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爺爺奶奶的文革歲月
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概論
課程報告
《我爺爺奶奶的文革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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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爺爺奶奶的文革歲月
作者:李文思
為了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威和防止中國出現所謂的蘇聯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上臺,在“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平生好斗的毛澤東的發動下,給中華民族帶來不盡災難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后改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終于在經歷了大躍進的狂燥和三年所謂的“自然災害”實則是人為的災難后剛剛恢復元氣的中國拉開了帷幕。那時期的人們早就已經失去了正常的思維方式,出口就是大講特講階級斗爭,好象這個社會沒有了政治運動,沒有了斗爭,就不能活命了。當時流行的一種說法是“斗則進,不斗則退,不斗則垮,不斗則修”。
如今這段歲月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它給我們民族所帶來的災難以及留下的深刻的教訓是不會隨著苦難生活的結束而被遺忘的。我通過詢問爺爺奶奶,了解在那段特殊時期中他們的生活環境與生活狀態,重溫了那段法治觀念缺失,個人崇拜之風盛行的時光。對于我們年輕一代來說,也可從中更加真切地觸摸、感受那段蹉跎歲月,永遠銘記那段歷史,不要讓歷史的悲劇重演!據爺爺回憶,他當年是光澤戰斗兵團的一員。由于生活在部隊,所以吃住都沒有感覺到特別的困難,雖然生活水平一般,但是每天都沉浸在為人民服務、實現個人價值的快樂中。經過了五十多年歲月的 2 洗禮,仍有兩件事深深的鐫刻在他的記憶中。一件是當初他參加了對縣里一位副縣長的批斗。這位縣級干部是由于被指控貪污腐敗而遭到批斗的,當時的兵團成員把他帶到了鎮里進行批斗,給他戴上高帽子,把他拖到了臺上,由群眾對他的罪行進行陳述、審判與定罪。在當時象這樣完全沒有經過法院的審理的審判比比皆是,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法律效力的,是社會主義法治缺失的現象,但是卻也體現了當時人民群眾積極響應毛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偉大思想,想要打倒反動派的心情。后來,這位副縣長在文化大革命后又恢復了原職。在文革期間還有許許多多像這位副縣長一樣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他們也都遭受了許多不公正的待遇。可見過分的民主帶來的不是更公正的社會,而是混亂,從長遠看,惟有民主法治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爺爺說的另一件事現在想起來覺得十分荒唐,但當初卻險些讓他遭受批斗。那次爺爺的一個戰友在一次戰友聚會時問我爺爺“在家靠父母,出門靠什么?”我爺爺立刻就回答了“靠朋友。”這句話其實本并沒有什么問題,只是一句俗語而已。但是在那個不管哪兒都有反革命。反革命無處不在,無處不有的時期。一個單位要是揪不出幾個反革命,就是階級斗爭抓得不力,就是沒有無產階級感情,就是沒有高舉,沒有緊跟。因此爺爺因這句話被這位戰友拿去上綱上線的檢舉了,當初邵武兵團的人就要求批斗我爺爺,要給他帶高帽子,說他是反革命。他們認為無論出門還是在家都應該靠毛澤東,我爺爺那么說是他否定毛澤東觀點的正確性和領導地位的表現。但在關鍵的時候他的另一位戰友站出來維護了他,趕走了邵武兵團的人。這件事從側面 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凡是毛澤東說的都是對的,凡是毛澤東的指示我們都堅決執行,這種完全不尊重客觀實踐的所謂的“真理”統治了人民的思想。廣大勞動人民每說一句話都要小心翼翼,好比回到了清朝的文字獄時期。本來一句無心的話都要被套上反革命的高帽子,這樣的重壓下,人民生活的嚴峻可想而知。
我爺爺對文革的回憶大多集中在他工作時的見聞,而在我奶奶的回憶中更多涉及的是家庭生活。在文革發生之前我的爺爺奶奶已經結婚了,在63年到73年間我的父親和四個姑姑相繼出生了。我家成了一個由爺爺奶奶,奶奶的父母以及包括我父親在內的五個孩子組成的大家庭,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當時我家還在農村,我爺爺還在兵團,而我父親的外公外婆又年事已高,無法從事體力勞動,所以繁重的家庭瑣事都落到了我奶奶的肩上,但那時的農村不準個人飼養牛、馬大牲畜,社員的自留地,家中喂個雞、鴨、豬、羊都是資本主義尾巴,要統統割掉。甚至房前屋后社員種的樹,也是資本主義的根,要么砍掉、要么統統歸公。做人好像越窮越光榮,不好的、落后的、集體的、貧困的、都是社會主義。凡是積極的向上的,能脫貧致富的,都是資本主義。當時還有一個怪口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真叫人不明白,好像貧窮就是社會主義的代名詞。各種限制打擊,使已經貧窮的社員就更貧困了。因此奶奶即使每天起早貪黑去生產大隊賺工分,仍然不能維持全家的的生活開支。那時我父親還在上小學,聽奶奶說每一回我父親十分想要一副乒乓球拍,每天纏著他外公討要,外公為了滿足他的要求,就將家里用來換油鹽的雞蛋 存起來與父親一起悄悄的到城里去換錢,奶奶在家里擔心了一天,生怕他們倆被城里抓投機倒把的人給抓了,直到他倆回來了才放下心來。因為那時常常有城里來的工作組檢查農民是否偷偷跑到“自由市場”作小買賣(有的地方把農民賣幾個雞蛋也稱作“投機倒把”);檢查農民是否偷偷從事補鍋、修車、縫紉等個體勞動,若抓到的話就要游街示眾。
隨著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物資生活的匱乏一起到來的還有文化生活的貧瘠。那時候,嚴格來講,已經沒有娛樂活動,所有的電影、小說、音樂等等都是為了教育而制作的,歌舞節目也總離不開政治說教,而不是為了老百姓的娛樂消遣而準備的。當時我奶奶生活的農村文化生活十分單調。每月一次的學習毛澤東新思想的集體會議可以算得上是唯一能夠學習文化知識的活動了,沒有其他的書籍,沒有電視。在我詢問奶奶時,她說“每天做事都那么累了,哪里來的閑工夫唱歌跳舞?”原來他們是用體力勞動填補了單調文化生活啊。當時他們手上的唯一讀物就是《毛澤東語錄》,每天胸口還要別上毛澤東的像章,如果一時忘記就有可能被說成是反革命,被帶去批斗。聽奶奶這樣說我突然覺得那些紅衛兵的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身處那樣文化缺乏的年代,到處尋找反革命、反動派大概也成為他們唯一的精神追求了。隨后我又問起了當時教師的生活處境,因為我在一些文獻上看到許多關于當時教師被打成“臭老九”的記錄,我想身處“文革”期間那種鄙視知識分子,甚至認為“知識越多越反動”的社會氛圍中,我們那里的教師大概也不能幸免,但是結果出乎我的意料。奶奶說那時候只 有一個老師,而且文化水平不高,但當地的村民卻十分的尊敬他,明里暗里的常常資助他。這大概是由于樸實的農村人對文化知識仍心存敬仰,畢竟我國有幾千年的尊師重教的傳統。
現在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各種印記也在時代的洪流中逐漸褪色,成為只留存在老一輩記憶中的一段時光。將我家現在的生活與當初對比,差別十分明顯。生活水平已經大幅提高,當年的苦難也只能在爺爺奶奶偶爾的憶苦思甜中出現。糧食也不再匱乏到只能限量分配;九年義務教育讓每一個孩子都擁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像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僅憑一句話就被打成反動派的事件也不復重現了。生活在新時代的人們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發表對時事的看法,人人都享有了言論自由的權利。領導人也走下了神壇,褪去了象征絕對權威、不容質疑的權威光環。共產黨是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代表,領導干部、公務員成了人民利益的維護者、服務員,他們工作的目標是更好的服務人民,引領人民走上幸福和諧的生活。現在我的爺爺奶奶每天晚上都會收看新聞,他們對于時代的變化充滿了驚訝。想必在他們的眼中,世界每天都在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
在我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里,他們一直堅持隨手關燈。在我無意間表現出浪費的惡習時,他們就會重提當年的艱苦歲月。雖然當年艱難、困苦的生活已經不復存在了,但是當時養成的勤儉節約習慣已經難以改變。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狀態使我們的上一輩經歷了艱辛歲月的洗禮,但是它在帶來苦難的同時也磨礪了他們的精神。中華人民勤勞勇敢,艱苦奮斗的精神在艱苦的環境中顯得更加熠熠生 輝。
在結束對爺爺奶奶關于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歷的詢問前,我問他們:“你們覺得要怎么形容那段歲月呢?”爺爺奶奶說其實現在回憶起來覺得當時的日子雖然窮了一點,但是還是有很多開心的時候的。這個答案非常出乎我的意料,我一直覺得當時的那段歲月應該用“噩夢”或者“再也不想經歷一遍”了這樣的詞語描述,卻沒有想到卻被他們淡淡的一句話給概括了。這讓我想起了泰戈爾的一句詩“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報以歌”。中華民族這種不畏艱險,自強不息的精神就鐫刻在我們的血脈中,不論經過多少年的歲月,它都沒有被稀釋,被淡忘。
文化大革命一場由晚年毛澤東親手發動、領導的政治運動,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它使得中國的復興整整推后了二十年,教訓極其深刻,危害極其沉重。重新回顧十年“文革”的方方面面,對于我們認識自己,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依法治國之路,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要勇于正視自己犯下的錯誤,糾正它,從其中吸取教訓。只有通過對當時錯誤的深刻認識,我們年輕的一代才能時刻警醒著,不再重蹈覆轍。現在我們常常會為朝鮮民眾對金正恩的盲目崇拜行為而發笑,其實在當時我國何嘗不是如此。文化大革命警示我們要時時刻刻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而不能對所謂的絕對權威偏聽偏信,擴大個人意志的絕對作用,以個人的言行作為判斷正誤的標準必定會造成嚴重的后果,給人民群眾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以一家之言約束百家的之言,雖然能夠形成表面上的團結統一,但是卻無法 讓人民群眾產生歸屬感,真正把民主落到實處。這次通過對爺爺奶奶的訪談,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了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性。在我國建成一個社會法治國家,形成完善的法律體系和人民群眾尊重法律,行政人員依法行政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許多慘劇都是由法治意識缺失,“人治”替代了“法治”所引發的一場浩劫。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作為國家未來的主人,我們要牢記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避免歷史的悲劇重演。
第二篇: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讀后感
《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讀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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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記敘了鄧小平及家人在文革十年間的經歷,本文將根據書中的描述,淺析鄧小平在文革時期的經歷,談談鄧小平與家人的親情,并闡述作者從鄧小平的為人處事中得到的啟發。關鍵字:鄧小平;文革;
一 緒論
《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展示了新中國歷史上最為曲折動蕩的10年,展示了中國人民糾正謬誤向真理邁進的歷史過程,作者毛毛在書中向人們講述了鄧小平一生中最艱難的歲月,講述他如何憑借對國家和人民的忠誠與熱愛,以及冷靜的頭腦卓越的膽識去戰勝困難,并頑強不屈地追求真理的真實故事。另外,面對文革帶來的不幸,鄧家人相互扶持相互關愛共渡難關,表現出的中國式家庭的溫暖與樂觀,也是本書的重頭戲。
二 文革時期的鄧小平
文革期間,鄧小平幾乎都是過著“囚禁”的生活。但是,鄧小平依舊保持著良好的生活習慣。每天按時吃飯、工作、睡覺、看書、關注時事,無論外界如何變化,他都能長期堅持這些良好的習慣。這可能是一個細節,卻能反映很多問題。或許是鄧小平沉著冷靜的性格使他處變不驚,又或許,是他良好的政治素養和卓越的智慧使然。鄧小平很有遠見,他明白該如何去做。無論是在中南海、江西,還是回到北京再次被打倒時,他始終理智對待,不去做無謂的斗爭。但是,對待自己能夠爭取的事情,比如重新為國家工作的機會,子女的切身問題,他從沒有放棄過爭取。據子女回憶,那一時期的鄧小平很沉默,眉頭緊鎖,但他并沒有什么都沒做,他在思考,思考國家和人民的出路。在江西改造期間被他踏出的小道,便是他思考的足跡。
1973年,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得到恢復。當時文革尚未結束,四人幫仍在翻云覆雨,任何違背文革的舉措都有可能招致再次被打倒的危險。鄧小平也清醒地知道這一點,但他依然決定大舉開展整頓工作,因為這是他經過深刻的思考得到救國之路。他深愛著國家和人民,不能容忍祖國多處在**之中一天,他也深知這次機會的來之不易,不去抓住,機會只可能轉瞬即逝,所以就算再一次被打倒,鄧小平也要進行改革。
事實上,1975年鄧小平的整頓工作是卓有成效的。8年的囚禁生活為鄧小平積蓄了力量,積蓄了能夠帶領中國走上正確道路的力量。1975年鄧小平開始整頓,他善于抓住問題的關鍵,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整頓方案。他發現在國民經濟存在的繁雜問題中,鐵路問題最為重要和嚴重,所以首先對鐵路進行了整頓。在整頓鐵路的過程中,首先要整頓的又是問題最多的徐州。鐵路整頓取得了良好的成績,隨后,各行各業的整頓工作全面展開,有效地對文革時期的混亂局面起到控制,工業生產恢復并呈現良好地發展態勢。
在文革期間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關系也是值得探討和思考的一點。據書中的描述和記載,毛澤東從文革一開始就打倒鄧小平,后又起用他,在后又將他打倒。毛澤東如此反復地對待鄧小平,作者指出是因為,毛澤東一方面看重鄧小平的才干,另一方面卻又在對待文革的評價問題上對鄧小平不放心。鄧小平曾向毛澤東保證過,復出后不再翻文革的舊賬,事實上他也確實這么做了。盡管毛澤東在晚年犯下了文革的錯誤,給鄧小平和家人帶來痛苦,但鄧小平仍對毛澤東存有崇高的敬意,在毛澤東去世后,仍對他的功過是非有著公正而科學的評價,單從這點,便可看出鄧小平開闊的胸襟和偉人的風范。
三 鄧小平與家人
患難之中見真情,面對文革的磨難,鄧小平一家人相互扶持共渡難關的溫情也讓人印象深刻。在文革期間有許多家庭,家庭成員相互揭露,彼此反目,但鄧小平一家始終緊緊地團結在一起,相互支持相互溫暖戰勝困難。家庭的溫暖可以說是幫助鄧小平度過文革十年的堅強后盾。
文革開始,鄧小平的子女就與父母分離,1967年前后鄧家的較大孩子鄧樸方和鄧林已經20多歲,因父親的牽連,被批斗的最多。鄧飛和毛毛都還小。鄧家夫婦縮衣節食,想盡辦法為孩子們提供經濟上的幫助。書中有個細節很讓人難忘,說的是鄧小平和卓琳被囚禁在中南海,而子女們在外艱難度日時,卓琳想著各種借口多要些錢給子女們。“她一會兒說冬天到了該買棉衣了,一會兒說被子沒帶夠要買被子了,一會兒說男孩子能吃糧票不夠了,每月總是想盡辦法,變著法子,不管錢還是糧票,能多加一點算一點”。樸實的語言,卻道出了卓琳對子女不盡的牽掛。鄧樸方是鄧小平的大兒子,他在被囚禁時被逼跳樓,導致胸部以下失去知覺,高位截癱終身殘疾。鄧家人面對這一不幸,不去責怪誰,而是仍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想對策想辦法為鄧樸方醫治。很少寫信的鄧小平,為了兒子,一次又一次的寫信請求幫助。甚至在后來,鄧樸方被送到江西,由鄧小平等三位年長者照顧。而被迫分離的鄧家人每有機會總會聚到一起,父母將收藏已久的好吃的拿給孩子們吃,孩子們講外面發生的事情給與世隔絕的父母聽,一家心從來不分離,縱使這十年間政治變化再大,鄧家的家庭溫暖始終不變。
也正是這本書對鄧小平家庭生活的描寫,讓我更深入地認識了鄧小平。曾經我了解的鄧小平是一代偉人,對他可親可敬的一面略知一二。而這本書卻讓鄧小平的形象更為生動而鮮明了,他不光是一位偉人,在生活中也是充滿了溫情與愛心的,他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好爺爺??鄧小平很愛家里的小孩子,書中有個情節令人難忘:鄧小平夫婦一次被“軟禁”,他們想到明天是孫子的生日,便托人送來一張紙條,上面寫道:“小萌子明天生日,給他一點水果和兩個罐頭,兩個瓶子留給他玩,還有糖一大塊。不要調皮,和眠眠姐姐兩人分。給小胖子一個大蘋果。”這樣點點滴滴的細節,在文中比比皆是,讓人覺得鄧小平原來離我們的生活這樣近,在偉大的光環的背后,也有其充滿溫情與愛的一面。
鄧小平對待孩子的教育問題也不忽視,他在家庭中并不多言,不給孩子強加要求,說的道理也是格外樸實的,更多的是以身作則,用嚴而律己的行為影響孩子。也正是因為這樣良好的家教吧,鄧小平的子女日后分別在各行各業都做出一番成就。古人有句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是所有的領導人在運籌帷幄的同時也能做到齊家修身,而鄧小平都做到了,在大處和小處都展現出人格魅力,這也是他廣受愛戴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四 思考與感悟
鄧小平在文革時期的經歷,對于我們當代大學生思考如何面對困境是很有啟迪意義的。在文革十年,鄧小平作為原先的國家領導人,開國的功臣被打倒,從高位跌落只能在工廠做工,年逾七十卻還要照顧癱瘓的兒子,那時的他是要忍受多大的冤屈與辛酸,但他沒有消沉,而是從容冷靜,榮辱不驚。即使在低落的境況他中仍能看清形勢,不忘自己對國家和人民取下的諾言,一刻不停地思考國家的出路,爭取復出的機會。沒有人生來就是偉人,也沒有人能一直得到公正對待,真正可怕的不是被別人打到,而是放棄自己。即使身體被囚禁,思想的火花仍可以綻放,即使在逆境中也可以尋到希望。鄧小平是卓越的政治家,更是明事理的智者。鄧小平的經歷也讓我思考如何為人。鄧小平雖為國家領導,終其一生,說話卻始終是樸實誠懇的,做事始終是為國為民勤勤懇懇的。他曾說過“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也曾說過“我沒有辜負這幾年,做了應該做的事,做了好事,這輩子可以了。”這樣樸實的話語讓人感動。反觀當下一些領導,無法放平心態,神態是目中無人的,語氣是頤指氣使的,他們缺少的是一種修養。手腕,才干能讓人坐上高位,內在的素養才能讓人坐得穩。作為領導人不光要有政治才能與謀略,也要修身養性,保持平常心,不高傲不焦躁,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鄧小平就是最好的寫照。
另外,家庭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重要的。在家庭中,鄧小平是個很好的家庭成員,他照顧并無血緣關系的后母,他和妻子相濡以沫,以身作則教育子女,陪孫兒玩耍。無論是國家領導人還是平凡的父親,何種角色他都能扮演好,這和他平和的心態,溫情的性格有關,也是他智慧的另一體現。一些人有權有勢了就嫌棄丑妻老母,但他們忘記了權勢終歸是身外之物,可能在一朝一夕間失去,而親情卻可以是長久而溫暖一生的。鄧小平珍惜他的家人,也正是家庭的溫暖,使他從瓊樓高處跌落時,獲得一個軟柔的托舉。這也是他堅持下去的一個理由。
讀我的父親鄧小平,我再次認識鄧小平。他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會忘記他的貢獻;是一位好父親,給孩子樹立了榜樣和給予他們樂觀的力量;也是后人的榜樣,給當代人帶來啟迪,樹立起精神楷模。而他的那句話“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我們也會永遠銘記。
第三篇:《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讀后感
十年文革,其影響之深、涉及之廣、破壞之大,廣為人知。但其中的艱辛與沉痛,卻并非我們這些生于平穩年代的學生所能體會的。作為文革時期的一位重要人物——鄧小平,他那跌宕起伏的人生、光輝顯著的業績、卓越深遠的才略、坦蕩開闊的胸襟,都是值得我們借鑒與稱頌的。閱讀了《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后,受益非淺。書中講述了鄧小平在文革十年中的經歷,在中南海被軟禁三年,大兒子被逼得跳樓,高位截癱終身殘疾,他作為一個70歲的老人每天還要為兒子翻身,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文革時在江西剩飯也得吃,說來他對毛澤東也是有刻骨仇恨的,但他寫信給毛澤東表示對毛的衷情擁護并希望能有機會出來工作報效他,還保證永不翻案。當毛澤東放虎歸山之后他又系統的否定文化大革命,這為毛澤東所不容又一次被打倒。這些人所共知的事,正顯出了鄧小平的偉人風范。
前賢以正身為攬權之本。世事難盡如人意,人生在世,挫折在所難免。守正道,挫折成了“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增益其所不能”的成就大事前不可少的訓練。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記載了鄧小平的三起三落。而鄧小平之所以能三次復出,這和他的嚴于律己、為人厚道、辦事公正、顧全大局是分不開的。一個領導人以正立身,就永遠立于人民群眾這個大地母親身上,得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就會倒而復起,雖敗猶榮。十年“文革”早已結束了。這場20世紀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政治大劫難,早已化為一個遙遠的記憶,沉淀在了人們的回憶里。不過,雖然“文革”結束已有20多年,但是,每一個曾經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會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歲月漸漸流逝,光陰一去不復返,但那銘刻在人們心中的情感的烙印,卻永遠不會消失。十年“文革”,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極其特殊的一頁,也是足以讓千秋萬世去研究去回味的一個年代。十年“文革”,是發展到極端的錯誤的爆發性的大宣泄,是一個跌宕起伏而又極其復雜的歷史過程,也是一個不可更改的歷史的客觀發展階段。“文革”所留下來的,不只是沉痛和創傷,更有可以思考可以以茲為戒為鑒的重要歷史教訓。雖然在“文革”10年中,國家之損失、黨之損失、人民之損失巨大而慘痛,但是,它的謬誤給人們留下的教訓和警示,卻是極其重要的。可以認為,如果沒有“文革”這個慘痛的教訓,那么,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特別是我們的黨,可能還不會輕易地從迷霧中走出,可能還不會痛下改革的決心,可能還要在另一種形式的探索中走更加漫長的道路。
人們都說,“文革”結束后,鄧小平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進程。而鄧小平之所以開創這一全新的歷程,與國家、人民和黨在“文革”中所取得的教訓密切相關,與他個人在“文革”中的經歷和思考密切相關。正是在“文革”中,鄧小平和廣大干部群眾,真切地看到了真理與謬誤的鮮明對照,真切地看到了以前所沒有看清楚的許多問題,開始認識到必須解除禁錮、徹底解放思想,開始思考如何去開創一條全新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文革”中,鄧小平在思考,每一個中國的有識之士都在思考。正是有了這樣痛切的經歷,正是有了這樣深刻的思考,中國和中國人民才能夠走上全新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人們習慣于把在江西時那條由鄧小平在紅沙石地上踏出的小路,稱為“鄧小平小道”,并作為鄧小平進行思索的象征。其實,鄧小平對歷史、對現實和對未來的思索,貫穿著他的整個一生。這種思索,畢其七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始終不輟。在“文革”以前和以后的實踐中,特別是在“文革”的實踐中,鄧小平的確可以說思索得很多很多。通過這些實踐和思索,他終于找到了一個明確的目標,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在他再次復出后,他和他的戰友們,帶領全體中國人民,進行了新的探索。這個探索,不是輕松容易的,但卻是成功的。
一個人活在世上,應該怎樣做人,特別是為政者,亦即擔任一定職務的人,應該怎樣修身養性,怎樣富國安民,是千百年來史學家們從無數成功者、失敗者的人生軌跡中探賾索隱的熱門話題。而鄧小平的一生,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所表現出來的剛正不阿、不畏艱難、堅持到底的精神,不正是一位被人民所認可的優秀執政者所應當具有的嗎?一個執政者被人民認可,是需要證明自己的,而有時候,這種證明的代價就是犧牲。鄧小平在80年代初會見外賓時曾說,“文革”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時候,也許,他最深重的痛苦,就在于身處自己打下的天下,卻難以做到家庭與主義、慈父與政治家兩全吧。轉眼間,鄧小平離開我們已有七年多了,但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那豁達而自信的笑容,始終印刻在每一個人的腦海中。鄧小平無疑是一位慈愛的父親,但他更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是一位人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優秀領導人,如果沒有他,或許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步伐,就不會像今天這樣快捷。
第四篇: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讀后感
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讀后感
—小平,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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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里面記載了一位女兒對“文革”時期父親客觀的看法及評價,讓我看到了一個除了以前我們認為可親可愛的老人之外一個對文革期間做出了不可磨滅功績的人,讓我們看到了一幅幅那些慘痛的經歷。沒有鄧小平在文革期間的的摸索,我們真的無法想象。他在被批判期間說過一句話讓我深深的記住了,他說 “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黨內,做一個普通的黨員。”是他讓中國展開了一幅百年的新畫卷。
在文革初始,在一次會議上被要求做檢查,說他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批評,面對報刊的點名,面對對他的種種打擊,污蔑,甚至造謠中傷。鄧小平沉默,但是有誰知道他內心有多掙扎,也許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早就練就無畏無懼,也許因為在他六十多年的歷程中,早已有過不同尋常的坎坷磨礪,所以面對非常局面,面對不公平的待遇,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他雖不可能無思無慮,卻仍以沉默待之。
鄧蓉當時還是一個10多歲的孩子,面對始料不及的抄家,父母被隔離,兄弟姐妹被關禁閉,他們不理解,他們憤怒,但是他們從他們的父親身上或多或少得到一點冷靜的力量。鄧蓉說雖然父親從來堅強,從來遇險不驚,從來不喜怒于色。但是,與朝夕相處的孩子們分別,或許從此再也不能相見。對于他來說這是最大的傷害,政治上的遭遇再險惡也打不到他,但親人之間的生離死別是他最難接受的。中南海被軟禁三年,大兒子被逼得跳樓,高位截癱終身殘疾,在狂風巨浪的沖擊下,全家人緊緊依靠在一起。用信任和和親情相互安慰和支持,以獲得心靈上的鎮定。但這僅僅是第一次被打倒,更大的苦難還在后面。
鄧小平同志第二次被打倒又再復出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經歷。他是非常被動地被卷入這場運動的,沒有思想準備。面對造反派的誣蔑、不實之詞和批斗,他不可能心情平靜。但面對這樣的險境和逆境,他從容鎮定,堅韌地等待時機。他沒有放棄,他相信有一天他會回到黨為黨工作。正是這樣的信念讓他堅持下去,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
在江西時,在那個院子里,他們經歷了多少個日日月月與外面世界隔絕的日子。養雞,種菜,劈柴,去工廠工作,所有這一些,成了惡劣環境中的一些可以尋找的樂趣。“在經歷了這么多的生活和政治上的磨礪之后,他們明白,幸福只能自己尋找,自己去爭取。困難和憂傷,要用自己的堅強和努力去克服。樂觀主義在逆境中更要保持”。這些話,也給了我在精神上很大的鼓勵。
在被打倒期間,他為一個70歲的老人每天還要為癱瘓的兒子翻身,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文革時在江西剩飯也得吃,他也不是沒有恨的,但他寫信給毛澤東表示對毛的衷情擁護并希望能有機會出來工作報效他,還保證永不翻案。但他不是只考慮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問題,他更多是關注黨和國家的命運。他堅持學習、讀書、聽廣播,思考國家大事。他對問題的判斷、對國際問題的闡述非常精辟,受到毛主席的賞識和肯定。
他在寫自述時說:“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黨內,做一個普通的黨員”,黨籍,在有些人的眼中可能不過是政治的風向標,但在忠誠的共產黨員的心中,則是高于生命。作為一個有40多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他從來沒有因一時冤屈二喪失信心,從來沒有失去過希望,從來沒有放棄過可以爭取復出的機會。
在照顧好家里人和努力工作的同時,鄧小平同志給毛主席和汪東興大約寫了九次信,做政治表態、談家里情況,他一再強調表示要出來工作。特別是“林彪事件”后,小平同志的這幾封信起了很大作用,這對促成他后來再次復出起了關鍵性的決定作用。作當毛澤東放虎歸山之后他又系統的否定文化大革命,這為毛澤東所不容又一次被打倒。這些人所共知的事,正
顯出了鄧小平的偉人風范。他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對各種事的處理,體現了他在人生波瀾起伏的過程中的智慧和他的遠見卓識
十年文化大革命,有黨的多少老干部受盡了折磨和打擊。十年中,劉少奇,重病在身,受盡折磨,最后遭到遣送,慘死河南開封。而周恩來,偉大的中國人民的兒子,忠誠的共產黨員,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帶著無限的憂傷和悲哀離開了人世,他在最后的時間還在為黨解救一大批的老干部,不肯停下來只為了可以挽救中國更多。毛澤東也在他的理想和現實相互矛盾的情況下,帶著無盡的無奈和迷茫離開了世間。“文革”,十年之間就見證了這么多人世的變遷。還有更多更多的黨的領導人他們妻離子散,這些我們敬重的黨的領導人就這樣離開了我們,不可以說造成了毀滅性的災難。有一個鄧小平,他解救了中國。
就像書中說的那樣,十年文革,其影響之深、涉及之廣、破壞之大,廣為人知。但其中的艱辛與沉痛,卻并非我們這些生于平穩年代的學生所能體會的。作為文革時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那跌宕起伏的人生、光輝顯著的業績、卓越深遠的才略、坦蕩開闊的胸襟,都是值得我們借鑒與稱頌的。十年“文革”早已結束了。這場20世紀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政治大災難,早已化為一個遙遠的記憶,沉淀在了人們的回憶里。十年“文革”,是發展到極端的錯誤的爆發性的大宣泄,是一個跌宕起伏而又極其復雜的歷史過程,也是一個不可更改的歷史的客觀發展階段。“文革”所留下來的,不只是沉痛和創傷,更有可以思考可以以茲為戒為鑒的重要歷史教訓。
鄧小平的復出,是民望所歸,是對中國的前途命運至關重要的復出。鄧小平的復出之路是艱辛的,所有人都不會懂。他還要擔任著復興中華的責任,收拾文革留下來的創傷。他對歷史、對現實和對未來的思索,貫穿著他的整個一生。這種思索,畢其七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始終不輟。在“文革”以前和以后的實踐中,特別是在“文革”的實踐中,鄧小平的確可以說思索得很多很多。通過這些實踐和思索,他終于找到了一個明確的目標,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在他再次復出后,他和他的戰友們,帶領全體中國人民,進行了新的探索。這個探索,不是輕松容易的,但卻是成功的。
鄧小平有一個幸福、溫馨的凡人之家。他是一個孝順兒子,老繼母在他家里度過幸福一生;他又是一個溫和的父親,愿意每頓和兒女們一同進餐;會饒有耐心地守著爐火一塊一塊為孫子烘烤尿布。他和底層的普通勞動者有一種天然的情感融和。正是這一切,使他從瓊樓高處跌落時,獲得一個軟柔的托舉。這也是他堅持下去的一個理由。
在鄧小平的品格里,繼承了中華民族先賢古哲的一切優秀精神因子。刻苦、奮進、豁達、樂觀、無私、剛正、忍耐,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他在政治失意時,也不曾染上消沉、出世、淡泊。每一次政治上的重新起飛,都能以一種持續的連貫性,啟動中國政治停滯的車輪。這很容易使人想到對馬克思的那些評價:他的大腦就像一艘升火待發的輪船,隨時準備開往他要去的目的地。
文章的最后一句話,“爸爸,我們想念你”讓我深深的感動了,還有什么比這句話還能讓一個父親感動呢?鄧樸方,他記得父親鄧小平有一次曾經對他說,“我沒有辜負這幾年,做了應該做的事,做了好事,這輩子可以了”。這樣樸實的話比所有華麗的語言來的實在,讓我深深為之感動。
鄧小平,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每一個人都不會忘記他對中國的貢獻;一位好父親,給孩子樹立了榜樣和給予他們樂觀的力量。他慈祥,可敬可佩。他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我們永遠銘記。
第五篇:《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讀后感
《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讀后感
最近讀了毛毛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讓我感受到作為文革時期的一位重要人物——鄧小平,他那跌宕起伏的人生、光輝顯著的業績、卓越深遠的才略、坦蕩開闊的胸襟,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借鑒與稱頌的。毛毛通過本書展示了新中國歷史上最為曲折動蕩的10年,展示了中國人民糾正謬誤向真理邁進的歷史過程,她在書中向人們講述了鄧小平一生中最艱難的歲月,講述他如何憑借對國家和人民的忠誠與熱愛,憑借政治家的經驗和膽略去戰勝困難,并頑強不屈地追求真理的真實故事。
在文革初期,鄧小平作為“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全家受到株連,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改造。這是鄧小平一生中感到最痛苦的時期,但同時也是他文革中較為快樂的時期,在這里,雖然是文革時期,但卻并沒有像北京、上海鬧得那么的“熱烈”,加之又有毛澤東、周恩來的特別關照及江西的地方領導同志對他的尊敬與擁護,雖是在勞動改造,但活兒卻很輕松,可以當作勞動鍛煉,為以后的再一次復出作出了身體上的準備,在這里鄧小平真切地看到了真理與謬誤的鮮明對照,清楚地看到了以前所沒有看清楚的許多問題,開始熟悉到必須解除禁錮、徹底地解放思想,開始思考如何去開創一條全新的社會主義道路。
正是有了這樣痛切的經歷,正是有了這樣深刻的思考,中國和中國人民才能夠走上全新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人們習慣于把在江西勞動改造時那條由鄧小平在紅沙石地上踏出的小路,稱為“鄧小平小道”,并作為鄧小平進行思考的象征。鄧小平在江西被監管勞動期間,給毛主席、汪東興一共寫了9封信,保持同黨中央的聯系,談家事,作政治表態,并強調希望出來工作的意愿。林彪事件發生后,鄧小平給毛澤東寫的兩封信,對促成他的復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在信中談到了自己對林彪的一些看法,揭發并批判了林彪在黨的歷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的反革命兩面派手法和陰謀伎倆。同時,還有力地揭露了林彪假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之名,行“打著紅旗反紅旗”,準備奪權之實的反動本質、、、、、、他向毛澤東表示感謝,要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主席在信上作出了肯定的批示,1973年,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得以恢復。他第二次復出時,“文革”尚未結束,但他仍大刀闊斧地實行了一系列整頓,旨在“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他這樣做,不是心血來潮逞一時之強,而是治國主張、治國方略的必然行動。
然而,鄧小平因“全面整頓”“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違背了以階級斗爭為綱這一時代的“潮流”。“四人幫”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再次被打倒。鄧小平是一個沉默寡言而深思熟慮的人,當他決定全面整頓時,他難道沒想過,他所做的一切,極有可能再次置他本人于政治的深淵嗎?作為一個父親,他難道沒想過,一旦他再次倒臺,他的子女不會再度遭難嗎?況且,在“批鄧”剛開始的時候,他是有機會作一些違心的檢討,以求在茍且中保全家庭的,但鄧小平深知,就算再一次被打倒,他也要進行改革,復出的機會是多么的難得,時日已經不多了,更主要是因為他從不違背自己的原則!當然,他的整頓,不可能為當時的“文革”路線所容,他終于再度被打倒了。直到1977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前夕才獲得第三次解放。
由于林彪和“中央文革”要徹底打倒鄧小平,毛澤東對于他們的態度,不得不有所遷就。這是因為“文革”是采取一系列超越常規常理的做法,因為毛澤東
說,“文化大革命”要由“天下大亂”從而達到“天下大治”的方式去奪取社會權力和觸及“人的靈魂”的“政治大革命”和“靈魂深處鬧革命”,這一些勢必引起許多人的懷疑、抵制和反對。
毛澤東為何文革一開始就要打倒鄧小平﹐后來又起用他﹐再后又忽然將他打倒﹖此點書中記述頗詳。作者指出﹐毛澤東一直將鄧小平與劉少奇區別對待﹐不正式成立“鄧小平專案組”﹔再一次倒鄧時﹐仍堅持保留其黨籍。主要原因是﹐毛既欣賞鄧的工作能力﹐但又在對文革的評價問題上與鄧有心病﹐擔心鄧翻案。之前,鄧小平有對毛澤東保證過,復出后絕不會翻文革的舊賬,事實上他也確實這么做了,對于毛澤東,他從心底里發出最崇高的敬意,對這位老大哥一直從心底里的佩服,直至毛澤東去世之后,鄧小平還是對毛澤東一生的功與過作出了科學的、正確的評價!在這里,足可看出偉人的胸襟!
讀完此書,讓我深有所感,一個人活在世上,應該怎樣做人,非凡是為政者,亦即擔任一定職務的人,應該怎樣修身養性,怎樣富國安民,是千百年來史學家們從無數成功者、失敗者的人生軌跡中探賾索隱的熱門話題。而鄧小平的一生,非凡是在文革時期所表現出來的剛正不阿、不畏艱難、堅持到底的精神,正是一位被人民所認可的優秀執政者所應當具有的。鄧小平是一位慈愛的父親,但他更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是一位人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優秀領導人,面對“文革”這樣的逆境與險境,他從容鎮定、堅韌不拔,耐心地等待時機復出。假如沒有他,沒有了他的文革經歷,中國的歷史進程將會在進一步的探索中躊躇前進,就沒有現如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騰飛!
鄧小平,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參考文獻: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