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于精英牽引的金融精準扶貧機理與效率優化研究

基于精英牽引的金融精準扶貧機理與效率優化研究

摘 要：本文對精英組織和精英群體參與產業脫貧進行了闡述，并基于精英牽引，提出金融精準扶貧效率優化對策建議：提高應對精英捕獲和解決非法集資的能力；提升貧困人口的金融素養；搭建“結算+信息”金融e平臺。

關鍵詞：精英牽引、金融精準扶貧、效率優化

中圖分類號：F323.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7（8）-0071-05

一、引言

2017年5月31日，財政部、農業部和國務院扶貧辦聯合印發《關于做好財政支農資金支持資產收益扶貧工作的通知》，要求“依托產業開展資產收益扶貧，選準本地優勢特色產業、對貧困群眾輻射帶動強的產業，引導生產要素向貧困地區聚集，帶?悠獨?群眾增收，提高精準脫貧成效”。2017年6月12日，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印發《金融扶貧示范區建設實施方案》提出“要將金融工具鏈接在產業鏈上，以產業支撐、信用評級、財政引導、擔保跟進、銀行支持、保險護航、風險防范和黨建保障為主要任務，將行政資源、金融資源和市場資源有效鏈接互動起來，形成更加管用、更加便利、更加有效的支農惠農便農金融服務長效機制”。2017年6月15日，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印發《關于加快推進產業扶貧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將實施示范帶動工程，即建設百個產業扶貧示范村、培育百家扶貧龍頭企業、培育千家扶貧產業合作社、發展萬名致富帶頭人。同時，引導金融資源向特色產業集聚”。總而言之，產業脫貧是當前脫貧攻堅戰的主攻點和關鍵突破口，作為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致富帶頭人等精英組織或精英群體，對于促進農村產業發展、助推農民脫貧致富具有顯著的牽引作用。正是基于這一點，有必要提升金融支持精英牽引的深度和廣度，通過支持精英參與的具有良好扶貧效果的特色產業發展，以市場化收益讓利于貧困戶，提高貧困戶的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和財政轉移收入，不斷增強貧困戶受益的穩定性和長期性。

2012年6月，國務院扶貧辦劃分了14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主要集中于老少邊區，區域經濟發展落后，但這些地方往往具有獨特的氣候環境和自然條件，具有培育特色區域產業的絕對優勢，市場前景廣闊。比如，地處六盤山集中連片核心區的固原市，因其獨特的高原暖溫帶氣候，冷涼蔬菜、生態牛羊、邊塞鄉村旅游具有天然比較優勢。依托這類稀缺、特色產業，形成了一批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或種養專業大戶等精英組織，培育了一批農村能人、致富帶頭人等具有經濟實力的農村社會精英，這類精英組織和精英群體往往成長于本區域，對于本土經濟文化、生態環境以及產業發展態勢等具有較好的洞察力，已經成為發展產業扶貧的生力軍，產業發展的經濟效益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共享到貧困戶。2017年，寧夏固原市政府采取在本鄉本村現有精英中培育扶持一批、在外出創業成功人員中召回一批、依托特色產業引進一批的措施，大力培養農村致富帶頭人。固原市政府印發了《關于開展“家鄉要脫貧，我能做些啥”助推脫貧攻堅活動的實施方案》，出臺了《關于鼓勵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擔任農村“兩個帶頭人”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實施辦法》和《關于落實“三個深化”進一步推進農村“兩個帶頭人”工程的通知》，持續壯大脫貧致富精英群體。

目前，在“窮人跟著精英走”的產業開發式扶貧背景下，金融精準扶貧仍集中于“小貸跟著窮人走”，即主要以小額信貸的形式，聚焦建檔立卡貧困戶，對于吸收和帶動扶貧的項目和組織支持力度明顯不足，映射到具體資金層面，這類精英群體或精英組織參與產業發展的資金投入不足，產業扶貧的規模相對較小，扶貧的帶動能力后勁乏力，這也是當前產業扶貧的主要問題所在，需要通過金融精準扶貧，發揮精英牽引作用。產業扶貧實施離不開金融精準扶貧的支持，金融信貸政策的制定引導資金的流動，特別是貸款方向的導向性，直接影響到各個產業所能獲取的資金數量，合理的信貸政策能夠為產業扶貧支持的重點領域提供良好的發展條件，有利于產業政策的順利實施，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而金融精準扶貧政策的制定又是以產業扶貧為指導，在制定信貸政策時必須要考慮產業的發展趨勢，根據產業結構調整目標，確保資金流動的有效性，防止資金投入到過剩產業，如果金融扶貧政策制定偏誤，不僅有悖于國家脫貧攻堅工程，也會增加金融信貸風險。調查顯示，截至2017年6月末，建立各類擔保基金14.42億元、建立風險補償基金1.46億元，建檔立卡貧困戶貸款余額22.62億元，扶持經營狀況良好，樂于扶貧助困且誠信守約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1100戶作為精英牽引扶貧的實施主體，為其量身定制“能人貸”、“文旅貸”、“產業脫貧貸”、“企業幫扶貸”等近10項信貸產品，貸款余額12.46億元，較年初增加3.76億元，帶動就業人數4.07萬人，輻射帶動貧困人口4220人。

二、概念界定

本文涉及的概念，主要是精英，精英捕獲和精英牽引，其中“精英牽引”是本文結合工作實踐，歸納提煉的一個概念，主要從精英自身的正向功能出發，探索精英牽引“帶動式”扶貧。

（一）精英

按照農村不同領域的精英而言，本文把精英劃分為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包括宗族精英）。其中經濟精英主要指農村地區的領軍人物，一般擁有較高的企業家才能、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在農村發展和市場化浪潮中形成了自身的經濟實力，比如家庭農場主、農業合作社、私營企業創辦人等。政治精英主要指村干部，亦即村黨支部和村委會這兩個正式組織的負責人，另外，宗族精英與政治精英高度融合。

（二）精英捕獲（EliteCapture）

經濟學最先創立的概念，這一概念在社會學、政治學和管理學中被廣泛應用，經濟學內涵是指“精英控制和主宰了社區發展和社區管理，使社區發展與管理出現了混亂和遭受破壞的現象，精英將社區變成為自身謀利的小團體”。精英，分為權利精英、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其中權利精英主要鄉村新政管理者，經濟精英主要指鄉鎮范圍內的富裕者，社會精英指從本鄉鎮走出去的，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能人，比如公職人員。世界銀行《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討論政府尋租行為時，用“捕獲（capture）”和“庇護者-扈從（clientism）”關系指稱在政策制定中由于不公平信息分布和對決策的影響，政策向某些集團傾斜，從而損害其他集團的利益。普惠金融視角下精英捕獲的兩個視角：一是惠及大眾的金融政策，由于貧困人口金融素養低，精英先知先覺，被精英“偷吃”；二是定向特惠政策下，精英誘惑特定政策受益人，變相讓渡特惠政策，如貸款轉移。精英捕獲與“搭便車”不同，后者不排擠他人享受政策的權益。

（三）精英牽引

本文歸納提煉的一個新的概念，目前學術界和實務界尚未有明確定義，主要針對新型農業經濟主體、“兩個帶頭人”、返鄉農民工等精英群體依靠自有資源，以產業收入、股金分紅等方式幫助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按照是否有金融媒介參與，可分為金融媒介參與和非金融媒介參與兩種形式，前者是指金融媒介發揮作用，信貸支持、利率優惠、結算便利等金融政策服務及時導入，解決貧困人口脫貧能力不足與定向信貸扶貧難題。后者是指精英層通過自有資金、市場影響力等要素，非金融媒介的作用下，幫助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根據田野調查和工作實踐，近七成的精英牽引是在金融媒介參與下發生的，本文主要研究金融媒介參與下的精英牽引。

三、精英牽引的運行機制與案例分析

（一）運行機制

新型農業經濟主體、“兩個帶頭人”、返鄉創業農民工等精英組織和精英群體，通過吸收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就業，或者以土地經營權、土地托管、勝出托管等資產收益，或者簽訂幫扶協議和交易合同等途徑，帶動貧困群眾增收脫貧。概括起來，就是按照企業帶動、產業帶動、合作社帶動，聯業、聯股、聯產、聯營的“三帶四聯”方式，以“土地、資金、勞動力”為要素，將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精英組織或精英群體、市場有效聯接起來，形成利益共同體，建立“保底股金+勞務收入+盈余分紅”的產業扶貧新機制。

（二）案例分析

案例1：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入股。在不改變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和其他涉農資金用途的情況下，集中起來入股精英牽引的產業扶貧項目，貧困戶參與分紅。如，固原市原州區彭堡鎮惠德村整合109戶貧困戶到戶扶貧資金675.8萬元（每戶扶貧貸款5萬，扶貧項目到戶資金1.2萬）作為貧困戶“股金”入股村“兩委”牽頭成立的惠德村養殖專業合作社，由合作社組織建設養雞示范園區，統一發展蛋雞養殖，年底為貧困戶按股分紅。

案例2：土地和自有資金入股。如，固原市張易鎮宋洼村是原州區土地股份制改革試點村，該村注冊成立了土地股份專業合作社，組織群眾以土地或自有資金方式入股合作社參與股份制經營，采取“租金保底、盈余分紅”的辦法分配收益，每年從當年的盈余中提取10%的公積金（公益金）和20%的風險基金，建立了“土地變股權、農民當股東、收益有分紅”的新型經營機制。

案例3：村集體資產入股。如，隆德縣將高速公路工程部贈予村集體的“項目部”折價入股合作社，利潤提留10%作為公積公益金、10%作為風險補償金、10%作為設施折舊和管理費，剩余的70%按照股份分紅。

案例4：信貸資金、縣財政補貼資金和農民自籌款入股。如，固原市涇源縣下黃村推行“四統一兩監測”產業發展機制，將金融機構貸款、政府補貼資金不直接向農戶發放，連同農戶自籌款一起存入縣農牧局購牛專戶，由縣農牧局與鄉村干部統一組織從天山牧業公司購進安格斯基礎母牛，發放給貧困戶進行飼養，村級養殖合作社負責統一調配飼料、統一防疫服務，對繁殖牛犢進行價格估算之后，由天山牧業公司統一回收。

（三）主要成效

采取“精英+農戶”這種模式，有助于整合農村資源，促進形成要素優化組合、利益聯結的現代農業產業聯合體，充分發揮精英群體能把紛繁復雜的消費需求，轉化為明確有效的農產品種養、加工、銷售決策信息和生產訂單的這種能力，帶動普通農戶（建檔立卡戶）和其他新型經營主體有效對接市場。有助于實現以市場無形之手實現造血扶貧脫貧。

四、金融支持精英牽引：模式、特點與困境

（一）主要模式

1.“銀行+擔保公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產業+貧困戶”的互保模式。首先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貧困戶簽訂購銷合同，即按照市場價格負責收購貧困戶的種養產品；其次，擔保公司依據購銷合同，對專業合作社、種養私營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擔保，承貸銀行按照“總額控制、分批使用”的授信原則，向以上經營主體提供扶貧貸款。截止2017年4月末，已累計向324戶種養大戶發放貸款2844萬元；為26家各類合作社發放貸款3330萬元，從而帶動建檔立卡戶610戶擺脫貧困狀態。

2.“銀行+信用村+信用戶/兩個帶頭人+村級擔保基金+建檔立卡戶”的帶動模式。成立村鄉兩級信用協會，協會按照“村級協會采集農戶信息→評定信用等級→測算授信額度→公示評級授信結果→鄉鎮級信用協會審核→扶貧辦核實備案→銀行發放貸款”的操作流程，開展評級授信工作。同時，根據不同地域、不同的信用環境評定出信用村，以村級信用環境和建檔卡貧困戶所從事的產業評定出信用戶，以信用戶帶動致富周圍建檔立卡戶脫貧。

3.“政府+銀行+企業+合作社+建檔立卡貧困戶”的“農戶眾籌”模式。將社會兜底的貧困戶以及無法獲得貸款的建檔立卡貧困戶作為金融托管支持的重點對象，精心選擇一批帶動意愿和帶動能力強、產業關聯度大、組織化程度高、發展前景好的新型農村經營主體作為主要托管主體，充分發揮他們的產業整合效應和輻射帶動能力。由政府籌集扶貧資金建立托管企業貸款風險保證金，由承貸銀行按照以1：10的比例放大，向托管企業授信，用于發展壯大托管企業的經營項目，最后由托管企業與貧困戶簽訂托管協議，每年按合同約定向建檔立卡貧困戶進行分紅，扶貧企業貸款享受貸款貼息補貼。調查顯示，截至6月末，固原市彭陽縣“農戶眾籌”模式小額扶貧貸款發放560戶2800萬元，建檔立卡戶的金融扶貧貸款覆蓋率達73.61%。

4.統貸統還。農戶聯保的一種形式，主要采用打包授信方式，扶貧辦組織建檔立卡貧困戶以鄉鎮為單位成立合作社或申請加入現有合作社，并委托合作社代理申請貸款，授權合作社簽署借款合同。合作社作為借款主體，委托縣融資平臺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當前，整村推進貸款也采用的是統貸統還。

5.分貸統還。按照固原市金融扶?實施方案要求，建檔立卡貧困戶授信要全覆蓋。但鑒于部分建檔立卡貧困戶無發展經驗，提出由建檔立卡戶辦理貸款后，歸集到新型經營主體統籌使用，并由其承貸還本付息的責任，貧困戶優先享受分紅和務工收益，享受政府貼息。

（二）主要特點

一是順應農業產業化發展趨勢，積極依托產業鏈利益聯結機制，以“銀行+精英”的形式將金融服務延伸到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各個環節，有利于解決交易信息不對稱的難題，提高了信貸資金的安全性，緩解擔保抵押物不足的問題。二是信貸資金的導向作用有效發揮，調動了精英組織或精英群體參與扶貧的積極性，提高了精英組織或精英群體的產業發展能力，提高了信貸資金與扶貧政策的銜接平和度。三是增加金融供給。利用精英牽引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具有的人緣、地緣優勢，將其發展成為金融產品與金融服務的營銷渠道，有利于打通金扶最后一公里，有利于提高金融知識的普及度，營造良好的信用環境。四是提升貧困戶或其他經濟主體作為獨立的合格的市場主體主動參與金融資源配置的能力。

（三）主要困境或梗阻

1.存在精英捕獲的風險。一是精英有獲益的沖動，需要特別關注精英治理結構和關聯交易，防止精英利用持股變相“圈錢”的行為。二是地方政府作為精英牽引項目的委托方可能處于信息劣勢，而受托方則可能借助信息優勢采取“敲竹杠”行為，需要謹防道德風險的發生。三是金融機構在金融政策或產品設計時，將精英運作成市場中的權力中介。比如，貸款擔保人資格（要求精英擔保）、村級信用協會（精英把持）、吸引貧困人口就業的公司享受貸款優惠條件等等。這種要求自覺或不自覺地鼓吹精英成為市場中權力的中介，為精英農戶瓜分農貸市場利益提供了可能，并且逐漸演變為事實。同時，農貸資金供給者持續經營的原則需要農戶提供足額的抵押品，實則已經為農貸設立了“門檻”，在此過程中或多或少地排斥作為“低端客戶”的農戶，遂使農貸市場多數農戶被“客體化”和“邊緣化”，農貸市場分化加劇。

2.產業集中的風險增大。精英牽引項目經營主體多為家族式的專業合作社或小微企業，沒有健全完善的企業內部管理制度和規范的財務管理制度，部分企?I財務報表數據與規模不匹配，少數企業存在虛假報表問題。產業信貸需求和三方評估虛夸，企業授信等級不高，信貸需求遠超企業承貸能力，導致銀行認為風險過大不敢投放信貸。貸款用途不明確，部分產業扶貧項目負責人無法對自身所申報的項目信貸資金需求給出明確的用途，或存在多種用途。

3.信貸資金過度集中或非法集資的風險。容易誘發利用本人賬戶或控制賬戶歸集或過渡他人資金，尤其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案件多發，成為當前非法集資犯罪的重災區和潛在高發案區。涉嫌非法集資組織的經營范圍和特點，決定其資金流向應以農產品收購、銷售、貨款回籠為主要方式，且應帶有明顯的季節特征。

4.信貸資金流入民間借貸市場的風險。民間借貸利率高企，部分農戶將銀行資金承貸出來，貸給所謂的市場能人。如在枸杞苗價高時，固原市三營、七營、黑城大量貧困戶參與民間借貸或相關招投標、工商注冊驗資等活動，很容易助長或卷入投招標、公司設立等領域的違法活動。資金運用與其經營范圍及規模不匹配，資金流入均由其在異地賬戶以匯兌方式分筆轉入或個人賬戶以“入股”、“投資”、“購貨”名義匯入，日常收付的資金量大大超過企業規模，同時資金流動沒有明顯的季節性。三是存款利率主要實行“同期銀行存款利息+保底紅利”、“股息+分紅”，最高的年利率達35%。貸款利率主要實行“銀行同期貸款利率+浮動利率”、“協議利率”，貸款月利率均超過20‰。

5.據調查個別地區推出的“大戶貸”、“能人貸”等產品，以貧困戶名義申貸，貸款交由農業大戶、合作社或涉農企業使用，定期給申貸貧困戶分紅。這一產品設計的初衷是鼓勵精英牽引組織吸收帶動貧困戶就業創業脫貧，但在個別地方異化為借用貧困戶名義貸款、套取財政貼息，以及與貧困戶簽訂抽屜協議給予好處費，但并未真正吸收帶動貧困戶就業創業。

五、優化金融支持精英牽引扶貧的對策建議

（一）提高應對精英捕獲和解決非法集資的能力

一是建議對精英牽引項目資金實施動態監管，實行階段參股，跟進投資。二是金融、財政、工商等部門要建立信息溝通、意見協調、合作監管等協作機制，采取部門聯席會議制度的形式，在產業扶持、動產抵押、融資貸款、規范引導等方面加強協作配合，降低產業和信貸風險集中度。三是健全精英組織的會計報表報送制度，定期匯總分析相關會計信息，全面掌握和監測精英組織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情況。組織做好精英組織審計工作，特別是對違規發放貸款進行重點審計，并將審計結果向社會和相關部門公示，杜絕精英捕獲現象。四是金融機構要注重金融支持精英牽引扶貧的宣傳推介。要積極向地方黨政、上級部門反映工作進展、成效及需要關注并支持解決的突出問題，利用多種媒介加強對精英牽引扶貧成功經驗、先進典型和感人事跡的宣傳推介。

（二）提升貧困人口的金融素養

重點依托“金惠工程”教育培訓、“雨露計劃”技術培訓（實用技術和就業技能培訓），推進行政村金融精準綜合服務站全覆蓋，長期、定期開展農村金融消費者金融素養情況調查，動態掌握消費者金融知識水平和需求，為農村人口提供政策咨詢、融資、發展產業培訓一條龍服務。通過消費者需求調查等方式鎖定消費者教育的目標群體，提高金融消費者的金融維權和風險責任意識，農村金融消費者金融維權救助行動，尤其是在涉嫌非法集資風險排查、監測預警等工作上持續用力，要經常性開展對群眾的常態化風險警示教育，通過“以案說法”的形式，提高民眾的風險甄別能力和防范意識。

（三）搭建“結算+信息”金融e平臺

繼續實施以金融精準扶貧信息系統和金融精準扶貧工作站為重點的“一網一站”建設，做好精英牽引產融對接。建議將金融支持精英牽引作用發揮納入金融精準扶貧政策效果評估，引導金融機構及時有效地將“扶貧信息”轉化為“扶貧信貸”，從單純提供融資服務向集融資、銷售、結算等為一體的綜合性金融服務。建議盡快建立農村金融有效對接的代理渠道，將一些非銀行機構如藥店、超市、彩票銷售點、電商實體店等發展成為銀行代理渠道，開辦存取款、轉賬支付、查詢余額等金融業務，擴大金融服務覆蓋面。

（四）注重維權機制和風險防控機制建設

一是構建起以貧困戶利益為導向的維權機制，協助貧困戶與精英牽引組織簽訂正式合同。二是制定具體的收益分配方案，健全農戶參與機制和利益分享機制，推廣“保底收益+按股分紅”等模式，優先保障貧困戶的收益。三是明確精英牽引扶貧實施主體作為項目經營的權利和義務，承擔項目經營風險，依法按約支付收益，堅持貧困戶不承擔項目經營風險的政策設計。同時，鼓勵精英牽引主體通過購買商業保險、調節年度間收益分配規模等方式，分散和降低利益波動，增強履約償付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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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優化金融供給精準扶貧攻堅

優化金融供給精準扶貧攻堅

打贏脫貧攻堅戰是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戰略部署，支持精準扶貧是金融體系落實黨中央決策義不容辭的責任。為落實好黨中央的決策，踐行好支持精準扶貧的責任要求，金融體系全面改進產品和服務，全面提升供給質量和效率，全面增強金融扶貧的針對性和精確性――精準施策、精準發力、精準落實，讓每一個需要金融服務的貧困人口都能便捷地享受到現代化金融服務。

貧困問題及金融取向

致貧的因素。貧困群體致貧原因非常復雜，通過對多個地區19個重點貧困村10061戶貧困戶的調查發現，在兼顧重復因素的情況下，因病致貧、因缺乏資金致貧、因缺乏土地致貧和因缺乏技術致貧的貧困人口占比較大，分別達到49.52%、40.32%、34.29%和25.87%。其他的致貧因素還包括因缺乏勞動力致貧、因學致貧、因殘致貧、因災致貧和因婚致貧，分別達到14.13%、8.57%、2.54%、2.01%和0.48%。（見圖1）脫貧的途徑。幫助貧困群體脫貧，既需要綜合施策、多措并舉，也需要因人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在對上述10061戶貧困戶的調查發現，需要發展產業扶持的貧困人口14313人，占比為57.19%；需要政策保障兜底的貧困人口10715人，占比為42.81%；需要教育培訓脫貧的貧困人口8620人，占比為34.44%。

貧困的特征。貧困問題呈現鮮明的特點，既是扶貧攻堅面臨的客觀環境，也對扶貧攻堅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通過對上述樣本的梳理發現：一是貧困程度深，貧困戶占貧困村總戶數的比例接近一半，貧困人口比例接近三分之一，多數貧困戶的收入不足全國人均收入的40%。二是脫貧難度大，貧困地區嚴重缺少支柱產業和主導產業，貧困戶生產方式落后。三是貧困人口勞動力素質偏低，很多貧困人口缺少勞動能力，轉移就業難度大。四是脫貧內生動力不強，部分貧困戶小農意識根深蒂固，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落后，“等靠要”思想嚴重。五是返貧概率高，貧困群體中相當一部分發生過返貧現象，由于脫貧基礎不穩容易因病、因災、因學等返貧。

金融的取向。完成脫貧攻堅任務離不開金融體系的積極參與，金融體系應從優化供給著手積極對接扶貧金融需求。從致貧因素、脫貧途徑和貧困特點等幾個維度看，貧困的根源不在金融，金融也不是對癥良藥，而作為農村扶貧開發戰略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精準扶貧離不開金融支持，同時支持精準扶貧也是金融體系落實精準扶貧基本方略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應該看到，金融運行有其自身特點。對于金融自身而言，金融支持精準扶貧既要講資金投入又要講風險防控，必須堅持可持續原則。對于貧困問題而言，致貧因素、脫貧途徑及貧困特點都表明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是一項系統工程，金融既無法對貧困戶的需求大包大攬，也無法做到需求供給面面俱到。可行的是，針對存在資金短缺和需要產業扶持的貧困群體，從金融的供給側切入，著力改進金融產品和服務，提升供給質量和效率，將金融資源有效配置到能帶動貧困戶的產業、項目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以及貧困戶手中，解決存在有效需求的融資主體資金短缺問題。優化金融供給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金融供給對扶貧領域的有效需求及風險特征做出充分反映；二是以合適的價格提供產品和服務并有效控制風險；三是政府、市場和社會協同推進，對金融供給提供有效支撐。

優化金融供給支持精準扶貧存在的局限性

從需求側看，貧困影響供給的積極性。貧困的特征伴生的金融需求特征顯著提高了供需對接的難度。一是貧困戶金融需求的一些特征致使金融供給風險顯著高于平均水平。貧困程度深，貧困戶缺乏有價值資產，存在抵押難、擔保難的問題。脫貧難度大，貧困戶缺乏自我發展能力，還款來源得不到保證。返貧概率高，抵御風險的能力差，授信行為面臨較高的信用風險。二是貧困戶金融需求的一些特征致使金融供給成本顯著高于平均水平。貧困戶資金需求額度普遍較小，單位交易成本高；資產評估難、流轉難、變現難，確認和處置抵押品物權成本較高；貧困地區人口密度較低，基礎設施相對落后，提供金融服務的成本相對較高。風險高、成本高致使商業性金融機構不良資產較高、盈利很低，造成金融機構有風險沒收益，有能力沒動力。

從供給側看，供給優化存在較大空間。一是很多金融機構缺少切實可行的金融精準扶貧的信貸投向、投量、利率優惠等實施細則。二是金融供給存在盲點。例如，貧困戶資產質量低、信用等級低，亟待市場提供分散風險、增級信用的金融服務，但目前市場上這樣的服務比較少，在很多貧困地區還是空白。三是在期限、額度、價格、擔保方式等環節亟待改善。例如，信貸產品形式單一，以抵押擔保貸款、聯保貸款為主，免抵押、免擔保信用貸款覆蓋面小。四是金融體系的協同性不足，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相互割裂，銀行、保險、擔保等不同機構各自為政，迫切需要不同類型的機構形成支持精準扶貧的強大合力。

從政策面看，對供給的支撐存在不足。金融支持精準扶貧的能力動力不統一、風險收益不對稱，在這樣的背景下政策??金融的支撐尤為關鍵。但目前財政性扶貧資金專款專用，作為風險補償金占比較小。有的地區財力緊張，信貸風險補償方案難落實。尤其是專門的稅收優惠、財政獎勵等政策缺失，難以吸引金融機構在貧困地區加大投入。現有政策的效果也亟待提升，特別是在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等重點環節。以扶貧貸款貼息政策為例，貸款貼息政策雖然提供了優惠的資金來源，但沒有消除金融機構的風險顧慮，針對性不足，而且缺乏其他政策的有效配合，造成的結果是貧困戶不是銀行優質客戶，在銀行風控制約下無法獲得貸款，而信譽良好的農戶能夠獲得銀行貸款，但不符合貼息政策條件，政策效果打了折扣。

精確優化金融供給，精準助力扶貧攻堅

精準施策，強化金融扶貧政策保障。著力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協同推進的“三位一體”扶貧格局，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金融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通過多元化、全方位、可持續的扶貧措施，更好地發揮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引導作用，促進金融資源向貧困地區和貧困群體傾斜。一是財政政策要在增進信用等級、分散金融風險、降低融資成本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綜合利用財政獎勵、風險補償、費息補貼和稅費減免等形式為金融機構支持精準扶貧提供正向激勵。二是發揮金融政策的杠桿效應，綜合運用支農支小再貸款和扶貧再貸款、再貼現、差別準備金率以及差異化監管等政策工具，引導貧困地區金融機構加大扶貧資金投入力度、降低貸款利率水平、合理確定信貸使用期限，適當提高貧困地區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容忍度。三是建立健全金融系統與扶貧開發相關部門的合作機制，加強政策互動、工作聯動和信息共享，優化扶貧政策效果，推動配套政策落實。建立脫貧攻堅金融服務專項評估制度，強化政策導向，促進金融機構改進和完善脫貧攻堅金融服務。

精準著力，健全金融扶貧組織體系。一是建立分層次、廣覆蓋、高效率的扶貧金融組織體系，優化金融市場產權結構，拓寬扶貧金融服務渠道。在發揮銀行業金融機構扶貧金融服務主力軍作用的基礎上，促進證券、期貨、保險等金融機構有效覆蓋貧困地區，推動投資公司、信托公司、租賃公司等新型金融機構進入貧困地區，增加風險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等機構在貧困地區的投資，引入網絡銀行、網絡保險等新興金融業態，鼓勵民間資本在貧困地區發起設立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提供差異化、特色化服務。二是建立相互支撐、相互配合的扶貧金融組織形式，優化利益聯結方式，提高扶貧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加強銀行、保險、融資擔保等金融組織的相互協同，形成“銀行+保險+擔保”的組織形式。加強小額貸款公司、投資公司等與傳統金融機構的相互協作，形成“民間資本+金融資本”的組織形式。加強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相互支撐，形成“批發性金融+零售性金融”的組織形式。加強金融機構、政府和企業居民的相互配合，形成“銀行+政府+貧困戶”“銀行+保險+企業+農業專業合作社+貧困戶”“銀行+產業+貧困戶”等組織形式。三是加強對貧困地區企業的培育和孵化力度，努力推動貧困地區企業多元化融資，拓寬貧困地區融資渠道和資金來源。

精準落實，提高金融扶貧供給質量。一是加強內部經營管理，提高扶貧金融服務供給效率。借鑒扶貧金融事業部的模式，探索建立專門的部門、投入專門的人力滿足扶貧金融服務需求。加強對信貸資金的管理使用，改進和完善信貸審批機制，提高貧困人口獲取信貸資源的便利性。二是加強金融機構貧困地區服務渠道和能力建設，擴展和延伸支付網絡的輻射范圍，優化基礎金融服務供給，切實滿足貧困地區基本金融服務需求。三是不斷優化信貸產品，信貸資源向基礎設施建設等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延伸，靈活確定貸款的額度、期限和抵押擔保形式，提高金融支持精準扶貧的廣度和深度。四是從簡化抵押擔保方式、合理確定授信額度、有效降低融資成本、完善風險防控措施等角度出發，加強金融產品創新，提高信貸產品的包容性，將有資金需求的貧困戶納入信貸支持。

精準發力，優化金融扶貧資源配置。從貧困地區金融需求入手，順應貧困地區農業農村經濟的特點，推動金融資金流向當地產業、農戶發展最需要的地方。一是立足地區資源稟賦、產業特色，積極支持能吸收貧困人口就業、帶動貧困人口增收的森林食品、制藥、生態旅游等貧困地區脫貧主導產業發展。二是支持帶動貧困人口致富成效明顯的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以及特色農業基地、農業產業園區、龍頭加工企業、農產品加工企業發展。三是有效對接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項目建設、民生工程建設等重點扶貧項目的資金需求，合理設計信貸介入的形式，擴大重點扶貧項目的信貸投放規模。

精準扶持，拓寬金融扶貧內涵外延。一是提供綜合性金融服務。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客戶優勢、信息優勢，搭建“融資+融智”的創富平臺，幫助貧困地區增強發展后勁。二是加強金融消費者教育，幫助貧困地區群眾提高金融素養，強化扶貧對象誠實守信意識和責任意識，促進貧困人口了解金融、善用金融。三是推動信用體系建設，改善貧困地區金融生?B。推進精準建檔和信用建設有效融合，完善貧困農戶信用信息征集與評價，加快貧困地區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深入開展“信用戶”“信用村”等創建活動，嚴厲打擊各種逃廢債行為，提高扶貧對象及其他各類經濟主體的信用意識，營造良好的農村信用環境。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伊春中心支行）

第三篇：國內外金融精準扶貧模式研究及建議

國內外金融精準扶貧模式研究及建議

摘 要：本文分析了國內外主要金融扶貧模式，包括日本農協金融扶貧模式、印尼小額貸款銀行扶貧模式和我國政府主導的金融扶貧模式、金融機構主導的金融扶貧模式、產業金融扶貧模式、互聯網金融扶貧模式等，在此基礎上總結了金融精準扶貧的主要做法，研究了我國金融精準扶貧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從思想、金融產品創新、配套服務、金融生態環境等方面提出了做好金融精準扶?工作的建議。

關鍵詞：精準扶貧；金融供給；農村金融；農村信用體系

中圖分類號：F832.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7（11）-0073-03

一、國內外金融精準扶貧模式比較及借鑒

（一）國外金融扶貧模式

1、日本農協金融扶貧模式。日本農協是一種合作性金融組織是促進“三農”發展比較成功的典型代表，承擔向農村地區提供資金的職能。日本合作性金融主要分為三個層次，基層的是農業的金融組織、中層的是農業信用聯合會（簡稱“信農聯”）、最高位的是農林中央金庫和全國信聯協會。在日本農協的農村地區金融服務體系中，政府補助是推動農協體系高效運作的重要保障，政府通過財政資金補貼和農業信用基金對農協進行支持，有效解決了農村地區資金短缺問題，并有效促進其可持續發展，不斷促進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和提升農民生活水平。

2、印尼小額貸款銀行扶貧模式。

印尼人民銀行（BRI）是印尼主要的國有商業銀行之一，向印尼數百萬農村居民提供了大量且可持續性的金融服務，同時在商業運作上也獲得了巨大成功，印尼小額貸款銀行模式主要特點：一是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是印尼BRI可持續運營的基礎。資金來源包括資本金、財政資金和中央銀行貸款、儲蓄資金及銀行間信貸等資金。二是建立了較完善的組織管理架構。從上到下包括小額信貸部、地區分行、地區支行、農村網點，印尼BRI共有4046個農村銀行。三是建立了可持續運營能力較強的小額信貸模式。BRI小額信貸遵循利率市場化原則，但和非正規金融利率相比，小額信貸利率仍處于較低水平，實際上在降低貧困農民貸款獲得門檻基礎上，也降低了其融資成本，同時也實現了BRI的盈虧平衡和可持續發展。

（二）國內主要金融扶貧模式

國內金融扶貧方式較多，包括政府主導的金融扶貧模式、金融機構主導的金融扶貧模式、產業金融扶貧模式、互聯網金融扶貧模式等。政府主導的金融扶貧模式主要由政府部門或者金融管理部門主導，通過綜合運用財政工具、貨幣政策工具等手段，撬動金融資源流向扶貧領域，包括風險補償、扶貧貸款貼息、民生金融扶貧、央行貨幣政策工具扶貧等。金融機構主導的金融扶貧模式主要是金融機構結合貧困戶資金需求特征，通過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滿足貧困戶金融需求，達到金融機構和貧困戶雙贏效果，如農村產權抵押貸款、鏈式扶貧貸款等。產業金融扶貧模式是根據貧困地區資源稟賦優勢，發展貧困地區產業經濟，以產業經濟，帶動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致富，金融機構通過對產業龍頭企業和農業產業鏈條企業加大支持力度，實現金融精準扶貧效果。互聯網金融扶貧模式是金融機構依托互聯網平臺，發揮其“線上”和“線下”聯動優勢，推動貧困戶生產和扶貧產業發展。一方面，金融機構與農業產業化企業、貧困戶合作，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將農業企業、農戶與市場有機結合起來，拓展農產品銷售渠道。另一方面，依托互聯網融資平臺、互聯網眾籌融資平臺等，結合信用信息數據庫，對精準扶貧融資需求進行線上撮合。如郁南縣建立了全國首個縣級“互聯網+金融+農業+旅游”合作平臺，創新了“互聯網+金融+電商平臺眾籌”等融資產品。

總體上看，不同金融精準扶貧模式各有優劣。政府主導的金融扶貧模式較好解決了精準扶貧的外部性問題，通過財政手段和貨幣政策手段引導市場資源流向扶貧領域，總體調用的金融資源較多，扶貧效果較好；金融機構主導的金融扶貧模式和產業金融扶貧模式是以市場運作為基礎，可持續性較好，但由于金融扶貧的公益性特征，項目收益率較低，部分金融機構積極性不強；互聯網金融扶貧模式可持續性和可推廣性一般，調用的金融資源一般，互聯網融資模式往往成本較高，影響扶貧效果。

二、當前推進金融精準扶貧工作的制約因素

（一）貧困地區信用環境堪憂，抑制了扶貧金融供給

一是貧困地區及貧困人員信用數據不足或缺失增加扶貧貸款違約風險，貧困地區部分貧困戶信用意識不足，或是沒有歷史信貸等數據記錄，農村尤其貧困地區信用機制不完善，拖欠銀行貸款本息現象時有發生，導致銀行信貸風險加大，違約風險較高，銀行機構多以“惜貸”來防范違約風險。據調查，大部分不良貸款借款戶將誠信觀念拋于腦后，成為典型的“老賴”，這種賴債思想會潛移默化影響其家庭成員甚至身邊的人群。二是部分貧困戶有依賴政府“輸血”的心理，政策理解不到位，把扶貧資金理解為救濟金，對貸前調查反感，逾期還款導致不能享受貼息政策，甚至認為“金融扶貧就是國家救濟，借錢可以不還”。三是對金融扶貧工作的認知不足，在建檔立卡和評級授信中不積極配合，貧困人員信用問題精準識別較難。

（二）特色產業發展不明顯，金融產業扶貧切入難

一是大部分貧困地區農業產業化不夠，當地有特色、有市場前景、產品需求穩的產業不多，特色產業發展上不去，無法切實有效形成示范帶動效應，不利于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無法實現金融支持產業精準扶貧的預期效果。二是貧困地區現有的規模企業，扶貧產業規模小，承貸能力有限，擴大再生產意愿不足，信貸需求不旺，信用環境欠佳，導致金融機構信貸投放意愿不夠。三是一些農業新型經營主體規模小、有效抵押物缺乏、發展生產動力不足，自然災害、市場等風險大，盈利能力不佳，吸納金融資源的能力也不足。

（三）金融扶貧風險分擔與補償機制不健全

一是當前轄內開辦的主要普惠金融產品中，除婦女創業貸款、金融扶貧貸款等少數產品有財政基金作為擔保或者貼息以外，其他大多數均需要借款人自行提供滿足信貸條件的擔保條件。由于民生貸款的申請人本身能夠提供的抵押擔保較少，很難達到金融機構關于抵押物的基本要求。二是扶貧資金多頭管理，分散于水利、交通、教育、衛生等多個部門，缺乏規范和統一管理，而且資金投入多以分指標、定規模的方式，到村到戶到人，難以形成規模效應，財政扶貧資源與金融信貸資源未能有效整合。三是產業扶貧類貸款風險分散機制不健全，地方政府普遍未建立起專門的由財政主導的扶貧擔保公司或者扶貧專項基金，即使已建立風險補償基金，規模也較小，后續投入跟不上。

三、?M一步改進金融精準扶貧工作的建議

（一）思想上高度重視，進一步推進金融精準扶貧工作

金融機構要增強社會責任感，發揚“雪中送炭”精神，對精準扶貧工作加大投入，給予更大支持。同時金融機構也要根據政府精準扶貧工作部署，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共同推進精準扶貧任務按時按質完成。政府相關部門要積極協作金融系統工作，在扶貧信息共享、金融扶貧機制建設等方面進行協助。此外，也要對貧困戶加強政策引導，樹立正確思想觀念，摒棄依賴政府“輸血”的心理。

（二）金融產品創新上切合精準扶貧工作要求，全面構建精準扶貧金融產品體系

1、推進各類扶貧救助、創業助業金融產品。金融機構要大力發展各類特色優勢金融扶貧產品，繼續推廣婦女小額擔保財政貼息貸款、小額創業擔保貸款、扶貧小額貸款等金融產品，擴大覆蓋面。同時也要結合精準扶貧需求，進一步創新助學貸款、扶貧消費貸款、紅色創業貸款等新的產品。

2、創新特色扶貧產業金融產品，構建金融扶貧長效機制。一是以地方培育發展六大主導產業為契機，在貧困地區發展特色產業上給予政策傾斜，為構建金融扶貧長效機制奠定基礎。二是在貧困地區通過組建生產園區，直接建立種植生產基地，通過統一生產管理和物流銷售，保證產品的產量和質量，扶持發展一批相對規模大、帶動力強、成長潛力大的特色優質企業，增強其吸引帶動作用。三是針對扶貧對象和特色產業，實行差異化幫扶模式，在項目選擇、制定政策、安排資金時，都要始終瞄準建檔立卡貧困戶以及確實能夠帶動貧困戶就業的龍頭企業和特色產業，制定個性化、針對性的金融精準扶貧方案，調動貧困戶參與產業金融扶貧模式的積極性。

3、創新發展精準扶貧保險產品和服務。支持保險機構建立健全鄉、村兩級保險服務體系，促進保險機構在貧困地區開展特色農產品價格保險，有條件的地方可給予一定保費補貼。改進和推廣小額貸款保證保險，為貧困戶融資提供增信支持。推動保險機構建立健全針對貧困農戶的保險保障體系，全面推進貧困地區人身和財產安全保險業務，緩解貧困群眾因病致貧、因災返貧問題。

（三）配套服務上要整合資源，健全金融精準扶貧供給正向激勵機制

一是建立健全金融扶貧聯席會議制度。形成政府主導、各部門協同合作，金融機構積極參與的金融扶貧工作機制，有效整合各部門力量和資源。二是加強金融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同配合，為金融扶貧創造良好環境。綜合運用貨幣信貸政策工具，引導金融機構加大“三農”信貸投放。扶持、引導農村金融市場發展，探索支持金融機構利用金融市場發行專項用于農戶、涉農企業、扶貧開發等領域的債務融資工具。財政部門要進一步推動設立金融精準扶貧貸款風險補償基金，進一步加大精準扶貧貸款增量獎勵、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定向費用補貼政策扶持力度。同時探索建立農業再保險和巨災風險分擔機制，提高保險機構涉農保險能力。三是探索建立面向精準扶貧領域的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將解決貧困戶和扶貧產業貸款抵質押物不足難題，大大提升融資能力，同時通過財政補貼等途徑，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有效化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四）金融生態環境上要重點加強貧困地區信用體系建設，構建良好金融精準扶貧生態環境

一是依托農戶信用信息系統，擴大非銀信用信息采集，完善農戶信用評價體系和運用，健全“守信受益、失信懲戒”約束機制，進一步深化貧困地區農村信用體系建設。二是深入開展“信用戶”、“信用村”、“信用鄉（鎮）”以及“農村青年信用示范戶”等創建活動，嚴厲打擊各種逃廢債行為，不斷提高貧困地區各類經濟主體的信用意識，營造良好的農村信用環境。三是培育貧困戶珍惜個人信用的意識。通過警示教育，提醒貧困戶樹立“珍惜信用”的意識，增強個人信用保護意識，當誠信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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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Suggestions on Accurate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Poverty Allevi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Wu Xiufeng

（Xinyi Municipal Sub-branch PBC，Xinyi Guangdong 525300）

Abstract：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inancial role is the key link to promote the precis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main focuses and ideas of the financial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analyzes the main mode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t home and abroad，including the mode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by Japan'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NAFTA），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of Indonesia's microfinance lenders and China's government-led mode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financial-led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industrial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and Internet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based on this，the main practices of financial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summarized，studied the main problems in China's financial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from the ideology，financial product innovation，ancillary services，financi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put forward the financial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Keywords：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Financial supply；Rural Finance；Rural credit system

第四篇：金融工程與金融效率問題研究論文

內容預覽：

自７０年代以來，金融管制普遍放松，金融自由化席卷全球，全球市場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強，金融創新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直接促進了投資基金、金融衍生工具等風險管理技術的爆炸式增長，使金融業發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變化。在這一深刻的變化中，作為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發展理論基礎和技術保證的金融工程，于８０年代中后期在西方發達國家金融領域中出現，并伴隨和推動著金融創新的變革。至９０年代，大規模、大范圍地運用金融工程的技術、方法和手段來解決日益復雜的金融、財務問題的金融工程化趨勢已不斷加強，金融科學已從傳統的描述性和分析性的階段過渡至到了工程化的階段，開始大規模地創造出經濟和社會效益。金融工程已對全球的金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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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送豬崽”與“折現金”：我國產業精準扶貧的路徑分析與政策模擬研究

送豬崽”與“折現金”：我國產業精準扶貧的路徑分析與政策模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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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李志平我是第一作者 >>

作者簡介：李志平，男，河北涉縣人，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湖北 武漢 430070 人大復印：《農業經濟研究》2017 年 06 期

原發期刊：《財經研究》2017 年第 20174 期 第 68-81 頁

關鍵詞： 產業扶貧路徑/ 系統動力學模型/ 政策模擬/ 技術進步

path to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dynamic model/ policy simulation/ technology progress/ 摘要：產業扶貧旨在將貧困戶的生產活動納入社會產業大循環，因此其一直是全世界扶貧工作的重要方式和主要目標之一。我國產業精準扶貧出現了兩條新路徑：一是GTP路徑，即向貧困戶送豬崽、雞苗和良種等資本，直接將貧困戶的生產納入當地的產業體系；二是GSP路徑，即將扶貧資金折合現金并由貧困戶自己決定投資項目和選擇產業。文章構建了包括貧困戶和非貧困戶的微觀主體行為模型以及基于農村公平和效率的農村福利模型，分別研究了這兩條新路徑上貧困戶福利和農村福利的動態演變過程，然后使用系統動力學模型進行了政策模擬，擬探索出我國產業精準扶貧的最優路徑及其政策支持空間。結果顯示：在第3～4年的時間內，GSP路徑要優于GTP，但是超過4年，GTP路徑上的貧困戶福利和農村福利就會累進性超過GSP。而且，在GTP路徑上的時間越長，扶貧效果就越好。在中長期，提高貧困戶的技術水平，增加貧困戶的初始資本額是進一步提高GTP路徑上貧困戶福利和農村福利水平的重要環節。文章的結論對于提高我國精準扶貧的理論自信，進一步完善我國產業精準扶貧政策體系具有一定的啟示。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9952(2017)04-0068-14 DOI：10.16538/j.cnki.jfe.2017.04.006 產業扶貧是我國扶貧工作的核心(汪三貴，2015)。據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2015年報告》顯示，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從1990年的19億人降至2015年的8.36億人，其中有6億多是中國貢獻的。該過程中依靠市場活力強的合作社和龍頭企業等來帶動市場弱勢的貧困戶進入當地優勢產業的產業扶貧功不可沒。然而，這種“大水滿貫”式產業扶貧經常出現扶貧瞄準“失靶”、扶貧資源跑冒滴漏，甚至被精英俘獲等問題，扶貧績效難以持續提高。2013年后，作為中國扶貧經驗的更新版，精準扶貧戰略強調“貴在精準”，產業扶貧逐步升級為直接針對建檔立卡貧困戶的“產業精準扶貧”。政策初衷是希望通過扶貧資源精準“到村入戶”，由貧困戶自己來形成“+”號，與傳統的合作社+、基地+等“+”號一起，將生產活動對接到當地產業中去，以解決扶貧對象“失靶”以及扶貧資源使用低效等問題。比如，不少地區要求，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的60%以上用于產業扶貧，其中70%以上用于建檔立卡貧困戶發展生產等。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弱勢的貧困戶又是如何將自己的生產活動對接到社會大生產中呢？目前出現了兩種被寄予厚望的新路徑。一是GTP路徑①，被形象稱之為“送豬崽”，即向貧困戶送豬崽、羊羔、雞苗和良種等資本，直接將貧困戶生產納入當地的產業體系。在各地的《精準扶貧工作手冊》等材料中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二是GSP路徑，稱之為折現金，即將扶貧資金折成現金并由貧困戶自己決定投資項目和選擇產業。在資金精準的要求下，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財政扶貧資金績效考評試行辦法》中都有“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用于直接扶持到戶的比例”這一要求，直接將扶貧資金精準“到戶到村”。

部分理論和國外實踐證據顯示，GSP路徑要優于GTP路徑。根據經濟學知識，在GSP路徑上貧困戶的選擇空間比GTP大，②其福利水平至少不會比GTP路徑低。③這點也得到了實踐層面的國際經驗和世界銀行等機構的支持。比如，起源于巴西的有條件現金支付轉移項目(CCT)，同樣是精準、同樣是現金，取得了較好的扶貧效果，被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稱之為消除貧困的“魔彈”(Adato和Hoddinott，2007；World Bank Group，2016)。

然而，我國廣大的扶貧工作者并不認為GSP路徑要優于GTP路徑。當把GTP和GSP選項放到大部分扶貧幫扶人員面前供他們進行選擇的時候，他們幾乎同時選擇GTP而不是GSP。因此，國外的理論經驗與我國的實踐之間出現了明顯的偏離。這種偏離似乎違背了經濟學常識。如果不認真分析這種偏離，探求最優的產業精準扶貧路徑，很容易引起扶貧實踐工作者的困惑和理論紛爭，影響我國產業扶貧任務的貫徹實施和小康社會的如期實現。

遺憾的是，針對我國產業精準扶貧路徑和機理的研究還不充分。相關文獻多集中在比較優勢發揮不夠(張慧君，2013)，產業精準扶貧中遇到的障礙(凌經球和趙禹驊，2014)、扶貧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增收困難(陳東平等，2015)，扶貧資金被精英捕獲、收入差距拉大、社會穩定性下降(孫兆霞，2015)等，僅有少數文獻涉及機理過程，比如，合作扶貧(王碧寧，2016)，建設產業園區扶貧(朱曉云等，2014；鞏前文等，2016；王云平和駱邦建，2016)。從貧困戶角度展開研究的就更少。鑒于此，為進一步揭示我國產業精準扶貧路徑背后的邏輯，在借鑒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本文構建了包括貧困戶和非貧困戶的微觀主體行為模型，以及基于農村公平和效率的農村福利模型，分別研究兩種產業扶貧路徑下的貧困戶福利和農村福利的動態演變過程，然后使用系統動力學模型進行政策模擬。文章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嘗試分析了我國新出現的兩種產業精準扶貧的作用路徑，為理解我國產業精準扶貧工作的機理、提升我國精準扶貧工作在國際扶貧領域的“理論自信”提供了分析框架；二是通過研究揭示了GTP和GSP路徑的作用空間，并給出了進一步提高我國產業精準扶貧績效的政策優先順序，回應了我國產業扶貧路徑的理論爭論，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產業扶貧工作的實踐困惑；三是研究結論對通過引導貧困戶樹立產業致富觀念、增加貧困戶參與產業扶貧耐心等來完善我國產業精準扶貧政策體系有一定幫助。

二、分析框架與模型建構

(一)分析框架。貧困戶參與產業精準扶貧的路徑分析，需要首先論證和說明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貧困戶的理性程度。一些學者特別強調貧困戶的非理性，比如，貧困戶中存在的“散、懶、愚”會使其決策有別于一般人，大多堅持“生存第一”的決策理念，采取安于現狀、抱殘守缺和過度風險規避的決策方式，感性決策居多(Kahneman，2003)，缺乏足夠的決策方式去抓住改善自身生活的機會(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2013)，樂貧失能(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2015)等。如果貧困戶的理性程度不高，扶貧資源的配置就不可能達到應有的狀態。但是，行為和認知科學的研究發現，在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情況下，與非貧困戶相比，貧困戶并沒有特別嚴重的系統性的偏差(賀京同等，2007)。在我國，相比國外，貧困戶的理性程度可能更高。根據我們的調研資料，貧困戶對收入和實惠反應非常強烈，對利益的追逐甚至超過倫理和“面子”，④對知識的學習和應用能力也著實了得。⑤我國貧困戶的行為可以近似看做是理性的。可以使用效用最大化理論來描述他們的生產和消費行為。他們會根據自身的稟賦和偏好的跨期時間貼現率來維持預算平衡，并根據一生效用最大化對可支配資源進行消費和投資安排。通過比較不同扶貧路徑上貧困戶的收入和消費水平的變化，可以看出貧困戶的反應行為和滿足程度。

第二，利益相關者的界定及其行為方式。為了簡化分析，將貧困戶的利益相關者分為兩類：一類是大戶(農村中的非貧困戶)，另一類是政府部門(除了貧困戶和大戶之外所有的利益主體，包括扶貧責任人、扶貧工作隊、地方政府干部和社會扶貧人士等)。大戶是典型的市場經濟主體。在精準扶貧中，通過貧困戶構建的多類“+”號，大戶可以與貧困戶產生聯系，但不直接接受政府扶貧資源(可以通過合作、市場交易等渠道間接獲得政府部門的資源)。政府部門則是根據貧困狀態和農村福利狀態決定扶貧資源的投入規模和方式。貧困戶、大戶和政府部門三者彼此影響、相互推動，進而形成了產業精準扶貧的微觀環境。

第三，產業精準扶貧與農村福利變化。當扶貧資源“進村入戶”進入貧困戶的生產和生活后，便會改變貧困戶和大戶之間的相互關系，并從公平和效率兩個渠道影響農村社會福利。在傳統的產業扶貧中，由于過度強調效率(比如能人帶動、合作社牽頭和企業+基地等)，通常會拉大農村貧富差距，使得社會福利中公平維度下降，農村的社會福利水平沒有得到應有的提高。在產業精準扶貧過程中，無論是選擇GSP還是GTP都能促進效率提高，也能提高公平，農村社會福利可能提高得更快。而對GSP和GTP路徑的選擇可能因公平和效率維度的提升程度及其組合關系的不同而出現差異，這正是本文關注的重點之一。第四，相關變量設定。貧困戶、大戶和政府部門的相關變量分別用下標h、c和g來區分。Q、Y、K、C、A、V分別表示利潤、可支配收入、資本、消費、技術、扶貧資源(相應的小寫字母表示人均水平)。R為貼現率。假定農村的勞動力供給和土地等保持不變，貧困戶和大戶只用資本這一類投入來生產單一產品(扶貧過程中，農村勞動力供給是充足的)，生產產品的市場價格為1。貧困戶的生產受到最小規模的限制（是人均量)，而大戶不受此限制。對某貧困戶來講，可以假定政府提供扶貧資源是無限的，但是政府不直接從事生產活動。

(二)貧困戶行為分析。

1.貧困戶的效用函數和約束條件。典型注冊立卡的貧困戶，其效用最大化行為為：

(1)式表示的是貧困戶的效用函數。在貧困戶追求效用最大化時，取一個

等較大的數，說明貧困戶更著眼于眼前利益(短視，沒有耐心)，相反，如果于市場利率R，則說明貧困戶像其他人一樣關注長期利益，對未來生產和收入的改變有耐心。t=0，1，2，…。(2)式是貧困戶的第t期預算約束方程。第一個等號右邊的三項分別為貧困戶的經營收入(用

表示)、轉移性收入(這里只考慮扶貧性轉移收入，用

表示)和財產性收入(前期資本積累的利息收入，用表示)。當期收入只用于兩項：一是消費，二是財富量或者資本存量的增加(比如，存款、房產、設備、飼料和化肥等)。t期貧困戶新增投資為：

＞0是人均最低消費，＞0是邊際消費傾向。由于(5)式和(6)式的經濟學含義較為直觀，僅對(3)式和(4)式進行進一步闡釋：(3)式描述了政府分配扶貧資源的情況。在精準扶貧中，政府不能直接分配資源給大戶。分配給貧困戶的資源包括兩項：一項是送豬崽類，比例為α；另一項是現金類，比例為1-α。顯然，當α=0，扶貧資金全部以現金形式進入貧困戶扶貧卡中，為GSP路徑；當α=1就是GTP路徑。0＜α＜1，扶貧路徑是GSP和GTP路徑的組合。如，則貧困戶會選擇GTP路徑，反之亦然。扶貧資源的增長方程為，為初期扶貧資源，γ是扶貧資源的年增長率。(4)式描述的是貧困戶的生產行為。假定貧困戶生產函數為AK形式。資本投入包括受到生產最低規模()影響下的自有資源

和扶貧資源投入

。在中，λ為貧困戶對扶貧資源()進行整合的一個程度系數(下文簡稱λ為整合系數)。λ=0，表明扶貧項目與貧困戶的生產行為完全背離。λ＞0，說明扶貧資源符合貧困戶的稟賦條件，可以與貧困戶的自有資源進行融合使用。

最小規模限制的說明。θ是大戶對貧困戶的影響因子，0≤θ≤1。當θ-0，表明大戶通過“傳幫帶”、“+農戶”等方式解決了貧困戶擴大生產規模、改變生產方式所面臨的固定約束(比如，貧困戶所面臨的交易成本和技術成本等)。θ=1說明貧困戶的生產與大戶之間沒有形成交集。1+

表示政府部門的幫扶形式和力度。由于產業精準扶貧中的“結對”幫扶和責任掛鉤機制降低了農戶生產中最小投資規模的限制。實際上，給貧困戶設定了的具體幫扶責任人和幫扶單位后，政府部門通過隨時檢查和問責等方式，督促扶貧責任人及其幫扶單位與大戶、相關政府部門進行高密度的協調和溝通，提高幫扶投入規模，降低弱勢貧困戶在擴大生產和進行技術升級過程中原本難以企及的交易成本、技術成本和執行成本等。⑥信息不對稱時，在GTP路徑上，這些成本會被逐步顯示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幫扶責任人和幫扶部門有條件、有能力、有實力較快地獲得這些信息，并采取針對性的措施，進而以低成本降低貧困戶的相關成本。與此相對應的是，在GSP路徑上，政府部門僅僅給貧困戶現金，扶貧干部難以對貧困戶的生產行為進行干預，降低了政府部門全程參與扶貧生產全過程的可能性。一旦某些生產環節出問題，例如，疫苗不合格、飼料有污染，單單依靠貧困戶自身的力量消除這些問題，都需要數額巨大的啟動投資(即較大的最小投資規模)。⑦另外，政府部門送來的羊羔、豬仔，具有更高的合法性。正如農村大部分人所認為的這些羊羔附帶政府權力，不全是貧困戶自己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大戶以各類理由對貧困戶生產行為進行的限制。最后，送豬崽等方式的扶貧活動可以提高貧困戶參與程度，符合過程公平，而直接給現金方式的扶貧是結果公平，過程公平比結果公平更能提高貧困戶脫貧主動性和激發社會力量參與(譚詩斌，2012)。因此，政府行為降低了貧困戶參與產業扶貧的最小啟動資金的限制。max函數表示，如果貧困戶感到資本增量投入為負，他可以選擇不進行生產，盡可能維持現狀，其承擔的機會成本為。

2.貧困戶行為分析。如果大戶和政府部門的行為是外生的(后面會放松這個條件)，可將(4)式、(5)式和(6)式代入(2)式得到(8)式，以此來表示貧困戶的預算約束條件。即： 這樣，根據效用、消費和收入的對應關系，(9)式可以反映出貧困戶第t期最大效用的變化，進而顯示產業精準扶貧路徑選擇的信息。在這里，如果貧困戶長期不能從產業扶貧中獲益，(9)式可以簡化為：

(10)式顯示，短期內，GSP路徑可能會優于GTP路徑，但會產生一定的負面效果。如果產業扶貧項目完全失敗，貧困戶的生存狀態(用消費來衡量)就比現金扶貧(不用考慮項目失敗風險)要差。即便是在產業扶貧項目成功的情況下，由于產業項目的見效期較長，面臨較大的前期投入，還可能產生較大的生產試錯成本，加上項目失敗的風險較大，可能不會馬上高出很多。因此，產業扶貧的初期，GTP路徑上的貧困戶的福利狀況應該低于GSP。但是，如是選擇GSP路徑，則資本積累較小，未來的收入增長較慢，且難以將貧困戶的生產直接捆綁到當地優勢產業上，風險等因素也會影響貧困戶的自我投資，進而產生“等靠要”思想，即消費完全或者部分依賴于

就我國實踐來看，部分貧困戶不太愿意承擔風險，看不到產業扶貧帶來的長期效果，扶貧資源的增加經常表現為消費上的五個多一點(煙多買一點、酒多喝一點、茶買貴一點、牌多打一點和房子好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扶貧績效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提高。

技術等因素對產業精準扶貧路徑選擇的影響。根據(9)式，形成(11)式、(12)式和(13)式來對這個問題進行說明。

在(11)式中，若＞1。由于貧困戶的-1＞0，保證

＞0，選擇GTP路徑，即需要

一般較小，因此需要較大的λ(扶貧資源與貧困戶的資源，稟賦相互融合程度高)，GTP路徑才是可行的選擇。如果能夠適當增加貧困戶的那么對政府部門送豬崽雞苗等物質資本的選擇λ的空間就較大。反之，就只能選擇GSP路徑。

根據(12)式和(13)式可知，無論大戶采取什么樣的行為，增加產業扶貧的投入規模，總會改善貧困戶的生存狀況(二階條件遞減)。如果農村各個利益相關者都積極主動參與，扶貧效果就會提高更快。第一是大戶因素，θ越小越好；第二是政府因素，λ越大越好。

(三)農村福利分析。

1.大戶行為。在農村福利分析中，大戶是強勢群體，其一舉一動都影響貧困戶的行為，因此，為了進一步分析他們與貧困戶的相互關系及其對農村福利的影響，設定大戶的最優化行為方式為：

F(θ)表示大戶帶動貧困戶時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或者生產外包給貧困戶所帶來的資本節省，1/θ是這種變化的資本加成率。該加成率的大小取決于的比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大戶只需要少許努力就可以與貧困戶達成雙贏，資本加成率上升，反之，大戶需要從事一些與生產無關的溝通和投資，資本加成率就下降。μ為常數。

將(15)式、(16)式代入到(14)式中，得到：

2.貧困戶的初始資本增加對貧困戶生產和大戶生產的影響。在t=0時，大戶對貧困戶沒有多少幫助，政府部門的資源還沒有進來，根據(9)式，貧困戶的生產函數可以簡化為新界定等方式增加貧困戶的初始資本高貧困戶克服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使用產權重，則具有明顯的水平效應，將有利于提的行動。這是赫爾南多·德·索托(2012)闡述的主要觀點。此，即增加貧困戶的初時，大戶的生產函數可以簡化為始資本，相當于增加了大戶參與扶貧的信念，因為他們不必將自有資源填補貧困戶的資本短板。這對促進大戶對貧困戶的支持是比較有利的。

在t＞0時，無論政府部門的資源狀況和大戶的情況如何，增加貧困戶的初始資本，可以通過通過，的途徑增加貧困戶的生產資本，并的加成比例來增加大戶的生產資本，最終增加農村的總產出水平，降低農村的收入差距。

3.農村的社會福利函數。為了粗略刻畫農村社會福利函數(SW)，首先要尋找決定社會福利函數形式的社會倫理條件。根據(9)式和(17)式可知，貧困戶和大戶都偏好于農村總產出(TQ)的增加而不是減少，符合生產的弱帕累托條件。另外，為了更好刻畫農村的社會福利函數，增加一條假設：貧困戶和大戶都是哈蒙德中性者。政府部門的行為目標是社會福利最大，約束條件是貧困人口的福利狀態不能過度低于大戶的福利狀態(在扶貧實踐中，約束條件經常表述為“超過當地人均收入水平增加幅度”、“超過70%的可支配收入以上”等)，這個倍數使用ζ來表示。貧困戶和大戶之間的收入差距用PD表示。

農村社會福利函數可以表示為： SW=ψ(PD，TQ)(18)根據前面的分析，PD和TQ可以近似表示為：

(19)式、(20)式和(21)式：

GTP路徑和GSP路徑上的社會福利的比較。通過比較(19)式和(11)式后可以發現，一旦滿足(11)式(即

＞1)，無論從貧困戶福利還是從農村福利的角度來看，GTP路徑都高于GSP。反之則不然。通過提高

也可以使得

。可見，傳統產業扶貧和產業精準扶貧的政策重點存在較大差距，路徑選擇也是如此。

在(20)式的等號后面的分子上，第二項為負。這樣，是否大于零，⑧主要取決于第一項。即使得第一項大于零，即＞1(選擇GTP)，可以使得第一項為正，可以緩解農村收入差距問題。反之，＜1(選擇GSP)，第一項不一定為正，即現金扶貧可能會拉大農村的收入差距。

根據(19)式、(20)式和(21)式以及可知，雖然產業精準扶貧的投資回報率較長，在GTP的初期，將部分政府部門的資源轉移到貧困戶的產業上，對農村的總產出和收入差距的下降的作用都比較弱，但是，從中長期角度看，貧困戶愿意吃苦、有耐心參與產業生產活動，便會選擇GTP路徑。此時，(21)式等號右邊的第一項大于GSP，第二項也不弱于GSP，所以GTP路徑上的貧困戶的福利和農村社會福利水平要優于GSP。

進一步討論。如果產業扶貧選擇GTP路徑，至少要求

＞1，即增加產業項目與貧困戶稟賦資源的整合程度，以及提供貧困戶所需的技術進步。結合貧困戶初始資本的分析，做兩個基本判斷：一是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的產業扶貧路徑GTP優于GSP；二是GTP路徑上的政策集，主要取決于后的實證就圍繞這兩個判斷進行。

三、模擬分析

及其組合。隨

圖1 系統框圖

鑒于本文研究任務和系統動力學方法的優勢，選擇系統動力學分析方法進行模擬。⑨(一)系統框圖和流圖。根據前面的分析，我們重點分析兩個農村子系統(貧困戶子系統和大戶子系統)，一個外部沖擊(扶貧資金)和一個系統運行結果(農村福利)，詳細見圖1。當確定了系統框圖之和，根據第二部分的分析，畫出系統流圖(詳見圖2)。

圖2 系統流圖⑩

(二)變量定義和參數校正。關鍵變量的定義、計算方程和參數校正詳見表1。(11)1.貧困戶子系統部分：(1)α取值。α分別取1和0(代表GSP和GTP兩種路徑)；(2)貧困戶的邊際消費傾向和初始資本額。2009-2012年期間，《我國統計年鑒》的農村家庭收入五等分數據中，最低收入組的收入總是小于其消費，而2009年后我國的貧困發生率沒有超過20%，所以貧困戶的收入和消費情況應該不會比最低收入組情況好。最低收入組顯示出入不敷出，即沒有投資和資本形成。這與我們在調研中的發現存在差別。實際上，一般貧困戶也有一些固定資產，比如，一定數量的住房、牲畜和噴霧器等。這些積累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投資量為正。所以，假定貧困戶的邊際消費傾向很高，但小于1(取0.99)。貧困戶的初始資本象征性取0.01萬元。(3)貧困戶的人均收入的初始值取1 116元。根據徐映梅和張提(2016)的估計，我國的貧困缺口率是51.48%，即貧困戶的人均純收入是1 116元/年。2010年后我國的貧困線都是根據2010年的2 300元估計出來的。(4)貧困戶的生產技術。貧困戶的投資后收益，一般不可能超過大戶(0.483)，也肯定高于0(不可能投入資本得不到任何產出)。HD模型中資本產出比約為0.33，在后面模擬中我們嘗試了0.11，0.22，0.33，0.483，1，2等多種貧困戶生產技術，結果與0.33相似，因此，取0.33和0.483兩種進行模擬。(5)整合能力λ。整合能力根據(11)式倒推得到。(6)貧困戶面臨的最小投入限制響因子θ，設定為遠小于政府扶貧資源投入的數。

2.人均扶貧資源。政府部門的扶貧資金是扶貧資源中的主導力量。使用《中國農村貧困檢測報告》2009-2012年四年扶貧資金除以四年貧困人口總數得到。人均扶貧資金按照我國GDP的增長率增長(取6%)。

3.大戶子系統部分：使用農村平均水平代替大戶的數據。因大戶(非貧困戶)的人口、收入占農村的絕大部分。大戶資本初值取2009-2012年四年農村生產性資本總額的平均；大戶技術水平取同期的邊際資本產出平均值。大戶邊際消費傾向取同期邊際消費平均值。

4.農村福利部分。相對收入取貧困戶人均純收入/大戶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產值增加率，將典型貧困戶和非貧困戶的數據轉化為全國數據。具體是將貧困戶和非貧困戶的人均收入乘以2009-2012年全國貧困人口四年的平均值(1.29億)和非貧困人口平均值(5.24287億)。然后再除以2009-201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四年平均值0.79166千元乘以農村總人口得到農村總收入，然后令這個收入與我國GDP保持同步增長(年增長率為6%)。

(三)模擬與結果分析。這里，做兩個步驟的模擬。模擬時間取15年。第一個步驟，驗證判斷1，即對比分析GSP和GTP路徑的優劣。從圖3可知，GSP和GTP路徑上人均消費有一個交點，大約在3.5年左右。在這個交點之前，GSP要高于GTP，經過這個點后，則相反。這說明若產業精準扶貧政策只堅持較短的時間(少于三年)，在技術水平為0.33的情況下，資金整合能力λ超過3才可能有貧困戶選擇GPT路徑，這種可能性對政府能力要求較高，GTP上貧困戶的消費水平增長有限(將扶貧資源用于生產和投資，當期消費少)，貧困戶選擇GSP

乘以大戶的影方式對貧困戶福利也是有利的。但是，超過三四年(3.5年)，GPT的投資形成的資本收益使得消費增加超過GSP。由此可知，在GPT路徑初期，貧困戶要有耐心，要能夠堅持三四年的低水平消費折磨。

GSP和GTP路徑上貧困戶與大戶的相對收入的變化。從圖4可知，在起點，GSP路徑增加的實際收入和消費多，因此，相對收入的值較高，但是，隨后由于投資量跟不上大戶的投資量，加上技術水平較低，相對收入的值就一直下降。與此相比，GPT的情況較好，雖然相比大戶，相對收入的起點值較低，但是，由于將扶貧資金轉化為生產和產業投入，逐步形成了新的收入和消費能力，相對收入的值就開始上升，大約經過10年的時間，大戶的高初始投資和技術水平優勢開始顯示出來，貧困戶的相對收入值開始下降。這符合前面的理論分析。

第二個步驟，驗證判斷2，即模擬和分析政策的作用空間及優先順序。此處共進行三個方面以及政府投入規模的分析：第一，初始資本

。將貧困戶的初始資本從0.1千元增加到1千元(這對應著目前資產收益型扶貧的情況，通過賦予貧困戶資產所有權，增加了貧困戶的啟動資本量)；第二，增加技術進步，能夠達到大戶的技術水平（=0.483)，這對應著我國農村的社會化服務的水平提高，農村的技術進步有趨同的可能，另外，也側面反應科技扶貧的重要性；第三，若

＞1，當

取值在0.5以下時，要求貧困戶具有超過3的資金整合能力，這反過來也要求政府部門和扶貧責任人送豬崽的時候，要能夠根據貧困戶的實際情況，提高貧困戶倍增扶貧資金的能力。第四，增加扶貧資金投入。按照8%增長率的計算。雖然當前我國各地的扶貧資金投入都在大幅度增加，部分省市超過30%，但是從全國平均看，能夠超過GDP增長率2個百分點的增速也是非常高的。

圖3 貧困戶人均消費變化

圖4 相對收入變化

圖5 農村總收入的變化

圖6 農村總福利的變化

中長期內各類政策相對力度的比較。根據圖3至圖6，從15年的時間看(甚至更長的時間)，無論是貧困戶的福利增長還是農村福利的增長，技術水平的提高是最好的產業精準扶貧政策；其次，增加貧困戶的初始資本，對農村福利影響大，但是對貧困戶的福利影響較小，超過兩年的時期，就不如提高貧困戶使用的技術所導致的福利水平高。最后，在10年之內，增加扶貧資金增長率或者扶貧資金規模，對貧困戶的福利影響要低于技術和初始資本。

四、結論與對策建議

將貧困戶“捆綁”到當地優勢產業中去，分享產業收益，幫助他們踏上社會大生產的第一個階梯，一直是全世界扶貧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和工作內容之一。我國先前的成功經驗是借助市場強勢主體構造多種“+”來推進的。但是，這種“大水漫灌”式的扶貧，很容易導致扶貧對象“失靶”和扶貧資源流失，不利于進一步提高扶貧績效。從2013年開始，為了在2020年前使全部建檔立卡的貧困戶脫貧，我國大力推行扶貧資源精準“入村進戶”、依靠貧困戶自己來形成產業進而融入當地產業的產業精準扶貧戰略。當前，我國的產業精準扶貧路徑主要包括兩條：一條是送豬崽和羊羔等方式(GTP)，另一條是折現金等方式由貧困戶自己選擇扶貧產業(GSP)。從經濟學常識和國外的CCT項目運行績效來看，GSP路徑要優于GTP路徑。因為貧困戶可以自由選擇扶貧產業，應該得到更多的福利水平，進而提高農村整體的福利水平。但是，通過構建基于貧困戶和大戶的行為模型和使用系統動力學進行政策模擬后發現，在同時使用、等政策條件下，尤其是當扶貧是“一把手”工程后，“掛鉤”的幫扶干部和相關責任單位，或者擔心問責，或者具有社會關懷意識，通過特送豬崽、羊羔等參與到貧困戶的生產活動中，從技術、產業整合力度和農村賦權等方面改善了貧困戶的弱勢地位，降低了貧困戶的選擇成本和決策成本，精準增強貧困戶相關的生產行為，加速了貧困戶的資本形成，從而出現了規模報酬遞增收益，實現了“精準”的脫貧效果，使得GTP路徑要優于GSP路徑，而且時間越長，效果就越好。從中長期看，無論是貧困戶層面，還是農村福利層面，GTP路徑都要優于GSP路徑，雖然短期未必如此。另外，本文還發現，在中長期內，提高貧困戶生產中的技術水平(以及提供扶貧資源與貧困戶稟賦的對接程度)，增加貧困戶的初始資本，提高扶貧資金的投入，可以顯著提高貧困戶的福利水平和農村整體福利水平。其中，貧困戶的技術水平具有更強、更長久的扶貧脫貧效果。

依據本文結論，相關的政策建議如下：第一，提高貧困戶的技術水平。貧困戶的技術選擇呈現三個特點：低、散、風險大。三個特點之間還具有相互累進的關系，因此在對當地產業進行規劃、降低產業精準扶貧的重復建設以及脫離實際的情況下，首先要引導貧困戶的產業致富意識、提高他們參與產業扶貧的耐心，同時增加GTP中送“技術的含量”，從源頭上提升技術含量，并且對貧困戶進行技術培訓。第二，調動扶貧責任人的積極性，適當賦予幫扶責任人等一定的扶貧資金決策權和監督責任，以協助貧困戶提高扶貧資金的整理能力。提高貧困戶對“送來的豬崽”這種資本與自身資本的耦合整理能力。第三，提高貧困戶的初始資本額。一是用好貧困戶的資產。雖然有人認為貧困戶沒有什么資產(本身缺衣少穿、缺房少田)，但是貧困戶的資源總額還是非常可觀的，可以通過賦權確能來增加貧困戶的初始資本。二是新增貧困戶的資產。通過實踐貴州“三變模式”中的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本，“變出”一些貧困戶的資本。三是加快農村產權改革，增加貧困戶的初始資本額。比如，可以考慮扶貧資金折算或者使用PPP等模式建設基礎設施，PPP項目期滿后分給貧困戶等。第四，要從產業精準扶貧的主要作用力量方面入手逐步完善產業扶貧體系。①G、T、P分別代表產業扶貧中的政府行為—技術變化—貧困路徑，同理，G、S、P分別代表產業扶貧中的政府行為—現金支付—貧困路徑。

②貧困戶至少可以將所得現金全部轉換為等量的豬崽等資本品，除此之外，還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③此處感謝匿名審稿人的意見，當然文責自負。

④比如，貧困戶爭搶“貧困戶”資格現象。在地方財政支持較少的地區，“貧困戶”的“帽子”所帶來的收入少，但是在地方財政支持較大的地區，“帽子”資源相當可觀。貧困戶為了爭奪這個“帽子”或者資格而吵架、對罵、撕破臉的情況時有發生。

⑤貧困戶自發性通過收音機、電視和手機新聞等渠道關注、學習扶貧政策，并且就學習的政策內容進行不定期的交流。有些扶貧干部甚至感慨，貧困戶對扶貧政策的熟悉程度比自己還高。

⑥以貧困戶養羊為例，多養三五只羊羔，意味著要擴大生產場地、增加疫苗、飼料等眾多生產環節，通常涉及與周圍大戶的鄰里關系(羊有難聞的氣味，糞便的處理影響公共土地，可能多占一些大戶的閑置土地)，還涉及環境部門、防疫部門、甚至交通部門和新農村建設部門等多個政府部門。每一處“涉及”都可能產生極高的交易成本和技術成本，必然推高貧困戶進行生產的最小啟動(投資)規模。

⑦此處特別感謝匿名審稿人的意見，當然問責自負。

⑧請注意，判斷是否大于零，就是在選擇產業精準扶貧的路徑。

⑨原因主要是兩個：一是由于該方法不要求較長的時間序列數據，而且容許對部分數據進行設定，數值上容易得到滿足；二是由于該方法可以直觀地將產業扶貧的動態化和總福利變化路徑表示出來。

⑩由于版面限制，此圖詳細解釋未列出，如有需要可與作者聯系。(11)根據流圖和第二部分的分析，先將關系不大、數據較小的最低消費和利潤函數中的利率收入部分等省略，對

等隨時間變化較慢的量設定為常數，政府部門的扶貧資源簡化為政府的扶貧資金。在全國扶貧大決戰的背景下，扶貧任務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使得政府部門均大幅度增加了扶貧投入，扶貧金融信貸規模大幅度提高，信貸條件下降(憑注冊立卡貧困戶的資格即可獲得信貸)，農村福利的反饋作用以及貧困戶生產中的最低啟動資金限制都變小，因此，忽略不會根本性影響貧困戶的選擇性質。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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