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類風濕因子檢測及臨床意義
類風濕因子(RF)是一種抗人或動物IgG分子Fc片段抗原決定簇的抗體,是以變性IgG為靶抗原的自身抗體。RF最初由Rose等(1984年)在類風濕性關節炎(RA)患者血清中發現。RA患者體內有產生RF的B細胞克隆,在變性IgG或EB病毒的直接作用下可大量合成RF.RF主要為19S的IgM,也有7S的IgG和IgA,它與天然IgG結合的能力較差,最易與人和動物的變性IgG或免疫復合物中的IgG結合。RF與體內變性的IgG結合形成免疫復合物后可活化補體,或被吞噬細胞吞噬。由吞噬細胞釋放的溶酶體酶、活化肽、膠原酶、前列腺素E2等物質,在細胞因子和炎性粘附分子的參與下,致組織炎性損傷,可使患者發生骨關節炎及血管炎。
常見的RF有IgM型、IgG型、IgA型和IgE型,Ig型F被認為是RF的主要類型,也是臨床免疫檢驗中常規方法所測定的類型。
檢測方法一般有膠乳凝集試驗、雙抗原夾心ELISA法、速率散射比濁法
臨床應用
RF在RA患者中的陽性檢出率很高,可達79.6%,是RA患者血清中常見的自身抗體。高滴度RF陽性支持對早期RA的診斷,在RA患者,RF的滴度與患者的臨床表現呈正相關,即隨癥狀加重而效價升高。但RF不是僅在RA患者中出現,在SLE、進行性全身性硬化癥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和部分老年人中RF的陽性率可達28.9%~50%。因而RF對RA患者并不具有嚴格特異性,RF陽性不能作為診斷RA的惟一標準。盡管在多種疾病中可有RF陽性,但滴均較低(<40IU/ml),隨著RF滴度增加,RF對RA的診斷特異性增高。
IgM型RF:在RA患者血清中IgM型RF效價>80IU/ml并伴有嚴重關節功能障礙時,通常提示患者預后不良。
IgG型RF:在RA患者血清或滑膜液中IgG型RF的出現與患者的滑膜炎、血管炎和關節的癥狀密切相關,此類RF常伴隨高滴度的IgM型RF在同一RA患者血清或滑膜液中出現。在正常人及非RA患者中很難檢測出IgG型RF.IgG型RF在關節軟骨表面的沉積可激活補體引起關節的炎性損傷,因此滑膜液中檢測出IgG型RF比血清中檢出IgM型RF更具病理意義。
IgA型RF:約有10%的RA患者血清或滑膜液中可檢出IgA型RF,IgA型RF是RA臨床活動的一項指標,該IgA型RF陽性與患者關節炎癥狀的嚴重程度以及骨質破壞有顯著的相關性。
IgE型RF:在關節液、胸水中高于同一病人的血清水平。
RF陰性不能排除RA的診斷,因有部分RA患者可一直呈血清RF陰性,這類患者關節滑膜炎輕微,很少發展為關節外的類風濕疾病。
第二篇:HCY檢測臨床意義
同型半胱氨酸檢測臨床意義
同型半胱氨酸理論
雖然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人提到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但Hcy理論的真正奠基人是美國哈佛大學的病理學家McCully。McCully在翻閱麻州總醫院歷史資料時偶然發現一個奇特的病例,一名8歲的男孩死于動脈粥樣硬化造成的頸動脈狹窄。基于歷史中有關該男孩尿中含有大量Hcy的記載引起了McCully的注意。經過大量實驗研究,McCully于1969年首次向外界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造成心腦血管疾病的真正原因不是脂質代謝紊亂而是血中Hcy過高,即氨基酸代謝紊亂。遺憾的是,McCully的理論整整被忽略了26年,McCully本人也因為哈佛大學禁止他以哈佛的名義發表“異端邪說”而辭去了其在哈佛大學和麻州總醫院的職務。90年代,在哈佛公共衛生學院對8萬人跟蹤研究14年得出的結論證明了McCully的理論之后,1995年以McCully論述Hcy的理論專著《心臟革命》的出版和第一屆Hcy國際學術會議的召開為標記,Hcy理論正式被醫學界接受。
最近10年有關同型半胱氨酸的研究論文,在MEDLINE數據庫中就有7000篇之多;研究證實,高濃度的Hcy是冠狀動脈疾病、腦血管疾病、外周血管疾病獨立的危險因子。血Hcy增高與多種疾病相關,如動脈硬化相關疾病(冠心病、中風、糖尿病等),靜脈栓塞,腎臟疾病,骨質疏松,老年性癡呆,腫瘤,妊娠并發癥,習慣性流產及新生兒缺陷等。因此監測和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濃度,具有十分重要的臨床意義。
同型半胱氨酸(Hcy)是一種含硫分子的氨基酸。在體內經蛋氨酸脫甲基化生成,主要通過再甲基化和轉硫途徑代謝。需蛋氨酸合成酶、胱硫醚β合成酶(CBS)及維生素B12、葉酸、維生素B6參與。酶功能障礙或維生素的缺乏等均可導致同型半胱氨酸升高。
同型半胱氨酸致病機理:①損傷血管壁導致血管阻塞;②損傷血管內皮細胞;③促進血小板激活;④增強凝血功能;⑤促進平滑肌增值;⑥細胞毒化作用;⑦刺激LDL氧化等。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治療:葉酸400-800μg/d加維生素B6、維生素B12適量,2-4周復查;或甜菜堿6g/d,4-6周復查。理想的Hcy含量<10μmol/L。善存(centrum)1粒/d 長期服用可用于預防高Hcy血癥,減少動脈硬化性疾病患病率。各科不同疾病用法用量遵醫囑。同型半胱氨酸檢測的臨床意義
【心腦血管病防治】
美國一項對近萬名25-74歲無心血管疾病美國人歷時20年之久的研究發現,每天從食用中攝取至少300μg葉酸,可使中風的發生率降低20%,使心血管疾病發生率降低13%。葉酸能保護心血管系統是由于它能降低Hcy水平,而Hcy是引起動脈硬化最終導致心臟病和中風的罪魁禍首。美國心臟協會建議成人攝取400μg葉酸/天,孕婦每600μg葉酸/天。
Stamfer等對14916例40-49歲美國男性醫生進行Hcy檢測,隨訪5年。Perry等對5661例40-59歲英國男性進行了為期11年的前瞻性研究。結果:冠心病、MI、中風者的總Hcy顯著高于對照組,血Hcy每增加1μmol/L,患MI危險增加18.2%,Hcy高于15.8者比低于14.1者患MI的相對危險性增加3.13倍。Hcy是中風的一個強烈獨立的危險因素。研究還證實:中度Hcy升高是TIA與腦卒中的獨立的危險因子,葉酸可通過降低Hcy防止出血性卒中的發生。
張氏等研究1698例經冠脈造影確診的CHD患者,302例冠脈造影陽性及500名健康國人血漿總Hcy、血脂、血糖及其他危險因素的關系,證實高Hcy血癥是國人CHD,尤其是MI的獨立危險因素,且Hcy水平與CHD嚴重程度一致。印度研究人員對936名高危病人研究(平均隨訪4.5年)報告,高Hcy血癥是高血壓病人死亡和左室射血分數(LVEF)低的獨立預測因子
瑞士Schnyder等報告,血漿Hcy可獨立預測經皮冠脈介入治療(PCI)后死亡、非致死性MI及靶病變血運重建(TLR)等不良事件。
美國專家在Framingham心臟病研究項目中發現,Hcy與心力衰竭的相關性更為密切,對尚未出現心臟病癥狀者來說,Hcy升高者患心力衰竭的危險可加倍,婦女的危險可增加3倍。
【優生優育與母嬰健康】
流行病學研究報導5883位婦女和14,492位有懷孕并發癥婦女,追蹤時間1980-1996, 統計結果,血中Hcy值高的婦女容易產生:妊娠并發癥(32%);早產(38%);新生兒體重減低(> 99%)。
葉酸與母嬰健康 ●母親補充葉酸:對胎兒及胎盤生長十分重要;可防止胎兒神經管畸型;可防止同型半胱氨酸(Hcy)值上升。
●孕婦若Hcy增高,會產生:冠心病;妊娠合并癥。葉酸與畸型兒
●1871位孕婦來自各國,分四組:服用葉酸;服用葉酸和其他維生素;服用維生素;皆不服用.●結果:服葉酸組比沒有服用組出生腦神經管缺陷發生率低72%。美國衛生部發表聲言
●“只要生育年齡的婦女, 不論何時懷孕,每天都一定要攝足400微克的葉酸, 才能確保日后出生的寶寶健康,聰明”。
●葉酸是胎兒腦部細胞和脊椎發育時,不可缺乏的營養素.●孕婦追蹤檢查同型半胱氨酸及葉酸可以確保孕育健康新生命及保障生產過程順利。
孕婦檢測Hcy臨床意義: 對防治妊娠并發癥與優生優育(預防早產、流產、新生兒體重減低、胎兒神經管畸型等)具有重要意義。
【糖尿病及并發癥防治】
國內外大量研究結果顯示,血漿Hcy水平可作為2-型糖尿病患者患大血管疾病的獨立危險因素。監測糖尿病患者Hcy水平有利于對其預后的評估。Hcy升高在糖尿病伴腎臟、視網膜及血管并發癥的患者更為嚴重,與無糖尿病但具相同濃度的Hcy相比,糖尿病患者血漿總Hcy每升高5μmol/L,在未來5年的死亡率將增加3倍。高Hcy血癥也能促進糖尿病微血管并發癥的發生與發展。
【CRF并發癥防治】
慢性腎功能衰竭(CRF)患者普遍有高Hcy血癥,其發生率是正常人33倍。高Hcy血癥已成為心血管疾病高發的獨立危險因素之一,在CRF患者中發生率高。Hcy通過內皮毒素作用、刺激血管、心肌平滑肌細胞增殖、心肌細胞鈣超載、血栓形成、干擾谷胱甘肽合成、影響體內轉甲基化反應等引發心血管事件。補充大劑量葉酸、B族維生素、采用充分高效透析及腎移植是治療CRF患者伴Hcy血癥的有效措施。Hcy水平甚至比血肌酐更能反映腎功能。
【肺血栓栓塞癥防治】
研究表明,高Hcy血癥(>20μmol/L)使得深靜脈血栓的危險性明顯增大,可能是進一步發展為肺動脈栓塞的病因,高Hcy血癥可使深靜脈血栓發生率增加4倍。高Hcy是我國漢族人群肺血栓栓塞癥(PTE)發病的一個獨立的危險因子,降低Hcy可降低國人靜脈血栓栓塞癥(VTE)的危險。
【預測骨折風險,防治骨折】
美國和荷蘭分別進行的兩項流行病學研究近日得到了相同的結果:含 Hcy高的人容易骨折。這兩項結果已同時刊登在日前出版的《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計4405人(55-91歲)觀察近20年,結果,高Hcy組與低Hcy組相比,男性的骨折風險為后者的4倍,女性為1.9倍。研究證實作為骨折風險指標的“骨密度”與血中Hcy含量無關。研究還顯示,老年人骨折中19%是由高Hcy引起的,高于“骨密度低”(13%),也就是說,與使用提高骨密度的藥物相比,利用維生素B類保健品降低血Hcy可能會有更好的骨折預防效果。Hcy阻礙骨膠原這種纖維狀蛋白質形成網狀結構的作用可能就是高Hcy者容易骨折的原因。因為,在人體骨格中的大腿骨和手腕等部位,這種“骨膠原網狀結構”是人體保持骨格強度所不可缺少的。
【診斷與監測肝損傷】
常規檢測方法診斷、監測肝損傷的靈敏度和特異性較低,且費用較高,本研究結果顯示,血漿t-Hcy濃度在急性肝病和慢性肝病患者間差異有顯著性;血漿t-Hcy濃度對診斷慢性肝病的特異性和敏感性較常規檢測為好。血漿t-Hcy濃度對于慢性肝損傷的敏感性為91%,特異性為89%。以病理組織切片對照敏感性為94%,特異性為89%。血漿t-Hcy濃度檢測還可應用于對普通人群慢性肝病的篩選,這對引起慢性肝損傷的乙型肝炎的高發地區防治慢性肝損傷導致的肝硬化和肝癌可起到重要作用。
【腫瘤防治】
Hcy大部分來源于細胞蛋氨酸。蛋氨酸是需由飲食攝入的必須氨基酸。細胞內Hcy通常以較快速率向胞外分泌,Hcy在血漿和尿中的濃度反映了細胞內Hcy產生和利用之間的平衡,而Hcy的血液濃度反映了細胞的Hcy濃度。Hcy的檢測目前已作為臨床冠心病的一獨立風險因子。現研究發現:未服抗葉酸藥物的乳腺癌、卵巢癌和胰腺癌中有許多患者的血清tHcy升高。Ueland和Refsum在白血病患者的研究中對此的一個解釋為tHcy升高是因腫瘤細胞的快速增殖所致。另一方面,我們知道許多惡性腫瘤細胞是蛋氨酸依賴性的,因為惡性細胞不能轉化Hcy為蛋氨酸。蛋氨酸的依賴或高Hcy血癥可能是惡性腫瘤的一表型表達。Lily L等在一組未用藥的腫瘤患者中將tHcy濃度同主要的腫瘤標志物進行了比較,發現tHcy血清濃度的變化同血清腫瘤標志物卵巢癌的CA125,乳腺癌的CA-15-3,胰腺癌的CA19-9及結腸癌的CEA的變化是平行的。這個結果強烈提示血清tHcy與腫瘤標記物一樣反應腫瘤細胞的活性或腫瘤細胞的快速增生率。換言之,血循環中的tHcy似是在治療中監測癌癥患者的更好的腫瘤標志物,因為它不僅可準確反映腫瘤細胞的增生率,還具有作為腫瘤發生的早期標記物和監測復發的敏感標記物的潛力。
【老人癡呆早期診斷與監控】
弗明漢醫學研究中心對1092例(>76歲)追蹤調查8年Hcy值,結果:tHcy超出14μmol/L,患老年性癡呆的危險性增加1.8倍,患多異古怪癡呆發生率增加1.6倍;英國OPTIMA項目研究發現: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大于11.2μmol/L的病人,三年后隨訪,發現他們大腦顳葉(包括海馬)快速萎縮。
阿爾茲海默癥(Alzheimer’s Disease)又稱初期老年性癡呆,因缺乏葉酸引起高Hcy血癥引起。高Hcy能夠通過血管疾病、淀粉毒性或者對神經細胞的直接毒性,升高早老性癡呆的發病率。
腦卒中、老年性癡呆或輕度認知功能受損的病人,應檢查是否同時患有高Hcy血癥,如患有高Hcy血癥或與之有關的腎功能衰竭及甲狀腺功能低下等應及時用葉酸治療。
檢測對象
◆心腦血管疾病患者及有心臟病家族史者。◆體檢:育齡婦女和40歲以上者。◆Hcy相關疾病患者。
適用科室
體檢科、心臟科、神經科、內分泌科、腎臟科、老年科、消化科、呼吸科、婦產科、眼科、腫瘤科、骨科、外科等。
血標本采集注意事項★
●空腹 8小時以上 ●以含EDTA采血管采血
●因為紅細胞可合成 tHcy, 故采血后1小時之內離心, 血漿分離后取出, 放置干凈試管中保存。若未能及時離心, 需將標本放至于冰箱內。
●血漿(Plasma)標本之保存:室溫 2-7天;2-8oC 14天;-20oC 幾年。●血紅蛋白,膽紅素,甘油三脂等不會影響 tHcy 結果。
Hcy參考值
正常情況下,血Hcy含量甚微。高Hcy血癥指空腹總Hcy水平和(或)蛋氨酸負荷后濃度超過正常對照組的95%上限。
一般空腹總Hcy水平為5-15μmol/L。
16-30μmol/L,31-100μmol/L,>100μmol/L分別為輕、中、重度高Hcy血癥。單測一次空腹總Hcy會使55%的高Hcy血癥漏診,國際上采用蛋氨酸負荷試驗增加高Hcy血癥檢出率。
第三篇: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自身抗體檢測的臨床意義
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自身抗體檢測的臨床意義
日期:2010-06-13來源:作者: 點擊:103次 0 條評論
作者單位:山東省濰坊醫學院附屬醫院免疫風濕科,山東 濰坊 261031 【摘要】 目的:探討抗核小體抗體(anti-nucleosome antibody,ANuA)、抗雙鏈DNA抗體(anti-doublestrandedDNA,dsDNA)、抗史密斯抗體D1(Anti-SmD1antibody,SmD1)等特異性自身抗體聯合檢測在SLE的診斷及臨床應用中的價值。方法:分別用酶聯免疫吸附(ELISA)法和間接免疫熒光法檢測SLE患者及對照組患者血清中的ANuA、抗dsDNA、抗SmD1抗體,并分析它們之間的關系。結果:70例SLE患者中單項檢測抗dsDNA、抗SmD1、ANuA的陽性率分別為40.0%、75.7%、64.3%,三者聯合檢測后的陽性率為87.1%。結論:抗SmD1、ANuA、抗dsDNA聯合檢測提高了診斷的敏感性,對SLE的診斷和治療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抗核小體抗體 抗雙鏈DNA抗體 抗SmD1抗體 系統性紅斑狼瘡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oantibodies and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sinificance of determing anti-SmD1,anti-nucleosome(ANuA)and anti-double stranded DNA(dsDNA)in SLE and to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in SLE.Methods:ELISA and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respectively method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anti-SmD1,ANuA and anti-dsDNA in serum of 70 SLE patients,27 patients of other rheumatic diseases and 20 healthy people.Results:The positive rate of anti-dsDNA,anti-SmD1 and AnuA in the patients with SLE was 40.0%、75.7%、and 64.3% respectively.After combined determination of anti-dsDNA,anti-SmD1 and ANuA,the positive rate rose to 87.1%.Conclusion:The combined determination of anti-dsDNA.anti-SmD1 and ANuA may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and efficiency of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SLE and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LE.【Key words】 Anti-nucleosome antibody;Anti-double stranded DNA antibody;Anti-SmD1 antibody;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tosus,SLE)是一種常見的多系統損害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主要特征是體內產生多種抗核抗體(ANA),如抗雙鏈DNA抗體(抗dsDNA抗體)、抗史密斯抗體(抗Sm抗體)、抗組蛋白抗體、抗核小體抗體(ANuA)等,而引起自身多組織、多器官以血管炎為特征的彌漫性損害的疾病。目前,SLE的實驗室檢查主要檢測抗dsDNA抗體、ANuA、抗Sm抗體等。研究用抗Sm對應的抗原結構中一種蛋白組分(D1)的多肽順序取代整個Sm分子作抗原,檢測患者血清中的抗SmD1,提高了檢測的靈敏度[1]。本文檢測了70例SLE患者抗核小體抗體、抗雙鏈DNA抗體、抗SmD1,討論它們在SLE的診斷中的意義。材料和方法
1.1 實驗對象 70例SLE以及其他結締組織病27例均來自2004年10月至2006年10月濰坊醫學院附屬醫院免疫風濕科住院患者,其中男6例,女64例,年齡14~65歲,平均年齡33歲。均符合1982年美國風濕病學會修訂的SLE診斷標準。其他結締組織病27例,男5例,女22例,年齡18~67歲,平均年齡42歲。其中,類風濕關節炎13例、雷諾綜合征4例、多發性肌炎4例、干燥綜合征6例,診斷均符合相應的診斷標準。我院正常健康體檢者20例(均無肝、腎病史及結締組織病)作為對照組,男17例,女26例,年齡14~66歲,平均年齡43歲。所有標本采集后分離血清-20℃保存備用。
1.2 實驗方法 抗dsDNA、抗SmD1測定采用間接免疫熒光法;ANuA測定采用ELISA法。試劑均由歐蒙(德國)醫學實驗診斷股份公司提供。
1.3 統計學處理 組間率比較采用χ2檢驗。結果
2.1 3種自身抗體在SLE及對照組中的陽性情況以及陽性率比較 70例SLE患者中血清抗dsDNA、抗SmD1和ANuA單項檢測的陽性率分別為40.0%、75.7%、64.3%;抗dsDNA和抗SmD1聯合檢測的陽性率為82.9%(58/70),抗SmD1和ANuA聯合檢測的陽性率為84.3%(59/70),抗dsDNA和ANuA聯合檢測的陽性率為82.9%(58/70);抗dsDNA、抗SmD1和ANuA 3種自身抗體聯合檢測(有一自身抗體陽性即為聯合檢測陽性)陽性率為87.1%(61/70)。由此可見,以3種自身抗體聯合檢測的陽性率最高。同樣,3種自身抗體單項檢測和聯合檢測在SLE中的陽性率與其他結締組織病及正常對照組比較差異有顯著性(P<0.05),而其他結締組織病與正常對照組比較差異無顯著性,見表1。表1 3種自身抗體在SLE及對照組中的陽性例數及陽性率注:與其他結締組織病組比較,*P<0.05;與正常對照組比較,#P<0.05。
2.2 3種自身抗體診斷SLE的敏感性、特異性、預測值的比較 從表1得出,3種自身抗體聯合檢測和單項檢測的敏感性、特異性、預測值。3種自身抗體聯合檢測與單項檢測比較,特異性由100%降低到77.8%,但敏感性由40.0%提高到87.1%,見表2。表2 抗dsDNA、抗SmD1、ANuA診斷SLE的敏感性、特異性、預測值討論
SLE常累及全身多個臟器,臨床表現多種多樣,單根據臨床表現難以特異性診斷,因此,自身抗體的檢測對SLE診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抗Sm是一類抗核糖核蛋白粒子抗體,其相應抗原由U-RNA和共同核心蛋白(即B,B,N,D1,D2,D3,E,F,G蛋白)組成。目前公認抗Sm抗體幾乎僅見于SLE,是SLE的特異性標志之一,在SLE診斷中特異性最高,在患者血清中出現后將持續陽性,可作SLE回顧性診斷指標[2],不受病情活動及治療的影響。但其陽性率偏低,一般為30%~40%。而D1蛋白是最重要的Sm抗原[1],本文用D1蛋白的一個多肽順序(83-119)來取代整個Sm抗原檢測患者血清中的抗SmD1,陽性率達75.7%,特異性為85.6%,20例健康人也全部陰性,在其他結締組織病中陽性率為14.4%,大大提高了診斷SLE的敏感性,因此,抗SmD1抗體可能是SLE的一個既敏感又特異的指標。
抗dsDNA抗體是SLE標志性抗體,幾乎存在于所有患者的血清中[3],與臨床表現密切相關,它是SLE活動期的標志,但可能由于患者血清中有過多的游離DNA抗原,與相應的DNA抗體結合導致檢測結果比較低。因此,抗dsDNA結果陰性,不能排除SLE的診斷。抗dsDNA對SLE診斷的特異性較高,但敏感性較低。本文結果顯示,抗dsDNA只在SLE中出現,對照組均陰性,特異性高達100%,但陽性率只有40.0%,單靠抗dsDNA診斷SLE漏檢率高。此外有研究證明,抗dsDNA和DNA結合成為免疫復合物在腎小球基底膜沉積,或抗體直接作用于腎小球抗原而造成SLE患者的腎損傷[4]。抗dsDNA對于SLE的診斷和鑒別診斷、監視治療和病情追蹤以及判斷預后等有重要意義。
抗核小體抗體(ANuA)是1978年Hannested[5]等首先描述,核小體(Nuleosome)是細胞染色質的基本單位,且是SLE的發病過程中一種主要的自身抗原,其核心是由8個帶正電荷的組蛋白分子(H2A、H2B、H3和H4各2個分子)組成,這種八聚體的復合物中,H3、H4位于中心,H2A、H2B位于兩側。當細胞受到致病因素損傷時,細胞的線粒體腫脹,胞膜破裂,核小體釋放,刺激T細胞的增生活化,進而激活B細胞,產生抗核小體抗體、抗dsDNA抗體,并形成抗原抗體復合物參與SLE的發病[6]。本實驗研究示,在SLE患者中ANuA陽性率64.3%。且抗核小體抗體與SLE患者的疾病活動性、腎炎和精神神經因素密切相關[7~9],認為抗核小體可能成為SLE診斷新的標記性抗體[10]。ANuA對SLE診斷的敏感性高,特異性強可能是SLE診斷的標記性抗體之一;尤其對dsDNA抗體、Sm等抗體陰性的SLE的診斷具有重要意義[11];ANuA可出現在疾病進程的各個時期,并與疾病的活動性密切相關。
本實驗顯示,抗dsDNA特異性好而敏感性差,抗SmD1敏感性高而特異性差,ANuA的敏感性、特異性介于抗dsDNA和抗SmD1之間,3種抗體兩兩之間聯合檢測的陽性率均低于它們同時檢測的陽性率。雖同時檢測后的特異性低于單項檢測的特異性,但提高了SLE診斷的敏感性,避免因單項檢測出現的漏診情況。因此,3種自身抗體聯合檢測更有利于全面分析病情所處的階段,提高SLE的檢出率,對SLE病情的診斷、分型、治療、追蹤和預后判定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Riemekasten G.Marell J.Trebeljahr G,et al.A novel epitope on the C-terminus of SmD1 is recognized by the majority of sera from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J Clin Invest,1998,102(4):754-763.[2] 唐福林.抗核小體抗體的臨床意義[J].中華風濕病學雜志,2003,7(8):457.[3] 吳 瑾.抗dsDNA抗體抗原識別及致病性分子基礎[J].中華風濕病學雜志,2001,5:380-381.[4] 常玉榮,王元福,尹鳳榮,等.抗雙鏈DNA抗體與狼瘡細胞檢查對系統性紅斑狼瘡的診斷意義[J].中國綜合臨床,2001,17(8):643.[5] Hannetad K,Stollar BD.Certain rheumatoid factor react with nucleosomes[J].J Nature,1978,275:671-673.[6] Bruns A, Bla,~s S,Hau~orf G,et al.Nuleosomes are major T and B cell autoantigens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Arthritis Rheum,2000,43:2307-2315.[7] Gutierrez Adrianzen OA,Koutouzov S,Mota RM,et al.Diagnostic value of anti-nucleosome antibodies in the assessment of disease activity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a prospective study comparing anti-nucleosome with anti-dsDNA antibodies[J].J Rheumatol,2006,33(8):1538-1544.[8] Min DJ,Kim SJ,Park SH,et al.Anti-nucleosome antibody:significance in lupus patients lacking anti-double-stranded DNA antibody[J].Clin Exp Rheumatol,2002,20(1):13-18.(下轉第3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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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早期檢測可以揪出癌癥因子[最終版]
早期檢測可以揪出癌癥因子 2013-07-15 00:15:36 北京娛樂信報 發表評論
信報訊(記者閆崢)我國80%的癌癥患者確診時即屬于中晚期。昨天,記者獲悉,市疾控中心等共同啟動癌癥早早期檢測項目,希望更多的患者能通過早早期檢測揪出癌癥的苗頭。專家介紹,癌癥發展到晚期,5年生存率極低。晚期肺癌一般存活期只有1年,肝癌晚期出現黃疸和腹水存活期為1至3個月。就肺癌而言,如果能早期發現,手術后可以作為慢性病治療,存活幾年、十幾年沒有問題。而目前我國每年新發胃癌患者中,七成都是晚期患者;而在日韓,早期胃癌患者占85%。我國的癌癥治療能力并不低,一些大醫院的設備和診治水平已經接近發達國家,但癌癥防控的能力比較低。
記者了解到,90%的早期癌癥是沒有明顯癥狀的,許多人剛剛患癌時沒有任何感覺,等到癌癥發展到中晚期出現了疼痛、出血、明顯消瘦等狀況時才開始察覺并重視,這時去就醫,大多數患者已經失去了治愈的機會。想要早期發現癌癥只能依靠定期體檢,但健康體檢和防癌體檢是兩碼事。
據介紹,普通的健康體檢不包括腫瘤篩查,不能發現腫瘤的蹤跡及癌癥潛伏的隱患。近年來,市疾控中心和市預防醫學研究中心將科研重點放在癌癥的更早期檢測上,通過驗血發現包括肝癌、乳腺癌、食道癌、前列腺癌等十多種常見腫瘤的發生概率,并給予受檢者預防性建議,對腫瘤的早期防治提供超早期的預警。
據悉,目前國內已有部分公立醫院和第三方基因檢測機構開展類似的癌癥早期檢測項目,但價格比較貴。市疾控中心授權國藥陽光健康管理研究院在全國開展P53基因檢測后,檢查者的費用將明顯下降。
第五篇:糖尿病相關胰島自身抗體檢測的臨床意義
糖尿病相關胰島自身抗體檢測的臨床意義
糖尿病主要依據其病因學的不同而進行分型,其中1型糖尿病是一種免疫介導的疾病,患者血清中可檢測到針對胰島β細胞的自身抗體,是存在免疫損害的有力佐證。雖然在過去的數十年中,人們在患者血清中發現了多種自身抗體,但目前認為主要以胰島細胞抗體(ICA)、谷氨酸脫羧酶抗體(GADA)、胰島素自身抗體(IAA)、蛋白酪氨酸磷酸酶抗體(IA-2A)以及鋅轉運蛋白8抗體(ZnT-8A)等五種自身抗體的臨床意義較大。
糖尿病分型
1979年WTO提出了原發性臨床糖尿病分為胰島素依賴型和非胰島素依賴型,依賴型與非依賴型的區別主要依據胰島素β細胞功能受損的程度,臨床是否依賴胰島素而言,并不反映其發病的本質。
1997年WTO建議取消依賴型與非依賴型,改為1、2型,1型糖尿病與2型糖尿病的區別要看病因是否由胰島β細胞自身免疫破壞造成,1型與2型是完全不同的兩類疾病,但2型非依賴型可發展成1型胰島素依賴型,成人緩慢進展型就經歷了這個過程。
糖尿病的分型(ADA/WHO,1997)
(1)1型糖尿病(T1DM)
類型:免疫介導1型糖尿病(1A型)
非免疫介導1型糖尿病(1B型)
機制:胰島β細胞的破壞引起胰島素的絕對不足。
(2)2型糖尿病(T2DM)
機制:胰島素抵抗或(和)胰島素分泌障礙
(3)特殊類型糖尿病
(4)妊娠期糖尿病
1型糖尿病自然發病過程
(1)遺傳易感階段(與HLA某些位點有關):據對孿生兒的研究表明,在單卵雙胞胎發生的一致率為30%—50%,β細胞自身免疫反應一致性為2/3;(2)環境觸發階段:可能存在的因素為病毒、化學品、食物等,還有一種醫學假說——衛生環境潔凈假說,潔凈的環境更易誘發兒童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1型糖尿病;(3)自身免疫激活階段:該階段產生自身抗體,但未出現明顯的臨床癥狀,胰島素分泌功能尚維持正常,最早產生的自身抗體是胰島素自身抗體(IAA),隨后是谷氨酸脫羧酶抗體(GADA),接著是鋅轉運蛋白8自身抗體(ZnT-8A);(4)代謝異常階段(糖尿病前期):胰島β細胞數目進行性減少,功能漸降低,血糖升高,以致出現糖尿病;(5)糖尿病階段:胰島β細胞殘留量<10%,顯著高血糖伴臨床癥狀;
(6)胰島素依賴階段:胰島β細胞受損,胰島素分泌受限,胰島素絕對依賴,速發型:胰島β細胞受損速度快、嚴重,殘留胰島β細胞少;遲發型:胰島β細胞受損速度慢、不嚴重,殘留部分胰島β細胞。
成人遲發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
成人遲發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LADA)又稱成人隱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屬于1型糖尿病的一個亞型,與1型糖尿病的自身免疫發病機制相同,以胰島β細胞呈緩慢性破壞為主。本病雖然處于1型糖尿病的范疇,但它的起病又具有隱匿、遲發的特點,發病初期口服降糖藥治療有效。因其臨床表現介于1型與2型糖尿病之間,又稱為“1.5型糖尿病”,即其臨床表現不同于人們所熟知的青少年1型糖尿病,而看起來跟2型糖尿病又沒有什么兩樣,非常容易被誤診為2型糖尿病。其患病率占2型糖尿病的10%,初診2型糖尿病的19%。
LADA診斷標準(糖尿病診斷成立后,排除妊娠糖尿病或其他特殊類型糖尿病,并具備下述3項):(1)胰島自身抗體陽性(GADA為首先推薦檢測的抗體,聯合IA-2A、IAA、ZnT-8A可提高檢出率);(2)年齡≥18歲【如年齡<18歲并具備(1)和(3)者則診斷為LADY】;(3)診斷糖尿病后至少半年不依賴胰島素治療。
LADA存在非胰島素依賴階段以及胰島素依賴階段,對LADA的診斷與治療重點在非胰島素依賴階段。對初發成年糖尿病患者普查胰島素自身抗體對早期診斷至關重要。
自身抗體的檢測意義
胰島素自身抗體(IAA),指出現在未使用過外源性胰島素或使用時間不超過7—10天的個體中產生針對內源性胰島素的自身抗體,與年齡呈負相關,隨著增齡,IAA陽性率呈現下降趨勢,被認為是持續時間最短的抗體,<5歲的患者,陽性率90%—100%,>12歲的患者,陽性率40%,成年患者陽性率更低。
胰島細胞自身抗體(ICA),其靶抗原是胰島細胞的細胞質和微粒體成分,屬于一種混合抗體,正常人群中,ICA的陽性率僅為0.5%,而在T1DM新發患者中陽性率高達60%—90%,可作為疾病早期預測指標,能早于T1DM發病8年前被檢測出。且高滴度的ICA預示疾病進展的高危險性,隨著病程延長,陽性率逐漸降低,診斷后2—5年陽性率下降至20%。
谷氨酸脫羧酶自身抗體(GADA),具有與β細胞緩慢損傷相關性好,出現早,持續時間長,年齡跨度大,陽性率高等特點,是目前公認的診斷LADA以及預測胰島功能的免疫學指標,可于發病前10年測出,且在此期間呈高滴度持續存在,在大多數I1DM患者中陽性,且陽性率不隨病程延長而下降,如在初發T1DM患者中查出GADA抗體有助于排除T2DM,以助于DM診斷分型并指導治療,是目前發現的胰島相關抗體的檢測中,認為是靈敏度和特異性最高的項目。
蛋白酪氨酸磷酸酶抗體(IA-2A),在1型糖尿病患者的一級親屬中抗體陽性預報率為81%,可作為1型糖尿病高危人群篩查指標,在LADA的診斷中,需與其他指標聯合檢測。特異性較強,在不伴有1項糖尿病的自身免疫病患者中較少發現。
鋅轉運蛋白8抗體(ZnT-8A),是新近發現的一種1型糖尿病自身抗體,具有高度的β細胞特異性,鋅轉運蛋白8(ZnT-8)抗原是通過影響鋅離子濃度而在胰島素合成和分泌中發揮重要作用,對糖尿病自身抗體免疫介導的1型糖尿病(尤其是對其他自身抗體陰性者)有著重要的診斷和預測價值。聯合檢測GADA、IA-2A、IAA以及ZnT-8A,可將TIDM診斷陽性率提高到98%,而自身抗體陰性的T1DM患者從5%降至1.8%,至少合并兩種抗體陽性的患者從72%增加至82%,提示ZnT-8A對于I1DM,特別是其他自身抗體陰性的患者有著重要的診斷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