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韓國將儒家文化與現代法治相融合的經驗及啟示資料

韓國將儒家文化與現代法治相融合的經驗及啟示

[內容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不僅對中國文化發展起來決定作用，又廣泛傳播于東亞地區，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其中韓國是對儒家文化的保留最多的一個國家，這不僅促使了韓國經濟的崛起，也被運用的韓國國民的社會生活當中。在現代的法治建設方面，韓國也沒有放棄與儒家傳統文化的相融合。本文梳理韓國對儒家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回顧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法治建設；分析近代韓國法治的困境并探討這一過程中儒家文化的境遇；總結其利用儒家文化與現代法治相融合的經驗啟示，為儒家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互動提供有益的借鑒。[關鍵詞]韓國；儒家文化；法治

中圖分類號：D909 文獻標識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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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韓國對儒家文化的承繼

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璀璨的文明，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思想界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學派有四家：儒家、道家、墨家、道家，其中由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是形成最早，以孔子辦學授徒為起點，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形成對人們影響持久又深遠的儒家文化。不僅對我國現代文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也廣泛傳播于東南亞地區，對東南亞地區的文化有著深厚的影響。甚至促進了東南亞國家經濟的騰飛。

朝鮮①是東方文明古國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古老的文化。韓國古代大致可以分為三國以前，三國時期，高麗王朝，李氏朝鮮。根據中國文獻記載，中國古代北方居民不斷向朝鮮遷移并先后建立政權即所謂的古朝鮮。其中有殷末周初，殷王箕子率遺民逃往朝鮮，在今平壤一帶建立政權史稱“箕子朝鮮”；有韓國學者認為，箕子從時代上來講早于孔子，孔子是對當時社會的文化和思想的總結和創新，儒學的形成淵源可以追溯至孔子之前，因此箕子流亡到朝鮮半島的說法意味著原始儒家思想已經傳到朝鮮半島②。公元3世紀，百濟統一馬韓，新羅統一辰韓，中國東北部興起的高句麗遷都平壤，于是在朝鮮半島形成了三國爭霸

① 韓國與朝鮮在歷史上同一個國家，本文所用韓國是指二戰后的大韓民國。

[韓] 琴章泰：《韓國儒學思想史》，韓梅譯，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②的局面，即古朝鮮歷史上的三國時期。中、韓大部分學者普遍認為儒家文化是在戰國時期即朝鮮三國時期，隨著漢字傳入自然而然的傳入的，這一時期韓國吸收儒家制度與規范，并與當時的社會制度實現了折衷。327年朝鮮半島第一個國家高句麗在中央設立太學，向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這是朝鮮第一次從國家的角度傳播儒學，標志著儒家文化開始在韓國傳播，所以三國時期及三國以前是儒家思想傳入韓國的開端；公元7世紀新羅在唐朝政府的幫助下征服高句麗和百濟首次完成朝鮮半島統一，7世紀新羅在中央設立國學，招收貴族研究儒學經典，這說明儒家的制度、禮俗、規范已經在朝鮮社會確立，隨后儒家思想成為了朝鮮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礎。8世紀末開始，許多貴族開始留學唐朝學習儒家文化，崔致遠是這一時期朝鮮優秀的儒學思想家。但在公元9世紀，新羅因內部分裂走向衰落，到10世紀初時又形成后高句麗、后百濟新羅的后三國局面，918年后高句麗大將自立為王，改國號高麗，并重新統一朝鮮半島，即高麗王朝。高麗時期是儒、佛、道并存發展，高麗太祖的統治綱領《訓要十條》尤其強調儒教的仁政，958年實施了科舉制，這一系列事例都說明高麗時期是儒家文化在韓國的地位確立時期；高麗建國后繼續擴張，卻不斷受到蒙古軍隊的進攻，直到1258年高麗降服于元朝，但在元末農民起義后高麗又拜托元朝的統治；在高麗王朝后期大將李成桂先后廢黜冒王逼迫恭讓王退位后，大將軍李成桂利用儒學為思想武器進行了改朝換代的社會變革，自立國王改國號朝鮮，創建了朝鮮半島上歷史最長的國家——李氏朝鮮。李氏朝鮮從朝鮮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一直持續到衰落。自李氏王朝建國之日起，儒家思想變成為了國家的正統思想。因此全國興起了儒學熱潮，選派更多留學生到中國研習儒學經典，這一時期儒學思想家有李珥、李滉。可以說，朝鮮半島的儒學思想在李氏朝鮮時期達到了頂峰；近代以來，隨著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朝鮮也不了避免的淪為殖民地，二戰后伴隨日本無條件投降朝鮮獲得獨立。但由于歷史原因，朝鮮半島分裂為南北兩部分。1948年北部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部成立大韓民國。受西勢東漸形勢的影響，韓國文化受到西方的沖擊，反邪衛正派排斥西方文明，堅守性理學陣地，東道西器論者要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主張彈性吸收西方文明，文明開化論者認為因打到儒教，吸收西方的先進技術及價值觀和宗教，在西方勢力不斷妥協斗爭中也確立了新的儒學理論。

二、儒家文化影響下的韓國法制建設

①“就儒家文化的程度而言，古代朝鮮是中國本土之外最為徹底的地區。”因此，自中國儒家文化傳入朝鮮以來，不僅儒家的思想觀念根植于朝鮮民眾心中，儒家的法律文化也深刻的影響了朝鮮的法治建設和社會發展。

（一）韓國法的起源帶有儒家文化色彩

“箕子八條”一直被看作是韓國法的起源，也是是朝鮮法制文明的最初形態。三國以前的古代朝鮮沒有統一的國家形態，一些小的國家或部落聯盟雖然有一定法律制度但都比較初級。早在“箕子朝鮮”時期，就以“箕子八條”為治，而箕子本為殷王，那么“箕子八條”本身就已經帶有源儒家文化的色彩。在朝鮮的法制建設還有沒有開始對中國具體仿效時，就已經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這也是韓國法律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歷史淵源。

（二）借鑒儒家文化的內在精神于法制建設

朝鮮長期學習借鑒中國的儒家文化，自然而然也將儒家文化的精神運用于法制建設之中。在古代朝鮮典籍《增補文獻通考》中有記載：“高句麗大武神王十一年令曰：‘其十惡中，準律用刑者外，犯別罪合被重杖者并征贖。’”②“十惡”是魏晉南北朝時北齊所創，隋唐繼續沿襲，是法律儒家化的產物，也是中國古代傳統法律中的一項基本內容。高麗時期，取法于唐律時就確定了以儒家精神為原則的取向，“特別是接受了唐朝‘一準禮乎’的禮治精神，法律成為維護家庭倫常，等級制度的有力武器”③。李氏朝鮮時期，太祖命群臣編纂《經國大典》作為國家的基本典章，當時儒家的信奉者鄭道傳奉旨編撰了《朝鮮經國典》，他根據儒家的基本理念，仿照《周禮》六官分掌六典的體系，也撰寫了朝鮮的六典④，在《朝鮮經國典》的基礎上歷經四朝完成了李氏朝鮮最重要的法典——《經國大典》。隨后，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朝鮮又先后制定了《前續錄》、① 彭林：《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轉引自馬小紅等主編：《輸出與反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域外影響》，7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②版社2012。

③ 馬小紅等主編：《輸出與反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域外影響》，80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 ④《后續錄》、《大典通編》、《大典會通》等法典。朝鮮的法制并不只是表面的模仿中國法律的體制，其法制建設的內在也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因此，即便是現代的韓國法治也難以脫離儒家文化影響。

（三）大量仿行中國的法律制度

朝鮮半島與中國為鄰，當時的中國較之朝鮮相當發達，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各種方式陸續傳入朝鮮，法律制度也是這樣，在不同的時期，朝鮮都效仿了當時中國的法律制度。早在朝鮮的三國時期，百濟、新羅、高句麗三國分別以不同的途徑引入了中國的典章制度。百濟確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治體制，新羅全面以中國的制度模式構造其國家體制，高句麗原在中國境內，遷都平壤后政治制度沒有變而是仿行秦漢的制度實行中央集權。“以百濟浸染漢文化之深，則其法律必自漢、魏兩代脫胎而出，為無可疑惑之事也。”①誠如楊鴻烈先生所言，百濟的法律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這不僅在朝鮮的古籍中有所記載，在中國的古籍中也略有記述：在《后周書·異域傳》中“百濟及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征之；婦人犯奸者沒人夫家為婢。”這些法律規定都與魏晉的法律極為相像。新羅在朝鮮歷史上第一次統一了朝鮮半島，新羅具體的法律文本均無遺留，但新羅當時官員的名稱與唐朝官員的名稱一致的甚多；在制度上逐漸建立幾乎同中國一樣的模式，新羅中央政府的四部八府就是就是仿自唐朝的三省六部制。高麗時期的法律全面借鑒唐朝的法律制度，唐朝發達的法律制度是世界法律史上的一個高峰，韓國成文法的歷史就可以追溯的高麗法典。李氏朝鮮時期，儒家思想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自開國之初就確定沿用《大明律》，以表示對明朝的尊崇和對中國文化典章的承繼。

三、韓國近代法治之路

（一）韓國近代法治的困境和改革

韓國同中國一樣，近代歷史都是以被動的方式開始的。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戰敗，隨之簽訂了《南京條約》，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76年朝鮮在日本的炮艦政策下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江華條約》，開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此時，所有朝鮮原有的法律的都被廢止，在日本人的指導

① 楊鴻烈：《中國法律對東亞諸國之影響》，33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下完成了一批新的法律，1897年日本帝國主義改朝鮮為“大韓帝國”，建立傀儡政權；直至1910年日本取消“大韓帝國”之名，設立朝鮮府，韓國正式被日本正式吞并，相應的，朝鮮半島的法律也由朝鮮府所制定。在包括中韓兩國在內的整個東亞被迫開始近代歷史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歷來受朝鮮所效仿的中化文明在世界上已經不再占優勢，以往被尊崇的儒家文化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空前挑戰；西方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強勢襲來，讓人們不得不被動接受，為了盡快收回本國法制主權，朝鮮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與此同時也面臨著如何將儒家文化與現代法治結合的難題。

在殖民地時期（1876—1945）韓國的法律制度改革完全受日本的控制，全面受到日本法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朝鮮分為南北兩部分，南朝鮮于1948年正式建國，國名“大韓民國”，韓國的法律制度廣泛受到英國和德國的影響。“1945年到1962年是韓國法制的形成期，這一時期的法制發展對韓國的整個法制現代化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①”首先清算了殖民統治時期制定的大量法律，然后在此基礎上編撰了新的法典。主要是20世紀50年代編撰了一系列法典：憲法典、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訴訟典、刑事訴訟典、商法典，從而形成了以六法全書為主體的法律體系。②

（二）韓國近代法治中儒家文化的境遇

在韓國法律近代化的過程，也是全面借鑒西方法律文明的過程，韓國的以儒家文化為主傳統文化受到了西方文明傳入的挑戰，儒家文化影響下的韓國傳統的法律文化面臨西方法治主義的考驗。因此，在韓國近代法治中，儒家文化面對強勢存在的西方文明，韓國選擇了篩選留存。無論外國的法律文化是被動傳入韓國還是韓國主動吸收，都沒有讓韓國與原有的傳統文化決裂，因為一直受深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傳統文化是大韓民族的精神支柱。二戰后，韓國進行“清算舊法”“創立新法”的改革，由于儒家文化影響深遠持久，因此在改革中韓國法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儒家傳統文化因素，這可以稱之為“儒家思想道德觀下的立法”③。

韓國的民法領域保留了儒家的禮治和倫理傳統，在日本吞并韓國之前，韓國的民法是完全仿行中國的體制，因此，尤其是婚姻家庭法更是深厚儒家文化的影響。首先，在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后，韓國開始起草民法典，起草委員會的成員大多年輕時都受過儒家教育，這對韓國民法典儒學色彩突出有一定的影響。其次，① 韓大元：《東亞法治的歷史與理念》，144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何勤華等主編：《東南亞七國法律發達史》，182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參見杜文忠：《會通之路：儒家對韓國現代法律的影響》，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8（4）②③在家庭方面，韓國非常注重家族制度，這種制度源于儒家思想，是儒家建構社會秩序的基本制度。《韓國民法典》第778條規定：“家族血脈的繼承者,如果與現有家庭決裂，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建立或恢復家庭,應當有義務成為戶主，即一家之主。”戶主制度源于中國古代的宗法制度，在韓國也同樣歷史悠久，集中體現了韓國傳統的家族制度，雖然西方認為是遺留下來約束個人自由的舊制度，但在這已經融入到了韓國的法律和人們的觀念意識當中，并起到了良好的維護家族和諧的作用。最后，在民法領域，儒家思想還不同程度的影響了其他婚姻家庭制度，比如同姓同本禁婚制度、父姓制度等，但有些制度隨著韓國現代化的發展，也在不斷被修改，以更加適合社會的需求。

韓國的刑法領域也同樣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韓國刑法典》第151(2)條規定：“如果與罪犯生活在一起的罪犯的親屬、戶主或家庭成員，為了罪犯的利益而與之提供庇護,則不受刑事處罰。”《韓國刑法典》第155條同樣有這種情況下與犯罪嫌疑人生活在一起的罪犯的親屬為其隱瞞證據偽造或改變證據的行為進行豁免的規定。這都體現了儒家文化里濃濃的“親親相隱”的色彩。

孝道是儒家文化的內涵之一，韓國民眾也非常注重孝道，這在韓國的法律中也有所體現，《韓國社會法》第3條規定：“國家和民族都應盡量保持尊敬及孝順老人的優良傳統。”由此，韓國對儒家文化優秀傳統不但保留在道德層面，也上升的法律層面，這中對儒家文化雙重吸收的形式也保證了所指定的法律更加符合社會實際。

除了在法律制定方面，韓國非常重視儒教的道德教育作用，并以其深化儒家文化對韓國法治的影響。1995年，韓國儒家學者召開大會，通過了“儒教憲章”建立了全國性的儒教組織。根據憲章規定，韓國承認儒教是宗教，并設立發展儒教事業的專門機構和培養相關的人才，以繼續傳播和弘揚以孔子為和核心的儒家思想。

四、韓國利用儒家文化進行法治建設的啟示

韓國在法律近代化的過程中，傳統文化受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沖擊，但仍然保留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并將傳統文化與本國的法治建設相結合起來，這對我國的法治建設過程如何利用好有優秀的傳統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應是良法美意

良法美意是古代朝鮮儒家理學的法律理念之一，這種理念的核心思想是良好的法律應該建立在良好的社會風俗之上。好的社會風俗是法律產生的基礎。①當時的法觀念認為，法要符合古代周禮的要求，要順應民意，取得民眾的信任。只有以民意為基礎的法才能與天地四時的自然秩序相一致，成為“良法美意”②，因此良法的基礎就是“民信”、“民意”。這與中國古代的“良法之治”如出一轍，在我國所謂良法不僅要行使其本身法律的效能，更為重要的是要讓眾人愿意接受和服從。這在高麗時期就已經有所體現：高麗王朝的法律雖然取法于唐律，但并不是原封不動的照搬，是根據自身的情況的有所刪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今天，良法之治是法治國家的基本特征，也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理念。因此，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應是“良法美意”。

（二）立足本土優秀文化與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相結合

我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尤其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儒家文化。我國的法治建設在近代也遭受了西方文明的沖擊，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只顧著發法律移植而忽略從本土文化中尋找資源，那么在法治建設的今天，如何對待本國傳統文化，韓國有著豐富的經驗供我們學習。韓國在近代法制建設中，從來沒有徹底放棄過傳統文化。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韓國完成一系列新法的編撰后，仍然非常重視儒家文化在國家各方面特別是法律方面的作用，使韓國成為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結合得最好的國家。那么中國作為儒家文化的發源地，更應當重視本土文化與現代法治的結合，不斷從儒家文化中擷取精華，拋棄糟粕，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儒家文化結合的更好。

（三）重視傳統文化中道德與禮對法律的補充性功能

無論是古代朝鮮還是古代中國，起初所謂的法就是治理百姓的工具，因此，只能依靠儒家文化中道德和禮來約束和規范人們的日常行為。在法治現代化的今天，法律對人們的日常行為的約束仍然有諸多的不完善，韓國就很重視傳統文化中道德與禮的補充性功能，從而以道德規范社會的規范體系，以禮來調整社會秩序。道德規范所體現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在法與道德結合中，禮也起著重要的作用，禮是儒家價值體系的指導思想。在我國，道德和禮也被人們所熟悉，一方面，我們要不斷法治，另一方面，也應該注重道德的作用，加強道德建設。同時法與

① 馬小紅等主編：《輸出與反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域外影響》，66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韓大元：《東亞法治的歷史與理念》，132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②禮的結合也會讓法治在尊重長久以來形成的社會秩序基礎上更加合乎人情，以保證法治的合理性和實效性。

（四）東亞法治建設經驗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寶貴資源

韓國乃至整個東亞國家在儒家文化與現代法治結合的方面都有豐富的經驗供建設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借鑒。儒家文化曾經一度是東亞各國所尊崇的文化，但在近代化過程中，儒家文化失去了其主導地位，儒家文化中的糟粕制約了社會的進步，但是經過長期的曲折而痛苦的認識和反思，清除了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保留和發展其中的精髓，成為了促進東亞國家法治近代化乃至整個國家的發展的本土資源。中國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儒家文化的精華仍然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東亞國家利用本土資源的經驗，對我國利用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具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第二篇：將網絡技術與小學數學教學相融合

將網絡技術與小學數學教學相融合

昌樂縣鄌郚鎮中心小學 李文民

信息化是當今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以多媒體和網絡技術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正在越來越深刻地改變著我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學習方式。“信息技術的發展，使人們的學習和交流打破了過去的時空界限，為人類能力的提高和發揮作用帶來了新的空間。”加強網絡技術與其他課程的“融合”，對于實施素質教育，培養創新人才具有重要意義，數學教師必須進一步從自己學科的角度來研究如何使用計算機來幫助自己的教學，把計算機技術有機地融入到小學數學學科教學中——就象使用黑板、粉筆、紙和筆一樣自然、流暢，才能更好地適應時代的要求。

那么，該如何實現網絡技術與小學數學學科的融合呢？

一、將網絡資源與數學學科教學內容相融合

新課程標準提出“數學要貼進生活”、“數學問題生活化”。數學是一門抽象的自然科學，從小學生所用的課本來講，數學課本的吸引力就遠比不上哪些印刷著精美圖片的語文課本和英語課本。數學課堂不可能抑揚頓挫地朗讀應用題，也不可能聽著音樂，打著節拍地唱1+1。然而現實的生活材料，不僅能夠使學生體會到所學內容與自己接觸到的問題息息相關，而且能夠大大調動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使學生認識到現實生活中隱藏著豐富的數學問題。因此，數學學習材料的選擇應十分注意聯系學生生活實際。

將信息技術融合到小學數學教學中，與小學數學學科教學內容緊密、完整的結合起來，可以豐富教學內容，而且可以通過學生的自主參與，合作探究，使學生學得輕松，學得愉快。同時也可使教師拓展自己知識視野，更好地為教育教學服務。

在課堂教學中，由于時空、班額人數等客觀條件的制約，很多生活情境難以在短短一節課內真實再現，運用網絡教學資源，可以較好地解決這一矛盾。例如，在教學《統計》一課時，于新課即將結束時點播網絡視頻。屏幕展現這樣的生活場景——在超市旁的停車場內，各種汽車接二連三地駛入，真實的畫面和聲響惹得學生興致勃勃，躍躍欲試。然后請學生先將這些車子按型號分一分，以此復習分類知識；再統計該二分鐘內到達停車場的車輛數：自行車、摩托車、小轎車、貨車、客車各有幾輛，借此復習統計方法，教學效果是顯而易見的。

網絡教學資源將現實中的問題情景真實地搬到了數學課堂，似一座橋梁將生活與數學緊緊相連。學生在身臨其境、情趣盎然中，一方面認識到數學與生活息息相關，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學生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體現了“生活問題數學化、數學問題生活化”的大數學觀。

還是在教學《數據的收集和整理》一課時，讓學生自己通過查資料、上網等各種途徑進行數據的收集和整理，看自己對數據的收集和整理知道和了解多少，課上讓學生代表利用投影等匯報他們帶來得材料：有的是我校各班級學生人數的統計，有的是自己家里用水量的統計，有的是去年海嘯死亡人數的統計，有的是奧運獎牌的統計??通過各種圖文并茂而生動的、富有教育意義的、有說服力的數據統計材料，學生不僅認識到了統計的作用與重要性，而且成功地接受了一次愛祖國、愛科學、愛數學的思想教育。

學生通過網絡收集信息、篩選信息、使用信息，教師不再是主要的信息源，而是教學活動中的導航者，設計者和幫助者。學生成為學習活動的主體，是知識的探索者，自主學習將成為學生學習的主要方法，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學會學習、學會組織、學會協作、學會思考和交流。

二、將信息技術與數學課堂教學形式相融合。網絡教育，說到底也是一種媒體教育。教師一本書一支筆一塊板這種傳統典型的教學模式對于只要求傳承知識雖有一定好處，但作為認知主體的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卻始終處于被灌輸、被填鴨的從屬地位。其主動性、內動力和自壓力、積極性難以發揮，網絡資源有利于學生發散性思維、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的培養和形成，與當前提倡的素質教育背道而馳，而網絡環境中的小學教學具有傳統教學中不可比擬的優勢。

課標指出，數學課程的設計與實施應重視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大力開發并向學生提供更為豐富的學習資源，把網絡上的資源、現代信息技術作為學生學習數學和解決問題的強有力的工具，致力于改變學生的學習方式，使學生樂意并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現實的、探索性的數學活動中去。

低年級學生的學習動機主要依靠外部環境的刺激，趣味是推動他們學習的動力，是獲取智能的開端。例如，在教學《時分的認識》一課前，運用網絡教學計算機在搜索欄中輸入課題，眾多有關時分認識的教學資源隨即映入眼簾，經過認

真的篩選、修改，我在下面的情境中導入新課：屏幕上移步走來了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用親切和藹的聲音說：“小朋友喜歡猜謎嗎？今天我給大家帶來了一個謎語----小馬不停蹄，日夜不休息，嘀答嘀答響，催人早早起。這是什么呀？”慈祥的時光老人和有趣的謎語，似磁場般一下子將孩子的注意力聚攏，濃厚的數學興趣充滿了課堂，收到“課伊始、趣頓生”的教學效果。

網絡的大量教學資源都充分吻合學生的心理特點，融聲、圖、文于一體。教師如果能合理、巧妙運用這些認知環境創設，創設一種學生喜聞樂見的、生動有趣的學習氛圍，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他們主動參與學習的積極情感。

數學知識的抽象性與小學生認識規律的形象性造成了學生認識上的矛盾，特別是難點的突破、重點的處理、方式、方法問題直接影響學生掌握知識的程度。而利用多媒體教學，只要能把準時機，輔助到妙處，巧處，便有事半功倍之功效。在小學數學教學過程中，最令數學教師頭痛的莫過于學生對于數學中出現的抽象的概念、定義不能真正理解和學會應用，而借助于多媒體技術就能很好地解決這一難題。多媒體能使空間形象化，幾何圖形，特別是立體幾何圖形的教學能幫助學生建立空間觀念。使導入適時化，計算機多媒體輔助教學，圖文聲像并茂，形象直觀生動，但必須注意適時導入，恰到好處，才能化平淡為神奇，獲得最佳的教學效果。

《長方形、正方形和平形四邊形》是九年義務教育課本小學數學第五冊的知識。這節課的知識目標是認識長方形、正方形和平形四邊形，并知道它們的特點。能力目標是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空間想象能力，培養學生創新的能力和自主學習的能力。為了將教師的教學設計轉化為學生的生命活動實踐的一個互動，盡一切可能激發學生的主動參與，為此我在練習部分設計了互動式的游戲教學——拼圖游戲，電腦給出一些三角形、四邊形及其它認識的圖形，學生可隨意拖曳圖形拼出形狀各異的美麗圖案，然后在利用多媒體演示，交流自己的作品。

再如：在《角的初步認識》的教學中，我設計了找角、摸角、折角、畫角、玩角五個環節，從引導學生觀察實物開始，逐步抽象出所學幾何圖形。其中在畫角這一環節中，我改變了以往的教學形式，老師不示范畫角的步驟，而是設計了這樣一個動畫，先出示一點，接著點閃爍幾下，出示“頂點”兩字，然后動畫演示兩條邊的畫法，邊再閃爍兩下，出示“邊”，這樣主要是在感知的基礎上清楚

明了地抽象出角的圖形，接下來，再讓學生自己畫一個好看的角，效果就較好。

運用現代化信息技術的手段開展教學，利用網絡信息豐富、傳播及時、讀取方便等特性，促進課堂模式的轉變，既豐富了教學形式，也提高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對學習的自我控制能力。

三、將信息技術與小學數學學科教學方法相融合。

應用網絡環境進行小學數學教學，可以提供形式生動活潑、內容豐富、信息量大、具有交互功能的學習資源。教師可以不必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組織和編寫教案上，而只需把時間和精力放在為學生提供學習所需要的各種資源上，在幫助學生確定某一學習主題時，引導學生從何處獲取有關的學習，如何獲取以及如何有效利用這些學習資源等。

當前與時代的發展和實施素質教育的要求相比，學生學習方式較單

一、被動，缺少自主探索、合作學習，獨立獲取知識的機會。在網絡教學中，教師只是處于引導、點撥的主導地位，而真正體現了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模式，它強調學生的自主學習，通過伙伴或教師的幫助自主建構知識。因此，網絡教學中學生之間的協作性、創造性、創新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學生的學習開放性，學習過程的交互性，內容形式呈現的多媒體化得到充分展示。改革現行的學科教學方法，使其適應信息環境下的學習要求。

如在教學《有余數的除法》一節課時，我安排了課堂練習。練習中，計算機將正確、錯誤的評價以及提示、指導、建議等信息及時反饋給學生。對學生的不同解題過程，通過網絡在屏幕顯示，起到了交互作用。不僅使學生很快地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加深學習體驗，而且教師也可從中獲得教學反饋信息，及時采取補救措施，使教學過程向教學目標靠近，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分層教學和個性化教學。

又如在教學第七冊《常用的計量單位》整理和復習一課時，利用網絡教室，要求小組合作，內容是：把常用的計量單位分類整理，比一比哪個小組整理的又清楚、又完整、又有特色。從而改變以往運用傳統的教學手段，學生在練習紙上整理數據，教師很難了解到學生整理數據的全過程，教學的實效性很難把握等結果。而網絡環境的互動性，大信息量傳載功能正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使師生及時地掌握各小組整理的全過程，有利于學生在自主探索的過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

本的數學知識與技能、數學思想和方法，同時獲得廣泛的數學活動經驗。

四、將信息技術和小學數學教學相融合，提高小學生的信息素養

以信息技術解決問題的能力應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培養，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的實質是以信息技術解決課程和課程學習中的各種問題，通過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可以有效地培養學生用信息技術解決問題的能力，可以有效地培養學生的信息素養。

首先通過信息技術課程，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

數學教學，其核心是培養學生的思維，而思維能力的培養，需要有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在實踐中應用、學習、完善。學生的信息技術操作技術也是這樣，根據小學生的年齡特點和知識基礎，計算機課以及信息技術基礎課教學只是為學生應用打下一個基礎，在應用信息技術進行學習的過程中，往往會遇到新的技術上的問題，需要在數學教學過程中，幫助學生掃清障礙。這樣，會更實際，也更能體現信息技術與數學教學的融合。

利用計算機我們可以創設遠比傳統教學更富啟發性的教學情境，能設計讓學生動手做數學的數學實驗環境，能靈活自如地進行變式教學；利用計算機能更有效地使學生領悟數學思想和數學方法，啟發學生更積極的思維活動，引導學生自己發現和探索，同時能使學生交流、小組討論與“一對一”的個別化教學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此來提高小學生的思維能力。

其次通過網絡技術優化學生的自主探究性學習。

利用學校服務器架設有關專題數學學習網站，為學生學習數學提供富多彩的素材，有效地提高了采集信息的速度、數量和質量，為學生的探索性學習提供了方便。例如教學“數字與編碼”一課時，先自制專題學習網站，在課前利用互聯網搜集大量有關編碼的資料，經過系統的梳理后，將大量的信息資源整合到專題學習網站中，同時將一些拓展性的內容放到網站的“拓展延伸”欄目里，讓學生可以從中快捷地鏈接到其他有關學習網站。利用專題數學學習網站，為學生提供了探索性學習“數字與編碼”的步驟，確定了本次數學活動的主題：分析資料－歸類整理－討論交流－歸納總結－展示成果。學生在探索中學習，每一位學生都是發現者、創造者，同時實現了師生、生生的完全互動。學生發明的編碼方法則充分展示了學生的聰明才智，每一位同學、每一個小組的研究成果都經歷了學生

探索性學習的全過程。把學生的研究成果補充進課件中，不但豐富了學校的網站資源，讓大家都能共享，而且使學生獲得成功感的體驗，從而為其下一輪的探究性學習提供了新的積累和動力。

又如《長方形面積》拓展延伸，創新思維這一環節中，我設計這樣一個實際數學問題，有一養魚專業戶有20米網箱柵欄，準備靠河岸一邊，圍成一個網箱，你設計一個最佳方案，養魚最多。學生用多媒體計算機，調出網絡資料：屏幕上出現一條河流，碧綠的水波紋，一條直直的河堤，岸上兩棵樹之間掛著一段籃色立體形狀的網箱柵欄，共20米，一米一段，可點擊拖移到河堤邊拼接（也可一次移幾米柵欄）學生操作計算機移圖拼接發現了一個個奇特的長方形。

學生一個一個方案實驗，一個一個周長的計算，一個一個面積的求解，一個一個結果的比較，不但進行了這課長方形面積的計算的訓練，還鞏固周長計算公式，熱情十分高漲，樂此不疲，完全打破了過去教師出示一個長方形要求學生算面積的沉悶模式。學生的銳敏的觀察、豐富的想象、積極異思維、個性化的學習策略都得到錘煉，更主要的學生表現出的探索精神，為達目標逐個求積的嚴密的際邏輯思維充分顯示了信息技術與數學課整合的科學性，強大的生命力。此外老師不失時機引導，如果這個柵欄長不是20米而是30米、40米，又將怎樣設計方案，也一個一個求證嗎？這奇妙的、實際的數學問題，有規律可尋嗎？其實就是以后我們要學習極大值問題。《學習的革命》中有這樣一句話：“頭腦不是一個要被填滿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要點的火把”，這里正點燃了學生熱愛數學，渴望探究的心靈之火。

數學知識的來源已經遠非局限于學生聽取教師講授和閱讀教科書，而是讓學生自主地根據需要通過網絡上的各種教學資源搜集各種信息和數據。例如，在學完《千米和噸》后，組織學生上網查找有關千米或噸的資料。學完《軸對稱圖形》，建議學生到網上搜集軸對稱圖形??然后讓他們把尋找到的材料或者保存在自己的計算機里，或者記住所在的具體網址。最后在課上組織交流，學生借助網絡教學計算機，或者鏈接相關的網站，展示課前整理的課外數學知識，從而實現教育教學資源的補充、流動與共享。

網上沖浪式的自主搜索可以大大拓寬學生獲得信息的渠道，提高他們的認識能力，引領大家超越時空的限制去遨游超越純粹數學的知識海洋。同時又使單向 的教學活動多元化，機械的被動學習自主化，不平的教學關系民主化，于是，我們的課堂開始大了，活了，新了??

第三篇：韓國人口發展經驗與啟示

三：韓國人口發展的經驗與啟示

韓國人口發展經歷的過程、遇到的問題與我國比較相似。當前，我國人口計生工作正處在一個關鍵的發展時期，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長取得了巨大成績；另一方面人口素質、人口結構、人口分布等問題日益顯現，需要統籌解決好人口問題。

一是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和方法，從滿足群眾的生殖健康需求出發，以促進群眾生育、生產、生活質量提高為目標。韓國在生育調節、提高出生人口素質、開展各種生殖保健活動、疾病預防（寄生蟲防治）老年人福利幫助等方面，充分體現了人文為重的工作理念，把生育同生產、生活有機結合，實現互相促進、共同發展。

二是大力發展人口福利事業，善于運用經濟杠桿調節生育。韓國對生育的調節都是通過政府倡導、利益驅動、家庭計劃、社會服務來實現的。我國要穩定低生育水平，必須加大政府投入和政策推動力度，善于運用社會福利調動群眾自覺實行計劃生育的積極性。

三是堅持行政管理、技術服務、群眾組織“三位一體”的工作體制，不斷充實完善協會組織的工作職能。“三位一體”的工作體制是我國與韓國開展人口計生工作共同的成功經驗，充分發揮協會職能是人口計生工作發展的必然趨勢。

四是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問題，尤其要發揮醫療保健機構的作用。借鑒韓國的經驗，一方面要加大男女平等觀念的宣傳力度；另一方面要制定嚴格的法律法規，加大對非法鑒定胎兒性別、非法終止妊娠事件的處罰。韓國在解決這一問題過程中，衛生保健部門發揮了突出作用。我國醫療保健機構是由衛生部門實施管理，如何強化衛生部門在這方面的責任，加大其工作力度，是一個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同時，宣傳、教育、社會保障、婦聯等部門和組織也要加強配合，綜合協調，共同做好工作。

五是大力發展生殖健康事業，完善各級技術服務機構的功能。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生殖健康需求，提高群眾的生活、生命質量，是各級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機構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人口計生工作贏得人民群眾理解和支持的關鍵所在。

第四篇：美國網絡空間軍民融合的經驗與啟示

美國網絡空間軍民融合的經驗與啟示

美國是打造網絡空間軍事力量的始作俑者。從2009年率先建立網絡空間司令部，到2013年公開承認建有專司“進攻”任務的網絡戰部隊，從2011、2015年國防部接連發布兩份網絡空間戰略文件，到網絡安全國防預算持續攀升，美國的網軍建設始終是國際社會關注焦點。然而，這從來都不是美國國防部一家的單打獨斗，軍民融合始終是美網絡空間力量建設與運用的基本思路。可以說，美國網絡空間力量發展的關鍵詞是“融合”而非“建設”。借鑒美國在網絡空間軍民融合方面的做法與經驗，吸取其教訓與不足，走出有本國特色的軍民融合式網絡空間發展之路，將有助于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實現網絡實力的飛速躍升。

持續發布戰略文件實施頂層設計，“政府主導、體系統籌”是核心目標近年來，美國接連發布網絡空間戰略文件，強調將政府民事機構、軍事力量、私營企業、學術精英以及普通民眾等各種力量整合起來，實現多要素的體系融合，不僅指明了戰略方向，而且列出了具體的規劃與方案，成為美國網絡空間軍民融合的頂層設計。2001年，小布什政府發布第13231號行政令《信息時代的關鍵基礎設施保護》，宣布建立由國務卿、國防部長、司法部長、商務部長等組成的部委間機構，代表政府全面負責國家的信息安全工作，為軍事與民事機構合作奠定了機制保證。2008年，小布什政府又在“國家網絡空間安全綜合計劃”提出12項舉措，其中之一是基于國家安全局開發的技術、國土安全部與國防部配合實施“愛因斯坦3”項目，以有效防護聯邦政府網絡。2011年，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發布《可信網絡空間：聯邦網絡安全研發戰略規劃》，要求統籌運用國防部、國土安全部、能源部等軍事與民事部門下屬研究力量，依據各自優勢承擔不同的研發項目，實現網絡技術的新突破。2015年7月，奧巴馬頒布關于高性能計算機的總統令，要求國防部、能源部和國家科學基金會作為領導機構，聯合推進百萬兆級超級計算機的研發進度。美國國防部對于網絡空間軍民融合更是高度重視。2011年，美國國防部頒布首份《網絡空間行動戰略》，列舉了美國防部在網絡空間的五大戰略舉措，其中之一是要與其他政府部門、機構及私營企業合作，打造全政府網絡空間安全戰略,內容包括與國土安全部建立更密切的伙伴關系，以及基于創新、開放和信任激勵私營部門參與國防部網絡空間安全行動。2012年7月，國防部發布《云計算戰略》，明確提出打破軍用與民用之間的界限，運用成熟的商業技術推動云計算在軍隊中的廣泛運用。2015年4月，國防部發布新版《網絡空間戰略》，同樣提出要加強與美國政府民事機構的協調，以實現最大限度的信息共享、協調網絡行動、分享經驗教訓；鑒于“國防部在構建網絡、提供網絡空間安全服務和研發先進能力等方面都依賴于私營部門”，未來需進一步加強與私營企業的密切合作。而且，與舊版文件在國防大學公布不同，新戰略的發布地點選在網絡企業匯聚的硅谷。國防部長卡特在演講一開始便呼吁，商業界、民間和政府應建立“公開的伙伴關系”，包括重建五角大樓和奎地之間的“橋梁”，對借私企之力發展網絡空間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應當看到，以發布戰略文件的方式強調網絡空間軍民融合的重要性，不僅意在展示姿態，更是要確保政府在整合各類網絡力量過程中的主導地位。美國政府大力推行網絡安全政策，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們看到了互聯網蓬勃興起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希望將網絡主導權由民間收歸政府，期間觸發了一系列政治敏感問題。在緊急情況下歸私人公司所有的“關鍵基礎設施”能否由政府接管、總統能否下令限制或者關閉被攻破的政府機構或網絡的互聯網通訊等問題上，政府與民間形成了尖銳的對立。而斯諾登不斷曝料的監控丑聞，也使各網絡企業亟欲與美國政府、軍方“拉開距離”。以出臺戰略文件的方式引導和籌劃軍民融合，有助于軍事與民事機構形成合力，逐漸削減民間特別是私營企業“自行其事”的空間。

不斷推動軍地合作確保機構協同，“資源共享、能者多責”是主要標準隨著網絡在社會生活各領域的延伸，各個政府機構的管理職能也相應地延伸到網絡當中，導致相關部門越來越多，戰略重心不明、工作職能重疊、缺乏協調配合等問題日趨嚴重。特別是，以國家安全局和網絡空間司令部為代表的軍事機構，和以國土安全部為代表的民事機構，就誰應主導網絡空間展開了激烈的爭奪。2009年，隸屬白宮的網絡空間辦公室和隸屬戰略司令部的網絡空間司令部相繼成立后，美國基本確定了軍民兩分的基本模式，即在網絡空間辦公室協調下，國土安全部保護聯邦機構網絡即“.gov”的安全，網絡空間司令部和國家安全局保護軍事網絡即“.mil”的安全。同時，相關部門首腦均擺出合作姿態，宣稱將努力確保資源共享。時任美國防部副部長威廉·林恩、網絡空間司令部司令基思·亞歷山大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愿意運用軍事力量為民事機構提供支援，屆時軍事資源“將處于民事領導人控制之下，根據民事法律運用。”2010年10月，國防部和國土安全部領導人簽署諒解備忘錄，建立正式的伙伴關系，互派支援小組進駐對方機構，以整合軍政網絡空間安全手段，互通有無、協調合作。但是，這種看似簡單的切割與合作未能根本解決問題，軍地機構并未真正形成合力，各自為政、重復建設的事情仍時有發生。例如，2009年10月和11月，國家安全局、國土安全部分別建立了旨在整合網絡安全力量的新機構，彼此之間的職能嚴重重疊。“完美公民”項目旨在檢測電力網等關鍵基礎設施網絡及政府機構網絡是否受到攻擊，理應屬國土安全部職責，實施上卻由國家安全局負責。更有甚者，國防部組織的網絡力量，曾出于安全考慮，奉命摧毀由中央情報局建立的旨在吸引“圣戰者”的“密罐”網站，充分表明美政府上層缺乏協調，政策導向不清晰。軍隊與民事機構職責的重新理順，是由2015年4月國防部新版《網絡空間戰略》確定的。文件稱，國防部不僅要負責國防部網絡的安全，還要保衛國土和國家利益免受后果嚴重的網絡攻擊。這就意味著，軍事機構將在保護民用網絡空間資源和基礎設施方面發揮較大的作用，民事機構的權力則相應縮減。而其背后的原因，無非是技術資源的不對稱。在美國，最先進技術通常首先在國防科技領域應用，網絡空間與通信、電子偵察的密切關系，又使得以國家安全局為代表的軍隊情報機構，在網絡空間事務主導權的爭奪上具備了先天優勢。兼任網絡空間司令部司令的時任該局局長亞歷山大曾在國會上表示，該局掌管本領域最強大的技術專業力量，包括密碼、網絡接入和語言學人才，擁有網絡空間行動所需的所有要素。與之相比，國土安全部雖一度被賦予更大職權，但該部督察長理查德·斯奇諾卻不得不承認，他們“既缺少迫使其他聯邦機構按其建議行事的權利，也缺少能夠恰當執行任務的人員”。受此影響，雖然美國在傳統上高度警惕軍事力量在國內事務中的過度膨脹，但還是不得不依據“能者多責”標準，明確軍地機構的主導地位，理順協調關系。

高度關注公私合作善用民間力量，“需求牽引、利益驅動”是內在機理在美國，90％的網絡空間基礎設施歸私營部門所有和控制，核心網絡技術與設備主要由以“八大金剛”為代表的網絡私企掌控，大學和科研機構更是網絡人才匯聚的巨大寶庫。為充分利用這些民間的資源，美軍采取了多方面措施。美軍將多數網絡裝備的研發生產工作交由私營企業承擔。華盛頓郵報“美國最高機密”調查顯示，參與承擔美國網絡空間防務的私人承包商多達1930家，其中僅國防部總部就擁有291家承包商。洛克希德·馬丁、波音、諾斯羅普·格魯曼及雷聲等老牌軍工企業都有大規模的網絡相關產品與服務線，并直接參與到與網絡空間戰相關工作當中。國防高級研究規劃署的“X計劃”和“國家網絡靶場”項目等，都由多個私營企業分包。2015年，網絡空間司令部發布信息征詢書，在全源情報、網絡作戰、網絡規劃、網絡演訓等10余個領域公開招募承包商，以盡早完成構建133支網絡任務部隊。國防部長卡特也在2015年4月宣布“國防創新Ｘ部隊”計劃，表示將在硅谷設立辦事機構，開發尖端突破性技術，實現國防部與私營企業的更高層級融合。美國軍方還與私營企業合作，共同提升網絡安全水平。2011年，國防部發起“國防工業基地網絡導航”試點項目，為20個參與國防部網絡運營的公司提供平臺，使其能夠及時獲得網絡安全情報信息，各公司則借助這些情報與專業力量，保護他們為國防部運轉的網絡。在90天試運行期內，該項目便成功阻止了數百起網絡入侵行動。2012年5月，該項目向所有符合條件的國防工業基地公司開放。2015年10月，國防部首席信息官下達有關該項目的新指令，對如何實現信息共享做出了更詳盡的規定。據估計，目前已有近千家公司參與該項目。為加強協同，在組織開展“網絡暴風”、“網絡衛士”等網絡演練時，大量民事機構、網絡企業、學術界代表均與軍隊共同參與，以便通過實踐共同發現網絡威脅和網絡漏洞，提高應急響應能力。網絡空間作為人造環境，對人才的需求極其旺盛。美軍不僅在軍事院校開設網絡課程，還積極到地方延攬人才。例如，國家安全局在多個大學開設網絡課程，空軍研究實驗室網絡空間行動部每年為大學生提供為期10周的培訓，以培養更多的網絡戰人才。自1994年起，國防部就依據“企業職員項目”計劃，每年派出15-20名軍官到頂級商業公司工作約11個月時間，借用企業環境培養人才。2015年，國防部宣布將派駐時間增至2年，以確保這些軍官能夠在私營企業最大限度地汲取營養。在每年8月舉行的“黑帽”大會上，國家安全局局長及高級官員經常親臨現場，甚至公開發表演講，以招募民間高手入伍。新版《網絡空間戰略》還提出，國防部必須有能力從國內最好的網絡空間安全與信息技術公司當中借用技術專家，讓他們在國防部內發揮獨特的工程設計與分析作用。其實，經過多年發展，美國軍隊與私營部門之間形成了關系密切的軍工復合體，在網絡空間同樣如此。對于企業而言，與軍事機構建立密切關系，使他們能夠及時捕捉和準確把握軍事需求，在龐大的網絡產業訂單中分得一杯羹。對于軍隊而言，私營企業運營方式靈活，可以繞開軍事官僚機構固有的繁文縟節，技術裝備研發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在新興技術日新月異的網絡空間，這種優勢更顯重要。有統計表明，五角大樓開發新的計算機系統需要81個月時間，蘋果手機開發則僅需24個月。顯然，確保雙方合作長期有效運行的，不僅是機制、法規方面的保障，更是共同需求與利益的驅動。美國網絡空間軍民融合存在諸多顯著缺陷，負面效應發酵教訓值得警惕 當然，美國的網絡空間軍民融合并非無懈可擊，仍有諸多明顯的缺陷和難以克服的不足，負面效應一旦顯現極有可能持續發酵。從機構整合角度看，美國在前期設定的軍地機構職責劃分頻出問題，除資源上的不對稱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頂層領導機構缺乏足夠的權威。“網絡沙皇”職位創建6年來，多位就任者的資質、能力都相當過硬，但卻政績平平，根源在于職權過低。按照授權，這一職務的領導人只向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家經濟委員會負責，充當協調與顧問的角色，無法直接向總統匯報，也不能代表白宮直接掌管網絡空間安全事務的實質權利。頂層機構權力有限，直接導致軍、地機構爭斗不斷。雖然當前基本確定了軍事部門為主導的網絡防御模式，但最大的問題在于，擔負防御任務的網絡空間司令部同時兼負有網絡進攻職能，更有可能在遭受網絡攻擊后實施報復性反擊，或是在預期可能遭受網絡攻擊時就采取“預期自衛”行動，因判斷錯誤或意外事件引發網絡軍事沖突的風險明顯增大。而私營企業、軍事機構等組成的軍工復合體，雖然有助于以低成本提升美軍網絡戰斗力，代價也是巨大的。企業在制定決策時，最主要的參考指標是經濟利益而非國家需求。例如，他們不愿為提升網絡安全開列大筆預算，也不愿為了降低安全風險而改變全球組裝的生產供應模式，結果使美國不得不始終面對無法防范的“供應鏈風險”，即“某些軟硬件有可能在國外生產時被所在國政府借機添加惡意代碼”。國防部《網絡空間行動戰略》也指出，“國防部的許多關鍵功能和行動依賴于商用設施，包括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和全球供應鏈，但國防部無權直接對其采取可有效降低風險的措施。”將網絡裝備技術研發分包給私營承包商，對美國而言還有另一重風險，就是大量政府與軍隊之外的人員將有機會接觸到涉及網絡核心機密的信息，但他們的“忠誠度”顯然低于軍人和長期供職于軍事機構的文職人員，構成了所謂的“內部威脅者”。蘭德公司知名網絡專家馬丁·利比奇在2009為美國空軍撰寫的研究報告《網絡空間威懾與網絡空間戰》中指出，這些人技術嫻熟、深受信任、了解內情，一旦發生問題將構成嚴重威脅。聯想到2013年以來持續發酵的“棱鏡門事件”，曾供職于國防項目承包商博思·艾倫咨詢公司的斯諾登，正是這種所謂的“內在威脅者”。客觀而言，斯諾登揭露的大量材料顯然有力地抑制了美國肆無忌憚的全球網絡監控行徑，但從美國自身角度看，其謀求網絡空間霸權的行動因此遭受了嚴重的負面沖擊，所造成的影響幾乎是不可逆轉的。（本文刊登于《中國信息安全》2016年第8期）相關閱讀：

網絡安全軍民融合提升到戰略高度，加強頂層統籌規劃美國十分重視網絡安全領域軍民融合問題，將其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通過發布網絡安全戰略、強化網絡空間頂層領導和加強法律制度建設等，積極推進頂層謀劃。1.發布網絡安全戰略，上升為國家意志近年來，美國政府和國防部十分重視網絡空間軍民一體化發展，相繼發布了一系列文件，將網絡空間軍民融合上升為國家戰略，進行統籌考慮。早在小布什時期，美國頒布了《網絡空間安全國家戰略》，明確要求由國土安全部、國防部等22個軍地部門共同負責國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構建由國防部、司法部、商務部等預警系統組成的國家網絡安全反應系統；加強執法、國安、國防等部門之間的協調，共同應對網絡攻擊威脅。2011年美國國防部發布《網絡空間行動戰略》，在五大戰略倡議中，第三大戰略倡議就是要求國防部與其他政府部門、私營企業共同合作，打造“政府一盤棋”的網絡空間安全戰略。2012年3月奧巴馬政府公布了《大數據研究和發展倡議》，確立了基于大數據的信息網絡安全戰略，其國家創新戰略、國家安全戰略、國家產業發展戰略以及國家信息網絡安全戰略都以大數據為重要依托，要求國防部、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等6個政府部門和機構承擔相應任務，共同推動美國大數據技術發展。2015年4月，美國國防部新版《網絡空間戰略》再次強調，“國防部歷來從私人部門創新中獲益良多，它將繼續與私人部門展開緊密合作，借助商業化助力國防部網絡安全新理念”。新版戰略跨越了傳統的“軍民兩分”界限，軍事力量大量涌入民用關鍵基礎設施，把私營機構運營的網絡基礎設施納入到國防部保護的范疇，同時也提出加強與政府各部門間以及公私機構間的網絡安全信息共享等措施。2.強化網絡空間頂層領導，構建軍地網絡國防統一體制“9·11”事件后，美國已建立由總統關鍵基礎設施保護辦公室統籌協調，以國土安全部為中心，以國防部、商務部、行政管理和預算局等機構為補充的網絡信息安全組織體系，初步實現了軍地密切合作。奧巴馬上臺伊始就發布了《網絡空間評估政策》報告，要求加強網絡空間領域的頂層領導。2010年5月美國網絡司令部正式啟動，負責協調美軍不同軍種內部的網絡指揮部門。同時規定網絡司令部和國家安全局由一人領導，這種“雙帽”機制延續至今，既保障網絡司令部的網絡安全，又向其提供情報支持，還與國土安全部、司法部、聯邦調查局等部門開展了密切協作。與此同時，美國對軍事和民事之間的領導體制問題進行統籌協調，積極構建網絡國防的統一領導體制。在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辦公室下設主管網絡安全的安全事務助理辦公室，辦公室主任為網絡事務協調官，負責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體制下，協助總統協調統籌網絡安全事務。同時，將網絡國防劃分為三大領域：國土安全部負責國內網絡安全的防御與應急反應、網絡犯罪和網絡恐怖主義等；國防部負責國外的軍事網絡作戰、防御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進攻性網絡作戰；國家安全局支援國內與國外兩方面網絡作戰的網絡空間情報作戰業務。這三大塊業務由總統統一領導，按照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體制對涉及網絡空間的重大戰略與政策問題進行決策和部署。3.加強法律制度建設，為融合發展提供法律保障美國出臺的一系列網絡安全戰略，為網絡軍民融合發展提供了指導原則和遵循路徑。例如，2011年美國國務院發布的《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和國防部發布的《網絡空間行動戰略》，從宏觀視角對加強軍地協調、公私合作提出了總體規劃和戰略保障。在具體的法律法規方面，為實現軍地風險信息共享，眾議院一再推動《網絡情報共享與保護法案》的出臺；1993年美國頒布《國防授權法》，明確提出了軍事和民用工業基礎一體化建設的發展思路，推動了軍民兩用信息技術的研發；為健全完善信息技術軍民通用標準，美國積極推動技術和標準研發的《網絡安全研發法》的制定；在加強網絡基礎設施安全和網絡安全人才培養方面，美國不斷完善《國家網絡安全與關鍵基礎設施保護法案》和《網絡安全勞動力框架》等相關法律規則。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為適應信息技術帶來的新變革，美國對網絡安全和軍民融合的相關戰略和政策文件做出了相應的調整。例如，奧巴馬政府公布了《大數據研究和發展倡議》和《美國國防部云計算戰略》等，對于大數據條件下的網絡空間軍民融合起到了指導作用。

深化網絡空間多領域公私合作，實現軍民共建共享美國政府高度重視私人部門在網絡安全中的作用，并把強勁的公私合作關系當作美國網絡空間戰略的一項根本支柱。其網絡安全產業實行的是公私合作、軍民共建共享，這降低了公共成本、提高了運行效率，有助于美軍建立和維持制網權。1.積極拓展與私營企業的合作，大力加強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由于美國私營企業掌控大部分網絡基礎設施，美軍事行動對這些企業有很大依賴性，再加上網絡空間的非對稱性特點，美國軍方無法依靠自身實力對網絡實現絕對控制。因此，私營企業在美國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中的作用舉足輕重。美積極拓展與私營企業的合作，主要體現在：一方面，軍民共建信息基礎設施。美國依托國家信息基礎設施，采用租用地方網絡和自建軍用網絡相結合的方式，構建國防信息基礎設施，軍民共同打造堅固的網絡空間，支撐國家和軍隊發展需求。從1978年到1994年美國建成了由24顆衛星構成的GPS導航信息系統。該系統在優先為軍隊的艦艇、飛機等武器平臺提供導航定位信息服務，協助武器系統實現信息化條件下的精確打擊的同時，也為美國乃至全世界提供民用信息導航服務。2001 年９月，美國開始建設軍民兼容的第二代國防信息基礎設施——全球信息柵格。該信息基礎設施體系由軍隊自建和租借地方的各類通信與計算機系統組成，可為聯合部隊、盟國和非國防部用戶同時提供系統接口。全球信息柵格80%采用的是民用技術和產品，商業公司承擔了95%以上的傳輸業務。另一方面，多數網絡安全防務和網絡裝備技術研發由私人企業承擔。這些私人企業既包括洛克希德·馬丁和雷神等傳統軍工企業，還包括賽克鐵門和邁克菲等專業的網絡公司，以及IBM、惠普、微軟等信息產業巨頭。IBM公司為美空軍構建“云端計算機網絡系統”，利用云計算技術對美空軍9個指揮中心和100座軍事基地網絡基礎設施進行整合；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聯合其他分包商，為美國陸軍提供地面網絡通信和傳輸系統；惠普聯合企業網絡合作伙伴（包括AT&T、IBM、洛克希德·馬丁、諾斯羅普·格魯曼等公司）為美國海軍主干網絡安全和運行提供保障；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將包括“X計劃”在內的多個網絡領域研發合同授予雷神公司推動和負責。2.構建網絡信息共享機制，實現軍民信息和資源共享網絡安全軍民融合的關鍵是信息資源的共享。網絡安全發展態勢常常瞬息萬變，信息監測、威脅預警、態勢感知都需要實時有效的共享和交換機制，而軍事和民用信息資源的互通共用能夠更有效地推進網絡安全的全維度、全天候防御。由此，美國軍方十分重視互聯網企業擁有巨大的技術優勢，這種優勢與美國軍事情報機構的需求相互結合，成為美軍建立和維持制網權的主要依托。2015年奧巴馬簽署一份總統令，計劃新建信息共享與分析組織，以實施私營企業和國家部門間的分類式信息共享。之后，美國成立了網絡威脅情報整合中心，實現國家情報總監、國土安全部、國防部和司法部之間的信息分享。當前，美國軍方授權一些重要的信息產業公司可以接觸軍方機密信息，這些公司也被納入軍事情報系統。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軍方通過法律手段、秘密監控和行政措施，使得美國的一些互聯網和電信企業成為情報合作的伙伴。國家安全局通過在這些企業的服務器中增設過濾器、在軟件中預留后門，以及擁有破解加密信息的密鑰來掌控網絡空間流動的信息。例如，微軟、谷歌、麥克菲等大型互聯網技術公司根據承包合同要求，在公開其新發現的系統漏洞之前事先通知美國國家安全局，從而使后者可以利用這種優先知情權實施網絡入侵。美國軍方還通過加強與科研機構的合作來促進自身網絡行動能力的提高。2013年美國國家安全局和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合作建設分析科學實驗室(LAS)。該實驗室主要通過匯集來自政府、學界和企業界的先進理念來對大數據進行分析。安全局的研究主任將擔任領導來組織實驗室的項目。美國國防部希望通過合作來解決外國信號情報和信息安全方面的挑戰，從而使美國在情報處理領域更有優勢。3.軍民共建“網絡靶場”，利用軍演提升整體網絡安全能力“國家網絡靶場”由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應國會要求組建，為美國防部模擬真實的網絡攻防作戰提供虛擬環境。該項目主要由私營企業負責建造和提供技術保障，軍方投資并應用。第一階段的概念初步設計由BAE系統、通用動力、諾斯羅普·格魯曼、科學應用國際等7家公司承建，第二階段建立并交付靶場原型機，分別由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仿真訓練與支持分部負責。國家網絡靶場是一種測試軍民涉密與非涉密網絡項目的國家資源，具有三個軍民共用的特點：在行業領域，國家網絡靶場涵蓋政府、國防、金融、電信、工業等領域，以滿足其網絡空間基礎設施安全體系建設與科研試驗需求；在任務領域，國家網絡靶場通過頂層設計與體系建設，完成了軍隊和民用網絡空間安全體系規劃、測試評估、人才教育培養等任務；在應用領域，國家網絡靶場可為軍民各類用戶提供一系列網絡化聯合應用，包括支撐國家基礎設施安全防護體系建設、自主可控軟硬件安全性測試等。另外，美國十分重視網絡演習中軍民聯合協作、多種力量運用等。例如，“網絡風暴”演習是美國國土安全部每兩年組織一次的跨部門演習，每次演習，國防部、國家安全局等都作為核心部門參加，思科、微軟等數十家企業也積極參與。此外，國防部與國土安全部、聯邦調查局以及一些私營公司還組織開展了“網絡衛士”、“網絡拂曉”等演習。通過這些軍演，美國國防部檢驗了網絡軍民配合的實戰效果，提高了軍地在信息共享、態勢感知程度和決策過程等方面的磨合。

依托社會資源共育人才，加強網絡空間力量建設與傳統陸海空天作戰領域不同，網路作戰力量主體在民間，網絡技術人才也主要來自民間。因此，美國通過地方招募、軍地培養等方式，加強網絡空間的力量建設及網絡作戰資源的軍事集成。1.公開招募地方網絡專業人才，入列美國網軍隊伍美國為了鼓勵和吸引民間安全人才參與國家網絡安全建設，專門撥出經費進行招募，將世界頂級電腦專家和“黑客”充實到軍隊，提升網絡攻防能力。2002年，美國招募頂級電腦專家和黑客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黑客部隊”——“網絡戰聯合功能司令部”。美軍網絡司令部組建后，各軍種也成立相應的機構并招募了大量民間人員，如美國空軍網絡司令部第24航空隊由3339名軍人、2975名文職人員、1364名承包商雇員等組成。美國海軍網絡司令部中20%為非軍人。2012年時任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和美軍網絡司令部司令基斯·亞歷山大參加了世界黑客大會DEFCON并做了主題演講，號召民間黑客和安全公司與政府合作，之后美國國家安全局開始借助RSA、BlackHat和DEFCON等國際性安全會議大肆招募安全人才。美國防部還推出網絡快速追蹤計劃，以簽訂商業合同的方式，讓網絡攻防技能出色的小企業和個人參與短期項目，從而將民間網絡力量，特別是學生電腦奇才納入網絡人才隊伍。2015年4月，美國防部表示，正在尋找新的途徑，吸引技術人才到軍隊和國防部工作。這些途徑包括在加利福尼亞硅谷等地進行招聘，以加強國民警衛隊和預備役網絡力量等。另外，美國軍事安全機構與網絡安全公司等私人部門存在著公開、頻繁和暢通的人員流動，這種“旋轉門”機制把公共部門的網絡安全需求與私人部門的人力資源優勢巧妙結合起來，成為美軍網絡人才重要來源。2.實施精英人才培養戰略，軍地共同培養網絡人才美國在制定相應網絡安全戰略的同時，也制定并實施了全面的網絡安全人才尤其是精英人才的培養戰略，從2004年開始，美國國土安全部就與美國國安局（NSA）的“信息保障司”（IAD）合作實施了“國家學術精英中心”計劃。2011年9月，美國土安全部和人力資源辦公室牽頭提出《網絡安全人才隊伍框架（草案）》，明確了網絡安全專業領域的定義、任務及人員應具備的“知識、技能、能力”，對開展網絡安全專業學歷教育、職業培訓和專業化人才隊伍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2014 年美國啟動“國防部長公司研究員計劃”，將15到20名國防部負責網絡戰的軍官安排到科技公司工作一年，然后回到國防部工作，以提升軍隊網絡能力。2015年4月，美國國防部將該計劃培訓時間的延長一年，變為兩年制，一年在地方網絡公司培訓，一年在軍隊實習，通過軍民合作，共同培養全面的網絡戰人才。美國還積極加強軍民院校交流合作。美國國防部與國內近2000 所高等院校簽訂有軍事科研合同，地方院校不僅承擔了美軍 60% 的基礎研究項目和部分信息技術開發項目，還為美軍培養儲備了大批網絡安全和信息技術人才。另外，從 2012 年起，美國防部采取獎學金資助的方式，將全美 145 所高校納入到“網絡戰士”培養體系。可以看出，美國網絡安全領域軍民融合是可供我們參考的典型案例，其統一的戰略部署、完整的體制機制、成熟的公私合作以及人才培養模式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這有助于我國加速推進網絡安全和信息化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本文刊登于《中國信息安全》2016年第8期）

第五篇：香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經驗與啟示

前段時間，組織安排我參加省政府在香港金融管理學院舉辦的現代服務業領導干部培訓班。兩周的學習培訓，不僅系統學習和了解了現代服務業的新知識、新模式，而且親身感受到了香港發展現代服務業的理念和氛圍，增長了知識，開闊了眼界，拓寬了思路，特別是香港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的思路和做法，對我市發展服務業有許多可資借鑒之處。

一、香港服務業發展概況

香港特別行政區總面積1104平方公里，人口680萬，是亞太區最重要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信息服務樞紐之一，是跨國公司云集的地區總部。目前，香港服務業主要包括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運輸、倉庫及通信業，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金融服務、貿易和物流、旅游、專業服務成為香港服務業的四大支柱產業，服務業就業人數占全部就業人數的90%以上。

二、香港服務業發展的理念和策略

（一）發展理念

香港政府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及開放性發展理念。多年致力于人才、教育、市場制度和監管等營商環境的優化，降低政府公共服務、社會誠信等帶來的社會交易成本，努力營造公開的商業環境和開明的經濟政策，進行適度的監管，提供公正的法律制度。政府從中介、碼頭、金融等領域退出，為民間資本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政府對服務業持開放性態度，鼓勵對內、對外的開放。近年來，香港政府不斷加大對服務業的推廣，1997年成立推廣服務業策略小組、投資推廣署、旅游發展署、香港貿發局等部門，每年都對有關的行業進行宣傳。

（二）發展策略

香港政府在產業發展鏈條上努力成為每一環節的參與者和支持者，從城市整體的產業規劃、運行基礎建設，到吸引企業進來、幫助企業運營生產，再到產品推廣和運銷，所有的環節都可以有相應的政府部門積極參與負責，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功能強大的產業孵化鏈（規劃-基礎建設-招商-服務-推廣）。

1、系統的規劃、整體的發展。香港政府十分注重產業整體布局的合理性和互補性，強調產業資源的集聚度、輻射能力、融合和互補。如在建迪斯尼過程中，評估了對海洋公園的影響，并于迪斯尼開業后緊接著對海洋公園進行重新規劃，使兩者成為互補，以提升旅游業整體的競爭力。

2、鼓勵私營機構參與政府規劃項目。香港政府非常注重進行公眾咨詢，吸引公眾和社會各類機構的參與政府規劃項目。如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規劃階段，政府舉行了發展計劃概念規劃比賽，從中選定一些設計方案。

3、注重營造產業的軟性基礎。香港政府十分注重產業孵化所需的文化、人才、經營環境等產業發展的軟性基礎，大力培養、引進、重視服務業專門人才，開拓市場空間，促進產業的升級。

4、用服務招商。為了吸引企業入住園區，香港除了租金和國民待遇等方面政策外，還配備公共高科技研發設計和專業技術人員。如數碼港建立了人體動作捕捉室，可以同時容納四組團隊進行人體掃描、動作捕捉工作，入住的公司只要需要，提出申請，便可以用低廉的租金使用這些儀器。

5、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努力營造公開的商業環境和開明的經濟政策，進行適度監管，提供公正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資訊服務，不僅降低了流通成本，也極大地降低了包括政府公共服務、社會的誠信等在內的交易成本。

6、注重產業推廣。1996年香港開始成立服務業推廣策略小組，2001年成立“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2002年推出1億港元的“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在貿發局成立服務業拓展部等。政府各部門頻繁參加各種國際活動、舉辦巡回推介活動、簽訂國際合作協議。

7、引導產業集聚發展。香港政府結合整個城市的經濟活動和產業分布情況，規劃建設

金融中心、旅游及網絡樞紐、消閑花園和水上游樂中心、通往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貨運門廊和科技中心五大功能區，在此基礎上，加大政府引導力度，規劃、重建和新建香港數碼港、科技園、迪士尼樂園、大嶼山物流園等一批服務業大項目，促進產業集聚發展。集聚區發展過程中，堅持綜合發展理念，注重經濟、社會、環境三者的協調平衡及歷史、自然和商業的結合，推動可持續發展和產業資源的集聚度。

三、香港現代服務業發展對我市服務業發展的啟示

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香港現代服務業能夠快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們先進的理念和機制。我市擁有泰山這一獨特的旅游資源優勢，而且交通便利，科技教育發達，市場發育好，基礎設施完善，完全具備服務業大發展的有利條件和堅實基礎。只要我們堅持解放思想，拓寬思路，以新觀念、新思路、新舉措去謀劃、去發展，就一定能實現我市服務業的大發展、大繁榮。

二要進一步優化服務業發展環境。香港中西經濟文化交融，開放是香港服務業發展的最大優勢，世界各國的貨物可自由出入，投資手續簡便，開辦企業門檻低，配套服務完善，商業環境公平，經濟政策開明，特別是政府對市場進行適度的監管，為服務業發展提供了很好的人才等配套支持，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結合我市實際，要進一步優化政策環境，健全完善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政策體系。要在投融資、稅收、信貸、土地等方面采取更加積極的優惠扶持政策，引導社會資金加大對現代服務業的投入，進一步減輕服務業企業的稅費負擔，降低信貸門檻，增加資金投放。要進一步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加強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和監督檢查，依法清理和規范收費項目。要改革體制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要理順服務業管理體制，形成政府領導、部門配合、分工協作的工作新機制，形成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合力。要加大現代服務業的招商引資力度,注重引進國際先進的服務理念、服務方式和市場規范、行業管理經驗。要創新管理營造良好的服務環境，進一步增強服務意識，創新服務理念，改進服務方式，提高服務效率。要做好對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宣傳引導工作，在全社會營造關心、參與、支持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濃厚氛圍。

三要進一步加快培養、引進和使用現代服務業發展急需的專業人才。現代服務業專業人才的規模和質量是現代服務業持續發展的核心因素。近20年來香港從世界各地引進各類人才，會計師、律師、建筑師、規劃師、評估師等10大專業團體的專業人員形成團體效應，僅會計師就有2.6萬人，金融業雇員達到18萬人，約占香港本地總工作人口的5.3％。我市現代服務業人才整體素質偏低，尤其是領軍型、管理型、創新型、高技能型人才嚴重不足。現代物流、國際商務、中介咨詢、信息服務等知識密集型的高端服務業專業人才十分匱乏。今后，我們必須進一步強化人才支撐，把現代服務業人才的培養、引進和使用擺到重要位置。四要進一步轉變職能加強監管。香港政府一般不通過經濟或行政手段直接干預服務貿易市場，而是對其進行法制化管理，并通過許多半官方和非官方的行業協會、同業組織引導和監督服務業進行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針對我市服務業管理體制和機制不夠合理的實際,今后，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改進服務業管理方式,發揮好政府規劃、服務、協調、監督作用,提高管理效能。要盡快建立起政事職責分開、法人地位明確、單位自主運營、政府依法管理的新體制，形成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的服務業發展新機制。加快服務產品標準化體系建設，制訂一批急需的服務業地方標準，不斷擴大服務業標準覆蓋范圍。要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在維護市場秩序、加強行業自律、制定行業標準、交流行業信息、溝通政企關系等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