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上海市浦東區人民法院發布涉上海自貿試驗區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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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濱海縣人民法院發布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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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海門市人民法院發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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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門市人民法院發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2月9日,海門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各界發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一、楊某等16被告人非法拘禁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至11月期間,被告人楊某等人以介紹工作等為由,將被害人孫某等4人騙至海門市海門街道某居住小區,脅迫加入傳銷組織。期間楊某等16被告人對4被害人實施拘禁,并采取恐嚇、威脅、體罰、毆打等行為。被害人孫某、賀某在被拘禁期間被迫以每套2800元的價格購買了被告人指定的所謂產品。11月19日,被害人賀某尋機跳樓逃跑受傷,各被害人才被公安機關解救。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楊某等16被告人非法拘禁他人,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拘禁罪。海門市人民檢察院的指控,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準確,應予支持。遂作出一審判決,以非法拘禁罪對楊某等16被告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至拘役5個月不等刑罰,并判處賠償被害人賀某經濟損失。一審宣判后,楊某等16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
本案系由非法傳銷引發的非法拘禁案。作案團伙成員均為外來人員,他們以出租房作為犯罪地點,通過非法拘禁等方式控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強迫被害人加入傳銷組織。本案被害人之一為了逃脫,跳樓導致輕傷一級。此類案件不僅給被害人身心造成極大傷害,而且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應予嚴厲打擊。本案審判,針對日漸興起的傳銷型非法拘禁案予以重拳出擊,既懲處了被告人,打擊了傳銷活動,維護了正常社會秩序,又切實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警醒了更多有可能誤入“快速發家致富陷阱”的人。
合議庭組成人員:陸衛東項曉偉張祖平
二、張某等5被告人非法捕撈水產品案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初某日,被告人張某經與被告人吳某合謀,由被告人吳某現場指揮遼大金漁25036船和25037船在禁漁期進行捕撈作業。后被告人張某、吳某召集被告人韓某、衣某、王某等人駕駛遼大金漁25036船和25037船出海作業,并于6月至7月間先后在福建、江蘇海域進行捕撈,捕得鳀魚、鮐魚17077箱(重量244534.1公斤),均出售于福建收鮮船,被告人張某得款人民幣34多萬元。7月22日,遼大金漁25036船在江蘇海域非法捕撈時被海警機關抓獲,查獲捕撈所得鳀魚410箱(重量5870.9公斤),案件告破。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人張某、吳某、韓某、衣某、王某違反保護水產資源法規,在禁漁期捕撈水產品,情節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捕撈水產品罪。被告人張某等犯非法捕撈水產品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準確,應予支持。遂作出一審判決,以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對張某等5被告人分別判處拘役6個月、緩刑10個月至有期徒刑6個月不等,并沒收非法所得34萬多元。一審宣判后,張某等5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
被告人在禁漁期內累計非法捕撈的漁獲物數量達到25萬多公斤,達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發生在我國管轄海域相關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
(二)》規定的入刑標準。本案是我國2016年8月1日新涉海司法解釋發布后,江蘇海警破獲的省內首起非法捕撈水產品案件。非法捕撈海洋水產品,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破壞了國家對水產資源的管理制度,危害了海洋水產資源的持續發展。本案通過依法懲處非法捕撈水產品犯罪行為,起到了震懾犯罪、警示他人的效果,有利于海洋生態環境的修復。
獨任審理:單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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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黃某與海門某開發服務中心商品房銷售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22日,原告黃某與被告海門某開發服務中心簽訂了商品房買賣合同1份,約定被告將其開發的某小區第30幢1002號房屋出售給原告,層高為2.8米等。被告于同日向原告交付了房屋。原告以案涉房屋陽臺層高僅2.4米,不符合約定為由訴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違約金50000元并賠償原告裝修損失35000元。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交付的房屋陽臺層高經測量為2.52米,不符合合同約定的2.8米標準,被告已構成違約。《住宅設計規范》未對陽臺的凈高作出明確規定,但案涉房屋陽臺凈高已達房屋主要功能區臥室、起居室(廳)凈高(2.4米)要求,符合國家標準,不影響陽臺功能的正常使用,被告的違約行為不構成根本違約。在雙方未對局部降低層高的違約責任進行約定的情況下,根據案涉房屋的現狀是否影響實際使用、實際凈高是否符合設計規范、出賣方是否存在主觀故意或者過失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判決被告應當向原告支付違約金3000元,并駁回了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原告不服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出賣人交付房屋陽臺的層高不符合合同約定時,應當承擔違約責任。但案涉房屋陽臺層高已達到《住宅設計規范》規定標準,房屋能正常使用,故出賣人的違約行為不構成根本違約,買受人不得主張解除合同,僅可主張違約金賠償。違約金的數額可根據房屋的整體建筑面積、價格以及違約建筑的面積、層高、凈高、功能性等結合當事人過錯程度綜合考量。本案裁判結果也提醒商品房買賣合同的雙方,購房人在購房時對于層高有特殊要求的,應當在合同中予以明確;房屋的層高并不完全一致的,出賣人亦應在合同中予以披露。
合議庭組成人員:杜開宇孫建玉黃芬
四、原告何某等人與被告保險公司意外傷害保險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保潔中心為曹某等清潔工在保險公司投保團體意外傷害保險。保險條款約定: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遭遇意外傷害,并因該意外傷害導致身故、殘疾的,保險人依照約定給付保險金;又約定:意外傷害指以外來的、突發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觀事件為直接且單獨的原因致使身體受到的傷害。保險期間,曹某在自家宅后休息時跌倒在田邊并當場死亡。保潔中心隨即通知保險公司,該公司未出險且拒絕理賠。曹某法定繼承人何某等人遂訴訟來院,請求判令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6萬元。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曹某因意外傷害死亡有接處警工作登記表、事故證明和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等證據證明,能夠證明死亡系因遭受意外傷害所致,且其證明力已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保潔中心在曹某死亡后立即報險,保險公司如認為是非意外傷害死亡應當及時提出異議并有權要求進行尸檢,但其并未及時提出。現曹某遺體已經火化,通過尸檢確定其死亡原因的條件已喪失,此應歸咎于保險公司怠于行使權利,應自行承擔由此導致的不利后果。遂判決被告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6萬元。
【典型意義】
保險公司在接到投保人報險后,如對被保險人是否屬于意外傷害致死有異議,應負有通知家屬保全尸體以備尸檢的義務,以便進一步查明死因。現保險公司既未出險查勘,也未通知家屬保全尸體。至本案訴訟時,曹某尸體早已火化,導致死因無法查明的責任在于保險公司,故其需對此承擔不利后果,并按保險合同約定向被保險人的繼承人給付保險金。本案裁判結果對于警示保險公司如何正確理賠意外傷害保險具有典型意義。
獨任審理:孫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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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蔡某與工行包場支行借記卡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05年7月,蔡某在工商銀行包場支行辦理了牡丹靈通卡,并預留其使用的手機號碼。2013年12月下旬,有人聯系蔡某,稱可以辦理高透支額度信用卡。蔡某據對方要求,往牡丹靈通卡上存入20萬元,并將牡丹靈通卡、身份證、駕駛證、戶口本的掃描件發送對方郵箱,還將預留在支行的電話號碼修改為對方的電話號碼。2015年1月3日、4日,蔡某牡丹靈通卡上的存款通過第三方支付寶(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的平臺分別被轉出49989元、49979元。1月4日中午,蔡某向公安機關報案,稱自己銀行卡上存款被盜走99968元。公安機關予以立案偵查,但至今未果。蔡某認為其辦卡后妥善保管,未經其操作,卡上存款兩次被轉走共計99968元。工行包場支行應當賠償其存款損失99968元,并應賠償存款的利息損失。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案涉儲蓄存款合同雖約定蔡某憑借預設密碼進行支付,但當前銀行卡存款支取有很多渠道,不能排除存款人通過網絡、電話等其他方式支取、使用存款。蔡某系被他人騙取相關個人信息,他人利用其信息在支付寶開立賬戶并綁定本案所涉借記卡,通過網上消費將卡內資金盜走。蔡某作為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應當具備個人信息的保護意識,但其將銀行卡預留電話號碼修改為他人電話號碼,導致他人能夠接受支付寶驗證碼而完成支付寶平臺上的開戶行為,是其資金被盜的直接原因。工行包場支行按支付寶付款指示進行付款,其行為沒有違反法律規定和相關交易規則,其在蔡某存款被盜過程中不存在過錯以及違約行為,蔡某要求其承擔賠償責任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遂判決駁回原告蔡某的訴訟請求。蔡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在網絡支付、交易平臺日益發達的當今社會,由于銀行卡存款的支取渠道日益增多,儲蓄存款合同當事人的保密義務就顯得更加重要。無論合同中有無明確約定,存款人均需保證個人存款信息不被他人利用。因存款人自己將信息透露給第三人而導致的存款損失,需自己承擔責任。本案裁判結果對于警示廣大社會公眾保護自己的銀行交易信息具有典型意義。
合議庭組成人員:黃新江沈健陸建英
六、施某等67名村民訴啟東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污染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
被告啟東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為船舶生產制造企業,其制造項目環評文件取得江蘇省環保廳審批同意,但項目需配套建設的污染防治設施未通過環保竣工驗收。原告施某等67名村民居住于被告廠區北側,被告分段工區距原告較近,生產過程中所排放噪聲、粉塵等對原告正常生活有影響。原告多次向有關部門投訴信訪。經環保部門監測,被告北側廠界白晝噪聲值超過《工業企業廠界環境噪聲排放標準》規定限值標準。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存在噪聲、粉塵污染的環境侵權事實。鑒于被告能夠采取相應措施降低或減少噪聲、粉塵,并達到國家規定標準,可以給予被告六個月的整改期限。遂作出判決:
1、被告啟東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6個月內采取整改措施,使其廠區北側分段工區生產作業中產生的噪聲、粉塵符合國家規定標準(以法定的環保監測數據為準);
2、逾期不能達標,被告啟東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停止分段工區的生產作業,排除噪聲、粉塵對原告施某等67名村民的侵害。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
本案被告為船舶生產制造企業,其生產經營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噪聲、粉塵等環境問題,影響周邊居民的環境利益。企業經營生產權益與周邊居民環境利益存在沖突。當這兩種利益沖突時,法院應當優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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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慮居民的居住環境利益。法院同時也兼顧企業生產經營需要,判決給予被告六個月的自行整改期限,使企業有機會通過降噪、降塵改造后做到達標生產。判決還確定,被告在整改期內未能達標的,則停止生產。該案的審理和裁判,對于如何衡平被侵權人和污染者雙方利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合議庭組成人員:陳沖俞永平姜妮妮
七、戴某、蔡某訴如東縣栟茶鎮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職責案 【基本案情】
戴某、蔡某與徐某系東西鄰居,兩家住房之間有南北通道。2013年9月23日,徐某在通道一側其使用的土地上建造圍墻、車庫,戴某、蔡某進行阻止,并向被告舉報徐某的違法建設行為。被告于當日向徐某送達停工(核查)通知書,責令徐某停止建設行為。徐某收到通知后,沒有停止施工,直至將圍墻、車庫建造完工。后戴某、蔡某多次向有關部門及領導信訪舉報徐某違法搭建車庫和圍墻行為,均未得到處理。戴某、蔡某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訴訟期間,被告于2016年3月4日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徐某自收到處罰決定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自行拆除案涉違法建筑。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在長達兩年的時間內未對戴某、蔡某的投訴作出處理,未對徐某的違法建設行為作出處理決定。直至戴某、蔡某提起本案訴訟后,被告才對徐某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被告的行為已構成拖延履行法定職責。遂判決確認被告如東縣栟茶鎮人民政府拖延履行職責的行為違法。第三人徐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鄉鎮政府對鄉、村莊規劃區內違法建設行為,負有查處的法定職責。原告作為權利受侵害人,有權要求鎮政府履行職責,鎮政府的不作為導致原告向有關部門多次投訴舉報并上訪,激化了矛盾。雖然鎮政府在行政訴訟期間作出了處罰決定,但遲來的正義非正義,故被法院貼上了程序違法的標簽。法定職責必須為,本案對鄉鎮政府依法履行職責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合議庭組成人員:俞秋萍姜妮妮施慕娟
八、徐某訴如東縣公安局等行政處罰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8日15時許,徐某到如東縣政府1號門以解決其醫療糾紛為由要見政府領導,值班保安等告知其先到信訪局登記預約。但徐某不聽,數次欲強行闖入被勸阻。接著,徐某先后攔車、進行手機錄像、強行擠門等,均被制止。期間徐某以保安拳擊其腰致腰疼為由長時間躺在1號門前道路上。后徐某起身又至縣政府2號門欲闖入被制止后,躺在2號門前道路上,直至當日20時11分許被120車帶離現場。如東縣公安局以徐某擾亂單位秩序為由作為治安案件受理,在履行法定程序后,作出給予徐某行政拘留九日的處罰。徐某不服,申請行政復議。南通市公安局經復議予以維持。徐某仍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認為,徐某以要見政府領導以處理其醫療糾紛為由,長時間滯留縣政府大門口,并攔截過往車輛、強行闖入縣政府,且不聽勸阻長時間躺在縣政府門口的通道上,其行為已擾亂了政府機關正常的工作秩序,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依法應予以行政處罰。徐某在六個月內曾受到治安管理處罰,屬于《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條第(四)項的規定的從重處罰的情形。如東縣公安局作出的被訴行政處罰決定,認定的基本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處罰適當。南通市公安局經復議作出維持被訴行政處罰決定的復議決定,程序合法,結論正確。遂判決:駁回原告徐某的訴訟請求。
徐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南通中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醫患糾紛應通過協商調解或民事訴訟等途徑解決,患者跑到政府辦公場所鬧訪顯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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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非理智的行為,不僅不能解決問題,還影響了政府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并且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近年來,不少醫療糾紛的患者通過非法上訪擾亂政府機關辦公秩序以期擴大事態給醫院施壓,這不僅加劇了醫患矛盾,還帶來了負面影響,這種行為應當給予行政處罰,重者還應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合議庭組成人員:俞秋萍陳立新姜妮妮
九、李某訴蔣某、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追索勞動報酬糾紛案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經案外人陸某介紹,與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形成用工關系,自2013年11月起至2015年1月止在南京地鐵三號線車站公共區裝修工程的工地上從事裝飾裝修工作,雙方未簽訂書面的用工協議。原告在工作期間只是領取了部分生活費,工資報酬未結算。2015年2月17日,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的工程負責人蔣某在原告多次討要下,僅給付了原告部分工資款,并經結算,余款39400元,由被告蔣某以個人名義出具《欠條》一份,載明:今欠人民幣39400元,2015年3月30日前付清。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案涉工程由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所承包,被告蔣某作為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承建工程負責人,經結算后出具給原告《欠條》的行為系代表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的職務代理行為,故原告李某主張的工資款,應由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負責給付。原告與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存在勞動用工關系的事實,被告明確認可,原告也不持異議。原告主張的僅是經結算后尚欠的工資款報酬,不涉及其他的勞動爭議,且雙方已對原告的工資進行了結算,被告并以書面形式承諾應付工資的金額和具體時間,視為拖欠勞動報酬爭議。被告要求根據勞動法規定應仲裁前置的抗辯,缺乏事實依據,于法不符。據此,判決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給付原告李某勞動報酬人民幣39400元。
【典型意義】
用工方與農民工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但實際進行用工的情況甚多。如按照勞動爭議案件對待,須先行仲裁程序,再進入訴訟程序的話,農民工追索工資的難度就加大了。對持欠條主張勞動報酬,且訴訟請求不涉及勞動關系等爭議,視為拖欠勞動報酬爭議,按照普通民事糾紛受理。這對保護農民工依法追索勞動報酬,切實解決惡意欠薪問題具有示范意義。
合議庭組成人員:陳偉張麗麗馬培松
十、某貸款公司與黃某、夏某等規避執行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8日,黃某向某貸款公司借款人民幣300萬元,夏某等人提供連帶責任擔保。同年7月31日,案外人曹某明知夏某有4000多萬債務,仍與夏某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約定:夏某將持有的432萬元亞正公司股權,等價轉讓給受讓方曹某;曹某于次日前以現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給夏某將股權轉讓款。8月2日,亞正公司將股東由曹亞剛、夏某變更為曹亞剛、曹某。曹某成為亞正公司股東后,即以亞正公司享有的對夏某女婿經營的恒能公司的債權330萬元、為夏某代償給恒能公司的150萬元債務抵作曹某應付的股份轉讓款。
2012年8月14日某貸款公司起訴黃某、夏某歸還借款。2014年12月4日,海門市人民法院作出判決,判令黃某歸還某貸款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幣300萬元并支付相應的利息;夏某等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執行過程中,某貸款公司要求確認被執行人夏某轉讓股權給案外人曹某的行為無效或依法撤銷該轉讓協議。
【裁判結果】
曹某明知夏某外債嚴重,仍與夏某協商,以亞正公司享有的對夏某女婿經營的恒能公司的債權330萬元、為夏某代償給恒能公司的150萬元債務抵作曹某應付的股份轉讓款,嚴重損害了包括申請執行人某貸款公司在內的其他債權的人的利益,且與雙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的付款方式不符,具有明顯惡意串通的情形。亞正公司具有獨立法人資格,曹某以公司資產抵償其個人債務,不符合法律規定,不能代表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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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支付股權轉讓對價義務。其行為符合規避執行行為的情形。海門市人民法院遂作出裁定:被執行人夏某與案外人曹某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無效。
【典型意義】
本案中“轉讓”股權是一起較為典型的規避執行行為。根據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認定和處理規避執行行為若干問題的規定》,人民法院在執行過程中對規避執行為可以立案審查,經審查符合相關法律行為無效或應予撤銷的,可裁定確認該行為無效或撤銷該行為。本案依據前述規定依法裁定股權轉讓協議無效,將對類似規避執行行為起到震懾作用,樹立法律權威,促進社會誠信。
合議庭組成人員:陳偉陳東萬海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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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發布涉互聯網知識產權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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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深圳前海法院審理涉自貿區案件十大典型案例
深圳前海法院審理涉自貿區案件十大典型案例
深圳前海法院成立以來,全面深化綜合性司法改革,積極推進實施審判精品戰略,依法公正高效審理各類涉自貿區案件,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規范和引領市場行為,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近期,前海法院發布了2015-2016年涉自貿區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一:淦某訴會豐公司金融衍生品種交易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1年11月,會豐公司在香港發起成立“萬豐國際”文化藝術品交易平臺,其后,淦某陸續通過香港萬豐交易平臺代理公司開通了5個會員賬號,以進行藝術品份額化交易。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會豐公司以業務調整等原因凍結了淦某位于香港萬豐交易平臺內的資金,淦某多次要求返還未果后起訴會豐公司,請求法院判令返還凍結于香港萬豐交易平臺內的結算資金,合計20余萬港元。●裁判結果
法院認為,藝術品份額化交易是將標的物等額拆分,拆分后以每一份額的所有權為基礎發行份額,公開上市交易,投資者可以參與藝術品份額的發行申購,持有原始份額,也可以在文化藝術品交易平臺上買賣所持份額。藝術品份額化交易是藝術品交易的金融化嘗試,屬于金融衍生品種創新與探索的范疇,其作為一個金融與藝術品市場結合的新興事物,現有的法律法規并未對其作出專門規定。現行證券法對“證券”的認定限于股票、債券和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品種,藝術品份額化是一種金融及衍生工具創新,是資產證券化的一種探索與嘗試,但證券化并不等于證券,本案所涉的藝術品份額化交易并不屬于證券法的調整范圍。綜合上述情況,法院認為交易就是買賣的代名詞,既然是買賣,應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及相關司法解釋進行裁判。故判決會豐公司向淦某返還相關款項。
■典型意義
近年來,隨著經濟國力的增強,擁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逐漸成為全球備受矚目的文化藝術品交易市場,同時,伴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藝術品的交易領域出現了將文化產業與金融特點相結合的一種改革性探索,并一度掀起了藝術品交易熱,深圳和上海也成為國家級文化產權交易試點城市。前海蛇口自貿區是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范的窗口,據統計,金融和類金融企業占自貿區企業的52%,前海法院受理的案件中,金融案件占31.87%。本案屬于新類型案件,其典型意義在于其結合了金融、互聯網、藝術品交易三個方面的因素:1.交易過程全部通過互聯網進行。2.交易帶有明顯的標準化拆分、公開發行和連續性交易等證券化交易特征。3.交易標的是份額化的天珠、高古玉等藝術品。對于金融業態的創新和探索,通過本案判決指引藝術品交易平臺必須依法設立、規范運營以及必須保護廣大投資人合法利益。
案例二:國投保理與天谷公司保理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4年,國投保理與天谷公司簽訂《保理業務合同》,約定:國投保理同意以應收賬款債權轉讓方式,受讓天谷公司對特定買方基于商務合同有權要求買方于應收賬款到期日給付一定金錢之應收賬款債權。國投保理在受讓天谷公司應收賬款債權的基礎上,向其提供應收賬款管理和保理融資服務。在受讓的應收賬款不能收回時,國投保理有權向天谷公司追索,天谷公司應無條件償還國投保理融資款,并支付利息等費用。業務性質為有追索權回購型保理業務。雙方選擇隱蔽型保理,暫不將轉讓的事實通知買家。如到期天谷公司不回購,國投保理再將轉讓的事實通知買方。天谷公司向國投保理申請保理融資金并將對其雪津啤酒公司享有的所有應收賬款轉讓給國投保理。保理融資期間,國投保理未收到應收賬款。2015年1月,天谷公司向國投保理支付了540萬元的溢價回購款。之后,天谷公司未再履行溢價回購義務。
●裁判結果
法院認為,保理是以應收賬款轉讓為前提的綜合性金融服務。國投保理作為一家經過批準的商業保理公司,與天谷公司簽訂的以轉讓應收賬款為基礎、提供融資服務的合同,符合保理合同的構成要件。雙方在合同中約定采用隱蔽性保理方式,在應收賬款轉讓的事實通知債務人前,債權的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法律效力,但并不影響國投保理與天谷公司之間的債權轉讓效力。保理融資期間,監管賬戶沒有應收賬款入賬。保理融資期限屆滿后,天谷公司僅支付了540萬元溢價回購款,合同約定的溢價回購情形成就,天谷公司應繼續支付剩余溢價回購款500萬元。■典型意義
在國家相關政策扶持下,前海合作區與自貿區的商業保理發展迅速。截至2015年12月底,在前海合作區與自貿區注冊成立的商業保理公司數量已經突破1600家,位列全國第一,注冊資本總額超過1248億元,業務總額約為510億元,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中小企業解決了融資難的問題。
本案例涉及的是暗保理。明保理和暗保理是按照是否將保理業務通知購貨商來區分的。明保理是指供貨商在債權轉讓的時候應立即將保理情況告知購貨商,并指示購貨商將貨款直接付給保理商。目前,在國內所開展的保理業務種類多數是明保理。暗保理是將購貨商排除在保理業務之外,由保理商和供貨商單獨進行保理業務,在到期后供貨商出面進行款項的催討,收回之后再交給保理商。供貨商通過開展暗保理可以隱瞞自己資金狀況不佳的情形。商業保理公司創新暗保理的業務模式,一方面滿足了資金狀況不佳的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另一方面也在商業風險控制的基礎上擴展了自己的業務范圍。本裁判對暗保理的業態創新予以支持和指引,有利于自貿區商業保理的健康、良性發展。
案例三:D銀行訴L公司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L公司向D銀行提起融資租賃交易申請,銀行根據該申請向指定的設備供應商購買了3臺注塑機,其后雙方簽訂了《租賃協議》,協議生效后,D銀行履行了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全部義務,L公司支付了租賃協議項下前17期租金。但自第18期起,L公司未再支付租金,雙方發生糾紛訴至法院。案件審理中,在前海法院訴調對接中心的港籍調解員的主持下,當事人適用香港法達成了調解協議。
●裁判結果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局發布并于2014年6月1日實施的《跨境擔保外匯管理規定》規定,跨境擔保的登記或備案等手續不再作為效力性規定,而是管理性規定,違反該管理規定將受行政處罰。涉案融資租賃協議簽訂于2014年9月1日,本案適用該規定。故法院依法確認本案跨境擔保法律關系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四條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對涉外民事關系有強制性規定的,不能適用域外法的情形。且本案調解協議改為人民幣結算,不違反中國人民銀行的現行相關規定。另外,本案調解協議的事項均屬于商事合同當事人對一方違約后自行協商處理的和解約定,屬于涉外商事合同契約自由的范疇。中國人民銀行對內地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自2013年7月20日起已全面放開,對涉港融資租賃的利率更沒有限制性規定。故本案采納香港莊善慶律師出具《法律意見書》結論,確認本案調解協議的事項不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相關法律規定,不存在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公共利益的情形,法院對本案調解協議予以確認。
■典型意義
本案為涉港融資租賃糾紛,是前海法院適用香港法裁判的首宗案件,各方當事人在涉案融資租賃協議中約定適用香港法。據國家統計局深圳調查隊的調查,約76.5%的受訪企業表示愿意與在前海合作區注冊的港資企業簽訂適用香港法律的合同。涉外融資租賃是前海合作區與自貿區常見的金融產品類型,之前不少法院以違反中國法律規定為由對該類型案件不予適用域外法。本案適用香港法對該類糾紛進行審查,最終確認涉案調解協議沒有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相關法律規定,符合中國內地法律的程序規定和相關規定,調解協議合法。宣示了前海合作區與自貿區對跨境融資租賃糾紛可以適用香港法或域外法進行審理,這將增加香港籍、外籍當事人在前海投資創業的法治信心,也為自貿區的法治營商環境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案例四:寶利公司訴趙某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3年4月,趙某與寶利公司簽訂《車輛買賣合同》,約定:趙某將其名下的小汽車轉讓給寶利公司。寶利公司分兩期支付轉讓款,于當日支付第一期款項,于租賃期限屆滿前支付第二期款。同日,雙方簽訂《融資租賃合同》,約定租賃期限屆滿,趙某支付名義價款后,小汽車歸趙某所有。合同簽訂后,寶利公司向趙某支付了首期款項和10期租金后,未再向寶利公司支付租金。寶利公司訴請趙某支付剩余未付租金及違約金。
●裁判結果
法院認為,趙某將其名下的小汽車出賣給寶利公司,再從寶利融資租賃合同處租回該小汽車,構成售后回租類的融資租賃法律關系。雙方簽訂的車輛買賣合同和租賃合同,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或行政法規的效力禁止性規定,雙方應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趙某未按時足額支付租金,構成違約,寶利公司有權請求趙某支付剩余未付租金及違約金,趙某付清租金后,小汽車歸趙某所有。
■典型意義
融資租賃是前海合作區與自貿區金融服務領域擴大開放的行業,制度創新激發了該領域市場活力,至2015年5月底區內設立的融資租賃企業多達324家,占深圳的95%,占全國的17%。融資租賃企業經營的業務包括了傳統直租類融資租賃和售后回租類的融資租賃。相對于直租,售后回租不是典型的融資租賃方式。本案例對非典型的售后回租給出了支持的司法態度。售后回租方式使設備制造企業或資產所有人在保留資產使用權的前提下獲得所需資金,同時又為出租人提供投資機會。資產所有者用這種方式盤活資產,僅將少部分用于繳納租金,增加了市場活力。
案例五:慶承公司訴ILHAMI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慶承公司訴稱,慶承公司與ILHAMI于2008年開始貿易往來,ILHAMI向慶承公司采購電子產品后,再將采購的電子產品銷售給其所在國的其他客戶。自2008年10月25日起,ILHAMI又多次向慶承公司購買監控設備及相關附屬電子產品。ILHAMI僅支付了82855美元貨款,尚欠貨款人民幣1097530.45元。慶承公司多次追討未果,據此,訴請法院判令ILHAMI立即給付貨款1097530.45元及利息。
●裁判結果
法院認為,慶承公司對其主張的雙方存在國際貨物買賣合同關系,其已將貨物交付給ILHAMI的事實負有舉證證明責任。慶承公司提交的商業發票、形式發票、提單、空運單、付款記錄等證據,沒有原件核對,ILHAMI對此也予以否認,無法確認上述證據的真實性。即使上述證據真實,也不證明ILHAMI是買方、受領了貨物和支付了相應貨款。慶承公司主張,其向ILHAMI出賣并交付了訟爭貨物,缺乏充分的證據鏈條支持,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慶承公司請求ILHAMI支付拖欠的貨款及利息,缺乏事實依據,不予支持。
■典型意義 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是自貿試驗區的主要商事糾紛類型之一。當事人基于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提起訴訟的,首先應當舉證證明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存在與成立。在司法實踐中,提起訴訟的一方常因不能舉證證明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成立、生效并已履行,而敗訴。當事人證明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成立、生效和履行,主要通過兩種途徑:(1)證明合同成立的法律要件已經具備;(2)證明合同已經履行且為相對人接受。客觀而言,在沒有書面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情況下,當事人可提出的據以證明買賣雙方達成合意的證據比較有限。因此,在國際貿易中,當事人首先簽訂國際貨物買賣合同,顯得尤為重要。在沒有簽訂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情形下,應通過保存固定履行過程中的證據來補救,如傳真、電子郵件、由對方簽署的送貨單等證據,以便糾紛發生后,提起訴訟時作為證據使用。
案例六:新濠公司訴友車公司土地租賃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新濠公司與友車公司于2004年5月簽訂《土地租賃合同書》,約定新濠公司將位于深圳火車西站南側地塊共7000平方米租給被告做汽車銷售使用,該出租的土地是新濠公司從平南公司租來的。后因租賃合同到期,新濠公司與友車公司沒有簽訂新的租賃合同,其后,雙方因租金發生爭議,友車公司從2015年1月至5月拖欠租金、管理費。新濠公司遂訴至法院要求友車公司支付租金及違約金。
●裁判結果
法院認為,涉案租賃地塊是平南公司以平南鐵路建設用地為由依法征用而來,平南公司對此具有合法使用權;經相關部門決定批復原告在涉案土地即平南鐵路預留發展用地上建設汽車展廳及3S店,第三人辦理了臨時建筑許可證,新濠公司、平南公司并不存在違法出租國有土地的情形,涉案租賃合同并未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合法有效。本案中新濠公司與平南公司之間的《租賃合同》、新濠公司與友車公司之間的《土地租賃合同書》,兩份合同的租賃期限均已到期,友車公司在合同到期后并未搬離涉案租賃土地,而是繼續使用涉案租賃土地,新濠公司對此亦未表示異議,僅是要求友車公司按照原合同約定支付租金等費用,雙方的原租賃合同繼續有效,租賃期限為不定期。故判決,友車公司向新濠公司支付土地租金、違約金。
■典型意義 自深圳前海合作區與自貿區成立以來,自貿區內的土地價值飛速增長,自貿區內的土地使用權、收益權、租賃權等權益價值也大大提升,有關糾紛也開始出現。因前海合作區與自貿區在未開發之前,部分區域屬于填海區、灘涂和溝渠,例如深圳市平南鐵路有限公司等土地使用權人在上世紀90年代取得土地使用權,但因為歷史原因以及區域內的土地開發的局限性影響,部分土地使用人并未取得深圳市國土部門頒發的使用權證。從而因為產權不明晰導致上述土地在租賃、收益過程中產生了合同效力的糾紛和爭議。本案對確定前海合作區與自貿區內的尚未取得國土部門出具的土地使用權證的土地使用權糾紛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案例七:啟祥公司訴RGB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2年底開始,RGB公司向啟祥公司采購電子產品IC,雙方以采購訂單方式約定交易條款,采購訂單還約定:交貨地點為RGB公司香港倉庫,付款方式為“月結30天,現匯”,啟祥公司每次送貨時提供發票及包裝清單。雙方一直以上述方式進行業務合作。合同履行過程中,RGB公司根據收貨方巴西某公司的反映,向啟祥公司提出其供貨的產品有質量問題,雙方就貨物的質量、貨物更換、貨款支付問題發生糾紛。隨后啟祥公司以RGB公司拖欠貨款為由訴至法院請求判決RGB公司支付拖欠的貨款本金及欠款利息。
●裁判結果
法院認為,根據啟祥公司與RGB公司雙方提出的發票證據可以認定貨款的金額,就質量問題給RGB公司造成損失,已通過更換問題貨物的方式達成了一致意見。本案最大爭議是RGB公司主張的巴西客戶向RGB公司索賠的損失問題,從RGB公司提交的證據看,其提交的損失依據僅為單方陳述的電子郵件,沒有其他證據佐證,RGB公司是否真實地產生損失,其舉證并不充分。故判決RGB公司向啟祥公司支付剩余貨款。啟祥公司應償付RGB公司退貨空運費用。
■典型意義
國際貨物買賣的貨物出運境外后因質量問題發生的糾紛,往往案情比較復雜。本案在審理的過程中,法院探索適用了以庭審為中心的訴訟機制,召開了多次庭前會議,庭審時雙方圍繞案件的事實及證據進行了充分的辯論。法官圍繞庭審中固定的事實和爭議的焦點,審慎的進行了審查,最終宣判后原被告雙方都沒有上訴。本案體現了前海法院積極推進以庭審為中心的民事訴訟機制改革,高度重視港企在內的各營商主體的合法權益,為自貿區內的經營者提供高效專業的審判服務,打造合作區自貿區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
案例八:馮某訴工商銀行借記卡糾紛案件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馮某在工商銀行處辦理了銀行借記卡,同時申請開通了網上銀行、手機銀行以及對外轉賬業務,領取了二代U盾、工銀電子密碼器作為身份確認工具。2015年5月,馮某手機收到標注電話號碼為“95588”的短信,內容“您的工銀密碼器將于今日失效,請登入我行手機網站wap-ioc.cc進行升級,給您帶來不便敬請諒解【工商銀行】”。馮某按照上述短信內容,登錄手機網站wap-ioc.cc進行操作,按照頁面提示輸入了上述借記卡號和密碼,并通過電子密碼器進行了驗證。操作完畢后,其手機隨即收到標注電話號碼為“95588”的短信,內容“您尾號0554卡12日09:19網上銀行支出(網轉)49989元【工商銀行】”。經查詢,上述款項被轉至他人銀行卡內。馮某以工商銀行違反安全保障義務、未對馮某賬戶進行有效保護為由,訴請工商銀行賠償其經濟損失。
●裁判結果
法院認為,馮某與工商銀行之間的儲蓄存款合同關系是當事人之間的真實意思表示,其內容合法有效,當事人均應依約履行義務。從馮某登錄涉案“wap-ioc.cc網站”、輸入其銀行卡號及密碼信息等事實經過來看,可以確認涉案款項系不法分子利用電子信息技術手段,假冒工商銀行官方客服短信和網站頁面,騙取馮某銀行卡號及其密碼信息所致。在馮某作為儲戶方已開通網上銀行、手機銀行并已輸入正確的電子交易認證信息即銀行卡號及密碼信息的情況下,作為存款銀行的工商銀行而言,可視為正常交易,工商銀行在此過程中并不存在違約行為,主觀上亦不存在過錯。馮某因此遭受的損失,是其主觀上疏忽大意,輕信不法分子利用信息技術發送的虛假客服短信和網站頁面,并在未經核對的詐騙網站上自己輸入銀行卡號、密碼信息造成的。故駁回馮某要求銀行賠償損失的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 金融業和信息服務業是前海合作區與自貿區重點發展的主導產業。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發展網上銀行已成為全球銀行業發展的必然趨勢。銀行卡持有人在享受網上銀行便利服務的同時,不法分子利用網上銀行設置“釣魚網站”進行詐騙的事件亦時有發生。本案裁判結果表明,在銀行卡法律關系中,發卡銀行對交易安全的保障義務并非是無限制的。持卡人開通網上銀行服務,即是同意發卡銀行以銀行卡號、密碼信息等作為電子交易的身份認證信息。如交易對方輸入正確的銀行卡號及密碼等電子交易認證信息,對發卡銀行而言,可以視為正常交易。因此,持卡人對自己的銀行卡號、密碼等信息應當盡妥善保管義務。由于“釣魚網站”網頁設計與銀行官方網站相似度較高,持卡人登錄網上銀行時首先應當注意核對網站域名,以核實后所登錄的網站是否屬于發卡銀行官方網站,避免類似本案詐騙事件的發生。
案例九:CW財務公司訴中陽服務中心借款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1月,CW財務公司與中陽服務中心簽訂了一份《買方信貸最高授信額度合同》,約定創維財務公司向中陽服務中心提供最高授信額度為20萬元的借款且授信用途為支付“創維-RGB”貨款。雙方當事人于2016年2月就借款延期支付簽訂了一份《展期協議》,展期至2016年2月29日止,借款展期到期后,中陽服務中心仍未歸還借款,CW財務公司遂對中陽服務中心違約行為進行追討,中陽服務中心出具《還款承諾書》,再次承諾還款期限,其后,由于中陽服務中心未按此承諾履行,CW財務公司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中陽服務中心償還借款本金及利息。
●裁判結果
法院認為,CW財務公司向中陽服務中心貸款,其用途用于購買指定商品,這類借款合同類型是一種較為新型的融資方式,屬于買方信貸借款合同類糾紛。買方信貸的含義指金融機構直接向借款人提供貸款,其附帶條件為必須使用此貸款購買指定商品,即為約束性貸款。在本案中,CW財務公司是具有金融許可的財務專業公司,有買方信貸等金融許可的業務范圍,其向中陽服務中心等商家提供貸款,指定中陽服務中心等商家用于購買創維集團生產的家電等產品,這屬于典型的“買方信貸”范圍。此類合同因CW財務公司具有相應資質,其內容不違反法律規定,且是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因此CW財務公司與中陽服務中心簽訂的《買方信貸最高授信額度合同》是有效合同,雙方均應按約履行。故判決中陽服務歸還CW財務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
■典型意義
所謂買方信貸是指經銷商與產品生產企業簽訂購銷合同后,應經銷商申請或產品生產企業推薦,由財務公司或金融機構向經銷商提供融資的一類金融產品服務。這類金融服務其產品特點及適用對象主要在于解決經銷商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的困擾,緩解資金壓力,其特點在于支持經銷商提高市場占有率,實現快速發展。對產品生產企業而言,通過資金扶持經銷商,擴大了產品生產企業的市場占有率,能夠快速實現資金回籠的目的,對借貸雙方而言,能夠體現雙贏局面。本案審理中,審慎地區分該類案件,作出相應的司法處理,形成良性的司法引導,助力于當前的“供給側改革”。
案例十:陳某訴通和公司勞動爭議糾紛案
【基本案情】
陳某于2015年9月入職通和公司,根據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及相關保密協議,陳某試用期為2015年9月15日至2015年12月14日。2015年12月28日,通和公司向陳某發出《終止、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稱:雙方勞動合同于當日解除。雙方就工資、加班費、保密費等離職后費用問題產生糾紛,原告訴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其工資、加班費、保密費、賠償金等費用。
●裁判結果
法院認為,本案的主要爭議在于是否應該支持保密費,參照競業禁止的規定,對商業秘密也不能無期限的保護,通常情況下,負有保密義務的勞動者勞動合同期滿或者解除勞動關系后,承擔保密義務的期限不得超過2年,除非有特殊需要,應在勞動合同予以明確2年后的補償標準。否則,這種保密約定對勞動者無效。本案當事人簽訂的《保密協議》未約定保密的具體期限,因對解除勞動合同2年后的保密期限、保密費等條款雙方尚未明確,本案中的保密費,缺乏合同依據。故判決通和公司支付陳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應發工資、加班工資及部分律師費用。
■典型意義 本案一定程度解決在保守商業秘密上法律規定不明確導致法律適用存在的爭議問題,有利于統一裁判標準,提供裁判參考。另外,所涉的企業是一家互聯網金融服務公司,對于該類新興產業勞動關系提供司法保障,有利于引導自貿區合作區互聯網金融等新興企業的發展,加快科技創新。本案的判決結果既加強對商業秘密的保護,保護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也保護勞動者的勞動權利,既有利于技術創新和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又增加勞動者的就業機會,促進了自貿區合作區市場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