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庸武俠小說對文化傳承的創意

朱寧嘉

鄧集田在2006年第４期《文藝研究》上撰文指出：

金庸的出現，無疑對中國主流文學界構成了嚴峻挑戰。這一挑戰的真正意味在于，“中國２０世紀建立起來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觀念體系，對金庸小說缺乏足夠的透視力、解釋力和包容性，因而在金庸小說面前，當前主流文學界明顯面臨著價值失范的危險，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失語狀態。”（鄧集田：《當前主流文學觀念體系的局限性》，《文藝研究》2006年第４期第53頁）

本文就試圖依托文化研究理論，調諧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學理論頻道，確立一種新的文化批評視角，探尋金庸武俠小說對傳統文化保存的意義及對20世紀文學創作的啟示。

一、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著眼，金庸讓傳統文化運行于當代思想提供的給養中

讓傳統文化運行于當代思想提供的給養中，這是對傳統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淀于歷史長河中的傳統文化的思想結晶，被從歷史深入打撈起來，集聚在與當代文化共同運行的思考之中，這種深入到歷史深入的思考，不是復活傳統文化曾有的樣子，而是使曾經鮮活的傳統文化的精神氣在當代文化的土壤滋養下，依然保持它曾經存有的鮮活。

舊的、通俗的文學樣式，并非一定就與現代的、高雅的文化水火不相容。“大作家的出現，可以提升一個文學類型的品格，這點早被中外文學史所證實。”（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王敬三編《名人名家讀金庸》，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頁）金庸就是成功融匯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文化精神，將武俠小說提升到新的境界的這樣一個大家。

金庸小說創作，一方面從傳統文化資源中汲取大量的營養，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靈感、想象和才情綜合運用傳統文化資源。

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源，在經濟愈益走向全球化的時代，更應該強調對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這方面，金庸先生為我們作了很好的垂范。對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弘揚，我們當務之急不是批判與拋棄，而是在取其精華、剔除糟粕的同時，積極發掘與弘揚傳統文化的精華。對傳統文化資源進行怎樣的再度挖掘與創造，使之成為文學創作的泉源，我們可以從金庸作品中吸取養料。

對此，早在1996年第一屆金庸學術研討會上，浙江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盧敦基在《金庸新武俠小說的文化與反文化》中就有探討。他指出“金庸作品具有文化意蘊，首先是指出同時也是常為人所忽略的便是他窮盡心力描繪的人間世相；在這里，實際上表現了金庸對于傳統文化的深刻把握。其次也是最明顯的，就是金庸作品有著厚重的傳統文化思想，用其作為武俠小說的深刻內涵；金庸的三部巨著《射雕英雄傳》、《笑傲江湖》、《天龍八部》，與我國古代儒、道、釋三家的文化思想遙遙相對。更可貴的或者說最重要的，金庸武俠小說在傳統思想的模式里注入新的血液，為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作出了嘗試，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現代的自由思想改造了傳統文化，成功地將傳統思想與現代文化結合起來。（《金庸研究 創刊號》第60頁至第68頁。）

對金庸如何在小說中充分激活中國傳統文化，將傳統文化元素有效地轉化為小說的文學性資源，鄧集田在他的論文中，在與尋根文學的比較中，已經有精彩而充分的展開（鄧田集：《當前主流文學觀念體系的局限性》，《文藝研究》2006年第４期第58頁），不再作添足之論。

借他的精辟論述旨在說明，對傳統文化資源的最好保護，是怎樣運用富有創意的方式對傳統文化進行重組與再造。金庸武俠小說的成功，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借助武俠小說這種傳統文化體裁，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適宜最廣大華夏子孫的再創造，這不是理論的推論能成就的。”文化是一個既虛又實的東西，因而要想使它成為有效的文學資源，作品中就既需要有開闊空靈的意境來聚合與提升這些文化資源，使之有一個可以棲居的詩性的'家'，又需要對文化元素本身進行具體而微的精妙描寫和藝術處理，將其所蘊含的文學潛質充分地開掘出來，使死的元素變活，使之真正獲得生命。'家'和'生命'兼備，文化才能舒適地棲身于文學。“（鄧田集：《當前主流文學觀念體系的局限性》，《文藝研究》2006年第４期第58頁）利用的是傳統的武俠小說，賦予的是現代的思想，即讓當代的文化滋養中華傳統文化，讓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一道運思，從而創造出有別傳統的新武俠小說。

中華傳統文化資源極其豐富，但由于缺乏好的創意和再造能力，致使傳統文化資源不是閑置浪費，就是大量流失，或為外國文化所利用。眾所周知，《花木蘭》和《寶蓮燈》這兩個在我國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美國好萊塢把它們拿去加以文化與技術的改造，拍成動畫片，通過全球的銷售網絡，廣泛傳播，從而創造了驚人的票房和影響，這就是好萊塢對傳統中華文化的改造，我們除了焦慮而無所作為。

在全球化背景下，僅僅倡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號，對民族文化的國際化推進并沒有什么切實的的作用與意義的。我們可以蔑視好萊塢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將目光僅僅投放在最沒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功夫“上，盡管可以蔑視好萊塢的中國面孔已經拼貼的是中國文化的邊角余料，而好萊塢的中國的進一步擴大，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這一點，那才是我們最可輕蔑的了。

金庸小說的一個可貴價值也正在于，他以自己的文學嘗試和藝術作為，較好地傳承了中國本土文化和文學傳統，有效避免了２０世紀中國主流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出于種種現代性焦慮而導致的文化和文學資源斷裂、本土性流失等致命問題，從而成為一個獨特的存在。（鄧集田：《當前主流文學觀念體系的局限性》，《文藝研究》2006年第４期第59頁）

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出路，只有從社會經濟發展中審視定位，從文化受眾需求中探尋方向，從現實生活中吸取養料，從現代精神中激活感情，從文化碰撞中開拓新意，才能生生不息、綿延不絕。

金庸在描寫個人與世界的關系時，他明確告訴你世界是一個血腥的、苦難的世界，個人無力改變，個人可以做的是如何潔身自好？大處，金庸以深沉的人道主義克服樸素的愛國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之間存在的內在矛盾，小處，金庸對其間群體關系的微妙洞悉和對置身事態中人物心性變化的分寸拿捏，往往恰如其分。金庸書寫，不只在丹心俠骨、鐵漢紅顏之中流露出深厚的中華文化內涵，還特別注重歷史、地理、人物、事件的真實感，尤其是后來幾部作品中，對中國政治文化問題的刻劃，更是入木三分。金庸的文字和對白比較接近傳統章回小說，但故事結構與敘事方法，都融入了不少好萊塢的電影手法和現代的心理描寫，而主要人物的塑造，詩性空間的拓展，生命意義的追問，顯然受到了西方近代文學作品的影響。

文化的弘揚和保護，不在于花巨資把傳統文化的物質形態束之高閣，建幾座博物館，保存一些傳統的音像資料，還有在某些與史實沾親帶故的風景區，蓋幾間房子，寫幾幅對聯一掛，仿佛就將文化發揚起來了。文化的真正弘揚和保護在于通過自己的創造，讓人記住歷史。金庸的《神雕俠侶》讓人們記住了元好問原本不太出名的那首詞中的詞句：”問世間情為何物“。《天龍八部》并非金庸所創的這一書名，雖取自佛經，但卻是因為金庸的生花妙手才名聞遐邇，才使”天龍八部“贏得了獨特的含義。

金庸武俠小說并不單單著力于弘揚傳統文化，追求高蹈豪邁的思想；更看重生動形象的塑造、生動曲折情節的細節作品在人性和人情的表述上的創意，以便為更廣大讀者接受。

在形象塑造上，消除了人物臉譜化的做法，側重于形象的復雜性，即具體個體身上，展示善惡好壞相互對立、相互轉化的一個辯證過程，對待感情問題雖然悖離理性卻合乎人性與人情的深刻性。譬如對待愛情，明知自己所愛非人，是一個不為社會價值觀所肯定的對象，依然一往情深無怨無悔地愛著對方。這是一種建立在對人性的復雜性的深刻體認基礎上的人物塑造。

金庸將中西文化的精髓融于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中，從而使中華文化在獲取了最大的讀者的同時得以根植百姓心中，成為百姓尋常生活的精神支柱。文學內容形式的邏輯劃分是為了便于研究，在小說中，二者是相互依存互為作用的。中華文化的精髓得以在最廣闊的日常生活土壤中生存，也在于小說形式本身是傳統與現代的對接。金庸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在他的小說創作中他努力踐行這一想法。一方面他自己也認為，如果說他的作品有什么價值，”我想只有一點--'民族形式'。武俠小說是我國文化中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著：《三劍樓隨筆 從一位女明星談起》，第202頁，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另一方面，他又深諳小說創作推陳出新的重要，努力吸納藝術的各種現代創作與表現方法。

《雪山飛狐》，表面上看來采用的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章回形式，但是，金庸把一個發生于一百年的故事濃縮到一天中來抒寫，這一方式恰恰是較現代的戲劇創作方式。而小說最后為人們津津樂道的那一刀，這一開放性結局的運思，更是現代小說表現手段的成功借鑒與運用。記得粉碎”四人邦“不久出品的由楊延晉導演的《小街》，也采用了開放性結尾，這在當時給人留下多深刻的影響，時至今日這一影響依然鮮活于眼前。就我個人的記憶，依循時間順序，對開放性結尾的采用，金庸在楊延晉之前，而對開放性結局的感受，楊延晉在金庸之前，而開放性結局給人的震憾，金庸又在楊延晉之上。或許因為那是愛恨情仇的聚焦，更是攸關生死的一瞬。

此外，金庸小說在以章回的形式承傳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又恰好適應了現代報章連載的形式要求。現代傳媒廣泛而強力的影響力，不只給他的小說創作帶來豐厚的經濟匯報，更重要的是與此同時也使他的小說獲得了最廣泛的社會效應與較強烈的社會反響，激起并喚醒了大眾，尤其是置身海外的華僑族群對中華文化的思鄉之情。

”金大俠長期居住在香港這個中西文化的交匯點，早年還曾經在美國耶魯大學修讀，但他一直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情有獨鐘，并通過自己的作品在傳播國學方面作出別人難以企的貢獻。他的經歷和成就證明：深厚的國學素養和以西方文化為主要內的現代文明，不只是不矛盾的，而且可以是相輔相成的。“（鄔鳳英《從金庸支持復興國學談起》，見2005-8-3《中華讀書報》）文化內容的大規模傳播，文化內容在不同的語境中頻頻呈現，包括在不同的國別、不同的讀者群、不同的媒體，內容的非語境化不斷改變著文化內容的原初意義，由此投射出新的內容或改變了的意義。也許在不斷的被復制、并置和剪輯的非語境化過程中，每一文化元素的有效性會降低，但是，也導致文化的全部象征內容的大幅度增加，或者說是它的詩性空間得到不斷的拓展。

二、從藝術傳播的角度著眼，以最經濟的商業運作實現了最廣泛的文化傳播

在文化傳播的成功商業運作中，金庸作品不只找到了最廣大的讀者群，中華文化的種子也得到最廣泛的播撒。

非物質文化遺產只有融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并在最廣大人民的口耳相傳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護和傳承。我自己也是學習文藝理論出身的，也有著濃郁的文化精英思想，也曾相信大眾需要啟蒙，只是伴隨世事遷移，漸漸發覺真正文化的傳承力量來自民間。

如果說美術作品的社會價值往往呈現出古董效應或經濟價值的實現具有社會的滯后性，作品在它面世的時候不為時人所賞識，往往在作品流于市場很久，甚至于在創作者去世之后才逐漸為人們所意識的話，而文學作品的社會效應的產生與美術作品有些差異，或許，對于創作者而言，文學的和藝術的一樣，往往可能得不到及時的經濟回報，但是，文學作品的社會效應，如果在當時就汲汲無名，缺乏源自當時社會一定讀者群的認同或部分欣賞者的追隨，那么，它們早就被時代的洪流淹沒或歷史的時光消蝕了，作者的思想又怎樣得以傳播呢？即使作者所刻畫的形象顯現的思想意識和觀念遭遇時代主流意識形態的打壓，但是，小說的觀念思想一定的一定程度為人們所認可。

卡夫卡的作品要不是他的朋友沒有執行他的遺言，付之一炬，又怎能為今人所知呢？同樣，塞萬提斯的嘲諷武俠小說的小說《唐吉訶德》，出版后便風行一時，在初版出世后的數星期，里斯本一地就出現了三個翻版本。中外概莫能外。留傳于世的《詩經》中的詩歌，許多是來自民間的，傳世唐詩在它們出現的時代已經廣為人知了，白居易詩引發的洛陽紙貴，表明他的詩作在當時就已經廣為人們傳頌，同樣，為詩人本人認為是不入流的宋詞，也因為它的通俗性，反映的是人性本身的種種渴望，從而成為一個時代文學的代表樣式，元曲、小說都經歷了從市井溝欄走向藝術殿堂的轉化過程，中華的文化也就是在這種所謂不入流的烏合之眾的喜聞樂見中，得以廣泛流布與傳承。

金庸作品在大陸與臺灣的傳播曾遭遇極其相似的經歷。上世紀七十年代前作為不受當局歡迎的書而遭遇封殺，即被列為禁書得不到官方許可而出版，八十年代初禁令解除，步不瓊瑤言情小說搶灘大陸之后，成功引發大陸第一次金庸武俠小說閱讀熱。當時自己正在上大學，記得一本《書劍恩仇錄》只許借一晚上，別的同學正在后面挨個兒排除，等著手頭自己正在閱讀的這本金庸的書。

金庸的《射雕英雄傳》蟬聯去年香港公共圖書館”書王“，共被借9777次，成為990萬本藏書中外借次數最高的書籍，其次是羅琳的《哈利·波特5》中譯版和藤子不二雄的《多啦A夢》。

據香港媒體報道，在香港康文署統計的2005年各類別”熱爆“外借書籍中，英文小說以羅琳的英文版《哈利·波特5》最受歡迎，但外借次數只及《射雕英雄傳》的1/3。

鐘禾《〈金庸射雕英雄傳〉蟬聯香港”外借書王“ 》（見2006-2-7《東方早報》）

金庸武俠小說的創作，我們知道是在當時被具有沙文主義思想的我們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而香港文化創作的商業運作方式，小說創作必須考慮運用怎樣的方式吸引最廣大的讀者，這樣報紙才能生存下去，而報紙的生存完全依靠商業運作，就要策劃有市場和讀者的文學創作，這使得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從一開始就有為產品的產業化運思，增加作品的娛樂性。也就是說，香港的商業文化成就了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化商業。

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首先要考慮的是讀者，考慮市場，而不是傳統精英文化的文以載道的宗旨。作者在娛樂性通俗讀物的寫作上，在戰略上，從一開始就卸下文學創作載道的沉重使命，但是在戰術上表現了高度的重視，單從金庸對作品語言的多種精心考慮，我們就可以體會到作者創作態度的認真和嚴肅：

據我寫《書劍恩仇錄》的經驗，因為這是一部以清代為背景的小說，所有現代的語匯和觀念我是以絕大的努力來避免的，比如我設法用”轉念頭“、”尋思“、”暗自琢磨“等等來代替”思想“、”考慮“；用”留神“、”小心“等來代替”注意“等等。（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著：《三劍樓隨筆 從一位女明星談起》，第201頁，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

因而，新武俠代表作者、《昆侖》的創作者鳳歌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的時候說：”金庸的文字其實源自紅樓水滸等傳統小說，平淡實用，敘事能力很強。“"金庸對我影響很大，因為他是惟一讓武俠融入主流文化的武俠作家。” 吊詭的是，恰恰因為作者在戰略的輕視，在戰術上的重視，反而成全了它最廣泛地傳播作品的文化思想的業績，“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

金庸作品的影響深入人心，當年，在茶樓談及作品中的某一內容，如果忽然想淡起來的話，茶樓的女招待和鄰座的茶客都會隨即插口進來告訴你。《書劍恩仇錄》出來時，“談起這部書或寫信給我的人中，有銀行經理、律師、大學的講師，也有拉手車的工人，有七八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歲的小弟弟小妹妹。”（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著：《三劍樓隨筆 從一位女明星談起》，第201頁，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

當然，作為作者，金庸的小說創作更多更直接的考慮是如何創作生動而吸引讀者的作品，這與實現作品最大的市場化也是相一致的。文化產品的市場運行機制的作用，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的操作作用，毋庸諱言，還是潛在地具有一定程度影響甚至降低藝術作品的藝術質量的問題存在，尤其是在文化市場開放的最初階段或者說是通俗小說對讀者開禁之初。

但是，有市場意識并不意味著必然迎合市場，也并不意味著迎合觀眾的口味，觀眾的口味也并不必然是庸俗的。如果說嚴家炎說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是進行了“一場靜悄悄的文化革命”，其中，“文化的革命”就是如何利用傳統文化資源進行文化的再生和創造；那么，金庸武俠小說以最經濟的商業運作方式，打造以小說為核心的產業鏈，實現最廣泛的文化傳播，這所進行的是另一場靜悄悄的文化革命。

金庸從藝術作品的創作開始，就考慮市場但又不惟市場，卻最終實現文化產品的最大市場化。金庸的藝術創作與他辦報的指導思想是相一致的，是暗合了康德的審美的最高境界的，即“無目的的合目的性”。

“事實不可以歪曲，評論大可自由”，如果說《明報》在創辦初期是以金庸武俠小說來吸引目光的話，到了1960年以后則進入了以政論贏天下的查良鏞時代。

查良鏞時代的贏得，源于金庸提出的公正、善良、獨立的辦報宗旨，即報人要有自己的立場和態度，而不是下三濫的講金錢的報紙，不屈服于商業利益或者權力，從而打造報紙的公信力所在。辦報紙客觀準確最重要。（鄒虎/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報界宗師金庸》）

此外，市場也有它的一套評價機制與評價體系。如果說政治集權社會是在生產環節上進行圖書審查，那么，在一個寡頭壟斷的市場民主社會則是在發行環節上進行圖書審查。如果一本反現行體制的或者被認定是反現行體制的作品在集權社會遭受冷遇，我們是知道個中的緣由的，但文學作品遭受民主市場冷遇時，我們卻往往很難說清個中真正的緣由，因為文化生產者的生產能否順利通過市場一系列的審查取決于多種因素，“包括特殊文化形式中的組織規模、組織的制度化程度、高層管理人員的控制力度和特殊受眾對文化的精神食糧偏好的穩定性。” “超級市場以其自身的方式進行審查的程度同文化部審查的程度是一樣的。”（戴安娜·克蘭：《文化生產：媒體與都市藝術》，趙國新譯，譯林出版社，第78頁，第76頁2001年版）在市場民主社會中，一部成功的作品應該既是商業成功的暢銷之作，又能獲得有影響知識分子期刊的肯定評價之作，而且它還必須是文學而不是娛樂的嚴肅小說。而且，在一個多媒體傳播并日益分散社會讀者群的今天，分眾的結果是作品鎖定特定目標讀者群，而處于同一目標群的讀者，他們對某一類作品的欣賞能力也在閱讀過程中得以不斷提高，要求專業化創作能力也日益跟進，讀者的口味變化是快捷而難預測的。

金庸武俠小說的創作與傳播，應該說從一開始就自覺以市場為運思的。他的以市場為運思的自覺體現在二方面：一方面，他的創作與市場的賣點始終是聯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他自覺利用現代報紙這一大眾媒介的傳播。

在改革開放的80年代，大陸文化產品還沒有文化市場化的概念，金庸作品于90年代末再度在大陸掀起熱潮，正是文化市場化在大陸的第一輪興起，大陸文化產品市場化的這場文學革命，是港臺的文化人所掀起和帶動的，始于港臺歌曲的大陸市場的搶灘，到瓊瑤言情小說的風行，及金庸武俠小說的廣泛流布。對于金庸小說在文化產品市場化或者說產業化中，對武俠小說進行的創意及由此帶動的文學的文化革命，據筆者的有限閱讀，還沒有研究者給予過系統的關注。盡管我們知道金庸和他的老同學已故浙江大學教授沈德緒，他們都寫了14本書，金庸是14本武俠小說，沈德緒是14本農業科學方面的學術著作，但是，對于著作的創作個體所能享受的著作權和經濟方面的待遇，那卻是不可同日而語了。沈德緒生前反復提及的就是：金庸出了14本武俠小說，成了億萬富翁；沈德緒自己改良農產品品種的科研成果，成為指導許多地方農民致富的技術指導，并為地方創造了相當可觀的經濟價值，而他自身則落得個兩袖清風！他的著作出版還需要國家的科研資助。其間，著作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尤其是創作個體的經濟待遇相差懸殊，原因是當時香港與大陸對待文化的態度差異，由此導致對文化產品經營方式的差異，我們缺乏對文化產品的市場經濟運作。這也啟發我們思考：怎樣做？才真正體現出對文化個體勞動者勞動的合理肯定，保護文化個體勞動者的勞動熱情和積極性，從而鼓勵和激發文化勞動者的創造力。

金庸的創作始終是面向最廣大的消費者，因而，他的武俠創作既考慮藝術效果，也考慮市場可能。藝術性和商業性兼具。

《金庸評傳》的作者孔慶東說：“金庸的頭腦，不光是一個小說家、一個藝術家的頭腦，他同時還有商業頭腦。”1959年金庸自立門戶辦《明報》，據說是覺得“自己的小說發表在人家的報紙上，給人家的報紙賺錢，怎么算也是吃虧的事情。”其實，這只能算是一種調侃。真實的情形應該說是，《明報》創辦之初，小說的連載立下了汗馬功勞；如果沒有連載小說，《明報》連萌芽階段都挺不過去；而《明報》的查良鏞時代的贏得，最終靠得是金庸尊重事實的政論與時評。金庸具有商業頭腦，還在于他敢于在香港這么一個媒體非常發達的地方辦報，而且不僅辦成了，還將事業成功地拓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報業集團。

《飛狐外傳》中金庸小說創作開始采用“連環格”，《射雕三部曲》則是連環格在長篇小說中的自覺運用，這種讓不同時期創作的小說在情節上發生關聯的連環格的使用，從藝術上考慮是增強不同小說之間彼此的關聯，以增強作品的歷史真實感；而從市場考慮，引發讀者產生欲罷不能的閱讀欲望，閱讀了這一本還產生渴望閱讀與此相關的另一本小說的欲望。“這是極有藝術眼光，又有市場眼光的。”（孔慶東：《金庸評傳》第102頁，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三、積極創意，打造武俠文化生產與傳播產業鏈

文化的時代發展要求藝術生產的越界融合，也為武俠文化產業鏈的打造和廣泛傳播提供助推作用。“自司馬遷在《史記》中為游俠立傳，到今天各路武俠派別紛紛出現，縱觀武俠小說的發展史，每個時期都有其代表性，每個地域又有不同特征，當今最明顯的一個特征就是：以市場化的武俠傳媒為核心，形成了創作界、傳媒界、理論界、產業界的界域融合。”（2006-4-4〈北京娛樂信報〉，作者：張守剛〈縱觀武俠小說發展史 千年江湖以文為劍〉）

金庸武俠小說的傳播，文化產業的打造也是進行了積極的創意與策劃的。有人認為金庸小說80年代大陸搶灘，最初的知名度是建立在他對盜版他的作品的默許基礎之上的。這讓人想起三四十年代左翼作家從全國匯聚上海時，為擴大文學作品的現實影響力，一開始也是采取對盜版的默許，甚至從某種意義上鼓勵盜版以傳播思想。

如果說，金庸最初對盜版的默許還得考慮時代的因素，當時客觀條件限制他對盜版作品叫板，而這種默許無意間成就了他小說影響的擴大神話，那么，一元錢版權應該說是成功的商業營銷策劃。我們知道成功營銷中有一條策略即制造事件！金庸以一元錢--一個象征性的價格，把版權賣給了中央電視臺中國影視攝制中心，這是一個非常空前的成功舉動。金庸深諳媒體的宣傳力量，并有意識地充分加以利用。企業需要排長隊花巨資才能上央視做廣告。金庸制造一元錢版權事件，一方面，以自身名人效應的無形資產贏得最充分的廣告效應，同時，又為他的武俠小說廣泛傳播尋到影響力最廣的全國性官方媒體，以最經濟的方式將小說與影視傳媒聯系在一起。

積極創意，以其他形式再次改進小說素材，如精裝本、平裝本、口袋書，拍成電影電視，改編成漫畫和連載等等，在最廣泛的復制中建構起產品的產業鏈，最大限度擴大產品的社會影響同時，實現文化最廣泛的傳播，獲取產品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的最大化。在一個讀者口味多元快速變化的時代，創作者對目標讀者群的需求的越多關注與關心，催生形式多元的經銷方式，讓最廣泛的讀者能在多樣可能中通過多種渠道獲取文化信息，這不僅積極促進傳統文化的廣泛有效傳播，相當程度上有效地保護了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

我們知道，1957年到1959年連載于香港《商報》的《射雕英雄傳》的極大成功，促使金庸下決心自立門戶，自己創辦一份報紙，在自己的報紙上連載自己的小說。

《連城訣》是1963年為《明報》和新加坡《南洋商報》合辦的《東南亞周刊》而寫的。上個世紀60年代，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它的影響所在，盡管大陸市場還遠沒有向它們開放，但在當時已經獲取了東南亞中華文化圈的最廣大讀者，他的作品在當時就經常使用多種東南亞文字同時出版和刊載。

現代報紙這一大眾傳媒與新武俠小說對于金庸而言，是相互依存的雙贏事業。在現代傳媒競爭極其激烈的香港，金庸的《明報》最初得以生存，是部分得益于金庸的武俠小說，而金庸的武俠小說得以廣泛流布，又有賴于他將現代傳媒積極主動地拓展到不同的文化市場。金庸不僅不丟失任何可能的市場與讀者，并極力擴大小說可能潛在的讀者市場，通過各種方式，語言的當地化即為一種。這不僅積極促進傳統文化的廣泛有效傳播，而且讓這種具有產業化潛質的新武俠小說中外咸宜，中華文化在這種廣泛的傳播中落地生根于尋常百姓生活，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有效地保護了傳統文化的傳承。

且不說根據金庸作品的仿作、續作在市場上不勝枚舉，多得去；也不說根據金庸的作品而改編成各種其他的藝術形式。單就影視界，我們知道，根據金庸作品改編的影視劇已經形成了產業，并且產生了與韓劇、日劇等并列的“金劇”一詞。此外，還產生由金庸作品改編的新的藝術樣式。

廣州出版社2005年12月正式推出了全新修訂版口袋書《金庸作品集》，其中“射雕三部曲”的第一部--《射雕英雄傳》作為最廣為人知、深受歡迎的金庸作品最先面世。

口袋本定價極具震撼力，出版方力推8元本概念，全套共計36冊，買齊全套僅288元。（2005-12-22《新華網廣東頻道》載《新修訂版口袋書〈金庸作品集〉低價推出》）

金庸授權大陸的機構和出版商的非電子版與電子版的金庸小說漫畫在大陸出版，《新華社》和《光明日報》分別就此作了報道。

新華社杭州05年４月３０日專電，大陸首部金庸小說漫畫本－－《天龍八部》漫畫精華本２９日在杭州首發。《天龍八部》漫畫精華本共９０余頁，全彩頁設計，改編和講述了入選大陸高中語文《讀本》的那段“蕭峰上少林”的故事。精華本由上海文藝出版總社動漫中心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聯合出版，知名漫畫家郭競雄擔任繪畫。漫畫中的動漫形象得到了金庸的高度肯定，并題詞表示：“熱誠期望中國人的漫畫成功進入世界市場”。(新華社杭州05年４月３０日專電，記者張樂、余靖靜《大陸首部金庸小說漫畫本出版》)《光明日報》2005-8-30報道，新聞出版總署所屬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與通力計算機通信技術（上海）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中國DigiBook數字出版研究中心，近日將采用了最新的技術首次在內地推出金庸的武俠名著《射雕英雄傳》、《笑傲江湖》的漫畫電子書。其《射雕英雄傳》約有50集，每集收費1元。讀者可方便地從網上下載并收藏。(2005-8-30《光明日報》刊載記者邢宇皓《金庸小說漫畫“登陸”內地》報道)金庸已是一個商標一個符號。2006-3-31《人民日報》上發布了一條《金庸小說被大面積搶注商標》的消息。這表明人們對金庸品牌價值的全面開采已經不局限于文學領域，已經跨越行業邊界，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使用金庸作品的文化附加值。消息稱記者王煒 秦佩華：

通過國家工商總局官方網站進入中國商標網進行查詢，輸入“笑傲江湖”、“天龍八部”、“射雕英雄傳”等金庸武俠著作名稱，發現均已被大面積注冊。這些“大名鼎鼎”的商標覆蓋了煙草、酒類、服裝、飲料、藥品、游戲、軟件、文化用品、旅游、電腦周邊，乃至殺蟲劑等幾十種產品，注冊這些商標的企業也來自全國各地，跨越眾多行業。

記者粗略統計了幾部最具代表性的金庸武俠作品遭搶注的情況。“笑傲江湖”共注冊了25類商標；“天龍八部”共注冊了20類商標；“鹿鼎記”注冊了10類商標；“神雕俠侶”注冊了11類商標；“射雕英雄傳”注冊了3類商標，而“射雕英雄”注冊了5類商標。還有很多商標使用了著作名的諧音，如“倚天屠龍劑”成為一種殺蟲劑的商標。

另外，“郭靖”、“小龍女”等金庸小說中的著名人物也被大量注冊成商標，記者甚至還查到了一個注冊為“金庸之火”的熱水器產品商標。

暫且不論事先沒有經過授權就使用金庸作品的名稱注冊商標的行為是否妥當，可以肯定的是金庸作品的深入人心以及它極具的商業開發價值。如果我們能夠摒棄原有的將精英與大眾對立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正視文化產品的巨大文化價值的實現，往往可以通過市場的途徑，也就是說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可以經由市場獲得雙贏，像韓流一樣重視對自己影視作品的附屬產品的推介，那么，就真正開始學習打造一條真正的文化產業鏈，也因此可以開始嘗試將“武俠產業化”，與IT行業、電影道具行業、武術團體、武術學校等建立多層次合作。

最近，在06年的第三期的《文學自由談》上拜讀到一篇題為《什么時候讀金庸》的文章，作者的結論是：“生病的時候”，進一步的解釋是人處于一種非正常的情況下，最適合讀金庸，“讀金庸，病可愈也。”這病還包括他孩子在非典時期患上的無聊癥。文章最后他鄭重建議：“愿天下生病者皆讀金庸。當然，不生病也是可以讀的，只要不讀出病來就成。”（）我知道這是位北師大的老師，我還知道他是研究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的學者，因而，對他的態度我是非常理解的。他的寫作倒是引發我如下的思考：在一個口味多元化的時代，創作的目標讀者群越明晰，文化傳播心中多些對讀者生活方式改變的關注，多些對讀者閱讀情趣與可能的考慮，那么，從創作到傳播都能得到越多讀者的認可與買帳，從而切實地將文化的種子播撒到當代更廣闊的生活土壤中生根萌發，是不是較拘泥于文化概念的價值評判與理論推衍更重要！

不管人們怎樣非議金庸，作為文壇長青樹，至今他依然引領著時代閱讀的潮流。近日，著名文學網站“紅袖添香”在它的中學生用戶群中所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誰是對你影響最大的現當代中國作家--問卷中，金庸依然位列對青少年影響最大的十位男作家之中。

如果說易中天今天的走紅，最初是無心裁花的結果，那么，金庸華山論劍、研究生招生、開辟網絡金庸茶館等一系列活動，則可以看作是將他的“武俠小說” 產業化的有心裁花之舉，產業化經營是打造金庸文化產品產業鏈的推手。而且，他對文化的經營，我們可以發現并不是直接為賣錢的經營，“一元錢版權”事件是最好的例證。正如他對張三豐劍術的推崇一樣，他對文化的經營是“無招勝有招”的至高經營，是立足文化傳承與弘揚文化發展的經營。所以，孔慶東講：“他的武俠小說的創作就不僅僅是為了給自己的報紙促銷了，而是更加有意地表達自己對政治、對社會、對人生的種種見解。”

第二篇：金庸武俠小說賞析

金庸的小說塑造了很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比如郭靖，楊過，張無忌，韋小寶，也創造了很多愛情故事比如郭靖與黃蓉，楊過與小龍女，同時金庸小說里還蘊藏了更為深刻的哲學思想，而這些哲學思想正好體現了是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與國民習性。下面我們來一一具體分析。

金庸小說里唯一有關聯的就屬射雕三部曲，射雕三部曲其實也是英雄三部曲，這三部小說里面描述的都是英雄人物，都是大俠，先說說《射雕英雄傳》。這是一部氣勢恢宏的巨作，里面的武有武的精彩，俠有俠的感人，情有情的魅力。金庸的武俠思想在這部著作里得到了最好的體現，那就是宣揚一種反侵略，反投降的基本立場，宣揚一種樸素的愛國主義，深沉的人道主義。一個人的所作所為正確與否是以是否造福于民為標準的。英雄的出現就是為了救民于水火中，這就是一種俠義的精神。

《神雕俠侶》可以說是一部愛情百科全書，里面的愛情之美，愛情之壯，愛情之甜蜜，愛情之悲苦都寫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特別是楊過與小龍女的愛情在曲曲折折之后最終走到了一起，在經歷血雨腥風的江湖后最終歸于平淡，“平平淡淡才是真”，兩人為國為民后就告別群雄攜手歸隱。《神雕俠侶》里最感人的一段莫過于楊過與小龍女十六年后相見的那一剎那，經歷十六年的漫長等待，楊過成熟了，從一個玩世不恭的少年成為了一個真正懂得愛情的男人。

《倚天屠龍記》里的張無忌其實算不上一個合格的英雄。他既沒有英雄氣概，又沒有政治才能，在愛情上又是拖泥帶水，唯一的強處就是武功高強，可以說張無忌是政治與愛情上是無能的。這部小說最感人的不在于男女之間的愛情，更多的是在于男子與男子間的情義，張三豐對張翠山，謝遜對張翠山父子，武當七俠間的兄弟情誼都在這部小說里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張無忌雖不是英雄，但我們反而覺得他更為親近，更為可愛，因為他跟我們普通人一樣，有一樣的缺點，有一樣的無奈，他可以做我們的朋友，而且是那種善良的，又可以幫助我們的朋友。

《天龍八部》是金庸小說里篇幅最長的兩部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結構宏偉，人物眾多。刻畫最為顯著的還是里面的三位主人公——頂天立地的蕭峰，癡情善良的段譽，渾金璞玉的虛竹。“天龍八部”在佛學上指的是世界上的蕓蕓眾生，而整部小說里透露出一種“無人不冤，有情皆孽”的思想，籠罩著佛法的無邊大超脫，而在每逢動人處，我們會感到希臘悲劇理論中的所謂的恐怖與憐憫。正好驗證了西方哲學中關于人類生存的荒誕性的理論。

《笑傲江湖》中的“笑傲”指的是一種樂觀超越的態度，用這樣的態度來笑眼看人生，笑眼看江湖。小說里面的主人公令狐沖是一個追求自由，追求個性解放的隱士。他雖然從小接受規規矩矩的教育，但不符合他的個性，所以他不自覺的喜歡結交朋友，喝酒，說話也很隨意，這才是他的本性。這部小說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反面人物的刻畫，通過反面人物的塑造來揭示人性惡的一面。岳不群是一個偽君子，左冷禪是一個惡人，而東方不敗是一個病態的人，被政治虐殺了人性。反面人物的刻畫中還體現了金庸的人性觀：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正邪相克相生，又相互轉化的的人性辯證法。壞人并不是一直都壞，好人也會變為壞人，人是在逐漸轉變的，而這個轉變很大程度上又是權力對人性的腐蝕，這就體現出政治對人的束縛，道出了政治的可怕，可以說這部小說把專制體制批判到了極致，反而更像一部超越武俠小說的政治小說。這就是一部呼喚人類自由天性，批判人被政治異化的偉大政治寓言。

令狐沖：浪子風姿 英雄本色

西晉皇族欲向阮籍提親，阮籍大醉三個月，媒人不得與言，廢然而返。令狐沖拒絕當日月教副教主，情形與阮籍相似。只是令狐沖是正面跟任我行發生沖突，情勢更加驚人。是以《笑傲江湖·拒盟》中任我行與令狐沖的言辭交鋒，是金庸小說中最驚心動魄、最令人回腸蕩氣的一段對話。

令狐沖得上官云贈“壽比南山，福澤無窮”四字，忍不住嗤一聲冷笑，“委決不下”之心，“突然一片明亮，再無猶豫”，說出兩件事：一是決不能將恒山一派帶入日月教，二是求教主將其女兒盈盈許配給他。而任我行也是非常之人，竟然全部答應，眼看可以兩全其美，令狐沖卻還是拒絕加入日月教，并決心與任我行“誓死周旋”，說得斬釘截鐵，絕無半分轉圜余地。“一時朝陽峰上，群豪盡皆失色”。

當時任我行掃平五岳劍派，“炙手可熱勢絕倫”，要恒山派全軍覆滅只是舉手之勞，但他對令狐沖除了威逼，還有利誘，授以高位，視作接班人，許以女兒，答應傳授消除異種真氣的法門，應允保留恒山一派，可謂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即使驚才絕艷如東漢蔡邕，恐怕也要為之感動，會像哭董卓似的要報答“知遇之恩”，令狐沖卻不為所動，原因何在？

《繡花》一章中，令狐沖有段內心獨白：“即以當世之士而論，向大哥、上官云、賈布、童百熊、孤山梅莊中的江南四友，哪一個不是奇材杰出之士？這樣一群豪杰之士，身處威逼之下，每日不得不向一個人跪拜，口中念念有辭，心底暗暗詛咒。言者無恥，受者無禮。其實受者逼人行無恥之事，自己更加無恥。這等屈辱天下英雄，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漢？” 推而廣之，屈辱人，自己又怎算是人？令狐沖豈是這樣無恥之徒？“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二十個字，用在令狐沖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

書中寫令狐沖，最出彩的兩處，除《拒盟》一段，還有為救儀琳而與田伯光斗智斗勇的部分，盡管通過儀琳之口敘述，雖多方照應，技術上尚有可商榷之處，但令狐沖的瀟灑倜儻表現得淋漓盡致。其實令狐沖其人，小聰明是有的，華山面壁后，劍法可算獨步天下，湖底脫困，內功也極其深厚，但他一沒有王重陽的雄才大略，不是統帥之才，二沒有蕭峰的天生豪氣，有時倒與無賴相近，三沒有郭靖的凜然正氣，即使岳不群并派，也有點無可無不可。對華山派還有那一份血誠。

這正是浪子的處境。他雖被開革出派，卻一心夢想重入華山派。浪子總在流浪，卻一心想家，浪子一心想家，卻總在流浪。本文開頭我以阮籍比令狐沖，正因在這一點上，他們也驚人相似。這里不能不提到嵇康，倒不是《笑傲江湖》之曲與他有關，而是他“非湯武而薄周公”，看似名教的叛徒，實際上是忠實的衛道士，他是時代的浪子，正如令狐沖是“江湖”的浪子。在秩序違背人性時，他們以掙脫和破壞秩序的方法維護理想中的秩序，這是浪子存在的意義。在小說中可以喜劇收場，在現實生活中，只能以悲劇了結。

《鹿鼎記》是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說，也是藝術成就最高的一部小說，這部小說與以往不同的是主人公并不是一位大俠，相反卻是一位不學無術、見風使舵、溜須拍馬的流氓無賴，如果一定要稱俠的話我們可以稱其為“反俠”。小說里也刻畫一些英雄豪杰比如說韋小寶的師傅陳近南，但這些英雄都不能實現他們的胸襟和抱負，最終還落得了一個死不瞑目的下場，這就告訴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英雄主義，理想主義，堂堂正正的道德主義基本無用，而恰恰像韋小寶這樣的實用主義的人卻能飛黃騰達。這部小說里的主人公除了韋小寶外，還有一個人物那就是康熙，康熙是作為一個正面人物來渲染刻畫的，他是一位精明強干，寬厚仁慈的君主，他與韋小寶之間不是簡單的君臣關系，不是簡單的敵我關系，也不是簡單的兄弟關系，而是這幾種關系的交叉綜合。康熙與小寶其實反映出人的兩面性，康熙雖然是一位精明的君子，但他不自由，康熙遇到小寶其實對他來說是一種人性的解放，他可以肆無忌憚地罵出一句“你爺爺的”，而到其他場合又得恢復那副正襟危坐的樣子。所以他羨慕小寶那種自由隨意的生活。而韋小寶則表現出人的低層狀態，他羨慕那種正直高尚的人。這也反映出人性的兩面性，而這兩面有時又是很矛盾的，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身不由己。在這部小說里也蘊含著深刻的批判思想，那就是對中國社會體制與國民性的批判，這一點繼承了傳統的五四精神與魯迅精神，除了國民性批判外，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反思，為什么那些正人君子，風流才子在事業愛情上不能成功，而像韋小寶這樣的流氓無賴卻能一統天下，事事如意，很典型的就像《書劍恩仇錄》里的陳家洛，先失去霍青桐后失去香香，該愛的不敢愛，該爭取的不敢爭取，最終是一無所有，而像韋小寶這樣的人死皮賴臉的卻都能得到。這也說明了我們民族缺乏那種銳氣，那些朝氣，那點血氣。這就告訴我們做人要有一點決斷，有一點擔待，有一點倔強。

金庸小說里最出彩的地方在于“大俠”的塑造，而這個俠又可以分為很多種類型，像郭靖這樣為國為民的俠是“俠之大者”充滿了儒墨兩家的入世精神，而像楊過、令狐沖這樣的“游俠”則是帶有道家氣質的逍遙之俠。除了這兩種俠之外還有“偽俠”如岳不群，“無俠”如《俠客行》里的石破天，“反俠”如韋小寶。“俠”在古代指的是一種犧牲自我，救助他人的高尚情懷，這是中國乃至全世界所呼喚的一種精神。有些人認為俠義精神不符合現代的法制時代，其實俠義與法制并不沖突，一方面社會需要法制規則，但同時這個社會也需要正義，特別是在一個法制不健全的社會里，我們需要正義來主持公道，而正義自在人心。

金庸的小說其實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思想，在每個主人公身上都能找到相應的傳統思想烙印。金庸的早期作品中體現了儒家的入世精神。這個時期的作品里描寫的主人公多是年輕氣盛，為國為民，建功立業的俠之大者。如陳家洛，袁承志，郭靖。這也與我國50年代的國民面貌相契合，那個時候新生的共和國正充滿了無限的活力與朝氣。而到六十年代，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失誤與曲折，也引發了很多人的思考與反思。人到中年的金庸這個時期的作品透露出道家與佛家的思想。這個時候的主人公也不再一味的為國為民，他們會把個人追求與國家發展結合起來，楊過，張無忌都是這樣，他們最終選擇了歸隱，離開了那個血雨腥風的江湖，留下了仍然充滿了苦難的世界。金庸后期的作品卻又充滿了佛家的冤孽思想，《天龍八部》就是最好的體現，每個人都是有冤的，每個人都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蕭峰曾發過誓不再殺人，卻在聚賢莊一戰中枉殺那么多英雄豪杰，段譽與好幾個女孩情愫朦朧后來卻發現都是他妹妹，而立志要當一個好和尚的虛竹卻破了各種戒律，這里也恰好與西哲里人類生存荒誕性的思想不謀而合。佛學里認為練武功只是為了更好的修習佛法，就如“過河拆橋”一樣，武功只是那個橋而已，一味的追求武功反而會喪失人生的目標。就像鳩摩智一樣，最后在“枯井底、污泥處”被廢武功后終于大徹大悟，最后成為了一代佛學大師。其實整部《天龍八部》就是一部研究佛學的經典之作。處處散發著佛學的思想光芒。

金庸小說里的愛情也是寫的十分深刻，愛情之深，愛情之廣，愛情之奇都寫得淋漓盡致。他把愛情上升到宗教的程度去拷問愛情本身。“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我們是不是與小說里的主人公有一樣的感受呢？

金庸小說蘊含著深刻的批判思想，既包括政治批判，也有民族批判與國民性批判，還有對知識分子的一種批判，這種批判思想在金庸后期的小說如《笑傲江湖》、《鹿鼎記》里表現的尤為明顯。

為什么金庸的小說里塑造了那么多大俠，而在最后一部小說里卻塑造了一個反俠的角色，這讓很多讀者百思不得其解，而我恰恰覺得最后一部《鹿鼎記》才是最精彩的，它告訴我們一個道理：什么最厲害？世界上最強大的不是什么刀什么劍，不是什么武功，最強的是謀略智慧，洞悉他人的人心才是最強大的，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就是這個道理。

第三篇：《金庸武俠小說》讀后感

院系：臨床醫學系 專業：臨床醫學 班級：五年八班 姓名:宋冬冬

學號:20125610815

近來重讀金庸，頗有所感，問世間誰是英雄？思之良久，答曰:郭靖。也許這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誠然金大俠筆力深厚，為我們無數可歌可泣的藝術形象，然而只有郭靖如同香醇的美酒，越讀越讓人仰望，而其他的所謂英雄無論主角，配角，抑或龍套與郭大俠相比，無不黯然失色?? 歐陽克，霍都之類的跳梁小丑自是無法與郭大俠比肩呢，然后名震天下的五絕呢？ 先看中神通王重陽，其人早年抗金，百折不撓，華山論劍，技壓群雄，以一己之力奠定了全真教數百年的基業，端的是驚才絕艷，然而我要說的是這些全都是放屁，抗金不假？然后面對金人的肆虐，卻去做什么道士，還美其名曰:大智慧，大神通，好一個明哲保身的王重陽！活死人墓的斷龍石可與敵人同歸于盡，自己卻可由密道逃生，這本也無可厚非，但何必做出一副大義凜然的姿態，甚至對至愛之人也隱瞞密道的存在，何其虛偽？“玉女心經，技壓全真，重陽一生，不弱于人”自己不行了，用九陰真經克制玉女心經也就罷了，還大言不慚的說什么”重陽一生，不弱于人”，重陽老兄，我真的好佩服您，究竟是怎樣的厚臉皮才能說的出這幾句話啊！奪得九陰真經，明明自己已經看過了，還冠冕堂皇的說什么:凡我門下，均不得修習此種武功，以示自己華山比劍奪經，非為自己，乃為天下的悲天憫人的心腸。說的多好聽啊，古有祁黃羊外舉不避親，內舉不避仇，為了顯示自己的無私而罔顧大局，本身就是最大的自私，思之先人，王重陽你個老匹夫難道不羞愧嗎？ 東邪黃藥師，以藥師為名，顯有師法先賢之意，然后唐代李靖內助秦王掃平天下，外御突厥于國門之外，出將入相，貞觀之治，功不可沒，李衛公兵法更是流傳千古，而黃藥師呢？獨居海外，仗著些許奇門五行之類的微末之技，孤芳自賞，見識氣度更是平凡至極，自詡“東邪”，憤世嫉俗而不知所云，自稱平生最恨世俗禮教，繁文縟節，然后孰不知禮教的根本便是上下尊卑？郭靖求親桃花島，黃藥師百般刁難，本來我也以為是因為黃藥師嫌郭靖太笨，然而一句話真相了:我們豈能像尋常人家那樣比武招親，原來是自高自大，看不起郭靖的家世門第啊！而楊過與黃藥師相談甚歡，欲與之結為兄弟，黃藥師竟然發怒:我豈能與老頑童一般，與你沒大沒小？好一個封建禮教的衛道士。俗話說“觀其友，而知其人”，黃藥師交友更是尊奉門當戶對的原則，孰不知白衣亦可卿相，市井豈無俊才，高手在民間。觀其一生，除武功尚有可取之處，立功，立德，立言，思及先賢，此藥師相去彼藥師何止十萬八千里？ 西毒歐陽鋒，也算一代宗師，金庸也沒把他當大英雄來寫，在此也不在多說 南僧一燈，看外表也是一個慈眉善目，和藹可親的老和尚，然后我要說，這也是一個虛偽的家伙:出家為僧，本應四大皆空，然而他呢？丞相，大將軍，御林軍總管，水軍提督隨侍左右，瑛姑罵的好:原來是躲在深山之中，做他的太平安樂皇帝。更可怕的是丞相，大將軍，均為國家棟梁，他全部帶走了，國家怎么辦？如此大理豈能不亡？郭靖黃蓉前去求醫，漁樵耕讀百般刁難，過后一燈大師竟然說:自己勸過他們好多次，他們就是不聽。昨日為君，今日為師，我實在不信，那四人敢公然抗命。我想即使一燈顧及身份，沒有明言，些許暗示總是有的，再加上四人出身廟堂，揣測上意也是伴僧如伴虎的必須。而郭靖他們最終上去了，為什么呢？而且很有意思的一點，漁樵耕讀四關越闖越容易，這是為何？姑妄言之，隨著郭黃二人顯示的實力越來越強大，他們看到了郭黃二人強大的潛力，而朱丞相更是八面玲瓏，在郭黃二人后面看到了東邪和北丐的影子，于是輕輕悄悄地一個順水人情，而結果正如他們所料，郭黃對一燈老和尚奉若天人，與漁樵耕讀相交莫逆，待朱丞相更是優厚，段皇爺這筆買賣做的太值了，一燈大師真真是好算計，帝王心術，果然深不可測

北丐洪七公，平生懲奸除惡，仗劍行俠，順帶蹭吃蹭喝也算是一個人物，但我還是想說與郭靖相比，簡直就是螢燭之光，哪堪與日月爭輝！記得當年看《楊門虎將》老令公曾問:死與屈辱的活著哪個更容易？同樣，劫富濟貧，路見不平，行俠仗義，與率領中原群雄與蒙古大軍生死大戰，何者為易，何者為難，答案不言而喻，洪七公避重就輕的選了個容易的，我不敢說他老人家懦弱，借用他的一句話做個總結吧“老叫化向來懶散” 五絕說過了，也許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我們再看看年輕的: 神雕俠楊過，很多人說神雕俠侶是金庸筆下最蕩氣回腸的愛情小說，屁，要說我所謂的龍楊戀更類似于一個寡居少婦的饑不擇食與叛逆青年的偏執與無奈。不說小龍女，單說楊過，楊過，楊過愛小龍女嗎？自然愛，只要是個年輕漂亮的女的，楊過都愛，更何況是小龍女，年輕的楊過到處留情，這本也無可厚非，少年人嘛，可是人過中年，就應該是學會一心一意了，可是這樣嗎？書中告訴我們是，然而真是嗎？初遇郭襄，便對其大獻殷勤，而這十六年中他到底遇到了多少個像郭襄一樣的女子，我們不得而知，黃蓉的擔心絕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至于他對小龍女的愛更多的出自一種淡淡的戀母情結和天下人不讓我和她在一起，我偏偏要和她在一起的偏執，在這里愛情只是楊過偏執的一種工具，楊過之自私，可見一斑，然后僅是這樣也無礙于人，但是他對耶律齊卻令人頗為不平，楊過驕傲自大，自私偏執的態度使他一生少有朋友，唯耶律齊寬仁大度，與之傾心相交，而他呢？襄陽城下，為一個小小郭襄過個生日，至于那么大費周章嗎？他一番胡鬧讓耶律齊這個丐幫幫主何以自處，所謂的三大功勞充滿了高祖還鄉般的粗鄙與可笑，更可氣的是，最后襄陽大戰，郭芙央求他前去救援耶律齊，他卻與郭芙計較幾十年前的陳芝麻爛谷子，雖然最后他也去了，但是要知道，戰場之上救兵如救火，如此罔顧好友生命，如此胸襟氣度，我亦羞與為伍！明教教主張無忌，此人也算一代人杰，武功絕頂，重整明教，從某種程度上更是一統江湖，率領中原群雄驅除韃虜，做的都不錯，然而其人優柔寡斷，善善不能從其善，惡惡不能除其惡，導致了很多麻煩，更為致命的是其人缺乏主見，一生受人所迫，然后幸運的是他命好，命運讓他成為了英雄，某種程度上講，他是命運的執行者，而不具備那種超世之杰與命運抗爭，逆天改命的能力，所以面對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張無忌不戰而降。金庸老先生說得好:張無忌不是一個好的領導，但卻可以成為我們的好朋友，也許對于張無忌而言，如果可以這樣一直糊里糊涂地混到進棺材，也是一件美事，然后垂死之際，回光返照之刻，回想自己的一生，他會不會感到些許遺憾與無奈??借用季羨林的話為張大教主的一生做個總結吧:你是個好人，但毫無用處 以上均為金庸筆下的風云人物，然而與郭靖相比，呵呵?? 郭靖的仁厚是他最大的優點，人所共知，就不再說了，然而使他成為英雄的卻是另外幾個:勇敢，執著，愚笨。射雕三部曲的主題本就是大勇，大智，大仁，楊過之智更多的是一種自私與自我保護，僅僅算是小聰明，張無忌之仁更是婦人之仁，近乎迂腐，唯有郭靖，郭靖的勇更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勇敢，它是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決心，明知力不可及卻依然竭盡全力永不放棄的信念，紫云洞中大戰歐陽峰如此，守衛襄陽亦如是，郭靖之勇不僅體現在對待遠比自己強大的敵人，更在于直面自己的內心，在于堅持自己的信仰，武林中人真正有信仰的并不多更何況是崇高的信仰，金庸小說唯郭靖一人爾，然后他的信仰是什么呢“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八個字郭靖堅守了一生，郭靖所習武學來源于道家與俗家，然而他信奉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的儒家理念，更難能可貴的是郭靜心中的國家既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更不是昏庸懦弱的趙宋王朝，而是他身后的蕓蕓眾生，舍一人而救天下似乎又充滿了一種佛家的大慈悲。托雷是郭靖的從小玩到大的鐵哥們，我相信一旦托雷有了危險，郭靖可以豁出性命去救他，然后當托雷大軍壓境，郭靖猶豫片刻后亦決定前去行刺托雷，這是大仁更是大勇，金輪大王在耳邊叫罵，郭靖又有何懼，大不了一死，郭靖從來都是不怕死的，然后他忍了；愛女將在自己面前被敵人燒死，自己明明有能力救他，然而他也放棄了，只為了襄陽，只為了數萬萬大宋子民免遭蒙古鐵蹄的蹂躪，郭靖之勇貫絕古今。很多人看射雕感覺不過癮，因為里面基本上就黃蓉一個女的在表演，而我們看金庸其他的小說部部美女如云，而射雕呢，我反復回憶似乎女的也不多，何也？是金大俠筆力不夠嗎？非也，因為我們主人公郭靖的眼里，除了黃蓉還是黃蓉，再也容不下第二個女人，單是這點兒已令世間多少男兒自慚形愧！而客棧之中，一個孤獨而無助的身影面對昔日奉若神明的師長始終重復著一句話“蓉兒是好女孩，蓉兒不是小妖女”，就這一句勝過了天下多少風流浪子的甜言蜜語。看到江南七怪的死尸，即使心神大亂，依然在口中呢喃:我不殺蓉兒，我不能殺蓉兒。看到這里不僅想到了神探狄仁杰中的李元芳，即使失去記憶，即使誤認為狄公殺了自己最心愛的女人依然不忍心劍指狄公，我不知道錢導構建這一情節是有沒有參考射雕這一幕，但我知道情到深處本來就應該是深入肺腑，融入骨髓的，至死不渝。郭靖是一個愚蠢的人，但凡見過他的人都說他蠢，然后是這樣嗎？孔子云:智可及，愚不可及。郭靖便是這樣大智若愚的人。很多人都認為愚蠢的郭靖配不上聰明的黃蓉，然而真是這樣嗎？黃蓉曾經言道:似你這等人物，世間男兒遠無第二個及得。好多人認為黃蓉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然而看郭芙怎么說:小事上我爹聽我娘的，然而大事上我媽媽從不違扭我爹爹半句。幾十年來，襄陽多少大事，決斷的只有郭靖一人，郭芙一句道出了一個天機:郭靖本來就是做大事的人，他所擁有的是大智慧。好一個聰明的黃蓉！然而很多人還是難以相信郭靖擁有大智慧。兵法有云:以正合，以奇勝。誠然郭靖一生也沒有什么奇謀，然而堂堂之鼔，正正之旗足以所向披靡。更何況郭靖的任務是防守而不是進攻，不敗即是勝。風清揚教授獨孤九劍時曾經言到: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先動。為什么這樣說呢？敵人動手的間隙正是破綻所在，用兵亦然。司馬懿戰勝了諸葛亮，郭靖同樣一次次戰勝了蒙古大軍。然而郭靖的大智慧究竟是什么呢？真正的智慧是性格，黃蓉楊過聰明了一時，郭靖聰明了一世。郭靖的性格正如楊過的重劍一般:重劍無鋒，大巧不工。粗眉大眼如同莊稼漢一般的郭靖如同定海神針般鎮壓襄陽城內，郭靖也言道:情況越是危急，自己就越是沉穩。注定，郭靖是天生的領導，無論走到哪里都是中流砥柱般的存在。而可笑楊過身懷異寶而不知，只知仗著蠻力亂劈亂砸，可惜呀可惜！今夜我若入夢，愿為襄陽城下一小卒，郭大俠旌麾所指，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襄陽國難，亦愿從之于地下！

第四篇：讀金庸武俠小說有感

讀金庸武俠小說有感

迷上金庸的武俠小說是從初中二年級開始，記得最早拜讀的就是他的《射雕英雄傳》。那栩栩如生的人物，那古怪離奇的武術招式總是給我耳目一新的感覺，現在想來，還記憶猶新。

記得那時，我無意中發現一個同學在讀《射雕英雄傳》，出于好奇，我就借過來看看，沒想到很快就被里面的故事和情節所吸引，總是抽些時間去閱讀。開始父母也是反對，怕影響學習，最后看我成績一直都名列前茅，非常穩定，也就沒有加以約束和制止，只是約法三章：不能在學校里看，不能影響學習，不能上癮著迷……說實話，也是從那時開始，我養成了愛讀書，多讀書，讀好書的習慣，也無形中提高了我的閱讀和寫作能力，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庸的武俠小說。

盡管這些年也讀了不少名家的武俠小說，如：古龍、梁雨生、臥龍生、柳殘陽……但我覺得都沒有金庸的小說讀起來耐人尋味，蕩氣回腸。比如古龍的小說，突出的是血腥的場面，很少有所謂的“俠氣”，和精彩絕倫的招式。但金庸的不一樣，他的小說主題比較分明，人物的刻畫比較突出，尤其是對我們這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國來說，他著重的是對人性的描寫，以及道德和倫理的描寫。從他刻畫的幾

個英雄人物可以看出，他們是那么的善良和果敢，如此的俠義和仁慈、如此的卓絕和完美。如：憨厚淳樸的郭靖、俠肝義膽的喬峰、情深誼長的張無忌還有機靈古怪的令狐沖等。把中國原有的仁、愛、美等體現的淋漓盡致。這也是金庸與其他作家的最根本區別。

同時，金庸對武術招式的描寫也活靈活現，精彩紛呈。其招式之多、名字之怪，威力之大是其他武俠小說作家所能望向其背的。什么降龍十八掌、打狗棍法、九陰白骨爪、一陽指……提及這些我們都耳聞能祥，據權威人士介紹，金庸筆下的招式在武俠小說領域內是最多的。也是描寫最細、最精彩的。正如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孔慶東在百家講壇中說的那樣：讀金庸的作品確實是一大享受,不讀金庸就等于不懂一半中國文學。的確，金庸的作品除了在人物豐富，武功絕倫、故事生動的基礎上之外，更讓人讀過有種回味悠長、令人深思、引人入勝的妙處。

另外，讀金庸的作品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文字功底扎實，不管是對人物形象的描寫，還是對景色的描寫，或者是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都是入骨三分、出類拔萃的。詞語之新穎、銜接之巧妙、描寫之到位更是其一大特點。讀他的作品，即可以陶冶情操又可以豐富知識，真是兩全其美，其樂融融。

直到現在，我還抽些時間繼續拜讀他的大作，如《天龍八部》、《倚天屠龍記》、《笑傲江湖》、《神雕俠侶》……有的讀了多遍，甚至每次讀后的感受都不一樣，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心情很舒暢。

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心情真的很舒暢！

第五篇：論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儒家思想

畢

業

論

文

論文題目：論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儒家思想

作者姓名： 石買波

專 業： 漢語言文學

目 錄

內容摘要????????????????????（4）

一、“積極入世”、“為國為民”、“建功立業”、“以天下為己任”???????????????????（4）

二、“仁者無敵”、“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仁政愛民”???????????????????（5）

三、“重義輕利”、“舍生取義” ??????????（6）

四、“忠”、“孝”、“悌” ?????????????（8）

五、“禮” ???????????????????（9）注 釋?????????????????????（10）參考文獻????????????????????（10）后 記（致謝）?????????????????（11）

論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儒家思想

石買波

內容摘要：金庸武俠小說擁有廣泛的讀者，主要是“積極入世”、“為國為民”、“仁者無敵”、“以人為本”、“重義輕利”、“舍身取義”、“忠”、“孝”、“悌”等儒家思想和反對封建禮教的觀點在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關鍵詞：金庸 射雕英雄傳 儒家思想

上世紀50年代，金庸先生以一部《書劍恩仇錄》一舉成名，一個武俠的神話也由此開始。隨后，《雪山飛狐》大有“洛陽紙貴”之勢。1957年《射雕英雄傳》面世，奠定了金庸武俠小說的宗師地位。本世紀以來，影視界掀起了一股“金庸熱”，《天龍八部》、《神雕俠侶》、《笑傲江湖》、《雪山飛狐》、《鹿鼎記》、《倚天屠龍記》、《碧血劍》等新舊版本層出不窮，爭相上演，《射雕英雄傳》更是多達五個版本。

金庸小說被奉為武俠小說的經典，正如古人所說：“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我認為應該是：“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說。”影響何其深，流傳何其廣也。金庸的小說讀者群之眾，在中國來說，古今罕見，上到名人政要，如鄧小平，蔣經國，下到平民百姓，提起金庸的小說，人人都能說出個頭頭道道來。

金庸的小說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魅力，擁有如此廣泛的讀者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影響中國幾千年的儒家思想在金庸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一、“積極入世”、“為國為民”、“建功立業”、“以天下為己任”

自西漢開始人們都以儒家思想為民族的人生觀,希望整個社會都在和平穩定的情況下發展。所謂三綱五常說到底也是為了穩固統治者的地位以及維護社會的穩定性。為了民族、國家等群體,國人都以維持社會安定為己任,這是入世的表現。《書劍恩仇錄》是金庸的開山之作，從名字上看充滿了儒生的詩卷氣,而其中的主人公文采飛揚,這從他們的外號就可以看出來，如十四弟“金笛秀才”余魚同,七哥“武諸葛”徐天宏,總舵主陳家洛更是十足的儒生氣質。小說剛開始引入主人公陳家洛是由他的外表寫起：“持白子的是個青年公子，身穿白色長衫，臉如冠玉，似是個貴族子弟??陸菲青連稱不敢，心下詫異，見這少舵主一副模樣簡直是個富貴人家的紈绔子弟，兼之談吐斯文，和這些草莽群豪全不相類。”[1]很明顯，金庸將陳家洛以一儒士的外表表現出來。陳家洛的行程由天山塞外到中原大地，就是為了“反清復明”，建功立業，符合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傾向。

在《射雕英雄傳》中，金庸成功地塑造了郭靖這一“蠢、笨、癡”的大儒形象，極力宣揚了儒家強調的“積極進世”、“勤能補拙”、“為國為民”的思想。在該書 3

中，郭靖給人的印象是天資愚鈍、生性憨厚、心地善良，但由于他勤奮、肯吃苦，吉人自有天相，竟然機緣巧合，學得了一身絕世武功，正所謂“勤能補拙”。當成吉思汗授郭靖錦囊密令，要他率兵破臨安、滅大宋時，他慷然而答：“我是大宋臣民，豈能聽你號令，攻打自己邦國？”[2]在成吉思汗彌留之際，郭靖和他評論誰是英雄時，“郭靖又道：‘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后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

[3]百姓之人。以我之見，殺得人多卻未必算是英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以人為本”、“以天下為己任”，這幾句話概括了郭靖巨大的人格力量。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然不及陳家洛，袁承志那般有安邦治國之鴻鵠大志，但是他以必死之心，力守襄陽，只為百姓少受些苦，這種思想是標準的儒家思想。

袁承志繼承父志一來反對外族入侵，二來支持闖王反對崇禎王朝的腐朽統治；郭靖在起名時就已經含有為大宋國雪恥的意味，而長大成人的他也不負重望，為保衛大宋江山拼盡全力，鎮守襄陽城，反對蒙古入侵；蕭峰的一生更是為國為民的一生，在小說的開篇中蕭峰就是為了大宋國的利益而率領他的幫眾勇戰西夏來犯者，而后發現自己是契丹人，又為遼國排憂解難，在遼帝決定侵宋時他又為了百姓疾苦而與遼國對抗，不管是為了宋或者遼，其中滲透的都是為國為民的思想，也正是這種思想把蕭峰逼上了絕路。這些儒家之俠都是遵循著儒家的積極入世、建功立業、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而塑造出來的。這也正是儒家思想“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體現。

二、“仁者無敵”、“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仁政愛民”

儒家思想是以“仁”為核心和“人為貴”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是中國最為重要的傳統文化，它包含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思想的主流，如“以德治國”、“仁政愛民”“尊師重教”等等。

儒家崇尚《周禮》，認為人人安分守己，互相關懷，達至一個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內容。《射雕英雄傳》中的郭靖是非常典型的儒家繼承者，他當仁不讓，危難時刻寧死不屈；體恤百姓，不惜與親如生父的成吉思汗拒理力爭。金庸對儒家思想的理解盡數刻劃在郭靖身上，他為國為民，嚴守做人之道，有大儒的風范。儒家追求的境界是“仁”，所以，郭靖不但是大俠，他還是“仁人”。仁人是一種“求仁、得仁”的人，郭靖恰是其一。他為天下而憂，并不因愛情而背叛誓言或置黎民百姓于不顧。他雖然愚笨，可是他是做“仁”的典范，正所謂大智若愚，其精神實質是“仁者愛人”。

金庸的小說總是講“冤冤相報何時了”，總是講暴力不能解決問題，還有比武 4

力更重要的東西，就是“仁”。在《鴛鴦刀》中，武林人士苦苦尋覓一對寶刀，因為寶刀上有天大的秘密，后來終于找到這對寶刀，秘密就刻在刀上，前面寫著“仁者”，后面寫著“無敵”。仁者無敵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在斗爭過程中可以有暴力，但最高級的是“仁”。反面人物、邪派武功往往以陰謀出現，陰謀詭計可以得逞于一時，但在長時間內是不受歡迎的，甚至是失敗的，在長時間內強調“仁者”，講仁義道德的人經常吃虧，但最終可以善終，而反面人物往往不得善終，這就是武俠小說中弘揚的“仁者無敵”的精神。武功最高的可能是搞陰謀詭計的反面人物，但比陰謀詭計更高的是仁義道德。例如在《射雕英雄傳》中，北丐洪七公對西毒歐陽鋒數次相救，可謂“仁”矣，而歐陽鋒不但不知恩圖報，反而一再使用陰謀詭計加害洪七公，致使洪七公武功盡失，但最終洪七公的武功得到了恢復，而歐陽鋒卻因走火入魔變成一個瘋子，這就是“仁者無敵”的具體表現。

“仁”作為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在教育上體現為“有教無類”，在政治上強調“德治”。孔子把周的“禮治”衍化為“德治”是對“禮治”的繼承和發展。儒家文化提倡“以人為本”，也可以說是“人文化”。“仁”的實質和基本內容就是“愛人”，對封建君主而言則是“愛民”。君仁民德指在君主實行“仁政”的同時，也要求人民對君主的忠孝，就是用“德”來約束民眾的行為。《鹿鼎記》中的康熙，就是儒家所推崇的“明君”形象。康熙憂國憂時，勤政愛民，仁厚大度，盡量減輕百姓負擔，得知臺灣遭遇嚴重臺風災害時，還要縮減宮中開支去賑濟。有人為《明夷待訪錄》的事誣告黃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獄，康熙為黃宗羲辯誣。康熙曾在韋小寶面前坦誠地說：“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么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4]這番話大體符合歷史真實，決非自我吹噓。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必須承認康熙合乎儒家“圣君”的標準。

而在《天龍八部》中，當蕭峰是契丹人的身份被揭穿時，江湖群雄馬上把各種惡行都歸到這本是大仁大義的英雄身上，并以最快的速度糾集起來對他進行追殺，原因無他，只因他是契丹人。這正是儒家正統觀念“夷人性惡”，“尊夏貶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表現。而蕭峰為了阻止宋遼兩國發生戰爭，為了使兩國百姓免遭涂炭，他只得選擇了“殺身成仁”，這是一個悲劇。

三、“重義輕利”、“舍生取義”

“義”是儒家思想的“五常”之一，原指“宜”，即行為適合于“禮”，是評判人們思想、行為的道德原則之一。

金庸武俠小說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這個“義”字。“義”的一個重要內涵，是路見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濟厄，不畏強暴，這在武俠小說中有著廣泛的表現。這種形態的“義”主要由俠士拯救受難平民與弱者來體現，俠士主持正義，打抱不平。金庸小說圍繞著“義”，寫了許許多多感天動地的人物、故事和場面。如《射雕英雄傳》中洪七公鏟奸除惡、扶危濟困；《雪山飛狐》中的胡斐替一對母子打抱不平，追殺鳳天南；《神雕俠侶》中的神雕大俠楊過，收服邪魔外道，抗擊元軍，威名遠震；《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降服采花大盜田伯光，他們無一不是大仁大義、大智大勇之人。就連《鹿鼎記》中有點小流氓習氣的韋小寶都非常講義氣，他周旋于天地會與康熙之間，既不遵康熙之命去捉拿天地會群豪，也不遵天地會之命去刺殺康熙。

“義”的另一個重要內涵，就是英雄人物義氣相投，肝膽相照，一諾千金，不負于人。一涉及“義”，金庸總是寫得筆墨酣暢，豪氣干云，可歌可泣，感人肺腑。如《天龍八部》中的蕭峰、虛竹、段譽三兄弟在武林圣地少林寺，在正邪兩道眾多高手面前，開懷大飲，真是酣暢淋漓，豪氣沖云天。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說所寫的“義”，并不是無原則的哥兒們義氣，而是與“正義”相聯系，或者以“正義”為基礎的。

中國傳統文化是倫理本位的文化，儒家之義與金庸筆下的武俠之義本質上是相通的，均崇尚“重義輕利”、“舍生取義”，追求道德和人格上的完美。郭靖為了民族大義，甚至可以放棄愛情，全真七子為了江湖義氣，甘冒大險，為江南七怪送信，以免江南七怪遭黃藥師毒手，這無不是“重義輕利”的表現。金庸小說正是描繪了一系列兼具“儒”、“俠”兩方面理想人格的武俠形象，符合我國民眾的審美觀念，才使得他的小說深得讀者們的喜愛。書中的主人公郭靖、楊過、蕭峰、胡斐、令狐沖等，他們成為武林高手的修煉過程也是一個“修身、齊家”的人格趨向完美的過程。

金庸在一系列小說中，還賦予“義”以新的內涵。他把“義”提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高度。在武俠世界中，男子的責任和感情是“仁義為先”，“仁”是對大眾的疾苦冤屈充分關懷，“義”是竭盡全力做份所當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儒家思想的極致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武俠小說的基本傳統也就是表達這種哲學思想。金庸筆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自覺地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利益而奮斗，乃至獻出自己的生命。如《天龍八部》中蕭峰為了民族大義，自殺身亡。這些形象，體現了中華 6

民族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觀，正是儒家思想的光輝所在。

四、“忠”、“孝”、“悌”

儒家思想的“三綱五常”指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就是要求人們要忠君、盡孝，這在金庸的小說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在《射雕英雄傳》中，南帝段皇爺的四個侍衛漁樵耕讀，在段皇爺出家后還盡忠于他，做了他的弟子，誓死保護師父，見了神算子瑛姑還要執君臣之禮。在《天龍八部》中，大理鎮南王段正淳風流成性，處處留情，而他的四大侍衛卻對他忠心耿耿，以死報主。《碧血劍》中李巖對李自成的失望和盡忠義之死，尤其是在第二十回“空負安邦志，遂吟去國行”中“李巖叫道： ‘大家坐下，我自有主張，萬歲爺待我不薄，‘造反’二字，萬萬不可提起。’然后從容自盡。”[5]就連行事怪僻的東邪黃藥師也說自己“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6]甚至四大惡人之一的南海鱷神也因“師父”這一虛招牌而處處受制于段譽，堅決不做不義不孝之人，最后死于救段的過程中。

儒家思想講忠與孝，現在的忠誠與孝順是高尚的人格，但封建倫理道德的愚忠和愚孝住往是悲劇的根源。《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狂放灑脫，對師父岳不群卻總是畢恭畢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師重道的傳統道德，在與師父對陣時不愿還手甘愿挨打，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體現，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觀念的不自覺流露。在愛國、重義、盡孝、尊師、守信這類基本道德觀念方面，金庸小說從儒家思想中吸取很多。如梅超風因愚忠于師而死于非命，阿朱因愚孝而亡于情人掌下；楊過與小龍女的相戀因悖于封建倫理的師徒觀而直接導致了兩人悲慘的生活經歷，離多而聚少；大英雄蕭峰，從小生長于中原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熏陶，講究正義，善惡分明，講究忠與義，他一生經歷坎坷，欲殺之而后快的人多如牛毛，而他始終頑強地支撐著，最后他卻在愚忠、愚義的思想沖擊下自殺身亡；而《鹿鼎記》里的陳近南，死于主人后代之手還要韋小寶不要報復而成其大義，以上的種種悲劇都表現出了愚忠愚孝愚義的愚蠢。

在《書劍恩仇錄》中有一段陳家洛與胞兄乾隆皇帝在六和塔上的辯論，陳家洛試圖以忠、孝、節、義來說服、打動對方，表明了他真正的儒家思想立場。若乾隆是“明”君（做漢人的皇帝，而非滿人的皇帝），陳家洛自會“忠”之；若乾隆顧全兄弟之義，則陳家洛自會“悌”之。然而在乾隆看來，民族大義及兄弟情義，終究沒有皇帝寶座那么重要，最終，因為愚忠，陳家洛將他的紅花會的弟兄們帶上了絕路，而他自己則心灰意冷，隱居回疆。

到了《碧血劍》中的袁承志，他的父親袁崇煥可謂是儒家忠臣良將，卻被崇禎聽信讒言殺害。袁承志因而要為父報仇。按理說，為父報仇報到了皇帝頭上，這是盡“孝”而違“忠”。不符合儒家道德，儒家道德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哪有敢向皇帝報仇之理，崇禎可是漢人的皇帝而非異族的皇帝，這不是犯上做亂是什么？按現代人的觀點，既然“君不君”，那就休怪“臣不臣”了，這也不違背儒家的傳統。傳統的理論碰到了新情況、新問題，自然也應該變通。袁承志“以天下為己任”，并能奉獻犧牲的精神，實際上是忠實于民族文化的傳統價值，并順應歷史發展大潮流的一種選擇。但是后來，袁承志看清了崇禎皇帝、闖王李自成所謂的“人君”真實的面目后，他心灰意冷，空負安邦志遂吟去國行，遠走海外，流落荒島。這正所謂儒家所說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五、“禮”

“禮”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規范和生活準則，對漢民族的精神培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一個政治和倫理范疇。儒家思想提倡“克己”、“復禮”，它對統治的實用價值很快使其成為中國后世的主流思想，在經過統治階級以及“偽儒學派”如董仲舒等的改造，儒家思想開始成為一種統治工具，一種精神枷鎖，所以金庸借小說中的人物之口，發起了對封建禮教的討伐。在《射雕英雄傳》中，東邪黃藥師可以說是聰明絕頂的第一奇才，他不僅文武雙全，而且兼通琴棋書畫、醫卜星相、算術韜略、奇門五行。但金庸正是借黃藥師之口來討伐“禮法”，《射雕英雄傳》第二十五回黃藥師非要做主讓陸冠英和程瑤迦成親，他對程瑤迦道：“‘你那小道士師兄罵得好，說我是邪魔怪物。桃花島主東邪黃藥師，江湖上誰不知聞？黃老邪生平最恨的是仁義禮法，最惡的是圣賢節烈，這些都是欺騙愚夫愚婦的東西，天下人世世代代入其彀中，還是懵然不覺，真是可憐亦復可笑！我黃藥師偏不信這吃人不吐骨頭的禮教，人人說我是邪魔外道，哼！我這邪魔外道，比那些滿嘴仁義道德的混蛋，害死的人只怕還少幾個呢？’”[7]“甚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直是狗屁不通，我偏要做主！你爹爹若是不服，叫他來找我比劃比劃。”[8]黃藥師世稱“東邪”，他憤世嫉俗，非湯武、薄周孔，甚至寫詩來攻擊孟子，“乞丐何嘗有二妻，鄰家何有許多雞。當初尚有周天子，何故紛紛論魏齊？”[9]真是邪得可以。

《神雕俠侶》的主角楊過從小就跟著黃蓉讀《四書》、《五經》，但他卻敢于違反傳統禮教，與師父小龍女戀愛，而這是郭靖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的，因此他嚴 8

厲制止楊過與小龍女戀愛，但最終還是愛情戰勝了世俗觀念。這可以說是金庸反對封建禮教的一大勝利。

總而言之，儒家思想在金庸的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更是文化上的優勢。對儒家文化發源地中國來說，我們更應該吸取歷史的教訓，既不能妄自菲薄，對孔孟之學全盤否定，又不能陶醉于歷史，在故紙堆中被束縛。儒家思想存在著一些非常值得我們堅持的地方,假如我國國民都能好好的向郭靖和蕭峰學習,以民族大義為重，以群眾利益為出發點,這樣社會自然會安定和諧的穩定發展。而這個也是儒家思想在社會倫理上最理想的目標。

注釋：[1]金庸.《書劍恩仇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

[2]金庸.《射雕英雄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3月.729頁 [3]金庸.《射雕英雄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3月.767頁 [4]金庸.《鹿鼎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3月

[5]金庸.《碧血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3月 [6]金庸.《射雕英雄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3月

[7]金庸.《射雕英雄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3月.482頁 [8]金庸.《射雕英雄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3月.482頁

[9]金庸.《射雕英雄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3月.574頁

參考文獻：[1] 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2] 張樂林：《金庸武俠小說的退隱意識》.《商丘師范學院學

報》.2005年2月第21卷第一期

[3] 歐陽文風：《論金庸筆下的隱士形象》.《貴州社會科學》.2006

年第5期（總203期）

[4] 陳墨：《新武俠二十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

[5]《論語》

[6]《孟子》

后記（致謝）：在寫這篇論文時，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積累了一些關于儒家思想方面的知識，同時也了解了武俠小說是我國傳統文化得以傳播的一個載體。在整理材料和寫作本文過程中，承蒙我的指導老師樊得生先生的悉心指教，并得到了我校副校長賀培啟同志以及我的同學崔登才的悉心幫助，在此一并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