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30句話讀懂習近平科技強國戰略布局
向著世界科技強國不斷前進——30句話讀懂習近平科技強國 戰略布局
5月30日,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記
者 鞠 鵬攝 【學習路上按】“向著世界科技強國不斷前進。”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總書記講話吹響了建設科技強國的時代號角。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今天,學習路上摘選講話全文中的30句精彩語句,一起學習領會總書記對建設世界科技強國作出的全面論述。【講話全文】
1、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出發點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領域科技創新,掌握全球科技競爭先機。這是我們提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出發點。
2、不創新不行,創新慢了也不行
如果我們不識變、不應變、不求變,就可能陷入戰略被動,錯失發展機遇,甚至錯過整整一個時代。
3、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必要性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應對發展環境變化、把握發展自主權、提高核心競爭力的必然選擇,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破解經濟發展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必然選擇,是更好引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
4、科技是國之利器 科技是國之利器,國家賴之以強,企業賴之以贏,人民生活賴之以好。中國要強,中國人民生活要好,必須有強大科技。
5、新時期的新要求
新時期、新形勢、新任務,要求我們在科技創新方面有新理念、新設計、新戰略。我們要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謀劃,加強組織,優化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總體布局。
6、推動科技發展,必須準確判斷科技突破方向
推動科技發展,必須準確判斷科技突破方向。判斷準了就能抓住先機。“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歷史經驗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機遇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是科學基礎雄厚的國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機遇成為世界強國的國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領域處于領先行列的國家。
7、敢為天下先,在獨創獨有上下功夫
抓科技創新,不能等待觀望,不可亦步亦趨,當有只爭朝夕的勁頭。我國科技界要堅定創新自信,堅定敢為天下先的志向,在獨創獨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戰最前沿的科學問題,提出更多原創理論,作出更多原創發現,力爭在重要科技領域實現跨越發展,跟上甚至引領世界科技發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的戰略主動。
8、成為世界科技強國要有兩個“一批”
成為世界科技強國,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必須擁有一批世界一流科研機構、研究型大學、創新型企業,能夠持續涌現一批重大原創性科學成果。
9、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
加強科技供給,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科學研究既要追求知識和真理,也要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應用在實現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
10、抓住科技創新這一牛鼻子
科技創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創新就抓住了牽動我國發展全局的牛鼻子。
11、讓創新成為發展基點
我們要立足于科技創新,釋放創新驅動的原動力,讓創新成為發展基點,拓展發展新空間,創造發展新機遇,打造發展新引擎,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提升發展整體效能,在新的發展水平上實現協調發展。
12、主導這種流動的力量是人才、是科技創新能力
經濟全球化表面上看是商品、資本、信息等在全球廣泛流動,但本質上主導這種流動的力量是人才、是科技創新能力。要增強我們引領商品、資本、信息等全球流動的能力,推動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增強參與全球經濟、金融、貿易規則制訂的實力和能力,在更高水平上開展國際經濟和科技創新合作,在更廣泛的利益共同體范圍內參與全球治理,實現共同發展。
13、科技創新、制度創新要兩個輪子一起轉 深化改革創新,形成充滿活力的科技管理和運行機制。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政策鏈相互交織、相互支撐,改革只在一個環節或幾個環節搞是不夠的,必須全面部署,并堅定不移推進。科技創新、制度創新要協同發揮作用,兩個輪子一起轉。
14、集中力量辦大事
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過去我們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這一法寶,今天我們推進科技創新跨越也要依靠這一法寶,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新機制。
15、推動體制變革
要以推動科技創新為核心,引領科技體制及其相關體制深刻變革。
16、解決好“拍腦袋、看眼色”等問題
要加快推進重大科技決策制度化,解決好實際存在的部門領導拍腦袋、科技專家看眼色行事等問題。
17、不能讓人的創造性活動為經費服務
要著力改革和創新科研經費使用和管理方式,讓經費為人的創造性活動服務,而不能讓人的創造性活動為經費服務。
18、正確評價科技創新成果的價值 要改革科技評價制度,建立以科技創新質量、貢獻、績效為導向的分類評價體系,正確評價科技創新成果的科學價值、技術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
19、企業應該成為創新主體
企業是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的重要力量,應該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化的主體。
20、用市場力量推動科技創新
要加快完善科技成果使用、處置、收益管理制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讓機構、人才、裝置、資金、項目都充分活躍起來,形成推動科技創新強大合力。
21、優化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學科研布局
科研院所要根據世界科技發展態勢,優化自身科技布局,厚實學科基礎,培育新興交叉學科生長點,重點加強共性、公益、可持續發展相關研究,增加公共科技供給。研究型大學要加強學科建設,重點開展自由探索的基礎研究。要加強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使目標導向研究和自由探索相互銜接、優勢互補,形成教研相長、協同育人新模式,打牢我國科技創新的科學和人才基礎。
22、“功以才成,業由才廣”
科學技術是人類的偉大創造性活動。一切科技創新活動都是人做出來的。我國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關鍵是要建設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創新人才隊伍,激發各類人才創新活力和潛力。
23、大興識才愛才敬才用才之風
我國科技隊伍規模是世界上最大的,這是產生世界級科技大師、領軍人才、尖子人才的重要基礎。科技人才培育和成長有其規律,要大興識才愛才敬才用才之風,為科技人才發展提供良好環境,在創新實踐中發現人才、在創新活動中培育人才、在創新事業中凝聚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讓更多千里馬競相奔騰。
24、改革人才培養、引進、使用機制
要改革人才培養、引進、使用等機制,努力造就一大批能夠把握世界科技大勢、研判科技發展方向的戰略科技人才,培養一大批善于凝聚力量、統籌協調的科技領軍人才,培養一大批勇于創新、善于創新的企業家和高技能人才。
25、積極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
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積極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包括提高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收益分享比例,探索對創新人才實行股權、期權、分紅等激勵措施,讓他們各得其所。
26、不用死板的制度約束科學研究
要尊重科學研究靈感瞬間性、方式隨意性、路徑不確定性的特點,允許科學家自由暢想、大膽假設、認真求證。不要以出成果的名義干涉科學家的研究,不要用死板的制度約束科學家的研究活動。
27、要讓領銜科技專家有職有權
要讓領銜科技專家有職有權,有更大的技術路線決策權、更大的經費支配權、更大的資源調動權,防止瞎指揮、亂指揮。
28、不能“一哄而起、搞大拼盤”
要建立相應責任制和問責制度,切實解決不同程度存在的一哄而起、搞大拼盤等問題。
29、科普和創新同等重要
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要把科學普及放在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沒有全民科學素質普遍提高,就難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質創新大軍,難以實現科技成果快速轉化。
30、有多大擔當才能干多大事業
有多大擔當才能干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能有多大成就。兩院院士和廣大科技工作者要發揚我國科技界追求真理、服務國家、造福人民的優良傳統,勇擔重任,勇攀高峰,當好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排頭兵。
第二篇:讀懂“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內在邏輯關系
2014年年底,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提出,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習近平首次提出的“四個全面”,是其治國理政方略的頂層設計,是中國復興偉業的戰略路線圖。“四個全面”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體系,有著很強的學理支持和經驗支撐。理解“四個全面”,是讀懂中國故事,讀懂中國復興的重要窗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現代國家轉型的必要前提
由習近平擔任起草組組長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并確定了時間表,即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中國古籍上就有“小康”的說法,古代思想家孟子提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今天,中國執政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對中國未來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戰略考量。
“小康社會”,有學者認為,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特色的“中產社會”。在國際上,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已成為共識。無論是歷史學家巴林頓·摩爾,還是政治學家李普賽特,都強調中產階層的壯大對于社會民主、社會穩定的重要性。中產階層最講究“理性”,而“理性”則是現代社會的最重要特征。無論英美等西方國家,還是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都是中產社會,這種社會呈現出更加穩定的形態。從社會結構上說,與其說美國等西方社會的穩定源于民主,不如說源自中產階層的崛起。反觀中東和南亞、拉美的一些國家,中產階層弱小、窮人眾多,不僅社會不穩、經濟不穩,還會出現政治危機和政治失序狀態。這些經驗告訴我們,一個穩定的民主社會,首先是一個中產社會。有中產的民主才是好民主、優質社會,沒有中產的民主往往是壞民主、劣質社會。
因此,“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首先是一個“小康”之國,即中產之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要使中產階層普遍化,成為社會階層的主流。
比較政治學研究表明,中產階層是最維護現行體制的因素和力量,是現代國家轉型的重要潤滑劑。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中產階層與民主政治相關聯。但是,如果西方寄望中國出現挑戰中共執政權威和導向西式民主的中產階層,則會貽笑大方。《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作者巴林頓·摩爾依據大量歷史事實,嚴重質疑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是進入現代工業社會的唯一通道和最終歸宿,認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歷史環境中結出的果實,而通向現代社會的歷史道路和與之適應的政體形態是形形色色的。也就是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即建立中國的中產社會,只會支撐中國執政黨的正當性,提升中國復興的進程,而不是其他。
2“全面深化改革”:
破除分利集團的有力武器
在中共黨史上,十一大以來的歷次三中全會均被賦予了改革色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決議,正是在向外界宣示,習近平引領下的中國將是一個空前改革的時代,一個負起歷史擔當的時代。中共的成功、中國道路的成功,最大的密鑰便是保持改革的常態。
30多年來,改革開放一直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旋律。改革是我們黨、國家和人民的面貌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根本原因。習近平用言簡意賅的兩個“關鍵一招”加以概括:“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如果說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的最強音,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就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鮮明的特征。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對國家衰落的原因作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一般性解釋,即大量分利集團、分利聯盟的存在。他認為,在邊界不變的穩定社會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出現大量的集體行動組織或集團。這種特殊的利益組織或集團,不僅降低經濟效率,而且加劇政治生活中的分歧。更為嚴重的是,分利集團一旦大到一定程度,就會成為排他性組織,盡力限制或分散社會其他成員的收入和價值。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政治經濟系統里形成了一些分利集團,尋租腐敗、貧富分化、缺乏正義都與此相關。然而,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阻止分利集團的蠶食,必須打破體制機制的羈絆,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
需要指出的是,分利集團在很多個國家都是存在的,包括英美等發達國家。破除利益集團需要一場革命,然而這樣的革命在西方是舉步維艱的。西方政黨政治內耗嚴重,日益淪為“否決政治”,并且政黨競爭嚴重依賴分利集團,公共政策被挾持現象嚴重。中國的全面深改,卻是一場全方位的革命。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攬子改革舉措,在世界改革史上都是罕見的。中國執政黨內部相繼成立多個工作小組,并由高層領導人擔任組長,便是保持國家的相對自主性,使公共決策既不受分利集團的影響,也不為非理性選民所左右。美國經濟學家布賴恩·卡普蘭在《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何民主制度選擇不良政策》里提出,美國人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其實縱容了選民的胡鬧,導致不良政策大行其道。可見,中共黨內成立多個議事協調小組的做法是多么的睿智。此舉可以保持中央決策的相對自主性,不受利益集團和非理性選民的干擾。
改革必然觸及利益,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那么,改革的動力來自哪里?無疑,來自人民的力量,來自實現中國復興的力量。突破既得利益,讓改革落地,需要有決心、有擔當。無論是十八大以來的鐵腕反腐,還是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利益再分配,都顯出中國執政黨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堅定決心,以及最高領導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個人擔當。
3“全面依法治國”:
良治社會的應有之義
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決定,是中共黨史上第一個關于加強法治建設的專門決定。“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縱觀人類政治文明史,法治和人治問題是每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都要面對和解決的一個問題。
“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提出,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需要三個構成要素:強政府、法治和民主負責制。而且,三者之間有著嚴格的時間順序。民主并不是第一位,強政府才是。尚未獲得實施有效統治的能力就進行民主化的政府無一例外地都會遭受失敗。縱觀世界各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后發展國家,國家的良政善治無不依賴于法治。例如同樣深受儒家影響的新加坡,國家治理的最大特征便是推崇法治精神。反觀之,那些忽視法治、法治松弛的國家或地區,卻常常與國亂民怨聯系在一起。
事實上,中國正是在這樣的漸進順序上走著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國曾經是開發國家制度的先行者,是創造韋伯式現代國家的第一個世界文明。然而,中國歷史上缺乏法治傳統,現代法治進程也是充滿坎坷。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實現執政黨長期執政,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依靠法治。
四中全會以法治為主題,滲透著習近平等領導人對國家治理的深入思考。親身經歷了“文革”劫難的習近平等領導人,深知如果國家沒有法治,人人都無安全感。
當今中國問題的最大癥結便是法治權威不足。群體性事件、信訪不信法、“塔西佗陷阱”等無不是由于法律權威不足所致。要想解決中國“成長中的煩惱”,依靠法治權威無疑是最現代、最文明、最有效的手段。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180多項重要法治改革舉措,許多都是涉及利益關系調整的“硬骨頭”。法治領域的改革與政治改革密切相連,改革難度大,社會關注度高,特別需要自我革新的勇氣。法治改革關涉執政黨能否長期執政,關涉良治社會能否順利實現,關涉中國復興能否到來,意義非凡。
在我看來,要把全面依法治國放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大棋局中來考察,要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緊密聯系。只有這樣才能體會這一戰略部署的重大現實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無不以法治為框架、用法治作支撐、由法治來貫穿。從簡政放權不斷深入,到民生事業逐漸完善;從經濟改革縱深推進,到反腐倡廉抓鐵有痕,法治都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果把治國理政比喻成書寫一篇大文章,那么寫好依法治國就是其中的精彩篇章。治理體系中,法治體系是關鍵環節;治理能力中,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工作是最重要內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如同奔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鳥之雙翼。
4“全面從嚴治黨”:
中國復興的政黨力量保證
“全面從嚴治黨”,是習近平去年10月在總結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講話時正式提出的。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曾專門安排了黨建內容,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要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境”、“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黨內潛規則盛行,政治生態受到污染,從政環境不夠純潔,根源在于沒有做到全面從嚴治黨。在習近平的認知里,中國要出問題主要出在中共黨內,蘇聯亡黨的最大教訓便是治黨不力。只要把這個黨管好、治好,中國的現代化就有了強有力的政黨力量保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就大有希望。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歷史比較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在處于現代化進程之中的國家,一黨制度較之多元政黨體制更趨向于穩定,多黨制是脆弱的政黨體制;就政治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黨的數量而是政黨制度的力量和適應性。處于現代化轉型的中國,目前的政黨制度是合適的,是符合國家演進一般規律的。這與福山認為良好秩序的首要條件便是強國家是一致的。因此,只要堅持從嚴治黨、制度治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是有序穩定的,就是可以實現的。從現實來看,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除了中國共產黨無任何其他政黨能夠擔當。一個管理嚴格、制度執行力強的中國共產黨,是實現中國復興的重要保證。如果黨內不純潔,缺乏正氣,被團團伙伙、利益集團充斥,制度和規矩成為軟約束,是不可能引領國家走向復興的。這也是為什么習近平多次強調“三嚴三實”要求、嚴肅黨內政治生活、“黨建是最大政績”的重要原因。
當前,黨內一些領導干部在理想信念、廉潔從政、制度執行等方面存在著問題。這說明,全面從嚴治黨是非常必要的、非常緊迫的。在中國的政治體系里,如果沒有政黨治理的制度化、現代化,就不可能有國家治理的制度化、現代化。因此,全面從嚴治黨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從這個角度說,能否從嚴治黨,關系到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系到能否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關系到能否使依法治國落到實處。
對于這“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間存在的內在邏輯關系,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對此做了簡明而透徹的分析。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國放在‘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來把握,深刻認識全面依法治國同其他3個‘全面’的關系,努力做到‘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蓋彰。”這就是說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到2020年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國家的發展水平就會邁上一個大臺階,我們所有奮斗都要聚焦于這個目標。三大戰略舉措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一個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發展就缺少動力,社會就沒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國,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就不能有序進行,就難以實現社會和諧穩定。不全面從嚴治黨,黨就做不到“打鐵還需自身硬”,也就難以發揮好領導核心作用。
從習近平的這段重要論述,可以看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目標與舉措的辯證統一,全局與重點的有機結合,“四個全面”之間具有內在邏輯關系。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和世界各國的共同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發展目標。全面深化改革是進一步推動我國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全面從嚴治黨是執政黨加強自身建設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簡單并列關系,而是有內在邏輯聯系的相互貫通的頂層設計。建成全面小康、煥發改革精神、增強法治觀念、落實從嚴治黨,這“四個全面”不僅勾畫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且也勾畫出了“第二個一百年”目標中的中國未來藍圖。
第三篇:習近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參考標準答案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2014年12月,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第一次明確提出“四個全面”的總體布局。習近平“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的提出,在理論界及社會各界引起了廣泛反響。如何全面理解“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辛鳴認為,不妨從“4、3、2、1”的角度來把握,“四個全面”的戰略凸顯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三種意識,基于兩大戰略判斷,彰顯了一種強烈的政治自信。
“四個全面”讓中國夢實現路徑更加清晰
“大國的復興關鍵靠戰略,大國之間的較量說到底也是在拼戰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我們中國最偉大的夢想。要想實現這個夢想,它必須得有戰略的建構。戰略好,這個事情就能成;戰略優,這個競爭就能勝。”辛鳴認為,“四個全面”就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偉大夢想的歷史進程中所做的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他認為,一個目標、三大戰略舉措,用個形象的說法,就好比是“三足鼎立”,上面架起了目標,“一體三足”構建起了中國未來美好的藍圖。從這個角度來講,“四個全面”這個戰略布局的提出,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最偉大夢想的路徑更加清晰,步伐也更加穩健了。
凸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三種意識”
“要想真正全面地理解‘四個全面’,恐怕還要再往前講,就是僅僅明白了一體三足的戰略建構之外,還要明白這一體三足的戰略建構凸顯了什么樣的意識。”辛鳴認為,“四個全面”背后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或者今日中國社會三種意識的強烈凸顯。
第一,使命意識。今日中國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應該做一些什么工作?中國共產黨人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這一歷史進程中應該肩負起什么樣的責任?承擔什么樣的使命?這種強烈的使命意識,貫穿了“四個全面”這個戰略布局的始終。使命意識其實就是大目標的意識、大愿景的意識,戰略說到根本上是實現目標與應用手段之間的戰略的規劃。在這個意義上講,大目標是什么,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如何帶領中國社會、帶領中國人民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樣一種使命意識時時強烈地縈繞在“四個全面”戰略始終。
第二,強烈的問題意識。“四個全面”戰略的提出是為了破解今日中國社會,在走向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我們所遇到的問題、所面對的問題、所不可回避的問題,比如,要想實現民族復興,全面小康是關鍵的一步,這一步我們應該怎么走,會遇到哪些問題,我們要認認真真研究破解之法。要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會遇到哪些障礙,我們如何通過改革破解這些障礙,如何通過依法治國確定規矩,如何通過從嚴治黨鍛造核心,所有這些方面存在什么問題,緊緊圍繞問題進行戰略構建。
第三,擔當意識。中國共產黨人有這樣一種崇高的使命,同時,我們也很清楚在完成這個使命的過程中會遇到什么樣的問題。遇到這些問題怎么辦?我們是繞著走、視而不見,還是迎頭而上,去破解問題、化解問題、解決問題。做這些工作要什么?需要一種擔當。沒有這種擔當意識,我們做不出這樣一種戰略構想,沒有這樣一種擔當意識,也許我們就會撿好的做,撿容易的做,撿能馬上見效的做,而不會在“全面”上大做文章。
建立在“兩個重大判斷”基礎之上
“‘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的提出,是基于今日中國社會的兩個重大判斷。”辛鳴向記者談到,第一個重大判斷是我們對國內發展態勢的重大判斷。就是今日中國國內形勢進入了發展的新常態。所謂發展的新常態,他談到,今日中國社會和過去60年來,甚至過去30多年來發展狀況、發展要求都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或者借用現在網友說的比較多的一句話,已經有了相當大的不同。所有這些不同意味著我們過去一些習以為常的、用得好、用得慣的一些辦法、一些措施,甚至包括一些思維,在今日中國社會已經越來越不管用,越來越不能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不敢用。那么怎么辦?我們要順應新常態,認識新常態,培育新常態。需要有新的戰略,需要有新的戰略籌劃和戰略建構。
第二個重大判斷,今日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呈現出一種新格局。辛鳴認為,所謂新格局,就是中國和世界的關系發生重大變化了。30多年前,中國和世界基本上是保持著相對獨立。隨著世界潮流的發展,我們發現,當今世界的發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中國必須開放。過去30多年來,中國對外開放,走向世界。我們在既有的國際格局和既有的國際規則框架下如何更好地與世界合作,如何去發展自己。應該說,這也是個很重要的歷史階段。我們做得也很好。但是隨著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隨著中國在世界格局中這種地位的變化,中國和世界的關系應該出現一種新的構建。
辛鳴指出,無論我們的制度文明發展,還是整個綜合國力的發展,都讓今天的中國社會有能力,也有必要向世界提出一種新的“世界觀”、新的世界格局。十八大以來,我們和美國要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和俄羅斯現在是戰略伙伴合作關系,周邊國家建構“一路一帶”,所有這一切意味著今天的國際格局已經有了中國的聲音、中國的意識,我們用一種和而不同的模式重新塑造世界的新格局。我們的“四個全面”也就是基于這樣一種新的國際格局背景下提出來的。
彰顯出了一種“政治自信”
“‘四個全面’凸顯了三種意識,又基于兩大判斷,最后歸結于一條,是彰顯出了一種強烈的政治自信。”辛鳴指出,今天的中國能提出“四個全面”戰略,說到底是一種“政治自信”的體現。因為能不能提出一個好戰略,敢不敢提出一個好戰略,是需要有資本、有底氣的、有智慧的。如果沒有資本,沒有底氣,就算構建了好的戰略,這個戰略也可能會是空的,或者這個戰略只能掛在墻上,寫在紙上,變不成現實的實踐指南。為什么“四個全面”提出來之后能迅速贏得中國社會的認同,就是基于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成績”贏得了中國社會的支持,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同,甚至還得到了不服氣人的低頭。
“人民群眾對政黨、政治領袖的認同,不看你說什么,關鍵看你做什么。”辛鳴談到,十八大之后的這短短兩年時間之內,我們的政治領袖得到社會公眾如此高度的認同,是基于我們雷厲風行的反腐敗,基于卓有成效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建設。所有這一切,讓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贏得了中國社會的支持。面對國際社會,新一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方略拿出來的時候,他們不得不表示認同與佩服,這一點也是很難得的,因為我們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他們理解了中國社會已經有了自己新的思路、新的發展、新的狀態的時候,他們也不得不來尊重我們中國的現狀。這種尊重是不一樣的。更重要的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雷霆萬鈞反腐敗,這一點贏得了人民的支持,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所有這一切鑄造了中國共產黨這種政治自信。有了這個政治自信,我們的“四個全面”戰略也就水到渠成了、基礎扎實了。
第四篇:習近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參考標準答案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的戰略布局,是黨中央治國理政的總方略,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路線圖”。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實施,表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方略更加完善,標志著我們黨對黨的執政規律、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新的高度,黨帶領人民向著宏偉目標的偉大進軍又邁出重要一步。
“四個全面”總方略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今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創新成果,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啟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到“五位一體”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從“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到“全面從嚴治黨”——正是黨治國理政方略的不斷完善中,黨和國家事業不斷走向興旺發達,中國以勢不可擋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東方。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一個整體,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戰略目標,是現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戰略統領。
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戰略目標的關鍵一招、根本路徑,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戰略目標的基本方式、可靠保障,而全面從嚴治黨是發揮黨的堅強領導核心作用、為實現戰略目標提供堅強組織保證的根本前提。必須把每一項戰略舉措放在“四個全面”的總體布局中來把握,才能正確認識每一項舉措同其他三個“全面”的關系,把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總要求貫穿各項工作的全過程、各環節,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凝聚起更為強大的正能量、推動力[2]。
第五篇:習近平總書記“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答案
目錄
1.含義 2.意義 3.內涵 4.理論的提出
含義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意義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的戰略布局,是黨中央治國理政的總方略,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路線圖”。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實施,表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方略更加完善,標志著我們黨對黨的執政規律、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新的高度,黨帶領人民向著宏偉目標的偉大進軍又邁出重要一步。
“四個全面”總方略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今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創新成果,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啟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到“五位一體”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從“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到“全面從嚴治黨”——正是黨治國理政方略的不斷完善中,黨和國家事業不斷走向興旺發達,中國以勢不可擋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東方。
內涵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一個整體,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戰略目標,是現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戰略統領。
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戰略目標的關鍵一招、根本路徑,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戰略目標的基本方式、可靠保障,而全面從嚴治黨是發揮黨的堅強領導核心作用、為實現戰略目標提供堅強組織保證的根本前提。必須把每一項戰略舉措放在“四個全面”的總體布局中來把握,才能正確認識每一項舉措同其他三個“全面”的關系,把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總要求貫穿各項工作的全過程、各環節,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凝聚起更為強大的正能量、推動力。
理論的提出 2014年12月,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強調,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
2015年初,萬象回春。在中央黨校,面對參加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總書記全面辯證地梳理了“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
“要把全面依法治國放在?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來把握,深刻認識全面依法治國同其他3個?全面?的關系,努力做到?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