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個行動中的哲學家：從蘇格拉底之死談起

一個行動中的哲學家：從蘇格拉底之死談起

一個行動中的哲學家：從蘇格拉底之死談起

公元前399年的一天，在太陽快落山的時候，一個雅典人在監獄里面喝下了一杯毒酒，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個人就是蘇格拉底，他為什么會被處死，他有沒有可能不死？我們今天的話題就是通過探討這些問題，從他的死去透視生命。在執行死刑的那一天，傍晚時候，看守端來一碗用毒芹草熬制的毒酒，蘇格拉底想灑點酒到地上祭奠神靈，但看守說這酒剛剛夠致死的量，于是蘇格拉底就平靜地喝下了這杯酒。看守讓他四處走動，以使藥性慢慢發作。當他腰部以下已經沒有知覺的時候，他對一旁的朋友克里同說：“我們應該還給阿斯庇俄斯（醫療之神）一只公雞，記住這件事，千萬別忘了！”克里同答應了，當問到他還有什么事的時候，他不再回答了，而此時他的身體已經冰涼了。蘇格拉底就這樣平靜而安詳地去了。這一處死甚至可以說是人道的——如果說對死刑也可以說人道的話。在這個過程中他被允許見到朋友和親人，執行死刑的人非常客氣，他沒有受到任何侮辱，反而得到相當的尊重——法是法，人是人。也就是說，在他的死亡過程中，沒有看到任何痛苦的掙扎、侮辱，以及任何讓身體蒙羞的東西，他的死是很平靜的。他是70歲的老人，已經接近其天年了。他的處死——從訴訟、審判到執行——這一切都符合法律的程序。而且我們知道人必有一死，學過邏輯的同學都知道有個著名的三段論：人皆有死，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必然會死。即使不被審判，不被處死，他自然而然也會死，但他的死不是天然的，而是被人為中斷的，哪怕只是比他的天年稍早一點。死亡是生命題中應有之義，處在生命的終點，但它不是在終點之外而是在終點之內，在此岸而非彼岸。“死亡”是屬于人的現象，屬于生命的現象，是生命的一個事件。我們說死亡是生命的一個事件，還有這樣一個意思：不用等最后一刻來臨，死亡早就在我們的生命中存在，每一天，我們既在生活又在死亡，我們的身體在不斷吐故納新。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觀念的死亡意識活躍地在生活中起作用。而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都是在向死而生，不僅個體如此，群體亦然。動物雖然也是向死而生，但它沒有這個意識，正像帕斯卡爾所說的，人唯一高于其它動物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有一死。對死亡的意識還可以使我們警覺到生命、珍視生命，使我們具有一種反省精神，把一生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謀劃。所以我們說死亡是一個生命的事件。對某些人來說，死亡還是一次政治事件，法律事件，歷史事件。大多數人的死都是默默無聞的，只有少數人的死進入了歷史。最后還有一種死，是極其罕見的，它是一種趨向于永恒的精神事件，那么蘇格拉底的死是不是這樣的一次精神事件呢？蘇格拉底死了，雅典人繼續走他們的路，繼續照常地生活。有個學者曾經說，整個蘇格拉底的死最可怕的就是雅典繼續走它的路，仿佛什么也沒發生。我們現在可能覺得這是個很大的事件，成為一個兩千多年來的話題，但是當時的雅典人可能只是覺得一個愛在街頭嘮叨的老頭死去了。況且他們已經目睹了太多人的死亡，當時正值長達近3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之后，瘟疫、遠征使大量的人死去，尤其是年富力強的人，加上戰爭之后又有內亂，以至于雅典人對死亡已經習以為常了，所以的確不太會為一個只在街頭饒舌的老人的死亡感到悲哀。因此，幾百年之后，第歐根尼?拉爾修在《名哲言行錄》中說道，雅典人后來感到后悔了，為蘇格拉底修建了紀念碑，并懲罰了起訴他的人。這恐怕是無法證實的，可能只是柏拉圖“學園”中的學者一廂情愿的傳言。在蘇格拉底死后四百多年，又有一個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人，這就是耶穌。人們到很晚才看到這是兩個震動世界的死，也許正因為其影響深遠，所以這種震動要很久才能被人感到。而與耶穌同時被處死的兩個小偷，就連他們都看不起耶穌，不愿跟他說話，而他的死在當時的人看來也不過是個小的宗教派別的領袖死去了，似乎很快也會一筆勾銷。只是到了近代，在西方以一種雷霆萬鈞之勢裹挾全球，把整個世界納入全球化體系之后，我們才看到西方文化的源頭主要有兩個，以城市來說，一個是雅典一個是耶路撒冷，或者說，有兩個人處在開端，一個是蘇格拉底，一個是耶穌。也就是說，古希臘的理性主義的文化，和基督教的啟示的文化，這兩者的合流構成了現在的西方文化主要的源流。對于蘇格拉底之死和耶穌之死的比較，相關文獻非常之多，擇要來說，這兩者之間的共同點有，比如都是開創了一個歷史系列，都是依法處死，但與其說是死于法律不如說是死于法律背后的東西，比如民眾的力量、輿論的力量等等。至于不同點，蘇格拉底畢竟是在朋友的簇擁下死去的，在死的過程中也沒有很多痛苦，而耶穌是在屈辱中被釘在十字架上死去的等等。我們現在暫且不談這兩種死亡的比較以及蘇格拉底之死的意義和影響，而是想談他死的原因。其中主要有三個問題：第一，蘇格拉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第二，他遇到什么樣的麻煩而遭到處死，這背后隱藏著什么樣的沖突？第三，他有沒有可能不死？首先，蘇格拉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古希臘是個推崇德性而且是復數的德性的時期，用西方倫理學家麥金泰爾的話來說，這里所說的德性，不是狹義的、僅僅是倫理的、道德的德性，而是一種多方面的卓越、優越、優秀，或者說出眾。我們現在就從人格、德性這個角度來談談蘇格拉底是個怎樣的人。古希臘有“四主德”，即節制、勇敢、公正和智慧。首先來說節制，這里所說的節制主要是指一種日常生活中的德性，包括衣食住行這些方面，比如說蘇格拉底沒有襯衫，也不穿鞋襪，總是一件同樣的外衣，其實就是一塊大氅一樣的布，白天穿著，晚上一攤開既是毯子又是床墊。他的飲食也很簡單，亞西比德在《會飲篇》里回憶說，沒有哪個人能像他那樣忍饑挨餓，但有時候在菜肴豐富的宴會上，也沒有哪個人能像他那樣狼吞虎咽。他也不怎么喝酒，但如果讓他喝，怎么也不會醉。至于住，也是很簡陋的，亞西比德是個富裕的美少年，有一次，他想送給蘇格拉底一大塊地來蓋房子，但蘇格拉底不肯接受，他說，假如我需要一雙鞋子，你卻提供給我一張獸皮，這不是很可笑嗎？有時候，他在集市上看到琳瑯滿目的商品，便會對自己說，沒有這些東西我照樣生活。而且他的生活很有規律，所以他逃過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的兩次瘟疫。他也極少睡眠，在《會飲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喝了一夜酒，當別人都睡得東倒西歪的時候，他起身去河里洗了個澡就又去找人聊天了。也就是說，他有一種獨特而簡單的生活方式。當然，應該說絕大多數雅典人的生活和現代人比較起來都是很簡單的，他們花在衣食住行上的時間是很少的，所以他們也才有閑暇來從事政治、藝術、戲劇等種種活動。而蘇格拉底比別人又尤其簡單，以至于一個智者派的哲學家安提封說，一個奴隸要是像他那樣生活也會受不了，甚至會逃跑的。他這樣是為了保證自己的獨立，他把自己磨練得十分清心寡欲，使他貧乏的財力就能滿足物質上的需求。但寡欲并非是因為他瘦弱不堪，有人說他長的看起來簡直就是“欲望之神”——眼睛突出，扁鼻子，大嘴，矮胖，他自己也說，如果不是獻身哲學的話，他的相貌就暴露了這些欲望的特征。但是他的生活非常節制。當時希臘盛行“男風”，像亞西比德就非常俊美，人們經常開玩笑說他就是蘇格拉底的愛人，而亞西比德自己也動了心，有一天晚上就故意和蘇格拉底待在一間屋子里，但結果什么也沒發生，就像父子一樣。有人問蘇格拉底應該結婚還是不結婚，他說無論你選擇哪一個都會后悔。他安于貧困，但并不虛飾矯情，既知道如何安守清貧，又知道如何過富裕的生活。他對那些展示衣服上的破洞的“犬儒派”哲學家說：“我透過你衣服上的破洞看見了你的虛榮。”他很欣賞伯利克里的情人阿斯帕西婭——美貌而富有才華，但止于欣賞而已。他始終不像有些智者那樣收錢來教授知識，他曾經富裕過，還自己裝備了盔甲，充當“重裝步兵”，但是到了晚年，他一貧如洗，有時僅靠富裕的門徒，如克里同的接濟來維持生活，因為他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一種哲學的使命上。這是第一個德性：節制。第二個德性是勇敢。在失敗中比在勝利中更見勇敢。這時他極其從容和鎮定，尤其是撤退的時候，他救過亞西比德，還救過色諾芬，在追兵面前絲毫不慌亂。談到智慧的德性，德爾菲神廟里曾經有一道神喻說蘇格拉底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但他自己并不這么認為，反而覺得自己是最無知的——自知其無知本身就是一種智慧，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很高的智慧。他四處探訪，努力想找到比自己更聰明的人，他熱愛談話，但目的并不是要改變對方的意見而是要尋求真理。另外有兩件與智慧有關的奇特的事情。一是據說他有時候會因為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而停下來不走，有一次甚至站在那兒想了24個小時；第二件奇特的事情是，他老覺得心里有個聲音，或者說靈異，告訴他應該做什么，而尤其是不應該做什么。第四種德性就是公正。公正可以作為德性的總名，但這里主要指政治生活里的一種德性。我們可以舉出兩個例子說明這一點。一是公元前406年，雅典海軍打了一次勝仗，但是由于將軍們在戰斗中沒有派人及時打撈死難士兵的尸體，從而激起了民憤，要求一次審判這些將軍，統一定罪，但這是違反雅典法律的（根據當時的法律，應該分清每個人的責任，逐一定罪），當時議事會的其他成員都很難頂住民眾的壓力了，只有蘇格拉底——他正巧擔任議事會常委會的主席——堅持認為這是不公正的。還有一次，公元前403年，當時雅典戰敗，成立了一個三十人的委員會，史稱“三十僭主”，他們要求蘇格拉底和另外四個人去逮捕一個支持民主的富有公民萊翁，其他人都不敢違抗，只有蘇格拉底拒不執行，回家去了。如果不是三十僭主制很快垮臺，他很可能在那時就喪命了。可見，無論是民主統治還是僭主統治，只要是出現了不公正的事情，他都認為應該去抵制。最后再講講他的幽默、大度和自制能力，以及忍耐力、包括化解矛盾和沖突的能力。他并非一個心胸狹隘、氣量窄小的人，比如，阿里士多芬寫了《云》這個劇本來諷刺他，以至于在一次集會上，很多人都指指點點地議論他，可他并不氣惱，反而站出來讓大家看，以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另外我們從《會飲篇》中也看到，他與阿里士多芬的私交還是挺好的。據說他的妻子脾氣不好，經常辱罵他，有一次用一盆臟水把他淋得透濕，結果他說：“這很正常啊，雷霆之后必有暴雨！”有時候，一些辯論不過他的人會氣急敗壞地打他一耳光，而他會充滿同情的說：“他實在是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了！”，還有人會踢他一腳，別人讓他去報復，可他卻說：“如果驢子踢了你一腳，你會去報復嗎？”，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個幽默大度的人，這些德性本來可以使他不得罪人的，而最后他卻被處死，這說明他還有些不利的因素，這些因素是什么呢？我們可以看到，在阿里士多芬的《云》里，蘇格拉底被描寫為一個胡說八道的、別出心裁的、教兒子反對父親的、詭辯的人。又比如用亞西比德的話來說，世俗所艷羨的東西都不在他的眼里。他瞧不起財富、權力，他一生都在譏嘲世界。他的學問是很謙卑的，可內心卻是驕傲的。另外他為了驗證那條神喻不斷找人談話，其間得罪了許多人，而且主要是那些當時公認的有權力有智慧的人。在當時的雅典，他怎么也算不上一個成功者，人們嘲笑他整天在外談話，卻不知道自己的下頓飯從哪里來。這些都是對他不利的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圍繞著他已經有許多非議了。我們要談的第二個問題是他究竟遇到了什么樣的麻煩以至被處死，也就是說，他究竟死于什么？是民主，還是法制，抑或是他自己？這里面到底存在一種什么樣的沖突？一種意見認為這是一種民主和自由的沖突，或者說是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現代自由與古代自由之間的沖突。現代自由主要是良心、信仰、言論、人身財產這方面的自由，古代自由主要是指政治自由，也就是說他的良心、信念和城邦的法律、社會的習俗發生了沖突；還有人認為他主要死于法制，這并非民主之罪，而是雅典的公民法庭存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事實上，雅典的法制、公民法庭都是民主制度的集中表現。雅典的民主一方面體現在公民大會上，另一方面就體現在大小不等的公民法庭上，那么這就不僅僅是法制的問題，還是民主的問題。也有一種意見認為，這是哲學和政治的沖突，比如列奧?斯特勞斯就持這種觀點：蘇格拉底用死來為哲學辯護，他做了最高尚的選擇。還有人認為這是個人與城邦的沖突，是一種正在蘇醒的個人意志和個人信念與小范圍的城邦的直接民主和法律之間的沖突，這是從主體上來說的。至于對錯褒貶的問題，比如斯通在《蘇格拉底的審判》一書中，更多地批評了蘇格拉底，但他也反對雅典處死蘇格拉底，尤其是以言論罪處死他。另外一個叫梅里亞的學者說，整個共和國或者說整個城邦對一個人展開了自衛，也就是說處死他是一個正當的行動，是正當的防衛；再比如法國的社會學家涂爾干也認為蘇格拉底犯了個人主義甚至是反社會罪，這些是批評蘇格拉底的觀點。也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悲劇，是兩種都是正確的東西的沖突——一種是個體的自我確信、主觀反思、內在性的精神，另一種是人民的精神，兩者都是有價值的，但卻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沖突。例如黑格爾就如此認為。在此，我還是想通過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來談這個問題，因為這比較直接明顯——蘇格拉底是個哲學家，但在政治上卻被判處死刑。但我想更直接、更明確的是通過我以前所說的兩種人類迄今尚未逾越的奇跡來解釋——一個是民主的直接性和徹底性的奇跡，另一個就是哲學，從阿那克薩哥拉把哲學帶入雅典到最后亞里士多德離開雅典這一百多年間，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大師和諸多的哲學流派，這樣一種短時間里出現的哲學的奇跡到現在也沒被有逾越。然而，恰恰就在這兩個令人嘆為觀止的奇跡之間發生了沖突，蘇格拉底之死正是這種沖突的象征。我們首先說蘇格拉底的哲學的研究，或者換一個角度回到剛才的問題：蘇格拉底遇到了什么樣的麻煩而被處死，他因為什么樣的品質、德性而被處死？會因為勇敢而被處死嗎？不會，因為勇敢是捍衛城邦的；會因為節制而被處死嗎？也不會；更不會因為幽默、大度而被處死，那么只可能是由于智慧，以及智慧在政治上的表現而被處死，而智慧恰恰也被古希臘人認為是最高的德性，那么這就意味著只要智慧的方向、性質不一樣，其它方面的德性水平越高反而越有罪。而蘇格拉底的智慧是一種哲學的智慧，或者說是一種反省的智慧，蘇格拉底在哲學方面的探索也是開始于對自然的探索。阿拉克薩哥拉把哲學帶到了雅典，他是個自然哲學家，主要對天上的事情感興趣，而且和伯利克里是好朋友，但盡管如此，他還是觸犯了一些人，被指控不敬神，最后被驅逐出境，而蘇格拉底跟他或其弟子學過哲學，但后來逐漸對自然哲學不太感興趣了，人間的問題更多地觸發了他的思考，用西塞羅的話來說就是“他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了人間”，他不喜遠游，甚至也不是自然之友，他喜歡在城里、在集市上、在廊下與人談天，從中他發展出一套卓越的辯證的技巧，一種探究真理的技巧，如著名的“助產術”等等。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參加戰爭，他一般來說是個比較消極的公民，因為他更關心哲學而不是政治，更關心真理而不是各種政治上的意見；他不介入黨派之爭，這樣也往往為雙方所排斥。但他后來對民主制也有了越來越多的批評，雅典的民主興起于公元前6世紀，鼎盛于公元前5世紀，而衰落于伯羅奔尼撒戰爭，即公元前5世紀的末葉，而蘇格拉底本人的一生恰恰經歷了民主制度由盛轉衰的過程，所以有人說他并不是對民主知道的太少而是太多。簡單的說，這個民主是直接的民主，最高權力屬于公民大會和公民法庭，所有的官員都不是終身制，甚至不是選舉產生而是抽簽產生，也就是說所有的公民都可能擔任各種官員，只要年齡足夠大，可能擔任一次甚至兩次國家元首，只有將軍或者某些財務官員等需要專門知識的職位才由選舉產生，而且可以連任。這種制度就保證了幾乎所有人都可以參與政治。但是，民主的問題出在哪里？第一，民主防止不了擴張，甚至有時候內部的民主越發達，在外部反而更表現出一種擴張的趨勢，雅典就是如此。另外，在失去一個有智慧的領袖之后，民主防止不了任意。雅典民主最輝煌的時期恰恰是它有一個富有遠見的領袖——伯里克利的時期，他能夠用他的經驗、見識和智慧勸導民眾。但是當領袖變得很糟糕的時候，它就會變成一個煽動家、蠱惑家的舞臺，而民眾則像羊群一樣隨之而去。尤其讓蘇格拉底耿耿于懷的是，民主的統治并不是一個完全智慧的統治，而是多數的統治，但多數并不真正擁有智慧，而只是擁有意見，蘇格拉底對流行的意見往往是看不起的，而他的很多談話正是要對此作出反省和質疑，所以他從“知識即德性”的命題出發，希望在最重要的公共事務上，即政治事務上實行一種知識的統治和智慧的統治。基本的一個前提信念是：既然舵手、鞋匠等等都需要專門的知識，那為什么恰恰在最重要的事務上——政治事務上卻不需要一種專門知識呢？這是他批評民主的一個內在理由。這樣，哲學，確切的說是蘇格拉底反省的哲學就與雅典的民主制度發生了沖突，這種沖突也意味著哲學與行動，徹底與妥協，完善與缺陷這樣一系列的沖突。哲學要反省，就意味著它對任何東西都要檢查，“未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同樣，未經反省的政治也不是有價值的政治。政治往往需要一些緊急的行動以解決一些迫切的問題，哲學往往要求徹底和單純，而政治卻往往要求妥協和混合，哲學通常渴望“至善”，而政治通常滿足于“不壞”，哲學總是要求完美，而政治總是包含缺陷。這也許是因為哲學是個人的事，而政治是眾人的事，所謂眾口難調，它就必須要有妥協，必然存在缺陷，尤其是一種小城邦的、沒有什么距離的、直接的民主政治就更不容有多少個人的反省的空間。哲學作為一種智慧可能是人類最好的創造，而這種“最好的創造”卻可能成為“好的創造”——政治的創造的敵人。再好的社會，再好的政治比起個人來可能還是不夠好，達不到極其優秀的個人所能達到的高度。正如我們說一支艦隊的速度就是最慢的那只艦船的速度。剛才我說到的兩個奇跡，兩個迄今沒有逾越的奇跡，即民主的奇跡和哲學的奇跡，這可能是雅典提供給人類最好的東西，但恰恰是在這兩個最好的東西之間發生了沖突，而蘇格拉底就死于這場沖突，所以這不是一個單純的褒貶問題，而是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這個在最高的層次上發生的悲劇，并幫助我們認識兩者的性質。即使是在它們各自最好的形態中，可能還是會發生沖突，除此以外，我還想說，這種沖突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根深蒂固，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中，一方面人不可能不結成共同體生活，不能不建立某種政治制度，但是另一方面，人又有一些天賦的差別，尤其是志趣和追求的差別。我們拿古希臘作個比方，大多數人都從事手藝、商業，還有一部分是比較出眾的人，一是政治家，像伯利克里，一是藝術家，比如劇作家和詩人，還有一種就是哲學家，那么這幾種人的關系如何？其中包含幾種關系，一個是少數和多數的關系，也就是大眾和精英的關系，還有就是少數之間的關系，少數又可以分成兩個方面，即“行動的精英”和“思想的精英”，前者主要是宗教領袖和政治領袖，后者可能就是哲學家和藝術家。在這場沖突中，可以說蘇格拉底幾乎是孤立無援的，我們只要看看控告他的三個代表人就可以看到——分別是詩人、修辭家、手藝人兼民主領袖。可能在現代社會中藝術家會和哲學家結盟來反對政治家，而在古代雅典，藝術家卻是站在政治家一邊反對哲學家的。這也許因為那時的藝術家主要是劇作家，劇作家也是非常民主的，戲劇是所有藝術形式中最民主的，它要通過贏得觀眾來奪取桂冠，觀眾說好它便是好的，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它是民主的。因此蘇格拉底批評民主，劇作家也很反感，所以，藝術家、政治家、手藝人都構成蘇格拉底的對立面，可見他是很孤立的，而一個追求完善的人也注定是很孤立的。哲學家可以說是“少數中的少數”。這樣我們能看到一點蘇格拉底究竟遇到了什么樣的麻煩而被處死。第三個問題就是蘇格拉底有沒有可能不死？確切的說，他有沒有可能不通過那樣的方式為法律處死？換句話說，我們剛才提到的哲學與民主之間的沖突能否得到化解，至少是緩解，還是說二者總是會保持某種緊張狀態？哲學家的合適地位是否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像《理想國》所設想的那樣為王，要么淪為階下囚？在“為王”和“為囚”之外還有沒有第三條路，比如“為隱”——做一個隱士，探究哲學，以終天年？具體到蘇格拉底身上，就是他的死刑是否有可能避免？用斯通的話來說，“雅典已經等了他70年！”，還有人說，如果是在斯巴達，他早就被處死了。他確實還是有可能不死的。從蘇格拉底這方面來說，第一，他可以放棄哲學家的生活方式，或者至少可以思考但不要與人交談了，這樣他就不會死，甚至不會被起訴。三十僭主曾禁止他與30歲以下的人談話，而且非常厭煩他總是拿鞋匠、鐵匠的例子來說明政治上的道理，可蘇格拉底就是不放棄，因為談話恰恰就是他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第二，他可以在被起訴之后放棄自己的觀點，甚至設法贏得人們的同情，這樣他可能也不會被處死；第三個選擇就是在被判有罪之后作出某種妥協，但他拒絕這樣做，于是激怒了法庭上的很多人，結果使得一些本來認為他無罪的人轉而投了死刑票；而即使是被判死刑，他還有一個最后的選擇就是逃跑，當時克里同已經為他安排好了，而且雅典人本來也是心不在焉的——一個老人如果要逃跑就讓他逃跑好了。那么，是不是蘇格拉底自己想死？比如色諾芬就推測他是不是因為晚年的病痛而想一死了之，當然這比較膚淺一點，尼采則說：“蘇格拉底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他想要死亡。在一次極好的機會中，他表現了他在何種程度上超越了恐懼與人類的弱點，表現了他神圣的死”。但我想情況好象并不完全是這樣，我們可以讀一下柏拉圖記述的蘇格拉底在最后的日子里的四篇對話，第一篇是《游敘佛倫篇》，發生于他在被起訴之后，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憂慮、憂傷，甚至是惶恐不安；第二篇是在法庭上，他多少表現得有些猶豫，比如同意交納一定的罰金，也就是說，如果有活的機會，他也不拒絕，雖然他可能已確實不在乎死，但并非一心一意要趨向死亡；但是到了第三篇，即《克里同篇》時，他變得非常堅定，絕不同意逃跑；在最后一步，即《斐多篇》所記述的，他在臨死的那一天里，表現得非常寧靜坦然。這樣，由憂慮到猶疑，到堅定，到坦然，便構成一個四部曲。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他確實不在乎死，但不是要有意去死，那蘇格拉底為什么不肯逃走呢？斯特勞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學》中有一句話說，蘇格拉底寧愿為了在雅典保護哲學犧牲生命，也不愿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把哲學引進克里特（意指流亡）。為什么不逃走？逃走也可以研究哲學啊，甚至像阿那克薩哥拉一樣把哲學引進另外一個城邦，為什么不呢？也許是因為他年事已高，也許是他認為如果一走了之會對雅典的哲學產生很大的威脅，也許是因為他認為只有以他的生命才能更有力的保衛哲學。另外我們說他不逃離可以說是一種抗議，但也可以說是一種感激，因為這畢竟是政治領域中最好的制度，雖然它有著很嚴重的缺陷，這畢竟是他母邦的制度，它在那里生活了70年，所以他不能不一方面在法律上服從，一方面在精神上反抗。甚至可以說這兩者是一致的，即必須通過在法律上忠誠才能進行精神上的反抗——他必須對法律說“是”，才能對政治說“不”。就雅典人這方面來說，他們也并非一定要蘇格拉底死，問題在于雅典的民主自身遇到了危機，而反省的哲學卻在興起，也許，民主在它鼎盛輝煌的時候不會在意這一點，而當它岌岌可危的時候，它就會惶恐不安，甚至產生過度反應，這樣一個時機也很重要的。尤其像斯通所說的，雅典發生過三次政治上的“地震”——公元前411年，400人委員會統治了4個月；前403年，30僭主統治了8個月；前401年，30僭主的余部進行了反抗。在這三次“地震”中，死傷無數，讓雅典人心有余悸。有人說，在伯利克里時代，蘇格拉底決不會死。所以正是在民主衰落的時候，蘇格拉底對民主的批評和反省就被看成是莫大的威脅，但雅典人仍然不是非讓他死不可——畢竟，在他之前的阿那克薩哥拉沒有死，在他之后的亞里士多德也沒有死——只是想讓他閉嘴，而蘇格拉底寧死也不愿停止言談，哲學對于他來說是神圣的事業、奉獻畢生的事業，所以矛盾無法化解。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社會里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安全系數是不一樣的，甚至在同一個社會的不同時期“安全閥”和“警戒線”也是不一樣的。但不管怎樣，蘇格拉底確實可以不死，但他畢竟死了，而他的死卻勝過了生所造成的影響，就像一粒麥子死了以后，掉進土里，才生出許許多多的麥子來。他失敗了，但也成功了，他死去了，但精神是永遠存在的。總之，蘇格拉底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個行動的哲學家，或者說是個話語的思想家，通過語言和對話來思考，而這樣一種“思想的行為藝術”的最高杰作就是他的審判和處死。蘇格拉底死了，而雅典人還活著，時光又過去了兩千多年，一代代人死去了，現在我們還活著，那么蘇格拉底之死告訴了我們什么呢？我想就是：通過死能夠傳遞許多生的訊息，死亡使我們知道生命應該是完整的，死亡使我們知道人的幸福、德性是要蓋棺方能論定的，甚至蓋棺還不能論定；第二，蘇格拉底之死可以幫助我們選擇人生的道路、職業的生涯，如果你決心成為一個政治家，你要知道政治的限制，如果你要成為一個哲學家，或者說愛智者，就要對貧困、冷清甚至是迫害有所準備。提問：問：您剛才說到希臘的民主和哲學是迄今沒有逾越的奇跡，有什么根據嗎？答：我所說的“希臘民主的奇跡”是就民主的直接性、徹底性、全面性而言的，在這一點上，它的確是迄今沒有被逾越的，即便是現代瑞士的直接民主也沒有達到當時雅典的程度，這主要是指公民做主的程度，公民參與政治的程度；我所說的“希臘哲學的奇跡”主要是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再到亞里士多德這“師生三人行”而言的，在這一百多間，這樣三位大師接連出現，的確是后世再未發生過的。除了德國古典哲學稍稍近之，但還是沒有超過。問：雅典實行直接民主制，然而從理論上來說，這是一種相當費時費力的制度，那么雅典如何來保證民主的效率呢？答：雅典的民主還是頗有效率的，比如要進行戰爭，所有的人回家拿武器，一支軍隊就產生了，當然它還是會陷入一些很繁瑣的程序上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直接民主有個基本的限制，即規模的限制，在這個城邦內，大家彼此了解，至少精英人物之間互相熟悉，這樣也就不易產生政治上的陰謀，而召集議事相對來說也就不是很困難的事情。問：蘇格拉底的哲學屬于哪種哲學？答：概括說來，蘇格拉底的哲學主要是種人生哲學，他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了人間，而這種人生哲學的核心又是政治哲學。問：雅典這種大多數人參與的直接民主會不會導致多數人的暴政？答：民主有很多形態，主要有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參與式民主和代議制民主，大國的民主和小國的民主等等。古代的民主主要是直接民主，比如雅典，我認為它與多數人的暴政沒有必然的關系，這涉及到我們對待民主的態度問題。蘇格拉底對民主當然有很多的批評，但經過一番比較之后，我們會發現，它仍然是種最不壞的制度，我們只是要警惕它的弊病，比如多數人暴政的傾向，平庸化的傾向等等。但批評和反省并不意味著簡單的否定。（何懷宏）

第二篇：從語文課本中的生命教育談起

從語文課本中的生命教育談起

德陽市衡山路學校 羅莉

摘 要：生命教育的內涵告訴我們生命教育應受到全社會，包括家庭、學校、政府和社會的關注。課堂利用一本教科書，教師言傳身教，父母以身作則，政府宣傳引導，社會營造監督。每個人都關注自己的生命與大自然，用我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去彰顯我們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這將是最完整有效的生命教育。

所謂生命教育，顧名思義就是關于生命的教育。狹義的生命教育是指對生命本身的關注，包括個人與他人的生命，進而擴展到一切自然生命；而廣義的生命教育則是培養全人的教育，它不僅包括對生命本身的關注，而且包括生命安全的意識能力的提高和生命價值的提升。

生命教育的內涵告訴我們生命教育涵蓋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絕不僅僅停留在于學校，而應受到全社會，包括家庭、學校、政府和社會的關注。因此在各個領域都有廣泛的生命教育的資源。在此筆者從初中語文課本中的生命教育資源談起，引出在教學過程中生命教育的滲透。

生命是語文課本中重要的話題。在新課標語文教材中，關于生命的話題從來就是主旋律。冰心先生說“生命中不是永遠的快樂，也不是永遠痛苦，快樂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快樂中我們要感謝生命，在痛苦中我們也要感謝生命。快樂固然美麗，痛苦又何嘗不美麗？”（《談生命》），這些語 1

句的品味中難道不是對生命本身的感激，對生命意義的詮釋。語文教材中絕大多數的課文都能成為生命教育的資源。而且生命教育在語文教學中的滲透式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的。情感態度價值觀是新課標三維教學目標中的一個維度。因此在語文教學過程中生命教育內容滲透到每一節課堂目標中。

語文教學過程中生命教育的滲透主要體現在人物形象的分析、作者情感和文章主題的探究過程中。下面筆者以張抗抗的《地下森林斷想》簡單的教學過程為例，說明生命教育在教學過程中的體現：

1.教材分析

《地下森林斷想》是我國女作家張抗抗的名作。面對大自然創造的地下森林奇跡，作者展開豐富的想象，描寫了地下森林形成的歷史，滿懷激情地歌頌了地下森林的頑強生命力，通過托物言志的手法，借地下森林創造了生命史上的奇跡，闡述了在命運不公時，只要我們努力、堅持忍耐，終會有轉機，獲得應有的榮耀和尊敬的人生哲理。

2.確立教學目標

教學本文，應引導學生感知地下森林的形象，感受作者強烈的思想感情；體會敘事和抒情水乳交融的藝術手法，探明課文的主旨；探究文章震撼人心的奧秘，品析鑒賞本文的語言美、哲理美。還應引導學生熱愛自然，對生命抱一種敬畏的態度，探究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3.教學過程

為引導學生體會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在實際筆者的教學實踐中組織了對“地下森林”形象的價值的討論。學生們有的認為“地下森林”很傻，為什么要在不公平的命運中苦苦掙扎，還不如光禿禿的誰也得不了好，何必苦自己呢？針對這樣想法的學生，我提出了如果“地下森林”不在困境中堅強奮斗，怎么會有我們現在看到的傻氣“地下森林”呢？借此引導學生在面對困境和命運的劫難中堅強奮斗，絕不放棄。還有學生提出“地下森林”苦苦熬了幾萬年才有了現在的雄偉壯觀，如果是他，他就會選擇成為一片湖泊，很輕易地就能獲得世界的注目。我也笑著提出如果你想成為湖泊，而我希望你成為森林你會怎么選擇呢？他笑笑，我還是做湖泊，我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森林應該是他的夢想吧，為夢想而奮斗總是對我們而言是值得的，哪怕別人看來那是多麼的愚蠢。讓學生理解為自己的夢想堅定信念，不懈努力，人生就有價值。

語文課堂是生命教育滲透的陣地，在課堂上可以適時地引導學生關注生命，珍惜生命，讓自己的生命更有價值和意義，在課外，我還可以通過日記、周記、演講、談話、主題討論等其他的形式實現對學生的人生觀，價值感的引導。

生命安全是引起此次生命教育關注的重要原因，當聽到或看到一些鮮活的生命被自己或他人漠視的時候，不禁想到，學校生命教育對學生的影響究竟有多大？生命教育是不是影響三維目標中其他兩項教學目標的實施（知識與能力、過程和方法）？從短期來看在強調第三維度（情感、態度、3

價值觀）在有限的教學時間里是會影響知識教學任務的完成，但長期來看，作為人的發展而言樹立正確健康的價值觀，對社會更有益處，教育為社會服務的功能才更能體現。但是，在如今的教學評價制度下，在社會對學校的要求中，學校只能將生命教育滲透到知識能力、過程方法的教學過程中，而且學校的生命教育滲透，只是生命教育的一個環節。家庭中父母的言傳身教，政府的宣傳引導，社會風氣的耳聞目染都是生命教育中必不可少的環節。

記得5.12地震中用雙臂支起學生生命之路的譚千秋老師嗎？ 記得“孟母三遷”、“岳母刺字”的故事嗎？ 記得感到中國的十大人物嗎？

他們用他們一個個鮮活的人生踐行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讓我們在他們的激勵和鼓舞下不斷前進。

前段時間由“許云鶴事件”引發的“摔倒的老人扶，還是不扶”的討論是社會教育的一個方面。東北林業大學的馮春菲、田文成等三名大學生用他們的實際做了行動最好的回答。

課堂利用一本教科書，教師言傳身教，父母以身作則，政府宣傳引導，社會營造監督。每個人都關注自己的生命與大自然，用我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去彰顯我們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這將是最完整有效的生命教育。

參考資料：人教版語文九年級下冊教材

第三篇：從小王萍之死看緊張的干群關系 一個危險的信號

10月31日下午，寧夏吳忠市副市長王明忠率隊分乘9輛轎車下鄉視察農田基本建設途中，在中寧縣新堡鄉七星渠黃灣橋迎面遇上13歲女學生王萍。王萍在躲避車隊時，不慎連人帶車一起掉到橋下。面對在水中掙扎的女生，二三十位領導站在岸上觀望，竟無一人下水援救，致使該女生活活淹死。在此，我不想就王副市長等一班干部見死不救的行為發表看法，我相信自有人會把他 們押上道德法庭，盡管現行有關黨紀政紀處分條例規定中，還找不到對這些領導干部合適的處理依據。我只想談談此事的兩個小插曲。據報道，女孩落水時，渠道兩邊除了干部們的小車外，附近還停著一輛拉玉米和一輛賣白菜的大車。有一位干部朝那兩輛車上的人喊道：誰跳下水救人，就給誰500元錢！有一位趕車的人反問干部：你們自己為啥不跳進水里救人？另據目擊者黃忠德介紹，他看到水中掙扎的女孩很著急，就罵那些觀望的干部：“怎么沒人下去救人？如果是你們的娃娃掉到水里，你們救不救？你們這些當官的，誰也不知道學雷鋒……”黃忠德曾在此處救起過3個落水小孩，可為什么這次他沒有下水救人呢？這兩個插曲告訴了我們什么呢？假設一下，王萍如果不是躲避領導車隊落水，岸上沒這么多的干部觀望，那幾個車把式和這位黃忠德會不會下水救人？從那位車把式的反問和黃的救人經歷分析，他們多半是會下水救人的。那么，此次為什么他們也成了觀望者呢？從中傳遞出的危險信號不能不察。某些地方干群關系緊張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想不到的是，在小王萍落水的這個地方，居然到了連死神都無法將其化解的地步。如果不是出于對領導車隊的反感，不是基于普通老百姓對某些干部的極度不信任，他們的惻隱之心不是被對這些干部們的不滿之情所掩蓋的話，黃忠德他們不會不施以援手，小王萍不一定會死。小王萍之死固然與干部們的冷漠有關，但緊張的干群關系妨礙了原本不應冷漠的黃忠德們施以援手，卻更加令人深思。從國家長治久安著想，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改善這種不正常的干群關系已顯得十分迫切。從發生在此次事件中的這兩個小插曲，我隱隱感到了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

第四篇：從華為員工之死說說中國企業管理中的缺陷

從華為員工之死說說中國企業管理中的缺陷

工商701曹旭霞02號

在“艷照門”**轟轟烈烈之際,國內及國外進行評頭論足的時候，2008年2月26日，又傳來華為公司員工跳樓自殺的消息，并且這個消息得到華為公司人力資源部的確認。一下子，華為又成了眾人茶余飯后的話題，飽受各媒本及廣大網友的爭議。

1、2006年5月28日晚，25歲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腦炎被診斷死亡。胡新宇2005年碩士畢業以后直接到深圳華為公司從事研發工作，經常在公司加班加點，打地鋪過夜。4月28日，胡新宇身體極度不適，他請了假去醫院就診，卻最終不治身亡。

2、2007年5月5日，肯尼亞航空公司從喀麥隆杜阿拉到雅溫德的航班（KQ507）在杜阿拉附近墜毀。經核實,南非片區產品行銷部產品經理劉勝（工號28919）在KQ507航班的登機名單中。

3、2007年7月18日下午，年僅26歲的華為員工張銳在深圳梅林某小區的樓道內自縊身亡。進入華為只有60多天的他，生前曾多次向親人表示工作壓力太大，并兩度想要辭職，為此父親兩度來深看望勸說。但在父親第二次來到深圳時，張銳選擇了以這種方式與親人告別。張銳的家庭也非常的貧困。在武漢一家工廠工作的父親早已下崗，每月只有幾百元的下崗費，而母親沒有工作。4年大學下來，家中債務高達近5萬元。

4、2007年8月11日17時30分左右，在長春市國聯小區，華為長春辦事處員工趙炳與人在電話里爭吵20分鐘后，縱身從7樓跳下身亡。

5、2007年12月5日上午，在深圳華為工作的喬向英起床后進入洗手間梳洗時突然倒下猝死。

6、2008年2月26日中午,成都華為研究所,剛參見工作的李棟兵從天府軟件園B7棟4樓跳下,當場死亡.為什么華為如此受媒體關注？因為華為企業是國內民營企業的領頭狼，一有風吹草動就被人大做文章也是理所當然了。

一、企業文化：崇尚“狼性”、缺少“人性”的惡果

華為公司也是公司，華為公司員工也是員工。因此，從華為事件我們可以分析公司和員工關系的本質。在當前的市場經濟背景和私有經濟、私有企業成為主體的情況下，公司招聘員工的關系本質就是雇傭關系，從政治經濟學的高度講就是雇傭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針見血地指出，雇傭勞動是剩余價值的源泉。公司雇傭員工，肯定要產生剩余價值，否則，誰也不愿意當老板。對這一公司和員工關系，我們的論述不需要理論。微觀經濟學的祖師亞當 斯密在《國富論》中也明確指出，人性在經濟層面是自私自利的，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而公司是一種組織，是人性領導下的資本運營組織，它除了服從和執行人的意志，就是按資本自身的客觀規律和財務規律運行。資本并沒有意志，執行的是人的意志。公司制條件下，資本當然執行的是公司的意志，它和員工建立關系的前提期望之一，就是利潤掛帥。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幾個世紀的發展后，資本和雇傭勞動已經基本上達到動態平衡了。而中國市場經濟總體上只運行了三十年，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要達到平衡，還需要過程。盡管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制定新的勞動合同法，但是要達到動態平衡這一目標，最終可能還是依賴經濟關系和生產關系的根本性發展。在某種意義上，銀行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政策和新勞動合同法本質作用都是政府的干涉，這種干涉目的是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但這些干涉并沒有觸及生產關系的本質。

華為推崇的狼性法則更是國內企業學習的典范——堅忍、執著、不擇手段、不怕犧牲，用

現下流行的廣告語來說“男人就該對自己狠一些”。“狼的精神”、“床墊文化”以及“高薪的誘惑”使得無數員工廢寢忘食的工作，推動了企業的快速發展。“狼性”雖然為企業發展帶來了高效率、為員工帶來了高收入，但更使員工承受了更多的工作壓力，以致身心不堪重負，造成“過勞死”，甚至“自殺輕生”。

二、企業管理：管理制度的僵化和思想工作的缺失

企業制度和企業文化則是實實在在從具體行為上規定勞資雙方關系的實質性的內容。從目前來看，越是發達的資本主義企業，平衡勞資雙方關系的能力和程度越好，員工滿意度越高，企業發展力越好。具體地說，在上海的企業中，眾所周知西門子等外企的員工福利和待遇和中小民營企業中員工生存狀態相比，那基本可以說天壤之別。

對于華為員工跳樓事件，幾乎所有人都說是因為員工壓力過大惹的禍，矛頭直指狼性文化，并質疑其管理制度。然而，無論是何種死法，不可否認，要輕生的人承受了相當大的心理壓力，無處宣泄，以致釀成慘劇。

1、員工之間缺少交流：這是幾乎所有白領的通病。相信很多出入寫字樓的白領們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同在一間辦公室工作半年多了，很多同事還不知道其他人的名字；經常忙到沒空交朋友，再加上公司領導常常施加工作壓力，一個人孤獨苦悶、無處傾訴。

2、領導只談工作不談心：員工工作壓力大沒有錯，但領導不會做思想工作及心理疏導，布置完工作就對員工不聞不問就大錯特錯。市場如戰場，是與競爭對手你死我活的較量，員工心理壓力大不可避免，沒有合適的心理輔導，沒病人的都會憋出病來。領導是帶領和引導，工作上，生活上，心理上都要和下屬有一定的默契，這樣才能把員工的真正水平和最大積極性發揮到極致。

企業制度是日常管理工作的憲法文件。包括考勤，工資，晉升，保險福利，休閑，等等。企業文化目前在起步階段來說，談的有點早。許多人認為花點錢，找個廣告公司，設計一下CIS系統和LOGO，弄個CI，MI，VI，就有文化了，那是很可笑的。就好比一個文盲買了一套西服吃了兩噸西餐并不能立即成為教授，道理是相同的。

從上述論證中我們可以看出，目前能做的有效的主要是企業制度，因為企業文化目前還不到時候。在企業制度方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下手：

第一要合理安排加班和休假制度。這一塊大公司都比較規范，外資企業也比較規范，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這些方面要加強，因為當前中國，八成（80%）的勞動力在中小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

第二要強化人性化休息制度。可以中午提供免費咖啡豆，可以下午下班后提供企業酒吧。日本大部分公司的技術創新和好的創造都是在下班后休閑酒吧頭腦風暴出來的。

第三是定期調查員工工作壓力并給出平衡和發泄渠道。從當前的情況看，員工過勞死不算工傷，上吊不算工傷，跳樓也不算工傷，好像和企業沒有關系。但事實上，可能和企業存在主要關系。企業人力資源部分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掌握員工的思想動態和壓力，并給出解決渠道。

華為員工的死，是要求我們能更多的進行深入思考，剖析管理學在中國運用中的缺陷，進一步完善中國企業的管理制度，讓更多的人認識到良好管理的重要性。

第五篇：電視談話類節目中的女性語言——從《魯豫有約》等節目談起

電視談話類節目中的女性語言——從《魯豫有約》等節目談起

上世紀90年代初，電視談話類節目開始登陸我國電視熒屏，從1996年崔永元的《實話實說》開始，到現在十幾年的時間，談話類節目越發的興盛，從央視到各地方電視臺，你方唱罷我登場，氣勢之大，數量之廣，讓人不容小覷。在國內目前的電視談話類節目中，主持人采訪嘉賓使用的語言已經逐漸的被女性化語言所壟斷，而且這一趨勢也已經超過了男女性別的界限，導致該類節目的男女兩性語言失衡，呈現千人一面的情況。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現象，女性化語言又到底好在哪里，這樣發展下去對電視談話類節目又是否真的有好處呢？

一、電視談話類節目中

女性語言的優勢

所謂的女性化語言，不是純性別意義上的語言，這是由女性語言的整體性決定的，女性化語言是指帶有女性整體特征的語言群體，它區別于狹隘意義上的性別上的語言，所以，女性化語言是一個社會性的概念。女性化語言在電視談話類節目中發展迅猛的原因究竟何在？

(一)信任感是主持人與嘉賓交流的基礎

“信任”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里面的解釋是“相信而敢于托付”，嘉賓接受訪談類節目采訪，說出自己的故事，就是把自己的秘密托付給主持人，向社會大眾傳達，面向媒體公開。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一種節目形態，電視談話節目是以大眾傳播的形式存在，但它以人際交流為基礎，是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結合的節目形式。既然是以人際交流為基礎，那么交流雙方就必須要在一個彼此信任的平臺上，在交流、傳播的過程中，主持人的語言是讓嘉賓產生信任感的基礎和來源，而女性語言細膩，能深入到被訪者內心，讓人產生信任度，增加信任感。談話雙方一旦產生彼此的信任之后，談話的基礎也就被奠定了，在此基礎上進行的談話則清晰而深入。《魯豫有約》的主持人陳魯豫一直以她清新的外形和主持風格頗受觀眾喜愛，其主持語言也是其致勝法寶，麻辣如李敖，面對魯豫的鏡頭，也毫不避忌地談論自己與胡茵夢之間二十多載的恩怨糾葛；沉穩似成龍，也敞開心扉說出有關“小龍女”的是非種種。可見，女性語言的這個優勢，帶來的是大量的新聞信息，極大程度的滿足了受眾的求知欲和探索欲。

(二)女性語言獨特的說話特征

女性化語言在說話時常常使用具體化詞語，只表達情感而不含信息的形容詞以及反意疑問句；語調通常為升調以表達優柔寡斷和不確定，采用過分正確的語法和過度的禮貌形式等等。這些特征在《魯豫有約》中均有所體現。魯豫在與嘉賓交談的時候，就會常常說：“呀，真好！”，“天哪，太不可思議的！”，“很累吧？！”等等類似的話，這些語言會讓嘉賓在心理上產生一種被深切理解，或者說帶一點沾沾自喜的滿足感。

(三)親切感是嘉賓談話的催化劑

狹義的電視談話節目可以定義為“在自發即興的語境中，以兩人以上面對面地雙向口語

傳播為基礎，視聽語言相結合的大眾傳播活動”，①既是口語傳播，則免去了很多繁文縟節地束縛，聊天式的交流方式讓嘉賓感受到朋友之間溝通的親切和輕松，而女性化語言更容易拉近主持人與采訪嘉賓之間的距離，特別是通過雙方的比較，讓采訪嘉賓有一種優越感，從而更愿意與主持人進行交流。

在女性語言的這些優勢下，談話類節目的主持人在主持語言和風格上開始不自覺的向女性語言靠攏，通過這種語言與嘉賓達到更完美的溝通，并漸漸的超越了男女性別的界限。典型的就是朱軍主持的《藝術人生》。朱軍雖然是男性主持人，但其所主持的《藝術人生》已經成了一顆名副其實的“熒幕催淚彈”。這似乎更像是女性主持人的慣用伎倆，憑借女性的柔美和細膩達到賺取人眼淚的目的。

二、該類節目中

男女語言失衡的原因

女性化語言特征在電視談話類節目中越來越突出和明顯，男性主持人也正在逐漸的喪失自己本身男性的語言特點和魅力，以至于眾多電視談話類節目開始出現千人一面的情況，究其原因，不外有三：

(一)談話類節目以追求最大信息量為話語目的

談話類節目本身就是以訪談的形式完成主持人對嘉賓的采訪，以人際傳播的形式完成了大眾傳播活動的目的。所謂人際傳播，即“親身傳播，是個人對個人的傳播，最常見的就是兩個人面對面的交談。其好處是針對性強，反饋快，互動快，可以迅速調整傳播的速度和方法。”②談話類節目就是靠這種形式探尋到人們內心的故事，向觀眾傳達了大量的新聞信息，達到做一檔新聞談話節目的目的，同時，滿足了人們的窺視心理。《魯豫有約》就是“在尋求公眾話語和個人話語的共鳴點上，提供了個人心理尋求社會思想的輔助，以及個人窺視他人心理秘密心態的平臺。”③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男性主持人還是女性主持人，他們的任務就是挖掘被訪嘉賓背后的故事，得到最多的有關被訪嘉賓的信息，而女性語言無疑更加具備這種條件和優勢。

(二)談話類節目以情感為依托的節目特點

很多談話類節目在話題等方面的選擇和切入上越來越多的從生活上，情感上入手，而這些，恰恰是女性的強項，或者說是女性與生俱來的本能。央視品牌談話節目《藝術人生》談論的話題，重點就在一個字——情：親情，友情，愛情，該節目讓觀眾和明星們一起感悟生活，體味情感，因而這就已經不再是純粹的明星訪談，而是一切圍繞“情”字相互交流。主持人朱軍在這樣一個以情貫穿始終的節目中，其主持風格和語言也不得不變得細膩和柔軟，無意識地開始向女性化語言靠攏。像這樣打感情招牌的談話節目似乎放諸四海皆準。美國著名的電視談話節目《溫弗瑞·奧普拉秀》的主持人奧普拉就親切地與女性朋友們分享著自己的小秘密，并且善于煽情的套出觀眾的小秘密，接著自己被感動得一塌糊涂，邊擦眼淚邊跟觀眾擁抱。情感是最能牽動嘉賓和觀眾之間的共鳴點，所以，在訪談類節目中，常常會看到嘉賓在臺上聲淚俱下，觀眾在臺下或電視機前被感動得淚眼婆娑的場景。如果不是細膩的女性化語言在旁邊引導和推波助瀾，又怎么會起到如此良好的互動效果？一檔談話節目本身就

是由嘉賓、主持人和觀眾三方面組成的，如果說前文分析的男女話語特征失衡的原因僅限于主持人和嘉賓之間的話，那么嘉賓和觀眾之間的情感互動無疑是造成這種失衡的原因之二。一個沒有觀眾感召力的談話節目必然是枯燥和乏味的，主持人要喚起觀眾的共鳴，情感是他們的不二選擇。《藝術人生》就是以綜藝明星為主打特色，進行情感交流，打造出了自己的品牌特質。我們雖不主張談話節目都要像《藝術人生》那樣去催淚、煽情，但勿庸置疑的是主持人在這種強大的情感力量的驅使下，語言的表現力、理解力等方面都越來越多地體現出女性化語言的特征，包括使用情態詞語，色彩語言，夸張詞語，委婉詞語等等。例如《藝術人生》在采訪表演藝術家秦怡時，恰逢那天是秦怡的生日，節目組安排最后秦怡吹蠟燭，切了蛋糕就結束，可是朱軍似乎覺得這樣不能完全表達出觀眾對秦怡的喜愛之情，所以在節目最后，朱軍主動跟秦怡說：“秦老師，我能代表喜歡您的觀眾擁抱一下您嗎？”現場的情感指數立即爆棚，節目也在這樣感人的氣氛中結束。這樣溫情的話語和溫馨的場面似乎更應該是女主持人的強項，可是卻在朱軍主持的《藝術人生》中展現了出來，可見女性化語言在談話類節目中的滲透力量之強，影響之大。

(三)現場環境的設置有利于女性語言的表達

現場環境的設置也是導致女性化語言充斥整個談話類節目的原因之一。一個好的談話空間和談話氛圍，對談話的成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被訪嘉賓而言，在輕松、愉悅的氛圍里，更容易敞開心扉，與主持人之間的交流達到最佳狀態。《魯豫有約》在改版以前，訪談地點往往在空間比較小的地方，或者是優雅的咖啡廳，或者是安靜的書吧，甚至干脆就把訪談安排在被訪者的家里面。這樣的安排，無非是想營造一種好的聊天氛圍，就像是兩個親密的朋友的私人聚會一般，沒有壓力，沒有防御。即便是改版后的《魯豫有約》，盡管把訪談地點固定在了有兩三百觀眾參與的演播室，但是在演播室的布置上，仍然采用了藍色和黃色的暖色調，中間安置一張弧形的布沙發，努力營造出一種家庭客廳的感覺，消除嘉賓在訪談中的緊張感。無獨有偶，央視的《新聞會客廳》的現場布置采用的也是紅色磚體墻面，仿佛在家庭里的壁爐旁邊聊天一般。

可見，無論是《魯豫有約》這種談論生命體驗和心靈秘密的“軟”新聞還是《新聞會客廳》這種談論熱點時事的“硬”新聞，都在努力營造一種生活化的環境，讓觀眾對嘉賓有一種感性的認知。訪談類節目“還原了電視談話節目的客廳氛圍，重點是使談話者彼此間從基于角色關系的角色傳播，進入到基于人際關系的人際傳播。它盡可能化解指向角色關系的作用力，達成人際間心與心的交流。”④而女性無疑是家庭談話中的主體，交談議論似乎永遠是女性交流，溝通情感的方式，她們會話的目的主要就是在于建立一種和諧的人際關系，溫馨的家庭客廳式氛圍對建立這種關系肯定會起到正面、積極的作用。這種會話轉移到電視談話類節目中，就變成了女性化語言。于是，女性化語言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和明顯，在越來越多的電視談話類節目中逐漸開始體現出“霸主”地位。

三、突破男女語言失衡的瓶頸

隨著女性化語言的日漸突出，男性化語言在電視談話類節目中正在逐漸離我們遠去。不可否認，女性化語言給電視談話類節目帶來了固定的收視群體，達到了良好的新聞傳播效果，造成了積極的社會影響，但是任何存在都有其辯證的兩面，女性化語言也不例外，那么，我們所要改變的就應該是突破女性化語言在電視談話類節目中日漸明顯的“壟斷”地位，力爭達到女性化語言和男性化語言在該類節目中的雙贏目的。

(一)改變選題切入角度

如果說女性天生的情感細膩不可改變的話，那不妨從適合男性話語的角度入手。女性語言之所以在談話類節目中占盡天時、地利、人和，是因為它符合了很多談話節目中所涉及的生活、情感等話題，這些話題給他們提供了無限發展和擴張的空間，所以它們日漸龐大。然而，從接受美學來看，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同樣，對同一個話題，也可以有多種角度的理解。理解的角度不同，嘉賓談論的切入點也不同，觀眾群也會相應產生變化，而主持人所用的語言也會在特殊的角度下轉變。

例如一個關于毒品的話題，在崔永元的《實話實說》里，他以生動的令人觸目驚心的事實告誡人們要“珍愛生命，遠離毒品”；而竇文濤則在他的《鏘鏘三人行》里，與嘉賓討論吸毒的滋味到底有多美。如果在《魯豫有約》中，或許會與吸毒者的家屬談論起他們因為家人吸毒而遭受的痛苦和傷害。前兩者在談論的時候，都可以拋開女性化語言的一系列特征，討論有關毒品的信息和內容，而這樣的話題如果在《魯豫有約》中被討論，那些夸張詞語，情態詞語就會毫不猶豫的出現在觀眾面前。所以，男女兩性語言是可以在不同的話題角度下區分開來的，并且發揮各自的特長和優勢。

那么，主持人在面對一個話題的時候，就應該從不同的角度考慮，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語言方式，也就會產生不同的傳播效果和收視群，這樣才能促進電視談話類節目更全面的發展，也就避免了在該類節目中女性化語言“獨大”，致使男女兩性語言混淆的局面。例如《新聞會客廳》，它是“以一位主持人和兩位現場嘉賓為主要組合形式，關注的是當日或國內近期發生的重大新聞組合事件中的人，強調開掘新聞事件中當事人和關聯人的親歷，親為和親近感，突出新聞中人性和新聞性的結合。”⑤正是在這樣的宗旨下，關注人，強調人的感受，所以即使是針對重大新聞事件，《新聞會客廳》還是更多的表現出了女性化語言的特征。如果換個角度，該節目關注的是重大的新聞事件本身，強調的是該新聞事件帶來的結果，或許女性化語言則不太適合在該節目中出現。由此可見，話題的切入點不同直接導致談話的內容及其所使用的語言方式。

(二)合理地選擇采訪嘉賓

一檔談話類節目由主持人、嘉賓和觀眾三方面組成，無疑嘉賓是中心，因為他們是所有信息的來源，主持人通過自己欄目的定位，對嘉賓進行采訪，以得到符合自己節目定位的信息。但是如果對嘉賓掌握不好，不但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內容，還會讓節目陷入尷尬。

(三)擴大選題范圍

談話節目所選的話題應該是觀眾普遍關注的社會熱點和焦點問題，貼近生活，貼近實際。所選定的話題“一定要能夠討論起來，有話說，而且圍繞這一話題能夠產生出不同的觀點，并且在具體討論的時候一定不能搞一言堂。”⑥選題范圍的擴大能夠帶來的直接好處就是突破女性化語言控制的話題內容。因為女性化語言不可能適合每一種題材的話題，每一種語言方式總是有所側重的，當女性化語言在某一種題材的話題面前顯得勢單力薄的時候，另一種語言方式——即男性化語言就會顯現出來支撐這一話題的進行。

在我國早期的談話類節目中，一些邊緣化的題材往往是被忽略和鮮有涉及的，例如同性戀，性騷擾，槍殺，罪犯，毒品，變性人等等。可喜的是該類題材現在已經越來越多的出現在電視談話類節目中，但是這些題材似乎更適合從一個男性的角度，通過男性化的語言去講述和討論。《魯豫有約》中，陳魯豫曾經采訪過一個犯罪入獄后，在獄中專門為死囚寫遺書的人，在該期節目中，陳魯豫的表現伐善可陳，整整五十分鐘的節目，除了開場白和插入短片前的介紹，陳魯豫的插話非常少，更沒有在其他節目中時那么多的情態詞語和豐富的肢體語言，面部表情。或許正是這樣的話題超出了陳魯豫的女性化語言所能控制的范圍。反之，如果竇文濤在與嘉賓討論吸毒的滋味有多美時，如果言談中反復出現“啊！”“呀”之類的感嘆詞，好像總會讓人覺得與討論的話題和氣氛格格不入。

因此，每一種語言方式都有其合適的訪談對象和訪談內容，女性化語言并不是萬能的。擴大了選題的范圍，也就給予了女性化語言以外的語言方式更大的發展空間，也就打破了男女語言模糊化的局面，使之各有歸屬和側重，從而促進電視談話類節目的良性發展。

四、結語

從本質上來講，電視談話類節目這種節目類型都是通過建立一種全國性或地域性的談話系統來實現它作為“公共領域”的功能。⑦談話類本來就是“主持人的節目”，他們“不僅是嘉賓的朋友，還是節目的代言人，更是廣大電視受眾的代表人物，充當輿論領袖。”所以主持人在節目中的地位以及他們所使用的語言都是至關重要的，要讓該功能發揮最大的效果，除了保證女性化語言在該類節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要力爭男性化語言的發展，達到“雙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