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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公務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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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德國公務員制度

德國公務員制度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是一個邦聯制國家,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國家的權力屬于聯邦和州,貨幣、海關、鐵路、航空、優點、國防以及外交屬于聯邦管理,其余由聯邦和州共同管理或州自治。國家政體為議會共和制,聯邦議院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司法機關獨立行使權利。

一、德國公務員制度的起源以及現代公務員制度的確立

(一)德國公務員制度的起源

德國公務員制度起源于19世紀晚期,稍晚于英國和法國。其經歷頗為曲折。從總體上看,德國公務員制度對于德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起過積極作用。德國的公務員制度最初叫官員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歷史上,德國長期處于封建割據局面,在官員的任用上也長期保持著“恩賜官職”制的傳統。

在第一帝國時期,普魯士政權剛剛鞏固,過去的各諸侯國急需管理人才,于是形成了原始的行政管理。行政長官由皇帝任命,他們就是剛開始的官員,分為文官和武官,只要他們為國家效忠盡義務,就可以從國家得到俸祿。

然而,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到19世紀晚期,由于社會環境的變遷,改制度已經暴露出不適應時代的諸多缺點:

1.由于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政府職能擴張,行政內容日趨復雜,而呆板遲緩的文官制度已經難以勝任

2.法國大革命后,尤其是拿破侖占領萊因地區后,法國人權平等的思想波及德國,因而,當時的文官制度漸漸遭到批評和懷疑。

3.當時德國公務員的考試重視法律知識和司法經驗,但是在民主共和制國家政府重視為民眾服務的年代,其知識與能力逐漸感到不足。

由于德國文官制度的缺點,因此,當時社會有志之士如政治學家斯坦因等人則明確提出政府的責任,不在于消極的統治民眾而在于積極地為民眾社會服務,提倡專家政治,主張行政人員應該健全,工作應該有效率。由于斯坦因的倡導以及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大力推行,終于使得吏治改革向前進步。威廉二世與1873年頒布了德國歷史上的第一步《官員法》和《資歷條例》,這標志著德國官僚制的公務員制度的建立。

在魏瑪共和國時期,《魏瑪憲法》明確規定了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則,即“公

開、平等、競爭錄用人員,全心全意服務于公眾。”這位德國公務員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但到了1933年希特勒上臺后實行專制和獨裁統治,德國的文官制度毀于一旦。

(二)德國現代公務員制度的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分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前者沿用并發展了原有的公務員制度。但是并無統一的集中公務員管理機構,直到1953年頒布的《德國聯邦公務員法》以及配套的法規體系后,才成立聯邦文官委員會,進行統一管理。

1990年,兩德在分裂了45年之后實現了統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加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承認聯邦憲法《基本法》并實行聯邦德國的公務員制度。

二、德國公務員制度的系統結構、管理體制、運作機制

(一)德國公務員制度的系統結構

德國公務員系統屬于有共同管等職務的品味分類系統,公務員的分類既考慮職務的俸給等級,又反映工作于職務的特點。它在傳統品味分類的基礎上大量吸收了職位分類的長處,因而其系統結構是兼顧品味分類與職位分類的混合型態。德國現行的公務員職位分為兩大類,每一大類再依據使用的法律與教育程度的不同,又分為若干小職類。

1.依據適用的法律不同,可分為特別類和一般類。前者不適用《德國聯邦公務員法》,后者適用。

2.依據所需要的資格不同,劃分為不同的職等。如高級職,上級職,中級職,初級職。

(二)德國公務員的管理體制

如前所述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沒有統一而集中的公務員管理機構的。不過就其傳統而言,在公務員規章制度方面歸內政部管理,在工資預算方面歸財政部管。二者各就其主管職權范圍內實施對公務員的管理。二戰后,聯邦共和國制定《聯邦文官法》,設立聯邦委員會,從此有了法律依據,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獨立而負責的行使職權。屬于部內制的管理體制。

(三)德國公務員制度的運作機制

德國公務員制度的運作機制 其自身的特點,概括起來是:重視人才主義及考

試用人;重視人事管理運作機制的立法;強調統一的法制,實行分權管理;重視協商機制。這些特點,與其公務員制度的傳有關,也是在公務員制度的發展變革中逐步積淀下來的1.德國公務員制度的更新機制

(1)公務員的錄用。即“非公務員”錄用為公務員,取得公務員身份;而是給公務員授予某種職位。錄用方式有選任制、考任職、聘任制以及委任制

(2)公務員的任用資格與試用。德國對公務員的任用資格要求很嚴格。一般來說,公務員的任用資格有積極資格和消極資格。沒有積極資格就不能充任公務員,有了消極資格就要被取消公務員資格

(3)公務員的任免

(4)公務員的調動。公務員的調動指公務員職級的單位或地點,或者狼這兼有的跨職系、不跨職系的橫向變動。這種變動遵循三項原則:保證工作需要、尊重個人的意愿、不降低公務員的職級和收入。

(5)公務員的退休和福利

2.德國公務員制度的培訓機制

公務員的培訓屬于素質更新的重要機制。而素質更新機制的通暢與否直接決定著行政管理的質量。為此,德國歷來高度重視對公務員的培訓,建立了相當完備的培訓體系,形成了自己的培訓特點即致力于把培訓和實際情況結合起來。

3.德國公務員制度的激勵機制

(1)公務員的考核。德國公務員的考核采用“臆斷考績法”有主管行政長官給下屬寫鑒定。聯邦政府認為這種考級方法比其他國家的因素分析法更為可靠。

(2)公務員的晉升。德國公務員晉升的基本原則有兩條,即擇優原則和資歷原則。前者是功績原則的核心,根據公務員的能力、業務水平、工作成績來決定晉升。資歷原則主要體現為根據有沒有在職服務的資歷、服務的年限來決定晉升。

德國公務員的晉升一般可分為三種情況(a)職等內的晉級。德國公務員呢為為16個職等,每一職等內有設置9-15級的俸級。公務員在一般情況下每兩年晉升一級(b)同級職內升職等。如前所述德國公務員分為四個職級,每個職級內部都有若干職等(c)級職間的升職級。這個過程必須經過專門學校的教育,再經過升級考試,方有升職級的資格。(d)高級職公務員的晉升。高級職公務員不但在同

級職內晉升職等,而且可以晉升到政務性職位或專任公營企業的高級主管職位。

(3)公務員的工資。由基礎工資和其他津貼組成。

4.德國公務員制度的調控機制

該部分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公務員呢的權利和義務

(2)公務員的懲戒

(3)公務員的申訴途徑和法律保障

(4)公職人員委員會的監控機制。其監控方式主要有兩種即參與決策和參與人事管理

三、德國公務員制度的基本特點

德國是歐洲大陸的古國,其地理位置緊鄰法國,在過去與法國之間經常發生戰爭,加上日耳曼民族尚嚴肅、重秩序、守紀律的特性,所以德國的官僚制度就一直帶有軍事化的色彩,在歷史上出現的眾多君主,以鐵腕建立官僚專制制度。德國受羅馬法的影響很深,歷來主張國家至上,實行中央集權。德國人民頭腦身為冷靜,故而,其公務員制度表現有高度理性化的精神,而不像法國人那樣帶有重感情的氣氛在內。德國人重制度、守紀法、講求效率、顧全大局、輕視自由與放任的個人主義。這些政治文化的價值觀念造就了德國公務員制度的諸多方面的特點。具體如下:

1.歷史傳統悠久。德國公務員制度具有悠久的歷史,呈現出一定的連續性。公務員制度最早在軍隊管理中萌芽,漸次擴展到法官和所有政府公務員。其間,政府對加強公務員管理的重要性的認識不斷深化,公務員制度本身不斷得到改善和發展。

2.重視永業化、專業化、科學化。德國實行永業化、專業化和科學化的公務員制度,保證公務員在政治上驗收中立,在素質上有保障,在工作中有效率。為此,特別強調專業人士的訓練與培訓,加強專業基礎知識和技術能力,逐步使公務員,尤其是高級公務員通才與專才的相互交流。

3.非常重視資歷。德國公務員制度的各個環節無不和資歷聯系在一起。所謂資歷就是公務員的資格,勝任工作的能力以及工作成就。從公務員的錄用、任用、受職、提升、晉升到公務員的調動、退休及其退休金等,都要由資歷來決定。

4.重視對公務員的考試。德國從官員任用制度產生之日起,就注意考試。錄用軍官、法官和行政人員呢,無不付之于考試。一般來說,考任職不僅能保證公平,也能保證質量。

5.德國屬于“部內制”的管理體制。聯邦政府對全國公務員有著管理約束的權利。內政部主管公務員管理。德國雖設有聯邦文官委員會,但在實際公務員管理工作中內政部富有大部分的決策、監督、協調職能。

6.公務員具有自由結社的權利,可以自由參加工會,但禁止罷工。公職人員委員會的設置,使公務員可以監控人事行政的運作;而公務員權利義務關系法規的擬定,有助于調節政府于公務員雙方利益獲得平衡,保證了人事制度民主化的導向。

7、重視高級公務與的地位,德國高等文官管理體制具有考選嚴格,俸祿優厚,訓練嚴謹,地位優越的特點

8.退休金計算基礎較寬。

四、德國20世紀90年代公務員制度的改革

20世紀90年代以來,德國掀起了新一輪的行政現代化改革浪潮,主要目的是為了削減行政管理成本,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核心之一是建立一支高素質、精簡高效的公務員隊伍。其具體策略是從政府職能范圍調整、壓縮公務員規模、改善績效、選擇評估等幾方面著手。德國行政改革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夠按照本國實際“量體裁衣”。例如西方單一制國家改革的重點是分權與中央各部權利的非集中化,然而,這兩點對于聯邦政府而言早就是其政治與行政的基本特點。因此,德國在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中,除東部地區需要進行這種體制結構的變革外,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區只是根據國家所面臨的新狀況,在保存傳統結構的基礎上,作出適應性調整。所以,有人認為,想對英國和其他但一直國家來說,德國走了一條更具有選擇性的發展路徑。其公務員改革也是遵循這一思路展開的。

1.本著節約、高效的原則壓縮公共事業服務中的人事開支和人員規模。其途徑是把許多公共事業項目分給自治實體或者是交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解決。這一改革舉措在德國東部地區的力度特別大,到1993年,東德的政府職員從210萬降至130萬,減少了37%。

2.引入先進的管理辦法與技術,改善績效評估以及重估工資等級和工作需求之間的合適程度。各部門根據既定的目標配置財力資源,即所有的行政活動的目標均

被具體化,所有的行政活動均有績效措施,并確定單位產出成本以計算公共服務的費用。同時在公共服務窗口推出“公民是消費者”的行動口號。

3.重視公務員人才資源的開發,加大公務員的培訓力度。大學文化程度一下的聯邦和州高級公務員任命之前必須經過專門內部培訓學校的教育,并且所有級別的高級公務員可以參與聯邦文官學院繼續教育課程的學習,或者參加設在斯佩耶爾的行政學研究院“領導學”課程的學習。

4.子1987年以來,波恩和其他一些地方倡導對婦女的機會平等政策,采取特別措施改變婦女在公共職業特別是在高級公務員職業中所處的不利地位,周和地方政府再次成為改革的先驅,政府的誒一個主要部門都設有機會平等政策或婦女事務監督專員。

對于我國來說,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建設高素質的專業化國家公務員隊伍,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我們要借鑒德國行政改革的成功經驗,特別是兩德統一后德國聯邦政府對原東德的行政體制改革中,在不是簡單的轉型以適應西德模式的基礎上,建立現代政府行政體制和公務員制度的改革方針,值得我們在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公務員制度具體操作中拿來借鑒。

第二篇:基于德國公務員制度的思考

選修課期末結課論文

論文題目 :基于德國公務員制度的思考

系 別 機電工程系

專業班級 09級測控技術與儀器2班

姓 名 李金胤

學 號 0906054208

2012年6月

基于德國公務員制度的思考

【摘要】公務員制度建設是整個社會制度完善建設的關鍵。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搞好公務員制度建設,是理論和實踐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德國作為一個較早建立公務員制度的國家,其在多方面的探索和成功方案對我國的公務員制度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 公務員制度;德國;中國;

行政管理是國家行政機關及行政人員直接運用權力干預社會生活的過程,公務員的管理也泛屬于這一管理范疇,由于我國公務員制度的建設起步較晚,目前我國公務員道制度并不完善,因此像其他的公務員制度較為完善的國家學習就變得很有必要。

眾所周知的,德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公務員范疇十分廣泛,包括政府官員、法官、檢察官、外交官、教師等職業。德國對公務員的教育、管理和監督形式多樣,已經形成一套較嚴密、成熟的體系,對于公務員更好地在公共服務領域工作,保持清正廉潔,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

德國公務員機制包括了很多種類,體制相對成熟,下面一一介紹。

1、公務員管理機制

德國將公務員分為一般服務事業類、中等服務事業類、高等服務事業類和特級服務事業類,實行分類管理。除司法機關、監獄的公務員需要有相應的專業知識和任職資格外,其他公務員一般根據教育背景和個人能力劃入相應的類別。政府機關采取面向社會甚至在歐盟范圍內公開招聘的方式錄用公務員。公務員一經錄用,就按照條件劃入相應的類別,并根據本人情況確定級別。公務員職務采用任命制,一般由上級或政府任命。對公務員工作的評價,通過工作檢查進行,每四年進行一

次,重點評價公務員的工作成績優劣,書面評價結果歸入本人檔案,作為公務員晉升的依據。德國公務員的工資福利由聯邦議會制定法律決定,工資標準全國統一,公務員工資劃分為不同的級別,同一級別劃分12個工資檔次。

2、公務員監督機制

德國重視對政府和公職人員的監督。公務員在工作中違背了規定的義務,除因腐敗問題受刑事處罰外,還會受到行政處分。行政處分分為嚴重警告、罰金、降低工資、降級、開除公職五類。前三種處罰由機關負責人決定,后兩種須由機關負責人通過公務員懲處辦公室向法院書面申請,由法院判決。(1)在內部監督方面,一是明確公務人員行為規范并嚴格執行;德國基本法、公務員法和公務員懲處法等法律以及各級政府制定的許多公務員行為規范,對包括收受禮物、接受宴請等在內的具體行為規范都做出了明確、嚴密而詳盡的規定。(2)設立內審或檢查小組;小組負責對本機關各部門發生腐敗的可能性進行評估,明確預防腐敗的重點環節。對確定的重點部門,定期進行抽查,以發現可能發生的問題。(3)建立聯系人制度。政府各部門確定一位反腐敗工作聯系人,幫助本部門負責人發現、抵制腐敗現象。聯系人負責接受對腐敗問題的舉報和反映,向部門負責人報告,并提出處理建議。內政部定期召開聯系人會議,研究和改進反腐敗工作。(4)實行崗位定期輪換。經常更換具體負責辦理政府審核事項的工作人員,一般一兩年換一次,至多四年必須更換。對資金使用審批遵循“四只眼睛”的原則(即兩人共同審批);涉及政府補貼和其他小額資金使用,至少要有兩人審批,以互相監督。【2】

3、有效的教育機制

德國把遵守行為規范,公正、誠實,履行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以及對國家和社會負起責任等列為教育重點。每個公務員都要接受培訓,審計局、警察局定期給公務員上課,進行案例教育,以防微杜漸、防患于未然。【3】

4、預防腐敗機制

德國議會設立反腐敗工作小組,由國家檢察院和司法、內政、財政、城建等部門的代表組成,主要負責分析國家機關內部的薄弱環節,并制定相應的措施。檢察

院設立反腐敗中心,具體負責對政府部門內審或檢查小組進行工作指導。公民個人和社會組織、企業可以向反腐敗機構舉報公職人員的腐敗問題,政府機關內部工作人員也可以向本機關的內部監督機構舉報。德國規定,欠債的或社會關系比較復雜的公務員,不允許安排到容易發生腐敗問題的部門工作,盡量選擇素質高、遵紀守法的人到易發腐敗問題的崗位工作;要求部門領導要親自對新錄用人員進行廉政教育,指出易發生腐敗的環節,提醒他們注意預防;新錄用的公務員必須熟記有關規定,并簽字確認遵守。此外,形成公務員輪換制度,對那些在容易發生腐敗崗位工作的公務員定期輪換。

5、輿論監督機制

德國的輿論媒體大都是獨資或合資的股份制企業,以營利為目的,依法享有相對的自由。德國實行新聞自由,報刊、電臺、電視臺報道政府、政黨內部的情況只要內容屬實,不泄露國家機密,即屬合法,而消息來源受法律保護,任何人不能對消息來源進行調查。法律鼓勵新聞媒體發揮這方面的監督作用。檢察院對涉及腐敗問題的報道,有義務進行調查。【4】政府官員和公務員的腐敗丑聞和緋聞一旦曝光,一般就要引咎辭職并受到相應懲處。

6、法制保障機制

德國在反腐敗方面有一套比較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刑法》中有關于懲治腐敗的具體規定。在公務員管理方面,有《聯邦官員紀律懲戒條例》《廉潔從政規定》和《公務員守則》。在廉潔自律方面,有關于政府接受私人贊助的具體規定、關于防止公務員接受小恩小惠的規定,等等。各級議會制定了較為完備的法律制度,政府的行政行為必須依法進行,公務員在公職范圍內的行為受到法律的約束。如政府部門或公務員不依法行政,行政相對人可以起訴,行政法院獨立審判。聯邦、州和地方都設有獨立的審計機構,審計員獨立做出審計報告,不受任何人干擾。

7、以人為本機制

德國憲法規定,人權是憲法的第一原則。從這一原則出發,政府機構大都采取接近生活的服務方式,如上門服務;市政大廳周圍允許擺攤設店;政府機構領導人的姓名、職責、電話向社會公開,公民有事可以約見;行政服務中心臺面低矮、裝飾簡約,體現職能部門的親民意識與平等觀念。

8、嚴格的懲處機制

德國規定,一旦發現腐敗問題,就要啟動調查程序,涉及刑法的由檢察院和警察部門依法調查,經查情況屬實,由法院依法審判;違反公職人員守則和行為規范的,無論涉及什么人,一律迅速立案調查,查清事實后依法處理,并公之于眾;法官、檢察官等代表社會正義的公職人員發生受賄行為,依法從重處理。對行賄的企業,無論其所謀取的利益是否合法都依法嚴懲,并列入“黑名單”,排除在政府項目招標競標企業范圍之外。德國把處罰受賄的金額起點定為5歐元,連續三次受賄5歐元就要開除公職;行賄與受賄同罪;如公務員犯錯誤,對其主管領導要追究責任。

中德兩國社會制度不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水平不同,歷史文化傳統不同,因此,在公務員監督和廉政建設方面的做法也各有不同。盡管德國對公務員的監督管理方式不能照搬照套,但他們的一些經驗和做法與我們卻也有共通之處。比如,德國重視國民思想道德教育,以抵制腐敗思想的滋長。事實上,在我國許多地方已在嘗試結合公民道德教育特別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廉潔教育的內容納入國民教育的教學課程,進行系統灌輸;建立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國有企事業單位及個體私營企業管理者的廉潔教育培訓機制;在全社會形成崇廉尚廉的濃厚氛圍,打牢反腐敗的社會思想基礎。

德國各個反腐敗機構的監督力度很大。一位授課的德國官員說,列寧曾經講過,信任是好的,但監督更重要。他們信奉“四只眼睛”的原則,并將這一原則貫徹到行政權力行使的整個過程,做任何事情不能一個人說了算。正是基于同樣理念,我們不斷健全監督體系,突出監督重點,強化內部監控機制,努力把腐敗問題消除在萌芽狀態。

德國官員說:放縱一個腐敗分子,就會使一千個人產生僥幸心理。因此,和我國一樣,他們始終對腐敗分子保持高壓態勢,從嚴懲處。同時,德國反腐敗實行嚴格的責任分工,聯邦、州和地方既各負其責,又注意配合,特別重視發揮基層組織在反腐敗中的作用。這對我們加強基層組織建設不無借鑒意義,因為一些發生在基

層的問題,比如解決房屋拆遷中損害群眾利益的問題,土地批租、出租過程中侵犯農民利益的問題等,都需要依靠基層組織來解決。

當然,對公務員有效監管的一個重要基礎是把好公務員的入口關。這些年來,我們不斷提高進入公務員隊伍的門檻,改革和創新公務員的晉升機制,從完善法律法規入手,加大對公務人員的監督力度,改進公務員的績效考核等做法,也已取得了明顯成效。

綜上所述,在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今天,我們應重視加強公務員體制的建設,更要加強執法監督體制建設,通過嚴格執法,做到褒貶清楚,賞罰分明。只有這樣,才能增強公務員的道德意識和判斷是非、明辨善惡、區分美丑的能力,正確引導公務員的道德價值選擇,從而提高公務員的整體道德素質,加快完善公務員制度的建設,更好地服務于人民,服務與社會,服務與國家。

【參考文獻】

[1]《聯邦德國的現代公務員制度 》[J].《世界知識》1989年第07期 作者:金燦榮;[2]《德國公務員監督與管理制度一瞥》[J].《四川監察》1999年第04期 作者:土土;[3]《引入競爭機制 優化組合公務員教育培訓資源》[J].《經濟師》2010年第1期 作者:王雯靜 吳政;

[4]《若有所思話德國》[M].作者: 張剛 著 出版社: 重慶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05-01

第三篇:德國不當得利制度簡介

內容摘要:

一、《德國民法典》不當得利制度概述

德國的不當得利制度包括兩大部分,即《德國民法典》第二編“債法”第七章第二十四節與第一編“總則”中的有關條款。其中第二編第七章第二十四節是其核心部分,這一部分體例上相對獨立地處于合同與侵權行為之間。該部分共11個條文,即第812條至第822條。從內容上看,第二十四節又可分為兩部分,第812條至第817條為第一部分,規定不當得利的成立;余下部分則規定不當得利的法律效果。

一、《德國民法典》不當得利制度概述

第一部分的主要內容是:如果一方有意識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方財產(給付),但無法律上的原因,根據第812條第1款第1項,受領方負返還不當得利之義務。但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領人得抗辯該不當得利請求權:(1)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于給付時明知無給付義務者。(2)給付系道德上之義務者。(3)給付目的之訂立,如使受領人因受領而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或善良風俗的,且給付人就該項違反亦應負責者。另外,如果收益因給付外事由而產生,則受損人得依第812條第1款第2項主張非給付不當得利請求權。

二、不當得利的種類

《德國民法典》區分因給付而受利益和因給付外事由而受利益兩種情形,將不當得利分為給付不當得利(leistungskondiktion)與非給付不當得利兩種類型。

(一)給付不當得利

1.給付不當得利的成立要件

給付不當得利,指無法律上原因,因他人之給付而受有利益者,應負返還義務。其構成要件有三:(1)因給付而受有利益;(2)致他人受到損害;(3)無法律上的原因。[1]分述如下:

(1)因給付而受有利益

給付,指有意識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的財產。所謂“有意識地”,是指給付須基于給付者的意思,若受領人得利非基于給付者的意思,則不成立給付不當得利。“基于一定目的”,指給付者在給付時須有明確的目的性。給付概念所強調的“有意識地”和“基于一定目的”這兩點,在學理上稱為“雙重目的性”,其功能有二:(1)可依此決定給付不當得利請求權的當事人;(2)以當事人所欲實現目的是否達成,來認定法律上原因之有無,并由此劃分給付不當得利的類型。[2]

所謂受有利益,通說認為以財產上利益為限,即須以客觀的、經濟的標準予以衡量。財產上的增加,包括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就積極而言,指財產總額增加而生之積極的得利;消極乃指財產總額應減少而未減少所生之消極的得利。

(2)致他人受到損害

如前所述,給付是一方有意識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方的財產。在這種情況下,給付方必然會在財產上、勞務上,或其他方面有所損失。換言之,因給付而生之不當得利,受領人所得之利益即為給付人所受之損害。[3]

(3)無法律上的原因

《德國民法典》第812條明確以“無法律上原因”作為不當得利的要件,換言之,如果有法律上的原因,原則上不構成不當得利。判斷當事人之間的財產轉移是否正當,無須再借助“正義”等抽象概念,而由其他部門法,尤其是合同法來確定。所以,在給付不當得利類型內,如果給付方根據合同法,無給付義務(如合同不成立、無效或被撤銷)而為給付,則可基于不當得利,請求受領人返還其所得利益。

2.基于給付的幾種具體返還請求權

在基本條款之外,《德國民法典》還規定了幾種基于給付的具體返還請求權,即:目的不達之返還訴權(condictio ob rem,condictio cuasa data causa non secuta)、目的嗣后消失之返還訴權(condictio ob causam finitam)、因給付原因不法之訴權(condictio ex injusta causa)和污染行為之訴權(condicto ob turpem vel iniustam causam)。

“目的不達之返還訴權”規定在《德國民法典》第812條第1款:依律行為之內容,給付所欲達成之結果,不為發生者,亦應負返還之義務。“目的不達之返還訴權”僅適用于以下這種情況,即一方當事人向他人給付,并非為得到對方的對待給付,而是出于其他目的,且該目的不能作為債的標的。“目的嗣后消失之返還訴權”規定于第812條第1款有規定,法律上之原因,嗣后歸于消失者,亦應負返還義務。

這幾種基于給付的具體返還請求權在《德國民法典》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很少有適用機會。

3.給付不當得利請求權的排除

《德國民法典》設有數款例外規定排除給付不當得利請求權的適用。其一,因清償而為給付,在給付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者,不得請求返還;其二,給付所欲達成之結果如自始不能發生,且為給付人所明知,或給付人違反誠信原則妨礙結果發生者不得請求返還;其三,給付系履行道德上義務,或基于禮儀上原因者,不得請求返還。此外,第817條還設有一條倍受爭議的規定,以抗辯“因給付原因不法之訴權”和“污染行為之訴權”,即給付人與受領人都對違反法律之禁止性規定或善良風俗應負責者,不得請求返還。

(二)非給付不當得利

在這三種非給付不當得利中,以權益侵害不當得利最為重要。當事人之間財產(尤其是物權)發生變動,有的系直接基于法律規定。按不當得利的一般理論,財產轉移有法律依據的,不應成立不當得利。但有時當事人之間發生財產變動,法律規定的目的乃在于保護交易安全,或謀求法律技術上的方便,不過形式上使該權利先歸屬于受益人,而實質上并非使其終局性地受益。在這種情形下,受益人獲益雖基于法律規定,但若保有利益,仍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應構成權益侵害不當得利。這主要包括因添附而生不當得利和因無權處分而生不當得利。

值得注意的是,此三種基本類型并沒有窮盡所有類型的非給付不當得利。隨著相關部門法尤其是侵權法的發展,必然會不斷出現新的非給付不當得利之類型。

(三)給付不當得利請求權與非給付不當得利請求權的關系

在二人關系的不當得利,若認定當事人之間有給付關系,就構成要件而言,當然排除非給付關系;只有在當事人間沒有給付關系時,才可能發生非給付不當得利請求權。但在第三人介入損益變動過程而與受益人或受損人具有給付關系的時候,就涉及到如何處理給付不當得利請求權與非給付不當得利請求權的關系,以及由此如何判斷當事人的問題。對此問題,德國實務界合理論界一致認為,應優先適用給付不當得利原則。該原則被稱為“非給付不當得利輔助性理論”。

第四篇:德國的訂婚制度

德國的訂婚制度:婚約

一、概念和歷史發展

1.概念。婚約是婚姻的準備階段。法律意義上的婚約可以理解為:(1)男女互相作出的、將來締結婚姻的承諾;(2)婚約當事人基于此種承諾而產生的法律關系。當事人的共同結婚意圖,或者他們在社會上以未婚夫妻身份出雙入對的事實,都只是婚約存在的外在表現,其本身尚不構成婚約:當事人必須互相承諾結婚,并且有受此承諾約束的意愿。只要能從當事人的行為中推斷出有約束力的、在將來結婚的意愿,也可以根據他們的行為推定婚約成立。

2.歷史。德國《民法典》采取了和傳統羅馬法一樣的態度,對婚約(sponsalia)只規定了有限的法律效果。在中世紀以及近代早期的法律中,婚約有較強的法律效果,并且和結婚密切關聯。日耳曼法將“婚約”視為未婚夫和未婚妻家庭之間有約束力的契約,未婚夫在迎娶新娘時必須支付嫁資(Brautpreise)。中世紀的教會法將婚約視為未婚夫妻之間的結婚承諾,根據此種承諾可以提出要求結婚的訴訟;若已經發生了性行為,婚約本身就可以視為結婚。新教的教會法強調婚約的法律約束力,認為無保留的婚姻承諾會產生結婚請求權,對該請求權可以提出訴訟,還可以強制執行獲得的裁判(強制結婚,Trauzwang)。直到18世紀晚期,德國法中婚約的可執行性(Vollstreckbarkeit)和可訴性(Klagbarkeit)才逐漸消失。

3.婚約的現實意義。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婚約在民法中的意義大為降低。這種變化的原因在于婦女社會地位的不斷提高和性解放運動的發展。實際上,以前的民法之所以要制裁無故解除婚約的行為,主要是為了保護婦女利益。因為在以前的社會中,多數婦女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取決于對婚姻和配偶的選擇,而“品行端正”又是找到“好對象”的前提,所以男方的結婚承諾對女方的生活具有重大的轉折意義;若訂婚后最終沒有結婚,女方對婚姻信賴的失望可能會造成災難性后果。在現代社會,由于婦女的工作條件和社會地位不斷提高,以及性道德的轉變,婦女的保護需要也隨之降低

有關婚約的參考文獻:卡納里斯(C.-W.Canaris)文章,載《民法實務檔案》,1965年第1頁;拜茨克(G.Beitzke)文章,載《Ficker紀念文集》,1967年第78頁;施特拉茨(H.-W.Str?tz):《訂婚之吻及其法律上的后果:法史視角》,1979年。

二、法律效果

1.基于婚約的信賴保護關系。德國《民法典》深受現代發展之影響,在“婚約”一節作了如下規定:

(1)當事人不得根據婚約而訴請締結婚姻(第1297條第1款),也不能做出締結婚姻的判決。即使法院作出判決,認為當事人負有結婚義務,該判決也無法執行(《關于家庭事件和非訴事件的程序的法律》第120條第3款)。但婚約是否可以產生(不可訴的)結婚義務,則付諸闕如。

(2)當事人就不履行婚姻承諾的情形約定了違約金的(第339條),該約定無效(第1297條第2款)。

(3)訂婚人無重大理由而解除婚約的,在滿足第1298條規定的條件時,必須向另一方訂婚人及其父母和代替其父母實施行為的第三人賠償信賴損害。如果解除婚約的重大理由是訂婚人一方的過錯引起,有過錯一方應當對解除婚約的訂婚人承擔損害賠償義務(第1299條)。

(4)若沒有締結婚姻,訂婚人任何一方可以依照返還不當得利的規定,向另一方請求返還所贈與的物品或作為婚約標志而給予的物品(第1301條第1句,法律后果指引向第812條以下)。婚約因訂婚人一方死亡而解除的,有疑義時,必須認為返還請求權已經被排除(第1301條第2句)。

根據舊《民法典》第1300條的規定,若品行端正的訂婚者和另一方發生了性關系,同時滿足第1298和第1299條的條件,可以就其遭受的非財產損害請求適當的金錢補償(“Kranzgeld”)。1998年7月1日生效的《重新規定結婚法的法律》取消了這一日趨不合時宜的規定。

2.其它的法律效果。婚約的法律效果并不限于第1298-第1302條規定的信賴損害。雖然婚約沒有產生法定繼承權,但繼承合同法的某些規定也適用于訂婚人(例如第2275條3款、第2279條2款、第2290條第3款第2句和第2276條第2款)。訂婚者還可以簽訂夫妻財產合同(Ehevertrag)。雖然婚約并不產生法定的扶養義務,但訂婚人之間為滿足生活需要的給付,屬于符合道德義務的給付(這對于第534條和第814條有重要意義?)。刑事訴訟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訂婚人(《刑訴法》第52條第1款第1項)和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訂婚人(《民事訴訟法》第383條第1款第1項)享有免予出庭作證的權利(Zeugnisverweigerungsrecht)。另外,訂婚者還可以作為“家屬”(《刑法典》第11條第1款第1a項)在某些犯罪行為中享有特權(例如針對伴侶的盜竊行為,參看《刑法典》第247條)。這些規定的出發點在于,雖然婚約可以解除,但是訂婚人之間畢竟產生了某種類似家庭成員的關系,法律應當承認此種家庭法上的身份(familienrechtlichen Status),并賦予他們相應的特權。

三、法律性質

1.理論分歧。對婚約之法律性質的爭論,反映了法律傳統和新發展之間的沖突。

(1)傳統觀點認為訂婚源于雙方的契約(Vertrag),因此應適用有關法律行為的規定。契約的主要內容是雙方互相承擔在未來締結婚姻的義務,雖然該義務不具有可訴性,但仍是真正的法律義務。

(2)“事實論”(Tats?chlichkeitstheorie)認為,婚約并不是通過法律行為意義上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事實行為)。因此對婚約不能適用有關法律行為的規定。

(3)還有人認為婚約是“合同準備階段的法定法律關系”(gesetzliches Rechtsverh?ltnis der Vertragsvorbereitung),婚約不產生締結婚姻的法律義務,但在當事人之間形成了法定的信賴保護;第1298條-第1301條規定了先合同信賴責任(締約過失,culpa in contrahendo)。

2.個人觀點。根據現代的理解,當事人互相作出的結婚意愿并不產生締結婚姻的法律義務。此種意愿表達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意思表示,因為訂婚的法律效果(例如信賴保護和拒絕出庭作證義務)是根據法律規定直接產生的,并不考慮當事人是否期望這種效果。所以這種意愿表達屬于準法律行為,只能在有限的情況下適用有關意思表示的規定。

3.未成年人的婚約。上述理論爭議對限制行為能力人的婚約影響尤甚。一般認為,法定代理人不能以未成年人的名義締結婚約。因為婚姻承諾具有高度的人身屬性,必須由訂婚人自己作出。問題是,未成年人締結婚約時是否需要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例如:17歲的女兒未經父母同意和一個20歲的小伙子訂婚。后來男方無故解除婚約,? 例如第814條:履行給付的人知道自己并無給付義務,或給付合于道德上的義務或禮儀上所作考慮的,不得請求返還以履行債務為目的所給付的一切。女方根據第1298條要求損害賠償。根據第一種理論,婚約并未有效成立,所以無法求償。根據第二種和第三種理論,女方可以根據第1298條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

我認為,婚約必須經過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才能產生相關的義務。但對于未經父母同意而訂婚的未成年人,仍可以適用有關婚約保護效力的規定。成年的訂婚人一方不能主張婚約無效,而逃避對未成年訂婚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第242條?;也有人認為應當類推適用第109條第2款??)。未成年的婚約沒有獲得父母同意的,不影響其在程序法上的拒絕作證權和刑法上的特權(《帝國法院民事裁判集》,第38卷,第242頁)。

4.法律行為理論的可適用性。存在爭議的是,法律行為理論的其它規定在何種程度上可以適用于婚約。我認為有些規定可以類推適用于婚約(例如第105條,第116-118條)。例如,訂婚人一方在內心做出保留,而另一方并不知曉此種保留的,婚約仍然有效(第116條);做出內心保留的訂婚人不能為自己的利益而主張婚約地位和婚約的保護效力(權利濫用,參看《聯邦普通法院刑事裁判集》,第3卷,第215頁)。因為婚約可以任意解除,所以對其不適用有關意思表示撤銷的規定(第119條以下),只能適用第1298和第1299條的規定。婚約具有高度人身屬性,當事人不得通過代理人締結婚約(但可以通過使者訂婚)。

5.已婚者的訂婚。訂婚人一方或雙方(仍)為已婚人士的,他們的婚約是否根據《民法典》第138條而無效?這里必須區分婚約的身份效果和信賴保護效果。原則上,已婚者的婚約無效(聯邦普通法院裁判,載《家庭法大全雜志》,1984年,第386頁;但也有判決認為,該婚約在特殊情形下可以有效),即使婚姻已經破裂或離婚程序已經啟動(參看巴伐利亞州最高法院裁判,載《家庭法大全雜志》,1983年,第277頁;卡爾斯魯爾地方高級法院裁判,載《新法律周刊》,1988年,第3023頁)。

但如果婚約一方不知曉另一方已經結婚,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適用有關信賴保護效果的規定,以保護誠實訂婚人的信賴利益(例如適用第1301條。參看聯邦普通法院裁判,載《家庭法大全雜志》,1964年,第474頁)。在此種情形下,還可以考慮侵權請求權。

訂婚雙方均知其中一方已經結婚的,不能適用第1298條-1301條,但仍可以考慮侵權請求權,比如已婚男子故意欺騙女方說自己馬上會離婚。(哈姆地方高級法院裁判,載《新法律周刊》,1983年,第1436頁:被欺騙女方認為男方侵害了自己的結婚自由權和一般人格權,提出疼痛費請求權(Schmerzensgeldanspruch);但薩爾布呂肯地方法院在類似案件中拒絕了這種請求權,參看《新法律周刊》,第1987年,第2241頁;帕沃夫斯基(H.-M.Pawlowski)文章,載《新法律周刊》,第1983年,第2809頁。

四、《德國民法典》第1298條和第1299條規定的請求權。

1.概述。(1)在兩種情況下,訂婚人需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Schadensersatzpflichtig):一是訂婚人無重大理由而解除婚約(第1298條第1款,第2款),二是訂婚人的過錯造成解除婚約的重大原因,從而導致另一方解除婚約(第1299條)。

(2)賠償權利人(Ersatzberechtigte)包括另一方訂婚人及其父母,以及代替父母實施行為的第三人。

(3)賠償的范圍(zu ersatzen)是賠償權利人基于對婚姻的期待而支出的 ? 第242條:債務人有義務根據交易習慣,依照誠實信用原則履行給付。

第109條(2):另一方知道未成年事實的,僅在未成年人違背實情而聲稱已得到代理人允許的時候,另一方才能撤回;另一方在合同訂立時知道欠缺允許人的,即使未成年人違背實情,聲稱已得到代理人的允許的情況下,另一方也不得撤回。??費用或承擔的債務。若另一方訂婚人(不包括其父母和第三人)因為對婚姻的期待而采取了其它影響財產或職業地位的措施,還要賠償其因此遭受的損害(第1298條第1款第2句)。

(4)損害賠償責任限于(begrenzt)那些根據具體情況而言為適當的措施(第1298條第2款)。

2.解除。無論是否存在重大原因,婚約均可通過單方的、需要受領的意思表示而解除。不能通過代理人做出解除婚約的意思表示;限制行為能力人作出此種意思表示的,無需獲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參見《帝國法院民事裁判集》,第98卷,第13、15頁;該判決正確的指出,未成年訂婚人在人身自由領域有完整的權利)。

3.重大原因。重大原因的存在與否,對婚約撤銷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第1299條)。實際上,若不存在重大原因,當事人一般也不會去解除婚約。從倫理角度而言,若訂婚人一方對其伴侶已經沒有好感,就屬于不能結婚的重大原因,甚至可以說其有義務不結婚。但這并非法律中所稱的“重大原因”,在法律看來,訂婚人一方對另一方的主觀態度的變化,并不足以構成重大原因。第1298條第3款的目的在于限制風險,防止解除婚約造成的信賴損害過大。這里的核心問題就是要根據信賴關系的類型判斷,解除婚約的原因屬于受損害方還是另一方的風險范圍。通常出現的解除原因包括訂婚人自身的原因、訂婚人的行為或個人狀況(例如不忠誠、嚴重的不當行為、對結婚有影響的疾病、訂婚時不知曉的不良習慣等)。

4.需要賠償的費用。(1)需要補償的是訂婚人基于對婚姻的預期(in Erwartung der künftigen Eheschlie?ung)而支出的費用(如購置共同的家庭用品、向旅行社預訂蜜月旅行、訂婚儀式的費用、租用房屋等)和采取的措施。若費用支出和婚姻預期無關,則不能要求賠償。當事人訂婚后共同生活的,雙方為維持共同生活需要而支出的費用,也不屬于賠償范圍,因為這些費用針對的是現實的共同生活需要,而不是將來的婚姻(參看法蘭克福地方高級法院裁判,載《新法律周刊》,1971年,第470頁;杜塞爾多夫地方高級法院裁判,載《家庭法大全雜志》,1981年,第770頁)。解除婚約引起的健康損害不屬于賠償范圍;但當事人可以就此另行提出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不過法院在這一點上相當謹慎(參看杜塞爾多夫地方高級法院裁判,載《家庭法大全雜志》,1962年,第429頁)。

第1298條第1款第2句規定的措施(Ma?nahmen)一般指的是放棄工作崗位、拋售財產或放棄小型工商企業。法院在計算損害賠償數額時,有時會相當寬松(帝國法院裁判,載《帝國法院民事裁判集》,1918年第76號:女裁縫訂婚后停止工作,請求賠償訂婚期間的工資損失;《帝國法院民事裁判集》,1925年第132號:訂婚后解散了商店,請求賠償重新開業必須的資金;出售不動產的,請求賠償在此期間由于貨幣貶值遭受的損失)。

5.賠償義務的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限于在具體情況下為適當的措施(第1298條第2款),從而對信賴保護設立了必要的限制。婚約并不是對未來結婚的絕對保證。若訂婚人一方采取的財務措施或支出的費用超出正常限度,就不能將此種風險轉嫁給另一方。特別是當訂婚人一方在沒有和另一方商議的情況下就辭掉工作時,對適當性的判斷尤其要謹慎(聯邦普通法院裁判,載《家庭法大全雜志》,1961年,第424頁:訂婚后為了騰出時間打理未婚夫的財產,關閉了經營良好的企業咨詢事務所)。基于共同生活規劃而采取的措施,一般均屬于“適當的”措施。

程序:和婚約解除相關的請求權屬于“其他家庭事件”(《關于家庭事件和非訴事件的程序的法律》第266條第1款第1項),由家庭法院管轄。6.請求權的競合。第1298條以下的規定屬于特別法(Spezialregelungen),可以排除關于給付障礙(將婚約視為有約束力的契約)和締約過失責任的一般規定。這里也有可能涉及侵權請求權,但侵權請求權一般以法律保護的權利受到損害為前提;而破壞婚約忠誠本身尚不構成侵權的條件(杜塞爾多夫地方高級法院裁判,載《家庭法大全雜志》,1981年,第355頁)。若涉及到婚約當事人在婚約存續期間的給付的財產補償,不適用第1298條和第1299條的特殊規定。

例如:漢斯(Hans)和格蕾特(Grete)訂婚時擁有一處建設用地。訂婚后他們在這塊地上修建住宅。格蕾特為此貢獻出自己的積蓄并且付出大量勞動。兩人后來結婚,但婚姻并不美滿,幾年后兩人離婚。格蕾特要求對她為建造房屋付出的勞動和資金予以適當的補償。

由于當事人沒有解除婚約,而是締結了婚姻,所以這里不適用第1298和第1299條。這種情況應根據交易基礎喪失理論處理(聯邦普通法院裁判,載《新法律周刊》,1992年,第427頁)。在這種情況下,也可能基于目的落空(Zweckverfehlung)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第812條第1款第2句,第2種情況)。一方當事人在另一方的企業中提供了大量協作勞動的,可以認為他們構成合伙關系,解除合伙關系的會產生第730條以下規定的補償請求權(參看第207段)。

第五篇:德國公務員管理和反腐敗特點

德國公務員管理和反腐敗特點

發布人: 李英娜

發布時間: 2010-11-25 20:40:00 閱讀次數: 70 次 網友跟帖 0 條

德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公務員范疇十分廣泛,包括政府官員、法官、檢察官、外交官、教師等職業,總人數為600多萬人。德國對公務員的教育、管理和監督形式多樣,已經形成一套嚴密、成熟的體系,對于更好地在公共服務領域工作,保持清正廉潔,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公務員管理法制化程度高,管理有方。

為了保障公務員在公共服務領域工作的廉潔,維護政府的信譽,建立了嚴格的懲戒和監督機制。德國雖然沒有專門的反腐敗法,但在1997年對刑法有關反貪污腐敗的規定進行了修改,提高了賄賂罪的量刑幅度,對公職賄賂罪則規定了從重處理的情況,明確了四種腐敗行為為犯罪行為,并將家庭成員也納入監管范圍。2004年聯邦內政部頒布了新的《聯邦政府關于在聯邦行政機構防范腐敗行為的條例》;還頒布了《反賄賂法》,對受賄、索賄和行賄行為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并制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受賄行為一旦查實,將受到嚴厲的處罰。重則受到刑事處罰,輕則受到行政處分。其中行政處分包括嚴重警告、罰金、降低工資、降級、開除公職五類,前三種處罰機關負責人可以決定,后兩種則須通過法院判決。同時,對受賄和行賄行為同等力度的處罰,有效地杜絕了腐敗行為的發生。

2、不斷完善各種管理方式和手段,預防有措。

一是對公務員行為約束的條規比較細致,所有行為要公開透明。德國在公務員權力領域防止腐敗上,主要進行了四個方面的規范。第一,辦事“四個眼睛”的原則。對重大工程項目的招投標、財政資金支出、警察執行公務都必須至少兩個人共同審批和執法,以強化相互監督,避免個人決定而導致暗箱操作甚至出現腐敗。第二,崗位輪換原則。對容易滋生腐敗的建設、規劃、醫藥、稅務、社會保險等權力部門或重要崗位的公務員實行定期輪崗,一般為3年,目的是使他們建立不起根基。第三,對于接受禮物、宴請和其它好處,各州政府都頒布行政管理條例來約束公務員在經濟活動中的行為,如公務員接收禮品不能超過20歐元,否則就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紀律處分。第四,堅持報告制度,公務員參加一些重要公務活動都必須向組織報告。如參加建筑市場開張典禮要報告,參加與利益相關單位的會議也要報告,等等。

二是注重行政管理過程的監督。如黑森州南部行署制定了廉政提醒書,明確公務員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通過上級與下級談話,讓他們在廉政提醒書上簽字。對一些程序性的規定,如招標、發標不能由一人承擔,標書應嚴格按照法律規定進行書寫等,并實行嚴格檢查。建立腐敗檔案,設立違規企業黑名單,凡有賄賂行為的公司,在3年內不得參與競標政府部門的項目。同時,設立專門機構,負責接受對腐敗問題的舉報和反映,向部門負責人報告并提出處理建議。

三是注重對私營經濟領域腐敗的治理。十年前,在私營經濟領域,海外企業為獲取訂單、工程和服務,給所在國或地區的政府官員或其他企業的主管回扣、好處等,都視為合法并被納入成本。但這往往會損害政府機關的廉潔性和國家的信譽,也會對沒有中標企業的第三方不公平,破壞已有的市場經濟規則。為此,德國除加強立法、規范官員行為等措施外,還加強對企業審計監督。審計工作完全按照法律的規定進行,不受行政和司法干擾,不服從任何上級指令,不受任何訴訟程序的限制,可以隨時進行審計。審計人員不能公開審計結果,但必須在審計報告中列明“異常”賬目;鼓勵對賄賂現象的舉報,規定不能公開舉報人和證人的姓名,同時允許通過電子郵件或者其他匿名方式進行舉報,而匿名舉報往往被認為是行賄者或受賄者的同事,是最了解內情人的舉報,具有可查性。在實際操作上,如果企業主管或經理級的人物因為犯了受賄罪,不論你給企業做了多大貢獻,企業往往為保住名聲而將他辭退,并要求賠償損失,再加上坐幾年牢,這對想采取非法手段謀取不當利益的人來講成本太大,得不償失。

3、職能部門通力配合,查處有力。

德國沒有統一的反腐敗機構。各州的檢察院、警察署、審計署、稅務局等部門都根據各自職能,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共同打擊各種腐敗行為。隨著反腐敗任務的加重,各州、市對職能部門進行了加強。法蘭克福檢察院有20個部門、115名檢察官,其中有9 個部門、近50人負責受理貪污、賄賂、瀆職等腐敗案件的舉報、轉辦與偵查起訴工作:一是與直接隸屬州議會的審計署聯系,負責經過審計發現的違法貪污受賄案件的起訴;二是將涉及公務員的部分腐敗案件移交警察署偵查;三是將自辦和審計署、警察署移送的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訴;四是加強同政府各部門的聯系,負責公務員隊伍的預防違法犯罪教育和監督。德國的刑法對涉及腐敗行為的制裁有兩個:有期徒刑和罰金。有期徒刑最短3個月,最長10年。看似量刑不重,但如果公務員因受賄、貪污或接受非物質利益而被揭發,那他將被判刑并清除公務員隊伍,名譽掃地,沒有醫療和退休金保障,生活會陷入困境,這使絕大部分公務員不敢越雷池一步。

4、發揮新聞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作用,監督有效。

輿論監督是防止腐敗的一種行之有效的形式。德國的輿論監督力量非常大,被稱為“第四種權力”。根據法律規定,檢察院發現有腐敗方面的報道,有義務進行調查。據介紹,德國擁有100多家電臺、25家電視臺、27家通訊社、380多種報紙和9000多種期刊。德國的輿論媒體大都是獨資或合資的股份制企業,以盈利為目的,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為了占有讀者,它們一般都雇有耳目,專門收集政府要員和公務員的政治丑聞和緋聞,揭露腐敗現象。德國實行新聞自由,德國政府原則上不能干預新聞媒體的活動,并鼓勵媒體發揮監督作用。報刊、電臺、電視臺可以報道政府、政黨內部的情況,只要內容屬實,不泄露國家機密,即屬合法,而消息來源受法律保護,任何人不能對消息來源進行調查,即使出現報道不實,一般也不追究法律責任。政府官員和公務人員的腐敗丑聞和緋聞一旦曝光,往往被迫引咎辭職。近幾年,一些政客被新聞媒體曝光而被迫下臺的例子屢見不鮮。

非政府組織,如行業協會、透明國際組織、經合組織成為反腐敗的重要力量。如黑森州納稅人協會,其主要任務是代表納稅人利益,促進政府制定合理的稅收政策,反對財政浪費。它針對某些費用過高和失職行為進行調查,通過媒體發表意見,進行抨擊。同時每年還出版黑皮書,選擇100個公共服務部門浪費納稅人錢財的典型案例,給政府施加壓力。透明國際組織主要致力于從國際、國內兩條戰線聯合打擊行賄、受賄行為,總部設在柏林。目前,該組織已在80多個國家設有分會,每兩年召開一次全球反腐敗會議。透明國際組織在德國設有分部,主要任務是防止德國對外經貿活動中腐敗問題的出現。例如,讓通過腐敗、行賄得到的合同不受保險公司的保護;讓德國議會通過法律,使公司行賄的錢不可打進成本;通過與稅務、財政等部門的合作,隨時對可能發生的腐敗案件進行報告;與銀行合作,防止國際間的洗黑錢活動,將某些國家的官員通過腐敗得來的錢物歸原主;采取措施保護舉報人;通過每年公布腐敗指數,敦促各國政府加大反腐敗力度等等。

遏制腐敗關鍵在于機制——來自德國廉政建設的考察報告

作者:《監察哨?

文章來源:《監察哨》

點擊數:1055 更新時間:2006-5-18 17:07:12

腐敗問題是當今一個世界性難題。為遏制腐敗、肅貪倡廉,各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腐敗斗爭浪潮。基于學習借鑒他國廉政建設的經驗,深圳市紀委組織市區紀檢監察干部對德國的反腐敗工作進行了學習考察。德國總面積36萬平方公里,16個聯邦州,8200萬人口,近些年來,國民經濟以3%的速度遞增,1998年GDP38000億馬克,人均GDP28000馬克,居全球第二,德國不僅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而且擁有一支廉潔高效的公務員隊伍,特別是1990年10月3日東西德統一后,政府進一步加大了反腐敗工作的力度,廉政建設呈現出“注重人格力量,突出權力重點,堅持法制原則,強化輿論監督”的特色。

一、主要特點

德國盡管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政府十分重視廉政建設,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國廉政建設的特點,歸納起來是五個“機制”:

(一)以人格力量為基礎的自律機制。德國是歐洲文明的發祥地之一。長期以來,德國受古典哲學的熏陶和教化,越來越壯大的精神氛圍就是啟蒙與理性,理性本身就是一種崇高的精神力量。加之德國人信奉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和天主教,要求人人做好事,做善事。因此,德國人十分注重個人道德修養,養成了嚴肅認真、遵守紀律、善于服從和不感情用事的傳統美德。德國政府機關錄用公務員,堅持忠實可靠、待人誠實、勤勞認真的標準。除政府不斷加強對公務員的教育培訓和管理外,公務員本身也做到了嚴格自律,遵守職業道德,崇尚敬業精神,講究紳士風度,注重潔身自愛,注意公私分明。比如德國有4200萬輛小汽車,不到兩個人一輛車,但絕對沒有公車私用現象。出現這種濃厚的廉潔自律氛圍,從根本上講,就是公務員自身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嚴格自律的廉政理念。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公務人員有穩定的相當社會中等水平的收入和社會保險,沒有后顧之憂,只要不犯錯誤,可以終身干下去,而且政界精英分子會受到社會尊重和稱羨,因此,在公務員隊伍中違紀違法者的比例很小。勃蘭登堡州每年處理腐敗案50件左右,其中有大部分是交通違例后企圖行賄逃避處罰的案子。

(二)以規范公務員行為為重點的權力約束機制。加大對權力的分解和約束是防止腐敗的重要措施。德國在公務員權力領域防止腐敗上,主要進行了四個方面的規范。第一,辦事“四個眼睛”的原則。對重大工程項目的招投標、財政相關的支出、警察執行公務都必須堅持兩個人以上把關和同行,不能個人單獨行動,暗箱操作。第二,崗位輪流的原則。對容易滋生腐敗的建設、規劃、醫藥部門、財政(稅務)、社會保險等權力部門的公務員實行定期輪崗,一般為3年,如發現違規的行為立即調離現崗位。第三,限制第二職業。《公務員行為守則》明確規定,從事公務的人員不能從事第二職業,如果工作需要從事第二職業的,要經過上級主管部門批準,否則,必須責令辭去公職。第四,接受禮物和好處的規定。各聯邦州都對公務收受禮品作了嚴格規定,部長、國務秘書一級的公務員在公務活動中不能接受任何禮品禮金,部門的公務員在公務活動中可接受價值50馬克《相當于230元人民幣)以內的禮物,但必須向上司報告,絕對不準收受現金。對圣誕等重大節日,公務員收到邀請函,是否出席,也作了規定,必須經過上司批準,而且只能收印有該公司名稱作廣告的小禮品,否則,將會受到查處。為了落實上述四條措施,各部門內部都有相關的人員負責與公務員管理部門聯絡對話,確保廉政規定和措施落到實處。

(三)以法制健全為保障的懲治機制。嚴厲懲治是清除腐敗的重要手段。德國懲治腐敗體現了三個并重的原則。一是精神處罰和經濟處罰并重。法律明確規定對貪污受賄和瀆職的腐敗者可以判1天至10年的有期徒刑,并處以罰款或賠償經濟損失;對公務員違反紀律的處分,既給予行政警告或開除處分,也給予罰款和賠償經濟損失的處理。二是對受賄者處罰和行賄者處罰并重。不僅強調對受賄者嚴懲,對行賄者也給予嚴厲懲處。三是對違法企業的處罰和違法中介組織的處罰并重。只要違反了法律都要嚴肅處理,企業的行賄行為或者中介組織違法行為,除了追究法人代表的刑事責任外,還要將該企業或中介組織上黑名單公布于眾,通過行業公會,對違紀違規者在行業中給予限期停止業務活動和罰款處理。

(四)以輿論媒體為主導的全社會參與的監督機制。輿論媒體監督是防止腐敗的一種行之有效的形式。德國是一個信息社會,有100多個電臺、25個電視臺、27家通訊社、380多種報紙和9000多種期刊。德國的輿論媒體不是掌握在政府手里,而是獨資和合資的股份制企業,都以盈利為目的,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為了占有讀者,一般都雇有耳目,專門收集政府要員和公務員的政治丑聞和緋聞。政府官員和公務員一旦腐敗丑聞和緋聞曝光,就得引咎辭職。與此同時,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政黨監督、社會公眾監督、司法監督和上司對部下的監督體系也是相當完備的,形成了全社會多視角監督的網絡。

(五)以案件清理中心為主軸的反腐敗工作機制。隨著反腐敗任務的加重,1993年德國的各聯邦州成立了反腐敗工作機構,腐敗案件清理中心,這個機構是檢察院的一個部門,隸屬于司法部。我們訪問的勃蘭登堡州反腐敗案件清理中心有4名國家級主檢控官,40名檢控官,其工作職能是受理貪污、賄賂、瀆職等腐敗案件的舉報、轉辦與偵查起訴,起著承上啟下的樞紐作用:一是與直接隸屬聯邦州議會的審計署聯系,負責經過審計發現的違法貪污受賄案件的起訴;二是將涉及公務員的部分腐敗案件移交警察署偵查,三是將自辦和審計署、警察署移送的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訴;四是加強同政府各部門的聯系,負責公務員隊伍的預防違法犯罪教育和監督。每年由負責案件清理中心的主檢控官向司法部報告工作,對全州的反腐敗案件查處工作負責。公務員違紀違規的處理由各政府部門的行政長官負責。

二、有益啟示

我國與德國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文化背景以及意識形態有根本的差異,但加強公務員隊伍的廉政建設,建立高效的政府是相同的任務。德國加強廉政建設的作法和經驗,充分證明了我市建立和完善反腐保廉預防體系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非常及時的,必將收到良好的效果。通過學習考察,我們有以下四點啟示:

啟示之一,必須強化廉潔自律意識。從我們所接觸到的情況來看,公務員都把廉潔自律和勤政廉政作為一種內在的自覺行為。在德國,法律要求公務人員必須嚴格遵守《公務員行為守則》,而且每一位新加入公務員隊伍的公民都要舉行宣誓儀式,保證嚴格遵守公務員守則,若違反誓言愿意接受處罰。同時,每年公務員要與所在單位領導簽訂一份廉政合約,承諾廉潔奉公。在學習考察中,我們得到了這么一種信息對絕大多數德國公務員來說,利用徇私舞弊的手段貪污公款或收受賄賂,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聯系我們的實際看,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教育,形成不想腐敗的態勢,的確任重道玩。因此,必須加大理想信念教育和黨風廉政教育的力度,形成“廉潔光榮,腐敗可恥”環境氛圍,使黨員干部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增強拒腐防變的能力,塑造完美的高尚的人格。

啟示之二,必須完善法制建設。德國是法制國家。這次通過訪問和了解,法制建設上也有可借鑒之處。德國沒有單獨的《反腐敗法》,對腐敗案件的處理視同其它刑事案件一樣依照法律處理。廉政建設并非作為一項單一的工作體現出來,而是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猶如編織了一道覆蓋所有公共權力運作系統的極為嚴密、具體、全面、細致,可操作性強的法治之網。近些年來,我國在法制建設上做了大量工作,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就廉政建設而言,也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軌道。但與德國相比,法律法規還缺乏操作性,一般來講規定了不能為,而沒規定違了怎么辦,對不這樣辦的也沒有強制約束力。因此,從依法治國的要求看,一方面廉政法制建設必須納入整個國家的立法體系,全面通盤考慮;另一方面立法必須嚴密具體,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德國對貪污受賄者不僅要追究刑事責任,而且要給予經濟處罰,對造成國有資產損失的必須負賠償責任。這樣對腐敗分子不僅在政治上、精神上搞垮,而且在經濟上搞垮,通過提高腐敗成本,震懾腐敗分子,解決“苦了我一個,幸福幾代人”的問題。同時,黨政機關要結合實際,從源頭上抓起,建立切實可行與工作相配套的廉政制度,形成完備的內部管理機制。深圳要充分利用享有的立法權,加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廉政法制建設,把經濟賠償納入廉政法規的內容,通過完善法制,率先走上依靠法制預防和治理腐敗的新路子。

啟示之三,必須樹立責任意識。德國雖然沒有獨立的反腐敗機構,但反腐敗案件清理中心的檢察官們胸懷大局、盡職盡責,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在指導思想上不是以查案多少作為檢驗工作的標準,而是以查清問題,促進經濟的發展和保證社會的公平為宗旨,在調查案件時,他們首先考慮挽回經濟損失,再考慮如何處理違法者。近三年巴伐利亞州案件清理中心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1億多馬克。在實際工作中,他們千方百計保護國家財產免受損失。比如,德國統一之后,聯邦政府于1994年決定將首都從波恩遷往柏林。隨之而來的就是在柏林有一大批政府投資的建設項目,總投資額高達800億馬克(約合3300億元人民幣)。柏林市內政部和司法部等相關部門不是等事情發生了才去處理,而是都在各自管轄的范圍內積極去做好防范工作,并成立了多少檢查小組,對政府投資的在建項目以突然襲擊的方式進行抽查。通過監督檢查,保證政府這筆特別巨大的建設投資在使用中不發生腐敗問題。在跨入新世紀門檻的時候,我國改革和建設的任務十分繁重,歷史和現實都要求我們紀檢監察機關必須以江總書記“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為指導,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樹立全局觀念和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都不能離開服從服務于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特別是身處改革開放前沿的紀檢監察干部,必須更加保持清醒的頭腦,按照市委、市紀委的要求,堅持標本兼治,著力治本,預防為主,教育為主,扎實工作,努力營造干事創業的大環境。

啟示之四,必須加強輿論監督。德國實行新聞自由,報刊、電臺、電視臺可以報道政府、政黨內部的情況,只要內容屬實,不泄露國家機密,即屬合法,而消息來源受法律保護,任何人不能對消息來源進行調查,這種輿論監督是行之有效的。那怕是促成德國統一的前總理科爾也因政治獻金案曝光,而未幸免被迫下臺。前不久,運輸部長賴因哈德·克利母特因涉嫌經濟丑聞而被迫辭職。我們的輿論媒體是黨的喉舌,是宣傳黨和國家大政方針的工具,不可能完全照搬德國這種監督形式,但借鑒這種形式,在加大輿論媒體正面宣傳力度的同時,對查清事實的某些腐敗現象進行公開曝光,把權力監督、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有機結合起來,相得益彰,這樣的路子是可以探索的,相信一定會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

三、幾點建議

學習考察的根本目的在于借鑒和吸收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并用于指導我們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實踐,為此,我們提出如下建議,也算為建立和完善我市反腐保廉預防體系獻計獻策。

第一,制定《深圳市國家公務員行為守則》。明確規定公務員的權利和義務,哪些事必須做,哪些事必須請示、報告,哪些事應該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經授權可以酌情處置,哪些事不能做或必須回避,哪些事絕對禁止做,等等;并明確,如果違反有關規定,應該受到何種經濟處罰和精神處罰,以及引咎辭職等處罰,等等。同時,對于每一位新加入的公務員和每次晉升職務的公務員,必須履行一次嚴格遵守《深圳市國家公務員行為守則》的宣誓議式;每年公務員要層層簽訂廉政公約,作出莊嚴承諾,并將有其本人親筆簽名的公約放入檔案袋中,讓他時刻牢記自己的承諾,作為對自己的一種約束。

第二,嚴格規范行業管理。加強對行業的監督和管理是遏制腐敗的一項有效措施。每個行業都必須建立規范的管理制度和公約,約束行業的行為。如企業、中介組織都必須用法律和法規規范行為,對違法的行為要依法進行處理,對違規的行為要列出黑名單公布,不僅給予刑事處罰,而且要給予行政和經濟處罰以及賠償經濟損失,確保社會的公平與公正。

第三,加快輿論監督的試點工作。要敢于并善于運用輿論監督改進和推進工作,充分發揮媒體監督的作用,可在某一媒體上先行試點,針對某個行業和某時期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和難點問題,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輿論監督,實行“公開曝光、正面引導、跟蹤整改、促進工作”的措施。同時,把輿論監督轉化為權力監督,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作出組織處理和紀律處分。

第四,加強紀檢監察機關的對外交往工作。這次考察我們接觸了總部設在德國柏林的反腐敗國際透明組織。盡管這個屬于民間性質的反腐敗國際組織,每年都通過民間調查,對各國腐敗狀況打分排隊,但從交流中發現,他們對我國的反腐敗工作并不了解,或者說知之甚少。為了加強交流,我們可以以深圳市紀檢學會或監察學會的名義,加強同他們以及國外其它廉政或反腐敗機構的交往,便于宣傳我們反腐保廉的主張與成效,擴大深圳經濟特區的國際影響。

德國的反腐敗機制

楊解樸

2004年“透明國際”公布的德國廉政指數為8.2,在146個國家中名列第15位。

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

德國人給人的總體感覺是嚴謹、守法,這一獨特的社會文化特征對德國的反腐機制有著重要影響。它是由多種因素形成的,其中包括學校和家庭的教育、宗教的影響和歷史的因素。

學校和家庭教育

德國教育理論認為,德育的目標不是教給學生現成的東西,而是塑造品格。品格是支配人的行為和態度的內在精神統一體,它是在后天的環境和教育中形成的。德國各州的學校法中關于德育的規定,都將遵守行為規范,做到公正、誠實、對國家和社會負責、具有群體精神、承認并且運用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條例、展行國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等列為重點。這種教育有助于培養未成年人今后自覺遠離腐敗,自覺抵制腐敗。

德國人重視宗教道德和宗教對人格的完善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強調個人品質的塑造和個人的自我完善。在德國學校中,宗教課程實際上承擔的就是專門德育課程的任務。宗教課由教師和教士進行講解。一般每周2—4課時,因州而異。除了正式的宗教課,學校也還開展宗教儀式活動,如集體禱告等等。通過宗教教義來潛移默化地塑造人們的心靈中正直善良的一面。

在德國的家庭教育中則強調培養子女的生活能力、履行義務的能力、行動的能力以及批判能力。要求孩子們具有知識、誠實、勤奮、秩序、公正、正直、團結、容忍、認真等品格,這些后天的塑造對德國人形成了民族整體上嚴謹、認真、守法的性格,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腐敗思想的滋長。

宗教和歷史影響

德國有近三分之二的人信仰基督教。盡管宗教組織的影響在近一兩個世紀以來一直處在不斷衰退之中,但是基督教精神依然深深扎根于人們的日常觀念和行為之中。從歷史上看,德國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勤儉、簡樸的精神對德國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受到宗教意識影響的人會對自己的犯罪行為和腐敗行為產生愧疚和負罪感,這也是宗教對社會穩定有利的一方面。

在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深刻地改變了德國的歷史發展,使德國人在處理政治機構和機制、歷史、文化、意識形態方面問題時格外謹慎,以防止悲劇重演。納粹統治時期是德國歷史上最為黑暗,最為專制的時期,也是腐敗橫行的時期,對德國人的精神世界、民族傳統造成了深刻的傷害。因此戰后德國的重建和反思是全方位的,其中也包括對自身和傳統的重新認識。戰后德國追求政治生活的樸素和務實,對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權制度的建設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結構和政治生活不僅使德國的政治多年來比較穩定,同時也形成比較廉潔的政治社會風氣。

反腐敗的法律基礎

德國反腐敗的主要法律依據是《德國刑法典》,其中有關賄賂罪的條款是確定腐敗行為法律后果的主要依據。1997年8月13日,德國聯邦議會通過了《反腐敗法》。其中提高了賄賂罪的量刑幅度;對公職賄賂罪則規定了從重處理的情況等。

通常情況下,刑法對賄賂等涉及腐敗行為的制裁有兩個:有期徒刑和罰金。有期徒刑最短3個月,最長10年。對法官的處罰重于對一般公務員的處罰。對于罰金的規定更體現了可操作性的特點。如把受賄處罰金額定為5歐元,連續三次受賄5歐元就要開除公職,并且對行賄與受賄者的處罰是對等的。公務員法律專門規定,任何公務員接受禮品包括公務禮品都必須申報上交,征得上級同意才能留給個人。如果不是禮品而是金錢,50至80歐元之內,交機關內部處理,超過這一限額的交上級機關組織和人事部門處理。

1998年德國聯邦政府頒布了《聯邦政府關于聯邦管理部門反腐敗的行政條例》,對聯邦公務部門制定反腐敗措施進行了指導性的規定。2004年聯邦內政部頒布了新的《聯邦政府關于在聯邦行政機構防范腐敗行為的條例》。在條例的附件中將可能發生腐敗的跡象概括為中性跡象和報警性跡象兩類。中性跡象包括:公務員有不合理的高水準生活;對變換職務或者調動工作表示出令人費解的抵制;在未獲得批準或未進行說明的情況下從事其他兼職工作;出現酗酒吸毒或賭博等社會問題;同一些企業之間有不同尋常的私人交往;特別夸獎和照顧一些企業以及獲得企業方面的慷慨贊助等現象。報警性跡象包括:公務員無視有關規定;不斷發生“小過錯”;做出不同尋常且令人費解的決定;濫用裁量空間;有意回避檢查;隱瞞某些事件和情況;試圖對不屬于自己管轄范疇的決策施加影響;以沉默的方式容忍違法行為;對可疑的現象或事件沒有反應等現象。

反腐敗機制

聯邦議院是在聯邦重要的反腐敗機構,聯邦議院不但有立法權和重大決策的審批權,還對政府和官員有監督的職能。

聯邦議院

德國聯邦議院通過行使其監督職能,對政府官員、行政機構進行制衡和監督來防止權力被濫用,減少腐敗行為的發生。

聯邦議院中如果有1/4的議員要求對聯邦政府在行政管理中產生的官僚主義、貪污腐化、行賄受賄或公眾十分關注的問題進行調查,聯邦議院有權利和義務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由專家組成。調查委員會可以利用刑事訴訟的規定,傳喚證人,通過公開和秘密的途徑搜集必要的證據。它可以就議員們對政府工作中存在懷疑的問題展開調查、進行澄清。委員會要向聯邦議院報告其調查結果,聯邦議院將根據報告考慮是否形成決議。調查委員會一直是監督政府工作的一個“銳利的武器”。

另外調查委員會還負責處理官員受賄案。調查委員會與聯邦檢察院共同調查和審理這類案件。調查委員會經過長期、周密的調查后,寫出報告,上報聯邦議院,議院經過辯論最后交法院處理。

政府各部門和各州的反腐敗機構

德國各級政府部門都設有內部監督機構并設立防腐聯系人,如果發現腐敗現象,就向上級報告,封存計算機以及工作檔案,然后轉交檢察院。

審計機構是德國反腐敗的一個重要力量。德國審計機構分三級, 聯邦、州和市均設有審計局。審計工作完全按照法律的規定進行,獨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不服從任何上級指令,不受任何訴訟程序的限制,可以隨時進行審計。

作為聯邦制國家,德國沒有統一的反腐敗機構,16個聯邦自治州在反腐敗上有充分的自主權。有的州設置反貪中心,如柏林市(州),屬市議會領導;有的設監察專員,如北威州,屬內政部國務秘書(副部長)領導。還有些聯邦州成立腐敗案件清理中心,作為州檢察院的一個部門,隸屬州司法部。

公務員制度

德國公務員制度相對完善,主要表現在:第一,公務員實行公開招聘。第二,公務員的職業道德和廉潔培訓制度化。第三,實行輪崗制度和權利約束機制。政府規定:5年必須輪崗交流。對于容易滋長腐敗的部門,則規定一般3年必須輪崗;對重大工程項目的招投標、財政相關支出、警察執行公務等必須堅持兩個人以上把關和同行,不能個人單獨行動。第四,實行高薪養廉和公務員終身制,原則上禁止公務員從事第二職業;同時嚴厲懲治違反紀律的公務員。第五,詳細的有關法律條文、行政規定,具有可操作性。第六,行為決策公開透明,接受多層監督。

透明國際

德國透明國際組織于1995年成立,有300多位成員,在柏林和慕尼黑各設一個小組,主要任務是防止德國對外經貿活動中腐敗問題的出現。

德國的透明國際組織提出了類似于我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概念,叫做反腐敗的“機能整合系統”,認為僅靠立法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而應建立一種有效遏制腐敗發生的社會機制,在立法和行政總體權能指引下,通過媒體的力量,借助于審計署的監督職責、司法部的反腐敗職能,并動員個人的和社會組織的力量,編織一張反腐敗的大網。這種綜合治理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公共權力的反腐敗不可靠。例如德國透明國際就認為,在有些國家,政黨、司法部和警察是“最腐敗”“的公共機關。

輿論監督

輿論媒體監督是防止腐敗的一種行之有效的形式。德國的輿論監督力量非常大,被稱為“第四種權力”。根據法律規定,檢察院發現有腐敗方面的報道,有義務進行調查。

德國擁有100多家電臺、25家電視臺、27家通訊社、380多種報紙和9000多種期刊。德國的輿論媒體大都是獨資或合資的股份制企業, 以盈利為目的,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為了占有讀者,它們一般都雇有耳目,專門收集政府要員和公務員的政治丑聞和緋聞。德國實行新聞自由,報刊、電臺、電視臺可以報道政府、政黨內部的情況,只要內容屬實,不泄露國家機密,即屬合法,而消息來源受法律保護,任何人不能對消息來源進行調查。政府官員和公務員的腐敗丑聞和緋聞一旦曝光, 就要引咎辭職。原則上,德國政府不能干預新聞媒體的活動,因而一些新聞媒體依法對政府實施監督。

德國的反腐敗機制

楊解樸

2004年“透明國際”公布的德國廉政指數為8.2,在146個國家中名列第15位。

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

德國人給人的總體感覺是嚴謹、守法,這一獨特的社會文化特征對德國的反腐機制有著重要影響。它是由多種因素形成的,其中包括學校和家庭的教育、宗教的影響和歷史的因素。

學校和家庭教育

德國教育理論認為,德育的目標不是教給學生現成的東西,而是塑造品格。品格是支配人的行為和態度的內在精神統一體,它是在后天的環境和教育中形成的。德國各州的學校法中關于德育的規定,都將遵守行為規范,做到公正、誠實、對國家和社會負責、具有群體精神、承認并且運用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條例、展行國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等列為重點。這種教育有助于培養未成年人今后自覺遠離腐敗,自覺抵制腐敗。

德國人重視宗教道德和宗教對人格的完善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強調個人品質的塑造和個人的自我完善。在德國學校中,宗教課程實際上承擔的就是專門德育課程的任務。宗教課由教師和教士進行講解。一般每周2—4課時,因州而異。除了正式的宗教課,學校也還開展宗教儀式活動,如集體禱告等等。通過宗教教義來潛移默化地塑造人們的心靈中正直善良的一面。

在德國的家庭教育中則強調培養子女的生活能力、履行義務的能力、行動的能力以及批判能力。要求孩子們具有知識、誠實、勤奮、秩序、公正、正直、團結、容忍、認真等品格,這些后天的塑造對德國人形成了民族整體上嚴謹、認真、守法的性格,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腐敗思想的滋長。

宗教和歷史影響

德國有近三分之二的人信仰基督教。盡管宗教組織的影響在近一兩個世紀以來一直處在不斷衰退之中,但是基督教精神依然深深扎根于人們的日常觀念和行為之中。從歷史上看,德國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勤儉、簡樸的精神對德國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受到宗教意識影響的人會對自己的犯罪行為和腐敗行為產生愧疚和負罪感,這也是宗教對社會穩定有利的一方面。

在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深刻地改變了德國的歷史發展,使德國人在處理政治機構和機制、歷史、文化、意識形態方面問題時格外謹慎,以防止悲劇重演。納粹統治時期是德國歷史上最為黑暗,最為專制的時期,也是腐敗橫行的時期,對德國人的精神世界、民族傳統造成了深刻的傷害。因此戰后德國的重建和反思是全方位的,其中也包括對自身和傳統的重新認識。戰后德國追求政治生活的樸素和務實,對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權制度的建設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結構和政治生活不僅使德國的政治多年來比較穩定,同時也形成比較廉潔的政治社會風氣。

反腐敗的法律基礎

德國反腐敗的主要法律依據是《德國刑法典》,其中有關賄賂罪的條款是確定腐敗行為法律后果的主要依據。1997年8月13日,德國聯邦議會通過了《反腐敗法》。其中提高了賄賂罪的量刑幅度;對公職賄賂罪則規定了從重處理的情況等。

通常情況下,刑法對賄賂等涉及腐敗行為的制裁有兩個:有期徒刑和罰金。有期徒刑最短3個月,最長10年。對法官的處罰重于對一般公務員的處罰。對于罰金的規定更體現了可操作性的特點。如把受賄處罰金額定為5歐元,連續三次受賄5歐元就要開除公職,并且對行賄與受賄者的處罰是對等的。公務員法律專門規定,任何公務員接受禮品包括公務禮品都必須申報上交,征得上級同意才能留給個人。如果不是禮品而是金錢,50至80歐元之內,交機關內部處理,超過這一限額的交上級機關組織和人事部門處理。

1998年德國聯邦政府頒布了《聯邦政府關于聯邦管理部門反腐敗的行政條例》,對聯邦公務部門制定反腐敗措施進行了指導性的規定。2004年聯邦內政部頒布了新的《聯邦政府關于在聯邦行政機構防范腐敗行為的條例》。在條例的附件中將可能發生腐敗的跡象概括為中性跡象和報警性跡象兩類。中性跡象包括:公務員有不合理的高水準生活;對變換職務或者調動工作表示出令人費解的抵制;在未獲得批準或未進行說明的情況下從事其他兼職工作;出現酗酒吸毒或賭博等社會問題;同一些企業之間有不同尋常的私人交往;特別夸獎和照顧一些企業以及獲得企業方面的慷慨贊助等現象。報警性跡象包括:公務員無視有關規定;不斷發生“小過錯”;做出不同尋常且令人費解的決定;濫用裁量空間;有意回避檢查;隱瞞某些事件和情況;試圖對不屬于自己管轄范疇的決策施加影響;以沉默的方式容忍違法行為;對可疑的現象或事件沒有反應等現象。

反腐敗機制

聯邦議院是在聯邦重要的反腐敗機構,聯邦議院不但有立法權和重大決策的審批權,還對政府和官員有監督的職能。

聯邦議院

德國聯邦議院通過行使其監督職能,對政府官員、行政機構進行制衡和監督來防止權力被濫用,減少腐敗行為的發生。

聯邦議院中如果有1/4的議員要求對聯邦政府在行政管理中產生的官僚主義、貪污腐化、行賄受賄或公眾十分關注的問題進行調查,聯邦議院有權利和義務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由專家組成。調查委員會可以利用刑事訴訟的規定,傳喚證人,通過公開和秘密的途徑搜集必要的證據。它可以就議員們對政府工作中存在懷疑的問題展開調查、進行澄清。委員會要向聯邦議院報告其調查結果,聯邦議院將根據報告考慮是否形成決議。調查委員會一直是監督政府工作的一個“銳利的武器”。

另外調查委員會還負責處理官員受賄案。調查委員會與聯邦檢察院共同調查和審理這類案件。調查委員會經過長期、周密的調查后,寫出報告,上報聯邦議院,議院經過辯論最后交法院處理。

政府各部門和各州的反腐敗機構

德國各級政府部門都設有內部監督機構并設立防腐聯系人,如果發現腐敗現象,就向上級報告,封存計算機以及工作檔案,然后轉交檢察院。

審計機構是德國反腐敗的一個重要力量。德國審計機構分三級, 聯邦、州和市均設有審計局。審計工作完全按照法律的規定進行,獨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不服從任何上級指令,不受任何訴訟程序的限制,可以隨時進行審計。

作為聯邦制國家,德國沒有統一的反腐敗機構,16個聯邦自治州在反腐敗上有充分的自主權。有的州設置反貪中心,如柏林市(州),屬市議會領導;有的設監察專員,如北威州,屬內政部國務秘書(副部長)領導。還有些聯邦州成立腐敗案件清理中心,作為州檢察院的一個部門,隸屬州司法部。

公務員制度

德國公務員制度相對完善,主要表現在:第一,公務員實行公開招聘。第二,公務員的職業道德和廉潔培訓制度化。第三,實行輪崗制度和權利約束機制。政府規定:5年必須輪崗交流。對于容易滋長腐敗的部門,則規定一般3年必須輪崗;對重大工程項目的招投標、財政相關支出、警察執行公務等必須堅持兩個人以上把關和同行,不能個人單獨行動。第四,實行高薪養廉和公務員終身制,原則上禁止公務員從事第二職業;同時嚴厲懲治違反紀律的公務員。第五,詳細的有關法律條文、行政規定,具有可操作性。第六,行為決策公開透明,接受多層監督。

透明國際

德國透明國際組織于1995年成立,有300多位成員,在柏林和慕尼黑各設一個小組,主要任務是防止德國對外經貿活動中腐敗問題的出現。

德國的透明國際組織提出了類似于我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概念,叫做反腐敗的“機能整合系統”,認為僅靠立法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而應建立一種有效遏制腐敗發生的社會機制,在立法和行政總體權能指引下,通過媒體的力量,借助于審計署的監督職責、司法部的反腐敗職能,并動員個人的和社會組織的力量,編織一張反腐敗的大網。這種綜合治理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公共權力的反腐敗不可靠。例如德國透明國際就認為,在有些國家,政黨、司法部和警察是“最腐敗””的公共機關。

輿論監督

輿論媒體監督是防止腐敗的一種行之有效的形式。德國的輿論監督力量非常大,被稱為“第四種權力”。根據法律規定,檢察院發現有腐敗方面的報道,有義務進行調查。

德國擁有100多家電臺、25家電視臺、27家通訊社、380多種報紙和9000多種期刊。德國的輿論媒體大都是獨資或合資的股份制企業, 以盈利為目的,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為了占有讀者,它們一般都雇有耳目,專門收集政府要員和公務員的政治丑聞和緋聞。德國實行新聞自由,報刊、電臺、電視臺可以報道政府、政黨內部的情況,只要內容屬實,不泄露國家機密,即屬合法,而消息來源受法律保護,任何人不能對消息來源進行調查。政府官員和公務員的腐敗丑聞和緋聞一旦曝光, 就要引咎辭職。原則上,德國政府不能干預新聞媒體的活動,因而一些新聞媒體依法對政府實施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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