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肉搜索道德與否的辯論賽總結陳詞

總結陳詞

謝謝主席，大家好！

我想很誠懇的告訴大家，今天我陳詞中很多資料都是來自人肉搜索，不得不感謝現代搜索工具給我們帶來的便利，乃至于這個辯題、這場辯論的出現，都說明了網民的整體理性在發揮作用，將迷途的網民們向好的方向引導，這難道不是利大于弊的一個極好表現嗎？對方辯友雄辯的口才、誠懇的風度確實非常感人，但細細想來，這似乎并沒有遮蓋住他們立論上的某些偏誤。

首先對方辯友是以點蓋面，以偏蓋全，將人肉搜索的定義縮小縮小再縮小，可謂是一葉障目。我方一辯從一開始就很清楚的告訴對方辯友什么是人肉搜索，而不是搜索人肉。（簡單事例）

其次對方辯友今天一再提到一些負面的人肉搜索案例，似乎就想因此斷定人肉搜索就是壞的。可是我方一再明確的告訴大家，有光必有影，也許你不喜歡影的黑暗，那么我們是應該干脆把燈關掉還是開更多的燈讓影淡化呢？

再次對方今天一直糾結于以暴制暴的問題，為什么對方辯友可以一句一句如數家珍的道出人肉搜索的各大事例？不正是因為，這些事例因其特殊性與特別性而走紅了嗎？對方辯友拿這些走紅了的不妥事件來說，是否有失偏頗呢？

（以上均為假設性問題，且措辭有待商榷）

那么分析過對方的誤區，我將進一步闡述我方觀點：

我們已經很清楚的告訴對方辯友了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人肉搜索，其搜索對象又是什么，其目的又是什么。事實上準確的說，人肉搜索并不僅僅是一種工具，而是一種網絡互動的形式。

人肉搜索有利用凈化社會風氣，方便草根監督。互聯網的普及使人類進入自由表達的“民主時代”，崇尚良好的道德風尚，維護和諧的社會秩序是人們的美好愿望，“虐貓事件”、“華南虎事件”、“遼寧女事件”、“猥褻門事件”均是網民自發揭露丑惡，還原事實真相的典型案例，其中的大部分事件當事人沒有觸犯法律，但卻受到了整個社會的譴責。好人被“人肉搜索”，會讓更多人去關注人間的真善美，鼓勵更多人去行善。而壞人被“人肉搜索”，至少會對一些本想做壞事的人形成威懾力，畢竟千夫所指的滋味誰也受不了。于是“人肉搜索”在客觀上便形成了一種看不見的道德壓力，或許可以督促人們進行自律，遠離惡行。

網絡知識共享是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可以說互聯網最完美地體現了這一前景。人肉搜索引擎是一場充分發動群眾互聯網的革命,使團結互助美德發揚光大.每天它都在默默地為網友排憂解難回答問題,無形中促進了人與人的交流,潛移默化推動了社會的進步。若沒有人肉搜索，一個囚徒能找到失散31年的親人嗎？若沒有人肉搜索，遺失在世博會上的相機能再找回來嗎？若沒有人肉搜索，汶川大地震中數十萬人能那么快獲知親人生死及下落嗎？

不可避免的，一個新生事物的發展會存在一些缺陷，但是瑕不

掩瑜，同時人肉搜索公約的出現，我們可以看到，公眾是有整體理性的，在將其不斷的進行完善、規范。（未完待續）

借用一句人肉搜索定義中的話來結束我的陳詞：希望人肉搜索能夠“一石激起千層浪，一聲呼喚驚醒萬顆‘真心’”。謝謝！

第二篇：人肉搜索總結陳詞

謝謝主席，各位評委，對方辯友，大家好：

縱觀整場辯論，對方辯友一直試圖從人肉搜索這個大染缸中尋找正義，熟料，卻把自己那顆正義之心染了色。

首先，對方辯友認為人肉搜索調動了全民熱情??但是卻忽略了這種熱情是建立在非理性、無組織、無紀律的基礎上的盲從。網絡的世界真真假假，難以分辨；網民的素質高高低低，參差不齊；好事之徒假借正義之名誘導善良的網民走上人肉搜索這條不歸路。對方辯友，你可曾聽說“菊兒香香”這個名字，遵紀守法的她因為網上一條錯誤的炫富二奶信息，被無情的人肉黑手推入萬劫不復的輿論深淵，此生都生活在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中。對方辯友，你可曾聽說張殊凡小朋友僅僅因為一句很黃很暴力就被網友人肉的不敢上學不敢回家，因為她只要走到公眾的視野中，就會被不分是非的網友圍追堵截，甚至將其惡搞成漫畫，更有甚者把她杜撰成三俗女主角，對于一個四年級的小學生，她如何承擔這些負面影響呢？

網民就像一群烏合之眾，他們斷章取義，他們捕風捉影，自以為站在了正義的高山上，卻不知自己錯的多么離譜！

說到這里，對方辯友一定會反駁我，如果不是人肉搜索，何來表叔、房姐的下馬??可是，對方辯友，你可曾想過，為了達到檢舉貪官、懲治小三的目的，用這樣一種肆無忌憚、踐踏人權的手段來搜索、揭穿別人的身份、家室、背景，即便抓出幾個楊達才、龔愛愛，可是，手段如此之陰險，過程如此之不堪，這不是對正義的褻瀆嗎？我們都看過陳凱歌導演的《搜索》，結局葉藍秋以縱身一躍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她這樣做只是為了平復悠悠眾口。對方辯友，你手舉正義的大旗，卻不惜用血的教訓償還人肉搜索的代價，我很想問你一句，人肉搜索這些貪腐，是不是也要他們在輿論謾罵苛責中像葉藍秋一樣結束自己的生命才算是伸張了正義，值嗎？

最后，對方辯友還在一味的暢想人肉搜索美好的未來，認為有了新的立法規定，人肉搜索就會邁入正室的行列。這無異于夢里看花、癡人說夢！試問，放著正當途徑不走，偏偏選擇通過侵犯隱私、踐踏人權來伸張正義的手段替天行道，這不是正義，這是邪氣！一個按篇累牘的殺人犯在沒有接受最后審判之前都只是成為犯罪嫌疑人，依然享有辯護、申訴的權利，為什么卻要對罪行遠遠低于殺人犯的其他人趕盡殺絕呢？

這樣一場群體癲狂的暴力，在不斷地挑戰人們隱私的下限。正如那句經典名言：“如果你愛他，把他放到人肉搜索上去，很快你就會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恨他，也把他放到人肉搜索上去，因為那里是地獄。”在這樣一個波云詭譎又驚濤洶涌的時代，我們難免被惡意的偽裝鬼迷了心竅、遮住了雙眼，但是，法律的曙光會穿破層層黑暗，驅散人肉搜索的迷障，用最璀璨的光芒指引我們尋找正義的希望！

第三篇：人肉搜索辯論賽 重慶交通大學

立

論

謝謝主席，大家好！

銅須門虐貓門門門關注，華南虎天價頭事事驚心。眾多人肉搜索事件涌入人們的視線，那么今天就讓我們就“人肉搜索應不應該被禁止”進行一番討論。下面讓我們明確幾個概念，即在網絡虛擬社區里提出一個問題，由在線網民參與解答，利用更多的人工參與、提純來獲取機器自動計算無法獲得的結果的一種尋找方式、途徑。例如搜狗問問等。它是強調人與人互動搜集的一個新的形式。禁止，不許可。主要強調了不被國家、社會、人民同意使用，嚴格制約。而不禁止不等同于任其自由發展，雖有讓其發展的意思，卻重在積極的引導，規范使其得到優化，更好的為人們服務。下面讓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陳述：

首先，人肉搜索體現了信息載體的多元化，即你可以用除關鍵字外的模糊瑣碎的圖片、音頻、視頻等多種方式來提出問題，其提供的答案也并非單純的網絡信息采集方式，而是成百上千具有智慧的網民以自己的知識提供解答。這種途徑能更全面的發布、獲取信息，更好地滿足了人們對信息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人們的知識面。從而使我們能夠更好的感知、認識世界。

其次，人肉搜索具有互動性，它提高了各階層對時事的參與和關注度，使信息更加透明化、大眾化。其互動性，它可以稱為一種自力救濟方式，不僅可以搜索人得到幫助，還可以使不當行為揭開了神秘的的面紗接受公眾的監督、道德的譴責與法律的追究，從而使大家的

安全與權力得到保證！這樣不僅使社會資源得到了有效利用，還更好的促進了社會的民主、自由、平等。此外，人肉所搜亦為人們提供一個交流的平臺，促進了人與人的交流。

最后，人肉搜索更加人性化，其信息的發布和提取都是由人直接參與的，而非通過機器算法獲得，不單純依賴冰冷的機器，而使我們的搜索更有活力綻放青春光彩！人肉搜索發揮了網民的主觀能動性，使其獨立性和自主性得到滿足和監督。并且人肉搜索既更好地解決了問題使提問者被雪中送炭得到社會廣大群眾的支援，還能使回答者大展拳腳，各盡其能。從而為社會營造了一個需有所幫，人盡其能，物有所值，大家和諧相處的社會環境。

古有夸父追日，愚公移山，今有愛迪生發明電燈，}

人肉搜索的倫理反思

鄭根成 《道德與文明》2010年第5期 2011-05-18

近年來，“人肉搜索”風行于網絡，這種搜索方式通過人工智能參與、過濾搜索引擎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用戶更好地得到想要的答案。在谷歌信息世界，“人肉搜索”被界定為利用現代信息科技，變傳統的信息搜索為人找人的關系型網絡社區活動，變枯燥乏味的查詢過程為“一人提問，八方回應”的人性化搜索體驗。“人肉搜索”之所以被貼上“人肉”的標簽，是因為它乃是在搜索引擎搜索的基礎上，主要通過人工參與的方式提純搜索引擎經機器自動算法所獲得的信息，參與搜索的網民之間的技術與道德或文化互動是人肉搜索區別于傳統搜索方式的最大特色。這種互動不但極大地提高了信息收集效率，而且搜索及其結果也大多會直接影響人們的現實生活。

一、人肉搜索的類型界分

最早有影響的“人肉搜索”案例是2001年的微軟陳自瑤事件。當時有網友在網上貼出美女照，并聲稱該美女是自己的女友。但細心的網友卻發現，該美女其實是微軟公司的代言人陳自瑤，并貼出陳自瑤的部分資料以資佐證。隨后，更多陳自瑤的資料被公布出來。在這一事件中，最初貼出陳自瑤的資料僅屬論壇灌水而非人肉搜索，后期的發展才使得事件真正具有了公眾互動參與、信息集中、影響強勁等“人肉搜索”的典型特點。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讓世人感受到網絡人肉搜索的迅捷與威力的事件是2006年的虐貓事件。事件中，網友僅根據虐貓視頻背景中的極少量信息，在不到六天的時間里就把參與虐貓事件的所有人員的詳實資料一一挖出并予以公布。這次事件被許多網友定性為“人肉搜索”的里程碑式事件，因為這次事件之后，人肉搜索的主題擺脫了最初的戲謔、娛樂等狹隘主題，而注入了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的秩序維護和構建等積極內容。人肉搜索正式進入法律程序的案件是被網民與媒體熱炒的“王菲案”。2007年12月29日，王菲的妻子姜巖從24樓的家中跳樓自殺。隨后，姜巖生前的博客被網友大量點擊，上面記載了她因“老公出軌”而經歷的煎熬。針對王菲的“人肉搜索”

就此展開，并且一發不可收拾。王菲與“第三者”的真實姓名、住址、照片、王菲工作單位等信息盡被披露，甚至王菲家人的相關信息也被公開。根據王菲后來在起訴書里的說法，他的生活從此受到多方面的影響：不斷收到恐嚇郵件、失去工作、父母住宅門口經常被涂滿各種標語??2008年3月28日，不堪其擾的王菲以名譽權受損為由，將披露其信息的相關網站及網站管理員告上法庭并要求賠償，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并予以審理。

從2001年至今，人肉搜索已從最初單純的民間娛樂型自助活動發展成為從形式到內容的多樣態信息方式，根據其動機、內容以及形式的不同，人肉搜索的基本類型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1.社會監督型。主要針對公務員或政府職能機構的行為及相關事件的處理進行監督，“最牛房產局長”事件、“躲貓貓”事件及最近的“香艷日記”事件等是其中的代表。人肉搜索參與社會監督，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社會的民主化及管理的透明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全社會的公民意識與參與精神，這種積極作用應當得到倡揚。

2.懲惡型。主要指由網民發起的對某一社會敗德或違法行為及其主體的信息搜索，以最快的速度揭露其敗德或違法行為，并推動、監督相關職能部門的懲治行動。在現實生活中，網民通過人肉搜索對傷害公眾利益和情感的事件，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這體現了一種責任心。而且網民的廣泛參與、互動在一定程度上把對事件的探討推向縱深，這多少算是對當前大眾媒介普遍以娛樂為重、不關注深度事件報道的糾偏。

3.挾私攻擊型。主要是指由于利益或人際沖突引起的網絡上的攻訐行為，即把他人的隱私信息惡意公布于網絡社區，導致其日常生活受到干擾，甚至傷及他人人格等。這種攻擊類似于社區間的人際攻訐，只不過這種行為的主場所在網絡，并由于信息散播的廣域與快速而會導致對被攻擊者更大的不利影響；受攻擊者也可能進行類似的報復行為，但攻擊的雙方都不可能成為贏家，贏家只可能是網絡或者說網絡運營商。

4.娛樂、惡搞型。這種人肉搜索純粹出于發起人的娛樂旨趣，惡搞為上；既不刻意攻擊他人，也不刻意謀取利益或進行相關的道德訴求。這種信息搜索往往會造就一些流行的網絡語言，如冏、槑、雷人雷語等，并可能涉及現實生活。

5.公益型。這種人肉搜索是熱心的網民發起的非盈利性活動，主要針對病癥援助、弱勢群體援助、災害支援等。在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后，各大搜索引擎和網站紛紛創建尋親平臺并不間斷地發布各種信息，許多離散的親人得以團聚。日常生活中也有許多弱勢群體的人們在遭遇各種困境的時候，一經媒體報道，熱心的網友對其開展“人肉支援”，積極呼吁社會救助。目前，這種公益型的人肉搜索越來越多，讓人們感受到了網絡人性與溫情的一面，同時，它也反映了人肉網民的良好道德情懷與社會責任擔當精神。

6.商業型。這種人肉搜索方式尚未普及，但利用人肉搜索進行廣告發布、商業服務等謀利操作已初見端倪，“最美清潔工”、“蘭董姐姐”等都已被證實為某些公司的炒作或網絡營銷行為。

二、人肉搜索的法律爭歧與反思

從目前的情況看，人們在人肉搜索問題上的爭歧主要集中在法律與倫理道德方面。法律爭歧的焦點在于隱私權問題。

關于人肉搜索的法律爭歧的焦點在于人肉行為是否侵犯了人們的隱私權。盡管隱私權的合法性已有逾百年的歷史①，但是在“人肉搜索”是否侵犯了個人隱私權問題上，仍存有較大爭歧。第一，人肉搜索中公開的信息是否都屬于“受保護的隱私”？有人提出，并非所有人的所有隱私都是不可公開的。首先，公眾人物的隱私并非都不可公開。在最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許多前援判例中，涉及公眾人物的信息披露，很多情況下都不認為構成侵權。其次，行為是否侵權與其是否侵犯他人的人格尊嚴相關。有些信息如家庭住址、工作單位、電話號碼等與人格尊嚴并沒有直接關系，盡管這些信息具有個人屬性，但公開這類信息并不一定直接侵害到主體的人格尊嚴或精神利益。再次，只有濫用或商業性利用個人信息才真正構成侵權——商業利用會侵害到個人的名譽權等權益，而濫用則會侵害主體的其他權益，如利用手機號碼進行電話騷擾、恐嚇或發送垃圾短信的行為會侵害主體的通信自由而非隱私權；知道某人家庭住址后往其家門上潑墨水等行為，會侵害到他人的物權而非隱私權等。[1]最后，在許多人看來，如果一種行為危及社會公益，盡管這種行為屬于個體行為，盡管行為主體不愿意公開這種信息，但信息公開也不能說是侵犯隱私權的行為；如果主體行為危及國家安全時，其隱私

更不在受保護之列。第二，有人提出，在人肉搜索中，相關個人隱私信息的公開不一定構成對隱私權的侵犯。“王菲案”中的被告律師就辯稱：一個人的名譽是和他的言行相符的，原告因婚外情導致妻子自殺，本來就是違背道德的，這種不道德的行為給他帶來了負面社會評價，不能被看作是名譽受損，名譽權受侵犯只適用于捏造事實或歪曲事實的案例。如果被公開的信息屬真實信息，而且針對的是不道德行為，即便語言有些偏激，也不必定構成侵權。[2]

事實上，從目前情況看，討論人肉搜索是否違法以及如何利用法律來規范之尚不具備太大的現實意義。因為針對人肉搜索的立法是完全滯后的：2008年朱志剛委員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刑法修正案草案時提出有必要追究“人肉搜索”者的刑事責任，建議在刑法中予以規范；秦希燕代表則提出修改《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2條，追究違法“人肉搜索”的法律責任。然而，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中，盡管增加了嚴打泄露或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相關規定，但爭議很大的“人肉搜索”并未在刑法修正案中入罪。2009年1月18日，《徐州市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經江蘇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后，曾一度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因為相關報道認為這一條例提出了限制人肉搜索的規定；但事實上，該條例僅作了“未經允許，擅自散布他人隱私，或在網上提供或公開他人的信息資料，最多可罰款5000元”等規定。

現實情況是：人肉搜索已經被演繹成為網絡社區乃至現實生活中一個聚訟極繁的焦點。認同者把它贊美成正義的化身、道德的衛士。在這些人看來，人肉搜索已經強勢為制度外維護社會正義與道德威權的強大力量，這有助于推進當代中國的民主建設。尤為重要的是，在當前我國社會普遍存在道德失范的態勢下，人肉搜索以道德衛士的身份維持著道德并為重塑社會道德指明了新的可能性機制。還有人把人肉搜索看成是網民言路的重要通道，特別是弱勢群體利益表達的重要乃至幾乎唯一的通道。這有利于上呈民意，并通過有效宣泄而部分地消解社會危機。然而，另一些人則把人肉搜索定性為網絡恐怖與暴力，它不但以極為暴力的方式侵犯了人們的隱私，而且還將所有的人都置于隨時可能成為人肉對象的恐慌境地。

很顯然，對于人肉搜索來說，簡單地偏執一端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作為一種信息搜索方式，人肉搜索的正當性直接與人們“為何運用”以及“如何運用”相關。一方面，人肉搜索固然體現了技術與社會的進步；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規范與約束機制，人肉搜索更容易受個體主觀性的影響，并因此造成了負面的社會效應。因此，加強對人肉搜索的倫理道德的引導與法律規范勢在必行。但這首先需要明確人肉搜索可能導致的倫理危機，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明確引導的應然價值方向。其次，相關立法勢在必行，但立法既需要對現實的全面考察，也需要足夠的倫理的價值與標準的支持。

三、人肉搜索可能導致的倫理危機

（一）“人肉暴力”可能危及人們的生活并進而影響和諧社會的建構

在許多人看來，人肉搜索介入當事人的生活就是一種暴力。首先，有針對性的人肉行為介入當事人的生活從來就不征求當事人的同意；其次，一旦個人信息被暴力搜索并被公開，這種暴力對相關者的影響就不只局限于網絡社區，而是經常直接介入到其現實生活，演變成真實的暴力。更為可怕的是，在缺乏有效約束的情況下，現實生活中的人們隨時都處于被“人肉”的暴力與恐嚇之下，這種情況在惡搞型及商業型的人肉搜索中尤為明顯。因為惡搞型人肉搜索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展開對任何人的人肉行動；商業型人肉搜索則為了商業利益可以為任何理由而展開對任何人的人肉行動。在當前態勢下，兩個方面的因素還使得人們面臨的恐懼威脅有日趨嚴重的傾向：其一，人肉搜索對人們生活的暴力介入極為便利——網絡的便捷性與匿名性還使得這種暴力行為的成本極為低廉，幾乎就是支付網絡在線費用及休閑時間與業余勞動付出；其二，法律的滯后與無力使得發起、參與人肉行動者都愈加肆無忌憚，這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人肉搜索。事實上，在有些事件中，人肉行動還因被人肉者的反擊而升級，暴力在抵抗中被強化，這是一個很值得反思的問題。毫無疑問，人肉搜索對被人肉者的這種暴力侵犯是極不道德的，如果人們在生活中必須時刻為自己是否被人肉暴力侵襲而擔心不已，他就失去了應有的安全感，這無助于社會公益的實現。這種情況持續發展還可能培育出一種暴戾的社會氛圍，因為如果施暴者知道自己不會因自己的行為而受到相應的懲罰，他就可能變本加厲；而被侵犯者則可能因為同樣的原因采取報復性

行為。從社會建構的角度看，這種情況還可能直接威脅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因為和諧社會的兩個重要維度：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個體因社會安全而得的內心寧靜在這種環境中都無法真正實現。

（二）離軌放大對社會道德重建的負面影響

英國學者萊斯利·威爾金斯因大眾傳播媒介經常夸大現實世界里的真實事件而把它看作是“離軌放大器”，“離軌放大”描述的是一種傳播效果，即受虛構的“離軌”或非虛構描寫的集中“反饋”，使得人們以為社會離軌事件呈增長趨勢并進而導致明顯的生活不安全感[3]。人肉搜索的許多案例中，敗德或違法行為都可能是真實的，但是這種信息經網絡集中而強勢的發布，可能會讓公眾對自己所處社區的道德環境產生不夠正確、全面的印象，并進而產生不安全感。媒體的這種離軌放大的影響在很長時間里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以美國洛杉磯市為例，統計表明，1988年到1996年間，洛杉磯市的犯罪率本已有所下降，但是《洛杉磯時報》的一項調查卻表明，幾乎3/4的人相信犯罪情況并沒有好轉，相反，他們認為情況變得越來越糟了。另一次民意調查表明，80%的人認為媒介的報道增加了他們對犯罪的恐懼；美國廣播公司在1997年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中也發現，從全國的情況看，半數美國人對犯罪的恐懼比犯罪情況更為嚴重的1992年還有所增加。[4]人肉搜索往往也會產生這種離軌放大的效果，而且這種效果是雙重的。一方面，盡管人肉搜索能搜集到行為人的大量信息，但通過網絡所得到的信息畢竟不完全，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真實地反映了行為人的真實特點或人品。嚴格地說，公布在網絡上的信息其實是關于當事人的“真相碎片”，根據這些“真相碎片”，人們往往會形成對他（她）的片面印象，而且多數是放大了其惡的一面。另一方面，集中而強勢地發布“離軌”事件很容易給人們造成社會的危機假相。關于傳播效果的幾種理論也證實了這種離軌放大的可能性：“選擇性接觸理論”認為，人們傾向于“選擇”接觸那些與自己既有立場、態度一致或接近的人群或內容，從而形成、強化群體認同。網絡技術使網民不斷接觸和強化接近性信息，網絡上看似多樣化的信息在網絡互動中形成了一個“回音壁”，危機在這里被不斷強化和放大。“沉默的螺旋”理論也認為，只有那些“被認為是多數人共有的、能夠在公開場合公開表明”的意見才能成為輿論，一種意見一旦具備了這種性質，就會產生一種強制力——公開與之唱反調就會陷于孤立狀態，甚至可能招致社會制裁的危險。這就是說，一旦網絡信息“統計”出了社會危機的結論，反對這一結論的聲音便很難在網絡上形成相抗衡的影響。人肉搜索這種突出危機等社會負面信息的行為還有可能誤導公共政策。美國學者富蘭克林·吉列姆就指出，如果觀眾看到的犯罪新聞比反映校園問題的新聞多，他們就可能得出結論，認為應該把納稅人的錢更多地投入到修建監獄上，而不是改善學校條件和雇傭好老師上[5]。

與離軌放大所導致的不安全感并存的是人們的道德恐慌。所謂道德恐慌，根據英國學者斯坦利·科恩的解讀，是指這樣一些偶發性的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會使得人們對價值產生擔憂，以至于社會所支持的原則也會受到懷疑，整個社會由此而陷入到一種道德恐慌的境地[6]。真實情況是，這種恐慌所引起的恐懼本身甚至已經成了一種社會公害。在2003年的“非典”事件中，部分媒體在報道中夸大、扭曲疫情，曾一度引起公眾的極大恐慌。針對這種情況，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戴維·巴爾的摩撰文指出，“我們在經歷一場令人恐怖的與非典有關的公共健康危機，這是一場由媒體傳播開來的恐怖”，“新媒體技術正在加速公眾對于病毒的焦慮情緒，這種對病毒的焦慮情緒增長的速度超過新醫學技術對付病毒的速度”[7]。

從倫理的維度考察，人肉搜索可能導致的離軌放大與道德恐慌不利于當前我國社會的道德重建，因為它使得社會公眾普遍對道德整合持悲觀的態度，這無疑加大了社會道德失范的慣性，并使得當前社會道德重建變得尤為艱難。事實上，人肉搜索及部分媒體對那些非道德甚至反道德材料的嗜好，已經使得社會公眾普遍生活于一種道德危機的壓力之下，并進而導致公眾對普遍道德原則的構建與社會整合喪失信心。眾所周知，道德重建乃是要重建為社會公眾所一致認可并共同執守的道德價值體系，但如果社會公眾普遍對道德原則喪失信心，道德重建無疑會變得極為艱難。

（三）道德沖動下的非理性傾向

在立法不足或法制效力有限的情況下，道德時常被當作解決問題的手段。在許多人肉搜索事件中，由于法律不能及時提供有效支持，人們大多借助道德審判、道德譴責甚至不正當的人身攻擊等方式來宣泄自己的不滿情緒或尋求問題的解決。這當然反映了事件參與者的激情與道義擔當，無論如何，這種出于激情與道

義擔當的行為總要好于對敗德行為或違法行為的漠不關心。但是當現實生活中的事件最終演繹成網絡乃至現實中大規模的道德討伐時，一些原本應當理性對待的問題卻被暴躁的“道德評判者”推進到非理性的境地。一般情況下，人們在發動人肉搜索時，就已經在特定的道德價值立場上形成了基本的道德判斷，許多當事人在一開始就已經被貼上“道德惡”的標簽，并在輿論的促推下被裹挾進入到強勢的道德法庭成為道德審判對象，最近的最瘋狂斂財校長事件就是明證。如果當事人確實存在敗德或違法行為，這種道德審判盡管有處置不當的嫌疑，但仍屬可接受的范圍。但事實上，在實踐操作中，許多網民由于過于憤懣而經常把問題引向非理性的境地，造成攻擊者與被攻擊者的雙重困境。其一，道德審判中的先驗道德判斷忽視了對事件本身的考察，有些問題原本不屬于道德問題，而屬于制度性缺失所導致的社會問題等，但在道德審判的強大聲勢下，往往也被解讀為道德問題，并試圖通過道德審判的方式尋求問題的解決。這種尋求解決問題的愿望是好的，但方向與手段明顯不當。其二，過于憤懣還使得人們忽視了許多更為實質的問題或問題更為實質的方面。如在“Die豹事件”中，某高校網名為“Die豹”的學生因發文稱汶川地震不夠強烈且死的人不夠多而遭人肉搜索，來自網絡、現實等的各方圍攻使得她最后不堪重負而被迫休學。事件中，Die豹不成熟的個人言論固有不當之處，但她所受的攻擊卻也明顯有處置不當之嫌。更需深刻反思的是，事件中最需反思的當代中國教育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Die豹是當代中國教育的產品，她的問題無疑就是當代中國教育問題的一個縮影，因此，教育問題才最需要反思，如應當培養學生具有何種品質，以及如何培養？等等。但又有多少人認識到了這一點？其三，在實際的人肉行動中，人們還普遍存在一種以道德審判干預甚至取代法律審判的非理性傾向。在針對敗德行為或違法行為的人肉搜索中，人們在發起人肉搜索時，其實也就是一場聲勢浩大的道德審判開庭的時候。在強大的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有的人開始有意無意地干預法律審判，試圖通過輿論力量影響案件的審判。更有人還自覺不自覺地試圖以道德審判取代法律審判自行“終結”問題。但事實上，這種以民間道德審判干預或取代法律審判的現象極不可取，因為它不但直接影響了法律的程序正義，而且無助于社會法制精神的健康成長。

四、人肉搜索立法的倫理考察

要徹底、有效地規范與引導人肉搜索，健全的立法必不可少：立法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明確框定網絡中的行為責任，并通過增加“網絡宣泄”的成本等方式引導、規范人肉搜索。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國關于新聞傳播、人肉搜索等傳媒活動的立法明顯滯后，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導致了媒體運營、受眾參與、媒介文化建設等多方面的現實問題。加強傳媒立法勢在必行。事實上，相關機構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相關傳媒立法工作，但受各種因素的制約，我國第一部新聞立法至今尚未完成。需要強調的是，立法前的倫理維度的考察有著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倫理的參與能明確權利主體的義務原則

這里所說的權利主體的義務原則，一是指公眾民主監督的義務；二是指政府職能部門完善機制建設、解決現實問題的義務。公民民主監督主要關乎民眾的公民意識與參與精神，在這里民眾的道德素養是討論的焦點。一方面，公民意識與參與精神應得到肯定，并培育相應的輿論環境與制度機制。從立法的角度看，就是要切實保障公眾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利，并在此基礎上正確引導、規范公眾的社會參與。另一方面，道德能力的加強更應受到重視。這里的道德能力一是指對問題的道德意義的正確認識與把握；二是指踐行道德的能力，即有效地、道德地思考與行動，而不是盲目地隨大流。政府職能部門完善機制建設、解決現實問題則主要關乎社會建設與職能部門的責任履行問題，相關的制度建設則是這一層面討論的焦點。對政府職能部門來說，制度建設與完善應是出于自覺的權利主體行為，而不是被動的行為。換句話說，制度建設與完善應該在主動的態勢下進行，而不是每每在受到監督后的亡羊補牢。即使沒有公眾監督，仍需采取行動完成制度建設與完善的工作。在一些人肉搜索案例中，職能部門的積極配合監督固然反映了監督的效果與相關部門糾錯的勇氣，但是如果糾錯行動大多只是在受到監督后才展開，或只有在受到監督后才展開，那么，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便成為更值得反思的事情。在公益型的人肉搜索中，一個值得反思的現象是，許多原本應當在制度框架內得到解決的問題，卻越來越多地借助人肉搜索這種民間手段來尋求幫助，這本身也說明了當前我國的制度建設仍任重而道遠。毫無疑問，倫理考察為人肉搜索立法所提出的這種權利主體的義務原則很有意義，因為這種權利主體的義務

原則更多地強調主體性、自覺性，強調在這一權利主體義務原則的基礎上構建起相應的內部自律機制。沒有這種自律機制，即便有足夠的立法，法律的實踐機制與實際效力也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

（二）在對人肉搜索立法之前，倫理的參與能明確相應的價值基礎，確立相應的價值標準

對媒體來說，這種價值基礎與標準同樣重要，因為它不僅決定了媒體應當成為何種媒體，也決定了媒體應當行進的價值方向。與之相關的是，媒體應當為當代社會的人們提供何種價值指引，有關人肉搜索的立法精神也應當在這個框架中得到正確的解讀與處置。從倫理的角度看，傳媒立法公正與否，與其是否認同并內在地包含了一些基本的倫理價值標準直接相關，這些基本的倫理價值及標準包括傳媒自由、主體平等、內容真實、價值導向合理而健康等。當且僅當傳媒立法內在地包含了基本的倫理價值標準時，它才可能有利于建設公正有效的傳媒運行秩序，并進而保障公眾利益的實現。從這個角度看，針對人肉搜索的立法，其目的并不是為了取消人肉搜索，也不僅在于約制人肉搜索；而是要通過立法著重培養全社會的公民意識與參與精神，以法律手段保護正當的參與，并及時有效地懲治不合理的、違法的人肉行為。當然，反過來看，傳媒立法還能為傳媒倫理的某些價值及其實現提出合理且合法的限定，并為其規范功能提供相應的體制保障，這恰恰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針對人肉搜索立法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第四篇：辯論賽總結陳詞

總結陳詞

尊敬的主席、評委、對方辯友以及在座的各位觀眾大家下午好：

很高興與對方辯友進行這場友誼辯論賽，下面請允許我代表正方進行總結陳詞。

1.職能考核部門連帶責任制是在績效考核前提下采取的一種制度手段，其目的難道僅僅是為了追究責任，懲罰員工嗎？顯然不是的。根據我方之前的論述，我們知道，部門連帶責任制有利于績效考核發揮其作用，提高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增強員工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促使整個部門形成集體凝聚力共同完成職能目標，為企業的發展保駕護航。“職能考核部門連帶責任制是完全合理的”，對方辯友口口聲聲說著連帶責任制的弊端，卻不要忘了，任何事物都存在其兩面性，我方并沒有說連帶責任制是完美無缺的，但是只要其利遠大于弊，發揮了作用，即可說明合理性成立。

2.解圍，補充不足

3.縱觀整場辯論賽，第一a.對方反復對XX避而不談，屢屢逃避我方問題，是不是對方自認理虧呢？

b.對方將XX概念偷換成XX了，沒有把握住本場比賽的重心??c.對方對我方某問題的回答極為牽強，試問??

d.對方以偏概全，用XX例子來論證?.，實在是盲人摸象，一葉障目，沒有看到還有??

e，斷章取義f，顛倒主體

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曾說“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這樣的信心：人所能負的責任，我必能負；人所不能負的責任，我亦能負。如此，你才能磨練自己，求得更高的知識而進入更高的境界。” 職能考核部門連帶責任制正是促使我們每個員工能夠勇擔責任，發揮潛力，調動積極性，確保整個企業產生向上的向心力。如果對方辯友還能告訴大家連帶責任不該負的話，我只能用一句話來與對方共勉：這是個負責任的年代，我們不要逃避責任，而是要擁抱責任。

謝謝大家！

每個人都被生命詢問，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問題；只有以“負責”來答復生命。因此，“能夠負責”是人類存在最重要的本質。——維克多·費蘭克

第五篇：辯論賽總結陳詞

主席、對方辯友、各位評委：

經過我方與對方辯友的一番唇槍舌戰，對于現代社會男性更累還是女性更累這個話題，我想大家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女性比男性更累！作為女性我同我的隊友都非常地激動，今天終于有這樣一個機會說出女性的心聲，今天對方的男性辯友應該也會是難忘的一天吧，今天他們也終于能夠放下負擔輕松大方的承認當今社會女性比男性更累了吧！

回顧今天的比賽，對方辯友犯了以下錯誤：

第一，論據不足，對方辯友今天所要論證的是“現代社會男性比女性更累”。對方一再強調男性承擔著社會最繁重、最危險、條件最惡劣的工作，卻忽視了這些工作中女性弱小卻堅強的身影。雖然從體能上來講，女性多數不如男性，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女性所從事的工作以及工作的勞動強度、工作環境和條件等同男性相比卻已經沒有了太大的差異。對方辯友怎么能夠否定女性在這些工作中所付出的超出男性更多的辛勤和努力呢？同時對方辯友一再強調男性所承受的壓力大，但是卻沒有能夠向我們充分有力的說明這一點。而我方從事業、家庭、社會等多個層面充分說明了現代社會女性所承受得壓力不僅比男性大，所要承受的壓力來源也遠比男性來得多，有強有力的理論和事實支持，使我方女性比男性更累的觀點得到有效論證。

第二，觀念片面。對方辯友一再強調，男性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比女性多，一味抹殺了當今社會女性對社會無論是經濟效益還是人文發展所起到的巨大的推動作用。感謝對方辯友，你們的論證

充分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現在還是一個男權主導的社會。女性要在這樣一個喊著男女平等卻絕對不平等的社會有所作為，既要兼顧家庭，又要干好事業所要付出的辛酸和辛苦可想而知，女性所承受的身體和心理的累顯然要比男性多得多的多！

不可否認，現代社會男性累，我方從未否認過這一點，特別是今天，對方男辯友很累，因為想要將女性比男性更累這一事實駁倒真的很難很累；不過對方的女辯友比男辯友更累，因為不僅要否定事實，同時還要將女性比男性更累這一真實心聲按壓在心底，真是難為了你們，我代表我方隊友向你們說句辛苦了！女性比男性更累的事實都擺在眼前了，大家還要硬撐著說出男性比女性更累這一違背事實的論斷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