袋包裝，XX卻說是用報紙包著。可見，正是因為供述內容的不真實，才會導致證人無法細致描述事實經過，才會在細節上無法做到一致。

2、指控XX索取XXXXX萬元，“索賄”情節證據不足。對于收受XX萬元的指控，辯護律師同意XX今天在庭審中的意見。但對于索賄情節，辯護律師則認為，公訴機關指控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從本案證據來看，要證明XX是主動索取還是被動接受，主要依據是XX的供述及XX的證言，兩者須達到高度一致方能認定。事實上，證人XX分別于2014年10月9日、2015年1月19日作了兩次證言，前者證明系XX主動提出讓XX找假發票后幫其抵扣，后者證明XX要求XX用假發票抵扣個人借款X萬元。可見，XXX的兩份證言前后矛盾。辯護律師認為，此種情形下，為排除XX證言受誤導的可能性或因時間較長產生記憶誤差，應當采納其前一份證言，因為通常時間較短記憶更準確，被誤導的可能性也更小。另外，被告人XX則一直堅稱系XXX主動提出幫忙抵扣余下的X萬元借款，并要求XX提供假發票，與XXX第一次供述相吻合。由此可見，對于索賄情節，本案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相反，XXX20XX年X月X日的證言與XX一貫的供述能夠相互印證。根據疑點利益歸于被告的原則，應認定索賄情節不成立。

3、指控XX收受XXXX萬元，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據XX陳述，向XX借款X萬元確有其事，但因自己沒有錢還，XX沒有催要，兩人私交甚好，所以至今沒有提過還錢的事，但并不表示XX就不還這個錢了。XX回憶稱，借錢的時間是在XXX承接了XXX站XX庫建設工程之后。可見，起訴書認定XX因收了錢財導致幫助XX順利承擔到工程是不符合事實真相的。

另據了解，XX站XX建設工程名為公，實質上工程的絕大部分是X站員工集資建的宿舍樓。既然是集資建宿舍樓，也就不屬于公務行為，更不存在利用職權。事實上，XX員工作為業主共同決定承建單位，XX順利承擔到該工程也不是XX能夠依職權決定得了的事。即使有XX收受XXX萬元的事實存在，也不能定性為受賄。

4、指控XX收受XX3萬元，事實不清。

指控稱，“200X年上半年，被告人XX利用擔任XX縣XX站建管辦X主任的職務便利??隨后XX提出將該X萬元送給XX”。事實上，200X年XX辦尚未成立，其成立時間是200X年X月，XX開始擔任X辦XX主任是在200X年，所以XX不可能在200X就利用擔任XX辦XX主任職務的便利實施受賄行為。本案的指控對最基本的事實都認定錯誤，很難相信公訴機關對本案的指控事實均已查明。

四、被告人XX有多處自首情節，應從輕、減輕處罰

根據法發〔200XX〕XX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規定：“沒有自動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論：(1)犯罪分子如實交代辦案機關未掌握的罪行，與辦案機關已掌握的罪行屬不同種罪行的；（2）??。”

20XX年XX月XX日，檢察機關對XX、XX以涉嫌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立案（注意，沒有貪污和受賄）。20XX年XX月XX日，XX因涉嫌濫用職權被拘留。從立案、拘留文書中可以看出，XX涉嫌的罪名僅有濫用職權一項，并無涉嫌貪污、受賄罪名。換言之，至少在20XX年XX月X日被刑事拘留之前辦案機關都尚未掌握有關貪污、受賄的線索和證據。直到20X年X月X日報請逮捕書中才出現了對XX涉嫌貪污部分事實的陳述，且僅限于XX費X萬元、私分XX工程收益XX萬元兩件事實。

基于《意見》的規定及上述事實，辯護人認為，XX對下列犯罪事實的供述均應認定為自首：其一，關于XX站借款X萬元作個人 12 使用后以工程款名義核銷，XX最早在20X年X月X日的詢問筆錄（不是訊問筆錄）中已經有了交代；其二，關于代購兩臺XX機虛開發票侵吞XX萬元，XX最早在20X年XX月X日的詢問筆錄（不是訊問筆錄）中已經如實交代；其三，關于收受XXX萬元，辯護律師在前面已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論證。當然，這并不影響對自首情節的認定。XX對收受XXX萬元現金的供述最早見于XX20X年X月X日親筆供詞（XXX），之后才有了XX的證言，即使構成犯罪也應認定為自首。

依現有證據，對于上述指控事實，被告人XX的供述均在同案供述、證人證言及其他任何一項證據之前，均屬于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且涉嫌的罪名是貪污和受賄，與辦案機關已掌握的濫用職權屬于不同種罪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意見》的規定，均應當以自首論，依法給予減輕處罰。

綜上，對于濫用職權罪而言，本案沒有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依法應當不予認定，即使構成犯罪，被告人XX不論從職務上還是從其行為和所起作用上都處于從屬地位，系從犯；對于貪污和受賄兩個罪名的指控，XX有多處自首情節，認罪態度較好，且案發后已全部退贓，悔罪態度明顯。鑒于以上情節，請求法庭依據“罪刑相適應”，懲罰和教育相結合的政策，以改造為目的，在法定刑范圍內判處較輕的刑罰。

此致

XX省XX人民法院

辯護律師：

2016年5月23日

第四篇：貪污罪辯護詞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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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http://s.yingle.com 貪污罪辯護詞是怎樣的

犯貪污罪的人現在一個一個的浮出書面，但是犯貪污罪的肯定會請律師幫助辯護，這就會涉及到貪污罪辯護詞，貪污罪的辯護詞是怎樣的？開頭和結尾是怎樣一個標準？贏了網小編整理了相關資料，一起來看看貪污罪的辯護詞是怎樣的。

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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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金天信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胡瓦尼西..卡力卡依達爾的妻子曙古拉艾克蘭別克的委托，指派我擔任其辯護人，參加今天的法庭審理，庭審前辯護人會見了被告人，并查閱了本案的案卷，通過今天的法庭審理，辯護人提出以下辯護意見，請合議庭審議。

辯護人對公訴書指控被告人貪污5075708.89元，對此數額辯護人有異議。辯護人認為對此指控數額證據不足。

從本案的庭審過程以及公訴人舉證、被告人答辯，本案大可分為三個部分，即第一部分為證人證言，第二部分為書證，即大頭小尾發票，第三部分為被告人供述。

首先，從第一部分，證人證言部分可以看出，證人有其各方面的考慮，有作偽證的可能性，以及不確定性。在證人案卷第103頁、104頁、105頁中可以看到，公訴機關對證人關志軍所作的詢問筆錄里，已經發現并查明該證人關志軍所作的證詞系偽證，證人關志軍明明是把稅款交付給的斯馬義了，卻說成是交付給本案被告，這就充分說明了證人證言的不確定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明確規定，“證人證言經過查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而本案中，公訴機關并未查實相關證人到底支付了多少稅款，而查實具體的繳納稅款數額是定案的根本依據，而且，對于公訴機關采取的以照片辨認被告人的方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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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確認收款人的方式，辯護人也有異議，這種辨認方法用以確認證人與涉案當事人偶爾見面或見過一次面的情形下是可以的，也有其客觀性與公正性。而本案中，證人與被告人并不是一次性或偶爾見面，而是長達幾年的時間里無數次的見面、交往，應該說，所有證人都是熟知被告人的，而對于一個證人都熟知的人采取照片確認的方式采證，無疑就失去了公正性與客觀性，對此，辯護人不能認同。辯護人認為在沒有確實證據證明相關證人已經全部交付稅款的前提下，相關證人的證言，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其二，對于書證，大頭小尾發票的認定，公訴人以大頭小尾發票上記載的稅款數額，來確定被告人的貪污數額，辯護人對此有異議。

發票屬于書證，其記載的內容真實與否必須有確實證據證明發票涉及金額已經全部給付。發票并不等同于現金，收取或開具了發票，并不必然得出已經收取該發票記載的金錢數額。在民事訴訟中，可以推定出具了發票就可以認定已經全部交付了款項，但在刑事訴訟中，是不能適用推定原則的，必須是以確定受到款項為定案依據。發票并不等同于收條，被告人出具大頭小尾發票本來就是虛假的，是為做賬適用的，在沒有證據證明涉案發票數額確實已經支付給被告人的前提下，不能以發票數額來認定貪污數額，沒有證據證明相關證人已經全部全額支付了現金稅款，而且被告人開具大頭小尾發票，是實施貪污稅款的犯罪手段，并不是貪污所得。計算貪污所得必須以被告人實際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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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或占有的稅款為客觀依據。開具大頭小尾發票后也不是必然得出一個結論，不是必然把中間稅款差額已經占有貪污了，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也有可能相關證人作偽證或與被告人共同實施以達到少交稅款或共同貪污稅款的目的，因此，辯護人認為，公訴人在沒有證據證實被告人已全部收到相關稅款的條件下，以大頭小尾記載數額作為被告貪污數額，是沒有客觀依據與法律依據的，而且，被告人開具大頭小尾發票只是實施貪污的手段與方法，不是最終貪污的實際數額。況且，亦無法排除其他稅務工作人員利用電腦開具發票的可能性。

其三，對于被告人供述，辯護人認為有許多不確定性，首先，對于貪污數額，在偵查階段被告人向辯護人陳述其貪污數額大概為300萬左右，這與起訴書指控的5075709.89元差距巨大，而且已經查實被告人在2017年9月1日所供述的詢問筆錄內

容是不真實的，涉及烏魯木齊鐵路局客運段的發票其中24張，金額357787.94元，并非是被告人直接收取的稅款，而是由斯馬義.阿布力孜直接收取的。被告人處于各種原因有虛假陳述的可能性，在沒有查實被告人實際收取稅款的前提下，不能以被告人供述作為定案的依據。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公訴人以不能確定、尚未查實的證人證言和被告人供述作為定案依據，以及把開具大頭小尾發票這種貪污手段、法律咨詢s.yingle.com

贏了網s.yingle.com 方法，直接認定為貪污數額，是沒有客觀依據的，也不符合刑法關于貪污罪的具體規定，公訴人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實際獲得或占有了具體多少稅款，只是依據發票推定被告人已經收取了稅款，這樣的推定缺少客觀依據與法律依據。因此，辯護人認為公訴人指控被告人貪污5075708.89元，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法應駁回公訴人起訴。

此致

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

通過以上與贏了網小編一起了解了有關貪污罪的辯護詞方面的資料，我們對于這方面的內容有一個簡單的了解。我們知道開頭肯定有“審判長、審判員”結尾有“此致”然后是某法院。如果您對于貪污罪辯護詞方面存在著有不明確的法律問題，可以咨詢贏了網的幫助，這里的律師會幫助您，解答您想了解的法律問題，提供您需要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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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五篇：貪污、受賄罪一審辯護詞(律師推薦)

江蘇匯君律師事務所

張**涉嫌貪污、受賄案一審辯護詞

王榮洲律師

涉及當事人隱私，人名等均采用化名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江蘇匯君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張**妻子李**的委托，并經被告人張**同意，特指派我們擔任其涉嫌貪污、受賄一案的一審辯護人。在具體發表辯護意見之前，我們首先對審判長給予控、辯雙方充分的發言機會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謝！

我們介入此案后，本著對法律和當事人高度負責的態度，為徹底弄清案情，先后5次會見了被告人，聽取了其陳述和意見，有針對性地詢問了本案相關問題，作了適當的調查，并到貴院詳盡閱卷現又經過今天的法庭調查，對本案已十分清楚。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基本不持異，現根據事實和法律，發表如下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參考：

一、法定的量刑情節

庭審中公訴人認為就涉嫌貪污、受賄罪而言，被告人張**主動交代其貪污、受賄的行為構成自首。辯護人完全同意公訴人對被告人自首的認定，公訴人是客觀公正的。

（一）就涉嫌貪污罪而言，被告人張**的行為構成自首，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江蘇匯君律師事務所

被告人張**在檢察機關調查談話時，就如實供述檢察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貪污罪行的行為，應認定為自首并按照《刑法》

江蘇匯君律師事務所

（一）被告人系自愿認罪，可以從輕處罰

本案中，被告人張**在接受檢察機關的調查詢問時，如實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實，其一次詢問筆錄、五次訊問筆錄都做了有罪供述，前后完全一致。從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到法院審判階段，被告人張**對其罪行供認不諱，從未出現過拒不認罪、翻供等情形。根據我國一貫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懇請法院在量刑時予以從輕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

江蘇匯君律師事務所

三、關于本案的量刑

（一）通過上述的法定及酌定的量刑情節來看，辯護人認為可以對被告人張**減輕處罰。

（二）從主觀惡性來看，根據被告人張**的供述及證人孫**的證人證言可知，被告人系被動受賄而非積極主動的索賄，犯罪情節輕微，主觀惡性較小，建議從輕處罰。

（三）從社會危害性來看，被告人貪污和受賄的贓款已經被偵查機關全部予以追回，沒有給國家、集體和社會造成任何經濟損失，社會危害性較小，應當從輕處罰。

貪污罪既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又侵犯了公共財產所有權，而對于侵占公共財產犯罪，是否彌補了損失，是量刑的重要參考因素。被告人的親屬在檢察機關偵查過程中，積極配合偵查機關，已退回貪污的全部6.3萬元贓款，沒有給公共財產造成任何損失。就涉嫌受賄罪而言，被告人張**在檢察機關偵查過程中，積極配合偵查機關，已經主動退回全部2萬元贓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

江蘇匯君律師事務所

犯罪分子及其親友主動退贓或者在辦案機關追繳贓款、贓物過程中積極配合的，在量刑時應當與辦案機關查辦案件過程中依職權追繳贓款、贓物的有所區別。

通過本意見的規定，再結合本案的事實和證據，辯護人懇請法院應當考慮對被告人張**從輕處罰。

綜上所述，被告人有自首情節，自愿認罪，積極退贓、主動接受財產刑處罰而且系初犯，有多種法定和酌定的從輕或減輕處罰情節，其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較小，辯護人懇請法院依法減輕處罰！

以上意見，敬請采納。

江蘇匯君律師事務所律師：李義旭

王榮洲

二○一○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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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關于貪污罪、受賄罪辯護詞

第一篇：解析關于貪污罪、受賄罪辯護詞

第二篇：解析受賄罪辯護詞范本

第三篇：辯護詞(貪污受賄罪)[范文]

第四篇：貪污罪辯護詞是怎樣的

第五篇：貪污、受賄罪一審辯護詞(律師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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