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偉大周總理的一生事跡

偉大周總理的一生事跡

1893年3月5日生于江蘇淮安府山陽縣

1910年先后就讀于銀崗書院東關模范學校

1913年考入天津南開學校

1917年赴日本留學

1919年回國并參與發起成立覺悟社

1920年領導天津學生運動

1921年加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

1922年參與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

1923年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之部”書記

1924年任中共兩廣區委員會委員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出席中共四大并與鄧穎超結婚

1927年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南昌起義

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

1930年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

1931年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3年任中共工農紅軍總政委

1934年參加紅軍長征

1935年參加遵義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37年起草?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后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副局長

1938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1939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

1944年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

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

1947年撤離延安轉戰陜北

1948年協助指揮三大戰役

1949年攜中央機關進入北平、同國民政府在北平談判、出席開國大典

1950年與蘇聯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1951年主持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

1953年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法起草工作

1954年率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并任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

1955年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萬隆會議

1956年出席中共八大

1958年出席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59年出席廬山會議

1960年訪問亞洲六國

1962年出席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八屆十中全會

1963年在上海工作會議上指出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是科技現代化

1964年宣布中國政府關于核武器問題的承諾和建議、出席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1965年率中國代表團訪問歐洲、亞洲、非洲八國

1966年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

1968年主持起草制止武斗文電、出席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1969年出席中共九大

1970年出席中共九屆二中全會

1971年兩次會見美國總統特使、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政變陰謀1972年安排并出席陳毅追悼會、同美國總統會談、同日本首相會談193年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中共八大

1974年離中南海住院治療、抱病同毛澤東商定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問題1975年出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抱病出席賀龍骨灰安放儀式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第二篇：解讀周總理偉大的一生

解讀“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終其一生的使命

——讀人物傳記《周恩來》有感

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讀完了美國作家迪克·威爾遜所寫的長篇人物傳記----《周恩來》。傳記用翔實的資料寫了周恩來這位偉人一生所走過的曲折路程，他以馬克思主義為畢生信仰，全心全意獻身于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中,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中外歷史上，曾經產生過不少受人愛戴和崇敬的偉人，然而卻很少有哪位偉人能夠象周恩來這樣深深感染了整個民族甚至贏得了整個世界的崇敬，當周恩來逝世后，聯合國破例為他降半旗致哀。

合上書本，眼前浮現的仍舊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光輝形象，瘦削而又慈祥的笑臉，微微泛白的頭發，濃眉下一雙深邃又略顯疲憊的眼睛；一件中山裝，上衣左方是一枚“為人民服務”的紅色像章，右臂稍稍彎曲上揚。

作者在書中這樣寫道：“毛澤東把周恩來叫做管家，這是一個善意的稱呼。有一個歐洲外交家曾經這樣評論道，如果把中國比作一個家庭，那么深受人民愛戴的周恩來就扮演了一個母親的角色?”我們都知道,在一個家庭中，母親的角色至關重要，事無巨細都要關照到、考慮到。而作為一個大國的總理，面對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中國現狀，周恩來總理如同人民的勤務員和公仆一樣竭盡全力在管理著中國這個大家庭。

曾記得初中時候學過一篇深切懷念周恩來總理的題為《周總理，你在哪里》的詩歌，年少的我當時尚不能體會作者在詩中的多次喟嘆：“周總理，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你的人民想念你！”如今，看過傳記《周恩來》后，我終于懂得了他永遠活在人民心里的原因，那就是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周總理，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為了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幸福日理萬機、嘔心瀝血、披肝瀝膽，直至生命的最后時刻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他心里裝載的永遠是百姓的疾苦，他將全心全意為人們服務作為了畢生的追求。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周總理價值觀、人格魅力和崇高精神的內核，是周總理矢志不移的奮斗定律。他是人民忠實的公仆，也是勤政高效的公仆。作為一個大國總理，周總理日夜處理著繁雜的內政外交、黨內外事務。我國經濟、外交、國防、統戰、科技、文化、教育等各行業的恢復和發展，無不浸透著他的汗水和心血。周總理常說：“要誠誠懇懇、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斗，團結一致，為人民服務而死。”他還對鄧穎超和身邊工作人員說：“我是總理，我每件事都要想到全國人民”，“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周總理心系群眾，時時記掛著群眾，處處為群眾著想。只要是關系到群眾的事情，他總是真情對待，體貼入微，關懷備至。他身體力行，哪里群眾有災害和困難，他就及時出現在哪里。他經常教導說，為人民服務就是要像春蠶那樣吐出最后一根絲，國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應該與群眾同甘苦、共命運。在日理萬機的工作中，白天他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親身體驗人民生活，晚上仍舊是伏案研究政府文件直至深夜。

1972 年 5 月，經專家會診確定，周總理身患癌癥。他每天克服癌癥帶來的令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堅持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可謂嘔心瀝血，日夜操勞。看過書中這樣幾個真實的數字之后我不禁哽咽無語：“周恩來住院期間動手術14次，但他仍同中央和有關方面負責人談話233次，會見外賓63次，開會47次。”他身體力行、切切實實履行著“為人民服務而死”的偉大諾言。

行之以躬，不言自信；追昔撫今，心潮澎湃。由敬愛的周總理我想到了我們現任的溫家寶總理。作為泱泱大國的總理，溫家寶身上肩負著中華民族生存發展之重任，他始終牢牢把握“執政為民”的正確航向，深入農村基層調查研究，體察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形成了親民愛民的工作作風，在政壇上樹立了一個親民總理的偉大形象，深受全國各族人民的擁護和愛戴。他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奔波著、勞碌著；饑寒溫飽、民族大義、江南塞北、江河土地，每一樣他都無法放棄，下礦井、進學校、踏暴雪、進農家，哪里有困難哪里就有溫家寶總理的身影。我們無數次在電視畫面上看到，每次面對眾多不幸的災區群眾，溫家寶總理總是第一時間趕赴災區，飽含深情、語言哽咽、眼含淚水。“我們國家和災區人民都是一家人，哪怕有一絲希望，我們就要作出萬分的努力??鄉親們的災難就是大家的災難，鄉親們的痛苦就是大家的痛苦，鄉親們失去的親人也是大家的親人??”在每一個關鍵時刻，總理親切的話語，都會化為中華民族戰勝重重困難的強大動力,使10多億人民發揮出無窮無盡的力量，打下一個又一個的抗災硬仗。于是大家親切地稱呼他為親民總理，愛民總理，甚至還有好多人把他與周恩來總理相媲美。

官員的形象不是刻意裝出來的。一個細心的舉止，一個充滿溫情的微笑，往往不經意間就能彰顯人格的全部魅力。只要心中有人民，人民就會打心眼里愛戴和擁護他。但愿每一個黨員領導干部都能以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溫家寶總理為楷模，常懷愛民之心，常動親民之情，常施惠民之政，常行助民之舉，為人民服務“不敢稍有懈怠”，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高舉旗幟，努力踐行黨的十七大精神，執政為民，造福百姓，那么我們的社會一定會更加和諧，我們的人民將會更加幸福，我們的祖國將會更加強盛

第三篇：周總理事跡

周總理事跡

1、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親自為周總理脫大衣，時間：在1972年2月22日上午，地點：北京釣魚臺國賓館。

2、聯合國前秘書長哈馬啥爾德于1955年在北京會見過周總理后說過一句廣為流傳的話：“與周恩來這樣一位總理，我要是有周恩來。你們到哪里去找這樣好的總理呢？”

5、蘇聯前總理柯西金對毛主席說：“像周恩來可不是平凡的人。”

8、蘇聯前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對西方記者說：“你們認為我是難以對付的話，那你們就等著與周恩來才認識Communistparty的，相信周恩來而增添了光輝，中國人民因為有周恩來總理是十億中國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12、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說：“中國如果沒有Mao.ZD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紀念館后題詞：“全party楷模”。

14、Mao.ZD于1974年在長沙對王洪文說：“對周恩來的要求時，Mao.ZD說：“好吧，讓我也去陪斗吧！”

16、文革中極左分子提出要批判周恩來先生的人格真是偉大！”

18、著名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原北大校長馬寅初說：“周恩來是中國Communistparty的楷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中國Communistparty的一面旗幟、是中國人民心中的一座豐碑、是中國Communistparty的優良作風和傳統的化身，密切聯系群眾的光輝典范、是人民的好總理、是中國人民的驕傲。1 一次，周恩來總理去某地視察工作，飛機著陸后，他同機組人員一一握手，表示感謝。這時機械師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來同志和其他同志握手后就站在機械師身后耐心地等他，并示意別人不要驚動他。機械師工作結束后轉過身來，才發現總理站在身后，不禁大吃一驚，忙說：“對不起，總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 總理笑著說：“喚，我沒影響你的工作吧？”

“沒有，沒有”，機械師趕忙說。周總理這種尊重別人，講禮貌的好品質、好作風深深地感動了機械師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時，設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門前的聯合國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聯合國還沒有為誰下過半旗。

一些國家感到不平了，他們的外交官聚集在聯合國大門前的廣場上，言辭激憤地向聯合國總部發出質問：我們的國家元首去世，聯合國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國的總理去世，為什么要為他下半旗呢？

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站出來，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臺階上發表了一次極短的演講，總共不過一分鐘。

他說：“為了悼念周恩來，聯合國下半旗，這是我決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她使用的人民幣多得我們數不過來。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分錢存款！

二是，中國有10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個孩子。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在他逝世之日，總部將照樣為他降半旗。”

說完，他轉身就走，廣場上外交官各個啞口無言，隨后響起雷鳴般的掌聲。瓦爾德海姆機敏而鋒利的談吐，不僅表現了他機智無比的外交才能，同時也反映了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高尚品格是舉世無雙。

和在場的所有人。

雷霆 六年二班 39號

第四篇：偉大的周總理

偉大的周總理 ——《少年周恩來》讀后感

我小時候，我就聽爸爸講過周恩來的故事，他是億萬中國人心目中最敬愛的總理。現在我讀了《少年周恩來》這本勵志版紅色經典書，讓我更了解了周恩來的一生是為祖國強大和人民幸福，終身奮斗的一生。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杰出的共產主義戰士，是人民真正的公仆，他為了祖國和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己。

這本書追尋了周恩來成長的歷史足跡，講述了他成長中的喜怒哀樂。

周恩來出生于亂世之中，當時中國內外交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周恩來從小對百姓生活的困苦、社會現實的殘酷感受很深。因此，他獨立自強、勤奮好學，從小就立下“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宏大志向。現在很多同學學習很努力，還去上輔導班，但卻很少知道自己為什么要讀書。很多同學認為讀書就是為了以后讀好的學校，將來有好的工作，賺更多的錢，很少看到有孩子說：我將來要當科學家、航天員等報效國家。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更需要有遠大理想的少年來建設祖國，讓她更強大！

周恩來從小就非常勤儉節約：他穿的衣服很簡單，夏天是一件白色大褂，冬天是一件藍色大褂。好幾次，大人要給他買幾件新衣裳，不料，都被他謝絕了。他很不解，干嗎要在這些外表的東西上花那么多精力。為了盡量給家里減輕負擔，他開始自己想辦法找事情做。在課后和假日的時候，經常給學校抄寫文件、刻蠟紙、油印，賺些錢來補貼家用。為了省錢，只買豆腐店便宜的豆腐，星期日從家返校時，回順帶一小瓶醬回校當菜吃。周恩來經歷的種種磨難也激發了他努力拼搏、發奮學習的斗志。優秀的成績受到一致好評和稱贊，成為了學校里唯一的免費生。看到這里，讓我懂得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而我們有些同學吃要挑三揀四，穿要名牌，不懂得珍惜，不刻苦學習，到將來后悔也晚了。

我們每個人都要把勤儉節約這個美德世世代代的傳承下去。只有勤儉才能持家，只有勤儉才能強國。無論回顧過去還是面對未來，我們都要向周恩來學習，要牢記這一點。

四（4）班姜睿

第五篇：周總理的事跡

周總理。這是我一生當中最崇拜的人，可以說他是千百年來最感動中國的人。可惜啊，不等我出世他就去世了。

周恩來總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們整理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的工資收入和支出賬目。收入只有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節余部分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周恩來總理別無其他進賬。而支出的項目比收入的項目要多一些，大體有這樣幾項：伙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零用費(購買生活用品)，特支：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費。

從有記載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兩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補助親屬的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這兩項支出占兩人總收入的1／4。

這說明兩位老人對有困難的同志都給予補助，他們把同志們的困難看成自己的困難，對親屬、對同志體現了無微不至的關心和愛護。比如說，給周總理開車多年的司機鐘步云，因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遇難，多年來總理、鄧大姐都關心著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兒結婚，鄧大姐給她送去300元作為結婚的費用。在60年代這300元可不是小數了。鄧大姐經常這樣講，拿自己的錢補助同志，也就節約了國家的錢，這些同志就不會再向國家申請補助了。

周總理的月薪404.80元和鄧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來是747.50元，在當時領導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資都是一個級別，而夫人們的收入就不等了。總理和大姐沒有親生子女，經常把剩余的錢拿出一部分來補助他人。他倆除每月應繳納的黨費外再多余的錢，積蓄夠5000元就交黨費，在我到西花廳工作的期間，他倆曾三次交黨費共計14000元。總理去世后，兩人合計積蓄5709.80元。這以后，鄧大姐個人還交過3000元黨費。80年代，隨著工資的調整，鄧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達到過706.50元，她仍然堅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仍然幫助有困難的親屬和工作人員，對執勤部隊進行生活補助，捐贈希望工程、亞運會等。

周恩來（1898～1976）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之一。原藉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蘇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后赴日本求學，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生重要轉折。1919年回國，9月入南開大學，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并與運動中的其他活動分子共同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1920年去歐洲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1922年和趙世炎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翌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為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1923年被國民黨本部委任為國民黨巴黎分部籌備員、國民黨駐歐支部特派員和代理執行部長等職，主持國民黨駐歐支部的工作。1924年秋回國，在國共合作期間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等職，并先后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兩次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創建了行之有效的軍隊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3月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情況下，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趕走了駐守上海的北洋軍閥部隊。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共

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領導武裝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1928年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后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為保證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為聯系和指導各地區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為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離開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后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實際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并繼續被選為中央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成發動武力拘禁蔣介石的“西安事變”后，任中共全權代表與秦邦憲、葉劍英等去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和張、楊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使團結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戰爭時期，他代表共產黨長期在重慶及國民黨控制的其他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國的力量，并先后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堅持國共合作，積極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在1945年的我國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抗日戰爭勝利后，為制止內戰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并領導了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軍事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解放戰爭，同時指導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一直任政府總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長；當選為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四屆主席。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務。1949～1952年他成功地組織領導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他領導了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1954年他提出建設現代現代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化目標，組織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推動了國家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1961～1965年為糾正“大躍進”帶來的失誤，扭轉經濟困難局面，他和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他強調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綜合平衡。他特別關注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并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對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給予特殊的關注，指導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績。

他參與制定和親自執行重大的外交決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協助毛澤東指揮中國人民志愿軍作戰，并擔負了后勤保障的組織工作，領導了中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1954年率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協議，使

越南（除南方外）、老撾、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他代表中國政府提出作為國與國關系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使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積極貫徹。他先后訪問過亞洲、非洲、歐洲幾十個國家，接待過大量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和友好人士，為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革期間，他在非常困難的處境中，為盡量減少文革所造成的損失，使黨和國家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維持國民經濟建設；為保護大批領導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復和落實黨和國家的政策，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在挫敗林彪、江青集團種種分裂和奪權陰謀活動中，起到了控制和穩定局勢的重要作用。他為開拓外交新局面，實現中美緩和、中日關系正常化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