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生的安全誰來保障

學生的安全誰來保障

就在3年前，2012年的今天，安徽省亳州市渦陽縣省渦陽四中的高三女生。現年18歲的小黎，因學校臨時決定放假準備回家。

小黎家住在離渦陽縣城30來公里的高公鎮前李村處。小黎乘坐渦陽到高公的中巴車，到高公鎮，在下車的地方到前李村大概有3到4公里左右，步行需要三十分鐘樣子。她的家人沒想到的是，孩子的噩夢就從此刻開始。

一個年僅18歲的花季般的女生從學校回家的路上，遭遇襲擊然后被警察誤認為是尸體丟棄，雖然最后保住了女生的性命，但由于長時間的戶外受凍，血液循環不好，很難保住女孩的部分手指和腳趾。造成女生這樣的兇手和不知情況拋下女生的警察固然可恨，但是如果能從根源上斷絕這種情況的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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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誰來保障“異地生育”者

文／張瓊文 日前，作為掌管全國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大權的國家衛生計生委在南京結束了第二期培訓，集中提出對衛生計生基本公共服務的知曉度和參入度，摸清流動人口的底數，明確服務對象。這是繼2013年12月第一次培訓后的又一次統一行動，全國已劃出40個城市試點。據國家衛生計生委在2014年5月發布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4》報告顯示，目前，我國流動人口共有2.4億，占全國總人口的20%。而2013年9月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顯示，2012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達2.36億人，相當于每6個人中有一個是流動人口。作為流動的已婚育齡婦女在全國已婚育齡婦女當中大概占1/4，而這些人在上一年生的孩子的數量，差不多占全國出生數量的1/3。如此龐大的育齡婦女和準生婦女群體，如何管理？如何提供區域間的差異公共服務？國家衛生計生委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司司長王謙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未來的幾個月，衛生計生委將在原來推進計劃生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上，把衛生部門原來也在進行的衛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兩項工作整合起來，加大工作力度，特別是要優先推動流動人口集聚地區和流動育齡婦女及兒童衛生計生均等化服務。記者在實地調查中了解到，隨著大量流動人口邁入婚育年齡，生育問題越來越讓他們如鯁在喉：有的小家庭在跳槽換工作后斷了社保，有的擠不進當地公立醫院，私立醫院又不敢進。種種原因，使他們難以在當地報銷生育費用，于是很多人只能回老家留守待產，自費支付全部的檢查、生產費。生育保險是在懷孕和分娩的婦女勞動者暫時中斷勞動時，由國家和社會提供醫療服務、生育津貼和產假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一般由用人單位按照國家規定繳納生育保險費，職工不繳納生育保險費。但時至今日，對于無數流動家庭的小夫妻來說，享受這一普惠政策卻有困難。對他們來說，除了要面對即將到來的分娩之痛，生育成本高企、生育費難報銷是另一本“難念的經”。有保險卻無“保障”的流動準媽媽 幾個月前在記者調查過程中看到這樣的一幕，準媽媽江雪（化名）隨丈夫從鄭州遷到了南京工作。“為了方便以后撫養孩子”，小兩口決定在南京當地的婦幼專科醫院進行分娩。但是，相比回到老家小城去，在南京生育的“成本”要高一些，江雪詳細算了一筆賬：按醫院規定，從懷孕3個月起到6個月，每月一次去醫院檢查，7個月之后則每半月檢查一次，到最后臨產每星期做一次檢查，各項七七八八費用，加上分娩及住院費，少則六七千元，多則過萬元。對于一般工薪家庭，這已不是小數目，她特地咨詢南京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工作人員，外地人在南京生育如何報銷？對方告訴她：要在南京參保并連續繳納生育險滿十個月，才可以在南京享受生育險待遇。然而截至預產期那個月，就業單位給她繳納的生育險剛滿八個月，不能享受當地生育保險待遇。這使江雪回想起以前在鄭州工作時的單位也給她繳納過生育險。這塊生育保險費能否跟醫保統籌賬戶資金一樣轉移過來？這次她又得到了失望的回答，工作人員告訴她：南京市暫時沒有接收外省生育險轉移的相關政策規定。看來她只能放棄生育險報銷的念想，自己承擔全部生育費用。無獨有偶，記者在北京也遇上工作穩定的職場準媽媽王倩（化名），同樣，她遇到了生育費報銷“打折扣”的尷尬。在《北京市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規定》中，對享有生育保險待遇做出了這樣的規定：只要連續參加生育保險滿一年，并在北京生育，就可按規定享受生育津貼以及生育醫療費用報銷，后者包括產檢費用1400元，分娩或剖宮產手術等各項費用。王倩雖然在北京參保，但孩子的戶口在老家辦理，她準備回老家生育。當她打電話給北京某區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咨詢這種異地生育如何報銷時，得知參保人在異地發生的產檢費用需要自付。還有小靜（等人）。與王倩相比，剛為人母的小靜完全沒有這類在外地生育的煩惱。小靜年初在北京市宣武區婦幼保健醫院生下一女，產檢中所花的1300元已由醫保中心報銷，另外由于診療項目和使用的藥品目錄在限定范圍內，分娩住院所發生的費用也在不久前由醫院或到醫保中心進行了報銷。2014年8月份，她已經安心休完產假并回到工作崗位。不流動的保障形同“雞肋” 在生育險的報銷上，涉及到在異地生育享有差異化的規定，讓很多流動準媽媽心急如焚，卻又無可奈何。眾多流動家庭中，很多夫妻來自甲乙兩地，工作在丙地，但他們生育則可能在甲地乙地，或者丙地。跨地區流動給他們的生育帶來很多不便和不必要的費用開支。2012年出臺的《生育保險辦法（征求意見稿）》明確規定：參加生育保險人員異地生育，其生育醫療費用結算范圍和標準按照參保地有關規定執行。當記者撥打多地12333社保政策咨詢熱線，就參保者辦理異地生育報銷進行咨詢時，得到了不盡相同的答復。如《廣東省職工生育保險規定》指明，參保女職工在異地妊娠、生育的，可以到統籌地區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辦理異地就醫手續；但深圳市生育保險條例規定，參保人在市外產前檢查，計劃生育手術發生的生育醫療費用，生育保險基金不予支付。對照各地生育保險條例，有關異地生育費用報銷的條款表述含糊，一帶而過。因為缺少相關細則文件，在實際層面難以操作，生育險保障對于流動性大的務工人員來說顯得有些“雞肋”。一般來說，大中城市的醫院對人院生育者有一些“隱性”限制。很多流動人員“人生地不熟”，孩子都快生了，生育服務汪還沒辦下來，無法被該醫院“合法”接納。“因此，農民工更愿意回農村老家生育，但這期間發生的費用無法通過工作所在地的生育保險基金支付。”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公益律師王芳表示。有些地方生育保險條例明文規定：參保人在非本市生育保險定點醫療機構就診發生的費用，或者參保人在市外生產前檢查、產后訪視、計劃生育手術發生的生育醫療費用，生育保險基金“不予支付”。這一規定使很多應該且可以享受生育保險待遇的人受到現實條件的限制，難以享受“口惠而實至”的政策好處。最近，一項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南京大學等多所高校師生組成的“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課題組”對農民工參保情況的調研顯示：農民工生育保險參保率很低，高達95.5%的工人沒有享受過生育保險待遇，購買了生育保險的人僅有11.8%領取過生育保險金。一方面，流動人口參保率低，大量自由職業者、閑散人員，無單位可依、無生育保險可靠。另一方面，參保人不知道生育險有哪些保障，如何享受生育險。在生育成本、就業壓力高企的情形下，月收入不高的流動人群大部分處在“生育還是生存”的夾縫中。“各自為政”的地方管理 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網站消息，截至2013年年底，全國流動人口達到2.45億人。在人口流動已成常態的同時，各種福利、公共產品卻與屬地或戶籍捆綁在一起，難以隨人口流動。我國目前的生育險是由“市級統籌，分級管理”的管理方式。在“條塊分割”、地方主導的運行格局之下，各地對享受生育險待遇繳費年限規定不一，比如有些地方規定是十個月，有些地方規定是八個月；繳費年限在外地也得不到認定，如要想在深圳享受生育險待遇，必須要在本地連續繳費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房連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各地在制定規定時，必然權衡各方面因素，比如對當地經濟發展以及人口基數等進行考量，因地而異地對生育險繳費比例、繳費基數以及報銷比例等方面做出規定。但地方的互相封閉、各自為政也必然帶來很多弊端。因為各地生育險報銷比例與待遇標準不同，經濟發展以及醫療水平更是參差不齊，在異地報銷會產生報銷比例的差額，尤其是在農村與城鎮或者三線城市與一二線城市間進行“異地轉移”的話，因為地方間的政策壁壘與經濟差距，使“接入地”的社保部門不愿意接受“轉移”。而技術層面的一些障礙，也讓各地社保經辦機構數據信息“碎片化”，尚未實現全國統一聯網，無法實現共享共贏，更難以實現社保轉移，業內人士表示。2014年9月發布的《中國勞動保障發展報告(2014)》指出，我國社保制度建設中存在如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接續還不夠順暢，適應流動性不夠，經辦管理體制部門分割狀況嚴重等問題。這也正是生育險制度體系的現狀。從基層的管理層面來講，生育險統籌層次低，管理水平不高。未來城鎮化加快，人民群眾對公平享有社會保障的訴求日益增強，對社保制度適應流動性提出更高要求，有關人士如是表述。“這不僅需要提高生育險統籌層次，同時也需要各地生育保險條例有所完善，使社保福利隨人口一起流動起來。”房連泉表示。管理改進從具體環節開始 為了深入了解各地生育險的情況，記者登錄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閱覽中國統計年鑒2013，在《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及其它》一章查詢到涉及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以及工傷保險的相關內容，唯獨缺生育保險一項。從資金規模上來說，生育險是小險種；就支付期限而言，生育險是短險種。與其它四險相比，生育險覆蓋范圍小，在社保體系中占比例不大。但這并不表示它可以忽略不計。對于需要生育保險的弱勢群體來說，它的保障就是100%。一位全國婦聯負責人曾公開表示。生育保險改革的辦法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始于1995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其中“生育保險按屬地原則組織”這一條，使得流動婦女生育保險的參保與戶籍掛鉤。2012年出臺的《生育保險辦法（征求意見稿）》中，打破戶籍的限制，將個體工商戶以及其他社會組織等各類用人單位及其職工一起納入生育險。但在各地落地時，現有條款執行效果不盡人意。流動人口在跨區域流動的過程中，那些涉及到跨地區的勞動保障業務往往難以順利辦理。還有一些單位打“擦邊球”，以入職時間和職位高低等條件，給外地員工參保設限制。對此，個別地區先后邁出了探索性的一步。近日，福建省出臺生育保險“新規”，規定生育保險關系在省內行政區域可以轉移接續。職工在省內不同統籌地區參加生育保險或生育醫療費統籌的繳費年限，統籌區之間應相互認可，關系轉移前后的繳費年限可累計計算。《廣東省職工生育保險條例》規定，異地就醫發生的生育醫療費在統籌地區規定的給付標準內的，按照實際發生額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地區性的試水雖然值得復制借鑒，但尚難以扭轉全國性的局面。“作為小險種，生育險也可以效仿養老保險的做法，提高統籌層次，從縣市級統籌，逐步上升到上一級管理”，房連泉表示。相比而言，發達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的經驗是，從政策到技術上都實現了統一。針對國內情況，他建議應由主管部門出臺統一指導意見，再由各地制定標準，“從上至下”有序地推廣實施。另外，技術操作層面的改進，也可以解決一些燃眉之急。“生育險可以參考養老保險的管理經驗，在全國建立電子化平臺，實現信息聯網互動，通過異地轉賬實現轉移接續。”房連泉給出了這一劑應急“藥方”。但要問及長久之計，不只是技術層面改進，更要打破地區間的政策性壁壘，糾正地方間互相打架的土政策，政策的“普惠”之光才能照進流動人口的現實生活。（轉自：《民主與法制時報》）

第三篇：被拆遷戶的合法權益誰來保障

尊敬的各位領導：

你們好！首先對各位領導的冒昧打擾表示深深的歉意，同時對各位領導在百忙之中抽空閱讀我一個普通老百姓的來信表示誠摯的謝意。

我叫邢聲龍，今年61歲，家住江蘇省南通市高新區邢園村二十二組，我于1998年通過當地政府審批建造了兩幢住宅，其中一幢登記在我的名下，另一幢登記在我兒子邢國宏（今年37歲）名下，我們均依法依政策規定辦理了房屋所有權證書，兩幢住宅用占地面積分別為95平方米和90平方米，建筑面積分別為190平方米和180平方米。2010年為了響應政府號召，動員我們進行拆遷安置。作為普通老百姓，固然熱誠地配合政府拆遷安置工作，于2010年12月10日由南通躍龍拆遷有限公司對我房屋兩幢進行了評估，評估價格分別為23萬余元、17萬余元。2010年12月30日，拆遷公司將評估報告讓我們過目，但未給我們留下任何書面材料，包括評估報告，作為我們根本不識字，沒有任何文化水平的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曉評估的具體項目和認定價格。2011年1月1日夜里9點半，村大隊書記陳永華帶領拆遷公司10余人和村干部

三、4人一行到我家要求我們簽字確認同意拆遷。當時我們想讓他們給我看下評估報告的內容，同時根據該評估報告評估所遺漏的項目提出合理補貼，卻遭到對方的嚴厲拒絕，對方拆遷公司由于我及我兒子邢國宏拒絕簽字，拆遷公司數人對我兒子邢國宏進行毆打，導致我兒子邢國宏當場休克半小時之久。我為安全起見用手機撥打110救援電話，當場手機被對方拆遷公司人員摔碎在地，同時拆遷公司人員強制按壓我的手，在違背我真是意思表示的情況下簽字確認同意拆遷。鄰居發現情況后私下幫忙打電話請出租車把我兒子送到南通市通州區人民醫院進行治療，醫方診斷邢國宏為外傷致腦顱淤血住院42天。事發后，我曾寫材料送至人民政府，希望省政府能夠合理公平處理此事情，后通州開發區調事處劉漢民、施建峰和村支部書記陳永華及三人前來處理此事，總共賠償叁萬貳仟元誤工費，由于我們一家都不識字，沒有任何文化水平。當時我們即在對方提供的一張紙上簽字確認。但事后才知曉我們簽字的所謂叁萬貳仟元誤工費的材料實際是我們房屋拆遷，其余應補貼部分和邢國宏住院損失的全部賠償金。2011年1月2日南通躍龍拆遷有限公司還在我們家無人在家之時對我們的兩幢房屋進行強拆。

作為合法的拆遷戶，在拆遷之后必然要有合法合理的賠償安置程序，保障合法拆遷戶的住房安置權益。但作為我們父子兩戶普通老百姓在被南通妖龍拆遷有限公司和邢園村村委干部的違法強拆后，根本就不對我們兩戶的后續補償工作進行合理補償及安置，2010年1月2日被強制拆遷之后，至今已過去兩年半之久，但作為拆遷公司及村委會根本不同我們進行房屋補償結算（結賬），同時也不讓我們兩戶拆遷戶進行選房安置，其余同時同一拆遷段的其他拆遷戶補償結算（結賬）及選房安置工作已老早完成，現在已到安置房交房時期，作為我們兩戶拆遷戶多次同拆遷公司及村委會進行交涉，要求進行結賬及選房工作，但遲遲沒有得到他們的同意及認可，作為我們兩戶老百姓，如今房子被強拆，沒有落腳點，沒有任何依靠，同時，房屋被拆遷后的補償款及安置房至今也沒有任何著落，可謂是艱辛至極，身無分文。自己的合法權益被嚴重搶掠一空。希望上級政府能保護我們兩戶的合法權益，讓我們有飯可食，有房可住，不至于像現在到處流浪。作為設計個人合法權益的拆遷工作，我們都知道憲法作為我國的根本大法，明確規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受法律保護，任何人不得侵犯。同時，簽字確認權，除非有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間的明確書面授權，在處分上述重大權益的過程中，簽字確認同意拆遷的應使簽字權的主體應當是被拆遷戶的戶主本人，而我在沒有我兒子邢國宏任何授權意思表示的情況下，拆遷公司強制要求我們代簽我們的拆遷簽字同意認可拆遷活動。我想我是被強制進行簽字確認的，這樣的一種強制代簽字行為在法律上市沒有合法性的，是不生效的，市一種嚴重侵權普通公民民事合法權益的行為。希望上級政府能夠合法公平處理此事。

作為我一個普通老百姓一輩子辛辛苦苦奮斗的就是一幢自由住房，可見辛苦之至。同時我們也同樣支持政府的社會管理措施，于是舍小家為大家，必然是我們內心的最終必然選擇。但作為拆遷公司的這一種沒有法紀，沒有人性的強制毆打拆遷行為嚴重侵犯了我們普通老百姓的合法權益，同時也嚴重違反了省政府及黨中央對于拆遷工作的有關政策性規定，他們利用我們普通老百姓沒有文化、不識字的現狀騙取我們，違背真實意思表示的簽字，把不當的條款強加給我們。這是一種詐騙的行為。現在我們對拆遷公司的暴力行為及村支書陳永華對當場視而不見的行為表示深惡痛覺。在此我們非常誠懇的希望上級政府能夠對此事進行調查，對違法亂紀的有關人員進行從嚴查處，還老百姓一個公道！我向當地政府直至中央都寄信（不勝感激）。我向各級領導多次來信我家中都有回薦。

此致

江蘇省人民政府

第四篇：銀行存款安全誰來保護

銀行存款安全誰來保護

銀行是經營貨幣的企業，它的存在方便了社會資金的籌措與融通, 并充當著貸款人和借款人的中介，銀行是有作為信用中介作用的。但是巨額存款從銀行賬戶中無故消失，風險極低的銀行存款緣何成為不碰自破的氣球？近期全國多地出現了個人客戶銀行存款丟失的案件，引發業界高度關注。“儲戶”的錢到底去哪了？明明應該放心的銀行，在當中又扮演著何種角色？

2014年初，浙江杭州某城市商業銀行的儲戶張先生查詢賬戶時發現，自己戶頭上的200余萬元存款竟然只剩幾塊錢。他隨即向銀行方面投訴，報案后，經杭州市西湖區警方查明，該案件共涉及多家商業銀行的42位儲戶，總計9505萬元存款“不翼而飛”。據警方及銀監部門通報，近期，類似的存款“失蹤”案件在浙江、河南、安徽、湖南等地屢屢發生：2014年10月，上市酒企瀘州老窖在中國農業銀行長沙迎新支行的1．5億元存款失蹤；今年1月10日，瀘州老窖又發布公告稱，在工商銀行河南南陽中州支行等處的3．5億元存款出現“異常”。

據杭州市多位受害儲戶回憶，自己存錢時均曾遇到銀行柜臺人員推銷，承諾可將資金以某種高利息的形式存入。經調查，這就是犯罪團伙和銀行內部人員勾結，打著高利息旗號騙取存款。據介紹，“存款大盜”專門針對各大銀行存款下手。銀行內部人員被買通后，儲戶在柜臺存錢時，資金被存入后立即被轉到其他賬戶上。實際上客戶正式遭遇“忽悠”銷售，部分存款變“保單”。據某國有銀行知情人士透露，柜面人員以各種方式變相銷售保險、基金等產品，這是存款“失蹤”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些看似懸疑離奇的存款丟失劇情其實大致都雷同，要么是銀行內部出現“內鬼”，用貼息存款噱頭來拉取存款，要么是“外賊”騙子假裝成銀行工作人員以高息名義招攬儲戶，結果儲戶存款不翼而飛。但是，銀行大廳不是菜市場，不得到銀行同意，不是隨便什么攤販都可以進來設攤的，而客戶被“外賊”騙子所騙也多半都是在銀行大廳里，他們選擇這里的業務也是因為相信銀行的招牌。

無論是何種情況，銀行弄丟存款本身就是個大笑話。任何企業立足于市場，首先是依靠自己的市場信譽。我們通常所說的契約精神是市場經濟、商業社會的根本。更何況是依靠信用甚至經營信用的銀行？

據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說，儲戶存款丟失后，需要調查是何原因引起，按照不同的情況和責任，分別加以處理。如果儲戶自己未妥善保管卡號、密碼等信息導致存款丟失，應自行承擔責任，除此之外主要責任應由銀行承擔；如果銀行變相“高息攬存”，或銀行工作人員與不法分子勾結騙取存款，銀行應承擔主要責任。在這方面，銀行若發生事故，后果不堪設想，區區賠償事少，聲譽損失事大，我行作為世界500強銀行企業，若因為此等詐騙事故，所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

無論銀行業務如何發展，存款都是銀行的立身之本，銀行以存貸款利差作為自己的利潤來源。其中首要的是儲戶將錢存入銀行，銀行才有經營的可能。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儲戶，選擇銀行存款的首要條件是銀行的信譽，也就是相信錢存在銀行萬無一失。如果把錢存在銀行還不如存在家里的保險柜，誰還會選擇去銀行存款？這樣一來，銀行與那些風險極大的民間信貸、地下錢莊有何區別？現在商業銀行的利潤來源不僅是存貸利差，還有提供各種服務包括理財服務，獲得利潤。可是，這些所謂的延展業務離開了銀行聲譽支撐將會成為無源之水，如果銀行連基本承諾都無法履行，有誰愿意將錢交給銀行去打理？所以，商業銀行經營的過程，既是一個經營錢財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建立、鞏固、擴展自己信譽的過程。不管銀行的規模有多大資產有多么雄厚，歸根結底這一切都是在為銀行的信譽聲譽添磚加瓦。我行在東莞落地生根數十年，怎么可以讓銀行內鬼而擾亂我行多年的信譽呢？

“存款失蹤”暴露銀行內控機制不完善。以往，銀行在辦理代銷理財產品權限管理上過松過亂，對機構沒有實行名單制管理以及對產品信息缺乏公開，尤其對個人信息管理不嚴。此外，業務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柜面業務管理制度流于形式。對此《通知》要求銀行上收管理權限、實行名單制管理和代銷產品信息公開，并加強內控體系建設，構筑業務管理、風險合規及審計監督“三道防線”，搞好開戶、資金匯劃、對賬、印章憑證管理及賬戶監控五個柜面操作。因此，我行必須定期檢測銀行大堂等與客戶溝通最貼身的群體，定期排查是否有作案嫌疑的工作人員，并在營業廳內列出各種詐騙案例，讓客戶有一定的認識，切莫被騙，對于理財、保險等可能存在灰色收入渠道的地方要加以整改。

今天，中國經濟正在規范完善市場秩序，金融業銀行業同樣在規范完善自己的市場。由于銀行業長期壟斷，人民幣利率和匯率市場化還沒有完全到位，銀行業的市場化和市場競爭才剛剛開始，因此各金融機構和商業銀行真正意義上正在建立鞏固擴展自己的品牌聲譽也才剛剛開始。規范的市場機制和市場競爭，說到底是品牌聲譽的競爭，對經營信用的銀行業來說尤其如此。目前四大行的強勢、東莞銀行的地區優勢、民營銀行的崛起都對我行帶來較大的壓力，目前我行的產品競爭力并不算是頂尖的，但是我行的聲譽卻是享譽全城。必須避免以上的事件在我行身上發生。

第五篇：北京三萬病豬流向餐桌 食品安全誰來保障

俗話說，病從口入。食品安全一直是老百姓關心的頭等大事。然而，一些商販為了謀取私利，竟將病死豬加工處理成豬產品后直接送入超市、飯店甚至是人們 的餐桌上。昨天上午，呂江永、王新闊等6人因涉嫌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在海淀法院公開受審。此6人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讓近3萬斤病死豬肉 流向市場，竟然沒有被一家監管部門發現，直至群眾舉報，一個病死豬肉產銷鏈才浮出水面。

庭審現場 6人都不愿把頭抬起

昨天10點50分，呂江永、李紅河、邸軍坤（女）、杜康、李榜章、王新闊，6名被告人被帶上法庭。不知是覺得羞愧還是懊悔，呂江永、李紅河等人自始至終把頭深埋在衣領下，即使回答法官和公訴人提問時，也不愿把頭抬起。

41歲的河北人呂江永作為案件中產、供、銷一條龍利益鏈的核心人物第一個受審。面對公訴人的提問，呂江永始終用很小聲音作答。

據呂江永交代，他每次都是以一兩元一斤的低價從王保華、王新闊父子倆手中收購病死豬，然后在自己承租的小院內進行屠宰，加工成豬肉、豬頭等豬產品，并為此以每月2500元的工資雇傭了一名工人幫他干活兒。然后，再將這些加工后的豬產品分別出售給李紅河、邸軍坤、李榜章等人。

僅2012年9月27日呂江永等人被抓獲時，公安機關從呂江永的小院內就查獲豬肉486.8千克，豬頭、豬蹄47.7千克、豬油163.15千克、豬內臟104.9千克等大量加工待出售的豬產品。

處理手段 病死豬肉多被切塊絞餡

作為呂江永的老鄉，另一被告人李紅河在海淀區錦繡大地豬肉批發市場常年販賣豬肉，擁有固定攤位。去年春節前后，李紅河便開始到呂江永的小院里購買豬 肉。“少時100斤，多時兩三百斤，每個月3000斤左右。”李紅河稱，如果從正規渠道進貨，豬肉價格在一斤9塊4左右，再以9塊7的價格賣出，每斤只能 賺3毛錢。若從呂江永那里購買，每斤6塊5，可以加價1元賣出，每斤可以多掙7毛錢，一個月就能多掙兩三千元左右。

于是，在利益的驅使下，李紅河成為了呂江永的下家。而本案唯一的女性被告邸軍坤，也自稱是由于老公和李紅河是朋友，于是在李紅河的牽線下，到呂江永 那里進過幾次貨，從而成為又一個下家，且至今已經靠賣病死豬肉賺了2萬多元錢。據她交代，病死豬肉有兩個特點，一是去皮，二是顏色較深，因此他們一般會將 這些病死豬肉切成塊或絞成餡賣給顧客，這樣就很難分辨出好肉壞肉了。

食品問題層出不窮 安全誰來保障

目前有消息稱，國內已經開始推行使用源品匯追溯系統，目的在于從源頭追溯，從根本保障食品安全，讓老百姓能夠吃的放心，吃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