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執政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科學執政＼民主執政要通過依法執政體現出來,又要依靠依法執政來保證實現

依法執政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客觀要求。只有堅持依法執政，才能夠保證國家權力嚴格依法運作；才能夠保證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公正司法，全社會成員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才能夠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保障人民的各項民主權利。

依法執政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市場經濟是一種法律治理的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市場活動的多樣性、復雜性，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制度化、規范化，這些情況都要求黨的執政活動必須適應經濟活動市場化、法治化的發展趨勢，在法制的范圍內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水平和能力。

依法執政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要完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就必須善于運用法律的權利義務機制調整各種社會關系、利益關系，善于在法制的框架內解決各種問題和矛盾，使社會成員既充分享有權利、行使權利、維護權利，又切實履行義務、承擔責任，做到權利義務相統一，實現和諧相處、共同發展。

依法執政是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客觀要求。法律通過確立和實施穩定的、公開的、規范的制度和規則，能夠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牢固的基礎、持久的動力和廣闊的空間。我們黨要抓好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就必須掌握法制的手段，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事業的發展，推動各項工作的開展。

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發展歷程和科學總結

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指出，要按照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要求，完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黨的十七大修改并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正式以黨規黨法的形式把“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確定了下來，使之具有了黨內最高的法律效力。這絕非偶然。“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反映了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認識的深化和對黨長期執政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科學總結”。

在慶祝建黨90周年之際，回顧我們黨執政方式逐步發展完善的歷史進程，深刻理解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科學內涵，進一步明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基本要求，對于把握執政規律，更好地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按照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要求，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執政方式逐步發展完善的歷史進程

執政方式，是指執政黨實現其政治主張的基本方式，即執政黨以什么樣的途徑、方法把其政治主張變為國家的意志和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執政方式的核心問題，是怎樣處理黨政關系、黨法關系、黨群關系問題。中國共產黨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到執掌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到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黨所處的環境和肩負的任務不同，執政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科學、民主、法治，始終是我們黨執政方式追求的目標。

黨局部執政時期對執政方式的初步探索。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從井岡山革命斗爭的實踐中認識到，要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必須在農村建立紅色政權。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建立“工農民主政權”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的開始。后來，適應戰爭形勢發展和任務變化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先后建立了抗日戰爭初期的“抗日民主政權”、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民主政權”。根據地政權建設為戰爭的勝利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同時黨在建立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的政權建設的實踐中，積累了一定領導經驗和執政經驗。一是始終堅持黨對根據地政權、對人民軍隊和統一戰線的絕對領導地位。二是提出處理好黨政關系的主張。黨的六大通過的《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毛澤東在1928年11月25日總結井岡山斗爭的經驗時的講話、1942年9月1日黨中央在《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都表明，當時我們黨對黨政關系的認識是正確的。只是后來為了使各抗日組織和各方面工作緊密配合，以集中全力開展對敵斗爭，黨在領導體制上出現了對后來歷史產生過深刻影響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三是制定了一些法律，但主要依靠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四是具有民主性。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民主政權”、抗日戰爭初期的“抗日民主政權”和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民主政權”都是民主政權。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指出政權性質是民主的。

新中國成立后30年執政方式的曲折發展。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已經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開始在全國范圍執政。在如何執掌全國政權的問題上，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雖然有初步的正確的思考和設計，但是由于種種復雜情況，這些正確的認識和理論原則難以發揮指導作用，出現了執政實踐與理論原則相背離的現象。從建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黨仍然沿用革命戰爭年代高度集權、以黨代政的那套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在進行大規模政治動員、搞“群眾運動”、以“階級斗爭為綱”和“計劃經濟”的框架中轉圈子。其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還習慣于用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眼光、思維方式觀察分析建設時期的社會環境、政治局勢。建國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在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上還沒有真正實現從革命黨到執政黨意義上的轉變。

改革開放后30年執政方式的改革完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使我們黨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改革開放以來，黨面臨的執政環境和肩負的執政任務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原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以高度集權、以黨代政為主要特征的領導體制和執政方式，顯然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任務新要求不相適應。黨中央提出了不斷改革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重要思想和基本思路。第一，在黨的領導格局上，解決領導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以黨代政問題，由包攬一切、高度集權向“總攬全局、協調各方”轉變。第二，改革領導體制通過制度規范來解決。第三，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逐步實現由人治向法治、由以政策治國向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轉變。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命題，并把它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總體目標之一。

執政方式的科學內涵和基本要求

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三位一體，共同構成黨的執政方式，反映黨對執政理念和執政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科學執政強調執政的科學性，民主執政強調執政的人民性，依法執政強調執政的合法性，三者結合在一起，勾畫出黨執政方式的完整框架，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堅持科學執政，尊重和符合客觀規律。胡錦濤同志強調，“科學執政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成功的前提條件。”所謂堅持科學執政，就是“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為指導，結合中國實際不斷探索和遵循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以科學的思想、科學的制度、科學的方法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其中，探索和遵循三大規律，按照客觀規律進行執政活動，是科學執政的核心和本質，是執政的科學性之所在。以科學的思想、科學的制度、科學的方法治國理政，是實現科學執政的途徑、保證和目的。以上對科學執政內涵的表述，高度精確地概括出“什么是科學執政、怎樣實現科學執政”這兩個重要問題。堅持科學執政，必須不斷探索和遵循客觀規律，即深刻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探索和認識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探索和認識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規律。堅持科學執政，必須以科學的思想為指導、科學的制度作保障、科學的方法來施政。以科學的思想為指導，就是要以科學發展觀指導執政實踐。以科學的制度作保障，就是要科學配置和運用國家權力，用科學的制度規范執政行為，既要科學配置和運用權力，又要健全科學決策機制。以科學的方法行使執政權力，一是民主的方法，二是法治的方法。

堅持民主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胡錦濤強調，“民主執政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的本質要求。”所謂民主執政，就是

“要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其中，“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講的是民主執政的本質內涵。“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講的是民主執政的實現途徑。以上闡釋，從為誰執政、靠誰執政、怎樣執政等視角，揭示了我們黨民主執政的本質特征和動力源泉，明確了黨堅持民主執政的根本目的和實現途徑。民主執政要以為人民執政為根本目的，以靠人民執政為動力和途徑，以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本質。

堅持依法執政，從法律上制度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實行法治，這是社會主義法治與資本主義法治的本質區別。我們實行依法執政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我們堅持的依法執政，是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具體體現。所謂依法執政，就是黨要緊緊抓住法制建設這個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重要環節，堅持依法治國，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從法律制度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其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堅持依法執政,必須依法用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推進依法行政，保證國家法律的貫徹實施。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權。

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

當代西方政黨執政的基本模式及其分析

2010年01月12日　　來源：遼寧大學學報　　瀏覽次數：665　　文字大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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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因此，“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體制的模式。”[1](p29)基于這一思想，我們在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過程中，有必要了解西方政黨的執政模式，并對此得出科學和客觀的認識，從中把握政黨執政的一般規律，以更好地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

一、當代西方政黨執政的基本模式

執政或參與執政是政黨區別于一般政治組織的根本標志，也可以說是政黨的“天職”。17世紀到19世紀，近、現代意義的政黨最先在西方普遍出現，因此，西方政黨執政的歷史也相對較長。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西方各國政黨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政黨執掌政權的一系列制度法規，形成了政黨執政的基本模式。這個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個環節：

1.參加選舉，獲取執政資格

當代西方的政黨體制是競爭性政黨體制。

所謂競爭性政黨體制是指在一個國家中一般都存在幾個具有平等競爭關系的政黨，其中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黨有單獨或聯合執政的可能。在這種政黨體制下，最終誰能成為執政黨，決定勝負的惟一途徑是參加選舉，選舉獲勝是西方民主中合法執掌國家政權的重要根據。特別是，目前歐洲許多國家在選舉制度中都實行了“入選線”規則，即規定：如果一個政黨在選舉中得不到一定數量的有效選票（各國的有效選票一般在3％-10％之間不等），就不能參與議會議席的分配，無緣于議會這一進行權力角逐的重要場所。即是說，一個政黨在選舉中的表現，不僅關系著能否獲取執政資格，而且關系著能否獲得參政的資格。鑒于此，參加選舉不僅成為了西方政黨執政的第一步，而且被確立為政黨的中心任務，包括調查選民意向、制定競選綱領、提名本黨的候選人、籌集競選經費以及發動宣傳攻勢等，其它活動都要服從或服務于這一中心任務。尤其是，西方政黨的中心任務是隨著幾年一次的大選，周而復始的。大選開始，黨的中心任務就提到議事日程；大選結束，黨的中心任務就暫時告一段落，政黨也暫時退入后臺，直到下一次選舉來臨，再重新活躍。即使在選舉中獲勝的黨，也無權直接干涉政府的施政問題。從這一點上看，西方政黨與政府的職能劃分是十分清楚的，也可以理解為西方政黨的競選綱領和施政綱領是不能等同的。了解到這一特點，我們就能清楚地解讀西方社會中的許多政治現象。例如，為什么美國兩黨在選舉時和選舉后總是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對華態度，選舉時，反華論調比較高，執政后，反華論調逐漸降低，這其中就有著重要的選舉因素。選舉時，政黨考慮更多的不是國家利益，而是迎合某些人的需要，而執政后政黨就必須兼顧國家利益。

2.控制議會，將政黨的主張上升為國家法律

議會是西方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任何一個政黨的主張，包括執政黨的主張，只有在議會中討論通過，才能具有法律效應而貫徹執行。顯然，控制議會是西方政黨執政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議會中的政黨組織即議會黨團，也因此取代了議會外的黨的全國委員會，成為選舉結束后進入議會內各政黨的決策機構，負責研究和決定本黨重要的投票立場，負責統一本黨議員的立法思想和行為。議會黨團和黨的全國委員會相對獨立存在，是西方國家政黨組織結構的重要特點。

按照各政黨的地位和實力，西方議會中的政黨一般分為執政黨和在野黨（反對黨）、多數黨和少數黨。在實行議會制的國家，如英國，由于政黨的執政地位是通過立法選舉，首先成為議會中的多數黨，然后再組閣獲取。因而這些國家中的執政黨就是議會多數黨，政府向議會負責，政策與立法的趨同性較強，執政黨的權威性也相對較高；在實行總統制的國家，如美國，由于政黨的執政地位是直接通過競選總統而獲取的，議會選舉另期舉行，一個政黨不能保證在兩次選舉中同時獲勝。因而這些國家中的執政黨并不一定就是議會多數黨，政府不向議會負責而向選民負責，政策與立法的趨同性較弱，執政黨的權威性也相對較低，同時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在野黨，往往是一黨把持政府、一黨把持議會。雖然，西方議會常常是由多數黨控制的，但少數黨或在野黨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影響立法過程，牽制或阻礙多數黨的主導作用，通過達成妥協，為本黨爭取利益。有人稱西方議會中的這種現象為“搏奕規則”，即在通過何種方案和政策治理國家的策略問題上明爭暗斗，而在維護現行政治制度方面卻攜手合作。西方議會中政黨活動的這一特點必然導致議會內黨派斗爭的激烈與復雜，相互爭吵、相互傾軋、相互牽制的現象十分嚴重，也使許多重要的議案得不到及時的通過和執行。鑒于此，鄧小平同志曾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作出決定，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這方面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保持這個優勢，保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2](p240)

3.間接介入政府，貫徹和體現政黨的主張

在西方，政黨贏得選舉，成為執政黨的標志，就是掌握國家最高行政權，執掌政府。但是，由于西方政黨以競選為自己的中心任務，政黨與政府之間有較明確的職能劃分，因此，執政黨一般都不直接參與政府決策和政策執行，而是以執政黨的領袖出任政府總理或總統的形式發揮間接作用。盡管這種間接作用的形式，使作為執政黨領袖的總理或總統有了很大的自主權，政黨對他們難以實行領導和約束，然而，為了贏得本黨在各方面的支持，特別是為了使政府提出的議案能夠在議會中討論通過，一般來說，在實行重大決策前，執政黨領袖都要征詢本黨議會內外領導集團的意見。所以，這種間接介入政府的形式，也多少體現了執政黨組織一定的指導與影響作用。

二、當代西方政黨執政模式的進步與局限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已出現兩種形態的政治統治形式，即君主政治和政黨政治。二者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君主政治是把領導國家和社會的大權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而政黨政治則是把領導國家和社會的大權集中在一批人組成的政黨之手。毫無疑問，相對君主政治來說，政黨政治無疑是歷史的進步。在君主政體下，人民毫無民主權利可言，而在西方政黨政治下，盡管這一政治的實質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需要的，但是，西方政黨執政模式中所蘊含的代議制民主形式，畢竟賦予了群眾一定的民主權利，保證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一般特征。

西方政黨執政模式是以競選和組閣為中心的，競選獲勝、掌握國家最高行政權力是政黨執政的惟一途徑。而要贏得選舉，就必須發揮政黨的利益整合功能，爭取盡可能多的群眾的支持。為此，政黨一般都歡迎新團體的加入，給予他們在政黨綱領形成過程中的發言權。比如，美國民主黨為爭取工會的支持，在黨綱中就強調工會權利、公平的勞工制度、福利待遇和教育機會等以吸引工人。這就是說，在西方政黨的執政模式下，各階級、各階層、各利益團體，包括勞動群眾和工人階級政黨，都可以運用選舉和議會這種舞臺向當政者施加壓力，迫使他們滿足自己的部分要求。這不僅使群眾獲得了一定的民主權利，也大大減少了各階級、各階層間街頭的直接對抗，在處理社會階級矛盾中起到了重要的“緩沖”和“微調”作用，避免了大的社會動蕩的發生，使西方社會百余年來長期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保證了西方社會經濟快速發展。

然而，我們在肯定西方政黨執政模式進步意義的同時，還必須看到，這一執政模式在其運行過程中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和局限性也是十分明顯的，由此也給西方政黨政治帶來了嚴重的危機。這種消極影響和局限性最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在黨的群眾基礎方面，人們對政黨政治的興趣日漸淡漠。

在西方政黨執政模式下，政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參加選舉，一切都服從于選舉的需要。為了爭取盡可能多的選民的支持，政黨努力尋求代表各類選民的利益和包容各種“世界觀”，黨內各種派別、各種觀點應有盡有。現在有人稱美國兩黨為驢頭象尾黨（驢和象分別是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代稱），言外之意就是從黨的主張上已經看不出是哪一個黨了，選擇誰都一樣。此外，在西方，近些年來政治權力快速向權力政治轉化，不少政黨政治家為公益服務的精神在消失，為私利而奮斗的傾向增強。甚至為了選舉的需要，政黨候選人可以不負責任地隨意許諾選民的要求，把對選民要求的承諾，作為玩弄政治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為了更好地體現絕大多數人的意志，致使人們對政黨政治產生了極大的厭煩情緒。1995年，美國社會曾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其中有88％的人批評政黨在選舉前亂許諾空頭支票[3](p21)。同時，這種為了選舉，不要原則的做法，使黨的綱領日漸模糊。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一般來說，一個政黨的正式綱領沒有它的實際行動那樣重要。但是，一個新的綱領畢竟總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而外界就根據它來判斷這個黨。”[4](p31)作為政黨，如果沒有一個積極明確的綱領，也就失去了可供人們判斷黨的運動水平的界碑，必然會漸漸失去群眾。西方政黨正是由于在黨的綱領上的日漸模糊，從綱領黨走向選舉黨，從階級的黨變為純粹選舉的俱樂部，使人們失去了目標追求，使黨員沒有了歸屬感，進而對政黨政治產生了抗衡。人們對政黨政治的抗衡有的體現為拒絕參加政黨或選舉，由此導致西方國家政黨的黨員人數和民眾的投票率普遍下降；有的則表現為將選票投給無力主政的政黨，其中包括右翼和極右翼政黨，使這些黨的支持率驟然上升，這也是近年來歐洲極右翼政黨勢力抬頭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們對政黨政治的興趣日漸淡漠是當代西方政黨執政模式面臨的最深刻危機。

第二，在黨的自身方面，金錢政治的實質日益暴露出來。

任何政黨的生存和發展都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但并不能因此把政黨的活動說成是金錢政治。我們之所以把西方政黨的活動及其執政模式的實質，揭示為金錢政治，是因為對于西方政黨而言，金錢已超出了維持政黨正常運作的范圍，政黨已越來越為金錢所操控，其中最突出的體現就是操控政黨的舉舉。在西方，政黨要獲取執政資格，就必須贏得選舉，而要贏得選舉，就要有足夠的金錢支持。可以說，哪個政黨控制的金錢多，哪個政黨勝選的可能性就大。據統計，在1866年-1980年間的31次美國總統選舉中，有26次為支出費用多的一方獲勝，最近二十年也呈現出這一傾向。而且用于競選的費用越來越高，去年的美國總統選舉總花費是30億美元，創歷史最高[5](p130)。那么，用于選舉的錢從哪里來，途徑有三：一是黨員的黨費；二是國家的補貼；三是社會各界主要是壟斷集團的政治捐款。前兩個渠道的資金是有限的，政黨競選的主要費用來源于各壟斷集團的政治捐款。政黨選舉需要金錢，壟斷集團也就以金錢為誘餌，迫使政黨日后運用手中的權力以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為自己謀取利益。由此，我們不難想像，壟斷集團一旦用金錢操控了選舉，就能夠在日后左右議會的表決，影響政府的決策，金錢政治的實質是暴露無疑的。正是這種金錢政治的實質，使西方社會權錢交易的腐敗丑聞不斷出現。特別是作為引發腐敗的政治捐款活動，有些是“合法”的，是資本主義國家法律和政治慣例允許的，因而由此導致的腐敗，也必然是一種制度性腐敗的惡果，必然成為西方政黨自身無法克服的痼疾。可以預測，隨著西方政黨越來越熱衷于選舉，金錢政治的實質日益暴露，隨之而來的腐敗危機也將日益加深。資本主義世界一些大黨、老黨的垮臺，如日本自民黨和意大利天民黨的下臺，都是直接因為腐敗而失去民意，在選舉中失敗的。江澤民同志多次告誡全黨要吸取世界上一些大黨、老黨垮臺的經驗教訓，其中也包括吸取資本主義世界一些大黨、老黨垮臺的經驗教訓。

三、政黨執政模式的客觀性以及對當代西方政黨執政模式的有益借鑒

西方政黨在執政上有共同的特點，形成了基本的執政模式，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上又是不同的。像英美兩國政黨執政資格的獲取，執政黨與議會多數黨的關系，都是不同的；有的國家政黨是一黨單獨參加選舉和組建政府，而有的國家政黨則是多黨聯合參加選舉和組建政府。再如，意大利是典型的議會制的多黨制，而法國則是“半總統半議會”的多黨制等等。這種具體操作上的不同根本在于各個國家政體、選舉制度以及政治力量成熟程度等的不同。由此表明，政黨執政模式的確定同本國的國情是密切相關的，具有很強的客觀性，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各國的國情千差萬別，必然導致各國政黨的執政模式各具特色。脫離本國國情的政黨執政模式必定是不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西方政黨執政模式承載的是西方國家的權力動作規則、西方國家的國情和黨情，因而我們決不能機械照搬西方政黨的執政模式，而是要立足于我國國情，從促進生產力和社會全面進步，從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與優勢，從保證國家政局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定團結，從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政黨體制。

當然，堅持符合中國國情的政黨制度和執政模式，并不意味著對西方政黨制度和執政模式的全盤否定，我們必須以開放的胸懷對待人類社會的政治文明，積極借鑒其中體現政黨執政一般規律和共同要求的有益成果，為我所用。客觀認識西方政黨的執政模式，至少有以下三點值得我們借鑒：

1.堅持依法執政。西方國家憲法對政黨的執政模式從來沒有從根本上確定，但是就如何組建政黨，政黨如何開展活動都有明確的規定，有些國家還專門制定了《政黨法》，對政黨的活動加以規范，從而迫使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活動，任何政黨都不能高于法律之上。這就是為什么西方議會中政黨爭吵激烈，在歐洲一些政黨聯合執政的國家，政府更迭頻繁，包括這次美國拉鋸式的總統選舉，都沒有導致大的社會動蕩發生，都沒有從根本上影響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有序運作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可以說，對政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執政規律認識不夠，以人治代替法治，是共產黨執政的一條最深刻、最沉痛的經驗教訓，并因此給黨和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今天，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已成為我們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不斷推動這一進程，要求我們既充分體現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科學性和民主性，又吸收和借鑒西方執政黨依法運作的合理因素。

2.實現權力間的必要均衡和相互制約。分權與制衡是西方國家重要的憲法原則。這個原則體現在國家政權的組織上就是實行了三權分立；體現在執政黨內部就是形成了來自議會黨團、執政黨政府、黨的全國委員會的三種力量。這三種力量誰都不具有最高的權威，彼此間相互制衡。實踐表明，這種分權與制衡的做法，對于防止權力的官僚化，限制權力的濫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毫無疑問，西方國家體現分權與制衡的做法是不適合我們的，但這種思想卻可以為我們所借鑒。我們應以切合自己的實際做法，例如，要改革目前“議行合一”的黨委領導體制，將黨內的決策、執行和監督職能適當分開，加強黨內監督；要充分發揮我國司法機關和行政監察、審計等職能部門的作用，強化黨外監督等等，以實現對權力的有效制約。

3.加強黨的群眾基礎。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西方社會中的廣大公民都享有了選舉權。顯然，政黨要贏得選舉，獲取執政地位，僅靠金錢的支持是不夠的，同時還要加強同群眾的聯系，爭取足夠多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因此，當代西方政黨都日益重視自身的群眾基礎建設。像一些老牌的資產階級政黨，原本都是精英黨、議會黨、干部黨，沒有黨的基層組織，現在不僅建立了，而且在努力發揮基層組織聯系群眾的作用；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布萊爾等人提出的“第三條道路”理論還專門發出了走向社區的號召，等等。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在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下執政的。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重要的建黨原則，也是黨重要的政治優勢，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黨能永遠擁有執政資格。列寧在無產階級政黨剛剛執政不久，就尖銳地指出：對于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最嚴重最可怕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群眾。”[6](p372)

江澤民同志也多次指出，黨執政后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群眾。因此，我們無論從保持黨的先進性的角度，還是從解決黨執政的合法性的角度，都要不斷加強黨的群眾工作，鞏固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使我們黨永遠擁有執政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