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難忘的事

難忘的事

在我記憶的森林里，許多往事就像一排排郁郁蔥蔥的大樹，歲月的秋風一吹，樹葉便飄落；惟有一件小事，卻像一朵嬌艷的小野花，靜靜地開在我的心中。

有一次，我學騎自行車。因為不懂得方法，一上去就倏地掉了下來，像極了秋風掃落葉。媽媽讓告訴我，坐直會好學些。可我試了幾次就是坐不直，惱怒得我直抓頭發。

后來，我買來滑板，因為滑板也要站直才能滑行。那一段時間我像被上了發條的似的，只要寫完作業，就沖出家門練滑板。終于我學會滑板了！

過了幾天，我再次到姥姥家學自行車。我想，這回穩穩地坐在自行車上，該不成問題了吧？我坐在車座上，把好車把，目視前方，小心翼翼地蹬起腳踏板，車子緩緩地前行了！我興奮得哈哈大笑起來，成就感十足！緊接著，我又急急忙忙地跳下來，因為還是不能放松心態，掌握不好平衡，車子差點兒到了；我還試著轉彎，這下好，連人帶車一起跟大地母親來了個親密接觸———我們摔跤了！

學自行車很麻煩，但我很高興，因為我最終學會了！這也讓我明白了：凡事只要堅持，就一定有收獲！這就是我難忘的事，你呢？

四年級:風歌

第二篇：一對喜歡忘事的好朋友的故事

灰鼠奇奇和白貓妙妙都是快樂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她們也是一對好朋友。

一天，奇奇給妙妙打電話：“喂！是妙妙嗎？”

妙妙回答說：“是啊，奇奇，有事嗎？”

“有……有事，什么事呢？我突然想不起來了。”奇奇很抱歉地說。

又有一天，妙妙急匆匆地跑來找奇奇：“奇奇，我想……我想……唉，怎么想不起來了？”

兩個好朋友總是這樣，突然忘記了準備去做的事情。

在一個天氣很好的周日早上，奇奇換上干凈的裙子，背著漂亮的小包包，要去找她的好朋友妙妙逛商店，吃冰淇淋……突然，她拍拍頭，萬一，萬一我忘了怎么辦呢？這時，她看見了自己的小書桌上有一張紙和一支筆。噢，對了，我把自己要做的事記下來，寫在紙上。這樣，當我想不起來的時候，看看紙上都記些什么，這樣就不會忘記了。可是，我才一年級，有很多的字都不會寫，怎么辦呀？對了，我學了拼音了，不會的字，老師都讓我們用拼音代替。第一件事情，去逛商店；第二件事情，吃冰淇淋。哈哈，我只要把這張紙放在我的小包包里，就不會再忘記了。

奇奇很滿意地走出家門，她漂亮的小裙子在春風的吹拂下，飄動著，像是在跳舞，奇奇很神氣地走在街上。

大街的另一頭，妙妙很開心地走過來，她也打扮得非常漂亮，也背著一個漂亮的小包包。

“妙妙，你好！我想找你一起去……去……怎么又忘了？”奇奇忙拿出了自己小包包里的紙片，她把那張紙片拿出來一看“啊！原來我是找你去逛商店、吃冰淇淋……”

這時妙妙也拿出了自己早上寫好的紙片：“你瞧，我早上也記下了我想和你一起去買圖書，去公園玩……”

“哈哈哈……”她們高興地笑著，她們一起快樂地玩了一個上午。

這個告訴我們,要做一個有條理的好孩子,如果自己記性不好,就把要做的事情記在紙上,忘記的時候可以拿出來看看。

第三篇：立案難

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民告官“三難”問題被社會久為詬病。“現行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舊法”)自1990年實施的25年來,‘三難’問題始終如影隨形。”參與此次行政訴訟法修訂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說。

破解立案難：行政行為引發爭議均可訴

來自最高法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各級法院受理一審行政案件15.1萬件,審結13.1萬件,同比分別上升16.3%和8.3%。看似不低的案件量,但在8000萬人口的德國,每年行政訴訟案件達30萬件；我國信訪案件中,約有三四百萬件為民告官類爭議。“這說明,目前只有很小一部分行政爭議進入訴訟程序,立案難是把行政爭議擋在訴訟大門外的主要原因。”

立案難的原因不外乎兩種:一是法院不愿受理,因為行政爭議相對比較復雜,解決難度較大,執行情況又不理想,法院持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二是法院不敢受理,一些地方黨委政府或人大,以受理民告官案影響社會穩定、損害當地經濟發展、有損政府形象等為名,向法院施壓。

“由于舊法的一些條文制定得比較模糊,給法院找各種不立案的理由創造了條件。”舊法規定只有具體行政行為法院才受理,而哪些行為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則由法院來解釋,這導致一些抽象行政行為、行政指導行為、行政合同行為等被排除在受理范圍之外。

為此,新法制定一系列措施,系統破解民告官立案難問題。新法實施后,群眾因行政爭議投訴無門,有屈無處說、有冤無處申的情況將進一步緩解。

新法擴大了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將“具體行政行為”修改為“行政行為”,刪除“具體”兩字意味著,只要是行政行為引發的爭議理論上都可以被訴。同時,列舉的受理案件類型從8類擴大到12類,增加了不滿征地拆遷補償決定、行政機關沒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等內容,積極回應了社會和群眾的關切。

舊法規定,提起行政訴訟的期限為3個月。實踐中,因超出訴訟時效而無法立案的民告官案例比比皆是,往往當事人正在和行政機關交涉、談判,起訴期限就過了,再起訴會被法院駁回或裁定不予立案。為此,新法將起訴期限延長至6個月,并明確不動產起訴期限為20年,更好地保障了訴權的實現。

“過去,對區縣一級政府提起訴訟,只能到區縣法院起訴,當時立法者考慮的是便民,就地解決矛盾。但由于基層法院人財物與地方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法院一般不愿意得罪區縣政府,導致立案困難重重。”馬懷德說,25年實踐證明,這樣的管轄制度有一定問題。新法明確以區縣以上政府為被告的行政訴訟案件,由中級法院管轄,即提級管轄；經最高法批準,省高級法院可確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區劃管轄行政案件,即集中管轄。

為方便當事人訴訟,集中管轄還要輔之以巡回審判,并明確原告所在地法院可以代收訴狀。

以前,不少當事人抱怨,有些法院要么干脆不收民告官起訴狀,要么收了起訴狀后,對是否立案不置可否,一句“回去等通知”,從此石沉大海。新法明確實行立案登記制,案件只要符合形式要件的,都必須立案。

新法不允許不收起訴狀,對內容有欠缺或錯誤的起訴狀,法院應當給予指導和釋明,并一次性告知當事人需要補正的內容；不允許不給任何憑證,對當場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訴條件的,法院應收下起訴狀并出具書面憑證,7天內決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訴條件的作出不予立案裁定,以便原告提起上訴。

“對不接收起訴狀或接收后不出具書面憑證等情況,當事人可以向上級法院投訴,上級法院應責令整改并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人民法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當事人可向上一級法院起訴,符合條件的,上一級法院應當立案。”他指出,這些內容以前的司法解釋都有涉及,新法進一步明確,就是要全力打開民告官立案之門。

破解審理難

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

好不容易立了案,審理也是舉步維艱。馬懷德介紹說,舊法實施初期,曾出現過被告當庭抓原告、沖撞法官、中途退庭等各種藐視法庭的情形,反映出行政權力的傲慢,不愿接受監督和審判的思維定式。

雖然隨著社會法治進步,情況有所好轉,但審理過程中被告的抵制仍較為普遍,不應訴、不出庭、不答辯時有發生。“行政訴訟是一個審查被告行政行為合法性、有效解決行政糾紛的過程,如果被告始終采取抗拒的態度,訴訟的功能就得不到有效發揮。”馬懷德表示。

在他看來,民告官審理難,還突出表現在裁判難上。行政訴訟是最容易受到干預的一種訴訟活動,裁判過程中,一些被告或其他單位通過明示或暗示,借助手中掌握的公共資源向法院和法官施壓。法官一旦作出不利于行政機關的判決,往往招致很多麻煩,曾有法官因堅持原則,最終被調離崗位甚至被下崗的案例發生。

為此,新法通過多重制度設計,系統破解審判難,確保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其中,輿論認為最大的看點是: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即讓民告官能見到官。

實際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要求行政訴訟案件行政機關負責人必須出庭應訴。但馬懷德認為,在中國,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有其價值和積極意義。

他分析說,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不僅體現了訴訟雙方當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也有利于糾紛化解,無需代理人回去匯報、聽指示,就能及時解決問題；有利于有效監督司法對行政機關行使職權,促使行政機關審慎用權,防止權力濫用；有利于提高行政機關負責人和公務人員的法治觀念和依法行政能力。

“但制度仍然留有余地,新法規定,行政機關負責人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工作人員出庭。因此,要確保一定比例負責人出庭應訴,還需要制定詳細的落實方案。”馬懷德期待,有省部級負責人出庭應訴的案例出現。

破解審理難,提高審判效率是重要一環。新法在3個方面進行了改進:合理設置簡易程序,政府信息公開等三類案件可適用簡易程序速裁；在維持行政訴訟不得調解基本原則下,明確行政賠償、補償等案件可以調解,將實踐中的變相調解即協調落實為法律規定,有助于及時化解糾紛,案結事了；在過去維持、撤銷等4種判決基礎上,增加確認判決、責令被告采取補救措施等判決形式,處置各種行政爭議更加有針對性。

過去,在審理民告官案件中,法院往往對一類訴求避之不及,那就是審查行政機關的規范性文件,即“紅頭文件”。新法明確規定,在對行政行為提起訴訟時,可以一并請求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紅頭文件”不合法的,法院不作為認定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并可向相關行政機關提出撤銷、變更該“紅頭文件”的司法建議。

對于行政干預民告官審理問題,馬懷德表示,新法確立的提級管轄和集中管轄制度,有助于減少地方政府對行政審判的干預,加上近期中央兩辦印發的《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將為民告官排除行政干預創造良好的司法環境。

破解執行難

行政機關當老賴將予公告

有一起案例讓馬懷德印象深刻:群眾不滿拆遷補償起訴地方建委,法院審理也認為補償10萬元太低了,撤銷了建委的補償決定,要求重新作出決定。建委隨后作出一份內容一模一樣的補償決定。法院再撤銷,建委仍堅持,一共來回11次。

“以前,法院對此沒有太好的辦法,新法實施后,這種拒不執行、反復做同樣行政決定戲弄原告的行為,屬于情節惡劣,法院可以拘留該行政機關直接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馬懷德說。

可以對民告官案中行政機關主管人員實施拘留,已成為最近社會熱議的話題。馬懷德坦言,行政訴訟法修訂過程中,他曾提出該條文可能不現實、不可行的疑問,但他認可該條文有一定震懾作用,“如果法院較起真來,真要實施拘留,現在是有法律依據的”。

據介紹,當前,民告官案中,行政機關拒不執行裁判現象較為普遍,成為法院執行的一大難題。為破解執行難,除了實施拘留外,修法時參與者們提出的進行公告和對行政機關負責人按日罰款的建議,均被新法所采納。

馬懷德解釋說,將行政機關拒絕履行的情況予以公告,就像民事訴訟中公布老賴名單一樣,可以形成社會輿論的壓力,迫使他們履行相關義務。雖然每日僅處以50元至100元的罰款,但這是針對行政機關負責人個人的罰款,將迫使其督促行政機關履行義務。

馬懷德相信,隨著新法的實施,長期困擾民告官的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三難”問題將得到有效破解,民告官

新行訴法今日起實施 打通“民告官”七大關卡

2015年05月01日20:10 來源：中國新聞網 24年來首次大修的行政訴訟法今起正式實施。這部標志著中國“民告官”進入2.0時代的新版法律，有哪些重要變化？面對這些變化，人們的“民告官”之路該怎么走？為此，中新網記者特梳理出通關七則。

關卡一：立不了案？

通關法則：對依法提起的訴訟，一律接收起訴狀！

舊版行政訴訟法是自1990年10月1日起實施的，規定了行政訴訟程序的基本規則，旨在為受到國家行政機關非法侵犯合法權益的公民和法人，提供法律救濟途徑，因此這部法律也被稱為“民告官法”。但該法實施以來，中國的“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順暢。其中，法院受理難成為原告面臨的第一道“攔路虎”。

為解決這一問題，此番新修訂的行訴法增加條款：“人民法院應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起訴權利，對應當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該條款進一步明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干預、阻礙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值得一提的是，《關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的意見》也將自今日起施行。媒體分析稱，這是為了解決現實中立案難、立案慢、選擇性立案等等不合理現象。舊有的“立案審查制”下，法院的職權處于絕對強勢地位，而公民的起訴權則相對弱勢，這顯然不利于民眾及時、公平地獲得司法救濟。且就具體操作而言，原先“審查立案”的機制設計，也給“法外因素”干擾法院獨立履職提供了切入口和時間差——于此，“民告官”案常被以各種理由拒不立案，就是最典型的例證。

在立案登記制方面，新版行訴法明確，“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訴狀時對符合本法規定的起訴條件的，應當登記立案。”

今起實施的關于行訴法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亦明確，“對當事人依法提起的訴訟，一律接收起訴狀。”

對于不接收起訴狀、接收起訴狀后不出具書面憑證，以及不一次性告知當事人需要補正的起訴狀內容的，新版行訴法明確，“當事人可以向上級人民法院投訴，上級人民法院應當責令改正，并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關卡二：不立不裁？

通關法則：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起訴！

結合過去20多年的經驗來看，在行訴法實施過程中，“不立不裁”也成為中國“民告官”路上的一道“攔路虎”。

為此，新修訂的行訴法在第五十二條明確：“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當事人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起訴。上一級人民法院認為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立案、審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級人民法院立案、審理。”

中新網記者注意到，舊版行訴法中的規定為：“人民法院接到起訴狀，經審查，應當在七日內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對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訴。”

“以前遇到法院裝聾作啞，既不立案又不作出相應裁定，當事人往往無能為力。”清華大學教授何海波說，新行訴法作出的規定，對破解“立案難”提供了有力保障。立案的門檻降低了，遭遇“推脫”也有了救濟途徑。

關卡三：告官不見官？

通關法則：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出庭應訴！

行訴法雖被稱為“民告官法”，但在實踐中卻往往面臨“告官不見官”的尷尬。有的案件只有律師代理行政機關出庭應訴。

為此，新修訂的行訴法增加條款明確：“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

最高法發布的關于行訴法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上述條款規定的“行政機關負責人”，包括行政機關的正職和副職負責人。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訴訟代理人。

為了增強這一條款的約束力，新版行訴法在第六十六條指出，“人民法院對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將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況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監察機關或者被告的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依法給予其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處分的司法建議。”

關卡四：“紅頭文件”違法？ 通關法則：法院可認定“紅頭文件”合法與否！

除了“告官不見官”，一些“紅頭文件”違法，也成為“民告官”案件審理難的一大突出問題。

為破解這一難題，新版行訴法新增條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行為所依據的國務院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對行政行為提起訴訟時，可以一并請求對該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

需要指出的是，條款中所指“規范性文件”不含規章。

最高法出臺的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規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為認定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闡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應當向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機關提出處理建議，并可以抄送制定機關的同級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級行政機關。”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長李廣宇解釋說，“法院可以在判決書當中闡明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也就是直接認定它合法還是不合法。”

關卡五：行政復議時“官官相護”？

通關法則：維持原行政行為的，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

在人們維權意識普遍增強的今天，“行政訴訟”已不再是一個陌生的法學字眼，可作為與行政訴訟并行的另一種重要的權利救濟方式，行政復議卻始終遠離人們的視線，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

分析稱，可能是由于老百姓對古來有之的“官官相護”的疑慮，所以發生行政爭議時，寧愿選擇信訪或者干脆與行政機關對簿公堂。

為此，新修訂的行訴法將相關條款修改為：“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和復議機關是共同被告；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的，復議機關是被告。”

中新網記者注意到，原來的條款為：“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復議機關是被告。”

李廣宇對此指出，舊版行訴法這一規定跟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是類似的，但是在中國，這個制度帶來了一些負面的效果，就是復議機關怕當被告，如果改變了原行政行為，復議機關就要當被告。

“這使得一些復議機關更愿意統統維持原有行政行為，被群眾調侃為‘維持會’。”清華大學教授何海波說。

“在中國羞于當被告這一觀念也不是短時期內就能扭轉的。既然有這么一種情況，復議機關就傾向于盡量作出維持的決定，即使面對一些違法的行政行為，也很少去作出改變，所以使得行政復議的功能大打折扣。”李廣宇說。

李廣宇解釋說，盡管修改后的制度設計跟各國的通行做法有些不太一致，但這是針對中國特殊的現實情況，是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制度設計，相信能夠發揮最初設計這個制度的初衷。

在何海波看來，這將鼓勵復議機關積極履行職責。關卡六：地方保護主義？

通關法則：跨行政區域管轄行政案件！

除了行政復議中的“官官相護”，地方保護主義也成為行訴法實施過程中備受詬病的一大難題。

為此，今起實施的新版行訴法新增條款明確：“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高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審判工作的實際情況，確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區域管轄行政案件。”

“‘民告官’難在哪兒？難在地方保護主義。”北京大學教授姜明安說，新行訴法確立“跨行政區域管轄行政案件”，這有助于法院擺脫地方干預，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也為今后條件成熟時成立行政法院提供了可能。

關卡七：行政機關當“老賴”？

通關法則：可拘留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除了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也成為行訴法實施過程中面臨的一大難題。

《中國法律年鑒》數據顯示，2007至2011年，行政訴訟案件一審判決162767件，同期行政執行案54572件，強制執行率33.53%，即有1/3左右的生效判決沒有得到自動履行。媒體指出，行政訴訟的執行多難于行政機關敗訴時。為此，新版行訴法將“行政機關拒絕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的，第一審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的措施進一步豐富、細化。

譬如，“將行政機關拒絕履行的情況予以公告”。

再如，“拒不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社會影響惡劣的，可以對該行政機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拘留；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姜明安評價稱“這一規定很厲害”，如果行政機關當“老賴”，拒不履行法院判決，法院不僅可以對單位負責人予以罰款，還可以將其拘留。

如上，僅是中新網記者從法律規定層面梳理出的“通關”七則，至于中國“民告官”之路能否真正通關，破解“信訪不信法”的怪圈，還需進一步觀察新版行訴法的落地實施情況。(記者 馬學玲

第四篇：辦事難

辦事難

一、提高工作效率，必須端正思想認識

態度決定一切，正確的思想認識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一是精神狀態不佳。一些干部缺乏工作的熱情和激情，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沒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應有的事業心、責任感。二是辦事效率低下。該一天辦成的事情，非要拖成兩天;該想辦法完成的事項，就是不主動辦。三是工作作風不踏實。對工作底子不清、情況不明，始終浮在面上，深不下去;為企業、為基層、為群眾服務的觀念淡薄，我們提出要對照單子，主動幫助企業完成項目手續，到底做得怎么樣，大家自己清楚。四是工作質量不高。有的工作態度不夠端正，習慣于被動應付、敷衍了事;有的境界不高、標準不嚴，離我們提出的“精細、一流”的工作標準相去甚遠。五是機制不健全。效能的提高是要靠制度和紀律來約束的。

二是進一步完善制度，提升服務水平。為加強機關效能建設，進一步完善了工作問責制、AB崗制、預約辦理等制度為推行AB崗制，專門組織工作人員參加業務培訓5次。該制度提高了辦事效率，群眾滿意度不斷上升全面推行預約辦理制度，三是加強管理，提升考服務質量。實行嚴格考勤制度，安排專人進行查崗，重點檢查工作人員的工作狀態和辦事效率設立意見薄和投訴箱，接受廣大群眾對工作人員的監督批評。上半年共收到建議40余條，對市民反映突出的問題及時進行整改，取得較好實效。將考勤情況、辦事效率、辦事態度和群眾評價作為考核指標，納入考評，各項得分占比5%。通過這一系列的管理措施，有效強化了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提高了服務質量。

第五篇：立案難

解決立案難的問題，刻不容緩

法院立案庭在立案時要求原告提供充足證據時（有些證據其實屬于被告應提交或法院依職權或依申請調取的）才許可立案，否則不立案。

例如在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事故認定責任書已經明確所投保的保險公司及保單號碼，但法院立案庭卻非讓提供保險公司保單（保險合同）才可以立案，實在令原告望而生畏。（保單在被告保險公司手中，原告及其代理律師索取時，被告拒絕，只好立案后申請法院調取，但是立案庭不立案）原告連申請調取的權利也沒有了。

請法院領導落實解決，切實解決原告（受害人）立案難的問題。有些原告對此情緒將惡化，難道非要出個人命案才能引起政法各部門的重視？

故解決“立案難”刻不容緩，更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避免更多的社會矛盾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