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思想匯報

尊敬的黨支部：

對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必須從兩個方面加以認識：一個是基本制度，一個是經濟體制。從基本制度方面看，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從經濟體制方面看，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初期，我們經常可以聽到這樣一種說法，即中國的改革是改體制而不是改制度，這種看法的合理之處在于它肯定了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但在理論上是不準確和不嚴密的。所謂制度，一般指的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和行動準則，如企業制度、市場制度、價格制度、稅收制度、金融制度等等，從這些方面看，制度與體制并無根本區別，都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對象。即使從基本制度的角度看，也存在改革的問題。我們黨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所確立的以公有制的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就是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社會主義本質的創新和發展。沒有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本質特征的這種創新和發展，就不可能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也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因此，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包括了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的內容，即一方面要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另一方面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八大報告正是這樣表述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的。從經濟方面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是：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更大程度更廣范圍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續的發展。上述目標，既包括了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內容，又包括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容，涵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等主要環節，以及基本制度、經濟體制和對外開放等主要方面，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制度體系，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正確認識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上述目標，需要明確以下幾點：

第一，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絕不能否定和拋棄社會主義制度。要特別警惕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所謂的普世價值，并以此為標準來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設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藍圖，主張全面推行私有化、自由化，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完全接軌，實行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憲政;符合這種標準的所謂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與這種標準不相符合的制度比如公有制、計劃調節、共同富裕和共產黨的領導等，都被看作舊制度的殘余和改革的障礙。同時，也要警惕對市場經濟的改革提出質疑，主張重回傳統社會主義老路的觀點。這兩種觀點看似對立，實則相通，都否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第二，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成就和已有成果，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和出發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向前推進，從總體上看，中國已經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轉折，確立了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分配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經在實踐中展示出極大的優越性和強大的活力。只有承認這一點，增強我們的制度自信，才能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把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推向前進。那種認為經濟改革已經陷入停滯、正在面臨崩潰，因而需要推倒重來，進行激進式變革的觀點是不符合事實的。

第三，現行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還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依然比較繁重。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以及基本經濟制度不完善、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腐敗現象嚴重等問題依然突出，需要通過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以解決。這些問題的產生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需要全面具體分析：有市場化不足的問題，如市場體系不健全、政府職能不到位等;也有所謂的泛市場化問題，如公共服務產業化、權錢交易現象蔓延等;還有法律、法規、政策和管理上不完善的問題;更多的問題則是發展中的問題，如自主創新能力低、城鄉二元結構分割等。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已在經濟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條件下，我們不宜再把現實中出現的所有問題都歸結為計劃經濟的殘余或者市場化改革不徹底。相反，經濟波動、收入分配不公、貨幣拜物教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經濟的固有弊病，即使在發達的完善的市場經濟中也是不可避免的。這些弊病需要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加以克服，寄希望于用所謂徹底市場化的辦法解決市場化固有的缺陷，無異于緣木求魚。

構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經濟制度，歸根結底，就是要使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得到更充分的體現，而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實現了社會的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解放發展生產力是手段，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共同富裕是目的，二者的有機統一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優越性。完善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最終要體現在共同富裕上。實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建設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最終也都要通過共同富裕體現出來。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全面貫徹這一根本原則，切實解決現行經濟制度中存在的種種弊端，進一步解放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更好地得到發揮。

匯報人：xiexiebang

2014.07.15

第二篇：關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的思想匯報

尊敬的黨支部：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方向，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對于這一問題認識不清，就會在實踐中出現方向性的偏差。應當看到，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已經有了20多年的歷史，但人們對于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認識。比如，有人認為，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是沒有社會屬性的，現代市場經濟只有先進與落后之分，沒有社會制度之分;有人認為，建立市場經濟就必須與西方制度接軌，而不應當強調中國特色;還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意味著社會公平，而市場經濟意味著高的效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公平加市場效率。上述這些看法都是有片面性的，只看到了市場經濟的共性，而沒有看到市場經濟的個性，從而割裂了一般與特殊、共性與個性的辯證關系，不能正確認識市場經濟的實質。市場經濟是存在于不同社會制度形態的共同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不姓“社”也不姓“資”，是中性;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又總是與一定社會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是一個社會的歷史的范疇，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又必然具有特殊的社會屬性和具體特點。現實的市場經濟是一般與特殊、共性與個性的有機統一。我們既不能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混同起來，否定市場經濟的共性;也不能把市場經濟與社會制度割裂開來，否定市場經濟的個性。這一點，我們黨的理論是很明確的。黨的十四大報告在提出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特別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即“四項基本原則”。江澤民同志指出：“我們搞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如果離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20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獲得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這種結合，一方面發揮了市場機制信息靈敏、效率較高、激勵有效、調節靈活等優點，增強了經濟發展的活力;另一方面發揮了社會主義經濟中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調節、統籌兼顧、獨立自主、團結互助等制度的優勢，克服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固有的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以及經濟危機、貧富分化等深刻的缺陷和弊病，這就從理論和實踐上超越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流俗教條，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也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開辟了前所未有的廣闊道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要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能否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等同于市場化改革方向呢?嚴格地講，不能這樣簡單等同。這是因為，作為改革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二是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要求建立自主經營的企業制度、市場調節的價格機制、健全的市場體系、充分的市場競爭。這些方面的改革可以簡稱為市場化改革。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則要求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發揮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實現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這些方面的改革顯然不能用市場化改革加以概括，甚至是相反的，是對市場經濟的局限和弊端的糾正、調節和超越，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所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實現資源的市場化，固然是深化改革的基本要求，但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實現共同富裕和保障公平正義，同樣也是深化改革的應有之義。這兩個方面的有機結合，才能完整準確地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要求。

匯報人：xiexiebang

2014.07.15

第三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弱化收入分配的利益矛盾

作者: 勤是 發表日期: 2006-04-30 09:3

5文字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弱化收入分配的利益矛盾

一、堅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弱化收入分配的利益矛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經過改革開放二十七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綜合國力顯著提高，中國在世界上的威望空前高漲，這些成果也充分說明我們黨中央國務院制定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所選擇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康莊大道。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逐步深入，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得到了有效貫徹，我國收入分配的體制和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距離改革的目標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規范的公司制改造任務遠未完成，非公有經濟發展仍面臨著諸多體制性障礙；市場體系特別是要素市場發育很不完備，維護誠實守信和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與秩序尚未真正建立；政府“錯位、越位、缺位”的現象仍很普遍，以經濟調節為主體的宏觀間接調控體系還需進一步完善；部分社會成員間收入差距懸殊，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和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未能形成；如果不深化改革、理順體制關系，來自政府部門、企業和個人的各種扭曲行為就不能得到有效矯正，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深層矛盾與問題就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市場經濟也難以高效有序地運轉；如果不深化改革，經濟結構就難以得到有效調整，經濟增長方式也無法實現根本性轉變，科學發展觀就不能真正落實，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就會陷于空談，我們擔心的經濟停滯、社會分化和政治動蕩等不良后果就有可能出現a； 如果不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超出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承受能力，目前公眾對收入分配狀況的不滿程度相當高，一些不滿情緒已開始轉為對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認同。各種基于嚴重不滿情緒的社會矛盾、沖突已開始顯現。各種群體性事件、各種經濟犯罪、刑事犯罪問題時有發生，這些情況的發生，收入差距過大和分配矛盾突出是重要誘因之一。基于當前的形勢和未來發展的需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與弱化收入分配的利益矛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凸顯出來。一方面要把除經濟體制改革以外的政治體制改革等相關配套改革向前推進；另一方面要把已經開展的經濟體制改革及“摸著石頭過河”過程中出現和暴露出來的問題、矛盾再改革，用積極態度去加以解決和完善。

我們深深懂得在一個利益分化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社會中，一個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現為其中沒有或很少有矛盾或沖突，而是表現為它能夠容納矛盾與沖突，在矛盾和沖突面前不至于顯得束手無策或過于脆弱，尤其我們在進行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今天，作為一個執政黨更能夠表現出很強的解決沖突與糾紛的能力。和諧社會決不是一個沒有利益沖突的社會，誠然，我們建立和諧社會就是要建立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沖突并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所以，我們要堅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弱化收入分配的利益矛盾。

二、要理解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弱化利益矛盾工作的困難性和緊迫性。

要深化改革，說到底就是要進一步實現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利益調整機制，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性，它所追求的結果其實是勞動者合法權益得到進一步地擴大與穩定。

其一，從改革內容看，我們面臨的都是一些觸及面寬、涉及利益層次深、配套性強的改革，都是這些年由于多種原因想改而未改，改了未改好或未改到位的關鍵課題。其二，從改革目的性看，人們對改革成果分享的要求明顯增強，已從主要是利益調整轉向利益增進的轉變，從利益傾斜轉向利益兼顧，廣大人民群眾特別要求都能分享到改革與發展的成果。其三，從改革的動力看，在改革初期，是要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人心思變和良好預期形成的廣大人民群眾強烈的改革熱情，由于改革不斷深化造成的利益沖擊增強和改革效益分享不均衡而趨于淡化。其三，長期作為改革領導者、管理者、組織者和推動者的政府部門，隨著改革的深化，本身成了改革的主要對象。改革要改到自己的頭上了，甚至是大力度地剝奪自身擁有的權力和利益，對于某些政府部門來說，畢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其積極性必然受到影響b。所有這些，都使新一階段的改革變得異常艱難和復雜。要深化改革，必須充分認識這種困難性和緊迫性。就必須沖破各層次的阻力。

鄧小平曾經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在經濟發展上也實施了資本主義的某些發展模式，如吸引外資、開放證券市場、鼓勵經濟成分多元化以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惟有這些改革開放的措施才能帶動我們這個人口大國向前發展。盡管如此，矛盾也依然存在，在中國，富人有時顯得非常特殊。不平等體現在城鄉差別上，也體現在那些消費水平已經達到西方發達國家水平的富人與千百萬依然生活在貧困中的人之間。據研究報告表明：中國城鎮居民與農民之間的收入差別已經從1995年的2.5倍增至2005年的4.7倍。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獲得的各種轉移支付和補貼等因素，實際收入的差距則約達6倍，是大批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主要原因。如何弱化收入矛盾？如何解決這些實際問題？這種現實情況我們有關部門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和考慮。

三、企業改革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利益矛盾問題分析

1、企業改革其目的、對象錯位帶來的利益矛盾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這是因為我們立黨宗旨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所決定。目的是為了有利于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讓老百姓生活得更好，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這與西方一切向錢看的市場經濟有本質的區別！現在我們感到有的企業改革的目的不清、不明，沒有利為民所謀。有的國有企業多年來搞強制（如化工企業、金融企業等）下待崗，買斷工齡，改革的對象都是職工和老百姓；政策向經理、總經理或帶長的行政管理人員傾斜。在企業中，具體干實事的，有豐富經驗的同志提前靠邊，對社會、企業、個人都很不利。某些技術崗位“青黃不接”，企業不得不返聘和外聘。為了保護既得利益，減民不減官，結果是效益上不去，反而造成企業內部矛盾加劇，“金字塔”型人員結構比例進一步失調。所產生的惡性互動對企業的效率和效益都造成了傷害。為了完成減員指標，一些基層有“抓鬮”的；有讓基層自由組合的。某企業既沒有中級工證書，又沒有技術和高中文憑的工段長，在市場經濟時代卻領導技師和高級工，并讓考過了高級工和有中級工證書的職工下待崗。優勝劣汰與績效考核完全脫鉤，這時，企業黨委、工會脫產組織形同虛設，職工有冤屈而告狀無門。職工不明白，為什么國企改革，一些企業改出了一個官本位利益共同體？為什么改革總是犧牲職工的利益而加大為官本位的利益？為什么“摸著石頭過河”的學費要廣大職工來承擔？!在下待崗的吆喝下，昔日的主人翁敢怒而不敢言。為了保住飯碗，不少人在生存手段上發生錯位。有投其所好，獻媚取寵，尋找保護傘的；有請客送禮，拉幫結派壯大勢力的；有“笑臉引你上船，狠心推你下水”的；有購買假文憑，為自己臉上貼金的；有放下專業特長，去謀取一官半職的；有行賄買官，急于收回成本的,等等，同流合污的選擇更是推波助瀾。當競爭出現“黑哨”，競爭必然會引發斗爭，甚至集體上訪抗爭，要公正、反腐敗。當“金字塔”底部被砍削得凹凸不平，企業、社會穩定能不受影響嗎？當職工的權益不斷受到傷害，對不是以人為本、求真務實的改革能理解并熱情支持嗎？

2、企業改革其利益分配嚴重失衡

企業分配制度是激勵企業健康發展的經濟杠桿。有的金融資產損失和金融腐敗及秩序混亂、效率低下，癥結在于資源配置權力失去監督和制約。年復一年地深化改革，日復一日地談發展，某沿海國有金融機構（銀行）的員工工資、福利越來越低，壓力越來越大；領導管理人士的待遇越來越高，對員工越來越趾高氣揚。腐敗和混亂的受益者繼續受益，而無辜的勞動者卻為腐敗和混亂買單。領導在員工那里，威信威望是指望不上了，但“國家飯碗”在“領導者”手里攥著，雖然這是唯一的“管理資源”，但很有效――他剝奪你的權利可以氣壯如牛，他就仗著你沒地方說理，沒人給你說話。再如，某國有化工企業從原來小金庫暗箱操作，演變為有紅頭文件的向職務、權力傾斜。從原來的平均主義大鍋飯演變為級別大鍋飯、職務權利的大鍋飯和職務、權力平均主義。在高薪養廉和與西方企業家收入接軌的鼓噪聲中，卻要企業職工與農民工比待遇。企業領導干部的年終獎是基層職工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收入十分懸殊。大家認為：“是掏廣大職工口袋的錢給少數人快速致富；是大官大撈，小官小撈，工人階級和離退休職工只有發牢騷。有職務、低素質、低學歷又沒職稱的干部是干好干壞一個樣；虧損和盈利一個樣”。這就極大挫傷了有能力、有職稱而無官職的基層技術、管理人員的積極性。造成企業凝聚力下降，管理松懈，安全事故不斷；有技術專長的人才不辭而別，甚至帶走圖紙和機密資料。有的國有企業搞改革，當官的利益是貴族化，與時俱進，而職工的收入是民工化，每況愈下。文件規定無法可依！與國家頒布的<<勞動法>>、<<合同法>>相悖，這里暫且不批這種落后的官本位和不利于企業健康發展的人才觀。在近幾年，在評優秀、評先進等激勵手段都發生錯位。每年下指標評選，由于業績考核不規范，往往評不出干勁而是評出矛盾。職工私下說，評先是做秀。即使評應該由所在部門員工來參與進行，實際上是少數部門領導憑個人意志點譜，”“說你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行也不行”。職工看不到效益提高，看到的是人才流失，國有資產的流失，企業內部矛盾的加劇！經濟杠桿的支點假如不是績效，而是官職、權力和關系，企業的經濟效益能提高嗎？發展方向能不偏離嗎？老百姓對那些靠誠實勞動致富的人是認同和無可厚非的，最可惡的是對那些個靠腐敗致富的人而又對職工利益而不顧的貪官深惡痛絕。

3、社會收入分配關系尚未理順，某些領域分配秩序混亂，某些成員收入來源不規范。

一是國有資產管理中的體制性障礙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分配關系尚未有效理順。目前國有資產管理中存在的國有資產運營效率低、產權轉讓不盡規范、國有資產流失、監管調控職能弱化等現象，說明國有企業內部有效的治理結構尚未形成，國有資產增值保值的激勵機制也就難以真正實現。二是對國有單位特別是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國家監管調控不力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一些企業工資提取不規范，掛盈不掛虧。實行工效掛鉤的企業在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有的企業干部翻倍的工資和多倍的績效工資個人所得稅都是讓職工來平攤。部分企業通過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變相提高收入，電信、煙草、金融、保險、民航、鐵路等行業，職工平均貨幣收入及福利等，明顯高于其他行業。三是政府行政職能改革與行為調整進展緩慢，各種權力因素對資源配置及市場分配仍在進行不應有的干預。人為分割市場、維護或制造壟斷以及尋租設租的現象還相當嚴重。轉型時期的市場秩序混亂直接引發分配的不公，而某些部門和個人利益的膨脹又直接推動和助長分配秩序的混亂，借助貪污腐敗、走私販私、制假售假等非法手段而實現暴富；其四是國企改制過程中管理、監督脫節或缺失造成國企自買自賣、低估賤賣、轉移藏匿、暗箱操作、逃廢債務等做法時有發生，國資委一位官員透露，“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是目前較為普遍存在的一個現象”。有關人士認為，改革的負面效應已經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既是對國家和公眾利益的剝奪與侵害，也是社會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現。

4、收入分配的宏觀調控存在體制缺陷和政策漏洞。

一是對居民收入的真實狀況缺乏全面掌握，尚未形成對社會收入狀況的基本監控體系和能力。各部門和地方對居民收入缺乏信息共享和協作機制，宏觀調控中難以形成工作合力。二是稅收制度對收入差距的調控存在制度缺陷。一方面，偏低的個稅起征點對工薪階層等中低收入者造成事實上的逆向調節，而利息稅的開征也降低和影響了居民正常的財產收入；另一方面，高收入者既可以利用收入申報和征管中的漏洞大肆偷稅漏稅，也可以通過財產的代際轉移等手段逃脫稅收監管。遺產稅等財產調節稅的缺位既造成稅源的大量流失，也使得當前的貧富財產差距逐步失控。

5、國企改革其主要領導有的沒有起到模范表率作用

通過股份改制的股份公司上市后和未上市者，實行的是董事長負責制。董事長由上級主管部門委派，代管國有資產，實際上不是真正意義的董事長，而是高級“白領”。企業“一把手”負責制現在已有弊大于利的趨勢！容易造成副手和下屬都看“一把手”的臉色、眼色表示意見，不敢對“一把手”行使的權力實行監督，誰都不敢提反對意見。黨內民主不正常，正氣必然減少，順我者昌，逆我者靠邊站、下崗，逆淘汰現象就會蔓延！由于市場經濟活動中名、利、情的誘惑太多，權力監督失控，人的各種欲望就會惡性膨脹，這已經成為了一條自然規律。當今吏治腐敗已嚴重影響了國企的競爭力！人們常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說：“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是決定因素”；職工收入不高，責任絕對是領導的問題而不是職工不努力。現在一些國有企業為什么沒有競爭力？不少人認為是沒有首先改革我們的干部體制，造成各種改革出現錯位，本末倒置；急功近利，抓小放大，企業效益難以提高。見利忘義、取財無道，必然是肥了少數人，窮了多數人。既富了方丈窮了廟。地方國企已低估賤賣了60%--83%，職工怨聲載道，正是因為公有制演變為了官有制。教訓沉痛，有必要引以為戒！最初的所謂“放權讓利”，就偏離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它將企業的一切大權都讓給廠長或經理一個人，不對其資金運作進行任何監督。結果是方便了國有企業的少數經理人員大肆進行在職消費，任意揮霍企業資金，甚至侵吞公有財產，不但造成了先于收入兩極分化的消費兩極分化，為社會上的財產兩極分化提供了土壤，而且使國有企業的財務運作陷入混亂，經營狀況越來越壞。許多暴富者由此而掘到所謂的“第一桶金”，而大批的國有企業則因此而衰敗。

6、分配制度在新舊規則中摩擦與沖突

當中國一開始打破“大鍋飯”、平均主義的時候，收入分配上的種種疑惑一直揮之不去。不同的利益群體對公平與效率有著不同的理解，但相同的是，都有著強烈的抱怨。

以公平為主，還是以效率為主？這既關系收入分配總的指導思想，也是一個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經濟學家常修澤認為，這一爭論如果不解釋清楚，很可能成為思想障礙，進而發展為體制性障礙。從中國當前實踐來說，在微觀層次，盡管也存在少數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內收入差距偏大的問題，但多數企業內部收入差距并不很大，在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問題上突出的是“效率低下”；但是，在宏觀（也就是社會）層次，則存在著收入差距過大問題，這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不同所有制之間以及不同群體之間都有明顯的表現。盡管近年來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問題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觀。十六大提出的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但是對于如何分配，專家都感到目前這是一個難題。這其中涉及到城鄉二元制經濟的因素、東西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因素、壟斷性行業占有優良資源的因素等，甚至還包括市場經濟規則不完善從而產生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還包括腐敗、貪污等不正當活動帶來的收入等諸多原因。這就面臨著如何在制度上建立調節機制，將過高的收入調節到合理的水平，但目前還沒做到，在個人所得稅制度、財產制度等方面調節機制的功能還存在一些缺陷，執行也不到位。

7、企業大幅度裁員造成部分人員進入收入低谷

企業大幅度裁員，原因無非是經營中遇到巨大困難，屬無奈之舉。國外大企業，在不得不采取大裁員措施的同時，面對勞工組織和全社會的壓力，往往是戰戰兢兢而戚戚然。到我們這里卻成了“領導氣魄”和“巨大成績”，領導不對此感到遺憾，更談不上反思；媒體想不到勞動者權益和裁員背后的原因，隨即給予贊許、捧場，這種現象極不正常。

更不正常的是裁員的理論根據和顛倒黑白的作為。裁員的根據就是改革的根據，就是把經營失敗和歷史包袱的形成歸咎于基層員工。誰都知道，這個天大的責任從根本說來和基層勞動者無關。大家看到，腐敗大案的背后，時時有金融部門的黑手翻云覆雨，形成的銀行巨額資金損失，都只能是管理層所為或更高層失職、失察所致。然而，如某銀行員工卻為此付出慘重代價，還落個“素質低”的名聲，辛辛苦苦最終得到個“淘汰活該”的結論。以往的裁員，也并不是讓真正素質低的下崗，尚有權力和影響的官員的家庭成員，因素質低被迫下崗、買斷的幾乎沒有。特別是那些四、五十歲的老員工，多是由于跟不上腐敗、庸俗的新形勢而沒混到“強者”份上，他們這些打下基礎又付出生命最寶貴時光的“原始股東”，現在正面臨最不受歡迎和老來無著的尷尬境地。另外，就買斷工齡而言是減員增效的一個比較簡單可行的辦法。但實際情況相當復雜。“買斷”的價格是多少？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工人得到的工資不是足額的。從理論上講，工資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價值，也就是維持工人本人和其子女的物質文化生活的價值，應包括、衣、食、住、行，教育、醫療等方面的費用。在統包統配的勞動制度下，本應屬于工資的一部分的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費用都由國家扣下了，再由國家對他們進行終身保障。現在要工人和企業脫離關系，就得把過去由國家集中起來的、用于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的那部分錢退還給工人。買斷工齡，“買斷”的價格就是在工人在職期間，理論工資和實際工資的差額的總和。今天的財政沒有能力拿出這筆錢來補償工人。通常的辦法是劃出一塊國有資產變現作為補償資金。但多數國有企業拿不出可以變現的資產。再加上在“買斷”過程中，買賣雙方不具平等地位，價格多少？，工人沒有發言權。所以在買斷工齡中，工人能拿到的只能是他應得的一小部分。其未來這些“買斷”的工人生活收入只能進入歷史的低谷。

8、社保體制還沒有完善，部分國企職工得到不公正待遇

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政府對低收入者的轉移支付還有待完善，社會安全網的作用和功能離社會需要還有很大的距離，農村落后地區的扶貧開發還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加強。特別是近幾年中國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進一步加劇，這主要是因為國有企業剝離了幾千萬員工。對國有企業員工的這種“剝離”，不僅意味著原國有企業的員工因同時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崗”，也不僅意味著他們按西方國家的定義陷入失業境地，更主要的是意味著他們失去了任何社會保障，落入了被國家和社會完全拋棄的地位——他們往往被迫以幾萬元甚至僅僅幾千元補償金，從此政府就擺脫了向他們提供養老金的義務，這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將來有可能得不到任何養老金。從當時的情況看來，這樣大規模剝離原國有企業員工似乎是迫不得已。因為當時國有企業的大面積虧損極為嚴重，這些被剝離的員工大多數已經實際上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有些人據此認為，這是國有企業沒有效率的必然結果，是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實際上，這樣一種說法也是在抹煞政策因素對原國有企業職工的困境所起的作用。誠然，20多年來國有企業的改革一直沒有取得重大的突破，這是國有企業陷入今日的困境的主要原因。但是，錯誤的經濟政策一直在加重國有企業的負擔，從而加劇了國有企業今日的困境，它對國有企業今日的困境也要承擔重要責任的。而且，大量職工在倒閉的企業里社會保險福利也就得不到保障。另外，由于我們至今為止一直沒有形成有效的國有財產保值增值機制，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國有企業辦“混合所有制企業”和“產權交易”的浪潮，實際上就變成了少數特權人物轉移資金以侵吞國有資本的手段。在這以后掀起了兩場運動：“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等于不準國有企業繼續經營，“改制”則更是明目張膽地實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數特權人物白送國有財產的方式實行權貴私有化，讓少數人放手掠奪全國人民的財產。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按勞分配”變成“按權分配”就是10年來這兩個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不僅將許多國有企業送上了絕路，而且在一極喂養出了一個有驚人財富的暴富階層，在另一極斷送了大部分國有企業職工的生路，使他們墜入了貧困的深淵。以“扶持民營企業”為借口要求給少數現在或未來的富豪以優惠政策，而從不要求給下崗的國有企業職工以什么優惠政策。

四、在深化改革過程中探索弱化分配利益矛盾的途徑

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配原則是：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鼓勵先進，促進效率，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緩解社會分配不公，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當前，全國上下對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解決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分擴大問題的呼聲越來越高，業已成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在收入分配問題上要講究效益。也要注重公平，要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更要拿出切實可行收入分配對策、措施和新型的分配原則，以弱化利益矛盾。

1、促進公平分配、理順分配關系、落實新的分配政策，我們要迅速制訂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分配原則和機制，成為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競相迸發活力的激勵手段，致力于平衡、統籌協調好各種利益關系。各級政府與各企事業深化改革，弱化利益矛盾一個重要措施。各級政府行政控制的實質是調整各種矛盾和利益關系。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當一個社會處于新舊體制交替時，各種利益的摩擦越顯著，社會越容易出現混亂，以致掣肘社會變革。因此，改革中應注意運用行政控制有效地協調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并將其轉化為社會發展的動力。首先，國家要運用行政手段和紀律手段，協調好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關系，用政策手段處理好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關系。在推行股分制改造國有企業的過程中，國家一方面要確保企業所享有的權利的到位，又要注重糾正企業的短期行為，防止國有資產明和暗的流失。其二，要協調好區域發展關系與城鄉發展關系。其三國家有關部門要制定企事業單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合理的工資分配指導意見，不能是矩形那樣的絕對平均，更不能象倒三角形那樣差距太大，應該在工資分配上按正態分布形比較合適，即高工資和低收入是占相當少數，中等收入占大比例大部分，每個社會成員在企業事業單位都可以找到自己發展空間如技工系列和專業技術系列工資，而不能采用一種行政職務系列；其四要防止和糾正分配不公問題，特別是權力腐敗問題。權力腐敗體現為政治權力的分配不公，結果會進一步加劇經濟利益的分配不公，必須通過強有力的行政控制盡快加以消除。也就是說要從源頭上鏟除利益矛盾的土壤。山西鄉寧縣針對100多個煤老板的年收入比全縣23萬人總和還高的現象，倡導了100多個煤老板實行“一礦一業一事”活動，有效調節與緩解了利益矛盾，就是一個很現實的例證。

2.千方百計加強和改善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的調控和管理。

其一是進一步加強對壟斷企業的工資收入管理和總量調控，的利益關系抓緊清理和規范企業違反規定、自立名目發放的各種不合理收入，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管。壟斷經營企業憑壟斷地位和特殊條件獲得的超額收益不得用于內部分配。加強對各地進行的企業經營者年薪制試點的規范和監督。其二是繼續深化機關企事業單位工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對改革前勞動人事部門制定比較合理的部分，我們要繼承，對與現行體制工資收入分配制度有矛盾，甚至不合理的部分我們要修正，在修改的過程中一定要考慮好各階層的利益關系。

也就是說要理順地區間、部門間、各類人員間工資關系d。尤其要對國有部門的收入分配依法加強監管，防止社會共有的壟斷利潤轉化為小集團的利益和個別人員的薪酬福利，積極探索超額壟斷所得向全民所有者的轉移機制。這是我們達到弱化利益矛盾之一。

3認真制定農業政策，想方設法提高農民收入

為了縮小城鄉差別。弱化利益矛盾，其一是要繼續加大對農業和農村投入力度。進一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特別要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扶持力度，加強能夠為農民提供就業機會并直接增加現金收入的項目建設，確保農民得到更多的實惠。教育、衛生等方面的新增財政支出要繼續主要用于農村。結合農村稅費改革，進一步完善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機制。繼續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其二是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加快推進全國農村稅費制度改革試點，進一步規范涉農收費管理，這一點在國務院要求下已開始實施。要加強對農村水電、建房、農機服務等涉農價格和收費的清理和整頓。建立和規范農村中小型公益設施建設“一事一議”的工作機制。其三是繼續改善農民進城務工環境。加強對農民進城務工的組織協調和信息指導，簡化農民外出務工的審核手續，取消各種亂收費。2006年伊始，深圳市政府出臺有利南下務工人員多項優惠政策，就是很好例證，如市區級人才市場在規定時間內四次免費入場，強力打擊“黑中介”等措施受到普遍稱贊。其四，繼續清理對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政策，加大對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檢查和處罰力度。其五是切實做好農村土地征用及補償工作。堅決遏制亂占耕地現象。嚴禁低價征用農民土地和截留、挪用土地補償費用。建立公開透明的農村土地征用補償機制，切實解決失地農民的生計問題，實實在在維護農民對土地的合法權益d。

4.整頓和規范分配秩序，清除非法收入及其來源。

加強對財政收支的監督，深化政府采購和收支兩條線管理改革。清理和規范行政事業性收費，強化對預算外收入及制度外收入的監督管理，完善預算外收支的管理制度。通過建立嚴格、透明的法律法規，加大對各種非法收入及各種腐敗行為的打擊力度，取締非法收入。加強對公職人員的制度約束，杜絕將部門收入轉化為個人收入的行為。嚴禁政府公務人員利用職權和工作之便謀取非法收入和公款揮霍，堅決制裁各類腐敗行為f。特別要加強國有企業特殊崗位和管理人員灰色收入的剖析力度，追根逐源，采取常換崗，常監督等辦法阻止非正常收入比例擴大。國有企業改制后可以學習美國沃爾瑪公司的做法，成立企業防損部，其工作人員可以滲透到重要崗位關鍵行為中去，從而避免本企業利益受到損失及有關人員非正常收入得逞。

5、強化個人所得稅征管，加強對高收入群體的收入跟蹤和監督。

加大稅收調節力度，發揮好行政和財務監督作用加大對居民收入的稅收調節力度。全面強化個人所得稅征管，加強對高收入群體的收入跟蹤和監督。加快建立個人收入納稅信息檔案制度。擴大納稅人自行申報收入的試點。嚴厲打擊涉及個人所得稅的違法犯罪行為，堅決杜決企業“領導”多倍工資收入還讓全體職工來平攤稅賦的惡劣行為。要健全個人收入監測辦法，推進個人信用體系建設。這是深化改革，弱化利益矛盾的途徑之一。

6、改革工會的管理體制，使之其真正成為爭取企業職工利益的代表機構

要 改革工會的管理體制，這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工會管理沒有得到加強，相反，由于種種原因，工會的管理體制及職能被弱化，一般成為企業虛設機構，或是成為企業和單位老總的傳話茼、橡皮圖章，根本不是職工表達利益要求地方，按保羅。薩繆爾森提出的“工會通過取得對某一企業或產業的合法壟斷，就擁有了市場權力g。”要建立獨立的工會的管理體制，具有制定企業單位職工收入分配的建議表決權力，使之其真正成為爭取企業職工利益的代表機構。另一方面，最低勞動標準、最低工資、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這是政府干預勞動力市場的重要手段。但企業職工利益的保護，更多的是要靠職工通過集體協商、民主管理等途徑來實現。促進勞動者保護，工會是一個必要條件。有勞資關系一定會有矛盾甚至沖突，所以按照國際經驗，必須建立多方協調解決的機制。要拓寬各階層協調渠道，構建各階層利益表達和利益協調的具體制度。在目前的社會生活中，我國工會影響力和認同度仍有待提高。工會勇于介入涉及職工利益的問題，才能彰顯其地位和作用。要通過三方協商機制，使勞資矛盾得到緩解，使業主、經營管理者與職工群眾的民主意識進一步提高，使民主管理成為企業發展的內在需要。企業的社會責任提高了，員工關注企業的發展，企業關注職工的生活，這樣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的勞動關系才能更和諧，我們的生活才能更美好。制定正確的政治體制改革，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是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弱化利益矛盾的必由之路

政治制度化水平標志著一個政權統控能力的高低與強弱。所以，在政治體制改革中，要加強以下制度建設：（1）形成多元順暢的利益表達渠道。要有意識扶持和擴大代表各階層利益的社會團體的影響，如組織農民協會、企事業單位的職代會，城市社區委員會等，使他們在聚集和反映本階層利益要求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加強大眾傳播媒介建設。這一點，在信息迅速發展和利益多變的當代社會里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是社會利益的顯示器，而且“可以授人以地位”，“可以擴大改革影響的范圍”，“可以強化社會規范”。（2）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擇優汰劣機制。要選好人，用好人，象江蘇華西村那樣的村黨委書記說過：“一個人富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去實踐的。他還聯合鄰村一起奔致富路，本村人住上別墅房而自己還是住在20多年前的老房子。廣大村民擁護有加，在華西村應該說是弱化利益矛盾的典范。是共產黨員的旗幟，是一位好干部。（3）要注意不斷吸收新生的社會力量進入政治參與過程，并協

調不同集團的利益要求。（4）要強化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公開性。政府決策須有一套公開的科學決策程序，要正確把握政策的目的輻射面、利益覆蓋面以及社會變遷的互動效應；收入分配等利益決策必須是民主決策，重大決策也必須經過廣泛討論h，而不是由少數“領導”獨斷行事，堅決杜決“一張嘴”，“一枝筆”來定分配。

8、建立和完善新的利益監督機制，保證利益合理公正

我們現在進行的改革，對國有企業的大部分已經進行股份制改造，也正在實行“三會”制度，即監事會、董事會和股東會，但是都是由企業及政府委任，實際上是內部人控制的現象存在，沒有很好代表各方的利益。雖然，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沒有發達國家那樣的高度成熟的市場氛圍，如成熟的經理人市場、成熟的外部董事市場、成熟的商品市場等，既然從事市場經濟就要按市場經濟的規則辦理，在利益決策上，一要學習美國通過市場監控防止董事會和經理層合謀侵害各股東利益；二要學習德國靠直接利益相關者主要是用銀行和職工董事對經理層損害國家、職工和中小股東的利益進行監督。三要學習日本松下、三菱等公司給忠誠度好的老職工為終身員工待遇，并給予參加企業發展、薪酬等議事和見證權利。為了防止總經理或“一把手”獨斷專行，保證公司正確發展方向和有效經營，讓出資人和職工利益最大化，起用外部獨立董事進行有效利益監督和利益表決，也是弱化利益矛盾的選項。

第四篇：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1 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關系處理好大陸和港澳臺之間的關系處理好國內和國外的關系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2 實現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關鍵是深化（）戰略性調整。產業結構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社會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立足點是（）實現國民經濟倍增計劃提高質量和效益科學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4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是（）。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穩中求進堅持科學發展觀打響“破壟”攻堅戰 5 加快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業整體素質總的原則不包括（）。

分業施策尊重規律多管齊下、標本兼治穩中求進 6 調整產業結構與提高產業素質的亮點是（）。增強創新驅動力擴大內需科學發展化解產能過剩矛盾 7（）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城鎮化小康社會和諧社會新農村 8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打響“破壟”攻堅戰突破固化利益格局的羈絆穩中求進堅持科學發展觀 9 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工作總基調是（）。擴大內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穩中求進科學發展 10 優化結構的“戰略重點”是（）。化解產能過剩矛盾加快發展服務業增強創新驅動力擴大內需

第五篇：2013深化經濟體制改革.doc服務業

2013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系列報道：中國服務業差距

有多大？

2013-08-06 02:37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查看評論

核心提示

■我國服務業在“質”“量”上都存在巨大差距

■行業準入門檻過高和過低的情況同時存在■既要從體制上為企業松綁，又要給企業支持

今年上半年，服務業增速達8.3%，比第二產業快0.7個百分點，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45.3%。在我國經濟增速減緩的形勢下，服務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已是大勢所趨。但現如今，我國服務業發展卻嚴重滯后，服務業如何肩負起重任呢

“大力發展服務業，既是當前穩增長、保就業的重要舉措，也是調整優化結構、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戰略選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京交會”上的演講中，對發展服務業寄予厚望。

增加服務業有效供給，提高服務業水平，可以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形成穩定經濟增長的有力支撐，也會對經濟結構優化和質量價值提升產生放大效應。一句話，發展服務業，既能穩增長又能調結構。

我們的服務業在“質”上的差距比“量”更嚴重。

北京工商大學工商管理系主任孫永波說：“這種壟斷性質的市場結構導致服務供給質量差、價格高。另一方面，嚴格的進入限制使不少現代服務業的經營主體投資渠道單一，競爭能力難以提高，經營效益不佳。”

“服務業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千方百計增加供給，為消費者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對于壟斷性的行業，要敢于讓社會資本進來，用競爭推動產品質量提升；對于傳統行業，要增加行業集中度，規范管理。只要這樣，服務業中的小企業才能長大，產品才能越來越多、越來越好。”孫永波表示，目前我國服務業總體上仍以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為主，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的新興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為了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還必須推進新興服務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