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近年來郎酒集團捐資助學及公益捐贈情況

近年來郎酒集團捐資助學及公益捐贈情況

1999年9月10日，郎酒與央視明星球隊在瀘州舉行了一場“愛心奉獻”足球義賽，門票收入20余萬元在古藺德耀鎮修建了一座“平和希望小學”。

2000年，出資1000萬元組建“郎助郎·上學堂”教育獎勵基金，資助45名貧困學生圓大學夢，每人3000元。出資5萬元改造二郎中學校園。古藺部份鄉鎮遭受自然災害，公司捐款20萬元，職工捐款3.5萬元。

2001年8月28日，郎酒在全國42個地級市和成都周邊10個縣共資助300名學生，每人5000元，資助金額150萬元。

2002年8月28日，第三屆“郎助郎·上學堂”在瀘州啟動，每人資助4000元，全國共捐近100人，金額約40萬元。

2003年9月5日，郎酒集團在古藺縣捐助1000名貧困小學生和古藺縣特殊學校的建設。9月6日，郎酒入選四川省首批棟梁工程社會實踐基地，汪俊林董事長榮獲“愛心大使”。2005年8月25日，郎酒在瀘州市舉行的“2005‘棟梁工程”關愛月（瀘州）大型公益活動”啟動儀式上捐款10萬元。11月25日，向遼寧省營口市紅十字會捐贈20萬元。2006年3月28日，四川省棟梁工程扶貧助學工作會上，郎酒榮獲“棟梁工程扶貧助學先進單位”稱號。11月27日，郎酒向河南省商丘市梁園區楊油坊小學捐贈20萬元。2006年12月20日，在北京舉行的“黃健翔代言郎酒暨郎酒啟動351工程”新聞發布會上，郎酒集團和黃健翔分別捐贈30萬元在古藺建3所希望小學。

2007年2月，郎酒獲“棟梁工程貢獻獎”。2000年至2007年，郎酒先后資助近1000名貧困大學生圓大學夢。

2008年，南方冰雪災害，郎酒向貴州省習水縣、綏陽縣及四川省古藺縣捐款捐物達300萬元。

2008年5月12日，8.0級的汶川地震災情牽動著全體郎酒人的心！為幫助我們的同胞戰勝災害，在5月18日晚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愛的奉獻》——2008抗震救災大型募捐活動”上，郎酒集團向災區捐款2130萬元。地震后，員工捐款近36萬元。

5月14日至18日，郎酒集團河北辦事處攜手河北四川商會、河北省民政局、河北省救災捐贈中心以及河北各大媒體，在河北省博物館舉行了名為“地震無情、人間有愛”的大型賑災義賣活動，義賣金額20余萬元全部捐贈當地紅十字協會。

2010年1月，郎酒向古藺縣黃荊鄉捐款200萬元，修建九年制寄宿學校。

2010年4月20日央視舉辦的“情系玉樹、大愛無疆”捐款晚會上，郎酒向青海玉樹地震災區捐款2000萬元。

2010年9月19日，由中共瀘州市委宣傳部主辦，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特別支持，四川郎酒集團等企業發起的“感恩行動，四川依然美麗”系列活動在北京隆重舉行，向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捐贈了義賣籌得的412800元及價值12.6萬元的紅花郎酒，用實際行動幫助受災同胞。2011年，郎酒集團在全國42個城市開展“郎助郎·上學堂”義賣捐贈活動，共義賣捐贈1350萬元，資助貧困大學生2600余人。

第二篇：在六一兒童節捐資助學捐贈儀式上的講話 2

在六一兒童節捐資助學捐贈儀式上的講話

各位領導、各位來賓，老師們、同學們：

在這鮮花盛開的六月，我們迎來了“六一”這個少年兒童的節日，在此我代表東城鎮珠琳中心小學向小朋友們表示熱烈祝賀！向辛勤工作在教育戰線、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教師表示誠摯的問候！向支持少年兒童工作、關心我校教育事業發展的靜慎村老干、關協，社會愛心人士xxx先生、xxx先生、xxx先生、xxx先生和其他愛心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有你，是你們用愛托起了這片藍天，用心鑄就了這塊人間樂園。你們在做好自己事業的同時，情系教育，捐資助學，用實際行動真心回報社會，為我校教育的發展獻愛心、做實事。用實際行動，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尊師重教的傳統美德。捐資助學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它所產生的積極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我們學校全體師生決不辜負你們的期望，我們相信，有各級領導的關心支持，有社會各界的厚愛，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把學校建設好、管理好、發展好。

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愛心人士像你們一樣，關心我校的教育事業和扶貧幫困工作，為加快我校發展給予更多的關心與支持。

同學們，你們是新世紀的主人，肩負著新世紀祖國騰飛的重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在向你們召喚。希望你們把愛國主義、民族精神不斷發揚光大，從小樹立遠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信念，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和文明習慣。刻苦學習，加倍努力，全面發展，成長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一代新人。

最后，祝同學們度過一個快樂而有意義的節日！謝謝!

中心小學

2014年6月

第三篇：郎酒集團和習酒公司舉行2018新春聯誼會

郎酒集團和習酒公司舉行2018新春聯誼會

2月8日，郎酒集團和習酒公司跨河相約，在習酒公司舉行2018新春聯誼會。

去年1月23日，茅臺、習酒、國臺、郎酒在赤水河畔的郎酒集團舉行了一場新春懇談，同樣的“新春會”，“由4變2”的背后，其實是企業“深度互訪”的體現——如果說去年“醬酒四杰”還僅僅是禮節性問候，這一次，“郎習會”就是一場“實質性磋商”。

一對“老鄰居”

“隔河相望”的習酒和郎酒，本就是一衣帶水、一往情深的一對“老鄰居”。

著名作家賈平凹曾這樣寫道，二郎鎮在赤水河的這邊，習酒鎮在赤水河的那邊，都是盆地的一半，外邊有巖，河壁赭紅，都是斜坡而上，像是剖開的一個蘋果。

習酒廠就在郎酒廠的對面，僅赤水河一河之隔，而這一河，就隔開了貴州和四川，赤水河猶如一條水龍從山谷中蜿蜒而出，把一塊山地分成兩半，二郎鎮與習酒鎮隔河相望。

而除了地理位置的相鄰之外，兩家企業其實早有往來交流。據了解，在上世紀60年代，習酒曾多次派人到瀘州大曲酒廠、古藺縣郎酒廠取經學習釀酒技藝。

貴州茅臺酒廠（集團）習酒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張德芹曾說過，“多年來無數次站在習酒廠區凝視一河之隔的郎酒。”在他看來，習酒和郎酒是中國醬酒產業中淵源最深的兩個企業，雙方的關系密切程度超乎想象。“在從瀕臨破產倒閉到進入中國白酒排名前20的企業的過程中，郎酒在技術、人員等方面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

郎酒集團董事長汪俊林也坦言，茅臺、習酒和郎酒沿河而生，“茅臺是中國白酒的老大哥，是郎酒學習的榜樣，習酒是郎酒的好鄰居、好伙伴。”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二郎鎮上的很多人家里，經常出現有人在習酒廠上班，也有人在郎酒工廠里上班的情況。

到訪習酒，汪俊林這次“串門”有何深意

春節旺季，連軸轉的汪俊林、張德芹又坐到了一起，這次不同尋常的“鄰居串門”又能透露出什么信號？

一個需要引起關注的細節是，這次汪俊林是帶隊去習酒，包括汪俊林在內，總裁劉毅、副總裁傅熙銘，郎酒股份有限公司、古藺郎酒廠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總工程師、總經理助理等14人到訪習酒。

郎酒的高管們幾乎是悉數到場，盡管是“老鄰居”但這種“規模性”的高層互訪對習酒、郎酒來說均是首次。

有分析認為，此次汪俊林登門拜訪有兩層深意：一是加強合作交流，除了技術、市場之外，在公司上市規劃以及更為長遠的環保層面也要加強聯系；二則是郎酒在“放低姿態”，通過節前走訪，緩解市場層面的“火藥味”。

在本次聯誼會上，習酒公司總經理鐘方達表示，自去年茅臺集團領導率領習酒領導班子到郎酒集團學習后，雙方在生產技術、品牌建設、市場營銷等方面的溝通日益增強。同時，希望未來雙方能繼續加強溝通，形成資源共享、競合發展、互利共贏的常態化機制。

汪俊林也認為，此次新春聯誼的目的旨在相互學習，共同做大醬酒市場。有競爭才有進步，習酒和郎酒在白酒市場競爭愈發激烈的情況下更要居安思危，在求“穩”的過程中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汪俊林也強調了赤水河對沿岸白酒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習酒和郎酒要攜手致力于改善和保護赤水河流域生態環境，為酒旅一體化建設打造生態美、百姓富的人文自然環境。

那么，為何又說汪俊林此行是在“放低姿態”，曾經篤行“群狼過處，寸草不生”的他，帶這么多高管去習酒，肯定還會有更深的原因背景。

2017年，通過青花郎“中國兩大醬香白酒之一”戰略新定位，汪俊林直接將青花郎推向了與茅臺比肩的位置，無論是產品傳播、價格定位還是渠道布局都在緊緊跟隨茅臺，似乎也刻意與習酒、國臺等醬酒“劃清界限”。

投巨資進行品牌輸出，舉辦800多場“青花盛宴”與消費者進行互動，強化對高端醬香白酒品類人群的培育，2017年的郎酒也是“開掛”的一年，據尚未得到郎酒方面證實的數據顯示，2017年郎酒的銷售已過百億。

而汪俊林也多次在市場會議上強調，要“圍繞品牌，要打大仗，打勝仗”。

那么，2017年郎酒的快進快打和“中國兩大醬香白酒之一”的品牌排斥做法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刺激”到了茅臺與習酒，而聯想到近期在朋友圈流傳的一張未證實來源但卻注明“茅臺中國醬香白酒，沒有之一”的廣告畫面，確實也讓汪俊林覺察到，需要到習酒“坐一坐、聊一聊”了。

鄰居之間少不了互幫互助，也肯定有針鋒相對，所以，這次“郎習會”其實也是在消除隔閡、增進感情，而汪俊林此行可能還會帶著“厚禮”而來。

共同的話題：上市

從習酒發布的新聞信息來看，此次雙方交流最多的話題是加強溝通、深化合作，相互學習。猜測看，除了在醬酒領域的合作外，兩家企業當前最大的利益共同點就是上市。

去年12月15日，茅臺集團董事長袁仁國在接受彭博社采訪時表示，未來五年內，茅臺集團至少要有三個以上的上市公司。袁仁國第一個說的就是習酒。

其實，習酒要單獨上市的設想從2012年就有，但真正落到整個集團的規劃是從2016年開始的。2017年，習酒公司提出增長20%的目標，實現銷售收入30億，并聘請陳道明做產品代言人開始“市場+品牌”的雙動力挺進。

1月24日，遵義市支持茅臺集團加快發展動員大會在茅臺集團會議中心舉行，一份題為《市人民政府關于支持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加快發展的意見》遵義市政府20182號文件（下稱意見）的報告顯示，“加大對習酒公司等茅臺集團子公司的上市培育力度和協調服務工作，推動盡快上市。”

同樣，郎酒的上市進程也是在2016年拉開序幕。

2016年，郎酒集團做了重大調整，將與酒有關的產業全部整合到四川郎酒股份有限公司，全面負責白酒生產、銷售及配套產業的經營，并統一管理四川古藺郎酒銷售有限公司、四川省古藺郎酒廠有限公司及各配套廠。據報道，2月2日，汪俊林在出席某活動時表示，郎酒集團或在2020年上市。

目前郎酒內部在依照股份公司會計制度建立健全公司財務會計制度并進行相應的會計培訓內容。

此外，根據《中國證監會關于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習酒和郎酒的IPO都可享受“即報即審、審過即發”待遇。

目前在白酒行業內計劃上市的企業有西鳳、郎酒、習酒等，距離2016年3月金徽酒掛牌上市以來，已經接近2年時間沒有白酒股上市，有觀點認為，郎酒和習酒是下一輪白酒股上市最有希望和實力的兩家企業，論區域政策支持習酒處于優勢，論品牌規模則郎酒處于上風。

或許，如何快速完成上市布局才是郎酒和習酒此次在春節前“迫不及待”互訪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汪俊林此行最大的看點或許也是關于上市的“傳經送寶”，畢竟，郎酒不斷改革的經驗對習酒來說也有借鑒意義。

第四篇：三二一公益部落及紅十字會捐贈2015.6.18簡訊及照片

愛讓生命更加快樂

——方正縣三二一公益部落及紅十字會愛心捐贈簡訊

2015年6月18日，方正縣321公益部落聯合縣紅十字會蒞臨大羅密學校開展愛心助學活動。

在了解到我校留守兒童的實際生活困難后，321公益部落愛心人士即方正達康藥店經理及縣電視臺記者臧祥東，與縣紅十字會領導何平同志等一行三人，在繁忙的工作間隙里于上午九時到達學校，為學校帶來了愛心物資：夏季校服、運動鞋、棉褲等總計240余件。此外，還有圓珠筆、足球等學習和體育用品。

大羅密鎮政府副鎮長劉金昌與方正縣紅十字會領導何平、321公益部落愛心人士，以及學校副校長周美成、于艷杰進行了熱烈的座談。通過座談，愛心人士表示： 此活動今后將會更加關注大羅密抗聯希望學校，把愛心奉獻給那些需要關心的孩子們。鎮政府領導代表大羅密鎮的父老鄉親向愛心人士及紅十字會致以真摯的謝意；學校黨支部副書記于艷杰代表學校領導及所有受助的學生及家長，感謝愛心人士和紅十字會對孩子們的愛心捐助。

課堂上，孩子們穿上嶄新的衣服，拿著嶄新的學習用具，神情專注的汲取知識的營養；體育課上，孩子們踢著嶄新的足球，快樂的奔跑在綠茵場上，是愛心滋潤了學校這些留守兒童干涸的心田，讓他們感受到生活、生命的快樂！

感謝方正縣321公益部落和紅十字會對大羅密學校教育事業的關注與無私奉獻！

政教處：王春玲 撰文

第五篇：談公益捐贈行為稅前扣除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在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稅法中，均有關于公益捐贈款項允許稅前扣除的規定，但是在目前，公益捐贈行為稅前扣除的立法工作，還存在著一些問題。

首先是各項規定種類繁多，相互之間的法律地位不一致。涉及公益捐贈行為稅前扣除的法律規范，第一層次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和修改的法律，如《個人所得稅法》。第二層次是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令，如《個人所得稅實施條例》和《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第三層次是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規定，如《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財法字[1994]3號）。第四層次是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的聯合發文（如財稅字[2000]30號、財稅[2001]28號），國家稅務總局的函件（如國稅函[2005]953號），這也是最常見的規定。最后還有部分各地稅務機關的解釋、通知等。這些規定，第一、第二層次的規定較為原則，僅僅就稅前公益捐贈的對象、用途、比例等作了原則性規定，第三層次的規定主要是對第一、第二層次的規定進行了解釋，一定程度上仍然缺少可操作性，第四層次的規定，通常對某一類型的公益捐贈進行明確，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法律層次上，第一、第二層次的規定具有法律（含行政法規）意義，而第三層次的規定通常就是一些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至于第四層次的規定多屬于機關內部公文，部分屬于規范性文件，一定程度上存在以機關公文解釋法律規章的情況，較少具備法律意義。

二是下位法違反規定突破上位法、越權解釋情況時有發生。第一第二層次的法律規范均規定了稅前扣除的具體標準：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標準為

3、個人所得稅的稅前扣除標準為30，但是在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的具體規定中，很多公益捐贈行為的稅前扣除標準突破了這些規定。如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標準有無條件全額扣除、有條件全額扣除、10扣除（如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的標準有無條件全額扣除、有條件全額扣除等。這些規定，一方面在扣除標準上對上位法進行了突破，另一方面對接受公益捐贈的社會團體性質、公益捐贈的公益性質等事項沒有全部解釋，更沒有解釋突破的原因。

三是相同或者相近目的的公益捐贈稅前扣除標準不完全一致。第一種是同一類型公益捐贈在不同稅種間的扣除標準沒有統一按照原則性規定執行，如向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的公益捐贈，個人所得稅不允許稅前扣除，企業所得稅允許全額扣除；向中國之友研究基金會的公益捐贈，個人所得稅不允許稅前公益捐贈，企業所得稅允許扣除3。第二種是相近類別的公益捐贈扣除標準不同，如同樣是向農村義務教育的公益捐贈，如果是通過特定的“非營利的社會團體和國家機關”進行，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均允許全額扣除（財稅字[2001]103號），而通過光華科技基金會、閻寶航教育基金會進行，則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只允許分別按照30和3稅前扣除（國稅函[2001]164號、國稅函[2004]341號）。

四是系統性、條理性不夠。綜觀有關公益捐贈行為的稅前扣除規定，每年都有新的規定發布，各個規定之間相互割裂，反映不出國家政策對于公益捐贈行為的政策傾向；同時，關于公益捐贈行為稅前扣除的規定，上位法和下位法、法律規范和部門規定之間，雖有統屬，但互不銜接，缺少條理性。這樣，一方面加大了各級稅務機關的執行難度，唯恐遺漏，另一方面降低了政策的統一性、透明度，不少納稅人對于公益捐贈行為的稅前扣除標準難以有效掌握和了解，反而不利于規范公益捐贈行為。

上述情況說明，公益捐贈行為稅前扣除的立法工作需要規范，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制定統一的公益捐贈行為稅前扣除規范。統一規范的內容應當包括以下及各方面。第一，明確國家對于公益捐贈行為的政策傾向，如鼓勵對什么人、什么地區、什么項目、什么情況進行公益捐贈，對什么人、什么地區、什么項目、什么情況不鼓勵公益捐贈；第二，明確鼓勵公益捐贈采取什么樣的扣除標準，扣除標準的分層分級標準。第三，在有關國家職能機構之間進行立法、執行權限劃分，避免政出多門、相互矛盾。第四是動態管理、適時修正，根據具體國情適時修訂統一規范。

二是建立非營利性社會團體認定、備案、檢查和取消認定制度，具體需要明確認定標準、備案方法、檢查程序、取消條件等項目。

三是定期公布制度。第一是適時公布國家對于公益捐贈行為的政策傾向、扣除標準、扣除標準的分層分級標準；第二是定期公布認定的非營利性社會團體、取消認定資格的社會團體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