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學本科畢業留言

以下是由應屆畢業生網介紹的畢業留言了

最快樂的人所擁有的一切東西并不都是最好的，但他們會充分享受自己已有的東西。

最好的朋友是你們靜坐在游廊上，一句話也不說，當你們各自走開時，仍感到你們經歷了一場十分精彩的對話。

有很多的奢看讓人羨慕，但只能看而止步，那就是人格。

一個人如果不能從內心去原諒別人，那他就永遠不會心安理得。

一句無心的話也許會點燃糾紛，一句殘酷的話也許會毀掉一個生命，一句及時的話也許會消釋緊張，一句知心的話也許會愈合傷口、挽救他人。

第二篇：2014年本科畢業留言

本科畢業留言(一)

又下雨了，今年似乎真的很多雨，淅淅瀝瀝，如絲線從天空垂下，涼涼的感覺打在臉上，那感覺又像是打在心里，冰涼的刺痛，一下一下的敲擊。

駐足，仰面，享受最后的痛。

似乎明白了一句話，什么才是痛并快樂著。

但我只是冥冥中可以感覺到，卻無法用語言完整的表達。

最后一次作為學生走出校門的一剎那，我對我的青春回憶做了一個告別，將一切的記憶，深深地烙在心靈的最深處。

本科畢業留言(二)

第一次踏入大學校門時孩童般的欣喜，與即將告別大學時那好似暮年回首般的眷戀，第一次牽起伊人纖纖玉手時的絲絲甜蜜，與徹夜回想“我們還是很要好的朋友”時的肝腸寸斷，第一次站到演講臺時的慷慨激昂，與得知自己閑時隨感獲獎后那種超然平靜，第一次月下憧憬未來美好畫卷時的興奮不已，以及畢業在即，日頭下奔波于面試公司時汗流浹背的艱辛。

欲回首，曾經的林林總總，甜蜜與歡笑還有那淡淡青澀的味道，言回首，也只是沉浸在過去的回憶中，難以自拔而已。

又回首，那曾經的人，那曾經的夜，那曾經的一切一切。

止回首，深藏過去，遙望遠方，那目標是否還依然清晰……

本科畢業留言(三)

語言隨之塵封，激情隨之湮沒，欲觀星雨夜行山路崎嶇峰頂

言響私語閃顏有心橫跨兩岸

又憶彩燭搖曳松林游戲路叢

止于思愁深鎖相見遙遙無期

似乎真的到了該說再見的時候了。

向這段充滿歡笑，充滿浪漫，充滿豪情壯志，也充滿酸澀與淡淡憂郁的學生時代。

想要用更多的語言把它一一描述出來，可是當提筆之時，卻發現過往的一幕幕不停閃現，而我的手，卻什么寫不出了……

第三篇：法學本科畢業自我鑒定

法學本科畢業自我鑒定

從剛進大學時的懵懂到現在即將走出校門，我這大學四年收獲了很多，進步了很多，法學本科畢業自我鑒定。在這大學四年中，我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發展，可以說，經過大學四年的學習，我已經具備了適應社會工作的能力。四年的大學生活即將畫上句點，驀然回首，至少可以自信地說一聲“我沒有虛度”。在此給我大學四年的青春一個交待!

在學校期間，我充分利用了學校優越的學習條件和濃郁的學習氛圍，認真學習了法律專業計劃規定的相關內容，且在校期間取得良好的成績，多次榮獲校級獎學金及國家獎學金，具備了一定的理論知識基矗

在學好文化課程的同時，我也積極參加社會工作和暑期實踐。無論擔任班干部或進行市場調查、參加學生實踐團等活動，我都積極投入，謙虛謹慎，團結同學，吃苦耐勞，很好地完成了各項任務，表現出較強的與團隊密切合作的能力、領導和組織能力及良好的環境適應能力。

籍、電腦、舞蹈，運動等等都已經成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因為有了這些豐富的學習、生活經驗和完美的生活習慣，讓我具備了很強的學習能力，組織與協調能力;也是因為自身綜合素質及能力得到了較大的提高，讓我變成了一個更頑強的自己，變成了一個敢于為社會奉獻的年輕人。

在面臨畢業的重要階段，將來的工作既是對我知識的檢驗，也是對我人生的挑戰。我希望自己能夠邁好踏入社會的第一步。我將以積極進取的工作態度走向社會，在工作中不斷地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用自己的行動讓社會肯定我的能力，畢業鑒定《法學本科畢業自我鑒定》。

常言道，不想當軍官的士兵不是一個好士兵!當一個人滿足于現狀，那么這個人就不會再前進一步。我是一個喜歡上進的年輕人，也是一個朝氣蓬勃、富有創新精神的年輕人，敢于拼搏、敢于冒險、敢于開拓自己的生活!安逸的生活并不能給我帶來精神上的滿足，只有不斷的挑戰自我，不斷走向新的成功才會給自己更多的磨礪!我相信如果我做不到的，世界上也就不會有幾個人可以做得到的。這就是我人生的理念!

能夠進入大學深造不僅僅是我的夢想,而且是家人的期待。我來自農村,具備農民的堅韌不拔與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但是剛到大學時,由于自己的沉默寡言,虛榮自卑,所有與管理有關的品質自己幾乎都沒有,可是我相信自己有學好這個專業的信心和潛能,于是努力的學習各門知識,認真提高自己的專業能力,尤其注重英語和計算機的學習,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并且連續三年獲得獎學金。

與此同時我也深深的意識到學習管理專業僅僅靠書本是不夠的,能力則更為重要.于是我廣泛的參加學校的活動,諸如辯論會,英文競賽,組織同鄉會等,并且擴張自己的興趣與愛好,學習圍棋,書法,口琴,日語,評彈等,它們不僅僅讓我的大學生活更為充實和有趣,重要的是鍛煉了我的溝通,組織的能力,提升自己的修養和品德,讓我可以更好的和每個人交往,2008年獲得商學院分團委的“活動積極分子”稱號。

大學是社會的過渡,在進入的時候,我便知道我不可能去考研究生的,所以我付出了很多的時間參加社會實踐:在新龍門酒家做服務生,我知道如何禮貌平等的對待每一個顧,這讓我在以后工作里可以與上司和同事進行良好的相處溝通;天馳的現場管理,我知道要學會思考觀察,懂得經濟的策略,學會創新;推銷鉛筆使我知道應該敏銳的抓住市場機會,并仔細進行自主的策劃,還有其他的等等,在實踐的過程中鍛煉了自己,也為以后的工作適應打好基矗

在即將畢業的日子里,我希望能夠得到學校的審批與推薦,到XXX公司進行學習與工作,在畢業前簽訂就業協議,為我的未來邁出堅實的一步。我一定會在今后的道路上不斷的努力的。

第四篇：法學本科畢業實習報告

中南大學法學院

畢業實習報告

學生姓名：黃增群

實習單位指導教師：左浪

法學院指導教師：張軍建

專業班級：法學2010級1班

完成時間：2014年4月25日

畢業實習報告

實習時間：2010年03月04日—04月25日

實習地點：上海協力（長沙）律師事務所

實習崗位簡介：律師助理，主要職責是協助律師進行合同審查、文書寫作、法律知識歸集、案卷整理、法律培訓等。

一、實習內容

本次畢業實習，我原本按學校的安排去了湖南君見律師事務所，但是一個周的實習下來，我覺得我很難融入那里，基本是處于無所事事的境地，毫無存在感可言。每日固定早上八點半到所里，下午五點半收拾東西回學校，期間不是在自己看書就是在玩手機，我并不覺得這樣過八周有絲毫意義，更不覺得它會讓我得到任何成長。

3月7號，上海協力（長沙）律師事務所到法學院招聘實習生，我懷著湊熱鬧的心情參加了招聘會，但后來事態的發展超出了我的心理預期。當晚的招聘，協力一共來了六位律師，其中有四位出自我們法學院，包括律所的主任歐陽先生。從出席的律師人數和品級來看，協力對那次招聘還是有很高的期望的，但是遺憾的是參與應聘的同學并不多。這一方面是因為考研、保研和考公務員的人數很多，另一方面我想是因為律師行業前期非常辛苦。雖然我并不是一個優秀的法律人才，但是我卻有幸遇到了這樣一個機遇。當晚，我有驚無險地被協力接納，當然這其中有一些偶然或者說幸運的成分，畢竟我并沒有通過司法考試。其中種種不再贅述。

我的實習崗位是律師助理，我的上司是協力長沙年輕的公司部主任，也是我的師兄左浪律師。說是實習生，其實我基本上已確定會簽在協力，作為一個專職的律師助理，所以我的實習期并沒有按照學院安排的八個周的期限結束，而是將一直實習到畢業。

雖然我隸屬于公司部，但是由于公司部的辦公坐席緊張，我被安排在了訴訟部的辦公區域做事。再加上我初進律所時是跟著負責信托業務的段優律師做信托業務，所以我的身份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但是我覺得這樣也好，如此一來我就可以接觸到不同的案件，認識更多的律師，也能學到更多的東西，得到更快的成長。

我首先接觸到的業務是信托合同審查。我本科階段從未接觸過信托，只是在確定論文指導老師以后才開始了解信托。雖然我的畢業論文也是以信托為題，但是我對信托的理解只浮于皮毛，更不要說信托實務了。信托合同是一種很專業的合同，不但涉及到法律，還涉及到金融、經濟等領域。基本上每一個信托項目都會有數個甚至十幾個相關的合同，每一個合同少則十幾頁，多則二三十頁。初一接觸的時候，看到那么長充斥著生僻詞匯的合同，我的頭都大了，兩三個小時終于看完了一份合同，卻幾乎沒有發現任何問題，還看得一腦子的漿糊。再拿來段律師審過的合同進行比對，上面有大篇幅的修改和風險提示，我發現自己真的像一個愚蠢的瞎子，如果我有客戶的話，他一定會被我的無能害死。好在，在段律師的耐心指導下我慢慢地也有了些進步，能夠從已有的合同中發現一些簡單的問題，并按照規范的格式和得體的表述進行文本修改和風險提示，只是離獨當一面還差之千里。遺憾的是在我剛剛有點開竅的時候，段律師請產假回家休養了，新接手信托的訴訟部陳律師并不太喜歡我這個本科實習生菜鳥，我基本上與信托合同再沒了交集，于是又重歸左浪師兄麾下，做起了專職助理，偶爾幫訴訟部的律師們做些雜務。這期間，我幫助左律師做了一項法律培訓、一項投標書的制作、公司實務知識專題的歸集，以及其他一些雜事，得到了他的認可，也受到了他很多關心和照顧，讓我十分感動。

二、實習感想

近兩個月的實習，讓我收獲很多，這其中包括業務能力和專業知識上的，也包括為人處世和職場交往上的。我總結了以下幾點：

1、認真細致是作為一個律師必備的品質

對于這一點，讓我感觸最深的首先還是段優律師和信托合同。段律師在審閱合同的時候從來不會放過一點瑕疵，哪怕是一個錯別字或是一個標點符號，而且她修改的內容都用不同顏色的字體和旁批進行標示，并不直接刪除原合同的內容以示對客戶的尊重。段律師是一位女性，身高一米五幾，其貌不揚，但是她做事的能力和態度卻比她的身體高大了百倍，讓我由衷的敬佩。另一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左浪律師，他才到協力工作不到兩年，卻已經坐到了公司部和金融部兩部門負責人，足見他出色的個人能力。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作狂，通常這樣的人也追求極致和完美。在剛開始幫他草擬法律知識培訓課件時，我只是按照以往在學校的通常做法，在網上收集了一些資料，做了簡單的文字處理，制成一個很簡陋的PPT演示文稿發給了他。他看了之后，把我單獨叫到會議室，我便感到事情不妙了，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沒有很嚴厲的批評我（可能是由于我是他的師弟，并且是第一次幫他做事的緣故）只是直接告訴我：“師兄是一個凡事都很認真的人，我也希望我手下的人也都能認真對待每一件事，你做的這個東西太簡單了，要重新做。”于是我當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三點，第二天頂著一臉刺痛的痘痘跟他去完成了這次培訓。

2、專業能力是在律所立足的本錢

兩個月的實習下來，我突然發現我的專業知識一塌糊涂，連最基本的法理也只是模模糊糊的有點印象，遇到問題就必須去翻書。這讓我感到很痛苦，也深深地為自己虛度的四年光陰而懊悔。最近與左師兄聊天時他也告誡我，“你的專業基礎太差，一定要好好地補一補！”對次，我也心知肚明，只盼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3、人際溝通能力是融入職場的潤滑劑

人際交往能力一直是我的性格短板，滿臉的青春痘又減損了我的親和力和自信心。看著同學在所里如魚得水，與同事混的很開，我心里暗自著急卻也無計可施。除了與左師兄和同在所里實習的同學關系好點外，與其他同事的關系一直不溫不熱，尤其是不懂得如何與上級溝通。上文提到我并不受訴訟部的陳律師喜歡，我想除了自己的能力有限難以達到她的要求外，欠缺溝通也是一大原因。我差點因此付出慘痛的代價。陳律師業務能力很強，和左師兄有些相似，但是脾氣火爆，我也一直很敬佩她。前天，左師兄告訴我所里突然有律師向歐陽主任報告對我不滿意，我滿腹的疑惑，雖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是卻也在盡心盡力地做每一位律師交給我的事，我實在想不到因為什么事惹得哪位律師如此不滿，后來證實是陳律師因為我給她做法律法規整理的時候遺漏了一個解釋性文件而導致的。這件事害得我差點丟掉剛到手的工作，幸而有左師兄替我在歐陽主任面前杠了一下。事后我反思此事，一方面我確實有疏忽之處，另一方面如果我事先處理好了與陳律師的關系也不至于把事情鬧到這種地步，也許她會當面給我指出來，而不是越過我直接向歐陽主任投訴。

4、實力決定一切，努力上進方能存活

律師是一個要不斷學習的職業，我本身的能力就十分有限。正應了那句古訓：書到用時方恨少！左師兄能在老板面前如此受重視是因為他的個人能力遠超常人，他到所里第一年還沒拿到職業資格證就做到了七十萬的業務量，現在所里的幾個大案子也都有他的功勞。這一點所里的同事不得不認可。他取得這樣的成績是與他的努力正相關的，根據我直觀的了解，每天加班最晚的是他，基本上沒有假期和周末，除去吃喝拉撒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了工作上。常人是很難做到的，捫心自問，至少我覺得我很難做到。

我現在還沒有通過司法考試，對于我來說，律師這條路還充滿了挑戰和不確定性，我若想在律所里立足，必然要付出更多。我已經做好了吃苦受累的心理準備，等待著浴火重生的那一天！

黃增群

2014年05月01日

第五篇：法學本科畢業文獻翻譯

歐盟監察專員在議會控制和法治之間的政治角色

Paul Magnette 摘要：歐洲“監察專員”是一種新型的“委托人”,其地位和作用尚不清楚。一方面，它形式上是議會體制，旨在加強歐盟體系和由歐盟議員參與的行政機構的控制力；另一方面該體制的屬性和角色均與法院的接近。本篇文章認為,混合性質是該體制成功所在。監察專員的權力，事實上是受到限制的，給了監察專員一種獨創的聯合議會審查和司法控制的工具。就其本身而言，它是非常有能力去審查那些不屈服于傳統的議會控制并且由自主性的人員，從而協調行政授權和議會民主的一致性。關鍵字：責任，歐盟治理，監察專員，議會審查，法治，透明度

在日益復雜和專門的“治理”的背景下，議會不再獨自去承擔國家機器的責任的說法已經變得司空見慣。歐洲聯盟(EU)面臨這方面的問題,比其它任何國家的政治制度都要多（Joerges and Dehousse2002;Harlow 2002）。歐洲聯盟的權限，常常是具有技術性和基于專家意見的，暗示著設計出了新型的政治控制形式(Majone 2001)。它具有復雜的制度體系，其中歐洲議會的所承擔的角色并不同于一個國家議會的角色，因此需要完善政治責任的模式(Lord 1998)。

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這個問題的本質來解釋歐洲監察專員的創造。這個機制闡明了在聯盟合法化的過程中的一個新趨勢，它存在于服從所有的聯盟體系規則和程序的標準化設置，或者由致力于一個單一的任務但對整個歐盟的制度體系運作負責的委托人審查(Peterson and Shackleton 2002: 366)。

然而，這種新型的委托人的特性目前仍不明朗。一方面，它形式上是議會體制，旨在加強歐盟體系和由歐盟議員參與的行政機構的控制力，它有傳統的議會責任的邏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該體制的屬性和角色均與法院的接近。它由單獨的原告來處理問題并規定應用“通則”來解決提交的案件；同樣的，它是保證尊重法治的機制之一。

我將論證這種機制的混合性質是其成功的關鍵。監察專員的權力，事實上是受到限制的，給了監察專員一種獨創的聯合議會審查和司法控制的工具。此外，考慮到其地位和作用的復合性，監察專員是非常有能力去審查那些不屈服于傳統的議會控制并且由自主性的人員，從而協調行政授權和議會民主的一致性(Lindseth 2002)。

什么是“監察專員”？

眾所周知,監察專員是瑞典的著名發明。鮮為人知的事實是這個老的機制在它摧毀之前已經適應了政治體制的偉大變革并且傳播到了全世界。這漫長的成因解釋了其混合性質和特有功能風格。

它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主要時期。首先,監察專員制度最初出現在一個君主專制政體的時代(1809年)，是包括行政權力在內的國內權利。瑞典君王建立這種制度是為了確保他們管理被嚴格遵守并且他們的法律能夠實施。監察專員是為了加強行政人員的權力越過其它權力而設置的公職人員。第二，后來，隨著政體變成了更多的 議會,行政機關仍然存在但卻有了不同的作用。在19世紀后半期，監察專員制度漸漸地遠離了行政的影響范圍，而是到了瑞典議會的控制下，因此成為了議會控制行政的工具。在如今瑞典的“憲法控制”理論中，它仍然是一個必要元素。第三，在20世紀，它從國會議員那里獲得了一些相對的自治權，并最終變成了一種公民控制政府當局的手段。作為反對官僚主義專斷的民事權利的擁護者，它已不再局限于與當局的水平的關系，而是通過公民部分的垂直控制國家機關。同樣地，在民主制度下，它結合了責任的兩個基本維度(Przeworski et al.1999)。在20世紀后半期，監察專員制度的傳播遠遠超過了其母國的邊界。瑞典模式被復制到北歐各國（1919年芬蘭、1955年丹麥、1963年挪威）。在20世紀60年代，瑞典模式被復制初英聯邦各國。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目標是提供公民不訴諸法院而能反對行政當局決定的行為的可能性，而不是強化三權分立。換句話說，監察專員成為了法治新涉及的一部分，議會審查革新盡可能多。它廣泛擴散到有老議會制度的國家以外，開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并且增強了仲裁的垂直高度。它在國家領域的恒定擴展，其平行于經濟規則和社會服務的發展及政治實踐的始終自由的演變，說明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這種制度的成功。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們在這個時期形成了自由民主制度。在這兩個國家，當立憲會議已經恢復民主并且新的制度轉變為以法治為要素之一時，通過立憲會議是可能創造“監察專員”制度的（在西班牙驕傲地被稱為人民衛士，在葡萄牙被稱為申訴專員）。監察專員被授予擴充調查和訴訟的權力，國家政府授予其為尊重基本權利的守衛者，就如憲法法院。緊隨其后的是在共產政權墜落后的波蘭和匈牙利的立憲會議。

過去的幾年來，監察專員的時尚新穎性已經是它的作用蒙上了陰影。在這些地區的例子之后，省、直轄市和聯邦實體、各項公共（交通運輸、通訊和能源服務）及民間（企業、報紙）團體遵循同樣的趨勢。但是這些新的監察專員的特權不能反映原型的功能：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應該被主體控制只有一些有相對的獨立性。他們調查和建議的權力是可變的。這會使監察專員的含義產生混淆。在政治意義上，一個“監察專員”是一種公職人員，其行為中心是公共行政，享有有力地獨立性的保證。他權力的特點是其決定不具約束力——與國家法院矛盾。監察專員最頻繁的來

3自于指定和控制它的議會，然而在理論上保留他的自治權。在法國和英國4，公民直接的向議會成員抱怨沒有正式的條件和任何成本。獨立的和簡單可及的監察專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軟正義”這種形式的成功，與傳統的法律行為的時間長短、成本和形式主義截然相反。

這毫無疑問是在歐洲憲法的集合現象的證明。盡管如此，這種控制形式是成功的，但是在歐盟成員國制度運作的方式上仍然有著巨大的差別。德國、奧地利和盧森堡5這三個國家本身沒有“監察專員”。在意大利這種制度只在局部地區運作。6相反地，北歐國家和西班牙給予了監察專員一個非常大領域的權限（遍及軍事、司法、甚至在一些新教國家的宗教管理），值得考慮的調查方法—包括民事、刑事、行政、甚至憲法行為的權力。7在歐洲其他國家，監察專員的權限是更加有限的，它不包括法院判決及行政機關和它的工作人員之間的爭端。他是沒有權力對二者中的任何一種進行法律訴訟的。簡而言之，在歐盟監察專員辦公室的設立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猶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市民文化的差異來解釋。

為什么設立歐盟“監察專員”

在1979年EP決議中，首先提出了建一個歐洲監察專員的想法，并且這個問題由Adonnino委員會（1985年）提出，該委員會被指派為探索創造一個“公民的歐洲”的方式。但是直到1990—1991年的政府間的談判，它導致了馬斯垂克條約中這種制度的建立（Magnette 1997年和1999年）。西班牙政府起草了一項雄心勃勃的提議，很快就受到丹麥的支持。基于他們的民主傳統的論證，兩國都主張在每個歐盟國中任命一個監察專員是十分必要的，任務是尊重個人權利的保護和接受公民的投訴。對西班牙和丹麥而言，這更顯得格外重要, 因為訴訟的發展潛力是明顯受限制的，對于歐盟公民給予特設機構狹窄性使他們能夠帶來直接作用到法律制裁的歐洲法院(ECJ)。9像歐洲議會中的多數成員一樣，其他成員國更不情愿的。歐洲議會，在理事會和委員會之前，不斷地呈現本身作為公民權利的守衛者，它的大多數成員見證了競爭勢源的監察專員的起源。他們認為，申訴委員會已經提供了公民申訴的可能，因此使得新的機制建立顯得多余。同樣的道理，在德國、奧地利、盧森堡和意大利的國內的辯論中也采用這種論證路線。申訴委員會主席甚至宣稱它是“一個剝奪一些公民權利的公開策略”。10盡管這樣不愿意,由盧森堡總統提出了折中的建議并最終采用。

《馬斯垂克條約》反映了這樣的猶豫。一方面,這給了監察專員的角色一個非常精確的定義，并且監察專員不可能起到重大的政治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監察專員公署是議會的直屬機關，這可能是有意的給他更多的政治的屬性。他在歐洲議會每次選

11舉后通過多數票來任命。他的辭職需要請求議會，他的權利和行動方式也是有議會規定的。歐洲議會在1994年3月實施《監察專員條例》，是歐洲議會成員的意志的體現，使這種制度成為他們的控制手段之一：監察專員既可以主動的采取行動，也可以由于一個歐洲議會成員的申訴來采取行動；他的行動方式和程序是有精確的規定的，而且由一個“連通器”制度來確保他將不會獨自處理涉及到委員會請愿書的政治問題。他非常具有象征性的工作地點是歐洲議會所在地斯特拉斯堡。

從一開始,歐洲監察專員作為議會支配行政的載體出現-在舊的北歐憲政傳統中-作為公民權利的獨立守護者。第一個監察專員的任命在歐洲議會內部引起了黨派間的苦苦爭論。在第一個的委員會請愿書的選舉中當選的左翼和右翼候選人有相同的票數 不分勝負。因此不得不組織第二次投票，主要在兩個主要政治團體之間（EPP和PES），來確定單一的候選人姓名。Jacob So¨derman當選了，他在成為芬蘭政府的監察專員之前有一個政治職業（司法和社會事務部部長）。在授權實施中他的定位確認他已不再局限于條約所給的精確定位。伴隨著選舉他的議會的支持，他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政治角色。行政長官的影響

在開始的幾個月里，因為制度的新穎性和以爭論作為標志的創造性使得監察專員被迫采取低姿態，嚴格遵守條約的規定，和規定其功能的議會立法，他發誓效忠選舉他的議會并且受其管理。短短幾個月的活動之后他提交了他的第一份報告，其中他清楚地表示他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但是會仔細地調查申訴的可容性，并且以謹慎的態度進行研究。但是，他還同時明確，他并沒有打算僅僅局限于他的使命找出弊政的實例。“給出該職位成立的背景”他給自己“雙重使命”----“確保在聯邦政府的各個級別的公民權利實施的有效性和社區機構和體制的透明度”（歐洲監察專員1995:5）。即使過去的事實已被人們忽略，但是它預示了在北歐傳統中監察專員意圖去承擔雙重作用----他為了幫助在與政府打交道的個人，而且他還認為應該主動地去促進這種可能性，原則是透明和有責任，其概念的內在含義是良好的行政行為。從那時其，他一再宣稱，通過涉及弊政實例解決方案的提議，他的目的不僅僅是去糾正明確的問題，而且還有助于“鞏固開放民主和有責任的行政”（歐洲監察專員，1995：24）。

他的權限的雙重屬性，不斷地在個案和一般原則之間交替，非常類似于歐洲法院。但是監察專員的使命與司法是非常不同的，他的調查權力擴大了，可主動地進行調查但不能強加任何法律上的責任。他只能提交推薦草案來對弊政進行質疑，有時伴隨著“備注”或“改革提議”，但無權強行制裁。為了成功的完成使命，他必須建立彼此信任的關系和尊重所接觸到的機構。有關行政機構對是否遵照他的建議是自由決定的。唯一的風險就是“錯的行為”將會由監察專員公開從而破壞其公眾形象。它的強制手段沒有法院那么確定，法院能夠定罪并且實施制裁伴隨著經濟處罰和損害賠償。但是它有權限去選擇優先權并且有大于法院的詢問權。該這位的明顯的劣勢在制度競技場上可以轉變為優勢。

自20世紀60年代起，監察專員已經試圖最大化其在準司法方面的作用，采用類似歐洲法院的行為的社區管理策略。他常常使用具體的案例來表達普遍的現象，據他說，一般現象應該包含手邊的特殊環境的具體案例。總之，通過他的“決定”，他已經逐步建立一個基于一種目的論理念：良好的行政行為甚至“善治”的“法學體系”。事實上，他沒有能力讓自己的決定有約束力，但這種明顯的劣勢也有可能成為權力散射的來源。不像法官那樣為了維護他們決定法定的權威被迫采用中間立場，監察專員可以如平常一樣運用政治壓力。

此外，他有主動進行詢問的基本特權，這與歐洲法院法官是相矛盾的。而法院依靠案件所帶來的情況來發展其法律體系——這也解釋了法院為什么不能完整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力13——監察專員有權自由決定其優先順序。因此，他可以采取類似于那些議會調查委員會的策略。直到現在他仍謹慎地使用著這種自由裁量權。他總是不斷地調整他的決定來實施詢查，通過越來越多地在某些細節方面的訴訟。這樣做他是以公民權利的捍衛者而非一些普遍原則的自治管理者。他的活動也被受到某種限制，在每三年或者三年，就要限制基本問題的詢查數量。

監察專員知道：如果他沒有數以百計的每年為他提交案件的公民的支持，他的地位相當于不存在。自從他擔任這個職位，他一直采取開放溝通的策略，接受許多來訪者和召開公眾會議。他知道，他的力量取決于良好的公眾形象，如果受控制的機構認為他是代表公眾的意見，那么更傾向于遵循他的建議。監察專員公開承認：他的主要目標是告知可能有一個真正的理由去訴訟關于社區機構活動過程中的弊政的人或者他們的權利主體向歐洲監察專員抱怨及如何做。雖然他的傳播策略是旨在普通大眾的，但是事實上，是集中精確的信息于潛在的投訴者的團體上（歐洲監察專員，1999:281）。

從每年收到的1500或者更多的投訴14，我們可以把這些投訴分為兩大類。首先必須說的是：這些投訴的四分之三被視為是作廢的，因為他們主要是關注國內的行政

15機構之間的糾紛，這樣的情況對于監察專員是無能為力的。90%的案件來自個人，剩余的10%包括來自企業（20% ~ 60%,這取決于年份）、公民協會(50 %~ 90%)和歐洲議會成員（10%~30%）。

這些是監察專員工作過程中典型的來源渠道。他應該先處理涉及社區治理實踐的在精確的行政程序框架內的個人投訴。另一方面，少量的投訴是通過有組織的提出的——企業、協會、集團、記者團體、被歐洲議會成員經常支持的準則——他們以案件為借口來修改聯邦的工作方式16。監察專員在案件提交方面的功能的態度變化不大。他對只需要一個特設的解決方案的次要案件和有政治反響的真事件沒有區別對待。他顯然接近于法院：即使投訴者不出于政治目的，監察專員常常試圖突出他接收到案件的“一般利益”的尺寸，然而他的推理可能顯得無關緊要。

關于委員會和直接的或者間接地供職于委員會的職員的關系的投訴的很多17。因為它是最主要的社區管理者。歐盟委員會比其它機構更加經常的被指控其職員或者為它工作的個人或者公司的不公平行為，或者從其財政的支持中受益。絕大多數的案件與職業考試（競考）、勞動合同、勛章或者津貼、涉及私人事務付款方式的各種問題等。在這種情況下，監察專員的任務是從行政機構得到所需的信息并且進行進一步調查（如果案件的可能來源是管理實踐），從而當雙方不能達成令人滿意的協議時找到解決方案。通常情況下，監察專員的干預就足以說服有關管理機構采取適當的措施來解決問題，例如逾期付款或信息請求。行政機構有時可能拒絕一項協議，可能受到批評性的言論或者關于弊政的報告的建議信來尋找解決方法18。與其他機構關系一般是基于相互間的信任與合作,但監察專員可能會采取一個更嚴格、甚至公開地涉及政治的語調。自從Prodi委員任職后，他發表了一項警告對于那些對他的使命沒有足夠重視的新團隊成員。

如果這種徒然的態度在新任命的委員會履行職責過程中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那么這種態度在其處理投訴的過程中會迅速破壞以卓有成效和建設性合作的成就，而且使得監察專員不能完成提高歐洲市民和社會機構及體制的關系的任務。

（歐洲監察專員，1999:213）19

從具體案件到通則：監察專員的目的論方法

這樣的沖突是少見的。監察專員通常試圖說服一些較少的嚴格的體制條款。但是他通常迫使自己使用溫和的語氣，這并不妨礙其考慮對政治的影響而采取主動地行動。加之數十弊政案件的決議——通常是友好定居點的形式——監察專員試圖采取防范措施。他可能認為，復發性投訴見證了一些行政行為的不足，因此必須進行改革。監察專員工作的演變是從事后的行政機構和個人之間的爭端改正者到雄心勃勃的改革策劃者。通過精心挑選那些具有象征性的案例，使他自己成為不斷地歐盟管理改革中的主動者和壓力施加者。一些例子可以說明他的這個策略。

對抗歧視是監察專員最喜歡的話題之一。注意到，在招聘考試中許多情況下有有關的年齡限制的問題——公開譴責在一些個案中帶有歧視性的限制——在1988年監察專員開始主動獨立地調查。他詢問每一個機構，對它們的招聘政策進行陳列和辯護。研究比較關于這個主題的國家法律和關于保護基本權利的國際文本后，他指出一些年齡限制似乎并不是“客觀合理的”。他以他關于條約規定和禁止歧視的二次立法的論點為基礎，用歐洲法院的法律體系詢問委員會的論據20，對于所有年齡的限制的完全禁令制度一致采取主動。在這里我們應該強調監察專員的方式而不是重要的決定內容——盡管它是重要的，因為它對抗已有的廣泛的共識。的確,它的服務能檢查了每一個案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與行政管理機關有關的初步解決方案。相反地，監察專員決定從一個意義深遠的維度來解決這個問題。他的方法——研究各個國家、國際和社區的法律規定——他選擇了最“公正的”特權而不是最普遍的解決方案（類似于用于建立歐洲共同體法律的一般原則的歐洲法院的歸納推理）21。

通過同樣的方式，監察專員在同一時間進行其他的調查。采取舊的法院傳統, 他經常陳述有關良好的行政行為一般原則，雖然他們并不一定適用于這個例子中。重復一個最重要的慣例準則，“加強良好的行政管理實踐原則…” ,他從具體的實踐研究中逐步建立良好行為的隱性規則。他起草了一系列的來源于公共法律和行政的行為準則但不成文的規定——收到所有的詢問，審閱請求，迅速行動，記錄所有文件并將其歸檔，在做出決定前認真考慮所有有關方面，然后論證解釋所做出的決定——這應該是一般地管理行政活動的程序。

他不僅僅是陳述了原則，一個接著一個，而且還抓住調查的機會以對于良好行政管理行為的書面提案的形式來系統化他自己的“理論體系”。他確立了基本的原則（合法性原則、平等對待原則、比例性原則、法律保障原則），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歐洲法院法律體系的影響（Azoulay 2002;Kadelbach 2002）而且還增加了源于國家公共法律和他自身實踐的正式的原則（各方的發言權、時效、通知和動機），甚至還有一些善意的應該提出的關于行政機關與其市民間的所有關系的原則（如有禮貌的回答問題，為所犯的錯誤道歉）。為了證明他的首創性，監察專員首先喚起了他促進良好的行政管理實踐的使命，而且官方的聲明稱歐盟承諾民主、透明和負責任管理（歐洲監察專員，1999:222）。這種表述在關于監察專員的爭論中一次又一次的出現。然后他解釋說，他的調查是為了確定在歐洲共同體法律中是否存在這樣的規范。在這點上，它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調查。在第二階段，他分析了一些現有的規則的同質性，并使用這樣的不完整的和異質的規范對要求行政管理機構遵循的條令去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良好行政行為的條令已成為監察專員最喜歡的主題。先于歐洲共同體法律專家、學者和審判官，他在公共演講中和公共的學術期刊中已經呈現出他的理念22。在2000年,他在會議成員的前面以他的案子為論據負責起草了基本權利憲章；公約成員,主要是北歐國家的成員, 共享他的意見（Braibant2001），該草案在2000年12月高級政府首腦會議中被吸收采納于憲章中。在不到五年的時間中,監察專員努力編撰良好行政行為的信條并把它納入憲章當中，而憲章代表了歐盟最基本的價值觀并且可能將歐盟下個政府間會議的新條約納入其中。

保衛守護者:促進透明度和參與“歐洲治理”

在歐洲,有些人迅速知道了他們應該怎么才能受益于監察專員的干預來促進他們的案件。不是所有的投訴都是有公司、社會團體、記者和歐洲議會成員提出的，旨在影響機制歐盟。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是這樣的。譴責弊政案件的經濟活動主體通常針對該委員會“經濟行政權力”的功能。作為條約的守衛者,該委員會一直依賴有個人和公司所帶來的行動確保國家行政管理遵循歐洲共同體法律,特別是在該地區的競爭和政府援助方面。但是在共同體系統中并沒有對于個人的法律手段來“保護守護者”。在侵權訴訟中,該委員會單獨決定一個行動是否恰當并決定不跟隨個人所帶來的行動也無妨。自由裁量權從來沒有被歐洲法院挑戰，盡管有許多由公司所帶來的行動被宣布無效，使得委員會的決定沒有實施或者延遲,盡管法律學者一再提醒要檢查委員會法律訴訟的操縱空間。自從監察專員就職以來,，一些公司已經將由專業的律師事務所提出明智地建議作為一種手段來說服委員會放棄其作為一個可自由支配的權威的傳統，而是作為第三方來觀察使得其更為靈活。每年都有一些投訴是涉及要求降低由委員會決策的法律行動。許多公民協會與游說集團,特別是那些中最活躍的環保團體,對此采取了不同的態度。例如，1995年,法國的核試驗引起了由英國的環保組織提出的四十件訴訟。由于他們不可能對法國當局采取直接的行動,因此他們指責委員會沒有執行在《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EAEC)的規定。EAEC使歐盟委員會迫使有關成員國重視采取互補的有益措施。監察專員沒有能夠考慮法國的核測試的恰當性或委員會的決定能否執行EAEC條約的第三十四條。它集中于委員會提出其決定的方式。每年都有許多類似案例涉及委員會指令85/337 / EEC。該指令要求在所有的超過一定的規格的公共或私人項目進行環境影響評估。運用該指令的投訴者控告沒有控制由政府當局規定的應用程序的委員會。同樣道理,他們也涉及到另一個關于保護野生鳥類的指令。在所有的情況下,這個協會開始這些行為，首先試著全國性的行動,然后向上訴委員會,最后再是監察專員。

監察專員的作用是含糊不清,像在行政法律領域的法院。從理論上講,他檢查委員會自己做出不會帶來針對一個成員國的侵權訴訟的決定的方式。盡管這個控件僅僅是關于程序的，但是它可能徹底改變決定的內容。事實上,內容與形式之間的差別是非常難理解的。當一家公司質疑國家授權的委員會援助一個競爭對手時,或者當 當一個協會遺憾委員會并沒有提出侵權訴訟一些國家當局去指控他們違反了歐洲共同體法律時,它的主要目標是更改所決定的內容。監察專員努力保持形式方面的案例——他的言論主要涉及時間限制、缺乏響應,缺少決定的動力。但當他評論程序的一些方面時,可能觸及所決定的內容。已經有這樣的實例，監察專員控告了沒有正確地評估相應情況下做出的決定。他的論證是基于這樣一個事實，該委員會調查了一些爭議而不是其他的23。另一個案例,監察專員指責未能“真的平衡朝野政黨的利益”的委員會24。監察專員以正式的控制為托詞干擾決定。如果他能決定哪些信息應該被使用以及怎么用,那么對于機構做出決定的操縱空間在哪里？事實是，監察專員謹慎地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到目前為止——但是他在實踐中操縱的規范特征并不能保證他的干預措施的中立性。對于那些孤立的似乎可以成為投訴者的縱向聯合策略的一部分的案件，監察專員已經再一次試圖建立一種更一般的政策。在1997年,他著手獨立主動的進行了關于“提高委員會行政程序的質量的可行性”調查，是為了處理在司法程序可能沒有開始之前關于各成員國違反歐洲共同體法律的投訴。（歐洲監察專員 1997:284）。他注意到做出決定的委員會了解到一些個案在法律行動中受到挫敗沒有開始或者失敗，所以他建議這個程序應該修改允許投訴者發表自己的看法。換句話說，這意味著在類似于司法的一個行政程序中，增加了雙方的聽證會的矛盾。監察專員以一個標準的基調指出

該程序有兩大優勢。首先, 通過給投訴者批評歐盟委員會意見的機會然后給委員會機會回應批評，這樣很可能有益于更有效的管理。其次, 通過允許他們更為充分地參與到169條程序條款的制定中，從而使這些活動更透明，會提高市民對委員會的信任度。

（歐洲監察專員 1997:285）監察專員相信自己能夠守護效率、合法性和透明度的名義,他賦予自己提出程序改革建議的權利，其目的是提高公民對行政程序的參與度。該委員會是空閑的且沒有任何公告，但是在作為監察專員的壓力下，要通過公共會議、與他的國家相對的事務和與歐洲議會成員聯系的特權來論證他的改革都是完全正確的。雖然他沒有權力強制實施強加他的建議,但是為了挑戰委員會的長期傳統的保密工作，他建立了一項具有影響的戰略。

由于每年行政管理機構有大量的“信息的缺乏或取舍不當”的案件，自1996年以來,監察專員已經著手開始關于透明性的改革運動。在上法庭之前，由記者和公民的協會刻意提出關于透明度的發展的投訴(Gr?nbech-Jensen 1998)。在監察專員任職的第二年，由于對同類案件的困惑，他開始對允許市民閱覽歐盟機構文件進行調查。自從1980年代后期以來,這個主題已經由丹麥和荷蘭政府和瑞典和芬蘭在他們加入聯邦之后提上了議事日程。在聯邦改革的辯論中，“透明度”已經成為一個中心主旨，而且阿姆斯特丹條約是決定性的一步因為它聲明市民有閱覽歐盟機構文件的個人權利。歐盟各機構一直不愿意尊重他們的責任,這已成為監察專員理想的戰場。他首先要求共同體的機構和主題告知他其主體的規章制度，并且警告他們“不采用或者不便于的關于公共獲取文件的規則的事實”是“弊政的實例”。他建議在3個月之內采用這樣的一套規則。為了給予他的行動更加的重視,他寫了一張關于這個問題的特別報告并將其提交給了議會,這要歸功于他熱忱的主動性。在隨后的一年中,他收到了其他的涉及缺乏透明度的投訴，特別是在委員會的行動中。投訴者采取監察專員的途徑，然而他們也將這樣的案件投訴到一審法院（CFI）。在1997年監察專員通知委員會其拒絕閱覽文件的動機是令人不滿意地,并且要求其對關于正義和內政的政策所采取的措施進行記錄。集聚法院一審的法律體系的這些建議被議會接受。同樣道理, 他建議該委員會保存產生與comitology框架內的文件的公共記錄，旨在方便地獲取信息。在新投訴之后, 在1998年他獨立地進行了進一步追問沒有公開獲取信息的規則的四個共同體體制25。然后他著手開始對有關的機構給出的回答進行較詳細的分析并且告知他對他們的態度。雖然承認對與透明原則可能會有合法的例外，但是他提到了法院一審的法律體系并且堅持這樣的減損應嚴格限制的事實。例如,他質疑歐洲中央銀行(ECB)的解釋，ECB主張理事會會議備忘錄不是“行政文件”，應該接受公眾的閱覽。監察專員沒有進一步的要求他們應該有組織地公開——對他來說這將會是一個公開的政治干預——但是為了方便市民的閱覽歐洲央行(ECB)所要保持秘密文件,有些規則應該成立。

像建立了共同體法律原則的歐洲法院那樣,監察專員闡述并且促進了，在他看來，一般原則是“良好行政行為實踐”概念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他將雄心勃勃的改革歐洲治理作為自己的使命的實踐中，監察專員守衛嚴格意義上的與北歐憲法傳統相似的民主。他所有的行動,無論它們是治療的對投訴的處理或自主的調查,都是按照相同的政治邏輯。他的目標是鼓勵市民通過三個結構性原則更加警惕從而來鞏固行政的政治責任:

1、決策過程中的透明度——如果公民能跟隨他們的行動而且有機會接近他們的文檔，那么他們就能控制機構；

2、良好的行政管理行為的書面標準的發展——如果公民能調用由正式標準并由當局實施,那么他們就能質疑政府行動；

3、公民參與決定——制定程序、訴訟可行性甚至關于行政的問題——如果沒有挑戰行政的途徑，那么政府行動的信息和行政標準將沒有任何意義。

所有這些行動的同樣方法一部分——減弱通過擴展公共信息的原則所做決定的權威,審議和控制（該行為是規范議會民主的根基）行政管理領域。監察專員已經抓住了每一個機會來辯護管理這個概念，他發現這種方法不僅更加更加民主,也更有效率。回應協商民主的論點,他反對頻繁使用“在決策的過程中的一些機密應該被保藏”這一論據，并宣告: 在缺少活躍委員會引導的的情況下，距歐盟的活動嚴重阻礙已經半年了，對于桑特委員會在三月份的崩潰，什么是真正有效的？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躲在機密的幕后的做過的事。此外,經驗表明,開放的管理（成員國的實踐）,似乎是一種對欺詐和腐敗有效的工具，因為一個封閉的和機密的公共事務處理似乎為欺詐和腐敗提供了機會。

(歐洲監察專員 1999: 13)

結論

雖然在監察專員制度由馬斯垂克條約建立起來之后，大多數觀察家對監察專員的作用持懷疑態度,但是監察專員后來證明了其效用。發展一種獨出心裁的他明顯不牢靠無力的權力的使用體制，他給了一個穩定和新穎的外形的職務。首任監察專員利用他的國家的經驗和與委員會及議會成員的良好關系完成他的使命和雄心壯志。他知道他的首要任務是尋求來自個人的投訴的解決辦法并且解決關于弊政的個案。但是他也認為他有在歐洲治理出現“故障”的所有情況下提供救濟方法的使命。一方面,行為像法院，他以目的論的方式來解讀提交給他的案件，目的在于建立一個“良好行政行為”的嚴格教義26。另一方面,作為議會一個部分,由于歐洲議會的有力支持，他運用他調查和提議的權力來建議歐洲治理的廣泛改革。這樣做,他提倡透明、參與和解釋的原則——通過“慎重的行政行為”的哲學的支持——它也有法院支持的(Shapiro 2002)。

考慮到強化他的作用，監察專員一直優先考慮他自身特權的守衛以促進監察專員制度。為了使調查更有效率,在1997年,他建議該委員會應該允許在他的詢問時其員工可以自由表達他們的觀點——而今天,他們只可以根據他們的上級的指示回答問題27。兩年后，他要求歐洲議會修改他們的法規，消散所有剩下的限制以加強他作為調查者的功能。與他的國家或地區的同行們的良好和持續的關系為他提供新機遇使得在行政的各個層面上保護和促進監察專員制度,甚至超越共同體的法律邊界28。

監察專員尚未說服所有歐洲治理的執行者去遵循他良好行政行為的哲學。但通過結合準司法行為和規勸議會調查及政治議題，他至少已經證實這兩個經典路徑的問責是可以調解的。由于歐洲治理越來越依賴于代表團和獨立的監管機制,因此這中新的和混合審查形式可能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通信地址：Paul Magnette,Institut d’e′tudes europe′ennes –ULB, 39, av.F.D.Roosevelt, B–1050 Brussels, Belgium.email: pmagnet@ulb.ac.be

注釋 1.我感謝Olivier Costa, Renaud Dehousse 和 Brigid Laffan對文章的早期版本的評論。2.參閱 Revue franc?aise d’administration publique(1992)，回顧了瑞典、芬蘭、法國、西班牙、英國、意大利、波蘭和其他非歐盟國家的監察專員的實踐和章程。也參閱了Marias(1994)，普查了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瑞典、英國、愛爾蘭、比利時和丹麥。在歐洲議會(1995年)中可以發現一個系統性的更一般性的比較。歐洲監察專員的網址(http://europarl.eu.int/ombudsman/home/en)提供由監察專員存在的國家的監察專員的鏈接。

3.他只在法國和英國被執政者任命。他對這兩個國家的議會負責。4.De′le′gue′s de′partementaux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法國,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民不能采取直接行動。他們可以咨詢這些“部門監察專員”，而部門監察專員則通過議會成員將他們的投訴轉移給me′diateur de la Re′publique。

5.在德國,奧地利和盧森堡,。國家議會申訴委員會扮演“監察專員的角色”。在這三個國家,議員似乎害怕“監察專員”的出現可能會危及其在市民生活中的控制壟斷和削弱他們的關鍵作用。

6.應該注意的是,在比利時、希臘出現國家監察專員是在歐洲監察專員制度建立后（分別在1995年和1997年）,而且存在于歐洲“監察專員”和議會請愿委員會之間的緊密聯系似乎在這個制度的傳播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7.波蘭是在非常特殊的背景下轉向自由民主,監察專員甚至被授權提起上訴修改國家最高法院的判決書。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監察專員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基于首任波蘭監察專員的經驗，參見Letwoska(1992)。8.關于“丹麥模型”的重要性,在1990-1991年唯一的北歐國家政府間會議有提到，參見Heede(2000)。

9.這些限制長久以來一直受到教義觀點的批評(Rasmussen 1980;Harlow 1992)。10.Viviane Reding(EPP, Luxembourg)成為歐盟委員會的會員（歐洲通訊社，1991年5月16日）。

11.一般的國家監察專員當選要有非常大的多數通過，而且給予授權也符合議會的任期，這樣就避免可能產生的黨派壓力。因為如果沒有清楚的大多數人都的環保,由于明確的議會的大多數缺席迫使兩大黨派相互妥協，這樣的預防措施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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