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黨依法執政的重要性和相關建議-《法律新視野》

淺談依法執政的重要性及相關建議

劉茵①

（西南大學法學院，重慶 400716）

【內容摘要】 依法執政是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改革，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要求，是提高執政能力建設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是提高執政效率的根本保障。它對對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有全局性作用，也是廉政工作的外在表現。依法執政雖然被大力提倡，但是至今我們對依法執政的概念仍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而且我黨依法執政過程中，在執政依據、權力監督機制等也存在著不少問題。現階段，如何能夠提高黨依法執政的能力，是我黨急需解決的難題。

【關鍵詞】依法執政，和諧社會，廉政工作

一、依法執政的概念

對依法執政的概念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一些學者認為依法執政是一個綜合概念,它包含權利和義務、民主和法治等豐富的制度內涵,能夠融匯于法律之上、權力制衡以及權利保護等諸多價值目標,涵蓋執政黨內部活動和外部活動的全部政黨生活,貫穿執政黨行為甚至整個自我管理過程。②還有些學者認為依法執政既不僅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體制和制

③度，它是黨按照憲法及法律規定對國家的政權實行政治領導。也有學者認為依法執政是一

種行使國家權力的過程和狀態。這些觀點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們是從不同角度對依法執政的概念進行定義。我認為，依法執政是動態的，是從取得國家政權到運用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以及制定、實施法律，領導人民，再到處理國家事務并接受監督的整個過程。依法執政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的一大創新點，是在半個多世紀的執政過程中所逐步探索出來的執政規律。在建國初期乃至后來相當長的時期內，社會中出現的一些基本問題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靠法律為手段來解決的。這與當時我國的基本國情有關，我們沿用了戰爭年代奪取政權時的領導方式，即把黨的決議、命令甚至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指示等當做一種直接解決問題的手段。因為計劃經濟體制下重人治而輕法治的思想給我們帶來的教訓無疑是慘痛的。這種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導致黨的治國方略和執政方式不能與時俱進，社會主義作者簡介：劉茵（1988-），女，河南省商丘市人，西南大學法學院2010級刑法學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有組織犯罪。

② 李輝敏,李蘭色.《深刻認識依法執政的內涵和意義》[J].理論觀察, 2005,(3).③ 王貴秀.《理順黨政關系,實現依法執政》[J].人大研究, 2005.(4).①

民主法制建設以及經濟建設都遭到了忽視。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依法執政的重要性。依法執政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六十多年來政經驗的深刻總結，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保障。

二、依法執政的重要性

（一）依法執政是加強黨執政能力建設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

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①要克服封建專制傳統的影響并科學合理地處理政務，就必須依法執政。依法執政使法律并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及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并能夠科學地處理黨與法的關系。它自覺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對于科學合理地處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以及黨與群眾組織以及其他社會團體的關系有重大作用。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指社會主義條件下，使社會政治發展處于有序發展的狀態，增強社會活力，保障社會公平和正義，增強全社會的法律與誠信意識。維護社會安定，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并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為黨的長期執政創造好良好的環境。而在加強這一方面能力的建設中,最重要的就要強化黨員依法執政的意識，努力提高依法執政的水平和能力。

（二）依法執政是提高執政效率的根本保障

依法執政是有效處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出現的各類社會矛盾和問題，提高執政效率，實現國家政權高效有序運行的根本保障。共產黨執政是以國家的名義活動，它扮演著一個公共管理者的角色。因此，國家政權運行的規范性和效率與否，都和執政黨的執政模式密切相關。我們黨在法制的范圍內施政治國方針，就是把執政行為和國家政權的職能有機結合起來，推進國家機構在法制范圍內高效運作。相反，如果我們黨組織偏離法制軌道或不善于運用法律規則來運作國家，則必然會沖擊國家機器的正常運作秩序，從而影響公共權力的權威和效率。所以，我黨能否做到依法執政是國家政權體系能否高效有序運行的極為直接制約因素，直接影響到執政效率，進而影響到執政的基礎。因此，依法執政是執政黨正確有效處理社會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問題時的有效保證，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執政環境和條件下功能轉型的必然要求。②依法執政能夠不斷增強全黨同志的執政意識，從而提高執政效率，而在這一過程也會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

總的來說，依法執政能不斷增強執政意識，充分發揮憲法和法律的作用，對反腐倡廉工①

②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332.潘澤林吳曉敏.《關于依法執政的法理學思考》[J].江西社會科學,2004.(10).作的順利開展有重大意義。只有不斷增強執政意識，才能真正的總結和汲取執政過程中的優良經驗。再把它升華為科學的執政理論，讓全黨同志特別是我們的領導干部時刻牢固樹立這種法制觀念，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在此基礎上推動各項工作的開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

（三）依法執政是廉政工作的外在表現

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全黨一項重大政治任務。我黨的黨風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工作行為又決定了黨和人民事業的前途。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了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完善防治腐敗的體制機制，提高反腐倡廉建設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可以看出，依靠國家法律和制度與反腐敗相抗爭，是我們黨在開展反腐倡廉工作中得出的一條重要經驗。也是我黨堅持依法執政，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內在要求。實踐也表明，僅僅依靠政治強制力來開展反腐敗斗爭，雖然能夠在短時期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形成一個可持續的防腐和反腐機制。

產生腐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國現在的法制不健全。依法執政是要求黨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要按憲法和法律規定執掌政權，樹立和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因此，依法執政能夠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有效地反對和防止腐敗。這樣，在不斷增強全黨同志的法制理念的同時，在實踐上也會有效地防止腐敗。要使黨保持持久廉潔。反腐敗的根本措施就應該是改革和消除滋生腐敗的體制溫床，而不單單是處置和懲罰個別人。

（四）依法執政對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有全局性作用

一方面，黨依法執政，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黨堅持依法執政，就是依法堅持黨在建設有中國特設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領導核心地位，黨發揮其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人民當家作主，最廣泛地動員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依法執政是實行依法治國方針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國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實施依法治國方針，關鍵在于黨要依法執政。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都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范圍、程序、內容和手段來行使執政權力。提高依法執政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要處理好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和辯證統一。①

②①② 艾書琴.《依法執政是提高黨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途徑》[J].學習與探索,2004.(6).李龍.《政治文明與依法治國》[M].浙江大學出版社.第151頁.三、黨依法執政過程中的問題和相關建議

（一）依法執政中的“法”無明確規定

依法執政要有重點,憲法就是重點,就是綱。憲法不僅是根本法,還是其他立法活動的最高法律依據。依法執政中的“法”不不僅包括憲法，還包括各項具體法組成的法律體系，共同促進依法執政理念的實施, 這樣依法執政才能落實到 “有法可依”。我們應當樹立依憲法為核心的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執政的觀念。對于這里的“法”是否還包括黨規黨法則存在爭議。有些學者贊成黨規黨紀不屬于我們現在法律體系的范圍，它只能管制黨內人員的一些違紀行為，現代意義上的依法執政就應該是依照憲法和其他法律執政。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憲法和黨章之間并不是相互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各部門法律出現不同程度上的滯后性是必然的。在現有憲法和其他各部門法律對共產黨的職權范圍以及執政程序的規范都不夠完善的條件下,按照黨規黨紀來執政是依憲法和法律規章執政的一

①種重要補充,依章執政是依法執政的前提和基礎 ,依法執政是依章執政的升華和保障。筆者

從法學的角度分析，黨規黨紀不屬于中國現代意義上法律體系的一部分，因而也就不屬于依法執政中“法”的范疇。因此，前種觀點較合適。

另外，我們也要不斷完善黨內法規制定的程序，嚴格規范黨內立法權的行使。同時也要保證黨內規范的銜接和照應，使其適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不斷發展的需要，及時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程序暫行條例》，完善黨內立法黨員民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

（二）權利監督機制不健全

絕對的權利就會導致絕對的腐敗，這是已經證明了的真理。1957年4月，鄧小平在西安干部會議上就把權利監督問題說得很清楚。大致意思是說明黨要受監督，黨員要受監督，我們黨是執政的黨，威信很高。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我們大量的干部居于領導地位，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②

依據鄧小平的觀點，我們黨要接受三方面的監督，這也是在《共產黨員要接受監督》一文中經過透徹分析得出的，即黨內監督、群眾監督以及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權利的行使主體包括公民、法人組織、黨員以及參政黨。憲法和法律應對監督的方式、程序、內容和控告申訴程序等作出詳細的規定。在政黨立法時除規定黨的執政地位外，還應規定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地位、權利、義務和責任責任，保證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監督的權利并盡快完善輿①

② 黃潔, 丁嚴.《依法執政概念探析》[J].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7.(4).鄧小平文選.第1卷[M].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270.論監督和申訴控告制度。另外要充分發揮憲法的作用，憲法的功能在于授予權力并限制權力，執政黨只能在憲法規定的權力范圍內行事，不能超越憲法設置的權力范圍，按照一定的標準對執政黨的權力和國家權力進行劃分，實現權力配置方面的分權與制衡。但是法律并沒有規定執政黨不接受監督的后果。所以，憲法應將政黨的行為納入到審查的范圍，授權一定的國家機關審查政黨的決定、政策和行為是否符合憲法，并對一切可能的違憲行為進行審查和追究違憲責任，使違憲審查權在實踐中能夠得到有效實施，以維護憲法的尊嚴和權威。同時，也要我們也要建立一個黨內規范的合法審核制度，對出臺的每一項黨內法規的合憲性、合法性、規范性、程序性進行嚴格審查。兩種制度相互配合才可以完善監督機制。

（三）正確處理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關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要求黨的執政方式要從主要依靠政策向主要依靠法律轉變，但不能拋棄政策。黨的政策是黨領導人民、動員人民和教育人民的法寶，也是我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有力武器。黨的政策既有概括性和鮮明性，在制定方面又具有靈活性和迅速性，在宣傳上具有感召力和鼓舞力，在執行上更具有方便性，這些特點都說明了政策是黨治國理政的有效手段。①

依法執政要求我黨既要遵守憲法和法律，又要主動創制和運用法律來適應我們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不能片面強調要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而被動作為。要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急迫需要，及時修改憲法和法律，以便于把我們黨的政策和意志通過法定機關、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的意志。把政策的制定和法律的制定相協調，既要依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又要調整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還要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并且能夠主動創制和修改法律，這樣作才可以掌握依法執政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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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盧嘉旗.《黨的執政方式法治化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關聯》[J].法治論叢,2009.(10).

第二篇：依法執政重要性論述

依法執政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科學執政＼民主執政要通過依法執政體現出來,又要依靠依法執政來保證實現

依法執政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客觀要求。只有堅持依法執政，才能夠保證國家權力嚴格依法運作；才能夠保證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公正司法，全社會成員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才能夠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保障人民的各項民主權利。

依法執政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市場經濟是一種法律治理的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市場活動的多樣性、復雜性，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制度化、規范化，這些情況都要求黨的執政活動必須適應經濟活動市場化、法治化的發展趨勢，在法制的范圍內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水平和能力。

依法執政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要完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就必須善于運用法律的權利義務機制調整各種社會關系、利益關系，善于在法制的框架內解決各種問題和矛盾，使社會成員既充分享有權利、行使權利、維護權利，又切實履行義務、承擔責任，做到權利義務相統一，實現和諧相處、共同發展。

依法執政是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客觀要求。法律通過確立和實施穩定的、公開的、規范的制度和規則，能夠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牢固的基礎、持久的動力和廣闊的空間。我們黨要抓好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就必須掌握法制的手段，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事業的發展，推動各項工作的開展。

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發展歷程和科學總結

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指出，要按照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要求，完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黨的十七大修改并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正式以黨規黨法的形式把“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確定了下來，使之具有了黨內最高的法律效力。這絕非偶然。“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反映了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認識的深化和對黨長期執政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科學總結”。

在慶祝建黨90周年之際，回顧我們黨執政方式逐步發展完善的歷史進程，深刻理解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科學內涵，進一步明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基本要求，對于把握執政規律，更好地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按照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要求，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執政方式逐步發展完善的歷史進程

執政方式，是指執政黨實現其政治主張的基本方式，即執政黨以什么樣的途徑、方法把其政治主張變為國家的意志和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執政方式的核心問題，是怎樣處理黨政關系、黨法關系、黨群關系問題。中國共產黨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到執掌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到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黨所處的環境和肩負的任務不同，執政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科學、民主、法治，始終是我們黨執政方式追求的目標。

黨局部執政時期對執政方式的初步探索。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從井岡山革命斗爭的實踐中認識到，要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必須在農村建立紅色政權。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建立“工農民主政權”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的開始。后來，適應戰爭形勢發展和任務變化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先后建立了抗日戰爭初期的“抗日民主政權”、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民主政權”。根據地政權建設為戰爭的勝利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同時黨在建立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的政權建設的實踐中，積累了一定領導經驗和執政經驗。一是始終堅持黨對根據地政權、對人民軍隊和統一戰線的絕對領導地位。二是提出處理好黨政關系的主張。黨的六大通過的《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毛澤東在1928年11月25日總結井岡山斗爭的經驗時的講話、1942年9月1日黨中央在《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都表明，當時我們黨對黨政關系的認識是正確的。只是后來為了使各抗日組織和各方面工作緊密配合，以集中全力開展對敵斗爭，黨在領導體制上出現了對后來歷史產生過深刻影響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三是制定了一些法律，但主要依靠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四是具有民主性。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民主政權”、抗日戰爭初期的“抗日民主政權”和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民主政權”都是民主政權。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指出政權性質是民主的。

新中國成立后30年執政方式的曲折發展。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已經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開始在全國范圍執政。在如何執掌全國政權的問題上，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雖然有初步的正確的思考和設計，但是由于種種復雜情況，這些正確的認識和理論原則難以發揮指導作用，出現了執政實踐與理論原則相背離的現象。從建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黨仍然沿用革命戰爭年代高度集權、以黨代政的那套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在進行大規模政治動員、搞“群眾運動”、以“階級斗爭為綱”和“計劃經濟”的框架中轉圈子。其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還習慣于用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眼光、思維方式觀察分析建設時期的社會環境、政治局勢。建國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在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上還沒有真正實現從革命黨到執政黨意義上的轉變。

改革開放后30年執政方式的改革完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使我們黨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改革開放以來，黨面臨的執政環境和肩負的執政任務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原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以高度集權、以黨代政為主要特征的領導體制和執政方式，顯然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任務新要求不相適應。黨中央提出了不斷改革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重要思想和基本思路。第一，在黨的領導格局上，解決領導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以黨代政問題，由包攬一切、高度集權向“總攬全局、協調各方”轉變。第二，改革領導體制通過制度規范來解決。第三，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逐步實現由人治向法治、由以政策治國向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轉變。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命題，并把它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總體目標之一。

執政方式的科學內涵和基本要求

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三位一體，共同構成黨的執政方式，反映黨對執政理念和執政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科學執政強調執政的科學性，民主執政強調執政的人民性，依法執政強調執政的合法性，三者結合在一起，勾畫出黨執政方式的完整框架，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堅持科學執政，尊重和符合客觀規律。胡錦濤同志強調，“科學執政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成功的前提條件。”所謂堅持科學執政，就是“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為指導，結合中國實際不斷探索和遵循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以科學的思想、科學的制度、科學的方法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其中，探索和遵循三大規律，按照客觀規律進行執政活動，是科學執政的核心和本質，是執政的科學性之所在。以科學的思想、科學的制度、科學的方法治國理政，是實現科學執政的途徑、保證和目的。以上對科學執政內涵的表述，高度精確地概括出“什么是科學執政、怎樣實現科學執政”這兩個重要問題。堅持科學執政，必須不斷探索和遵循客觀規律，即深刻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探索和認識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探索和認識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規律。堅持科學執政，必須以科學的思想為指導、科學的制度作保障、科學的方法來施政。以科學的思想為指導，就是要以科學發展觀指導執政實踐。以科學的制度作保障，就是要科學配置和運用國家權力，用科學的制度規范執政行為，既要科學配置和運用權力，又要健全科學決策機制。以科學的方法行使執政權力，一是民主的方法，二是法治的方法。

堅持民主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胡錦濤強調，“民主執政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的本質要求。”所謂民主執政，就是

“要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其中，“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講的是民主執政的本質內涵。“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講的是民主執政的實現途徑。以上闡釋，從為誰執政、靠誰執政、怎樣執政等視角，揭示了我們黨民主執政的本質特征和動力源泉，明確了黨堅持民主執政的根本目的和實現途徑。民主執政要以為人民執政為根本目的，以靠人民執政為動力和途徑，以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本質。

堅持依法執政，從法律上制度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實行法治，這是社會主義法治與資本主義法治的本質區別。我們實行依法執政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我們堅持的依法執政，是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具體體現。所謂依法執政，就是黨要緊緊抓住法制建設這個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重要環節，堅持依法治國，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從法律制度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其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堅持依法執政,必須依法用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推進依法行政，保證國家法律的貫徹實施。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權。

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

當代西方政黨執政的基本模式及其分析

2010年01月12日　　來源：遼寧大學學報　　瀏覽次數：665　　文字大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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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因此，“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體制的模式。”[1](p29)基于這一思想，我們在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過程中，有必要了解西方政黨的執政模式，并對此得出科學和客觀的認識，從中把握政黨執政的一般規律，以更好地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

一、當代西方政黨執政的基本模式

執政或參與執政是政黨區別于一般政治組織的根本標志，也可以說是政黨的“天職”。17世紀到19世紀，近、現代意義的政黨最先在西方普遍出現，因此，西方政黨執政的歷史也相對較長。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西方各國政黨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政黨執掌政權的一系列制度法規，形成了政黨執政的基本模式。這個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個環節：

1.參加選舉，獲取執政資格

當代西方的政黨體制是競爭性政黨體制。

所謂競爭性政黨體制是指在一個國家中一般都存在幾個具有平等競爭關系的政黨，其中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黨有單獨或聯合執政的可能。在這種政黨體制下，最終誰能成為執政黨，決定勝負的惟一途徑是參加選舉，選舉獲勝是西方民主中合法執掌國家政權的重要根據。特別是，目前歐洲許多國家在選舉制度中都實行了“入選線”規則，即規定：如果一個政黨在選舉中得不到一定數量的有效選票（各國的有效選票一般在3％-10％之間不等），就不能參與議會議席的分配，無緣于議會這一進行權力角逐的重要場所。即是說，一個政黨在選舉中的表現，不僅關系著能否獲取執政資格，而且關系著能否獲得參政的資格。鑒于此，參加選舉不僅成為了西方政黨執政的第一步，而且被確立為政黨的中心任務，包括調查選民意向、制定競選綱領、提名本黨的候選人、籌集競選經費以及發動宣傳攻勢等，其它活動都要服從或服務于這一中心任務。尤其是，西方政黨的中心任務是隨著幾年一次的大選，周而復始的。大選開始，黨的中心任務就提到議事日程；大選結束，黨的中心任務就暫時告一段落，政黨也暫時退入后臺，直到下一次選舉來臨，再重新活躍。即使在選舉中獲勝的黨，也無權直接干涉政府的施政問題。從這一點上看，西方政黨與政府的職能劃分是十分清楚的，也可以理解為西方政黨的競選綱領和施政綱領是不能等同的。了解到這一特點，我們就能清楚地解讀西方社會中的許多政治現象。例如，為什么美國兩黨在選舉時和選舉后總是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對華態度，選舉時，反華論調比較高，執政后，反華論調逐漸降低，這其中就有著重要的選舉因素。選舉時，政黨考慮更多的不是國家利益，而是迎合某些人的需要，而執政后政黨就必須兼顧國家利益。

2.控制議會，將政黨的主張上升為國家法律

議會是西方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任何一個政黨的主張，包括執政黨的主張，只有在議會中討論通過，才能具有法律效應而貫徹執行。顯然，控制議會是西方政黨執政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議會中的政黨組織即議會黨團，也因此取代了議會外的黨的全國委員會，成為選舉結束后進入議會內各政黨的決策機構，負責研究和決定本黨重要的投票立場，負責統一本黨議員的立法思想和行為。議會黨團和黨的全國委員會相對獨立存在，是西方國家政黨組織結構的重要特點。

按照各政黨的地位和實力，西方議會中的政黨一般分為執政黨和在野黨（反對黨）、多數黨和少數黨。在實行議會制的國家，如英國，由于政黨的執政地位是通過立法選舉，首先成為議會中的多數黨，然后再組閣獲取。因而這些國家中的執政黨就是議會多數黨，政府向議會負責，政策與立法的趨同性較強，執政黨的權威性也相對較高；在實行總統制的國家，如美國，由于政黨的執政地位是直接通過競選總統而獲取的，議會選舉另期舉行，一個政黨不能保證在兩次選舉中同時獲勝。因而這些國家中的執政黨并不一定就是議會多數黨，政府不向議會負責而向選民負責，政策與立法的趨同性較弱，執政黨的權威性也相對較低，同時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在野黨，往往是一黨把持政府、一黨把持議會。雖然，西方議會常常是由多數黨控制的，但少數黨或在野黨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影響立法過程，牽制或阻礙多數黨的主導作用，通過達成妥協，為本黨爭取利益。有人稱西方議會中的這種現象為“搏奕規則”，即在通過何種方案和政策治理國家的策略問題上明爭暗斗，而在維護現行政治制度方面卻攜手合作。西方議會中政黨活動的這一特點必然導致議會內黨派斗爭的激烈與復雜，相互爭吵、相互傾軋、相互牽制的現象十分嚴重，也使許多重要的議案得不到及時的通過和執行。鑒于此，鄧小平同志曾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作出決定，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這方面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保持這個優勢，保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2](p240)

3.間接介入政府，貫徹和體現政黨的主張

在西方，政黨贏得選舉，成為執政黨的標志，就是掌握國家最高行政權，執掌政府。但是，由于西方政黨以競選為自己的中心任務，政黨與政府之間有較明確的職能劃分，因此，執政黨一般都不直接參與政府決策和政策執行，而是以執政黨的領袖出任政府總理或總統的形式發揮間接作用。盡管這種間接作用的形式，使作為執政黨領袖的總理或總統有了很大的自主權，政黨對他們難以實行領導和約束，然而，為了贏得本黨在各方面的支持，特別是為了使政府提出的議案能夠在議會中討論通過，一般來說，在實行重大決策前，執政黨領袖都要征詢本黨議會內外領導集團的意見。所以，這種間接介入政府的形式，也多少體現了執政黨組織一定的指導與影響作用。

二、當代西方政黨執政模式的進步與局限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已出現兩種形態的政治統治形式，即君主政治和政黨政治。二者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君主政治是把領導國家和社會的大權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而政黨政治則是把領導國家和社會的大權集中在一批人組成的政黨之手。毫無疑問，相對君主政治來說，政黨政治無疑是歷史的進步。在君主政體下，人民毫無民主權利可言，而在西方政黨政治下，盡管這一政治的實質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需要的，但是，西方政黨執政模式中所蘊含的代議制民主形式，畢竟賦予了群眾一定的民主權利，保證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一般特征。

西方政黨執政模式是以競選和組閣為中心的，競選獲勝、掌握國家最高行政權力是政黨執政的惟一途徑。而要贏得選舉，就必須發揮政黨的利益整合功能，爭取盡可能多的群眾的支持。為此，政黨一般都歡迎新團體的加入，給予他們在政黨綱領形成過程中的發言權。比如，美國民主黨為爭取工會的支持，在黨綱中就強調工會權利、公平的勞工制度、福利待遇和教育機會等以吸引工人。這就是說，在西方政黨的執政模式下，各階級、各階層、各利益團體，包括勞動群眾和工人階級政黨，都可以運用選舉和議會這種舞臺向當政者施加壓力，迫使他們滿足自己的部分要求。這不僅使群眾獲得了一定的民主權利，也大大減少了各階級、各階層間街頭的直接對抗，在處理社會階級矛盾中起到了重要的“緩沖”和“微調”作用，避免了大的社會動蕩的發生，使西方社會百余年來長期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保證了西方社會經濟快速發展。

然而，我們在肯定西方政黨執政模式進步意義的同時，還必須看到，這一執政模式在其運行過程中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和局限性也是十分明顯的，由此也給西方政黨政治帶來了嚴重的危機。這種消極影響和局限性最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在黨的群眾基礎方面，人們對政黨政治的興趣日漸淡漠。

在西方政黨執政模式下，政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參加選舉，一切都服從于選舉的需要。為了爭取盡可能多的選民的支持，政黨努力尋求代表各類選民的利益和包容各種“世界觀”，黨內各種派別、各種觀點應有盡有。現在有人稱美國兩黨為驢頭象尾黨（驢和象分別是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代稱），言外之意就是從黨的主張上已經看不出是哪一個黨了，選擇誰都一樣。此外，在西方，近些年來政治權力快速向權力政治轉化，不少政黨政治家為公益服務的精神在消失，為私利而奮斗的傾向增強。甚至為了選舉的需要，政黨候選人可以不負責任地隨意許諾選民的要求，把對選民要求的承諾，作為玩弄政治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為了更好地體現絕大多數人的意志，致使人們對政黨政治產生了極大的厭煩情緒。1995年，美國社會曾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其中有88％的人批評政黨在選舉前亂許諾空頭支票[3](p21)。同時，這種為了選舉，不要原則的做法，使黨的綱領日漸模糊。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一般來說，一個政黨的正式綱領沒有它的實際行動那樣重要。但是，一個新的綱領畢竟總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而外界就根據它來判斷這個黨。”[4](p31)作為政黨，如果沒有一個積極明確的綱領，也就失去了可供人們判斷黨的運動水平的界碑，必然會漸漸失去群眾。西方政黨正是由于在黨的綱領上的日漸模糊，從綱領黨走向選舉黨，從階級的黨變為純粹選舉的俱樂部，使人們失去了目標追求，使黨員沒有了歸屬感，進而對政黨政治產生了抗衡。人們對政黨政治的抗衡有的體現為拒絕參加政黨或選舉，由此導致西方國家政黨的黨員人數和民眾的投票率普遍下降；有的則表現為將選票投給無力主政的政黨，其中包括右翼和極右翼政黨，使這些黨的支持率驟然上升，這也是近年來歐洲極右翼政黨勢力抬頭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們對政黨政治的興趣日漸淡漠是當代西方政黨執政模式面臨的最深刻危機。

第二，在黨的自身方面，金錢政治的實質日益暴露出來。

任何政黨的生存和發展都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但并不能因此把政黨的活動說成是金錢政治。我們之所以把西方政黨的活動及其執政模式的實質，揭示為金錢政治，是因為對于西方政黨而言，金錢已超出了維持政黨正常運作的范圍，政黨已越來越為金錢所操控，其中最突出的體現就是操控政黨的舉舉。在西方，政黨要獲取執政資格，就必須贏得選舉，而要贏得選舉，就要有足夠的金錢支持。可以說，哪個政黨控制的金錢多，哪個政黨勝選的可能性就大。據統計，在1866年-1980年間的31次美國總統選舉中，有26次為支出費用多的一方獲勝，最近二十年也呈現出這一傾向。而且用于競選的費用越來越高，去年的美國總統選舉總花費是30億美元，創歷史最高[5](p130)。那么，用于選舉的錢從哪里來，途徑有三：一是黨員的黨費；二是國家的補貼；三是社會各界主要是壟斷集團的政治捐款。前兩個渠道的資金是有限的，政黨競選的主要費用來源于各壟斷集團的政治捐款。政黨選舉需要金錢，壟斷集團也就以金錢為誘餌，迫使政黨日后運用手中的權力以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為自己謀取利益。由此，我們不難想像，壟斷集團一旦用金錢操控了選舉，就能夠在日后左右議會的表決，影響政府的決策，金錢政治的實質是暴露無疑的。正是這種金錢政治的實質，使西方社會權錢交易的腐敗丑聞不斷出現。特別是作為引發腐敗的政治捐款活動，有些是“合法”的，是資本主義國家法律和政治慣例允許的，因而由此導致的腐敗，也必然是一種制度性腐敗的惡果，必然成為西方政黨自身無法克服的痼疾。可以預測，隨著西方政黨越來越熱衷于選舉，金錢政治的實質日益暴露，隨之而來的腐敗危機也將日益加深。資本主義世界一些大黨、老黨的垮臺，如日本自民黨和意大利天民黨的下臺，都是直接因為腐敗而失去民意，在選舉中失敗的。江澤民同志多次告誡全黨要吸取世界上一些大黨、老黨垮臺的經驗教訓，其中也包括吸取資本主義世界一些大黨、老黨垮臺的經驗教訓。

三、政黨執政模式的客觀性以及對當代西方政黨執政模式的有益借鑒

西方政黨在執政上有共同的特點，形成了基本的執政模式，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上又是不同的。像英美兩國政黨執政資格的獲取，執政黨與議會多數黨的關系，都是不同的；有的國家政黨是一黨單獨參加選舉和組建政府，而有的國家政黨則是多黨聯合參加選舉和組建政府。再如，意大利是典型的議會制的多黨制，而法國則是“半總統半議會”的多黨制等等。這種具體操作上的不同根本在于各個國家政體、選舉制度以及政治力量成熟程度等的不同。由此表明，政黨執政模式的確定同本國的國情是密切相關的，具有很強的客觀性，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各國的國情千差萬別，必然導致各國政黨的執政模式各具特色。脫離本國國情的政黨執政模式必定是不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西方政黨執政模式承載的是西方國家的權力動作規則、西方國家的國情和黨情，因而我們決不能機械照搬西方政黨的執政模式，而是要立足于我國國情，從促進生產力和社會全面進步，從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與優勢，從保證國家政局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定團結，從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政黨體制。

當然，堅持符合中國國情的政黨制度和執政模式，并不意味著對西方政黨制度和執政模式的全盤否定，我們必須以開放的胸懷對待人類社會的政治文明，積極借鑒其中體現政黨執政一般規律和共同要求的有益成果，為我所用。客觀認識西方政黨的執政模式，至少有以下三點值得我們借鑒：

1.堅持依法執政。西方國家憲法對政黨的執政模式從來沒有從根本上確定，但是就如何組建政黨，政黨如何開展活動都有明確的規定，有些國家還專門制定了《政黨法》，對政黨的活動加以規范，從而迫使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活動，任何政黨都不能高于法律之上。這就是為什么西方議會中政黨爭吵激烈，在歐洲一些政黨聯合執政的國家，政府更迭頻繁，包括這次美國拉鋸式的總統選舉，都沒有導致大的社會動蕩發生，都沒有從根本上影響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有序運作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可以說，對政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執政規律認識不夠，以人治代替法治，是共產黨執政的一條最深刻、最沉痛的經驗教訓，并因此給黨和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今天，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已成為我們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不斷推動這一進程，要求我們既充分體現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科學性和民主性，又吸收和借鑒西方執政黨依法運作的合理因素。

2.實現權力間的必要均衡和相互制約。分權與制衡是西方國家重要的憲法原則。這個原則體現在國家政權的組織上就是實行了三權分立；體現在執政黨內部就是形成了來自議會黨團、執政黨政府、黨的全國委員會的三種力量。這三種力量誰都不具有最高的權威，彼此間相互制衡。實踐表明，這種分權與制衡的做法，對于防止權力的官僚化，限制權力的濫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毫無疑問，西方國家體現分權與制衡的做法是不適合我們的，但這種思想卻可以為我們所借鑒。我們應以切合自己的實際做法，例如，要改革目前“議行合一”的黨委領導體制，將黨內的決策、執行和監督職能適當分開，加強黨內監督；要充分發揮我國司法機關和行政監察、審計等職能部門的作用，強化黨外監督等等，以實現對權力的有效制約。

3.加強黨的群眾基礎。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西方社會中的廣大公民都享有了選舉權。顯然，政黨要贏得選舉，獲取執政地位，僅靠金錢的支持是不夠的，同時還要加強同群眾的聯系，爭取足夠多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因此，當代西方政黨都日益重視自身的群眾基礎建設。像一些老牌的資產階級政黨，原本都是精英黨、議會黨、干部黨，沒有黨的基層組織，現在不僅建立了，而且在努力發揮基層組織聯系群眾的作用；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布萊爾等人提出的“第三條道路”理論還專門發出了走向社區的號召，等等。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在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下執政的。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重要的建黨原則，也是黨重要的政治優勢，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黨能永遠擁有執政資格。列寧在無產階級政黨剛剛執政不久，就尖銳地指出：對于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最嚴重最可怕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群眾。”[6](p372)

江澤民同志也多次指出，黨執政后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群眾。因此，我們無論從保持黨的先進性的角度，還是從解決黨執政的合法性的角度，都要不斷加強黨的群眾工作，鞏固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使我們黨永遠擁有執政的資格

第三篇：依法執政

依法執政、依法行政與依法治國關系論綱

依法執政、依法行政與依法治國關系論綱

毛德龍

【摘要】依法執政、依法行政與依法治國是三個內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聯系的概念，正確的理解三者的關系有助于我們把握當前我黨提出的依法執政的核心內核。本文通過歷史與邏輯的分析，提出了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的核心，是對依法治國戰略的進一步深化；而依法執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執政的經常化的觀點。

【關鍵詞】依法執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國

一、引 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聽取和討論了胡錦濤總書記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科學、民主、依法執政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黨建設的目標。《決定》分析了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三大歷史任務和存在的五大問題，總結了六大經驗，科學、及時地作出了加強五大執政能力的對策。《決定》不僅對我黨的執政能力從戰略的高度加以規劃，從理論的層面進行了系統闡述，而且從戰術角度具體提出了全面推進的步驟。它對于我黨把握執政規律、提高執政能力、完善執政方略、改進執政方式、鞏固執政基礎、完成執政使命意義深遠。作為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的一員，筆者更加關注“依法執政”概念的提出，從某種意義上說，依法執政理念是對依法治國方略的進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國的核心。而與“依法執政”相臨近的另一個范疇——依法行政又是依法執政的最經常的體現。本文正是想通過對依法執政、依法行政與依法治國關系的厘清以闡明三者的內在聯系，以期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一點理論上的貢獻。

二、依法執政是執政黨執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國的核心，是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對依法治國理論的進一步深化

（一）依法執政與依法治國的涵義

所謂依法執政，按照《決定》的精神，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它主要體現在：

1、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2、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法制觀念，堅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

3、督促、支持和保證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種工作的開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

4、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支持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

5、以保障司法公正為目標，逐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形成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為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提供法制保障。

所謂依法治國，或者法治是一個古老的概念，從古希臘時期就曾經為柏拉圖以及亞理士多德詳細闡述過，歸根結底，其核心就是要確立法律的無上權威。法治與人治是一個相互對立的范疇，法治講求用沒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來代替喜怒無常的君主以確立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與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現形式，沒有民主，所謂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談。亞理士多德認為法治實質是擺脫個人欲望，求助理智統治的社會制度，是一種最優秀的治國之道。他指出：“人在達到完美境界時，是最優秀的動物，然而一旦脫離了法律和正義，他就是最惡劣的動物。”“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們較為優良。” 他在比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種政體之后得出結論說：“最高統治權的執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數人，又可以是多數人。這樣，我們就可以說，這一人或少數人或多數人的統治的要旨是照顧全邦共同的利益，則由他們掌管的公務團體就是正宗的政體。反之，如果他或他們掌管的公務團體只照顧自己一人或少數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變態政體。”因而，他說：“應由多數人來治理國家??似乎是很正確的??。”“相對于一人之治來說，法治（The Rule of Law）更為可取。”“法治應當包括兩重意義：已制定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法治國理念的進一步深化

比較這兩個概念我們就會發現，依法治國與依法執政其核心內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國的最根

本要求就是要確立法律的無上權威，就是要確立一個擺脫個人欲望，理智統治的社會制度。而依法執政則要求執政黨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執政黨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由此可見，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認為，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只要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確確實實的實現了依法執政的既定方針，所謂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也就不難實現了。如果說黨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國的理念，那么，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依法執政則是對這一理念的進一步深化，是對依法治國方略核心問題的反思，它標志著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改進和創新，它必將成為社會主義中國走向文明、法治的一個里程碑。從歷史的梳理來看，依法執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國理念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深化。應當承認，古老、博大的中華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礎就是其中一個巨大的缺憾之一。盡管也存在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們提出的“獨任法治”的吶喊，但那也只是曇花一現，并未真正影響中國的法治進程。中國意識到并主動開始推進法治進程是在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威逼之下進行的，是一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但遺憾的是，在當時舉國迷茫、兵荒馬亂的情勢下，中國沒有能夠、也不可能抓住歷史的機遇實現自上而下的憲政改革。我們黨執政以后，由于政治與軍事的巨大勝利使我們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忽視甚至完全拋棄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開的協作區主任會議上，毛澤東主席就曾經說過：“??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還是馬青天那一套好，調查研究，就地解決問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的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它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劉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 由于極端忽視法治，推崇人治，結果十年“文革”最終爆發，給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后來，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文革”的經驗教訓時明確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實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國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個人或少數人身上，決策沒有基本法律依據和民主程序規則，個別人可以恣意決定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將社會主義法治事業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1996年初，江澤民同志就依法治國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全面深入闡述了依法治國的意義、內涵和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進一步確立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并隨后寫進了憲法。從中國法治進程的脈絡，尤其是我們黨執政以后的治國理念的變遷來看，我們黨對依法治國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鄧小平同志顯然已經認識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沒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國的方略；江澤民同志適時的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略并將其載入憲法，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但對于在中國目前的形勢下如何實現依法治國卻并沒有進行深入的理論考察；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依法執政理論的提出可以說正是在前三屆中央領導集體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礎上，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核心性的決策。它實際上表明，我們黨已經意識到，要實現依法治國，在現階段，關鍵是依法執政，只要實現了依法執政，依法治國的實現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應有之義，是依法治國的關鍵

應該說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鮮名詞，其含義就是要求政府嚴格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來履行自己應負的職責，合理的運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權。就是要求行政機關自身的設立（包括職能的確定、組織設立、權力來源）、行政機關的運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體的行政權力）都必須依據法律的規定并遵守相應程序，一切行政行為都要接受法律的監督，違法行政應承擔法定責任。依法行政的產生與民主法治、分權制衡不可分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民主法治原則在行政領域中的具體體現。

依法行政作為一個原則，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由于國情的差異和對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則的表述也不盡相同，例如：英國稱為依法行政，法國稱為行政法治，日本稱為

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須遵循法治原則，在法律之下進行則是共同的。與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傳統基礎上不同，我國提出依法行政口號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產物。從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從依靠政策辦事逐步過渡到不僅依靠政策還要依法辦事，到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要求各級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黨的十五大進一步強調切政府機關都必須依法行政，切實保障公民權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國理論的提出，依法行政走過了一條不平常的道路。作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僅是現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變革，更是現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場深刻革命。我們通過對依法行政原則的歷史和理論考察就不難發現，依法行政原則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權利本位、社會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國戰略在行政領域內的應有之義。

在現階段的中國，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目前之中國，是正處于體制轉軌時期的中國，在中國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歷程中，由于傳統的黨政不分、政府包攬一切的思維和理政模式不會在一夜之間銷聲匿跡，行政權的過分強大在我國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實。據統計，在我國大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規是由行政機關執行的，行政執法在法律實施過程中處于舉足重輕的地位，可以說，沒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談不上依法治國。

四、依法執政與依法行政內涵大不一樣，但依法執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執政的日常體現

依法行“政”與依法執“政”，“政”字雖一，但含義相去甚遠。前者的“政”準確的理解，應為政務之“政”；后者的“政”則為政權之“政”。依法執政與依法行政的主體明顯不同，一個是執政黨，一個是執政黨執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級行政機關要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履行其應付的行政職責；而依法執政則要求執政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不能凌駕于民意之上。依法執政的原則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相對更加宏觀； 依法行政的原則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相對更加具體。依法執政是我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轉變進程中治國理政的戰略性調整； 而依法行政則是從戰術的角度來貫徹執政黨的執政方針。

盡管依法執政與依法行政內涵大不一樣，但二者之間也存在內在的密不可分的聯系。第一，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是各級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沒有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也就無從談起。首先，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是時代的產物，是人民的選擇。我黨執政以后，對是否應該依法執政以及是否應該嚴格貫徹依法執政的問題曾有過曲折，歷史證明，沒有我黨的依法執政，整個社會主義事業都會陷入危機和困境。以黨代政、黨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時期的一大特征，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賦予的職權。其次，人民政府是一個基本由我黨員、干部組成的政府，是我黨執政方針、政策和理念貫徹的主要渠道，如果沒有這些黨員、干部的從依法執政的戰略高度來行使其職權，整個政府運作必然會陷入失范狀態，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樓閣。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執政的重要環節，是依法執政在行政領域內的經常化和具體化。依法執政相對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個上位概念，更加宏觀，它必須通過立法、行政、司法等國家機關的具體的運作才能得以貫徹。正如我們指出的那樣，現階段的中國，尚處于一個行政權過分龐大的轉軌時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關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順，立法、司法兩頭過小的“紡錘型”狀態還不可能在一時片刻之間得到合理的改觀，因此我黨的依法執政的戰略方針更多的要依靠各級人民政府去落實和貫徹，從這個意義上說，依法行政是依法執政的最為重要的環節，是依法執政的經常化和具體化并非言過其實。

五、結 語

總之，中共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關于依法執政理論的提出是對我黨依法治國戰略的進一步深化。而由于現階段政府施政的特點，實際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執政的日常體現。三者既有根本的內涵差異，又有深層次的內在聯系，只有理解了這種區別與聯系，我們才能夠更好的領會十六屆四中全會關于依法執政理論的精髓，更好的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當然，這種理解不一定準確，還望各位同仁批評指正。

第四篇：依法執政

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方略的重要內容，是實現由“人治”到“法治”轉變，推進依法治國方略在全社會進一步實施的關鍵所在，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關鍵所在。但依法執政與依法行政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區別：

涵義不同。依法執政 其內容主要有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級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嚴格依法行使其權力，依法處理國家各種事務。簡單地說，依法執政，涵蓋立法、執法、守法、法律監督、法制改革等內容，而依法行政只涉及執法的要求。

主體不同。依法執政的主體是執政黨，依法行政的主體是各級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員。

內容不同。依法行政的“政”，應為政務之“政”，即國家權力部門賦予的行政工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級行政機關要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履行其應負的行政職責；依法執政的“政”，則為政權之“政”，即組織和領導國家政權，它要求執政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不能凌駕于民意之上（理解的重點）

二者之間也存在內在的密不可分的聯系。

（1）都強調“依法”，強調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權威，都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

（2）依法執政是依法行政的前提，沒有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也就無從談起。

（3）依法行政是依法執政的重要環節，是依法執政在行政領域內的經常化和具體化。

第五篇：依法執政

今天各地的競爭已不再是優惠政策的競爭，而是綜合環境的競爭。投資環境，關鍵是軟環境，最重要的是法治環境。而這樣的法治環境，需要政府作出表率，規范使用人民賦予的權力，推進依法行政，加強行政程序建設。

依法行政，首先要做到公開。政府工作要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行政權力運行的依據、過程和結果要向公眾公開；行政機關辦事的方式、步驟、順序、期限，也要向公眾說明；政府規范性文件、重大決策方案，更要公開征求意見。政府行為越公開、越透明，群眾就會越放心、越擁護。

加強行政程序建設，需要群眾參與。政府的各項決策、措施的實行，都是為了服務人民，這就需要我們在決策和管理中，不能搞獨斷專行，不能簡單看作是政府發號令、老百姓接受，而要廣泛發揚民主，充分聽取群眾的意見和建議，保障群眾的權益。行政機關作出執法行為之前，要事先告知理由，聽取對方的意見，允許對方陳述理由，進行申訴和辯論，你不讓群眾申訴、辯解，你就違反了程序規定。

提高行政效率，要靠法定的行政運行程序來保障。政府部門的辦事程序要優化，要一個窗口對外，實行并聯審批，不能讓百姓為件小事來回跑。公務員責任心不強，工作意識淡薄，導致不作為、緩作為甚至亂作為的，應該依法追究相應責任。不作為、不干事也是一種腐敗，也會影響改革發展的大局。

落實依法行政，需要對違反行政程序者進行問責。不按程序辦事，你就構成程序違法，就要問你的責，老百姓就有權起訴你，法院就會判定撤銷你的行為，上級機關還會追究你的責任，造成損失的還要依法給予賠償。

抓依法行政，也是抓發展。依法行政，是一個地方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部分。有一個穩定、可預期、公開、公平、公正的法治環境，湖南就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