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申訴再審民事答辯狀

申訴再審民事答辯狀

答辯人：

，1991年10月8日出生，土家族，住，聯系電話：。

被答辯人（再審申請人）：

。答辯人與再審申請人

變更撫養權糾紛申請再審一案，現答辯如下：

貴州省銅仁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0日作出的（號《民事判決書》，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次子由答辯人撫養并無不當。而再審申請人申請再審的理由于法無據，依法應當予以駁回。

一、被答辯人申請再審的理由不成立。其理由一引用的法律被答辯人理解錯誤，答辯人與被答辯人的關系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婚姻關系，而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同居關系，要求法院解決的是子女撫養權問題和財產分割問題，而不是解除婚姻關系問題，故被答辯人引用的法律規定不能適用子女撫養問題和財產分割問題。

二、同居期間共同生育兩兒子，每人撫養一個是比較合理的，如果全隨被答辯人生活，對答辯人顯然缺失公平。

三、因為已生育兩兒子，答辯人因而作了絕育手術，而被答辯人未作絕育手術，終審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 第3條，判決變更撫養權關系，由答辯人撫養小兒子，是絕對正確，合法又合理的。被答辯人以自己有撫養能力為兒子購買生態移民安置房并不能對抗上述法律的規定。

四、答辯人身體健康，能勞動且已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特地從外地為照顧兒子來家鄉上班至今，不存在養活不了兒子的問題。

總之，終審法院判決正確，既合理又合法，被答辯人申訴無理，應依法駁回。

答辯人：

2014年11月17日

第二篇：民事再審答辯狀專題

民事再審答辯狀

答辯人：李洪朝男1968年7月15日出生漢無固定職業現住青海西寧市西鋼北園小區178棟4單元602室(身份證號：***9x)

因答辯人與馬書生、馬宏偉“借貸糾紛”一案，馬書生、馬宏偉不服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寧民三終字第289號民事判決，收到貴院送達的（2011）寧民再終字第28號再審案件應訴通知書，現答辯如下：

本案的事實是答辯人于2008年5月13日、2008年10月11日向馬書生、馬宏偉分別借了兩筆款，各六萬元，共計十二萬。后經過催要一共討回七萬欠款，還剩五萬沒有要回。故答辯人在一審中提出了五萬元的訴訟請求。一審中因答辯人當時不能找到馬宏偉于2010年8月11日書寫的借條原件，在加上對方混淆視聽、胡攪蠻纏給一審法官以錯誤引導，致使一審法官的錯誤認定使得答辯人無形中損失了五萬元。貴在二審法院明察秋毫，通過對事實和證據的認真審核、調查在形成完整充分“證據鏈”的基礎上，認定了2008年10月11日借條（當時提供的是復印件）的證明效力，使得答辯人的合法權利得到了維護。

馬書生、馬宏偉在再審申請中說一、二審法院違背了“不告不理”原則，這完全是申請人在信口開河。

一、二審法院的判決并沒有超出答辯人的訴訟請求，只要是一個認識字的人看看一審，二審的起訴狀和一審、二審的法院判決書就一目了然。再審申請人一審中因答辯人

當時無法找到馬宏偉2008年10月11日書寫的借條原件而想瞞天過海、欲蓋彌彰賴掉該筆欠款。答辯人在一審中的訴訟請求是要求申請人償還欠款5萬元，一審法院判決答辯人敗訴：二審訴訟中答辯人的訴訟請求還是要求申請人償還欠款5萬元，二審法院判決答辯人勝訴；不管是勝訴還是敗訴，法院都是在答辯人的請求范圍內依法進行判決，并沒有超出訴訟請求進行判決。

二審結束后，答辯人通過苦苦尋找2008年10月11日申請人馬宏偉借條的原件，但是答辯人還是無法找到原件。也正是這份證據讓申請人產生了賴賬的邪念，也使得答辯人飽受一、二審訴訟之累。法院判決依據的是事實，復印件的效力在和其他證據組合形成完整“證據鏈”時是完全有證明效力的。綜觀本案全貌，完全可以證明這份復印件證據所證明事實的真實性。

申請人所說的“子債父還”更不值一駁，借款人和擔保人承擔連帶責任，權利人可以向任何一方主張權利，因此二審法院的判決并沒有違反法律規定，向申請人主張權利是因為2008年10月11日申請人確實向答辯人借了六萬的款，望再審法院維護答辯人的利益。

再審申請人所說的六萬元借款是當時所謂的“合伙協議”原因所產生。這樣的說話根本不符合邏輯，合伙是協議出資，怎么能變成欠款呢？答辯人和本案申請人曾經是有過生意買賣方面的協議，但是這和這筆欠款根本無關。

綜上所述、二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懇請法官依法維持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寧民

三終字第289號民事判決，駁回再審申請人的再審請求。

此致

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

答辯人：

年月日

第三篇：民事再審答辯狀范文

民事再審答辯狀

答辯人（被申請人）：深圳市XXXX有限公司，住所地：廣東省XXXXXXXXXX，法定代表人：XXX，公司董事長。

聯系人：XXX，職務：深圳市安XXXX有限公司XX經理，聯系電話：XXXXXXXXXXXX

被答辯人（申請再審人）：沾益縣XXXX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沾益縣XXXX，法定代表人：XXX，公司董事長。

答辯人于2014年4月28日收到貴院郵寄的關于被答辯人對（20XX）曲中民終字第XXXX號案提起再審的申請書及相關資料。答辯人現就被答辯人提出的再審請求及理由作如下答辯：

一、從實體上來看，二審法院對案件的事實認定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正確。

1、關于涉案設備是否節電的問題

在本案一審過程中，答辯人提交了由被答辯人簽字并蓋章確認的驗收報告以及答辯人公司的各類資質、質量合格證書、國家電控設備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出具的檢驗報告等證據，這些證據足以證明涉案設備符合質量標準及節電要求。而被答辯人一直辯稱涉案設備不具備節電功能，是在不能提供任何證據情況下的狡辯。對于被答辯人辯稱涉案設備一直閑置未用是由于設備不具備節電效果的說法，答辯人堅決不予認可，理由是被答辯人無論是在本案一審還是二審過程中，均未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涉案設備閑置未用，而是僅僅提供了幾張設備的照片，這些照片來源不明，并不能說明涉案設備是否處于使用狀態，且答辯人在開庭質證時對照片的真實性和證明事實從未認可，法院也是基于被答辯人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反駁證據而未采納其關于設備不節電的主張。因此，在答辯人提供充足證據證明涉案設備符合質量標準和節

電要求，而被答辯人又未能提供合法有效反駁證據的情況下，根據證據規則和法律規定，被答辯人關于涉案設備不具備節電功能的主張依法不成立。

2、關于節電率問題

單從雙方簽訂的《設備租賃合同》和《節約電費及付款方式的協議》來看，雙方對節電率測量方法和計算方式都進行了明確約定，即在設備安裝前先測出原設備的電耗，并以三個月平均值為節電前的計算依據。同時，在簽訂合同前，雙方共同測出設備運行時平均每小時的預計耗電量作為節電率估算依據。在設備安裝后，雙方對原設備運行時的耗電量和節電設備安裝后的耗電量進行對比，按照約定的核算辦法計算出實際的節電率。

上述這一節電率計算方式是雙方共同協商確定的，答辯人以雙方約定的節電率測定方式和結算方式收取節電費并無不可。況且在雙方簽訂的《節約電費及付款方式的協議》中，雙方對依照《設備租賃合同》約定的計算方式計算出的每月節電費數額（即每月節電費為157250.16元）進行了書面確認，并在協議中將上述每月節電數額變更為102600元。每月節電數額按102600元計算是雙方最終確認的結算依據，且答辯人在多次以訴訟手段追討節電費過程中，均是按此數額請求的。

從以上可以看出，節電費的測定和計算方式并非答辯人單方提出的，而是經過雙方平等協商并以白紙黑字的書面協議約定下來的。對于雙方已對節電費結算進行了協議約定的情況下，被答辯人又辯稱涉案設備不具備節電功能并對節電費核算提出異議的做法，答辯人只能認為被答辯人是在胡攪蠻纏。被答辯人無視雙方的協議約定，其實意在拖延支付節電費。

同時，被答辯人的一些反常舉動一直也讓答辯人頗為不解，即：為何被答辯人僅僅對本案提出異議，被答辯人在（20XX）沾民初字第XXX號和（20XX）沾民初字第XX號案中，為何沒有向答辯人提出設備是否節電以及節電多少的異議？反而是按照調解書約定向答辯人支付了拖欠的全部節電費呢？如果涉案設備真的不具備節電功能、達不到節電效果，被答辯人又怎么可能向答辯人支付節電費？

另外，雙方在（20XX）曲中民初字第XX號案中，也就節電費支付問題達

成了調解協議，并由曲靖市中級人民法院出具了調解書，被答辯人不僅依約向答辯人支付了部分款項，而且也未提出關于設備是否節電及節電效果的問題。試問：如果被答辯人真的認為設備不具備節電功能且達不到節電效果的話，那么被答辯人在對上一案件申請再審的同時，會在下一案件中與答辯人達成調解協議并支付款項？顯然不會。

答辯人認為，除非被答辯人是傻子，否則，被答辯人絕不可能在明明知道設備不能節電且達不到節電效果的情況下，反而屢屢以調解的方式自愿向答辯人支付節電費，但被答辯人在申請書中又明確強調其并非傻子。因此，被答辯人關于涉案設備是否節電及節電多少的異議在本案中一再提出，明顯違背正常邏輯和社會常理，被答辯人必定另有所圖。

二、從程序上來講，二審法院并無任何違反法定審理程序的情形。被答辯人在申請書中提及本案實際參與審判的審判長并非（20XX）曲中民初字第XX號裁定書中所確定的XX法官，對于這一點，其實被答辯人并未注意到曲靖市中級人民法院在開庭之后出過一次補正裁定書，即（20XX）曲中民終字第XXXX號民事裁定書。該裁定書對于判決書中將審判長誤寫為XX進行了補正，補正審判長為XX。

答辯人認為，法官也是常人，是人就可能出錯，法律也賦予了司法機關補正錯誤的權利和機會。二審法院對其筆誤進行補正完全符合法律規定，但被答辯人卻罔顧（20XX1）曲中民終字第XXXX號民事裁定書對審判長進行筆誤補正的事實，刻意拿二審法院在判決書中的筆誤說事，試圖以偏概全，意在迷惑再審法官，提高再審案件的證據分量，達到其拖延支付款項之目的。

三、被答辯人在申請書中，可謂情、理、法并用，看似頗有幾分道理，但實則在狡辯。被答辯人在闡述理由的同時，大談“自由心證”等法理知識，試圖從不同層面打動再審法官，以達到其目的。答辯人認為，不論被答辯人如何煽情、如何說理，但都忽視了一個法官判案要考慮的最根本問題，即證據問題。被答辯人僅僅提交了幾份調解書和判決書，就想當然認為可以輕易推翻原審法院的判決，被答辯人對法院的這種不信任實則是對自己的不自信。多次調解加上多次判決的結果全部一致，已經充分說明本案的事實已經非常

清楚，從判決書中也可以看出，并不存在所謂的“是否節電及節電多少”的事實爭議問題。況且，多次的訴訟并非同一法院、同一法官審理，而是由不同級別法院的不同法官組成不同合議庭進行的審理，審理結果全部一致已經足以證明案件本身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不存在任何問題。

四、因在（20XX）曲中民初字第XX號調解書中，雙方對《設備租賃合同》和《節約電費及付款方式的協議》進行了協議解除，且對本案一并作了處理。因此，答辯人認為，對本案的再審已經毫無必要，被答辯人對本案申請再審純屬浪費司法資源，人為制造社會的不和諧。鑒于被答辯人至今未能履行完（20XX）曲中民初字第XX號調解書中確定的付款義務，答辯人請求貴院在查明案情后，依法督促被答辯人履行余款的支付義務。

綜上所述，在被答辯人沒有提出新證據，且原審判決事實認定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正確、沒有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下，被答辯人向貴院提出對本案的再審明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請求貴院在查清事實后，依法駁回被答辯人的再審申請，以維護答辯人的合法權益。

此致

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答辯人：深圳市XXXX有限公司 2014年X月X日

第四篇：民事申訴再審狀

民事申訴再審狀

再審申訴人:何錫輝，男，漢，1953年11月18日出生，下崗工人，現住湖南省衡陽市石鼓區松木鄉朝陽村豐收組。

再審申訴人:歐陽厚美（又名歐陽樺），女，漢，1958年3月6日出生，湖南省衡陽市石鼓區松木鄉政府干部，系何錫輝之妻，現住址同上。

再審申訴人:王素華，女，漢，1929年3月19日出生，系何錫輝之母，現住址同上。

再審申訴人:廖明澤（又名廖愛國），男，漢，1968年4月26日出生，農民，現住湖南省衡陽市石鼓區西湖鄉五一村第六村民小組。

再審申訴人:楊國超，男，漢，1956年7月29日出生，系衡陽市原橡膠廠下崗工人，現住湖南省衡陽市石鼓區建設新村12棟101號。

再審申訴人:楊青林，男，漢，1956年6月25日出生，下崗工人，現住湖南省衡陽市珠暉區民主里66號。

再審申訴人:楊學林，男，漢，1960年7月14日出生，下崗工人，系楊青林之弟，現住湖南省衡陽市珠暉區民主里66號2號。

再審申訴人:李建坤，男，漢，1956年5月6日出生，系衡陽市原橡膠廠下崗工人，現住湖南省衡陽市石鼓區建設新村13棟103號。

再審申訴人:肖昌省，男，漢，1963年3月23日出生，系湖南省衡陽市衡陽縣樟樹鄉中學教師，現住該中學宿舍。

再審申訴人:向朝陽，男，漢，1958年3月12日出生，系衡陽市原橡膠廠下崗工人，現住湖南省衡陽市石鼓區建設新村13棟402號。

再審申訴人:肖蘭高，女，漢，1957年7月14日出生，系湖南省衡陽市冶金汽車修配廠下崗工人，現住湖南省衡陽市石鼓區錢局巷28號。

再審申訴人代表:何錫輝，手機：***

再審申訴人：何錫輝等11人因外匯按金交易糾紛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湘高法再終字179號民事判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79條1、2、3、4、5項規定現依法申請再審。

請求事項：

1.請求最高人民法院對原審被告及原審被告第三人返還我們原告全 1

部保證金、及16年多的利息和原一審二審由我們11人所承擔的訴訟費。

2.請求最高人民法院對原審被告及原審被告第三人，賠償我們在16

年多的訴訟期間，所花費的差旅費以及其他一切費用，共計10萬元人民幣。

事實與理由：

一、（2009）湘高法再終字179號民事判決書與（2002）湘高法民三終字第16號判決書基本上照抄，根本就沒有認真履行職責，查清事實真相。

這里有由基層江東區法院在第一時間所調查記錄材料共4份，（調查記錄材料附后）。

廣東省外匯管理局和廣東省肇慶市西江區郵電局所出具的證明在判決書中為何一字不提呢？而（2008）湘高法再終字166號民事裁定書中第三、四頁中也就指出了：“本院認為1994年10月15日廣東利豐國際期貨公司（以下簡稱利豐公司）出具一份聲明，稱利豐公司的電傳號為“0758823722”，客戶境外交易記錄表均為本公司根據結算結果制作，由利豐公司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并負責解釋。但廣東省肇慶市郵電局西江分局證明“0758823722”號碼是利豐公司肇慶辦理處的號碼，沒有辦理過傳真機和專線業務，且因拖欠電話費已于1994年6月2日停機。1994年7月16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廣東分局下發粵匯管【1994】162號文件通知：從通知之日起，利豐公司等12個單位取消試辦外匯期貨業務，立即停止經營外匯期貨交易業務，停止接納新客戶。故對于再審申請人何錫輝等十一人的保證金是否確實已入市交易需進一步審查，為何(2009)衡中法民二再初字第1號和（2009）湘高法民再終字179號民事判決書卻一字不提以上證據呢？正因為以上證據只要一提，被告方所提供的一切所謂證據就會不攻而破，根本就站不住腳。

例如：再審判決書中本院認為：太平洋公司收取保證金后，已匯至利豐公司，并按照何錫輝等十一人及本人或通過其經紀人下達的交易指令，將保證金進入市場進行了交易。在本院原二審質證中，十一位上訴人的訴訟代表對收到過利豐公司通過太平洋公司送達的客戶境外交易記錄表不持異議等。這些根本就不是事實，根據江東區法院在第一時間于1994年10月13-10月18日到廣東省外匯管理局及廣

東省肇慶西江郵電局的調查記錄證明，廣東利豐公司根本就不可能在廣東省內更不可能在省外設立分支機構，假設有這種可能的話，而廣東省外匯管理局對利豐公司經營的業務也在1994年7月16日下令停辦了，而我們1994年7月16日以后到9月9日止所交納保證金及入市交易難道匯給了一個不存在的公司以及在和一個不存在的公司進行交易呢？而被告所提供的廣東省利豐公司客戶境外交易記錄表電話0758823722傳真機等等都不是利豐公司的，根據廣東省肇慶市郵電局西江分局證明0758823722號碼是利豐公司駐肇慶市辦事處號碼，沒有辦理傳真機和專線業務，且因拖欠電話費2萬元，已于1994年6月2日停機。這些證據足以證明再審法官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再審中稱：在本院原二審質證中十一位上訴人的訴訟代表對收到過利豐公司通過太平洋公司送達的客戶境外交易記錄表不持異議。這根本就不是事實，這很簡單，如有的話為何不拿出來給我們看呢？根據《期貨經紀公司登記管理暫行辦法》第七條第四項的規定，期貨經紀公司必須將每日交易記錄，會計憑證以及其他重要資料完整保存5年以上。在本案原一審中我們就提出要看究竟買賣什么貨幣，下單的電話以及文字記錄憑證，交易所跑單員入市交易回單，成交結算單，每手盈虧金額及匯出去的全部銀行匯票等原始憑證。但原一審期間根本就提供不出任何文字記錄憑證等。2001年7月9日長達7年多的訴訟中原一審判決書中第7頁也只稱太平洋公司已提供了保證金匯至利豐公司的部分銀行匯票及相關案件的部分交易單據等。

關于太平洋公司采取各種手段詐騙我們的保證金再審法官他不管，卻強調說是我們為了獲取利潤、不認真核實太平洋公司的經營范圍造成虧損自負等說法，實際上是不實之詞，這里有太平洋公司經紀人，也是我的第一位介紹人周澤民寫的“情況說明“證據（附后面），而事后我們才知道所謂的太平洋公司根本就不具備從事外匯交易的資格，實際上是被告梅文才、易清燕夫妻先與第三人雁峰信用社串通采用隱瞞事實真相的虛假證明（二份200萬元）騙得注冊資金驗資報告，再以職工集資名義打著集體所有制招牌辦理營業執照，然后利用衡陽市報刊電視臺廣泛宣傳誘騙客戶投資，我們正因為不了解對當時報刊以及電視臺廣泛宣傳信以為真，再加以該公司招聘的經紀人如周澤民又是我原單位的上司（共產黨員），對我們的游說：“什么機會難得包賺不虧，風險是有一點，但完全可以控制，講**投入5萬元一個

月不到，現在盈利幾萬了，等等”。根據以上情況，我們才上當受騙的，后來我們還了解到太平洋公司所謂的交易報價一條線實際上是放錄像。

二、我們在一、二再審中，書面及口頭上都一再申請法院對被告提供的“匯票”予以查證真偽和被告提供的廣東利豐公司的收據：“為何編號在前，開票時間在后，編號在后，開票時間在前呢？”，再審法官都不予答復，我們認為，這里就有假，因所有匯票上只有公章，沒有經辦人、經手人、核對人蓋章及簽名，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匯票上公章正是提供虛假證明現雁峰信用社公章。利豐公司收據前后矛盾是因造假時不小心將日期與編號搞錯造成，以上全部都是復印沒有原件(部分證據附后)。由被告提供的廣東利豐公司“鄭重聲明”時間是94年10月15日，而江東區法院講于94年10月13-18日到廣東調查時根本就找不到利豐公司，原利豐公司所在地在94年7月份就離開了。綜上所述，什么匯票、收據、鄭重聲明、境外交易、注冊資金等等，統統都是被告梅文才自編自導騙人的鬼話。

三、還特別指出：原告肖昌省分三次投入保證金20.8萬元而原一、二、再審卻寫成2.8萬元，由于原一審第五頁中稱肖昌省分二次投入保證金2.8萬元，太平洋公司收取手續費5928元，除肖昌省取出的32963元外，其余全部虧損，這一稱是前后相矛盾，5928元+32963元=38891元-2.8萬元，肖昌省不是虧，而是多拿走太平洋公司10891元。二審法官為了站住腳，將肖昌省取出32963元改寫成肖昌省取出3298元，在再審中，由于時間相距16年之久，當時一下沒找到太平洋公司的收據，我們提出異議，再審法官不予支持，現已找到證據（指收款收據3份附后面）

四、另外補充說明，被告梅文才打著太平洋公司招牌，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在衡陽市共騙取客戶90多人，資金達一千多萬元，當時每戶開戶不少于5萬元起點，最多的有兩位，一位是金果公司歐陽計，另外一位是唐利，她們二人就投入了三百多萬元，也全虧損。凡是投進該公司的都虧損。

另外還有1995年4月1日衡陽市城北區法院對費錫斌等11人投入的1580616.8元作出一審判決，太平洋公司退還他們11個人全部保證金，另支付利息150158.52元，并承擔該案全部訴訟費。被告方上訴到市中院判決卻完全相反。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只有一部，為什么同類案例有不同判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9年第1期（總第57期）上《王全文訴珠海市鑫光期貨有限公司期貨代理糾紛案》已經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并經最高人民法院公告，該案的判決在同類例子中應具有案例作用，而珠海市鑫光期貨經濟有限公司有代理期貨權，由于沒有按正規操作而已，終于敗訴，返還原告124萬元該款的利息以及案件受理費16710元，而衡陽市太平洋公司不但沒有代理權，而且從頭到尾都是采用虛構事實欺騙的手段，難道會按照正規操作入市交易嗎？

此案本來應屬一般民事案件，但在一審衡陽市中院就拖了7年多，二審判決后，又不給我們判決書，過了兩年多，在我們強烈要求下才給我們判決書，多次申訴不理，由于我們到京上訪才給予再審。我們給再審法官看了證據，他們根本就不理，所以再審還是按照原一、二審照抄，只是追加了雁峰信用社為第三人，判決退還給我們傭金共計5萬多元，我們申請執行也拿不到，對我們這些下崗工人，弱勢群體真的是苦不堪言，我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包庇被告，擾亂社會和金融秩序，嚴重損害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為此，申訴人懇請最高人民法院明察秋毫，秉公辦理，以維護我們的合法權益和法律的尊嚴。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再審申訴人：何錫輝等十一人

年月日

第五篇：再審答辯狀

再審答辯狀

答辯人：黃賢財

被答辯人：林時進、龔昌恕、甘肅浙商科工貿有限公司

答辯人就被答辯人股權確認糾紛申請再審一案，依法答辯如下：

一、本案的基本事實

圍繞本案，歷經蒼南縣人民法院一審、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以及三名被答辯人在提起本案二審的前后，又向蘭州市城關區人民法院提起股權確認無效的重復之訴，后撤訴，再到現在向貴院提起再審申請，看似紛繁復雜，實則基本事實始終如一。

甘肅浙商科工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科工貿公司）原名甘肅亮星科工貿有限公司，原注冊資本為50萬元，林時進、李小仙夫婦共同持有全部股份。2008年上半年，為開發天峻縣木里貨場業務，包括本案全部當事人在內的各方協商決定，科工貿公司以增資擴股的方式，由林時進、李小仙出讓科工貿公司相應股份，本案全部當事人同時向科工貿公司共同投資入股，并以該公司名義向天峻銀海物流園區有限公司出資2904萬元，所占股權比例為52.5%。

為此，林時進和李小仙將科工貿公司的股權轉讓給林友守16.66%、林敬壽14%、龔昌恕6.67%、陳慶抄3.335%、黃錦岳3.335%、黃金笑7.5%、黃賢財5%、林敬灶2.5%、宋榮連5%，林時進保留36%。這就是林時進、龔昌恕等人所稱的“股權重組”或“股權分配”。鑒于都是溫州老鄉等因素，當時并未辦理增資擴股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因此，從2008年開始，黃金笑按照7.5%股權比例出資262.5萬元、黃賢財按照5%股權比例出資175萬元、林敬灶按照2.5%股權比例出資87.5萬元，并開始以股東身份參加科工貿公司股東會，行使參與公司重大決策等股東權利（有2010年6月23日《股東會議記錄》為證）。

2010年6月，林時進、龔昌恕等人擅自決定只讓持股10%以上的股東進行工商登記，而答辯人等人聞之，要求一視同仁，大小股東均以顯名登記卻被無理拒絕。同年8月，答辯人等人以林時進、龔昌恕、科工貿公司等為被告，依法提起本案一審訴訟。蒼南縣人民法院、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先后于2011年3月17

日、8月19日作出確認答辯人等人股權的判決。

二、本案一審、二審事實認定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本案被答辯人以《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二項、第六項及第二款的規定提起再審申請，沒有事實依據，與法不符，現逐一答辯如下：

（一）關于二審法院“合議庭決定對本案不公開審理”的問題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經過閱卷和調查，詢問當事人，在事實核對清楚后，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也可以徑行判決、裁定?！?/p>

本案二審期間，2011年6月15日的《傳票》中，“傳喚事由”一欄明確為“開庭/詢問”。2011年7月4日的所謂“公開開庭”，實為二審調查和詢問當事人，這一點在法庭調查和詢問開始，主審法官即明確予以言明，被答辯人均未提出任何異議。后二審法院在認為事實調查清楚后，沒有公開開審理而做出了二審判決?，F被答辯人以所謂二審法院惡意抹殺公開開庭為由提起再審申請，不符合基本事實，于法無據。

（二）關于二審法院“將已經之爭了的證據又認定為不予重新質證”的問題

被答辯人二審期間提供的證據是“科工貿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股東出資轉讓協議、變更通知書等工商登記材料復印件以及股份證明三份”。

而上述證據材料皆在本案一審之前已經形成，二審法院調查和詢問當事人時，讓答辯人先行發表質證意見，至于是否為新證據由合議庭合議后決定。根據《民事訴訟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等有關規定，二審法院最終認定“上述證據均為一審已經提供并經質證和認證或已經形成的證據，不屬于新的證據，本院不予重新質證和認證”。但被答辯人強詞奪理地據此認定“兩審法院偏袒被申請人，導致其查明案件事實完全錯誤”，只不過是其濫用訴權，想借此提起再審申請的借口而已。

（三）關于“溫州中院惡意將不合法的股權轉讓行為認定為出資行為”的問題

被答辯人龔昌恕在本案《民事上訴狀》中明確承認，“反觀被上訴人提供的證據，雖有有關證據注解為隱名股東，但事實上只能是股權轉讓行為??”（詳

見P4倒數第二、三行）。

被答辯人在《再審申請書》中又提及了所謂“非法的股權轉讓”，其實質是，被答辯人把2008年各方議決但未辦理工商變更的科工貿公司增資擴股事實棄之一邊，單將林時進、龔昌恕擅自排除答辯人股權進行工商變更登記視為股權轉讓，將早在2008年就開始出資并完成出資的答辯人以未進行工商變更登記違反法定程序為由認定為“非法的股權轉讓”，并進而得出“既然三被申請人沒有通過法定程序取得股權轉讓的事實，實際出資就不可能成立?？梢?，三被申請人的實際出資純粹是無中生有?！倍痛疝q人同時受讓股權的龔昌恕則因擅自進行了工商登記便堂而皇之的以所謂“優先購買權”進行抗辯，諸此種種，被答辯人的背后邏輯何其謬也。

如上所述，2008年科工貿公司的增資擴股是經過本案各方當事人全體同意的，原審被告林友守、林敬壽的一審答辯、林友守的二審答辯以及答辯人實際出資以后林時進、科工貿公司事后確認的《股份證明書》、《收據》、《收條》等等均可證明“當時的股份區分是很明顯的，林友守、林敬壽與三原告是一樣的，誰投資誰占股”這一事實。而被答辯人一審提交的2008年11月27日的《股權重組決議書》、《股東重組名單》、《股東會決議》卻擅自將答辯人股權進行分割，并以所謂“持股10%以上股東”進行工商注冊登記，連占股16%的林友守在二審答辯時也表示，“至于林時進將股份注冊自己名下，我以為當時被上訴人愿意的。”

而被答辯人至上述事實于不顧，將擅自處分他人合法股權并進行工商變更登記的行為，看成是本案的核心之所在，硬生生將答辯人排除在股東范圍之內。更有甚者，面對答辯人實際出資的銀行匯款憑證、被答辯人出具的《收條》、《收據》等鐵一般的證據，被答辯人卻以自己侵權的結果即未將答辯人股權進行登記，屬于不合法的股權轉讓為由，認定答辯人的實際出資“純粹是無中生有”。

（四）被答辯人以所謂法定程序、股東法定記載事項為由的抗辯，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

被答辯人的上述種種理由，均建立在工商登記的效力作用上。股權轉讓也好、增資擴股也好，股東之間一旦合意達成，股權轉讓、增資擴股自然隨之生效，依法受法律保護。而工商變更登記不是股權資格的設權證明，僅具有證權作用以及對公司以外第三人的公示作用。

而本案實則是科工貿公司股東之間的內部糾紛，并未針對任何第三人，而各方當事人在對科工貿公司進行增資擴股時，出于種種因素考慮，尚未進行工商變更登記。就像房屋產證書，對外來講，產權證書上的產權人自然被認為是法律上的產權人，然則一旦房屋確權糾紛發生，所謂產權人不能高舉產權證書便被依法認定為就是真正的產權人。反觀本案，被答辯人林時進、龔昌恕一直以所謂2010年8月的工商變更登記材料對抗同為股東的答辯人，混淆工商登記的對內效力與對外效力，致大量鐵的事實于不顧，何以獲得法律支持？

需要說明的是，答辯人聞之被答辯人擅自處分自己的股權進行工商變更登記時，便提出了抗議。而被答辯人則強加給答辯人以“隱形股東”身份予以搪塞。事已至此，答辯人無奈提起了本案訴訟。兩審法院基于答辯人實際出資以及出資比例確定及實際參與股東會、行使股東權利等事實以及被答辯人等人已經進行工商變更登記的情形，并經原審被告林友守、林敬壽認可，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

（三）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等規定，確認答辯人的股權，合法合理。但被答辯人一方面承認答辯人“隱形股東”身份，一方面卻又以“違背雙方當時約定”為由否認答辯人股東資格，自說自話，自相矛盾。

（五）被答辯人龔昌恕等人所謂行使股東優先購買權的問題

根據《公司法》第七十二條規定，所謂股東先購買權是指公司股東享有的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購買其他股東擬向股東以外的第三人轉讓股權的權利。從法理上講，之所以規定股東優先購買權，主要目的是通過賦予老股東優先購買權從而維護有限公司的人合性。

就本案而言，林時進、龔昌恕和答辯人一樣，同時參與科工貿公司的股權重組，均為公司股東，不存在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的情形，股東優先購買權的前提條件尚不成立，何來所謂股東優先購買權？

從法律關系講，被答辯人科工貿公司對本公司的股權，收購尚且不能，何來所謂優先購買權？林時間作為股權轉讓方，本身就是出讓股權的人，又如何對自己出讓的股權進行優先購買？而龔昌恕和答辯人同時從林時進、李小仙處受讓股權，不非其所稱的所謂龔昌恕等人擅自進行工商登記后林時進再行股權轉讓的情形，龔昌恕與答辯人同時同為股權受讓方，又哪里來的所謂股東優先購買權？

三、關于本案管轄錯誤的問題

本案答辯人于2010年8月26日以林時進、林友守、林敬壽、龔昌恕為被告，向蒼南縣人民法院提起包括確認林時進與答辯人股權轉讓行為合法有效、確認答辯人股權等訴訟請求在內的一審訴訟，立案時法院以股權轉讓糾紛為案由予以受理；同年9月7日，答辯人追加科工貿公司為本案共同被告；而被答辯人科工貿公司于9月15日提起管轄異議申請，被一二審法院相繼駁回。后答辯人在本案訴訟過程中，考慮到確認答辯人股權轉讓有效和確認股權之間存在重復，遂撤回了要求確認股權轉讓有效的請求，被答辯人對此也無異議，據此，本案案由由股權轉讓糾紛變成了股權確認糾紛，但股權確認糾紛之前提依然是股權轉讓有效，且本案被告中林友守、林敬壽住所地均為蒼南縣，本案一二審法院當然具有管轄權。

而被答辯人提及的被告問題，一方面，答辯人提起本案一審訴訟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

（三）尚未出臺，司法實踐做法不一；一方面本案涉及股權轉讓效力問題，將林時進、龔昌恕等股東列為被告并無不當。被答辯人以一二審法院違反法律規定，管轄錯誤為由提起再審申請，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

四、被答辯人以“兩審法官均存在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嫌疑”為由，主張本案應當再審，違背客觀事實，于法無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八條明確規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的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賄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是指該行為已經相關刑事法律文書或者紀律處分決定確認的情形?！?/p>

先不說被答辯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其在《再審申請書》中所羅列的種種情形，被答辯人僅以所謂“兩審法官均存在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嫌疑”要求再審，便嚴重違反客觀事實，于法無據。

需要指出的是，被答辯人在《再審申請書》中，為了達到申請再審的目的，濫用訴權，多處針對答辯人等本案訴訟參與人進行侮辱誹謗和人身攻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等有關規定，請貴院依法責令被答辯人改正并向答辯人賠禮道歉。

綜上所述，答辯人認為，本案一、二審事實認定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法律

適用正確，程序合法，請依法裁定駁回被答辯人的再審申請，以維護法律的權威與統一。

此致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答辯人：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