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外社區矯正的經驗和問題（定稿）

國外社區矯正的經驗和問題 陳和華

葉利芳

一、國外社區矯正的經驗

社區矯正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已經有較長的歷史。早在18世紀后半葉，英國進步的監獄改革家約翰〃霍華德就提出過反對監獄非人道化刑罰的監獄改革理論，促進了對罪犯的人道化待遇。19世紀后半期，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激化及西方國家犯罪現象的急劇增加，刑事近代學派的奠基人龍勃羅梭運用人道主義和實證主義方法，深入探究了犯罪的深層個性原因，論證了教育、勞動等社會因素對于矯治罪犯心理及行為傾向的重要作用，引發了以李斯特為代表的近代刑事學派的產生，以及緩刑、假釋、不定期刑、保安處分等一系列現代刑法制度的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人類對戰爭期間各種不幸和災難的清理和反思，對于個人權利的尊重和保護日益成為各國法律的主題。在歐洲大陸國家出現了強調保護社會免受犯罪侵害，主張對犯罪人進行再社會化并實行人道的刑事詞法處遇的社會防衛學派。與此同時，美國受醫療模式、標簽理論、以及中間刑法制裁措施等因素啟發和影響，社區矯正制度也日趨完善。聯合國及其有關下屬組織，在總結各國非監禁性刑罰經驗的基礎上，于1955年舉辦的聯合國待遇大會上通過了《因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在1966年第21屆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1980年第六屆預防犯罪和罪犯處遇大會上通過了關于《減少關押矯正及其對剩余囚犯的影響》報告。在這些重要文獻中，均強調了實行社區矯正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20世紀下半葉以來，社區矯正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詞法制度，在西方發達國家以及我國的香港、臺灣等地區，得到了多樣的普及和發展。到2000年時，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納入社區矯正的非監禁人數已大大超過監獄中的監禁人數，完成了由以監禁刑為主向非監禁刑為主的歷史性轉化。總體而言，這些國家的社區矯正有如下特點和經驗。

（一）社區矯正種類的寬泛性和遞進性

西方各國在社區矯正種類的設計上具有寬泛性和遞進性的特點。所謂的寬泛性就是社區矯正種類繁多，對不同的社區矯正對象具有不同的矯正內容設計，因人而異。所謂的遞進性就是根據矯正對象的年齡、犯罪性質以及主觀惡性程度等設計嚴厲程度不同的矯正措施，并且互相銜接，對罪犯的自由限制和管理形成一個由寬到嚴的階梯。寬泛而遞進的復合型的立法設計，拓張了社區矯正的彈性，賦予法官較大的裁量空間，允許法官針對個案的具體情況，選擇適用最適合犯罪人的某一種或若干社區矯正令，因人施刑，更加有利于罪犯的改造。

以英國為例：

英國的社區矯正不是一個單一型的刑種，是復合型的多元化的刑種群，由多種社區矯正令組成。這些矯正令是立法機關在近一個多世紀以來，隨著刑罰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在不同時期，逐步確立的。刑事司法機關在個案的審判中，對某個被告人可以適用一個或多個社區矯正令。根據2000年英國國會通過的刑事法院量刑權限法案（Powers of Criminal Courts（sentencing）Act）的規定，英國社區矯正的種類由社區令、補償令、緩刑（暫緩執行）和假釋構成。第33條第l款的規定，“社區令”包括宵禁令、緩刑令、社區服務令、結合令、毒品治療和測試令、管護中心令、監督令和行動計劃令。其中，宵禁令適用于所有年齡段的罪犯；緩刑令、社區服務令、結合令、毒品治療和檢測令僅適用于己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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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歲的罪犯；管護中心令適用于未滿2l周歲的罪犯和不履行責任者；監督令、行動計劃令僅適用于未滿18周歲的罪犯。補償令適用于未成年人罪犯。緩刑（暫緩執行）適用于被判處2年以下監禁刑的罪犯。

英國的社區矯正在矯正種類體系設計上還具有嚴密的遞進性，各個社區矯正令之間根據年齡和犯罪情況等，對罪犯的自由限制和管理形成一個由寬到嚴的階梯。如2000年刑事法院量刑權限法案第60條第3款和第4款的規定就體現出遞進性的特點。該條規定：“（3）管護中心令可能要求一個人參加一個中心的總計小時數，不得少于12小時，除非當：（a）他未滿14周歲，并且（b）法院根據他的年齡或一些其他情況，認為12小時過多了。（4）總計的小時數不得超過12小時，除非當法院分析所有的情況后，認為12小時是不夠的，并且在該案中：（a）當罪犯未滿16周歲時，不得超過24小時；和（b）當罪犯已滿16周歲但未滿2l周歲或（上文（1）條（c）款的情況下）未滿25周歲時不得超過36小時。”在2000年英國國會通過的刑事法院量刑權限法案中，這樣的規定比比皆是。

（二）社區矯正手段的多樣性

西方各國在社區矯正手段的設計上具有多樣性的特點。與源自監獄矯正的傳統型矯正手段單

一、技術含量低、現代化手段運用得極少不同，西方各國借助雄厚的經濟條件和先進的科技手段和研究成果，在社區矯正中運用了多種多樣的有效手段并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以美國俄勒岡州為例

俄勒岡州社區矯正手段主要包括：（1）在制裁方面的手段：工作中心、電子監控、家中拘留、日報告中心、強化的特別的監督、社區服務、社區勞務小組等。（2）在服務和干預方面的手段：濫用酒精和毒品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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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矯治、居住的濫用酒精和毒品的治療、精神健康的治療、對發怒的控制、認知的重建、對性罪犯的治療、就業、教育、解決在危機狀態和過渡期的居住條件、過渡期的服務等。（3）其他措施：尿檢、測謊器、對使用抗濫用毒品和酒精藥物的罪犯提供資助、提供補助金等。

這些矯正手段有的是傳統型的矯正手段，如社區服務；有的則借助于先進的科技手段，如電子監控；有的是制裁性的，也有許多是服務和干預性的。制裁性的矯正手段體現了社區矯正的刑罰制裁性，而服務和干預性的矯正手段則是對矯正對象的人文關懷，使矯正對象能夠回歸社會。經過長期社區矯正的實踐，美國俄勒岡州已經形成了比較全面系統的社區矯正手段，在社區矯正中采用許多不同形式的制裁、服務和干預的手段和措施，目的是使罪犯能夠遵守法院和假釋委員會確定的監督條件，使罪犯在社區承擔刑事責任時盡可能減少其今后犯罪的可能性。這些形式豐富、內容各異的矯正手段充分考慮了矯正目標的實現，注重矯正對象個體化的差異，尊重矯正對象回歸社會的需要并在矯正過程中給予制度化的幫助。每個縣可以決定使用什么樣的制裁和服務能最好得滿足社區和罪犯的需要，因此各縣所采用的手段中有廣泛的差異性。

（三）社區矯正運作的規范性

西方各國在社區矯正的運作上具有規范性特點，即立法上有明確的規范性文件，實踐中形成統一有效的做法。實體上參與社區矯正的各方的權利義務非常明確；程序上運作有嚴格的規范保障。

以加拿大為例：

加拿大是世界上社區矯正工作開展較好的國家之一，聯邦社區矯正對象在社區服刑期間的重犯率低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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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映了加拿大的社區矯正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加拿大《刑法典》對有關刑事犯罪、懲罰和相關的刑事程序有較為詳盡的規定，其中包括了有關社區矯正的規定。1992年專門頒布的《矯正和有條件釋放法》，是目前指導加拿大成人矯正的主要法規。該法在制定過程中，廣泛征求了政府有關部門、律師、法官、警察、公眾甚至被害人、罪犯的意見，使法律的出臺能得到普遍的認可。加拿大比較健全的社區矯正法規為社區矯正運作的規范性提供了前提，而兩級垂直管理體制和明確的專業化分工是社區矯正得以規范運作的保障和關鍵。加拿大聯邦級的矯正局負責對聯邦矯正機構（加拿大已將監獄統稱為矯正機構）和聯邦社區矯正的管理，省級矯正機關負責對省一級矯正機構和社區矯正的管理。聯邦社區矯正除在首都渥太華設有總部外，并在全國設有五個分部（按地區管轄），就西部的太平洋地區而言，下面又分為四個假釋區，四個區下設22個中途住所，65個假釋官，200個社區志愿者，共管理1100個聯邦社區矯正對象。與聯邦矯正局平行的機構有國家假釋委員會，在部分省一級也設有假釋委員會。在垂直管理體制下，專業化分工明確是加拿大社區矯正的一大特色。如在聯邦的假釋辦公室，設有高級假釋官、行政經理、項目管理者、牧師、電腦技師、個案管理工作者等。假釋官又分為監獄的假釋官和社區假釋官。垂直管理的好處是有利于加強業務方面的領導，減少地方的干預，有利于工作人員的專業化管理和素質的提高。而分工明確又使得各個部門、環節、人員能夠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一這對我國目前試點中分工模糊，社區矯正工作小組上級管理部門過多，造成“婆婆太多，媳婦難做”的事實是一個啟示。

（四）社區矯正效果評價的相對科學性

近年來，我國一些監獄已開始了罪犯改造質量的標準和評估理論研究、實踐探索。這些研究和實踐移植了ISO質量認證體系的形態。但沒有構建完整、具體、量化的罪犯改造質量的科學標準。或者只在傳統的定性的質量標準上打圈圈，不是社會化的客觀標準。這種標準是建立在主觀定性基礎之上的，具有較強的主觀隨意性，而且，這種定性的標準僅對罪犯改造的主要目標進行描述，無法對罪犯的改造方案以及矯正措施產生推動作用。有科學規范的管理，在客觀上能有助于提高罪犯的改造質量，但沒有科學的罪犯改造質量標準，實際上就不可能使質量目標得到全面落實，不可能在質量目標的控制下，實現改造工作的持續改進。在社區矯正方面，對社區矯正效果評價一般還只是簡單得以是否有矯正對象重新犯罪為衡量標準。但是對于什么是重新犯罪？時間期限為多少為合理？導致重新犯罪的因素是社區矯正的效果還是其他因素的影響？等等這些問題都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各地在進行社區矯正效果評價時適用的標準表面上看一般都用重犯率來衡量，但事實上由于對以上問題的理解不一，標準很不統一。至于其他效果衡量標準，只是停留在很粗淺的階段，表現為矯正過程中和矯正期限滿時對矯正對象的主觀性評價。

其實罪犯改造質量和評估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改造工作是針對人的活動，對人的活動具有個別化和不可重復化的人文特點。犯罪學理論中也有一句名言：“犯罪原因如同一棵樹上沒有一片相同的樹葉”。這就決定了一組滿足要求的特性，要因人而異，具有個別化的特性，要在尋求個性化的一組特性的基礎上，尋求具有普遍意義的符合一般規律的一組特性。這實質上就是要構建起個別化的改造質量標準和群體罪犯的改造質量標準。這是罪犯改造質量評估的基礎和依據。而要按科學和量化 的要求，構建個別化的和群體的罪犯改造質量標準的難點在于如何科學認識罪犯的問題、特性問題、程度問題、如何落實罪犯改造質量目標的問題、研究方法的問題。國外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盡管也面臨同樣的難題，但相比較而言，他們更加注重對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社區矯正效果評價方面具有相對的科學性。如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當美國總統任命的矯正工作調查組負責人羅伯特〃馬丁森作出了“矯正無效”的結論后，美國的犯罪學、刑事司法、執法的學者和工作者以及政策的制定者對社區矯正項目的有效性進行了爭論，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1）注意保持社區監督、制裁和治療的平衡（Rand，1990；McM ＆ che，1991）；（2）對濫用酒精和毒品的治療（Eisenborg，1992；McFarland，1991；Beebe，1991；Griffiths，1991）：（3）對性罪犯的治療（Coxe，1991；Eisenberg，1992）：（4）假釋過渡期的服務（Finegan，1993）：（5）認知技能的增長（Hunter，1992）；（6）采用及時反應的、有效的和實質性的干預（NCCD，1993）；（7）對于有高度和中度危險的罪犯給予更多的關注（Andrews，1993）；（8）社區的監督和服務需要有經過較好訓練的工作人員來執行（Roming，1984；Ross，Gendreau l987）；（9）社區監督和治療的結合（Turner，Petersilia，1990；Field，1991）；等等。運用這些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些系統的量化的評估量表，并將矯正質量評估貫穿于整個矯正過程的始終，各個階段的評估結果將用于指導及時調整下一階段的矯正方案，從而使得矯正更具有針對性。

二、國外社區矯正的問題

（一）社區矯正的泛人道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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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矯正蘊涵了人道主義和人權保障的價值理念。行刑制度的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體現在行刑的謙抑和寬和。社區矯正的出現，正是得益于行刑的人道主義和人權保障思想的深入人心。社區矯正所體現的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深刻的人權保障思想，符合了現代司法理念的本質要求，不僅保護了罪犯的基本人權，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對罪犯的改造。然而，在當代西方社區矯正制度發展成熟的國家。由于過度地關注對罪犯人權的保護，有忽視社區矯正的最終目的，而將人道化的手段上升為目的的傾向。

尊重基本人權和尊重犯罪人的基本人權，并不是同一概念。剝奪犯罪人的人權，是以其侵犯他人基本權利為前提的，是基于他以非法手段侵犯甚至剝奪了他人人權。因此，犯罪人必須付出他的犯罪成本，要承受喪失某些基本人權的懲罰。社區矯正所蘊涵的人道主義和人權保障的價值理念，是始終服務于社區矯正懲罰和改造犯罪人，使其改過自新，重新回歸社會的目的的。但是，當前西方發達國家在社區矯正的實踐中，有一種人權概念被泛化，人權理念被濫用的傾向，混淆了社區矯正中打擊與保護的界限，將體現人文關懷、推進法律人性化作為指導平時社區矯正工作的原則，結果導致執法尺度不清，罪犯犯罪成本降低、刑罰威懾力減弱，而被害人卻被輕視與遺忘。社區矯正面臨著陷入泛人道主義泥沼的危險。而且這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社區矯正這種刑罰方式的公正性、正義性的質疑。在一些公眾的眼中，包括刑事司法工作人員，往往認為將罪犯安臵在社區中進行矯正不太公正合理，認為社區矯正作為一種刑罰方式是對罪犯的寬大和仁慈，社區矯正使罪犯脫離了懲罰。有人甚至認為與監獄相比，社區矯正項目似乎是以社區 的安全為代價來運作，而不能很好地代表社區的利益。這與社區矯正的泛人道化不無關系。

（二）社區矯正的非制裁化傾向

從刑罰史看，刑罰執行目標幾度反復。當今國際社會，教育刑和懲罰刑兩種刑罰執行思想在論戰和刑事實踐中趨向折中，在懲罰和教育罪犯之余，幫助罪犯復歸社會的目標日益凸現，逐漸成為刑罰執行的重要目標。社區矯正更是強調幫助罪犯重新回歸社會，但是這是在明確一個前提——社區矯正首先是對犯罪人的一種刑事制裁——的基礎之上的。盡管社區矯正的目的和手段都突出強調以人道化的手段矯正罪犯的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從而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但社區矯正仍然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刑罰執行活動。社區矯正是在確認個人實施了犯罪之后，由審判機關和國家其他有關機關判處和采取的一種刑事制裁措施，是個人實施犯罪行為的一種法律后果。它首先是對犯罪人的一種懲罰，是要求犯罪人為其犯罪行為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因此仍然絕對不能忽視其所具有的刑事制裁的性質。

但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社區矯正實踐中，社區矯正的泛人道化傾向使社區矯正的手段和目的發生錯位之余，又出現了非制裁化傾向。泛人道化的原則傾向使人們將目光聚焦于如何保證罪犯的權利，如何幫助罪犯解決困難，甚至如何為罪犯服務，將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定位為福利的服務者，淡化了懲罰的性質與管理的色彩。在西方發達國家，社區為矯正對象提供了很多的服務項目，諸如幫助酗酒者解除酒癮、給吸毒者提供戒毒或者發放注射器等等。這種非制裁化的傾向一方面將會誤導社區矯正人員的工作，另一方面同樣也會引起人們對社區矯正這種刑罰制裁方式公正性、正義性的質疑。而且自然而然地會產生一個邏輯結果，那就是如美國作

家歐〃亨利在《警察與贊美詩》中所描述的一樣，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想進監獄度過寒冬，屢次以身試法。因為當他們處于社會底層的困境中時，不見得會得到社會和政府的幫助，而犯了罪，卻脫離困境，得到幫助和服務。可以想象，這種非制裁化傾向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變相鼓勵罪犯從事犯罪。而此時，提供這些幫助與服務的初衷——矯正罪犯、改過自新的效果究竟如何卻還有待于檢驗。

（三）社區矯正的技術化傾向

西方發達國家在進行人文科學的研究方面同樣堅持“科學主義”的研究方法，普遍運用實證手段研究社會問題，對罪犯進行社區矯正的實踐中也秉承了這一原則和做法，大量運用實證手段。這種做法有其科學性和優點。由于對罪犯的評估和矯正效果的評價從模糊的經驗式定性轉為清晰的定量研究，從而使社區矯正的整個過程更加具有針對性和科學性。但是，目-前對這種實證手段已經達到了一個迷信的程度。方法論上的機械主義、研究手段上的實驗主義和研究取向上的個人主義使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社區矯正出現了技術化的傾向。如美國威斯康星州對社區矯正對象的危險性評估就是采取量化的形式將罪犯的一些特點分解成若干因素，以打分的形式將罪犯分為三等。打分的依據是：在本次判刑的前5年是否被逮捕過（未被逮捕的是0分，被逮捕過是4分，逮捕不包括因交通違法的逮捕）；過去在州或聯邦的成人監獄中被關押的次數（沒有的為0分，1～2次為3分，3次以上為6分）：過去受到緩刑或假釋被撤消而導致監禁的次數（沒有為0分，1次以上為4分）；在過去的12個月中參加公益勞動的時間（7個月以上為0分，5～7個月為1分，少于5個月為2分）：過去犯重罪（判監禁1年以上的罪）的次數（沒有為0

分，1次為2分，2次以上為4分）；因逮捕而導致被判重罪時的年齡（24歲以上為O分，20～23歲為2分，19歲以下為4分）；本次犯罪被決定給予監禁和緩刑的年齡（30歲以上為0分，18～29歲為3分，17歲以下為6分）；使用酒精的情況（依程度為O～4分）；使用毒品的情況（依程度為O～4分）；交往的情況（很少與有犯罪傾向的人交往的為0分，較多與有犯罪傾向的人交往的為5分）；逮捕的類型（沒有被逮捕的為0分，技術違規逮捕為2分，輕微的犯罪逮捕為4分，重罪被逮捕為8分）；態度（沒有敵對的態度、希望轉變的為O分，有一定的思想障礙、不能較好地與工作人員合作的為2分，經常處于敵對或消極態度、有犯罪傾向的為5分）。根據以上情況，分數在17分以上的為高度危險的罪犯，在9～16分范圍的為中等程度危險的罪犯，在8分以下的為較低程度危險的罪犯。然后根據罪犯的危險等級進行針對性的社區矯正。這種做法固然便于操作，從表面看也有增加社區矯正針對性的效果。但是，如果完全依賴于這種技術化的手段，首先就面臨著如果解決社會現象和人勢心理極端復雜和變化多端的問題。無論是導致人行為的外在社會條件還是人本身內在的心理活動，都是極其復雜和多變的，要想以列舉的形式窮盡導致罪犯犯罪的因素是不現實的，這就決定了定量研究的不可周全性，因此量化的方式在外在效果上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為在進行量化研究時，只能選取其中部分的因素作為研究對象和參考。而這又同時引發了第二個問題：怎樣能夠保證所選取的因素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能夠保證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科學性。而第三個問題則是在進行量化研究時，有不少概念的界定還是模糊不清，理解不一致的，這就使得同樣主題的量表由于設計者理解的不一致，在同一犯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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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就會得出不一致的評估結果，如對重犯率的測定。在社區矯正效率的研究中，一般是以重犯率為標尺來衡量成功與失敗（實際上，一般的項目難于作這種明確的劃分）。但對重犯率的定義目前并不統一，怎樣的行為是重犯？違法行為，還是犯罪行為？重犯是否應當考慮主觀動機？多長時間內算是重犯？影響重犯率的內部和外部因素是哪些？重犯的標志是什么？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存在者分歧。因此，把重犯率作為矯正效果的標尺存在著一些內在局限性。盡管有以上所說的局限性，但是目前，重犯率仍然作為對罪犯危險性測定的重要方法。當立法者和其他的政府官員詢問社區矯正項目是否有效時，他們一般希望得到重犯率的情況，因此技術化手段是有其方法論上的優越性，但如果因此而依賴于通過該手段來實現對罪犯的社區矯正目標，則必然會陷入機械主義的泥沼，雖然我國目前的社區矯正主要的問題恰恰就是技術化手段的研究和在實踐中的運用都還不夠，但是也有必要理性認識技術化手段的局限性，防止重蹈西方國家從經驗論的極端走向分析論極端的覆轍。

【作者簡介】

陳和華，單位為華東政法學院；葉利芳，單位為華東政法學院。

【注釋】 [1]范燕寧：《社區矯正的基本理念和適用意義》，《中國青年研究》，2004年第11期。

[2]參見劉強主編：《各國（地區）社區矯正法規選編及評價》，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

—183頁。關于社區矯正各個種類的定義可參見2000年英國國會通過的刑事法院量刑權限法案（Powers of Criminal Courts（sentencing）Act）的規定，具體分別為：宵禁令參見第37條：緩刑令參見第4l條：社區服務令參見第46條：結合令參見第5l條：毒品治療和檢測令參見第52條；管護中心令參見第60條：監督令參見第63條：行動計劃令參見第68條；補償令參見第73條；緩刑（暫緩執行）參見第118條。

[3]參見劉強主編：《各國（地區）社區矯正法規選編及評價》，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19頁。

[4]安排罪犯為政府和私人的非營利的機構從事勞務工作。如伐木、清掃馬路、清理垃圾和保養公園、涂漆、收集路邊的廢物或其他類型的體力勞動。

[5]在罪犯的手腕或腳脖上附上一個電子傳導器，矯正工作者為罪犯設定一個特別的日程表，要求罪犯大部分時間在家。當罪犯應該在某個位臵而沒有在時，計算機將會給社區矯正官發出警報。

[6]參見社區矯正考察組：《加拿大社區矯正概況及評價》，《法治論叢》，2004年第3期。

[7]參見劉強主編：《各國（地區）社區矯正法規選編及評價》，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1頁。

[8]參見劉強編著：《美國社區矯正的理論與實務》，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194頁。

第二篇：社區矯正經驗

社區矯正經驗

社區矯正是一種成功的監管與教育并重的監外教育改造方式。因為實行社區矯正使司法成本大大降低、改造后的重新犯罪率大大降低、對被改造者家庭的負面影響也大大降低，有利于輕微犯罪者的改造和回歸社會。我們作為社區矯正的先行者，從基礎入手，積極探索，扎實推進，也取得了較好效果。

下面就是我們對于社區矯正的一些經驗：

一是做好日常的監管工作。司法所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特別注重對矯正對象的走訪，及時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和按期思想表現，做到思想教育從嚴，生活關心到位。經常到矯正對象家中走訪一次，還不定期地進行電話聯系。一方面嚴格按照制度規定，要求服刑人員每月書面匯報一次，隨時掌握服刑人員的行為動態；每月不少于八小時的公益勞動；另一方面每月按照省社區矯正對象考核辦法，進行考評，進行匯兌。

二是實施分階段教育。根據矯正期限分為初始矯正、常規矯正、解除前矯正三個階段，在不同階段開展不同形式的教育。根據社區服刑人員的不同情況，由司法所工作人員、公安民警、社區工作者、家庭成員組成幫教小組，制定針對性的個性化矯正措施，因人施矯，形成“四幫一”矯正模式。

1三是幫助矯正對象解決生活中的困難和問題。如果發現矯正對象在生活中存在難題，我們會積極尋求問題解決途徑，幫助其適應社會。我們時刻關注矯正對象心理動態，及時談心，做好思想工作，發現心理問題，及時進行疏導，積極幫其化解心結，使其擺正心態。

隨著社區矯正的深入，這種“利用各種社會資源，整合社會各方面力量，對罪行較輕、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不大的罪犯，或者經過監管改造、確有悔改表現、不再危害社會的罪犯在社區中進行有針對性管理、教育、改造”的刑罰執行方式在恢復性司法中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得到司法機關的重視。

第三篇：社區矯正立法調研問題

社區矯正立法調研問題：

1、社區矯正概念的內涵，社區矯正與監禁刑在制度安排上有哪些差異，如何保證兩項制度的銜接？

2、社區矯正人員的稱謂、權利、義務和管理方式，權利被侵犯的救濟途徑和程序？是否需要設立專門場所集中管理社區矯正人員？

3、社區矯正機構和工作人員的法律性質和職權？誰是處置違法和重新犯罪社區嬌正人員的最適格執法主體？

4、協助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機構和人員享有什么權利、應當履行什么義務？有關機構和組織可以提供哪些服務以幫助被矯正人員順利回歸社會？

5、違反社區矯正法律制度承擔法律責任的種類和方式？

第四篇：國外社區戒毒康復經驗研究

國外社區戒毒康復經驗及啟示

社區戒毒，在國外也稱社區矯治,是我國根據自身情形，在學習借鑒其他國家社區矯正中的治療措施和成功經驗，在規定強制性戒毒措施之外提出的一個新理念。國外在社區戒毒方面實踐經驗豐富,管理模式突出,得到了法律和社會的大力支持, 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在此，筆者將對國外戒毒模式與經驗做一簡要介紹和評述，以期對我國現行的戒毒工作有所借鑒。

一、國外戒毒模式和經驗

目前，國外戒毒模式主要有醫學康復模式和社會心理康復兩種模式。采取醫學康復模式的理論基礎是：毒品成癮是一種長期的、易反復發作的腦疾病，應該通過醫學方法予以治療，使吸毒者的生理機能得到改善。許多國家采取合法長期使用海洛因、嗎啡、杜冷丁、鴉片、美沙酮、丁內喏啡等多元藥物維持療法對吸毒者進行治療。事實上，這是一種姑息政策下的替代療法，是以毒性較低的毒品替代毒性強烈的海洛因；社會心理康復模式強調：矯正吸毒人員的毒品依賴心理，增強社會適應能力。通常由心理學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康復咨詢人員或精神病醫生對吸毒者進行認知治療和行為治療。其中治療體（TC）是采用最廣泛的吸毒者心理康復模式，它是一種居住性治療環境，主要通過吸毒者自助和互助來矯正自己的人格問題，改善人際關系，樹立自己負責任的觀念。

一、美國：

（一）各相關戒毒法律的相繼出臺

在國外, 很多國家都制定了相關戒毒的法律, 將社區戒毒模式通過法律方式保證其實施。美國早在1966年約翰遜總統簽署了 《麻醉品成癮康復法》, 該法規定在成癮者或親屬的要求下, 通過民事程序為非刑事犯的成癮者提供治療;同時為各種研究活動和地方治療設施提供資助。后尼克松政府頒布了《毒品濫用預防和管制綜合法》, 把《哈里森法》長期完善過程中形成的紛繁復雜的規定納入一個法律之下,更加注重司法懲治和醫學模式的結合。自此,各屆政府都頒布綜合性質的法律及政策。1997 年參議院又通過了《無毒社區法》,為社區戒毒提供了法律依據, 其主要內容包括: 成立“無毒社區聯合體”, 頒布和實施“無毒社區計劃”, 大大推動了無毒社區建設。“無毒社區聯合體”由青少年、父母、商界、傳媒、學校、青少年組織、執法機構、宗教或兄弟會、市民團體、醫護專家, 州、地方或部落的政府機構及其他組織組成;國家毒品管制政策辦公室主任負責執行無毒社區計劃;制訂具體的社區聯合體首次和再次獲取資金的標準;建立“無毒社區咨詢委員會”, 為無毒社區計劃的實施提供咨詢;這一法案推動公眾參與到減少青少年物質濫用的努力之中, 同時為社區的反毒聯合體提供更多的資金和技術支持。

（二）治療性社區毒品戒治模式和醫療體系毒品戒治模式

1、美國治療性社區戒治模式(therapeuticcommunity(TC)treatment Program)美國治療性社區戒治模式是給毒品成癮者提供庇護性社區, 并加以輔導, 交互運用內外在戒毒力量, 達到自助原則(self-help orientation),以期毒品成癮者重建正常生活, 最終達到完全禁戒毒品。因此, 美國治療性社區具有生活性, 即在高度結構化的社區環境中, 使戒毒者重拾人格, 回歸正常行為, 發展正常社會關系。此種模式的主要內容包括“集體治療”、“個別指導課程”、“毒癮治療及正式的教育課程”、“生活、工作之義務觀念養成”及“日常生活工作作息階段表”。治療性社區的成功之處在于改變毒品成癮者的生活形態, 如戒除毒癮, 增加生產力及減少反社會行為等。[ 2 ]缺點是療效長(一個療程為1年左右, 后加以短期輔助措施), 費用高,但治療費用多由政府出資或由健康保險單位支付。[ 3 ]美國影響較大的治療中心有PHOEN IX和DAYTOP。

2、美國醫療體系毒品戒治模式[ 4 ]

（1）美國醫院急性戒毒計劃

美國醫院急性戒毒計劃是讓毒品成癮者在醫院解除毒品的戒斷癥狀, 恢復康復, 所使用的戒治藥物有抗憂慮藥、美沙酮等, 利用此類藥物達到消除癥狀、遠離毒品的目的。大部分的戒毒計劃, 使用藥物美沙酮來解除鴉片類藥物成癮發作的癥狀, 治療時間在21天以上。

（2）美國門診咨詢與日間留院計劃

門診咨詢與日間留院計劃針對急性戒毒完成者, 進行持續醫療照顧, 預防毒癮復發。美國早在1970年已開始實施此計劃, 當時主要針對年輕的藥癮患者。該計劃設計的內容相當廣泛, 涵蓋身體健康、心理健康、教育、職業、法律、房屋、財物、家庭等, 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咨詢、訓練藥癮患者的社會技能, 強調戒除合法及非法的藥品, 并對可能造成藥品吸食的環境予以關切。

（3）美國美沙酮替代療法計劃

美國美沙酮替代療法計劃是對成癮度較高,難以戒除毒癮者, 通過提供美沙酮(鴉片類藥物成癮替代物), 達到控制的目的, 使成癮者保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功能, 避免或減少死亡及其他行為問題。由于美沙酮本身具有成癮性, 因此美國聯邦法令規定, 戒治者必須有毒癮歷史證明文件, 且必須未接受其他化學治療。美沙酮治療計劃并不要求完全禁戒毒品, 但必須治愈毒癮, 改善戒治者的社會生活功能, 促使其回歸社會。該研究計劃包括藥物濫用報告計劃(Drug AbuseReporting Program)、治療結果預測研究(Treat2mentOutcome Prospective Study)及相關個別計劃的評估。其目標: 一是減輕毒癮及減少毒品成癮者自行注射海洛因的次數, 使毒品成癮者的身體機能及社交活動能力得以恢復, 并維持在某種可接受的水平;二是降低犯罪率及提高公眾安全,毒品成癮者加入治療計劃后, 可以降低為換取金錢購買毒品而從事犯罪活動的幾率;三是保障公眾健康, 包括未濫用毒品人士的健康, 此項目標旨在減少毒品成癮者因注射海洛因、公用針筒或以性服務換取毒品而傳播艾滋病病毒及其他傳染病, 如肝炎、肺結核等。目前, 美沙酮替代療法是美國最普遍的替代療法, 計劃部分由國家捐款資助, 其余由牟利的私營機構推行。州政府機構負責批核、否決和監督藥癮治療計劃, 及制訂計劃標準。

(三)領導機構和管理體制

美國于19世紀早期開始涉足戒毒治療領域。由公共衛生官員建立公共的戒毒治療診所, 為吸毒者提供免費治療。中期開始出現了專門用于隔離治療吸毒者的“戒毒莊園”。它們由司法部門和聯邦麻醉藥品局管轄下的公共衛生服務部門經營。后期形成兩大治療形式: 美沙酮治療和社區戒毒治療。目前, 美國藥品強制管理局負責全國的戒毒工作管理和指導。美國禁毒署負責制定全國的戒毒政策。這一機構主要通過一系列的聯邦項目和社區教育活動來實現預防涉毒行為的目的, 采取預防干預措施。如提出包括學校, 社區及公共廣告在內的機構應當幫助孩子們遠離藥物和酒精, 實現了廣泛的社會動員。

1、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工作人員組成模式。“DAYTOP”是當今美國最成功的TC之一, 它遵循“將受過培訓的戒毒成功者作為社區的主導力量, 影響其他毒品濫用者的轉變”。DAYTOP中, 50%的工作人員是戒毒成功者。另外, DAYTOP強調“以森嚴的等級制度來運轉TC, 讓戒毒者自己管理自己”, 工作人員僅起到監督和引導的作用。[ 8 ]美國的毒品治療性社區主要以受過培訓的成功戒毒人員為主導力量, 戒毒人員的自我管理為主, 即戒毒人員的自我援助程度較高。

2、戒毒機構。美國的社區戒毒工作部門稱為“社區反毒聯合體”。“社區反毒聯合體”始建于20世紀70年代初。目前,聯合體的組織結構日趨成熟。聯合體一般設有董事會,下設執行委員會,為聯合體提供更為詳細的指導;有的還設有分工更細的小組委員會,制定具體的行動計劃和協調活動。各州“社區反毒聯合體”間的溝通與交流日益加強,漸漸在資源方面實現共享,在技術方面實現互助。社區聯合體迅速發展壯大，并成為美國禁毒運動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聯合體的行動也趨向多元化,既注重對吸毒者的治療,也加強了對毒品使用的預防以及同其他機構的協作。如“邁阿密無毒社區聯合體”與“無毒美國伙伴組織”合作,通過傳媒來進行禁毒宣傳,并幫助學校和社區組織實施了以科學為基礎的毒品預防計劃。

3、經費來源。美國的戒毒政策和法規有著強大的資金保障支持。如聯邦政府創建的“社區伙伴示范授權計劃“,由美國衛生和公共服務部的物質濫用預防中心領導。政府給予45個州和波多黎各的251個社區伙伴約4.5億美元的撥款,其主要目的是通過加強社區聯合體來減少成癮物質濫用。布什政府時期增加聯邦的禁毒預算, 以增強社區預防毒品的能力、毒品治療的機會和國際毒品管制項目。政府將逐年增加對以社區為基礎的禁毒項目的資助,從1990年的5000萬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億美元。無毒社區的日常的管理和資金的預算基本上由司法部的青少年司法和”越軌預防辦公室“負責。額外的技術和科學支持及培訓則由物質濫用預防中心提供, 負責為全美的社區直接提供免費的或廉價的材料。無毒社區計劃還得到很多私人部門和組織的協助,包括州反酒精和藥物濫用主任聯合會、全國預防網、反對酒后駕車母親協會、全國吸入劑預防聯合體等機構。這些機構為”無毒社區聯合體"提供有益的信息、研究和經常性交流的機會。此外社區戒毒得到了很多商業化的資金支助。如今,美國的“社區反毒聯合體”已經發展成具有商業化的管理模式、明確的行動目標、多渠道的資金來源、多層次全方位的協作方式等特點的成功的禁毒模式。

二、日本

（一）日本治療性社區戒治模式。日本社區治療的地域網路模式, 可稱之為“整合式策略”, 除政府外, 更有社區的參與及民間大量志愿者的投入, 提供輔導、毒品濫用教育, 更生資訊等, 協助毒品戒治者停止使用毒品, 重返社會。日本毒品濫用歷史較長, 研究治療毒品成癮的歷史也較長, 因此日本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社區戒治模式, 對離開醫院后的毒品戒治者進行追蹤(即追蹤期), 建立“社區治療地域網路模式”, 結合警察署(暫時保護)、保健所(指導訪問)、精神病醫院(驗尿)、福祉事務所及職業安定所(安排就業)等機構, 給戒治者提供生活上的幫助與輔導, 以防止復吸, 此種治療模式取得的成效極佳。[ 6 ]

（二）戒毒組織機構。在日本, 其戒毒主要是在醫院中, 但在藥品與食物安全司中有專門負責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監控的麻醉品監控局,負責治療與預防措施的制定與指導;監督醫院等部門成癮藥物的管理和濫用情況的調查。目前我國的禁吸戒毒工作幾乎由政府包攬下來, 社區、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參加的空間非常有限, 因此, 是不可能完全有效地幫助形形色色的吸毒者的。

（三）吸毒處罰方式。在英、美、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家, 吸毒是一種犯罪行為, 但仍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以關心吸毒者的身體健康作為首要任務,在日本, 吸毒者一經被發現,首先送到醫療機構進行生理脫毒,方法主要以藥物治療為主, 附以心理輔導, 住院時間一般為2個月。同時開展以預防復吸為目的的隨訪工作。只要依賴者在治療期間能夠很好地與醫生配合, 出院后并非必須服刑。對此, 醫生們普遍贊成這種強制性法律, 自愿式戒毒的體制,認為強制機制可以保證治療工作正常進行。同時, 對依賴者本人而言, 隨時服刑的壓力可以是保持操守的一種動力。這些國家的刑罰并不一定限制其人身自由,其處罰的種類很多, 如緩刑、假釋、社區服務、暫時釋放、中途之家、工作釋放、學習釋放、電子監控、居住中心、家中監禁、中途訓練所、治療項目、工作中心、日報告中心等,可根據吸毒者的具體情況選擇不同的刑罰措施。同時從執行和監督人員來看, 除警察之外,很多專業的社會力量也可執行,吸納很多社會上的志愿者充當矯正官等, 實行同伴教育等。

（四）經費來源。日本戒毒資金來源多元化,包括政府的財政資助, 還包括基金會的資助、商業贊助和個人捐贈等多種方式,保障了戒毒資金的充足。社會醫療保險負責苯丙胺類成癮者及引發的苯丙胺類精神病癥的住院治療的全部開支, 將其納入社會醫療保險體系。

由于吸毒對國家危害巨大，在重視打擊毒品犯罪的前提下，加強戒毒康復工作是利國利民的。戒毒康復工作中存在多學科交叉，戒毒康復趨向于向綜合性學科靠攏，因此研究戒毒康復模式也必須有這樣的多樣化視角。毒品危害是全球性的，各國應當加強溝通及聯系，分享先進的戒毒康復經驗，注重對技術的分析和對技術人員的培養，加強戒毒康復技術的研發；做好對戒毒康復人員的統計及分析，從更為廣泛的角度去關懷戒毒人員；同時健全、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對戒毒康復工作的保障。

第五篇：國外社區建設經驗的啟示

國外社區建設經驗的啟示

和諧社會建設是我國當前社會建設的根本目標, 和諧社區建設也相應地成了當前城市社區建設的主要內容。由于我國社區發展的歷史短暫,缺乏一套完整的發展模式, 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成功做法和有益經驗, 對加快我國社區建設步伐,無疑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國外社區建設的實踐和特點以美國和加拿大為例

1、政府高度重視社區建設, 計劃性、規范性強。美、加兩國的社區建設在形成和發展的初期帶有自發性質, 隨著社區地位、作用的突出, 特別是上世紀年代聯合國社區發展后, 社區建設成為兩國政府有計劃、有目的地引導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 進而成為國家實現現代化必不可少的環節之一。兩國政府每年對社區工作都要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計劃, 每項計劃包括工作內容、組織措施和目標要求等等, 大多數都有數量指標。如每年對老舊社區的改造數量, 新社區福利機構、文化娛樂設施的建設、安全教育培訓中心的設置標準, 社區居民就業、貧困、醫療、老年、青少年與兒童等方面的各類發展計劃、廉價住房計劃、濟貧計劃等等。但兩國政府在社區建設中的作用與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據安大略省社區事物官員介紹, 過去政府既要負責掌舵, 又要劃船, 現在只負責掌舵,不再參與劃船。將具體事務交給社區組織和民間團體, 政府只負責宏觀調控, 這樣做既大大減輕了政府的負擔, 又發揮了政府在社區建設中的主導作用。在美國紐約, 政府和官員在社區建設中的職責都有明確的分工。

2、大量具體工作主要由民間團體承擔, 工作機制、組織體系健全。美、加兩國的社區工作組織體系是由政府各職能部門、政府資助的社區組織和民間組織舉辦的非營利機構組織組成, 他們稱之為“ 三大版塊” 或叫做“ 三個部門”。政府在社區工作體系中承擔的主要職責一是制定相關政策和立法, 并通過制定規劃來貫徹執行二是財政支持。政府每年要撥出專項資金用于社區發展事業。加拿大安大略省年用于社區建設方面的資金達億元, 占全年財政支出的。財政撥款的主要依據是社區組織和民間團體就社區內擬幫助對象和服務內容所提出的申請, 政府根據每年的監督、檢查情況, 確定下一年的財政資助三是實行嚴格的宏觀控制與管理, 政府通過制定標準, 發執照等進行管理, 民間團

體以及所舉辦的非營利服務機構是政府在社區建設和社區服務上的合作伙伴和具體執行者。他們在政府組織、協調下獨立地開展社區內的各種有償、低償或無償服務, 以自己的服務爭取政府、社會各界和居民的支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加拿大的企業界對社區建設也給予了極大關注, 他們不僅為社區捐款捐物, 而且主動投資社區事業, 直接提供商業性的服務。

3、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發達, 專職人員都受過社區工作的專業訓練。非政府、非營利組織是指不以營利為目的, 主動承擔社會公共事務和社會福利事務的社會中介機構。在兩國的社區建設中, 非政府組織是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 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數量多, 僅在多倫多市, 與社會有關的非政府、非營利性組織就有多個, 美國現有非營利性組織萬個。二是分布

廣泛, 涉及到社區服務、文化、治安、衛生等居民需求的方方面面, 可以說群眾有需求, 他們有服務。

非政府組織的作用主要表現在①為社區居民提供具體的服務。②拓展獎金來源。③了解和反映

社區居民的需求和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 兩國從事專職社區工作的人員, 無論是在社區管理組織中, 還是非營利性組織或志愿機構中都要經過專業訓練。

4、社區參與廣泛, 自治和自助能力不斷提高。社區參與廣泛主要體現在社區參與的結構上。參與人員不僅有中老年人、中青年, 而且有中小學生不僅有社區內的非營利性組織和志愿者, 而且還有駐區企業單位。加拿大的志愿者受到全國的高度重視, 國家規定, 中學生每年必須到志愿組織義務勞動一定時間, 否則不能畢業。據統計, 美國現有以上的成年人參加過各種志愿活動, 其中有以上的人曾為社區發展事業和社區組織提供過某種志愿服務。

二、我國城市社區建設中存在的突出性問題分析

1、行政化傾向嚴重, 居民對新成立的社區組織認同感不強

政府管理重心的下移, 街道職能的強化, 是對基層管理的加強, 但也會使社區居民委員會的行政色彩更濃, 因而使社區居民委員會作為居民自治組織的性質更受壓抑, 引發了居民對社區組織合法性的懷疑。各地在社區建設中重構社區組織居委會, 社區

協商委員會等多數由住戶代表象征性地選舉產生, 即使在直接選舉的地方, 也都采取先選后聘的辦法。因此, 行政化了的社區管理機構不能代表社區居民的利益訴求, 也就無法獲得居民的信任。

2、居民參與不充分, 參與機制不完善由于對社區組織心理上的不認同, 直接造成了居民對社區事務漠不關心。一方面, 社區管理機構提供的、供居民參與的事項極少涉及社區公共權力的運作, 居民對參與的價值和作用表示懷疑, 缺乏足夠的參與熱情。另一方面, 居民缺乏通暢的參與渠道。常常社區管理機構感到有必要了, 就召集居民開會。什么時候開會、討論什么主題也都是由社區管理機構來定, 居民代表只有聽的份兒。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缺乏一套詳細、規范、操作性強的程序作支撐, 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居民參與的缺失影響了社區組織機構與居民之間的有效合作。

3、相關法律制度滯后, 不能有效地規范社區組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

“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是現代社會良性運行的首要條件, 社區中各類組織和居民都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動。然而, 目前我國涉及城市基層社區的法律主要有《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和《居委會組織法》, 前者制定于年,后者在年頒布實施。由于頒布時間早, 這兩部法律中有許多內容已經不適應時代要求了。

4、動力機制不健全, 政府與社區組織的動力不足

目前全國正在開展城市社區治理活動, 從根本上說這是一種需求導向型社會變遷, 對變革的各方來說都能從中獲得利益。從理論上講, 這是一項從中央到地方, 從官員到普通百姓各方都能獲益的偉大工程。從中央政府和國家的角度看,通過治理可以減輕國家的政務負擔, 實現國家穩定, 百姓安居樂業, 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 提升自己在民眾中的聲望, 增加政治治理的合法性。對基層政府來說, 通過改革可以提高自己的自治能力, 有更多的自主權, 也能得到普通百姓的認同,同時, 它也有一個投人少回報多的利益偏好, 所以它也獲得了利益。對試驗區的政府來說, 這是一個難得的出政績的好機會。這場變革為自己參與社會事務提供了很好的機會。這種變遷現在正在進行著, 雖然對各方都有利, 但是除了中央一級國家政府力度比較大之外, 地方政

府、社區組織以及居民個人在實際的運行中都表現得不是十分積極。

三、國外社區建設對我國的啟示

1、政府的有限介人—社區建設成長的后發優勢

中國的社區成形“ 后發” 于西方, 有限政府理念在社區的樹立以及適度的國家主義傾向或許不失為一種階段性“ 后發優勢”。但公民社會的形成依賴的是從內部建立的道德規范和行為秩序,不必過于仰仗來自外部的國家強制力量。因此,要強調兩個維度上的“ 有限政府” 理念。一個是時間縱向上的。和西方城市社區一樣, 中國社區建設官民二元動力機制也是動態的, 構建公共空間領域的需求遲早會讓政府的觸角退讓, 這只是時間問題, 政府必須未雨綢繆, 因勢利導。其次是空間橫向上的。政府對社區事務的干預是有限度的, 基層政府必須超脫各種利益, 專事履行公共管理的職能。

2、主體的廣泛參與—社區建設的必然要求

由于社區公共事務非常貼近個人生活, 相對遠離宏大的政治話題, 所以擴大公民參與遠比城市街道“ 直選” 等建議顯得更具有現實性。而它催生民主觀念的特質, 則更具有本質上的意義。廣泛參與是社區建設的基礎, 也是社區建設的本質要求。所謂廣泛參與主要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社區建設參與主體的廣泛性。社區建設的參與主體不僅包括社區中的離退休人員和家庭婦女,而且包括社區全體居民和社區內的企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社會中介組織等等。二是指參與活動的廣泛性。這也就是說, 各類社區主體不僅參與社區服務活動, 而且參與社區治安、社區環境、社區醫療衛生、社區文化等等活動。總之, 社區建設中的廣泛參與, 既是指參與主體的廣泛性, 又是指參與活動的廣泛性。它是衡量社區建設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廣泛參與是社區建設的本質特征和必然要求。

3、培養社會中介組織—社區建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從改革角度看, 如何培育和促進一大批社會中介組織的產生和發展, 是今后發展中不能回避的問題, 必須要予以超前的研究和尋找推進方案。首先, 沒有一大批社會中介組織的產生和具體運作, 就不可能做到政事分離、政社分離, 就難以形成“ 小政府, 大社會” 的管理格局。其次, 沒有一大批社會中介組織的產生和具體運作, 極容易使社區建設和社區服務由政府推動走向政府包辦的運作格局。再次, 沒有一大批社會中介組織的產生和具體運作, 就不易形成社會工作的專業化與社會化相結合的運行格局。所以, 培育造就社會中介組織, 已成為社區建設朝著專業化和社會化方向發展的“ 重中之重” 的任務。

社區專職干部上聯上級黨委和政府, 下聯社區居民, 是社區工作的專職管理人員, 是社區建設的直接組織管理者, 他們的素質如何, 直接影響社區工作的發展。因此, 應培養一批專業化、知識化的社區工作人員, 授予專門的知識, 給予必要的鍛煉和考驗, 不斷提高自身素質, 使其以全新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技能去開拓、創新, 使社區工作能夠適應新時期社區建設的復雜局面, 有力地促進社區各項事業的建設和發展, 推動和諧社區建設的進程。

4、法律與制度的保障一社區建設的終級關懷

發展的最基本要素有兩個, 一是制度的發展,二是人的發展。依法建立健全社區自治制度, 是社區建設的可靠保證。

其主要制度為居民直接或間接選舉居民委員會干部的民主選舉制度以居民會議為主要決

策、議事形式的民主議事制度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和黨的方針政策結合本地實際, 由居民講座制定的居民自治章程或居民公約為主要內容的民主管理制度以居務公開為主要形式的民主監督制度。目前函需制定實施適合社區自治組織進行“ 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的基本自治制度。如《社區居民會議制度》、《社區居民代表會議制度》、《區規民約》或《社區居民公約》、《社區自治章程》、《社區區務公開制度》等。政府的制度性供給, 包括法律、法規的制定, 雖然使社區建設可能在這一點上缺乏人情味兒, 但它卻是社區建設的可靠保障, 也必將體現出它對未來社區建設的終極關懷。

參考文獻

[2]林尚立 社區民主與治理案例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劉春元 哈爾濱商業大學,責任編輯 張鮮華

原文出處：《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年 第1期

中國社會學網 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