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萬歷十五年作業

我讀《萬歷十五年》

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早年輾轉于求學、從軍之途，其后赴美研習歷史，主張要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他的《萬歷十五年》一書，作為一部成功的歷史學著作，出版20余年來多次刊行而不衰，其讀者面也早已不限于史學界，這實在是一件值得史學工作者們思考的事情。讀《萬歷十五年》后，從歷史觀與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可以總結如下：

一、更趨精細的歷史觀

歷史現象是非常復雜的，許多只能從最隱微處去察知，思想史研究尤然。史家應將那些名不見經傳，但多少在歷史上留下痕跡的“小人物”的研究納入研究者的視野，追溯其獨特的生存狀態和回應近代挑戰的獨特方式，使歷史圖像的構成呈現出豐姿多彩、復雜多樣的本態。這種趨于更為仔細的觀察和更為精致的描繪的史觀，關注在豐富史實基礎上對歷史細節的重建，以最終達到歷史真相之再現。

黃仁宇關注到萬歷十五年，其實這一年大明王朝并沒有發生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所以不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但在這一年發生的許多瑣細小事，卻如大風起于青萍之末一般成為帝國走向崩潰的前兆。元輔張居正已去世五年，海瑞在這一年也故去了，一代名將戚繼光也在年底歿了，時年29歲的努爾哈赤在東北崛起了。從歷史的細微末節入手，而又擺脫具體歷史事件的束縛，找尋更為準確的歷史時代特征。如通過選擇最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來表現一個朝代的主要特征在對于人物歷史活動的敘述中，他強調將人物與歷史大背景結合起來，且不放過人物的個性特征，從而使那些本來被史學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現于讀者面前。

二、長程的大歷史觀

從“大歷史”觀出發，注重對長時段歷史的考察，時下已不再只是一種觀念，而且已外化為具體的史學實踐。長程大歷史觀的一個長處，便是能夠在較大的時空范圍內梳理歷史發展的脈絡，揭示歷史表象之下更深層次的運動，從而進入所謂“總體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比如，對社會結構史的研究就是如此。社會結構是社會各要素之間相對穩定的關系架構，是龐大復雜的社會的存在方式，它的演變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是社會的整體性、根本性的變遷。其相對穩定性和整體性，要求由過去偏重短時段的研究，演進為重視長時段的研究。在世紀交替、中國社會現代轉型正加速推進的今天，如何做到“通古今之辨”，重視對長期歷史演變和社會結構轉型規律性研究，重視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連續性，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同時對吸收先進的史學思想，構筑跨世紀的新型史觀亦極具提示意義。一如布羅代爾所說：“對歷史學家來說，接收長時段意味著改變作風、立場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觀點去認識社會。”

黃仁宇的學術特點在于對歷史的宏觀把握，雖然從一人一事入手，從一個年份說起，所要說明的卻是一個時代的歷史，甚至是整個中國歷史的關鍵所在。明萬歷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國歷史上原本是極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該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物為中心，抽絲剝繭，梳理了中國傳統社會管理層面存在的種種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涉取的經驗和教訓。

作者黃仁宇以這樣一段悲愴的文字結束了全書：“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1587年，是為萬歷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里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歷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三、總體的歷史觀

概而言之，是從單一的王朝史、政治史向文化史、經濟史和社會史等“綜合”的歷史發展。作為范式的“總體史”可以視為史學研究的方法，它主張對歷史進行“全景式”或“全輻式”的把握。總體史固然強調宏觀的、綜合的、長時段的研究，具有“大歷史”的特征，但它卻并不排斥微觀的、具體的歷史研究，而常以微觀、具體的歷史研究作為其載體，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小中有大、以小見大，把握和審視是宏觀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觀的，將宏觀歷史研究和微觀歷史研究、長時段研究與短時段研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一種新的史學風格。

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一書描述了萬歷皇帝的荒怠，聯系到萬歷皇帝與文官群體在“立儲之爭”觀念上的對抗。怠政則是萬歷皇帝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在這本書中，我們也讀到戚繼光、張居正、海瑞、申時行、李贄等人的一些行為舉止，給歷史留下的影響，更可看出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雖說國泰民安，海瑞仍敢于在一封公開奏折里批評嘉靖皇帝“虛榮、殘忍、自私、多疑、愚蠢”，這需要大無畏的勇氣，以及知識賦予的獨立人格。

《萬歷十五年》中，作者論述了許多有關國家興亡的問題：張居正試圖搞經濟體制改革，申時行試圖建立和諧社會，海瑞試圖保持執政意識形態集團先進性，戚繼光試圖實現國防現代化，而他們全部失敗了。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賴以生存的體制，是一個要求單純，固定，永不變更的體制，這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體制，以一個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為基礎，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穩定、王位的安全是這種體制著眼的重點。一切行為的最后準則是意識形態所衍生出的一整套體系，以思想行動上的一致來保證整個體制可以依靠簡單的一腔熱血與幾點原則就可以運作，這樣的體制只能要求單一化，平均化，同質化，只能有單純的思想，而絕不能出現脫離終極意識形態，甚至懷疑這一意識形態的行為出現，這也就直接引致了李贄的悲劇。意識形態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計較個人私利，講求奉獻和犧牲，鄙夷物質利益。這樣，官員們過簡單樸素的生活也成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補助著體制上的欠周全。

黃仁宇對中國明代歷史的分析確有獨到之處，也讓人感覺到很客觀，他的寫作風格即注重分析，又在關鍵之處予以小結，他分析問題的眼光既戴上了“顯微鏡的眼光”，又同時具有“望遠鏡的觀點”。

黃仁宇認為當日的萬歷年間即1587年時，看似盛世的明朝已到了山已窮水更盡的絕地。原因除了貪污腐敗等通病外，有明一代以“道德”代替“法制”到了頂峰，上自萬歷下達百姓都以四書五經中的道德層面進行標榜，是“道德制度”的原因導致龐大的帝國運轉不靈病入膏肓。而長期以來被世人唾棄的萬歷在書中是一個受制于制度以至于最終“叛逆”的“悲劇人物”，張居正更是義無反顧又為人詬病的“夸父”形象。兩袖清風萬世師表的海瑞其實是“古怪的模范”；李贄在困惑逃避中自殺，戚繼光英雄一世所向披靡卻落的個晚景凄涼且被結發悍妻“拋棄”，首輔申時行執著于中庸之道協調于上下之間卻落得遺憾而歸；“失敗的大合集”中折射出作者的冷靜剖析——從“技術”而非“道德”的角度思考歷史，歷史當是另一番模樣。

長時段的“大歷史觀”與“總體史觀”總是連在一起的。布洛赫曾說過，“唯有總體的歷史，才是真歷史”。年鑒學派的另一代表勒高夫亦認為，“新史學所表現的是整體的、總體的歷史”。無論中西，現代史**流都是以‘總體史’為指歸，‘總體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們所能預見到新史學的根本范式。

四、中國傳統史觀書寫的描述方法運用。宏觀史觀與歷史

敘事

就是通過例子與故事來展現歷史的情態。這些例子不但聞所未聞，而且完全顛覆了我們一般在影視作品或者文學作品當中所見到的歷史。在這里歷史總是很有趣甚至是幽默甚至是不可能，根本不像是真的歷史，倒像是作者杜撰的小說。比如戚繼光也會向張居正行賄，首輔申時行因為一時的妥協放過了剿滅皇太極的機會導致后來的明朝被皇太極所滅，萬歷皇帝和當時的朝臣是對立的兩派，最驚訝的莫過于當時倭寇的入侵并非單純的外敵入侵，而是由于萬歷皇帝關閉了當時的海關大門，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致使原來沿海經貿比較發達的對外貿易關系受到重創，農民不堪其苦便紛紛聯合海盜里應外合反抗朝廷，萬歷皇帝的這一舉措最嚴重的后果就是導致了本來已經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又被消滅了。這些都跟一般歷史書上的記載和坊間流傳的完全相反，但從作者對這些看似小說里才會出現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讓我們找到史料上的出處，這些例子的確都是有文獻記載的真實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看了《萬歷十五年》會讓人有一種茅塞頓開的感覺，歷史原來是這么的有趣和幽默，一切的偶然和巧合又是那么的合乎邏輯。

《萬歷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許多重大的宮廷斗爭，幾乎都是由一些瑣屑的禮儀事件而引起。比如在《萬歷十五年》中，身居要職、輔佐皇帝治理天下的一代名相張居正，1577年其父去世引發了一場激烈的交鋒。這場交鋒本質上是政治性的，然而形式上卻是禮儀性的。張居正的政敵要求他應當遵從四書所說父母三年之喪的原則，去職丁憂。然而年幼的皇帝需要他的輔佐，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考慮必須使他留任。然而在“禮”的規定面前，這一切理由都是蒼白的，最后皇帝為了使他留在身邊，不得不援引先例特許“奪情”慰留。

“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則是另一方面的例子，他可謂典型的儒家原教旨主義者，三次罷官，固然有剛直不阿得罪權貴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不切實際僵硬保守的執政風格也招致天怒人怨。他的思想表現出典型儒家的道德本位與平均主義特點，卻缺乏法治社會的“正義”概念：“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他不能理解明清之際江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生和發展，將之視為“刁風”而大力扼制。只是礙于他的“清廉” 名聲，朝廷才不得不勉強授予他個把閑職。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對于一個人的升遷去留，更重要的是他對儒教倫理規范及其禮儀遵守得如何，而不是他工作的實際成效。

黃仁宇先生是史學界的大師，致學于哈佛學派和劍橋學派之間。他的“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從而高瞻遠矚地考察中國歷史的“大歷史”觀，在史學界影響深遠。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謹嚴之基本原則下，同時又能讓大眾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歷史不再被識為畏途、不再是幾個歷史學家齋中之物。按現代大史家錢穆先生之不知一國之史則不配作一國之國民以觀之，則黃仁宇先生之欲樹國民歷史性格功不可沒。他的作品值得一讀。參考文獻：

1、何兆武、陳啟能．當代西方史學理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2、章開沅．參與的史學與史學的參與論綱[J]．江漢論壇, 2001,1．

3、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M].張和聲、程郁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

4、勒高夫等.新史學[M].姚蒙編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5、黃仁宇.萬歷十五年[M]．北京：中華書局，1982.6、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第二篇：文學評論 萬歷十五年

文學評論 《萬歷十五年》

明史曾經是共和國第一位領袖毛澤東研究最多、批注最多的一部書。于是那些年明史研究風起云涌。而 《萬歷十五年》是明史研究中占有獨特地位的一部書。

對于萬歷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朝，毛主席對萬歷皇帝也有所評價，毛主席曾經評價道：“他10歲登基，這個人長大了，酒色財氣都好，極度奢侈腐敗，長期荒政。他是明亡的種子，是個無道昏君。他當了48年皇帝，是明朝當皇帝年頭最長的一個，也是失民心最嚴重的一個。”毛主席的一席話，真的是令人深思啊。

清代史學家孟森認為，明朝表面上亡于崇禎，實質上卻亡于比崇禎早幾十年的萬歷皇帝；歷史學家黃仁宇甚至為明朝的滅亡做了精確額時間判斷，萬歷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就是在萬歷皇帝的手中，明王朝開始發生癌變，并導致最后的死亡。以皇帝的身份消極怠工，萬歷是一個空前絕后的例外，三十年來萬歷不上朝，不和大臣見面，甚至對于官員的奏章不加理睬。除了1588年到定陵看了一下自己的墳墓外，萬歷居然沒有離開紫禁城一步。萬歷四十八年，明朝在位時間最長，工作最為懶惰的皇帝萬歷終于一命嗚呼，他給繼承者們留下了一個千瘡百孔的江山凋敝、吏治腐敗的爛攤子。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是一部明史研究專著。他是選取了《萬歷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這樣一個無意義的年份為時間點，選取了萬歷皇帝、張居正等七位人物為切入點，表現了山雨欲來之前的危險平靜。首次以大歷史觀分析了明代社會之癥結。可以說它是一本給人啟示良多的一本書。這本書，融會貫通了黃黃仁宇先生數十年的治學成果，人生的經驗和對明代朝廷政治的深刻認識，以“大歷史觀”，深刻地分析了明代社會之癥結，朝廷中的矛盾。黃仁宇所使用的寫作手法，除他自述的“大歷史觀”下的年鑒寫法外，我更愿意將其理解為一種紀傳體史料寫作。因為畢竟是通過六個典型人物來梳理本朝的歷史和事件脈絡的。皇帝、首輔、高級將領、文官和思想家，是萬歷王朝上層階級的主要類別，充滿了整個朝野，折射了整個社會的陰陽兩面。

總之，萬歷十五年表面上是平靜無事的一年，但其實能夠從這一年的切片里面看到整個中國歷史的問題。所以黃仁宇就說這本書雖然講的是一年的故事，但其實他要講的是中國失敗總記錄。

黃仁宇先生認為：“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個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書名雖為《萬歷十五年》，寫的卻是整個明朝的興衰，黃仁宇先生在書中展現給讀者的是與以往任何一本歷史書中，都沒見過的忠臣、清官不同的海瑞和首府張居正等六個歷史人物。作者選擇了此朝的幾位代表人物：清官海瑞，名將戚繼光以及哲學家李贄為典型，從這些人的性格與經歷著手，再次強化了道德法律之爭的主題。

大歷史觀強調背景和事件發生的眾多原因的聯系和因果關系。我們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發生是諸多原因積累的結果，但卻無法去剖析給出令人滿意的認識方法。黃仁宇先生運用高超的邏輯技巧，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恍然大悟的必然結果是如何產生的。

萬歷十五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1587年，是萬歷皇帝執政的第十五個年頭，這一年，在中國歷史上原本是極其普通的年份。當年，在明朝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系因果，應成為歷史研究的重點。黃先生以發生在萬歷十五年前后的歷史事件及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六位主要人物為中心，抽絲剝繭，梳理了中國傳統社會管理層面存在的種種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汲取的經驗和教訓。

特點：

不同于以往歷史學術著作的枯燥，黃先生以類似于小說的獨特的寫作方式，有趣又不乏深刻，是極佳的歷史入門書。

大家之作。作者黃仁宇，美籍華人，抗日戰爭爆發后，黃仁宇輟學參軍，1943年加入駐印遠征軍，任新一軍上尉參謀。后赴美求學，密歇根大學歷史博士，以歷史學家、中國歷史明史專家，大歷史觀的倡導者而為世人所知。

語言流暢，文字功力深厚。《萬歷十五年》由黃仁宇先生所著，最初用英文寫作，后由黃先生本人譯為中文版本，又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沈玉成先生修改潤色。用詞恰當，成語典故信手拈來，描寫語言極具畫面感，給讀者以閱讀享受。

明朝的衰落與貪腐有關系嗎？ 黃仁宇先生在書中一語貫之的觀點是帝制中國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們往往憑借私人關系來彌補制度中的不足。這其實就是中國人講究人情的背景所在。讀這本書，對領導會有很大啟示。組織學上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組織越是龐大。將不可避免遭遇組織絕癥。表現之一就是對環境的過度適應而導致無法應變。很明顯，如果吧明王朝當作一個組織的話。在它開國時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將云集，各個能發揮才干，而到了明后期，越來越壓抑人的欲望。文臣政治越來越爛熟，最終導致了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異族的興起。

《萬歷十五年》寫海瑞的這一章，尤為精彩，十分深刻，挖掘了海瑞悲劇一生的思想和時代根源。書中有一句充滿哲理且十分優美的話：“富有詩意的哲學家說，生命不過是一種想象，這種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讀過這段話，我想到《思想錄》的作者帕斯卡爾說過的那段為許多人所傾倒的話:“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也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我們的全部尊嚴在于思想。由于思想，人囊括宇宙。思想形成人的偉大。”思想，每個活著的人，都在進行著，只不過思想的內容，深度和廣度不同而已。《萬歷十五年》就是黃仁宇思想的結晶。

黃仁宇先生是一個治學嚴謹的學者，在《萬歷十五年》寫作過程中，參閱一百二多種資料，對書中的引文，作了一百一十多個注釋。

當然，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讀法，相信每一個人都能讀出自己的《萬歷十五年》。

第三篇：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萬歷十五年（1584）讀書筆記

個人主要看法和觀點 讀后主要困惑和問題

數年前，曾收到過一本母親的朋友贈送的《萬歷十五年》，當時將它作為一本故事書囫圇讀完，只覺文筆優美流暢，內容引人入勝，并沒有太深的感受。如今，在作業要求的泛讀書目中看到這本書，重新翻開，細細品讀，感覺到的是蘊藉其中的是對于歷史直切要害的剖析。全書從五種人物的角度出發，以萬歷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為點，來深度剖析當時的政治制度，試圖從制度角度來說明明朝的衰亡，這種衰亡是可悲的，亦是咎由自取的。

張居正：生前身后兩重天

萬歷十三年（即1582年），萬歷皇帝最為倚重的元輔張居正去世，這位半生力求改革、權傾朝野的首輔大臣不會想到，在他死后不到半年（1582年年底）他便被蓋棺定論為結黨營私、妄圖把持朝廷大政，居心否則的佞臣，隨后張家被抄，其親屬被奪官流放。

一個厲行改革的首輔大臣，曾一度掌管著舉國的決策大權，卻淪落至此，子孫都不得保全，不禁令人唏噓。由于王朝制度的不健全，判人對錯皆以道德和禮法代替法律和制度張居正提倡厲行節約，自身作風卻不儉約，成為最后百官彈劾他的主要著眼點，以至于磨滅了他身前所有的功績，而將其一生涂污。然而，事后張家追繳的家財相加總共僅十余萬兩白銀之數，這對于一個眾大臣所言的“欺君毒民、賣官鬻（yu）爵”的“大奸之臣”應有的家產出入甚大。這其中暴露出輿情的局限性與極端性，所謂“倒張”，聲張者也僅僅是為自己的爵祿著想，而非出自對王朝的忠誠。

這是封建社會的毒瘤之一，每個人，無論官階多高，只要衣食住行說中任何一點存在著污點，他/她便可能成為其他人攻訐的對象。甚至于，哪怕你一生未走錯過，只要有一群人足以形成強大的輿論氛圍，也便可以使你“死無葬身之地”，開棺戮尸之舉見諸史文。

中國人向來推崇的中庸之道，部分原因也自于此。“樹大招風，風必折之”，統治者難以容忍有臣子的地位威脅到其地位，同僚也不會允許存在著一個時時刻刻能威脅到自身利益的官員的存在。以道德替代法律，也是這種恐慌的根源，一旦一個人位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其權力也相應的膨脹，其也愈加難以約束自身的欲望，呂不韋，王莽，鰲拜，都曾站上統治階級的最高層，但最后都難得善終。跳出這些人所做所為的對錯而看，有些“罪狀”，是這些權傾朝野者所不可能避免的，或者說，有些事情是因為制度的局限性的必然結果。比如說，“任用私人”，這是最常見于描述所謂“奸人佞臣”的罪行的了，但是，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早已注定了這種情況是無法避免的。奸臣權臣需要靠“私人”穩固自己的權力，為自己牟利，忠臣能臣也需要靠“私人”來協助推行自己的政策方針，了解各地州郡實情。整套統治制度本就建立在通人情、講道德的基礎上，何談以科學、客觀的手段治國理政？況且，舊時交通不便，又有誰能考證這個縣今年產了多少稻米，那個縣水澇災情究竟如何呢？這種條件下，那些在金字塔頂端的人也只有靠“自己人”來獲取相對真實的情況。

而張居正所力行的改革，總體而言，對王朝利大于弊，比如，他一直力推的，重新丈量土地，嚴追各地應繳賦稅等政策，但整個王朝積弊已深，又因為他的位高權重和鋒芒畢露，威脅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遷。于是，反張派必欲除之而后快，奈何，張對朝廷貢獻之大，與萬歷皇帝關系之親，讓心懷不滿者無處下手。只能等到世間再無張居正，才終于掀起一股倒張的浪潮，使其尸骨未寒，便遭受參劾，直至后人被抄家放逐。他生前所做的一切改革努力也隨之而去，明朝也重回渾渾噩噩原地蹣跚的軌道。

萬歷十五年，前任首輔大臣張居正在朝堂中的影子漸漸淡去，繼任者申時行戰戰兢兢地維系著皇帝與文官間脆弱的平衡，四萬名身著錦袍的文臣在太和殿與文淵閣間形成了一條強大而牢固的韁繩，控制著這個時代的走向。

朱翊鈞：不勝人生一場醉

《萬歷十五年》的又一個亮點在于黃仁宇先生塑造了一位與我們傳統觀念截然不同的皇帝，萬歷皇帝朱翊鈞。與我們一般人認識中皇帝至高無上，說一不二的形象不同，萬歷的人生可以說是寫滿了妥協與無奈。

萬歷皇帝十歲登基，以首輔張居正為師，全國事務多由張居正為首的內閣大學士代為擬批。前期的萬歷，守禮儀，上早朝，習儒家經典，可謂是“勵精圖治”，對于國事充滿熱情。甚至在京城遭遇大旱時親自步行到天壇祈雨，親自操練禁軍。但隨后由于張居正的去世，他失去了重要的輔助，更為糟糕的是張居正生前得罪的大臣們集體發難，要求清算張居正，萬歷在輿論和證據的雙重壓力下，只能痛苦萬分地在張居正死后幾年后清算了自己的老師。從中，他漸漸體會到朝堂爭斗的陰暗性。

但是在萬歷十五年前后，皇帝發現自己不過是帝國統治下的一個工具和代言人而已，只要他的言行不符合文官心目中皇帝的形象，就會被文官的奏疏所“參”，雖然以溫和的口吻，但本質上是挾祖宗之法，道德之本，要求他改變，否則就是愧對祖宗的基業，有損于皇帝的威信。

即使貴為天子，也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要的產物。

因為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正如黃仁宇先生書中所言“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傳統所賦予的，超過理智的范圍，帶有宗教性的色彩，這才使他成為決斷人間最大的權威。如果官員們承認他的決斷確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倿幸的操縱，那么即使有失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絕對服從。”

漸漸地，萬歷看透了這一切，自己雖然貴為天子，但卻生來就沒有了自由，甚至和自己的母親都要以君臣相稱，所謂“孝道倫理”漸漸成為了符號化、形式化的機械行為；為立儲一事，他多次受到百官的勸誡，便是因為他喜愛自己的次子勝于長子，而大臣們萬萬不會允許“廢長立幼”如此有違倫理傳統的事情發生。萬歷發現自己所擁有的權利，只是在文官集團控制下的一點權利，只要他的決策危及文官集團的利益，便會被各種奏章壓得喘不過氣來。

至此，他終于明白了自己這個皇帝只不過是封建禮教的一面旗幟，是文官集團所制造的符號象征，從而灰心意冷。甚至更深一層地說，他只不過是這家帝國馬車上最尊貴的乘客，而并不是他最初所想象的馬車夫，他根本無力控制這個龐大帝國的前途，他所作的決定根本什么都不能改變，即便他是皇帝，因為帝國這架馬車被一股強大到無法想象的兩千年來所積累古老的力量所挾持著向前。他看透了這一切，可惜，皇帝是不能辭職的，于是他把自己勤勉治國的一腔熱血都咽進了肚子里，以消極的方式與文官集團對抗，不批準任何的人事變動，不出席慣例性的儀式，每日只把自己最好的時光花費在與太監們擲錢游戲上，用最消極的也是唯一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個帝國的無奈。

從中可見，即使是身為皇帝，在面對封建禮教所積累下來的強大的蠻橫的力量時，也只能無奈嘆息。因而，這么一個早已失去控制的腐朽的龐大的帝國機器，一步步走向終點的時刻也毫不令人奇怪了。——這也是作者想說的，在萬歷十五年，這么一個沒有大事發生的年份，我們的古老帝國的命運已經通過這些人物的悲劇展現在了我們面前。而萬歷皇帝，作為身處這個漩渦最中心的一個人，這一切最深刻的體會者，企圖用皇宮的深院高墻來隔絕自己意愿相沖的一切，他不會知道，在他死后，他最寵愛的貴妃被定為“禍害”，孤居冷宮而終。

Q：為什么封建制度會走向消亡？

這本《萬歷十五年》，意在說明十六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沖突時的側面形態。這本書并未羅列出一個又一個數據和事實來說明朝廷是多么的腐朽，也未有一筆一墨寫下所謂“封建制度消亡的必然性“，而是通過一個個身處時代大潮中的人物的經歷，讓我們感覺“明朝不能不亡”，“封建制度的消亡是肯定的”。

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以道德作為標尺，也是我國從宗法制到封建制，到責任內閣制，再到社會主義制度的變遷中，一直存在的一個現象。在民眾認知水平普遍低下的過去，很難灌輸給百姓一種易于接受的法律觀念，只能用能夠口口相傳，代代相承的道德作為規則的象征。而建立在道德上的法律僅僅是作為一個補充品，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古代大部分的法律條文可以等同于“重典”，大明律所規定的刑罰“笞、杖、徒、流、死”無不是重刑。

其實提倡道德是一件好事，但明王朝的這種提倡目的并不單純，讓道德代替法律，讓帝國的司法從屬于行政，只要“要求大小官員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為全國的榜樣”，就能使政府的統治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團的思想行動趨于一致，從而達到維穩的目的。這方面還有個例子，直接摘抄書中所說：“儉樸本來是一種美德，然而在這種條件下提倡儉樸，充其量不外是一種手段，意在使行政問題簡化，以適應政府本身的低能。” 在普遍低能的狀態下，即便有好心的官員想支持公道，做點好事，也會因為各樣的限制，甚至是經費問題而不了了之。由此，長期以往，會造成帝國的措施和立法精神脫節，使倫理道德只是一個冠冕堂皇的說辭，做事時則另有一套。無論是皇帝還是首輔，想從中找一個折衷方案幾乎不可能。

當然，這種道德的提倡也有積極的一面，有時候會讓一些孔孟的信徒在危難時，不惜犧牲自己以完成任務（如下圖內容）。但就如作者原文所說：“他們帶有沖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不能將其視為制度的優良特征，并且這反而暴露出制度的不足。

首輔張居正父親去世請求回鄉，皇帝奪情不允，張便是“貪戀祿位，不肯丁憂“；皇帝親自操練禁軍，便是“有損承平氣象”；諫臣所言激烈，傷及君王尊嚴，皇帝也不能將其貶斥，因為敢于直言者便是“忠臣”。大臣所奏言，其依據無不是儒家傳統觀念，與傳統不符，與道德不一，便是錯。

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于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箓。道德應該建立在完善的規章制度之上，用以補充技術上所難以企及之處。

萬歷十五年本來是一個普通的年份，但卻因為黃仁宇的一本書成為了一種現象的代名詞。今天，是美國新總統特朗普就職的日子，有人說美國將迎來其的“萬歷十五年”時刻。而在第一次閱讀這本書的數年后，重新讀這本書，又從中體會到這本書寫的不止是歷史上帝國的興衰，而是社會的興衰，時代的更迭。

第四篇：萬歷十五年讀后感

于無聲處聽驚雷

近期，在同事的推薦下，我閱讀了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受益頗深。此書內容豐富，涉及明代政治、經濟、社會多個方面，作者從萬歷十五年這一年的幾個事件作為中心點展開敘述，從國家政治制度、決策方式、知識分子等，層層加以剖析，將他們置身于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進行評述，冷靜客觀地探討他們的功過是非，指出種種做法對將來的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作者看似隨意著筆，實際上分析了晚明種種問題的癥結，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個國家發展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明清的衰落也成為歷史的必然。《萬歷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譯為《1587, 無關緊要的一年》。黃仁宇這樣概述“無關緊要”:“1587, 是為萬歷十五年, 次歲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 無事可記, 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這一結論, 作者是通過一系列事件解讀出來的：皇帝的怠政、張居正的獨斷、申時行的中庸、海瑞的固執、李贄的無奈、戚繼光的自強，這些人或身敗或名裂或郁郁而終, 無不作為犧牲品遭殃受害。透過一個個人物的命運, 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體制和政治狀況。事實上，黃仁宇的筆觸并未局限于 1587 年, 而是縱覽了整個明朝，乃至可以透視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與經濟體制, 追尋其衰落的必然原因。《萬歷十五年》的章節安排幾乎都以人物命名，萬歷皇帝屬于最高統治者,而張居正、申時行是志在改進文官系統的皇帝顧問,海瑞是倡導復興傳統道德的地方官,戚繼光是志在強軍的武官代表,李贄則是一個思想的“離經叛道”者。顯然,人物的選擇具有典型性，把人物與制度的故事放大來看,就出現了如下圖景:萬歷皇帝獨處權威的頂峰,但更大意義上卻是皇帝制度的一種象征,受著道德治理規則的種種約束——祖宗成法、道德禮儀及文官系統的運作機理,這些約束不僅使他喪失了發揮個性創造力的機會,也剝奪了他作為一個常人的權利，所謂“專制、無能、貪婪”也可視為萬歷在自我意志屢屢受挫之后的“消極怠工”。張居正和申時行官居首輔,張居正10年新政,最終只能在文官們的道德責罵聲中草草收場。由此可見,人物的悲劇實際上是一種與制度互動過程中無所作為的悲哀,無論是萬歷皇帝,還是張居正、申時行、海瑞與戚繼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動分別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經濟和法律制度)及軍事制度得到改觀。我們漸漸了解了作者的歷史觀,從小處看，1587確實是平凡的一年,然而從這小處看開去,我們將視線擴大到前后幾百年,無論政治家張居正還是申時行,軍事家戚繼光還是思想家李贄,不管他們做出怎樣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經無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則是明朝開國以來的各種制度和舉措造成的,是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造成了整個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這種狀態從黃仁宇對張居正新政的評價中可見一斑:在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實際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只會造成文官系統內部利益的糾紛,但這些實際問題不能引起技術的改進而只會被升級為道德問題加以解決,即用大而無當的抽象道德原則來掩蓋問題和恢復平衡的狀態。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劇都源于一種“無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來道德絕非萬能，我們需要技術與法律這種方式來解決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決的問題，道德的目的應是遠大的，它是作為一個指引而非硬性的規定。如果將道德作為一種硬性的規定，則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缺乏變化與活力喪失發展的機遇，二是對道德的挑戰，這不僅不能使政策一以貫徹和實現，也會給社會造成動蕩與不安。黃先生以史為鑒，警示今人，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觀的視角來審視歷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為將來的警戒但同時也要忠告讀者，保全有價值的事物。”

《萬歷十五年》像一扇窗子, 打開了我們的視野, 他教給我們看待歷史的一種方法。黃仁宇先生在談到自己寫作的《萬歷十五年》時曾說:“不僅可把歷史看作一個鏈條, 也可把它當作一個雞蛋來剖開。”透過 1587 年這個歷史橫斷面, 我們不僅看清它的細節, 更可以把握歷史的主脈；不僅可以了解它的外觀, 更可發現它的深層結構。從中, 我們可以看到黃仁宇倡導的“大歷史觀”的端睨。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讀《萬歷十五年》，或許能啟發我們換一個視角看問題，觀察世界，回顧歷史，透視人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這樣，或許會有許多真切的感受，或許有許多獨到的發現。

當前我們身處中華民族的巨大轉型時期,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會越來越強大,這是我們每個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們驕傲的事情。我們要堅持不懈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不斷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只有牢固樹立和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樹立為追求在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會和諧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實履行好自己的崗位職責，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崗位實踐中積極為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奉獻智慧和才華。

第五篇：萬歷十五年讀后感

《萬歷十五年》這本書的評價很高，作者是黃仁宇。它的重要在于，這本書提供了一種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具有顛覆意義的敘述歷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國人的歷史寫作，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幾乎所有的歷史書都是一種模式，一種口吻，一種角度，只提供了一種畫面。黃仁宇的這本書，簡直是給我們開放了另一個世界，每一位閱讀這本書的大陸人都會震驚，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原來歷史是如此的有趣、復雜、豐富，原來歷史人物并不像我們的教科書上講的那樣單調、格式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就像一道匕首，撕開了由意識形態統治歷史寫作的鐵幕。

談到這本書先說說黃仁宇先生其人。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經學過工科，在報社工作過，當過兵，后來又在美國攻讀歷史。豐富的人生經歷使他對歷史有了自己獨特的思考。看完《萬歷十五年》之后的感覺就是佩服作者對歷史的所用觀察視角。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類作家寫歷史總要從整個朝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來找這個朝代的衰落過程，然后再從這些研究結果來證明這個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敗的原因。但是黃仁宇老先生卻不同，他是反著來。他是從各式的人物命運的起落中梳理出當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是以是一種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并且以歷史上比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張居正、戚繼光、海瑞等)的悲劇結局來推導出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各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且里面引經據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實記載的文獻資料作為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這就保證了它的可靠性和學術性和來源。

《萬歷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譯過來就是“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這正是這本書的獨到所在，本書也正是緊緊圍繞萬歷十五年發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對從前和將來的發展展開詳細，獨到的訴述。一般來說，記載、研究歷史的書籍都大凡枯燥乏味，但此書卻不同，黃仁宇老先生的妙筆，讀起來既又不枯燥也不乏味，反而讀起來像偵探小說一樣一氣呵成，讓人深入其中。本書中最有趣的莫過于那些例子，這些例子不但聞所未聞，而且完全顛覆了我們一般在影視作品或者文學作品當中所見到的歷史。在這里歷史總是很有趣甚至是幽默甚至是不可能，根本不像是真的歷史，倒像是作者杜撰的小說。比如戚繼光也會向張居正行賄，萬歷皇帝和當時的朝臣是對立的兩派，最驚訝的莫過于當時倭寇的入侵并非單純的外敵入侵，而是由于萬歷皇帝關閉了當時的海關大門，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致使原來沿海經貿比較發達的對外貿易關系受到重創，農民不堪其苦便紛紛聯合海盜里應外合反抗朝廷，萬歷皇帝的這一舉措最嚴重的后果就是導致了本來已經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又被消滅了。這些都跟一般歷史書上的記載和坊間流傳的完全相反，但從作者對這些看似小說里才會出現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讓我們找到史料上的出處，這些例子的確都是有文獻的真實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作者認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為了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本書采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共分七章，每章的標題分別為萬歷皇帝、首輔申時行、世間已無張居正、活著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繼光——孤獨的將領、李贄——自相沖突的哲學家。作者在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歷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里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歷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其中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歷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作者自序)此書重點描述了幾個的人物：萬歷皇帝，首輔張居正，申時行，模范官僚——海瑞，將領——戚繼光，哲學家——李贄。萬歷皇帝少年是一個有為的君主，他曾經勵精圖治，打算開創一個“萬歷中興”，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決斷，他終于無法忍受。而立儲之事就成了他的一個爆發。他終于在這件事上開始怠政。而一個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漸漸走向沒落的深淵。

在書中我看到了世態炎涼，做一個好官特別是做好一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輔是多么的困難。由于萬歷皇帝繼位時非常年幼，張居正又當老師，教育培養小皇帝，又為了國家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推行一條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勃勃生機。但由于居官高位，獨攬大權，有時候也難免有一些錯誤和問題。但這些個人的私欲，缺點引起的問題在張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種證據使皇帝無法容忍，張居正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開棺戮尸。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致使剛剛中興的明朝，又走開下坡路。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為居正呼冤。然而國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啟二年(1622年)，明熹宗為激勵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間已無張居正!作者在書中末段指出：“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作者一語點出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王朝的癥結所在也是我們大明王朝乃至我們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