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工人階級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產物

中國工人階級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產物，具有嚴格的組織

性、紀律性和革命的堅定性等品格。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政

黨，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因此，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不但應當具有中國工人階

級的優秀品質，而且還必須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有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奮斗終身的崇高理想和獻身精神。

共產主義覺悟，指的是一種思想意識、思想境界。首先表現為理論覺悟，即牢固樹立共產主

義遠大理想和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其次表現為政治覺悟，即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路

線方針政策。第三表現為組織覺悟，即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自覺遵守黨的紀律。第四是道德覺悟，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樹立

共產主義道德觀念。有共產主義覺悟，要求每個共產黨員既要胸懷遠大目標，又要扎扎實實

地做好黨在每個歷史時期特定的工作，把遠大理想同黨在各個歷史階段的現實任務結合起

來。我國現在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是共產主義遠大

目標在現階段的具體目標。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奮

斗目標。我們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進行的每一項工作，都是共產主義的組成部分。在現階段，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就是要腳踏實地為實踐黨的基本綱領而奮斗。在整個

社會主義時期，我們要始終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奮斗。當前，每個共產黨員都必須把

自己的遠大理想同現階段的共同目標聯系起來，積極投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扎扎實實地為完成黨在現階段的各項戰略任務做出貢獻。共產主義覺悟是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相一致的，因此黨章同時規定：“中國共產黨

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中國共

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

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

組織制度對于執政黨的組織整合也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從長遠來看，制度化程度是衡量政

黨組織整合能力強弱與否的關鍵指標。可將制度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黨的根本領導

制度和組織制度，如民主集中制。第二個層次是黨的基本組織制度，如代表大會制度、黨的選舉制度、黨的干部制度、黨的監督制度、黨內生活制度等。第三個層次是黨的具體工作制

度，即維持各級黨組織日常工作的具體規定，包括黨委會及其常委會的議事規則和決策程序

等。目前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創新重要方面就是具體工作制度以及部分基本組織制度的創新。

但是只有經過長期政治實踐形成的制度和制度權威才能保證有效的組織整合。因此如何有效

積累、梳理各類基層黨組織的制度創新，按照黨的根本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使之形成內在的制度要素的鏈接，成為有機運作體系，從而在工作上體現整體性，成為繼續擴大基層

黨建覆蓋面有效性的重要內容

第二篇：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精選）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行動指南：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中國共產黨追求的共產主義最高理想，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充分發展和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引導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前進。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科學發展觀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發展理論，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指導思想。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并且為此而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方面和環節。

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

在新世紀新階段，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是，鞏固和發展已經初步達到的小康水平，到建黨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建國100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甚至實現現代化。

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抓緊時機，加快發展，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充分發揮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作用，依靠科技進步，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立國之本：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

改革開放，我們的強國之路。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

尊重和保障人權。廣開言路，建立健全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制度和程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法律實施工作，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個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

堅持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著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為人民創造良好生活環境，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權世界和平，促進人類發展，努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我國同世界各國的關系。

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展我黨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關系。

不斷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黨的建設必須堅持實現以下四項基本要求：

1.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黨的基本路線統一思想和行動）

2.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3.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黨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意預防的方針，建立健全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堅持不懈地反對腐敗，加強黨風建設和廉政建設。）4.堅持民主集中制（她既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也是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運用）

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組織的領導。黨員

（1）年齡在18周歲的中國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愿意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和愿意按期交納黨費。這是黨員關心黨的事業，有組織觀念的一種表現。

（2）a.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

b.中國共產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c.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黨員權利：行使表決權、選舉權、有被選舉權。

3.發展黨員，必須經過黨的支部，堅持個別吸收的原則。申請入黨的人，要填寫入黨志愿書，要有兩名正式黨員做介紹人，要經過支部大會通過和上級黨組織批準，并且經過預備期的考察，才能正式正式黨員。

4.入黨誓詞：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5.預備黨員的義務同正式黨員一樣。預備黨員的權利，除了沒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以外，同正式黨員一樣。

6.黨員有退黨的自由。黨員要求退黨，應當經支部大會討論后宣布除名，并報上級黨組織備案。

7.黨員如果沒有正當理由，連續6個月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或不交納黨費，或不做黨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認為是自行脫黨。支部大會應當決定把這樣的黨員除名，并報上級黨組織批準。

8.黨是根據自己的綱領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統一整體。

9.黨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則：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10.黨的最高領導機關：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11.黨的各級代表大會代表實行任期制。

12.成立黨的新組織或撤銷黨的原有組織，必須由上級黨組織決定。

13.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5年舉行一次。黨的中央委員會每屆任期5年。全國代表大會如提前或延期舉行，任期隨之而變。中央委員會和候補委員必須有5年以上的黨齡。

黨的紀律

1.黨組織對違犯黨的紀律的黨員，應當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嚴重觸犯刑律的黨員必須開除黨籍。

2.處分：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留黨察看的時間不得超過2年，留黨察看期間沒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3.對黨員的處分，必須經過支部大會討論決定，報黨的基層委員會批準

黨徽黨旗

黨徽：鐮刀和錘頭組成的圖案

黨旗：旗面綴有金黃色黨徽圖案的紅旗

黨徽黨旗是中國共產黨的象征和標志，黨的各級組織和每一個黨員都要維護黨徽黨旗的尊嚴。要按照規定制作和使用黨徽黨旗。

第三篇：近代以來中國銀行業發展簡史正文

近代以來中國銀行業發展簡史

而中國官辦銀行的歷史則應從1905年成立的戶部銀行算起。戶部銀行是經清朝軍機大臣王奕劻奏請，慈溪太后批準成立的。清政府授予了其鑄造銀元、發行紙幣和經管國庫的權利，成為清末實質上的中央銀行。1908年，戶部銀行更名為大清銀行。1912年，歷史駛入中華民國時代，大清銀行也更名為中國銀行，并繼續承擔中央銀行的職責，直至1928年。

1912-1927年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跟中國銀行一起承擔中央銀行職責的還有交通銀行。交通銀行的歷史同樣可以上翻到清朝末年。1908年，由清政府郵傳部牽頭組建，為官商合股，初期目的是借款贖回被列強控制的鐵路，故名交通銀行。中華民國成立之后，其地位進一步上升，與中國銀行一起承擔共同承擔發行貨幣、調節幣制、兌換外幣和代理國庫收支的中央銀行職責。

二、第一個繁榮時代

1927年至1928年，北伐軍革了北洋軍閥的命，歷史進入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受江浙財團資助的蔣介石政府，也十分重視銀行體系的建設。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另組建中央銀行，授予其發行紙幣、代理國庫、經理公債、管理外匯等特權。同時，將中國銀行改組為國際外匯兌換專業銀行，交通銀行改組為輔助工農商礦的專職銀行。1935年，國民黨政府又組建中國農民銀行，作為供給農業信用、發展農村經濟的專職銀行。至此，形成了以四大國有銀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為基本骨架的銀行體系。國民黨統治后期，形成了宋子文家族控制中國銀行，孔祥熙家族控制交通銀行，陳果夫家族控制農民銀行，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控制國有金融業的局面。

在清末和北洋軍閥時代，除了官立銀行之外，眾多私營銀行也百花齊放，并在1920-1930年代進入快速成長期，成就了中國金融業歷史上的第一個繁榮期。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代，私營銀行以“北四行”和“南三行”為代表，官商合辦銀行以“小四行”為代表。

“北四行”是指1917年成立的金城銀行、1915年成立的鹽業銀行、1921年成立的中南銀行和1919年成立的大陸銀行，與北洋軍閥均有一定的淵源，均以華北為業務重心，并曾一度開展廣泛的協作，合辦“四行儲蓄會”和“四行準備庫”，聯合發行鈔票。1927年之前，鹽業銀行實力最強，存款額曾一度位居全國私營銀行之首。1930年代之后金城銀行實力飆升，成為北四行的支柱，其存款額也一度躍居全國首位。

“南三行”是指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07年成立的浙江興業銀行和1909年成立的浙江實業銀行，后兩家均為清末浙江地方金融力量組建。民國后三家銀行均以上海為業務經營重心與發展基地，并多方面開展合作。1927年之前，浙江興業銀行與鹽業銀行并駕齊驅分列南北銀行之首。1930年之后，則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與金城銀行后來居上，成為南北銀行的老大。浙江實業銀行則專注于外匯業務。

“小四行”為1897年成立的中國通商銀行、1908年成立的四明商業儲蓄銀行、1919年成立的中國實業銀行和1929年成立的中國國貨銀行，前三家原來均為民族資本經營，后被國民黨政府改組和控股，成為官商合辦銀行。中國國貨銀行則為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之后組建的官商合辦銀行。

1930年代前期，中國金融業進入第一個繁榮時期，史稱“黃金十年”（1928-1937年）。但繁榮的背后是極度的混亂。當時，市場上多種不同的銀兩、銀元、銅幣和形形色色的紙幣并行流通，多家金融機構都發行自己的紙幣。1935年，國民黨政府著手實行金融改革，首先是通過增資和頒布《中央銀行法》強化中央銀行的地位，隨后實行“法幣政策”，放棄銀本位，禁止白銀流通，將白銀收歸國有，規定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發行的紙幣為法定流通貨幣，稱“法幣”。這是中國貨幣史上劃時代的一筆，中國至此才第一次進入了紙幣為主的時代。

抗戰和內戰時期，金融系統瀕于崩潰，在那個山河破碎的年代，信用難以維持，銀行的命運也同樣如風中的飛絮。抗戰時期，部分銀行隨國民黨內遷，部分則留在淪陷區慘淡經營。內戰時期，金融領域嚴重失序，爆發了惡性通貨膨脹，1948年國民黨廢棄法幣，發行金圓券，但維持了不到一年金圓券體系也因急劇貶值而崩潰。到了新中國成立，存留下來的金融業只能用“茍延殘喘”來形容。最后，“北四行”、“南三行”、“小四行”及一些私人錢莊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浪潮中，于1952年被組合為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隨后在1955-1956年并入中國人民銀行儲蓄部。這些曾經歷過輝煌時代的民營銀行品牌，至此消亡。它們所代表的那個短暫的繁榮時期，也已煙消云散，只給后人留下一連串的概嘆。

三、大一統時代。

交通銀行是清政府郵傳部為了辦理輪船,鐵路,郵政,電報四個單位的款項收付,以便集中資金,靈活調度,同時利用銀行的資金發展交通事業的目的,于1908年3月4日在北京成立.不久津,滬,漢,粵四分行亦開業.該行成立時資本金庫平銀為500萬兩,其中官股純由郵傳部撥款,投資200萬兩,商股(大都來自官僚企業界人士)300萬兩.以后金城,大陸,鹽業,浙江實業等銀行因抵償欠款也持有大量交通銀行股票.而交通銀行初即于天津,漢口,上海,廣州,張家口,營口,開封,香港等八地設立分行.辛亥革命后,交通銀行在北京繼續營業.從1922年到1926年間,張謇,錢新之主持整頓交通銀行,業務有所發展.1927年以后,與中國銀行一起經過兩次改組,并被南京國民政府定為特許的“發展全國實業之銀行”.交通銀行總管理處于1928年11月遷至上海,北京分行繼續營業.1912年2月5日,在大清銀行上海分行的基礎上,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新的國家銀行――中國銀行.袁世凱奪取政權后中國銀行于8月1日在北京正式開業,上海的中國銀行改為分行.1913年《中國銀行則例》規定,中國銀行股本總額為6,000萬元,分60萬股.政府認購30萬股,余數由人民認購,認購總額超過30萬股時,政府酌情售股于民;并規定由政府簡任總裁,副總裁.后于1917年11月修正,總裁,副總裁由董事中簡任,而董事和監事則由股東會選任.1917年底,在總裁王克敏,副總裁張嘉璈的策劃下,促使行務向著商業銀行軌道運行.隨著商股的招集和增加,股本成份發生很大變化.到1923年12月底,官股僅剩5萬元.中行駐京董事早于同年11月16日聲明,財政部與中行各有職責,不容牽混.中國銀行從此擺脫了北洋政府的控制,并將經營重點轉向同工商業的合作.中國銀行成立后,除利用原有大清銀行分支機構外,還添設山東,河南,長春,營口,山西,揚州,青島,奉天等分支行及西壩,鎮江,大通,正陽等處派出機構,形成統一全國國庫之勢.鹽業銀行是北洋政府本著以鹽款為財政收入大宗,為維持鹽業,調劑金融,而由國務卿徐世昌,財政部參政張鎮芳籌辦.于1915年3月26日正式開辦,總管理處設于北京,下設分行,支行及辦事處,北京分行經理為宋乾齋,副理朱虞生.該行創立時為官商合辦,資本額500萬元,其中官股200萬元.開幕時總額實收64萬元,而官股只有10萬元.1917年,張鎮芳因參與張勛復辟而入獄,由吳鼎昌任總經理,遂改該行為商辦.1923年改定資本額為1,000萬元,實收700萬元,成為全國商業銀行之冠.1928年8月,鹽業銀行總行呈準遷往天津,原址改為北平分行.其分支機構除京,津,滬,漢外,還在全國許多重要城市都有設立.金城銀行由王郅隆,倪嗣沖,徐樹錚,任振采,吳鼎昌,胡筆江,周作民等人發起,于1917年在天津創辦.王郅隆擔任董事長,周作民任總經理,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設立分行(天津分行一度稱總行).因領導人的關系,金城總管理處設在北京.由于北京分行和總管理處同在一地,經常在總管理處直接指揮下辦理具體業務,有時代表總處與政府機關聯系,因此金城銀行總行的沿革對北京分行影響很大.該行的股本資金主要來自北洋軍閥和官僚,開辦時原定資本200萬元,實收50萬元,至1919年收足.旋即增資到500萬元,其中倪嗣沖,王郅隆兩家入股共約120萬元,其他軍閥官僚股份共110余萬元,工商業者與一般散戶共約260余萬元.1923年再次增資為1,000萬元,至1927年4月實收700萬元,后來再次增收.北洋政府垮臺后,北京分行接受政府機關的存款減少了,于是積極開展儲蓄業務,大力吸收教會,團體,教育界,醫藥界的存款,以及社會中立階級的閑散資金.1936年1月總經理處遷移到上海,銀行重心南移.大陸銀行由談荔孫,張公權聯合馮國璋,張勛等出資設立.1918年9月開始籌建,1919年4月開業,總行設在天津.談荔孫任總經理兼董事長,資本初定200萬元,實收100萬元.1926年擴充為1,000萬元,實收750萬元.該行自開辦以來以中國銀行為藍本,各項業務以穩健發展為主旨.1919年秋大陸銀行成立北京分行,同年在京,津,滬三分行設立保管,信托專部,為市民保管貴重物品,開展買賣股票和有價證券等業務.1922年夏又于各分行內部設立儲蓄專部,北京分行除在各大學設立支行外,還在城內外工商業繁盛地區及靠近居民集中點設立支行.1930年增資收足1,000萬股本.這個時期為大陸銀行鼎盛時期,開辦了許多附屬機構.1933年談丹崖病逝,由許福昞升任總經理.1935年大陸銀行總經理處正式遷往上海,一切行務由副總經理兼上海分行經理葉薰主持.抗戰開始后,大陸銀行業務一蹶不振,北京分行業務也受嚴重影響.中南銀行為南洋僑商黃奕柱于1921年6月在上海創辦,7月5日正式開張.總行設在上海,1922年7月成立天津分行,并在北京設辦事處,后改設支行,歸天津分行管轄.初建時銀行資本額定為2,000萬銀元,先收500萬銀元.其中以黃奕柱占股最多.該行最高權力機構是董事會,第一任董監事有黃奕柱等9人.董事長一直由黃奕柱擔任,他去世后由黃浴沂繼任.董事會下設經理部,總經理胡筆江全權處理一切業務,并向董事會負責.北洋期間,胡筆江在北京有各種關系,故該行早期特別重視北方業務,胡派親信王孟鐘任天津分行經理兼管北京辦事處.1921年相繼與鹽業銀行,金城銀行,大陸銀行組成四行聯營.1922年成立四行聯合準備庫,并發行鈔票.四行準備庫成立一年后,為了吸收社會上的游資,擴大其業務,1923年6月又聯合設立四行儲蓄會.北京四行準備庫和儲蓄會成立于1923年,經理為張季光,地址在東郊民巷,后建新址在西郊民巷.1935年國民黨政府改革幣制,收回中南銀行鈔票,四行準備庫遂告結束.1936年成立四行信托部,改做商業銀行的業務.成立不久,抗日戰爭發生,因此該部營業不多.7

在北洋時期,中國,交通兩行都有國家銀行的性質.1914年3月,中國銀行“向海關交涉存款”,并提出“國家關,鹽兩大稅收,依法自應存入中行”.同時積極籌設各省分支機關,并委托未設地區的其它行號代其接收管理各省區之國庫業務.至1915年,接管省金庫有直隸,江蘇,浙江,山東,福建,貴州等十五個省市,經收款項計達銀13,000萬元,占當時稅收50%以上.清政府時期,交通銀行吸收官款主要是郵傳部系統各局款項.1908年3月郵傳部規定所有各處電局每日收入款項應就近存放各交通銀行,同年的鐵路總局撥用亦存放于交通銀行.北洋政府時期,交通銀行亦取得部分代理國庫的權利.1913年取得“分理金庫”的特權,由此其存款也隨之上升,1912年時為2,160萬元,到1914年增長到6,553萬元.金城銀行通過各種渠道,吸收存款,充實營運資金.它在早期,主要依靠北洋軍閥官僚的關系,收攬政府機關存款.當時陸軍部,交通部以及京漢,京綏等鐵路局,都在金城存款.北京分行任用一些外勤人員,經常分頭聯系各自熟悉的政府機關.為了吸收鐵路存款,金城一方面承做鐵路放款以引進存款,一方面應酬拉攏鐵路局的有關首腦人物,有時還送給他們一些利息回扣.在軍閥官僚和富商大賈中,有不少人是金城的大存戶.例如,安慰省政府主席陳調元,經名畫家陳半丁介紹,曾存入金城500萬元巨款.清末擔任過漢冶萍煤礦和招商局督辦的巨富盛宣懷之子盛恩頤,經宋之璦介紹,曾在金城北京分行和大連分行存款約100余萬元.政府南遷后,金城北京分行接受政府機關的存款減少了,遂大力吸收教會,團體,教育界,醫務界的存款,并開展儲蓄業務,吸收社會上中產階級的閑散資金.當時各銀行競爭甚烈.例如,大陸銀行在清華,燕京等大學設立辦事處.中孚銀行獨攬協和醫院存款;金城則由全紹文,吳延清等人,廣泛聯系吸收教會,團體,學校,醫院以及一些教授,醫生的存款.金城為了吸收個人儲蓄,對于一些工作較忙的教授,醫生,一度采取了上門收款送款的做法,以便利儲戶存取.金城在創辦初期,全行存款總額大約僅有400余余萬元.抗日戰爭前夕,存款增達1.5億多元.在存款結構方面,由于當時北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當落后,銀行業的存款來源主要不是民族工商業的閑置資本,而是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等剝削階級的個人存款和來自軍閥官僚機構的“機關團體存款”,而來自工商業的“企業存款”則是不多的.以金城銀行為例:在它的存款中,來自工商業的企業存款,1917年占存款的12.49%,1921年占16.23%;相對的,來自軍閥,官僚,地主等個人存款及軍閥官僚機構的機關團體存款則相應為38.15%,46.25%和49.38%,37.52%.這些數據雖不是北京分行的,但由于北京是當時的政治中心,以這種情形來估計,北京各家華資銀行的情況大體類似.注:資料來源,《民國七年中國銀行之營業成績》,《銀行周報》第106號,民國8年7月8日.說明:原載各放款細數與總數不合,不多及少.各方款單位細數,定期放款少853元,活期放款多3001元.現財政部和省財政廳借款數維持原數.(轉引自黃鑒暉:《中國銀行業史》,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 ,第132頁.)由上表可知中國銀行該年放款的45.81%是借給北洋政府財政部和各省財政廳的,而財政部借款又占政府機關借款的71.86%以上,可見中國銀行的政府銀行職能“加強”,已成為北洋政府的財政支柱.同樣作為國家銀行的交通銀行,其放款對象也以政府借款為主.據統計, 1923年到1926年,交通銀行的政府欠款每年都達4,000萬元以上,均占各該年放款總額的50%以上.見下

注:資料來源,根據交通銀行總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交通銀行史料》,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頁.此僅以中國,交通兩行為例,抗戰前北京地區的華資銀行,如金城銀行,新華銀行等,在放款方面,政府放款幾乎都居首位.1925年6月,財政部致電金城,鹽業兩行:“接準京師警察廳來函,以警餉需款孔急,爰向金城,鹽業兩行各籌借十萬元”.當然銀行為政府墊款,獲利不淺.政府每借入一筆巨款,不但付巨額利息,而且經手雙方還可從中得到大筆回扣.原新華儲蓄銀行,由于業務關系且受儲蓄條例限制,不能參與政府放款,而于1917年下半年改組為商業銀行,以商業銀行的名義來分享對中央政府放款的巨大利益,就是很好的證明.北京地區的華資銀行在對政府放款中獲利甚豐.2,投資工農商業

據以上分析,北京近代新式銀行自成立以來,其業務發展不以產業發展為主要基礎,這是很明顯的.但同時,我們應該看到銀行對工農商業的放款,就其絕對數而言,還是不小的 ,而且這種放款呈增長趨勢.以下就幾家銀行的相關業務加以論述:交通銀行早期的放款業務,就其對象而言,與存款相反,對私放款大大超過對官方的放款.如1911年放款總額為1,798萬兩,其中對清政府及有關事業放款為458萬兩,占25.5%,而對私放款卻達1,340萬兩,占74.5%,后者比前者大兩倍.而這其中的對私放款,主要是投資于工商業.后來經過1916年和1921年兩次停兌風潮后,交行規定軍政借款一概婉言拒絕,于是對于工商業的放款比重更有增加.注: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編:《金城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頁.由上表可見,金城銀行對工商業的放款逐年增加,而且占到放款總額的50%左右.鹽業銀行北京分行的放款,主要以北京電燈公司為對象.放款時間持續12年之久,總數達400萬元.而且針對該公司負責人不善經營,經理岳乾齋派他的私人代表對公司經濟進行監督,坐地收費.該行的另一筆押款是關于清室抵押的一批古物,這些古物由英商匯豐銀行押款和溥儀結婚抵押兩部分組成,先后計60萬元.因清室無力贖回而被該行沒收.其中處理變賣古物所得款項,除清算清室押款的本息外,剩下的就成為該行的帳外財產.大宛農工銀行以“融通資財,輔助農工業”為建行宗旨,因此該行的各種放款業務多為較長期的低利農工抵押放款.各種抵押品大多是房產,田畝,農作物,漁業權,棧單等,最有的特色的是其初期辦理的留置旗地放款業務.改組為中國農工銀行后,其業務經營依然以農業貸款為主,該行章程規定,“辦理各種抵押放款并下列各種放款1)5年以內分期攤還以農工業不動產作抵押者;(2)3年內定期歸還以農工業不動產為抵押者;(3)1年內定期或分期以農工業動產物品為抵押者”.扶助工農商業的發展,金城銀行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家.1918年12月在金城銀行的董事會議上,提出“銀行業與工商業有絕大關系,工商業發達,銀行斯可發達,故銀行對于工商業之投資自系天職.??歐戰既平,世界經濟之競爭日益劇烈,我國工商業似應及時發展.銀行事業與工商業有密切之關系,??本行為發展營業起見,或須分授資本亦未可知”.基于此,金城銀行對于工農商業的投資在近代史上是獨樹一幟的:一是其經營某些放款不是單純地為了取息,而是比較有遠見,有魄力地扶植一些企業,事業的舉辦和發展.如在永利塘沽制堿廠初創時期,該行就放給透支10余萬元,后來逐漸增加貸款達百余萬元.其中一部分是由周作民直接指揮北京分行投放的.其對工業的放款比較集中于與本行投資有關的企業,主要在四個行業,即棉紡織工業,化學工業,煤炭工業和面粉工業.如下表: 注:資料來源,根據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編:《金城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160頁表編制.由上表可以看出,金城銀行在棉紡織工業,化學工業,煤炭工業和面粉工業這四個領域的放款總額在其對工礦業的放款總額中的比例常高達80%以上.3,投資交通運輸業

北京地區近代華資銀行對于交通運輸業的投資主要是交通和金城兩行.交行早期對清政府及有關事業放款中即以鐵路放款為最高.比較大的有:1910年對福建鐵路公司的放款50萬兩,1911年對江漢鐵路公司放款80萬兩等.民國時期尤其是交行改組后,交通建設事業放款成為該行的特許業務,故此項放款歷年均有增加.北京分行在總行遷入上海后,對交通事業的放款每年雖有所增加,但占總放款額的比例不大.金城銀行認為,鐵路放款業務“大率息重期短”,有比一般銀行業務高的多的利息.以京漢鐵路為例,“放款利率經常在月息1.2-1.7%之間”.其次通過鐵路放款還可以吸收一部分存款和放款業務.再者鐵路為國家交通命脈,且路局在外國債權人的嚴密控制下,路款收入比較正常,這樣還款就較有把握,放款風險則相對較少.所以金城銀行較多的參與鐵路放款:1921年9月簽訂的京漢鐵路借款是金城銀行較早參與承擔的一筆放款,款額共200萬元.當時金城與中南,大陸等銀行合作,僅承擔其中的20萬元.此后隨著該行規模的擴大和業務的發展,加上通過利息回扣等方式結交了有關人員,故與鐵路部門各方面的關系日益密切,于是便開始直接承做鐵路放款,并且數額逐年增大.1919年,金城鐵路放款只有22萬元,占其當年全部放款總額的3.96%,運用資金總額的2.95%.1923年其鐵路放款總額已達80萬元,增加了2.6倍,占其當年全部放款總額的6.00%,運用資金總額的4.47%.到1927年,其鐵路放款額達401萬元,比1919年增加17.2倍,比重也占到當年全部放款總額的14.65%,運用資金總額的11.66%,“這一數字還不包括承購的鐵路債券等69萬元在內”.而且鐵路放款對象已包括交通部及隴海,京綏,京漢,津浦等多條鐵路.另外金城銀行還大量參與交通部購車公債墊款,這亦屬于其鐵路放款的范圍.(三)發行,領用鈔券

清政府時期,通商銀行作為我國第一家華資商業銀行,被授予發行銀元銀兩兩種鈔票的特權.1898年北京分行發行鈔券,是為北京華資銀行最早發行的銀行券.大清銀行成立后,發行鈔票為其主要業務之一.還在1910年擬定《兌換紙幣則列》,企圖對已經十分紊亂的幣制局面加以整頓.從成立到停業清理,六年間該行共發行銀兩票1,688萬兩,銀元票2,865萬元.北洋時期,隨著銀行業的迅速發展,濫發紙幣的現象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一時期政府特許發行紙幣的銀行有中國,交通,通商等六家,同時各省官辦銀行,銀錢局號也大量發行各種紙幣.1919年8月當時《銀行周報》統計,各省官辦銀行另發行紙幣折合銀元122,937,475元,占當時全國各類銀行總發行額的56.65%.在這種形式下,得政府之協助,中國銀行擔負起統一各省紙幣的大任.于是在廣東,江蘇等省內設立分行,發行本行紙幣,兌回省號所發舊幣.然就廣東,江蘇,吉林三省收回之貶值紙幣不下4,000萬元,中行所墊之款亦達6,653,500元.且因為中央財力不及,統一各省紙幣計劃遂告破產.另一方面,當時中央財政竭厥,銀行必需為政府墊款,尤其是中國銀行,銀行沒有這么多現款可墊,于是便拼命發行鈔票.1916年中國銀行為北洋政府墊款2,200余萬元,同期發行鈔票達4,600余萬元.中國銀行發行額連年增加.如1914年為16,398,178元,1924年則為89,978,582元,1927年則增至159,001,103元.另外,北洋政府為了財政的需要,修改交通銀行章程,委托其分理金庫,并授予發行兌換券的特權.交通銀行的發行額也是連年有增無減.1914年為5,957,627元;1927年則增至65,096,889元.北京當時有權發行鈔券的還有北平農工銀行與中南銀行.在北伐戰爭期間,農工銀行試發行輔幣券,總額為100萬元.其中京行備用券40萬元,計1角券8萬元,2角券24萬元,5角券8萬元.各地分行的發行業務中,尤以北平分行最佳.于是1928年5月董事會決議發行北平地名銀元鈔票,京津通用,此票極受信賴.華北事變后,平行停止發行該鈔.而中南銀行主要與金城,鹽業,大陸聯合經營,設立四行準備庫發行兌換券.1923年該行也在北京成立聯合分會且發行鈔券.那些未被特許發鈔的銀行,則以領用鈔券開展銀行業務.同業領券始于1923年,兌換券領用辦法,變更頻仍,以交通銀行為例,有長期領用與短期領用之分.撮其要點為:①領用數額,以所繳納準備金為準,長期者于總額外每次領用為五千至二萬不等,短期者,則對每周,月領用之數有規定;②領券準備, 長期者有四六制,十足制,八二制等;至于短期者,以遲期之本票或支票繳納準備,遲期日數及給息另定;③領券期限,長期者無定,短期者有周,月及遲期日數之限;④各領券戶與發行庫不同,領券暗記也不一,由此兌換辦法也隨之不同.當時北京地區華資銀行領用鈔券獲利甚豐.但發行兌換券也曾引起停兌風潮.1916年,中,交兩行京鈔貶值,導致全國各分支機構發生停兌風潮.北洋政府時期,由于給予銀行業發行兌換券的權利發放不嚴,加上各行對政府墊款過多,一時難以收回,庫存現銀不足等原因,造成1916年中交兩行的停兌風潮,1920年的中法實業銀行停兌事件,1921年中交兩行京鈔停兌**等金融風潮.北京金融市場因此也潛伏著嚴重的金融風險.(四)經營有價證券

近代的中央政權一方面為了統一控制全國的金融而設立國家銀行,進而通過特許發行紙幣來充實財政,另一方面又發行大量公債以解決財政困難.因此銀行主要以發行或領用鈔券及投資公債來經營有價證券業務.北洋政府籌款的辦法就是加稅和發行公債.而且政府往往將這種公債向銀行抵押來換取現款.這就造成了銀行投資公債業務的興盛.這種投資公債的方式相對于直接墊款而言,銀行獲利不可謂不盛:其一,高折扣.如北洋政府的公債最低折扣為八五折,加上利息,平均月息為3分左右.民國六七年間,市場利率為月息七八厘,銀行成本平均為四厘,故有五厘銀行即有利可圖.而購買公債利達3分,可見銀行從中獲利甚厚.連當時對公債投資極為謹慎的大陸銀行,在“五年公債”和“七年公債”的買賣中,也賺取了300余萬元.1926年,北京銀行業曾承購政府為籌付政費所發內債春節特種庫券.另外,公債還可以作為發行,領用鈔券的準備金,或者在市場上直接進行投機買賣,無怪乎當時銀行對此積極經營,并成為首要業務.北京金城銀行成立豐大證券號,專門經營公債,從事公債投機,即為一例.據統計,至1927年末金城銀行賬列有價證券中,北洋政府各種債券即占74.56%.鹽業銀行在吳鼎昌的主持下也曾經營公債投機買賣.北京部分華資銀行進行證券倒賣,在20年代中期曾引起債權人的不滿,甚至對銀行信用及其同業組織的作用等產生質疑.北洋政府財政困難是長期的嚴重的.據初步統計, 1912年至1926年,總共發行了27種內債,1917年以前實際發行83,182,640元,占13.59%;1918年以后,實際發行528,880,068元,占8**1%.同時,1918年以后,全國銀行增設103家,占總行數142家的72.54%,兩個同步增加,一脈相稱.再看北京地區,據1925年統計,北京商業銀行為23家,占全國性所有商業銀行的16.3%.其實,北京產業并不很發達,新設商業銀行資力又不雄厚,靠近中央政府,經營公債乃“近水樓臺”.由此可見,投資公債是北京地區華資銀行最重要的業務.據記載,北京華資銀行業在買賣證券方面也曾獲得豐厚利潤.但由于北洋政府財政困難,所大量發行公債,舉借外債,政府墊款的擔保,歸還難以落實,因而銀行業所經營公債,給予政府墊款還本付息大成問題.這曾引起銀行業及其利益代表銀行公會的強烈反應.如1921年北京銀行公會等為反對煙酒續借款致函北洋政府.黃鑒暉《中國銀行業史》,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頁.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傳記文學社印行1982年版,第64頁.葉世昌,潘連貴主編:《中國古近代金融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頁.張孝謀,胡景權:《金城銀行北京分行史料片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頁.姜宏業主編《中國地方銀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頁.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編《金城銀行史料》《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頁.《金城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267,268頁.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4頁.朱錫祚:《新華信托儲蓄銀行沿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一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175頁.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編《金城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頁.談季楨,談在唐:《大陸銀行興衰紀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十四卷,《經濟工商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頁.中國近代金融史編寫組:《中國近代金融史》,中國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頁.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傳記文學社印行1982年版,第20頁.中國銀行總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中國銀行行史資料匯編》(上編1912-1949)(一),檔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頁.交通銀行總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交通銀行史料》,上冊,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頁.交通銀行總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交通銀行史料》《前言》,上冊,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4頁.交通銀行總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交通銀行史料》,上冊,第308頁.許家駿等編《周作民與金城銀行》,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8頁.交通銀行總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交通銀行史料》,上冊,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頁.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編《金城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頁.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74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年版,第465頁.交通銀行總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交通銀行史料》,上冊,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頁.張伯駒:《鹽業銀行與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十四卷,《經濟工商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頁.張伯駒:《鹽業銀行于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十四卷,《經濟工商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頁.當時北京附近大興等縣農民可憑借旗地得到借款,以事農作.大宛農工銀行則分別記入各縣清理上報之地價.(見姜宏業主編:《中國地方銀行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頁)姜宏業主編《中國地方銀行史》,第342頁.1932年,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在西郊溫家村設立寄莊,主要辦理田畝,房舍及其它農產物抵押放款,除支持傳統農業耕作外,還鼓勵農民改良農產物品,栽桑養蠶,種棉,興修水利,墾林開荒.在該行協助下,溫家村還成立了保證責任北平西郊溫泉村信用合作社,為當地社員儲金并貸放生產上所必需之資金.同年在西直門車站附近借合順公司建筑物設立倉庫,為農民儲糧,并派員常駐辦理儲糧押款業務.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編《金城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頁.交通銀行總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交通銀行史料》,上冊,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頁.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編《金城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2頁.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金融歷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金融業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頁.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編:《金城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頁.《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1853-1911)》,中國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頁.黃鑒暉:《中國銀行業史》,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頁.中國銀行總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中國銀行行史資料匯編》(上編1912-1949)(一),檔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頁.參見《上海金融史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5頁.沈雷春編《中國金融年鑒》,1939年,第42頁.沈雷春編《中國金融年鑒》,1939年,第42頁.姜宏業主編:《中國地方銀行史》,第342頁.按當時的規定,銀行發行的鈔票是可以兌換現銀的,即1元鈔票兌1枚銀元.但是中國,交通兩行共發行鈔票7千余萬元,而庫存現金只有2千萬元.(見《關于上海中國銀行1916年抗令兌現的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九輯,第102頁).一有風吹草動,持票人都向銀行兌現,銀行即有停業和倒閉的危險.為了不使中,交兩行倒臺合并能在財政和金融上繼續支持自己,北洋政府就運用國家干預的辦法,以政權的力量強行壓制人民暫時不準向銀行兌現.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該兩行發行之紙幣及應付款項,暫時一律不準兌現付現.”此令發布后,交行上海分行遵令停兌,中行上海分行在以“南三行”為核心的江浙財團的支持下,抗令兌現,且度過這場擠兌風潮.千家駒:《舊中國發行公債史的研究》,《歷史研究》第4卷第4期,1955年.談季楨,談在唐:《大陸銀行興衰紀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十四卷,《經濟工商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頁.《中國銀行總管理處抄送各銀行呈購春節庫券額數致財政部函》,1926年2月22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財政(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版,第984-985頁.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編《金城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71,206頁.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編《金城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頁.中國近代銀行業的發展道路

近代中國社會由于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勢力的摧殘，民族工業沒有得到正常的發展，而以產業發展為基礎的中國銀行業的發展亦非常緩慢。到1897年才出現中國第一家自辦的新式銀行，終清朝一世，中國銀行業尚處在幼年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華民族工業帶來了“黃金時代”，給銀行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中國銀行業在與政府結緣、投機公債的特殊條件下發展起來。本世紀20—30年代，在中華民族工商業衰敗之中，近代銀行業則仍然靠投資公債、地產而畸形發展，投資工礦事業者實微不足道。辛亥革命以后，中國近代銀行業逐步向商業銀行發展，力圖擺脫政府的控制。1927年國民政府建立以后，國民黨政府逐步控制全國金融體系，并施行惡性通貨膨脹政策，最終導致了社會的震蕩。本文試就近代銀行業與中國工業化以及與中國社會發展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必要的探討，以期進一步尋求中國近代銀行業發展的內在規律。

一、近代銀行業與中國工業化

銀行業的發展是推動近代產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杠桿之一?；I集巨額資本以供中國工業化發展的需要，為甲午戰爭后中國自辦新式銀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但從中國銀行業的發展過程來看，近代銀行業建立伊始便具有嚴重的封建性，它同產業的關系不密切，卻和政府財政結下不解之緣，銀行業資本不是用來促進生產的發展，而是促進投機業務的盛行。中國近代銀業始終未能完成動員和組織全國資金以供工業投資，促進中國經濟起飛的任務。為什么中國近代銀行業未能積極促進中國工業化的完成？這其中有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現實情況。

1.由于中國近代銀行業的特殊發展歷程，中國銀行業具有先天不足的特點，銀行業的資本積累的緩慢和不充分，使得銀行界沒有雄厚的資力去扶植近代產業的發展。

中國近代金融業雖然在鴉片戰爭以后有所發展，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在華勢力的擴張，原來經營匯兌和融通商業資金的票號和錢莊也擴大了營業范圍，它們通過為封建官府服務或為外國在華洋行推銷、采購商品，發展了自己的實力，有了一定資金積累；外國銀行在華經營多年，更獲取了高額利潤，資本積累十分迅速，但票號、錢莊、外國銀行的歷史代替不了中國新式銀行的歷史。由于其內在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中國的前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票號和錢莊始終沒能發展為新式銀行。它們所積累的資金也未能轉化為銀行資本去為產業發展服務，而是轉為消費資金揮霍掉了。這就是說，票號和錢莊雖然在鴉片戰爭以后半個世紀的時間獲取許多社會財富，卻沒有為中國新式銀行的建立奠定任何基礎，中國新式銀行業建立之初，仍然面臨著資金不足，需要進行原始資本積累的問題。

在建立新式銀行的問題上，清政府顧慮重重，遲疑不決，亦是導致中國近代銀行發育緩慢，原始積累不充分的重要原因。在19世紀后期，中國傳統的金融信用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挑戰。外國銀行紛紛來華設立分行，很快壟斷了中國的國際匯兌、國際貿易，吸收國人大量存款，非法在中國發行紙幣；通過對錢莊的信貸，控制中國的主要信用機構。面對金融制度的危機，許多人建議學習西方，建立近代銀行，以改造傳統信用制度。清政府卻置若罔聞，聽任外國銀行自由發展，在華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對外國商人和一些政府官員自辦銀行的意見則一壓再壓，甚至對盛宣懷準備辦銀行一事亦滿腹疑慮（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8—

10、10頁。），致使中國人自辦銀行的事業長期議而不行。在1897年以前，中國在建立近代銀行制度方面幾乎一事無成，丟失了整整半個世紀資本積累的時間，使1845—1897年這段時間反成為外國在華銀行資本積累的重要時期。

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發展的幼稚，亦限制了中國銀行業資本積累的速度。中國的產業，在鴉片戰爭以前，停滯于自給自足的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之中，沒有經過自發的產業革命。鴉片戰爭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一方面雖然在某種程度內客觀地刺激了中國新式工業的初步發展，一方面卻又以一種半殖民地的經濟發展形態阻撓中華民族工業的正常發展；國內封建勢力對民族工業的發展更是壓迫備至，極力摧殘。到中國第一家新式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建立的時候，中國產業的發展仍極為落后，能夠投資銀行的當時只有招商局和電報局兩家官督商辦企業，這兩家企業名為官督商辦實際是官僚投資居多；通商銀行的商股中亦有亦官亦商的張振勛和嚴信厚分別投資10萬兩和5 萬兩（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8—

10、10頁。），純粹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投資極其稀少。在中國銀行業的發展階段，銀行能夠吸收民族工商業存款的數量亦很少，許多企業很少贏利，幾無游資存入銀行。由于沒有得到近代企業資本的強有力挹注，中國近代銀行業的原始積累過程十分緩慢。

由于中國近代銀行業資力薄弱，有限的資金又轉投于政府，新式銀行業也就無力對中國近代產業的發展做出大的貢獻。近代銀行業資金的運用，大致分為放款與投資兩途，而抗戰前銀行業所謂證券投資，實際上就是政府的公債投資和地產投資，于近代工業發展有害無利；只有放款一項，銀行業資金才可能轉到工業建設上。以抗戰前的1934年、1935年和1936年為例，這三年全國銀行業放款總額平均每年約為31億元，而銀行平均資產總額為57億元（注：沈雷春：《中國金融年鑒》，黎明書局1947年出版，第116—117頁。），放款占銀行全部資產的54％，放款的最大主顧仍是政府，工業放款僅占放款總額的12％左右，銀行業對于工業投資額還不及資產總額的7％（注：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輯，下卷，北京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73頁。）。到20世紀30年代，許多新式工廠仍然依賴錢莊的貸款。

2、中國近代銀行業起步較晚和近代產業發展的幼稚，導致了中國新式銀行業從興起到發展過程中一直面臨著兩難境地。一方面，銀行業需要同產業掛鉤，扶植近代企業的發展，才能求得自身的發展，然而中國近代企業資金薄弱，技術落后，贏利微弱，銀行向企業投資需要承擔風險，一時很難獲得收益，銀行業在向企業貸款上自然裹足不前，其自身也就無從取得大的發展；另一方面，銀行業要謀求發展，只好結緣于政府，為政府財政服務，通過投資公債而獲取巨大的利潤。結果，銀行業非但沒有扶助近代產業的發展，反而把社會上大量原可供工業投資的資本轉給政府用于軍事，破壞了近代產業賴以發展的環境基礎，這樣銀行業的發展非但無裨于近代產業的發展，反而有礙于中國工業化的進程。

到本世紀20—30年代，由于受國內戰亂頻仍和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市場喪失，市面蕭條，產品無法脫售。民族工業內困于資本人才的匱乏，外遭西方資本主義商品傾銷的打擊和封建勢力的壓迫，非但沒有比從前發揚光大，而是日趨衰微。如資本薄弱的火柴、卷煙等工業部門，固已不勝外資的壓迫和苛捐雜稅的橫征暴斂而日趨危殆，即使是規模較大的紡織、繅絲業，亦因世界經濟危機和國內農村經濟崩潰的影響，出口銳減，內銷遲滯，以致虧損倒閉。（注：《中國銀行二十一營業報告書》，《二十一之工業》，第49—52頁。）銀行家為自身利益所限制，實不愿冒風險將寶貴的資金斷送在脆弱的民族工業之手。

從總的情況看，在中華民族工業面臨危機的時候，能夠得到中國銀行業幫助的很少。中國銀行自1928年改組后，以“增加工商業放款，以輔助生產事業不發達”為己任，但到1932年，在中國銀行的放款總額中，政府機關放款仍占42.6％，商業放款占22.38％，工業放款只占11.46％。（注：《中國銀行二十一報告書》。）在放款總額中，工業放款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交通銀行是政府特許的一個實業銀行，但1932年它對“貨物抵押及其它工商業投資”的數額，亦僅“約占總額百分之九”（注：《交通銀行二十一報告書》，第10頁。）。這兩家業務范圍最廣的全國性大銀行的工業放款竟如此稀少。

為求自身資本擴充，中國銀行業對工商業放款的取息亦十分高昂，這使民族工商業常感到難以忍受。1927年華商紗廠聯合會在其宣言中有這樣的話：“國內金融，貸款息重，廠商辛苦經營，謀償銀行錢莊欠款之子金，猶虞不足，日積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于售廠之一法。”（注：陳銘勛：《經濟改造中之中國工業問題》，第30頁。）1933年4 月華商紗廠減工時，穆藕初先生也以“銀行利息過昂”為紗業衰敗之一大“遠因”（注：天津《庸報》，1933年4月30日，吳承禧：《中國的銀行》，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59頁。）。據日本東亞研究所在太平洋戰爭后的調查，1936年在華的外商銀行的資本構成中，放款占47％，外匯占11％，有價證券占28％，動產及不動產占7％，現金及準備金占7％。（注：見《中國金融史》，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頁。）在放款中，絕大多數放給在華的外資企業，利率較中國銀行業放給華商企業的為低，這就使外國企業大大增強了與華資企業競爭的力量。由于中國銀行業要謀求自身的發展，它的資金也就偏重投放于通商口岸，以贏利為目的，中國銀行業的商業資本，大部分用于推銷洋貨，便利洋布、洋米等外國商品的輸入，而不便于絲茶等土產的經營。這種做法雖然有利于自身贏得厚利，卻是在助長外國資本主義在華經濟的膨脹，對民族工業的發展有害無利。

3.本世紀20—30年代，盡管一些有遠見的銀行家開始注意到，追求銀行自身的收益，要以發展社會經濟為前提，開始對中華民族工商業進行貸款和投資，扶植危機中受困的民族工商業企業，但這種扶助對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并不能起到決定性的推動作用。

金城銀行在近代中國銀行業中以工業放款和投資比重較大而聞名，1937年金城銀行的全部放款中工礦企業和鐵路放款占42.2％，這樣大的比重，在當時的銀行中是少見的。該行指出：“銀行在社會事業之立場，必須兼顧公共之利益。故本行授信（放款）業務除注意收益性外，其公益性也素所重視，凡能裨于社會建設者，雖薄利亦所不辭，否則，縱能博得厚利，不取也?！保ㄗⅲ航鸪菣n案：《金城紀念刊》。）并要求各行：“于承做放款時??遇有某種事業對于國家社會確有貢獻或于本行職責及聲譽確應承做時，應隨時商請總處辦理?！保ㄗⅲ航鸪菣n案：《行務會議議決案》，1935年1月23日。）金城銀行在北方時期大力支持發展紡織、制堿、面粉、煤礦四大工業生產，簡稱“三白一黑”。浙江興業銀行十分強調該行創辦本旨在振興實業，并在以后歷年的營業報告中多次重申，因而在日常業務中，放出款項往往壓低利率，優先照顧信譽較著的企業、商店，與民族工商業的關系建立較早。如近代企業家張謇在南通創辦大生紗廠時，因資金不足未能開工，張謇來滬與浙興商議，浙興在本身資金并不寬裕的情況下，貸款25萬兩，對大生廠的開工起了決定性作用。據不完全統計，得到浙興放款的民族工商企業先后有600余家，其中20余家臨危得到解救（注：《舊上海的金融》，《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60輯，第110—111頁。）。1932年，為了扶助民族工商業企業，中國銀行發起組織了國貨廠商星五聚餐會和中華國貨產銷合作協會，促進國貨產銷渠道的暢通；在資金融通上，利用多種貸放方式向國貨企業投放資金，以維持和擴大再生產。

許多史實證明：本世紀30年代，中國銀行業在逐漸完成了早期的原始資本積累，有了一定的資力的情況下，開始走出興起和發展初期那種兩難境地，開始對民族工商業進行一定的放款和投資。這雖談不上對民族工業的發展有大的促進作用，卻可以說對困難中的民族工業進行了扶持。

縱觀中國近代銀行業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銀行業并沒有完成它所應該擔負的籌集巨額資本以促進中國工業化的任務。盡管在抗戰以前，中國銀行業已經把目光轉向扶植民族工商業，但這距離以巨額資本投放民族工業、促進中國經濟的起飛還相距甚遠。銀行業未能完成促進中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原因固有多端，而政府未能負起動員資金以供投資的任務，反而把銀行業從社會籌集的資金絕大部分都耗費于非生產的用途上，使本來就有限的資金未能用在工業化這一正確目標上，實為重要的癥結所在。因此，我們認為，抗戰前中國工業化問題的關鍵，還不在于全社會未能提供可供投資的巨額剩余資金以供工業發展，而在于未能最終建立將全社會剩余資金導入投資民族工商業的運行機制。

二、近代銀行業與社會發展

中國銀行業伴隨著近代社會的進步而產生，是中國社會近代化的結果。隨著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它開始涉及到政府、企業、個人，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對社會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本應成為推動全社會進步的動力，成為社會建設資金的最主要供應者。但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制約，中國銀行業最終未能實現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夢想，卻在戰爭、國家高度壟斷、政府施行惡性通貨膨脹等因素作用下，銀行正常功能喪失殆盡，最終同政府財政一起走向崩潰的邊緣。

如前所述，中國銀行業不是直接從產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因而和產業關系不密切，卻同政府財政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系。中國近代的銀行大都以向政府墊借巨款、承銷政府公債起家，許多銀行都把政府借款“視為投機事業，巧立回扣、手續、匯水各項名目，層層盤剝，與利息一并計算，恒有至五分以上者，殊屬駭人聽聞”（注：《銀行雜志》3卷6號。）。從中國銀行興起到本世紀20—30年代銀行業的發展時期，同政府財政掛鉤的墊款和公債業務都是銀行業的最主要業務。

經營公債和對政府放款具有很大的冒險性。北洋政府時期，政府更替頻繁，后任政府往往不承認前任政府的債務，放款的銀行也就無法把借款收回，許多銀行因此破產倒閉。國民黨政府建立以后，仍然以向銀行業借款和發行公債來籌集財政開支，銀行業對政府公債仍然是趨之若鶩，以戰前的1933年為例，1933年底全國公債余額的9億多元中，至少有4～4.5億元的數額是握在國內銀行界之手。（注：據浙江興業調查處統計數字統計，見《中國的銀行》，第74頁。）這種各大銀行將大部分資金投資政府公債的現象，實為銀行業最危險的舉動。吳承禧在1934年曾指出：“銀行的資金，大都來自社會，本非銀行自有，今銀行以社會付托之資金，貪圖厚利，提供政府，如一朝政局驟變，籃墜卵碎，兩手皆空，危險豈不太大！且銀行界對于內債的投資，昔之眩于厚利者，今則以欲保持以往投資的利益起見，勢成騎虎，有愈陷愈深之慨。此種情形，豈能任其長久繼續！我們很怕中國銀行業的全體，將來或許有一天，會隨著財政崩潰以俱亡哩！”（注：吳承禧：《中國的銀行》，第81頁。）蔣介石集團在抗戰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盡可能多地掠奪財富的通貨膨脹政策，通過法幣貶值的手段來解決償還政府借款和公債問題。戰前各大銀行曾大量購買公債和借款給國民黨政府，但戰后國民黨政府歸還時卻只按當時的數額和利率歸還，在數十萬倍數的通貨膨脹下，實際上等于賴賬不還卻又賺回了有借有還的面子。

抗戰初期，國民黨政府的通貨膨脹還沒有加足馬力，內遷的中國銀行界還基本上保持著正?；虮容^正常的銀行功能，各大銀行大都設計了一套支持工礦、商業的信貸計劃，希望促進后方的工農業生產和擴大商品流通。以金城銀行為例，抗戰初它曾制定了一個“基本事業”設想，籌設嘉陵紗廠，從事食鹽運銷和棉花、紗布的經營，加強與遷入四川工廠的業務往來，走一條信貸—工貿綜合發展的戰時金融路線。在這種戰略指導下，金城銀行在鋼鐵、機器、煤礦、化工等行業中，至少投資7000萬元。（注：據張虎嬰：《歷史的軌跡》，中國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但是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物價飛漲，使銀行投資和放款很不合算（通貨膨脹率與債權人的收益率成反比）。因而金城銀行很快改變經營戰略，制定了以外匯、黃金、物資、證券、地產為主的戰時業務方針，把資金大量用于自己的附屬商業企業和外匯上，僅購入美元一項就達200多萬美元，走上了套購黃金外匯、搜購物資、囤積居奇的道路。

1940年底，26家銀行放款總額中，商業放款占96％；1941年底，36家銀行放款總額中，商業放款占89％；1942年3月底，60 家銀行放款總額中，商業放款占80％。這些銀行都是從事商業投機和外匯投機，進行商業囤積以保存實力，這更導致了經濟產出水平急劇下降，物資短缺，物價暴漲不止。這時，銀行業已無益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商業銀行的正常功能迅速退化，幾乎淪為流通領域的商業企業。由于國民政府高速通貨膨脹政策，破壞了中國的貨幣制度和信用制度，使銀行業正常的存、放、貸業務無從開展，中國的商業銀行業已陷入絕境。

從1928年開始，國民黨政府用了8年的時間，建立了以中央銀行為中心的“四行二局一庫”國家壟斷金融體系。國民黨政府利用這一金融壟斷體系，高度壟斷了幾乎所有的銀行業務，控制或吞并全國各家商業銀行，操縱全國的金融市場，推行其搜刮人民財富的金融政策?？谷諔馉巹倮麜r，法幣發行額5569億元，增發指數為394倍，到1948年8月21日，法幣發行額達6636946億元，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發行指數竟膨脹了47萬倍，使同期物價水平暴漲了571萬倍。（注：洪葭管：《在金融史園地里漫步》，中國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在如此狂奔的通貨膨脹下，人民甚至連資本家都倍受痛苦，使國家銀行喪失了正常的金融宏觀調控和管理的職能，變成了反動政府的搜刮工具。這樣，國家銀行非但不能穩定金融局勢，反而造成了全國的金融混亂和金融震蕩，引發了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崩潰。

中央銀行是國民黨政府金融壟斷體系的中心，1928年成立時，曾標榜：“代為國家做事，非以營利為目標，與普通銀行性質固異，即與他種國有營業機關性質也不相同。今國家銀行的業務，當以全民之利益為目標，不當以銀行自身之利益為目標。”（注：《銀行月刊》，第8 卷第11號，載銀行近聞《中央銀行開幕志要》。）而實際上，中央銀行卻是憑借其壟斷地位，與普通銀行競爭營業，進行投機事業，攫取巨額利潤。如1933年經濟危機年代，上海各銀行的決算盈余報告，無論大小銀行，少則獲利數萬元，最多不過百萬元，而中央銀行則獨獲盈余1200萬元。（注：孫懷仁：《中國經濟之畸形發展》，《申報月刊》2卷2期。）正是由于中央銀行實際上奉行與商業銀行爭利的政策，又有政權作保證，經營起來一帆風順，成立僅8年間，存款增加41倍，純益增加61倍，到1936年，資產總額達到1928年的23倍。

中央銀行連同國民黨政府控制的中國、交通、農民銀行高度壟斷了幾乎所有的銀行業務，控制了全國工礦、交通、農林企業的貸款、投資權。國民黨政府利用四行，將全國商業銀行及其他半官半商的銀行吞并或控制起來。如具有悠久歷史的三家商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四明商業儲蓄銀行、中國實業銀行，曾于1935年發生擠兌危機，政府借名“救濟”，以500萬元資金加入三行，對三家銀行進行兼并，使其成為支屬銀行。此外，其他重要的商業銀行，比如浙江實業、浙江興業、上海、新華等銀行，都因滲入了官僚資本的股份而受到控制。（注：許滌新：《官僚資本論》，海燕書店1949年版，第53—58、99、103頁； 《銀行周報》第991號。）還有許多銀行如金城、大陸等，雖未被直接控制，但無論在業務上、資金上都沒有獨立的地位。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國民黨政府控制下的國家銀行非但未能向商業銀行提供有關服務，以助其應付金融危機，反面乘商業銀行危機之時，對其進行打擊和兼并，這時的國家銀行已完全喪失了應具有的服務性職能，走向了反面。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條件下，中國產業發展幼稚，銀行業也得不到正常的發展，中國銀行業建立伊始就被迫同政府財政結緣，其發展是同政府公債的繁榮聯系在一起的。這樣，中國銀行業也就不可能對社會的發展做出大的貢獻，而且銀行業自身也受到政府財政的影響，時時受政局變化的牽制。國民黨政權建立后，政府逐步實行惡性通貨膨脹政策，對銀行業進行多方限制和統制，使得本應成為社會經濟“百業之首”的中國銀行業逐步喪失了銀行的特殊功能。其國家銀行非但不能承擔穩定金融秩序、推進全社會進步、為社會提供建設資金的任務，卻成了反動政府所控制的搜刮工具，成為全國金融秩序混亂的制造者。而商業銀行在國民黨政府控制和官僚資本的壓迫下，業務經營日見萎縮，逐漸失去了商業銀行的正常功能，被迫從事投機事業以自保，陷入了嚴重困境。到國民黨政權行將垮臺時，各商業銀行被脅迫交出全部外匯資產，蔣介石密令將中央銀行庫存黃金200 余萬兩從上海運往臺灣。在一片慌亂中，宣告了國民黨政府金融壟斷統治的破產。而民族資本的商業銀行在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影響下，在新中國成立后，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發展成為當代社會主義金融體系的一部分

浙江興業銀行強調振興實業，如近代著名企業家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浙興銀行一直列為重點放款戶。浙興銀行尤其關注國計民生急需的事業。1934年，浙興向當時國民政府鐵道部建議，盡快修筑錢塘江大橋。建議被采納后，浙興積極籌措款項，邀請中國、浙江實業等銀行組成建橋銀團，共同投資200萬元。在浙興銀行發展的中后期，它還注重經營房地產業務。在舊上海的金融界中，浙興的房地產業務做得最大，到

40年代末，擁有近1000幢房屋。

金城銀行

1921年，北京的中國、交通銀行發生兩次擠兌風潮，金城的存款戶數雖多，但“大致未經提動”。為便利客戶，金城設置了多種多樣的存款方式，有定期、活期、特種等，每一類又分若干種。為提高服務效率，金城非常注意對行員的基本技能培訓。1924年至1928年，專門開辦會計訓練班培訓行員。在接待客戶上，講究禮貌待客，“顧客至上”。在放款上，以對工礦企業放款和投資較多而聞名。據統計，從1917年至1927年，金城放款的工礦企業有一百多家，重點是紡織、化工（制堿）、面粉、煤礦四大工業，對華北資源的開發和產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由于經營得法，業務發展迅速，1936年存款達1.83億元，一度超過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居私營銀中南銀行

中南銀行成立于1921年6月，總行設于上海。創辦時實收資本即達500萬元，這行首位。在舊中國私營銀行中是罕見的。主要發起人和最大投資人為南洋華僑黃奕柱。因系僑資為主，很快被批準獲得鈔票發行權。總經理為胡筆江，他為中南銀行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南銀行是僑資銀行，為便于華僑匯款和進一步參加國際金融市場，胡筆江力主中南創立國外匯兌業務。中南香港分行、廈門分行成為僑匯樞紐。由于中南銀行外匯業務經營時間長，國民政府歷次統制外匯都指定該行為經營外匯銀行。中南銀行業務發展迅速，到30年代初，存款總額躍居私營銀行的第三、四位，它也有較多的工業放款和投

資。

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成立于1912年，是在大清銀行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原是北洋政府的國家銀行，1917年起，經當時副總裁張嘉璈的努力，逐漸擺脫了北洋政府的控制，并日益商股化。

1928年10月，國民黨政府修改了中國銀行條例，改組中國銀行。規定中國銀行為國際匯兌銀行?？偣芾硖幰灿杀逼竭w至上海。張嘉璈即聘任總經理主持行務。

中國銀行改為國際匯兌專業銀行后，國民黨政府雖然增加了官股，但是中國銀行的實際經營管理權仍

掌握在江浙資產階級之手。

國民黨政府財政部再次修改中國銀行條例。條例規定，中國銀行股本總額為4000萬元，官商各半。宋子文任董事長，宋漢章任總經理，實行董事長負責制。至此，國民黨政府完全控制了中國銀行。

中國農民銀行

中國農民銀行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金融機構中的另一個重要角色。它的前身是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長征。蔣介石為對紅軍圍追堵截，需要大量軍費。他認為四省農民銀行太小，無濟于事，便決定將其改組為中國農民銀行。經過幾個月的緊張策劃，1935年6月4日，國民黨政府公布了《中國農民銀行條例》，在原四省農民銀行基礎上改組而成為的中國農民銀行正式成立了。資本總額仍為1000萬元，總行仍設在漢口，1937年遷至南京。根據《條例》規定，該行辦理農業放款，票據貼現，買賣證券，經營儲蓄存款和匯兌，享有兌換券發行權、農業債券發行權和土地債券發

行權。

盡管如此，作為一種新興的金融行業，銀行一經出現便顯示出勃勃生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深陷于歐戰，中華民族工商業趁機獲得迅速發展，極需銀行的資金支持；與此同時，一向控制中國金融市場的外國在華銀行，由于失去本國經濟力量的支援，不得不放松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壓力，有些甚至轉而向中國銀錢業拆借款項。這一切給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創造了機遇。據統計，1915年～1921年，全國新設銀行達124家；1911年華資銀行存款總計1億元左右，1921年達5億元。

經過早期銀行家們的勵精圖治、艱難創業，近代中國自辦銀行僅以二、三十年的時間，便走完了西方銀行家們200多年行走的路程。尤其是在1920、1930年代，一方面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為代表的政府銀行體系得以形成；另一方面，數量眾多的私營銀行（即由華商投資創辦的私人資本銀行，在某些場合也被稱為華商銀行或華資銀行）努力應對政府監管，積極開拓市場，迎來了中國銀行業、特別是私營銀行業發展的黃金時代。近代中國的銀行體系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為統一幣制與國庫、調劑全國金融，即開始籌備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1928年11月，中央銀行在上海正式開業。中央銀行設有理事會、監事會、總裁，首任總裁由財政部長宋子文兼任，其后長期由財政部長兼任。根據條例和章程，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享有經理國庫、發行兌換券、鑄造和發行國幣、經募國內外公債等特權。雖然擁有多項特權，中央銀行初期實力遠不及中國銀行，甚至比不上交通銀行。1935年起，國民政府對中央銀行增資，使其資本總額達一億元，居當時國內各銀行之冠，并頒布《中央銀行法》鞏固其地位。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地位的加強，中央銀行資力得以迅速增加，至1936年，其資產增加約25倍，存款增加約48倍，純利增加70倍，為國民黨政權實施金融統制打下了基礎。

與此同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業務也得到較大發展。北洋后期，中國銀行2000萬元資本總額中商股曾達到1971萬元，交通銀行的情況也大體相同，基本擺脫了政府控制。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中國銀行被改組為國際匯兌專業銀行，交通銀行被改組為發展全國實業的銀行，官股增加到20％。待到1935年第二次增資改組，中行官股達50％，交行更高達60％，另通過修改條例、增派官董、撤換主要負責人等手段，國民政府最終把中、交兩行納入政府銀行體系。與此同時，中交兩行加速了近代化建設，業務規模與日俱增，到1934年底，中行資產總額達97565萬元，其存款、放款、發行分別占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各項合計數的50.5%、59.2%和50.7%，占全國銀行業的15.3%、23.3%和34.6%，成為全國資歷最雄厚、業務最發達的華資銀行。同樣，交通銀行的存款、放款等各項業務均增長數倍。

1933年4月，原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下設的“農村金融救濟處”被改為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1935年正式改組為中國農民銀行，額定資本1000萬元，分別來自財政部撥款和各省市政府的認股，但該行實際受國民黨軍方的控制，主要業務為發行紙幣、墊付軍政費，存款、匯款中80％是軍費、軍餉。另辦理農村救濟貸款，1933年為30萬元，1937年便達1859萬元。

以上中中交農政府銀行體系的確立和對全國金融統制的實施，一方面是國民黨政權鞏固其統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抑止在華外國經濟與金融勢力，穩定和規范金融市場秩序，促進貨幣制度、銀行制度的改革和現代化。

私營銀行的經營理念與實踐

推動近代中國銀行業繁榮的核心力量，是那些吸收了近代銀行經營理念、制度、經驗，勇于打破成規、大膽創新的華商銀行。

“服務社會”是當時華商銀行的普遍信條。許多銀行家在服務社會的理念之下，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以靈活方便的經營方式開展業務：如信成銀行曾首創“一元開戶”；浙江地方實業銀行采用“零存整取”，客戶每月存入一元，十五年后可支取本息504.66元；大陸銀行推行“特種定期存款”，客戶一次存入171.51元，十五年后可得本息1000元；新華信托儲蓄銀行開辦存取兩便儲金、整存零取儲金、存本付息儲金，并代收牛奶費、水電費、學費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還提出“顧客是衣食父母”的主張，力主銀行建筑要平民化，以消除普通存戶自慚之心理。這些因時因地開拓業務的理念和進取精神，成為銀行經營的寶貴財富。

對民族工商業的扶持，則是私營銀行業的重要經營理念。如陳光甫開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方針是“服務社會，輔助工商實業”，該行對民族工業的放款總額，在抗戰前最高曾達14 000余萬元，戶數達2000多個，對工業放款的比重一直占全部放款的1/3左右。又如，周作民在創辦金城銀行時提出，“銀行與工商業本有絕大關系，工商業發達，銀行始可發達，故銀行對于工商業之投資，自系天職。”金城銀行在1927年對棉紡織、化學、煤炭、面粉等工業放款與鐵路放款，合計占放款總額的40.19%，1937年該比例增至42.2%。

浙江興業銀行成立時即強調“以發展工商為原則”，其上海分行的工業放款，1928年占全部放款比重為36.8%，1936年上升到61.8%。據不完全統計，浙江興業銀行先后為600余家民族工商企業提供過貸款，并解救了20余家瀕危企業。中國第一位實業大王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一度因缺乏營運資金而一籌莫展，幸得浙江興業銀行的貸款而擺脫困境，從此建立了密切的業務聯系，每逢張謇告急求援，浙江興業銀行都給予及時的幫助。著名的民族企業家“火柴大王”劉鴻生創辦的大中華火柴廠，1935年受日貨沖擊瀕臨倒閉，劉鴻生希望能將全部財產抵押給中國銀行，商請宋子文給予貸款支持，卻被其挖苦股票已連草紙都不如，最后也因得到浙江興業銀行的貸款才挽救了危機。此后，劉鴻生不止一次地感慨：浙江興業銀行才是我們企業自己的銀行！

在“提倡國貨、挽回利權”的號召下，銀行不僅為民族工業提供資金融通，還在經營方向與方式上進行調整，以期對民族工業有所促進，如舉辦小額工業貸款，用信用放款辦法扶植小工業發展；舉辦國貨工廠定期聚會，促進經驗交流；組建國貨產銷合作協會，在各地成立中國國貨公司等。金城銀行還曾參預研究改良植棉事業，組建華北農業研究改進社，向河北、河南、陜西、山西等省棉農發放優良棉種，指導種植，提供多開創了商業銀行經營農業貸款的先例。

華商銀行業曾組成銀團，以龐大的資金支持國家重大經濟建設。如在抗日戰爭爆發前，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金城銀行、新華信托儲蓄銀行等多家銀行聯合投資興建浙贛鐵路，貸款數占全路總工程費用的60%。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與中國銀行等還另組銀團，投資興建錢塘江大橋。這兩項工程在支持抗戰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南三行”等銀行還是最早一批經營外匯業務的華商銀行。華商銀行與外商銀行在外匯經營方面一直存在激烈競爭。外商銀行當然不甘其世襲領地被步步蠶食。1932年，英商麥加利銀行公然發難，宣布拒絕接受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與之簽訂的外匯合同，企圖憑借資金優勢限制華商銀行經營外匯。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其他華商銀行支持下，也拒不接受麥加利銀行的外匯合同，與之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在上海金融界引起不小震動。最終兩家銀行恢復交換合同，華商銀行外匯業務得以繼續開展，進一步打破了國際匯兌業務一直由外商銀行包辦的局面。

銀行家的合作與互動

伴隨著中國銀行業的成長，一批著名銀行家迅速崛起于金融界，如中國銀行的宋漢章與張嘉璈、交通銀行的錢新之與胡孟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陳光甫、浙江實業銀行的李銘、浙江興業銀行的葉景葵與徐新

六、金城銀行的周作民、鹽業銀行的吳鼎昌、中南銀行的胡筆江、大陸銀行的談荔孫、新華信托儲蓄銀行的王志莘，以及徐寄庼、陳朵如、孫瑞璜、楊粲三等。

由于熟知近代銀行經營知識，遵奉銀行運行基本原則，制定嚴格的經營管理制度，講求辦事效率，注重服務質量，重視銀行營業設施的近代化，這些銀行家大都在金融領域中成就顯著，并因此獲得種種贊譽。張嘉璈、陳光甫、李銘、錢新之曾被稱為金融界的“四大名旦”。此外，張嘉璈與宋漢章為維護銀行信譽，拒不遵行北洋政府“停兌令”而享譽社會；陳光甫因創造了中國金融史上多個“第一”和“之最”，還被稱為“中國的摩根”，在美國朝野頗具人望；周作民則因在歷屆政府中都能夠逢源立足，善借機緣，被人稱為金融界的“不倒翁”；徐寄庼在抗日戰爭時期身處淪陷區，面對日偽多次威逼利誘而不為所動，潔身自好，被后人贊譽為“金融界之蓮花”。

這些人中，大多數都有留學歐美、日本的經歷，或專攻貨幣、銀行學，或精通財政、經濟學，徐新六更是當時少有的兼攻自然科學與經濟學的人才。由于教育背景、從業經歷、社會地位、政治立場相仿，這些銀行家往來密切，聯系廣泛，形成了較大的聲勢和影響力，甚至參與政事，對不少重大問題發表過主見。

在銀行業內部，由這批新式銀行家領導的銀行往往在業務上相互扶持，互通有無，合力對外。如“南三行”雖然是獨立經營，沒有設立聯營或集團式的統一組織機構，但業務上相互支持，互兼董監，實際上收到了聯營互助的效益。

“

1918年，上海銀行業頭面人物發起成立銀行公會，1931年改組為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到1936年7月，會員由最初的12家發展為43家。銀行公會的負責人都是銀行業的核心人物，會長一職則長期由宋漢章、陳光甫、盛炳紀、李銘等交替擔任。在他們的倡導和主持下，銀行業加強了自身的聯合，建立和健全了各項金融措施。如在銀行公會成立初期便設立了上海公棧，以利貨物流通；又設立公共準備金，12家銀行共集現銀30萬兩，由中國銀行特設金庫保管，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凡會員銀行因市面發生意外風潮而需維持并藉資周轉時，都可以相當抵押品向公會抵押借用；主辦《銀行周報》，溝通信息，宣傳新式銀行知識等。1932年2月，還發起設立了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通過集中各會員銀行繳存的資產，解決各行資金調配問題，起到了調劑虛盈、實現同業互助、應付緊急狀況的作用；1933年1月，又在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之下成立中國第一個正規化的票據交換所，對轉變傳統的資金清算方式、加速資金周轉具有積極意義。這兩個機構的成立，標志著上海銀行家們在近代化經營活動和銀行制度建設方面，都邁出了新的步伐。

縱觀1920、1930年代的中國銀行業，繁榮時期銀行數量曾達到100多家。據統計，1928年～1936年，全國新設銀行達128家，且各大銀行的資本額與業務量都獲得顯著增長。以當時全國25家主要私營銀行為例，1927年存款總額為48731萬元，1936年增加到136370萬元，增長了1.8倍；1927年放款總額為45963萬元，1936年增加到109999萬元，增長了1.4倍，這種發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這期間，雖然也有為一時之目的如投機公債、房地產、金銀外匯等而設立的銀行，但更多的華商銀行則為振興民族工商業、促進近代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中國銀行業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前十年的繼續發展，有著深刻的歷史成因。一方面，自1925年五卅運動開始的愛國運動，打擊了外國在華銀行的擴張勢力與霸權地位，外商銀行壟斷中國的國際匯兌、經理巨額外債、吸收國人存款、發行銀行兌換券等特權性業務被削弱，為華資銀行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另一方面，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后，以銀行家為代表的金融資產階級提供了重要的經濟、財政支持，因此銀行業也憑借承銷公債、買賣證券等業務獲得巨額利潤。此外，錢莊的逐漸衰落、沿海地區資金的集中、隨著經濟發展各主要城市房地產價格的增長等，這些客觀上都為近代銀行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社會經濟遭到沉重打擊，重要工礦企業內遷，大量銀行機構也不得不內遷?？箲饎倮?，全面內戰爆發，社會生產與流通再度受到破壞，金融領域嚴重失序，整個銀行業信用破產，私營銀行業更走向衰落，中國銀行業的第一個黃金時代隨之落下帷幕。

第四篇：近代以來中國婚戀觀的發展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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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婚戀觀的發展變遷

摘要：婚姻生活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類文明進程中變化最復雜最富革命性的行為。對于婚戀觀發展變遷問題的深入研究是現代人需要認真解決的問題，這將對人們樹立正確的婚戀觀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擇偶標準，結緣方式，婚戀年齡，離婚率，恐婚族。

正文：

改革開放以來，國人的婚戀觀發生了巨大變化，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擇偶標準、結緣方式、婚戀年齡多元化，離婚率增加，恐婚人數增多。

擇偶標準的變化。

中國封建時代男女婚嫁講究“門當戶對”，新中國建立后，人們選擇配偶則講究政治條件。50年代，姑娘心目中最佳伴侶的標準是：踏實肯干，勞動模范，軍人更是一塊金字招牌；小伙子心中的最佳伴侶的標準是：不慕虛榮，不花枝招展，勤勞賢惠，不拖丈夫后腿。文革時期，人們談婚論嫁的首要標準是看出身，看成份，軍人、工人是姑娘最鐘情的對象，能找個共產黨員則是無上榮光。70、80年代之交，隨著社會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風氣的興起，學歷和知識層次成了人們談婚論嫁的最重要條件。90年代至今，人們的擇偶標準趨于多元化，一方面要情投意合，人品好，有事業心，有能力，會生活。比如各種年輕人“裸婚”、“蝸居”追求真愛。另一方面則越來越表現出很強的功利性，“傍大款”“嫁老外”成為時尚，帥小伙愿娶老富婆，靚妹要嫁富老翁。男青年的擇偶要求順序是：人品、相貌、職業、文化程度、愛好；女青年的擇偶要求順序是：人品、職業、文化程度、相貌、愛好。男性要求女性的“人品”主要指善良、溫柔賢慧、穩重大方、通情達理、能理家；女性要求男性的“人品”則是作風正派、正直善良、有主見、有事業心和責任心。

男女結緣形式的變化。

中國婚姻的古老形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時期，這種由父母包辦的婚姻受到沖擊，自由戀愛成為時尚。但是，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這種與生俱來的愛的神圣權利，仍然時多時少地受到社會傳統、世俗、自身的心理、視野范圍的限制，談情說愛對多數男女來說還是羞羞答答、遮遮掩

掩的事。改革開放終于使情感倍受壓抑的中國人能夠直抒胸意地追求所愛。隨著經濟文化生活的多元化，男女擇偶方式也出現了多元化趨勢，青年們紛紛利用各種媒體、機構來傳遞求愛信息，在展示自我的同時也拓寬了自己擇偶的范圍。80年代初，報刊征婚興起，與此同時，大中城市的婚姻介紹所也陸續出現，到90年代，通過熒屏談情說愛成為時髦，進入二十一世紀網戀又成為現代人最前衛的戀愛方式。現今社會流行的《非誠勿擾》、《百里挑一》等節目，各種婚戀網站的興起都是很好的體現?，F代化的溝通方式，的確成就了不少姻緣，但落入圈套上當受騙者也不少，有人只是將其作為娛樂消遣的方式，有人將其作為撈取錢財的手段，也有些登徒子把它作為漁色獵艷的場所。

男女婚戀年齡的變化。

戀愛低齡化與城鄉結婚年齡的反差。“不求天長地久，只求一朝擁有”，這是近幾年青少年中的流行語。過去令人十分擔憂的中學生“早戀”，現在越來越呈普遍化趨勢，與戀愛低齡化趨勢相反，城市青年結婚年齡普遍推遲。與都市晚婚相反，在農村尤其是落后農村，早婚現象仍異常嚴重。

老年再婚悄然興起。受傳統觀念的束縛以及各種社會因素的制約，老年再婚問題非但不敢講，就連想都不敢想。八九十年代后，這一狀況發生了變化，老年婚姻文化在我國城鄉悄然興起，一些地方還專門成立了老年人婚姻介紹所，使一些老年人克服各種阻力，重新建立了新的家庭，社會對老年再婚也越來越理解，然而，有的老年人再婚不久，卻又不得不痛苦地走向離婚之路。

年齡差距不再是問題。沒有了傳統思想和觀念的束縛，年齡差距已經不再成為男女婚戀的問題。隨著自由戀愛思想的開放，越來越多大叔與蘿莉、姐弟戀等現象出現并被大家所接受。年齡差距由三兩歲變成二十多歲。

離婚率持續升高。中國封建禮教講究“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好女不嫁二男”，“從一而終”，在這種封建禮教影響下，形成了中國傳統的婚姻觀念，即講求婚姻穩定，離婚被認為是不光彩的事，因此，離婚率一直很低。1950年新的《婚姻法》頒布后，使眾多深受封建婚姻制度之害的當事人紛紛擺脫痛苦婚姻的桎梏，離婚人數遽然上升，1953年全國離婚案件高達117萬件，總離婚率比1950年增長了幾十倍，此后，我國年離婚數一直穩定在十幾萬對至三十幾萬對之間，婚姻家庭處于超穩定狀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離婚率不斷上升，1980年為0．7‰，到1991年上升為1．91‰。先結婚后戀愛，先戀愛再結婚，過不下去就離婚。離婚成了人們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事。

與過去離婚相比，目前我國離婚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一是離婚形式趨于溫和，那種打打鬧鬧你死我活的離婚所占比例大為降低，協議離婚、文明離婚的人增多，離婚后能正確地評價和對待原配偶的增多，離婚后實行獨身的人增多；二是從離婚狀態方面看有幾多：女方主動提出離婚的多，其中又以知識婦女為多；大城市中夫妻離婚的人數比中小城市多，中小城市又比農村多，尤其是沿海開放城市離婚的人更多；老年離婚者增多，最大的有80多歲的老年夫婦；早婚離婚者增多；演藝界離婚率頗高；個體戶、承包戶因發財而離婚的人增多；外出人員離婚的增多。社會對離婚現象的理解在提高，認為離婚并非不光彩的人增多，社會的認同使得離婚對女性的歧視不復存在。

恐婚現象出現。

過去到達適婚年齡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就組織成為一個家庭。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婚姻更加自由?，F代社會中，30歲還不結婚的人已時常可見，選擇單身生活方式的人也在增加。恐婚現象在一線城市很普遍，逐漸向二線城市蔓延。越來越多的剩女剩男，不婚主義者，“擔心失去自由，沒錢養家、沒房子、對幸福悲觀”。究其原因是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長、個人選擇機會的增多、結婚成本的上升以及逃避家庭責任，害怕婚后當“房奴”、“車奴”、追求個人享受，恐懼婚姻會使自己失去自由，不愿進入“圍城”受婚姻的約束、一心追求事業，女子好高騖遠、受到到父母父母影響等等。

綜上所述，婚戀觀的變化與社會發展緊密相連，它忠實地反映出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觀念的變化，反映出社會發展水平和文明程度，鮮明地體現著時代的特征，每一種婚戀觀都無一例外地留下時代的烙印。我們作為青年學生應該學會判斷，學會選擇，樹立正確的婚戀觀。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p>

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1、中國共產黨以工人階級為基礎，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舊中國，我國工人階級沒有任何生產資料，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具有最堅決，最徹底的革命性，分布比較集中，便于組織；又與農民有天然的聯系，決定了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這些決定了中國工人階級具有最堅決、最徹底的革命性，是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是現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

在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完成之后，階級關系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工人階級成了領導階級。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人階級隊伍內部又發生了深刻變化，但并沒有改變工人階級的本質和歷史使命，沒有改變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性質。

2、中國共產黨同時又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首先是因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與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是同全體人民和整個民族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也是同全體人民和整個民族的歷史命運緊密關聯的。我們黨在成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同時，必須自覺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其次，這也是我們黨作為執政黨的一個內存要求。對我們黨來說，執政的實質在于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來為人民服務，只要執政，就不僅要為本階級負責，還必須為全國人民負責，為全民族負責。否則，就會有喪失執政資格的危險。

另外，也是我們黨以實現民族振興為己任的必然選擇。中國共產黨要真正擔負起這一崇高的歷史使命，就要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就要以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政治膽識和胸襟明智的態，使自己真正成為中華民族的“脊梁”。

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1、黨的核心領導地位，是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

中國近一百多年的歷史表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人民為了擺脫被剝削、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先后進行了種種嘗試，都失敗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沒有改變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封建性質。只有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成為執政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順利地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恢復了國民經濟，鞏固了人民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取得了人所共知的輝煌勝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不能發展中國。

2、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同樣要靠黨的領導。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順利實現黨提出的戰略目標，始終保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順利前進。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更有效地動員和組織廣大群眾投身到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中來。

3、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

第一、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力發揚求真務實、勇于創新的精神，創造性地推進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第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工作水平。我國改革正處于關鍵時期，社會利益關系更為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

第三、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發揚黨內民主，堅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保持并不斷增強黨的活力。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制度。

第四、必須全面貫徹干部“四化”方針和德才兼備的原則，努力建設一支高素質的、能夠擔當重任、經得起風浪考驗的干部隊伍。

第五、必須堅持黨要管黨的原則和從嚴治黨的方針，堅決克服消極腐敗現象。

三、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表述，表明了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和把握，深化了黨的“兩個先鋒隊”性質理論，是對黨的性質問題的重要發展和進一步完善。符合我們黨執政后的黨情，符合時代要求，符合廣大黨員干部的心愿。離開了“三個代表”，黨要成為“兩個先鋒隊”、“一個領導核心”就歸于落空?！叭齻€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黨的性

質理論的一個重要發展和杰出貢獻。

“ 6．為什么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第一，黨的領導地位是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

從鴉片戰爭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現在，中國經歷了截然不同的兩個八十年。在前八十年中，封建統治者喪權辱國，社會戰亂不斷，國家積貧積弱，人民饑寒交迫。在后八十多年中，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空前團結和組織起來，革命斗爭不斷勝利；新中國成立后，經濟快速發展，國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會地位、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顯著提高。從這前后兩個八十年的比較中，中

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一切愛國力量深深認識到，中國能從最悲慘的境遇向著光明的前途實現偉大的歷史轉變，就是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有了共產黨，中國的面貌就煥然一新。這是中國人民從長期奮斗歷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結論。

第二，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勝利的根本保證。

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始終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方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始終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我們的目標，是把中國由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中國充分體現出來。歷史經驗證明，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順利實現黨提出的戰略目標，始終保證我國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順利前進。

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創造長期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穩定的社會環境。安定團結和社會穩定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問題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蔽覀儑业母母镩_放和現代化建設是在國際國內復雜的形勢下進行的。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并保持其連續性和穩定性，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開展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善于協調各方面的利益和矛盾，才能不斷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保持穩定的社會環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更有效地動員和組織廣大群眾投身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來，為實現祖國的富強、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我們黨堅持群眾路線，能夠通過制定符合中國國情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能夠通過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地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能夠通過黨對國家政權機關、經濟組織、文化組織、人民團體實行正確而有效的領導，通過自己的基層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把人民群眾組織、帶動起來，形成一支浩浩蕩蕩的社會主義建設大軍，同心同德地為實現祖國的富強、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這是總結近代以來中國發展的歷程得出的結論，也是分析許多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得出的結論。

第三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適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要求。

要堅持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經過八十多年的發展，我們的黨員隊伍，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黨所肩負的任務，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黨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著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一個在受到外部封鎖的狀態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在全面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這給黨的發展帶來了新活力，也提出了新挑戰。

我們要堅持從新的實際出發，以改革的精神推進黨的建設，不斷為黨的肌體注人新活力。加強和改善黨的建設，一定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時代發展要求；一定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進一步解決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一定要準確把握當代中國社會前進的脈搏，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領導體制和工作制度，使黨的工作充滿活力；一定要把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把制度建設貫串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經常性工作，又抓緊解決存在的突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