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用工荒”調研：農民工群體正出現三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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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荒”調研：農民工群體正出現三大轉變

新華社昆明２月２４日電（“新華視點”記者李偉 吉哲鵬）元宵節過后，不少企業和用人單位又將遭遇“用工荒”困局。記者最近在湖北、云南和四川等地調查發現，目前我國農民工群眾正在出現三大轉變：主體從“農民工”到“民技工”，訴求從“吃飽飯”到“要體檢”，發展從“討工資”到“要身份”。

地方政府和企業如果不應對這些新變化，忽視農民工權益維護與自我價值實現的需求，將有可能遭遇農民工“用腳投票”。

從“農民工”到“民技工”：產業工人之路漸行漸近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當前農民工群體對自身定位由亦工亦農正在向非農就業轉變，之前“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過客心理轉向在務工地區長期穩定生活，對職業角色的認同逐步向產業工人邁進，越來越多農民工正在轉向“民技工”。

在我國龐大的水電工程建設隊伍中，農民工所占比重普遍超過５０％。他們通過勞務派遣、協作隊伍、臨時招聘等方式加入水電建設大軍，常年在深山峽谷從事高強度勞動。一個水電工程建設往往要持續數年甚至十幾年，農民工隊伍相對穩定。

位于四川省雷波縣和云南省永善縣接壤的溪洛渡水電站２００３年開工建設的，在建綜合規模世界最大。“溪洛渡工程建設者中農民工達４２００人，占建設者總數的５０％－６０％，已經成為工程建設的主力軍。”三峽集團公司溪洛渡工程建設部壩管部主任張坤華介紹，在施工一線從事灌

漿、筑壩等操作的基本上都是農民工。

記者發現，在溪洛渡、向家壩等水電站建設工地，農民工的稱謂已悄然變成了“民技工”，一些工作時間長、技術好的農民工備受企業重視。“以前是一兩年就換個地方，現在是長期在水電行業扎了根。”已經在水電行業工作多年的“民技工”閔芝祥說。

在記者采訪的２０多名農民工中，大部分參與水電工程建設的年限超過了５年。４２歲的農民工陳彬姚已在水電行業工作了１４年。“我一路跟著水電工程走，十幾年來就是從一個工地轉到另一個工地。我身邊的許多農民工兄弟也是這樣，不管跳到了哪個施工單位，反正離不開水電行業。”陳彬姚說。

“將‘農民工’改為‘民技工’就是為了體現尊重和認可，對農民工群體更加關注和重視既是其自身的要求，也是保持水電建設隊伍穩定的必然選擇。”溪洛渡工程建設部黨委書記張世保說。

從“吃飽飯”到“要體檢”：軟性因素不再可有可無

一些勞務經紀人告訴記者，現在農民工流動的原因除了“吃口飯”外，以前幾乎不被考慮的職業健康、技能培訓、文化生活等軟性因素也成為就業的重要條件。

在主要為施工單位員工和周邊移民服務的宜賓縣人民醫院向家壩分院，記者看到數十位農民工正在體檢，他們拿著自己的體檢表排隊進入內科、外科等診室。

“醫院業務量從２００９年的二三十萬元增長到２０１１年的３００多

萬元。”宜賓縣人民醫院向家壩分院院長王月康說，除了施工單位組織農民工進行上崗前統一體檢外，很多農民工也主動來檢查、復查，越來越重視自己的身體健康了。

在溪洛渡工程建設部急救中心文件柜里，記者看到幾百份農民工健康檔案表，詳細列出了血壓、肝功能等各項檢測數值，超出正常范圍值的項目加以特殊標注，注意事項一欄寫明醫囑和建議不能從事的工種。

農民工楊遠福感慨道：“以前的愿望就是吃飽飯、拿到工資，現在我也希望單位能經常給檢查身體，萬一有病別耽誤了。”

除了關注自身健康之外，農民工對于豐富文化生活的愿望更加強烈。在溪洛渡水電站農民工營地圖書室，記者看到借書登記簿上已經寫了厚厚的幾十頁，《亮劍》《名人名言》《二十幾歲改變男人的一生》等書籍受到農民工歡迎。

與此同時，農民工渴望技能培訓的訴求也愈加強烈。但隨著各地“用工荒”的到來，建筑、水電工程參建單位內部也出現了互相爭搶嫻熟技工的現象，一些單位因為害怕“替別人培養骨干”而不愿意下力氣投入農民工培訓。從“討工資”到“找身份”：生存權、保障權、發展權一個都不能少當前用工緊張形勢不斷加劇，加之手機、電腦等信息工具更為普及，農民工能迅速了解到各行業間的工資水平，一旦感覺偏低就會去別的單位。記者發現，除了待遇和福利外，“找身份”成為一些農民工更為關切的話題。“現在一線工人最少每月能拿３０００元以上，技術含量高的工種每月工資能超過萬元，這是我們長期在水電行業干活的主要原因。”今年４０歲的水電四局農民工張福林如今已是工程隊的副隊長，他每月能拿到７０００多元工資。

解決“溫飽”問題后，農民工期盼解決不同身份勞動者之間的待遇、權利等方面的差別。記者發現，施工區給農民工提供的權益保障和養老、醫療、子女就學等由社會提供的合法權益保障銜接不暢。

“在城鎮打工的農民工參加的是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假如要轉移回農村，存在參保繳費標準不一致、養老待遇不一致問題。”昆明市社會保險局副局長馮瑋介紹，其中建筑行業務工人員參保多是工傷保險，因為其用工關系復雜，監察難度也很大。

“雖然工資越來越有保障，但很多實實在在的差別還是讓大家感覺低人一等。我們最希望能夠穩定下來，也成為‘單位人’。”來自云南省的農民工劉明全說，身份差別主要體現在穩定性、社保、福利、政治待遇等方面。針對農民工管理中存在難題和農民工訴求變化的新趨勢，三峽集團探索統一用工、統一食宿、統一培訓、統一勞保、統一支付、統一體檢、統一表彰的“七統一”管理服務模式，農民工投訴、討薪個案大幅減少，用工隊伍日益穩定，一批農民工成長為組長、班長、隊長、科長，正逐步實現身份轉化。

“以前只想能吃飽飯，下班回來洗個熱水澡，沒想到自己能當上單位的‘干部’，還把老婆孩子都帶到了身邊，工作的勁頭更足了。”從編外砼工當上澆筑隊隊長的“８０后”農民工付強說。

第二篇：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調研報告

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問題的調研與思考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民工群體成為推動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而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農民工主體，他們的社會融入已成為統籌城鄉發展的重大問題。為深入了解大慶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工作狀況、生活狀況以及利益

訴求等方面情況，不斷探索共青團工作服務青年、發展青年新方向，大慶團市委利用近1個月的時間，通過問卷調查、訪談等形式對全市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進行了調查，現將調研情況匯報如下：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概況

（一）基本情況

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 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新生代農民工”一詞，具體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16周歲以上的從農村進入城鎮務工的青年農民工。初步統計，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占我市農民工比例的一半以上。從文化教育水平看，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受過高中教育的約占78%，占新生代農民工主體，大專以上學歷的約占12%，另有10%農民工為初中及以下學歷。從待遇收入水平看，傳統農民工月平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其中收入高于1800元以上的占60.72%，而新生代農民工月平均收入在1800元左右，收入高于1500元的占35.7%。從從業產業分布看，從事制造業的約占21%、從事建筑業的約占26%,從事第三產業的約占53%。作為新一代群體，新生代農民工無論是就業現狀、生活環境還是權益維護上都與傳統農民工有著很大區別。

1、收入消費水平下降。從調查結果中發現，與傳統農民工相比，我市的新生代農民工跨省流動少，省內流動、就近流動增加。從市內多家企業、各個行業的用工情況中發現，由于工作資歷和技能等原因，新一代農民工收入平均低于傳統農民工，傳統農民工月平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其中收入高于1800元以上的占60.72%，而新生代農民工月平均收入在1800元左右，收入高于1500元的占35.7%，如果將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生存涉及的安家、養育子女等費用考慮在內，這一群體的理想月收入應在3000元左右，這與他們的實際收入相差甚遠。收入差距導致消費差距，新生代農民工在消費支出上普遍低于傳統一代，但卻體現出強烈的家庭責任感，傳統農民工月平均消費在1210元左右，新生代農民工月平均消費在1012元左右，其中用于吃飯、房租水電、醫療費用等日常生活開支占生活總開支的79%，調查中發現有52.1%的新生代農民工有儲蓄習慣，并將部分儲蓄定期寄回家中，以減輕家庭負擔。

2、勞動就業觀念靈活。處在體制變革和社會轉型階段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觀念與就業態度上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就業意識上來看，與傳統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在擇業時更強調個人的尊重與認同，調查顯示，有72.4%的新生代農民工把自己的人格看得比工作更重，不僅如此，新生代農民工更加重視勞動關系、工作環境，看重勞動付出與勞動報酬的對等，關注工作條件的改善和工資水平的提高；從工種選擇上來看，傳統農民多集中于建筑行業，而新生代農民工則將目光投向第三產業、制造業、紡織業等行業，并且大多傾向于選擇一些有技術含量和基層管理層面的工作；從工作穩定性上來看，一方面與傳統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更年輕、文化程度更高、見識也更廣，其人生觀、價值觀正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就業務工觀念亦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中，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與傳統農民工長期穩定從事于建筑等體力性行業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大多不愿忍受艱苦而又無發展前景的工作，他們希望通過更多學習、深造的機會增長從業知識，提高從業本領，改善工作環境。與此同時，頻繁工作崗位的調換，又使新生代農民工缺乏流動資本和工作經驗的積累，因此在工種選擇上表現出了浮躁性與不穩定性。

3、合法權益維護意識增強。在國家法制進程加快的今天，新生代農民工的法律與維權意識在慢慢提高，在針對用工合同簽訂情況的調查中發現，有84.1%的新生代農民工在肯定勞動權益對等性之后與用工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在這些未簽勞動合同的人中，我們發現有87.9%的人表示由于用人單位所制定的勞動合同不合法，侵害了自身權益而不愿簽訂勞動合同。不僅如此，在從業中如遇拖欠工資、工資過低、無償加班等問題時，50.8%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與單位協商解決，32.4%的人選擇勞動仲裁委員會進行仲裁，14.1%的人選擇其它的法律維權手段解決，而采取暴力手段或置之不理態度的則僅占2.7%。由此可見，新生代農民工較之傳統農民工在維權意識上有了很大提高，開始用更加合理合法的方式去維護自己的權益。

（二）基本特征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農民工中的新生群體，一方面，因其與傳統農民工同處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中，面臨

共同的社會境遇，自然潛移默化了這一群體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長于改革開放、社會加速轉型的時代背景下，而明顯帶有不同于傳統農民工的時代烙印，同時，他們所處的特殊人口年齡階段又使其身上呈現出同齡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說，新生代農民工身上呈現出四大群體性特征—時代性、發展性、雙重性和邊緣性。具體講主要是：

1、與其父輩即第一代農民工相比，基本上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對土地的眷戀、依賴程度大大下降，在城市打工若干年后回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生活預期很低，反之，對城市的認同，對城市生活的預期很高。

2、雖然文化程度依然較低，盡管他們在城市從事的職業還是屬于勞動密集型工作，但就業結構有所改變，更多的人進入第三產業，在相對好的環境中工作。

3、更重尊嚴、健康與發展。盡管掙多的工資仍是他們到城市務工的主要動力之一。但他們在挑選工作時，往往追求人格平等。對那些具有濃厚排外色彩的企業，即使工資較高，待遇較好，不少農民工也會選擇跳槽或離開。這是新生代農民工的鮮明特色，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

4、融入城市生活和共享發展成果的愿望更強烈。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更多的是為自己尋找更大更好的發展空間，分享現代城市文明成果。

5、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更強烈，表現出比其父輩明顯得多的文化氣息。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之余選擇學習，并希望有關機構組織開展技能培訓；他們不滿足于簡單的、低層次的活，希望能夠在工作之余，享受豐富多彩、貼近實際、健康進步的精神食糧。

6、競爭意識、平等意識、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他們不堪忍受被城市排擠、被城市人輕視，在自身人格和切身利益長期被忽略甚至損害的情況下，他們會表現出逆反心理。

7、面臨“技術困境”。新生代農民工盡管文化程度較父輩高，但隨著城市對高技術勞動力需求越來越強，他們現有的技術水平和工作能力滯后于社會發展的需要，他們由于缺乏相應的技術能力，難以擺脫低層次的打工狀態，于是就有了職業期望值較高與素質較低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維護農民工權益工作亟須改進乃至創新，立足點和落腳點，就是適應新生代農民工的思想實際。

二、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農民工的一部分，與傳統農民工面臨著一些共同的問題，比如：社會保障水平較低、職業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勞動權益保障問題。同時，由于具有不同于傳統農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訴求，新生代面臨的問題又有其特殊性。

（一）不公平的社會資源分配導致的歧視。是阻礙其在城市中建立歸屬感的關鍵性問題。農村生產率的迅速提高，使本來就人多地少的農村有了大量剩余勞動力，當城市產業改革邁開腳步時，大批農民涌入城市務工。農民進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臟、掙錢最少的工作，在填補了城市職業的許多空白的同時，也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然而，農民涌入城市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使得城市居民對他們產生一種排斥意識。

（二）教育程度與技能水平遠落后于現代社會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是阻礙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的緊迫性問題。在由簡單勞作轉向技能密集型勞動市場的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遠遠已不能滿足現代社會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調查顯示，僅不到兩成的的新生代農民工能夠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

（三）戶籍制度制約著基本公共需求的實現，是影響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和生活的現實性問題。受戶籍制度的影響，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徘徊在城市戶籍體系外，實際上難以享受到城市社會保障福利。因此，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實際享有的社會保障水平，與他們企盼在務工地城市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訴求之間，距離還相當懸殊。

（四）低收入高房價，是新生代農民工長期穩定就業生活的最大問題。調查顯示，有75％的新生代農民工愿意承受的購房單價在2000元/平方米以內，2000—3000元的有25%，無人愿意承擔3000元以上。結合新生代農民工收入來看，可以推斷如果以當前的新生代農民工個人能力購房，最終能夠實現在城市定居購房的新生代農民工將不會超過6%。

（五）職業選擇迷茫、職業規劃欠缺、學習培訓的需求難以有效實現，是阻礙其實現職業夢想不可忽視的因素。據調查，70%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專業技能知識，54%的人表示需要學習法律知識，4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識。但實際上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發展目標、就業單位頻繁變換，學習培訓的專業技能缺少可持續性或者不適應市場需求。這既浪費了他們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又不利于其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企業用工的穩定。

（六）欠薪時有發生、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發生率高等勞動權益受損問題，是其亟須解決的突出問題。據調查，2010年上半年，新生代農民工遭遇企業欠薪的比例為5％。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條件極為簡陋占40%，從事職業病高危行業的占35%，在工傷事故領域工作的占30%。

三、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對策與建議

（一）大力提高農民工的社會政治地位，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人文關懷。加大輿論宣傳，宣傳黨和國家關于農民工工作的各項方針政策及農民工所作的重大貢獻，引導用工單位認真履行社會責任，進一步營造關心、尊重和愛護農民工的良好社會氛圍。同時，暢通農民工利益訴求渠道，保障農民工參與管理社會事務的民主政治權利。

（二）將解決農民工問題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之中，納入常住地公共預算中。以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作為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戰略目標，將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大力支持推廣免費接受一次職業教育，當地政府要為心系新生代農民工，全力舉辦各類初、中級職業技能培訓，力爭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實現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基本保障的覆蓋。

（三）推進新生代農民工城鎮落戶制度，促進其建立歸屬感。積極研究放寬新生代農民工落戶的相關政策，對于那些已實現城鎮穩定就業創業的且失去農村土地的新生代農民工，應降低其城鎮戶口準入門檻。

（四）相應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自己收入的期望很高，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增加農民工工資的迫切性。因此有必要適當地相應提高工資水平，具體的工資提高過程可以依照兩個指標進行，一是農村以及小城鎮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二是經濟的發展速度，客觀上要求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有所增加。

（五）發展和完善正規就業渠道，規范非正規就業渠道。應建立健全勞動力市場，實現用工信息的透明化、公開化，遏制打擊企業在招工用人方面的“暗箱操作”。

（六）著力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調查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最主要的行業就是建筑業。相關部門應當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查處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個人和企業，并納入法制程序。

（七）深入探索新生代農民工維權工作的新機制，形成常態工作格局。貫徹落實《勞動合同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積極指導新生代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以中小勞動密集型企業、城鄉接合部和鄉鎮企業為重點，開展打擊非法用工專項行動，督促企業依法規范用工。加強農民工職業病防治和職業健康保護，搞好農民工安全生產培訓教育，嚴格執行高危行業農民工持證上崗制度，依法保障農民工職業衛生和生產安全。

（八）建立健全黨政主導、工會運作、相關部門協作的社會化維權工作體制，賦予工會更多的資源和手段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同時，借鑒其他地區解決類似“農民工”和移民問題的先進經驗，為創新全區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提供參考。

第三篇：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難與用工荒

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難”與“用工荒”

一、前言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市場取向的改革大潮，大量的農民工開始涌現。時至今日，農民工的總體數量仍然在不斷增加，且平均年齡正趨于年輕化，尤其是“90"后新生代農民工正逐漸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流群體。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較高，市民化、城市化傾向明顯，具有更高的生活期望與更強的權利意識。也正是這些特征，當新生代農民工面臨和第一代農民工相同或相似的社會處境時，許多人不免會產生更大的心理不適，進而做出不同的行為反應。他們在面對就業問題，也有了多元化的選擇傾向，然而在自身技能和條件的限制下，普遍存在著眼高手低的現象，一定程度的造成了就業難與用工荒的矛盾局面。

二、新生代農民工概況

新生代農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紀90年代，年齡在16歲——28歲，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或21世紀初開始進入城市打工、經商的農村人口。他們大多是一畢業就進入城市務工，幾乎沒有務農經歷，大多未婚，且受教育程度較高，與農村社會生活日漸脫離，而對城市生活則有著較為緊密的聯系

由于年齡、成長環境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新生代民工身上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被有關專家歸納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第一，文化程度相對較高。新生代民工普遍受到過相對規范的教育，許多人都已初中畢業，接受過九年制義務教育，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完成了高中學業，具備了較高的文化素質。所以，與上一代大多是文盲半文盲的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多數人都接受了九年義務教育，更多的人接受了職業培訓。另外，新生代民工成長在改革開放后較好的生活環境中，從小受到以城市文化為主題的報刊、廣播和影視的影響，接受了多元化的開放價值觀，他們的行為、觀念已經相當城市化、現代化了。這不僅使得他們具有一定文化知識，也使得他們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可以通過報刊、書籍以及網絡獲取大量的知識和信息來為自己服務。

第二，職業期望值高。與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壓力相對較小，這使得他們在找工作時不再單純以工資看齊，而是越來越多地關注工作環境、發展前景和專業。因而他們在求職中，除了注重工資和福利待遇外，工作的發展前景，是否有職業培訓也備受重視。此外，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上更傾向于第三產業以及有一定技術含量的工種，追求社會地位高、條件好、工資高的就業崗位，不愿從事高強度、高危險的苦、臟、累工作。

第三，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從生活方式的變化看，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在娛樂活動方面有著明顯的差別新生代農民工從小接觸的多是城市的大眾文化，他們和城里同代人的差距相對較小，日常穿著、談吐以及生活習慣基本都與城里人一樣。受城市的大眾文化和流行時尚文化的影響，他們也像城市人一樣重視享受生活。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使他們不再適應農村的生活方式。

第四，工作耐受力低。新生代農民工中很多是獨生子女，很多是跟著打工的父母在城里上學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完全離開了農村。另外，隨著改革開放的推動下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在農村成長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像上一代農民一樣經受生活的磨練，他們和城市孩子一樣被嬌慣，沒有父輩的吃苦忍耐精神，在工作耐受力方面慢慢不能與他們的父輩相提并論。但與城里的同齡人相比，他們學業不精、缺乏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很多人初中畢業就開始打工。

三、新生代農民工特點

其實新生代民工與上代農民工的區別遠不止這些，他們在思想觀念、價值標準、工作需求、文化素質、法律知識乃至人生態度等方面與上代農民工都有著明顯的不同。具體有如下幾個方面【2】：

第一，消費觀念更加開放。和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觀念更加開放。個人消費支出快速增加，不再為攢錢而使自己變成“苦行僧”——這是不同于父輩的顯著特點。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從學校畢業就直接進城打工，或是從小跟隨著打工的父輩在城市成長。也正因為如此，城市人的消費觀念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觀念影響很大。

第二，生活目標明顯轉移。生活目標上，老一代農民工對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十分記掛，終歸要回農村去。而不少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長大甚至出生在城市，沒有什么務農經歷，因而他們沒有父輩那么強烈的鄉土情結。比起父輩，他們更希望留在城市中生活，對于城市的依賴感和歸屬感要遠遠大于農村。

第三，渴望的到社會認可。他們希望“有自己的事業”，希望有關機構組織開展各種技能培訓；非常關注對人的尊重，希望被人們尊重和社會認可，希望參與城市的種種公共活動，體現自己的價值和融入城市群體。他們的“城市夢”也比他們的父輩更執著，他們中間大多數人不愿意在結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鄉務農。

第四，社會保障需求高。新生代農民工對社會保障的需要大大超過第一代農民工。在心態和觀念上，第一代農民工更接近于農民，對城市認同感較低，即使在城市中無法生存時，還有回鄉務農的最后一條退路。第二代農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對城市的認同感較高，但與城市勞動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專業技能和進入正規就業市場的本領，心中過高的期望與所面對的非正規就業市場，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無法實現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沒有能力退回到農村中務農，成為了城市和農村之間真正的“兩棲人”。新生代農民工不僅需要勞動權益的保護，而且需要社會失業救急網絡的保障。

第五，身份認同的雙重邊緣化——被農村邊緣化、被城市邊緣化。一方面，城鄉二元結構的削弱使得農民工實現了從農民到工人的角色轉換；另一方面，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又阻礙政府對其身份的制度認同，于是角色轉換與身份轉換的背離使得農民工陷入身份認同的困境，形成“新二元結構”和自我隔離，難以融入城市。總之，新生代農民工在對自己身份作總體性的認知和評價時，呈現出模糊性、不確定性和內心自我矛盾性。

第六，價值取向發生變化。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消費意識增強，權利意識增強，自我發展意識增強，市民化意識增強。同時，新生代農民工價值觀之消極表現也很明顯。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厭農”、“棄農”思想嚴重，親情意識較為淡漠，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迷失。由于各方面原因，新生代農民工渴望融入現代城市文明，卻遭到了城里人的漠視乃至歧視。強烈的被排斥感加劇了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焦慮心理，促使他們更加自卑和敏感，個別甚至產生了強烈的被剝奪感以及仇視社會的心態。

四、新生代農民工就業難

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崗位比較挑剔，職業流動率是最高的，其跳槽頻率是其父兄輩的近6倍。同時，他們缺乏必要的專業技能和職業本領，缺乏必要的專業培訓、專業知識，不了解工業生產或現代服務業的基本規范，同現代非農行業對勞動者的要求還有相當大的差距。他們中接受過短期職業培訓的僅占20%，接受過初級職業技術培訓或教育的占3.4%，接受過中等職業教育的占0.13%，而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的占76.4%。沒有過硬的職業技能，他們很難融入城市,并體面地生存。與此同時，社會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壓力，特別是高層次勞動力就業重心下移的現象與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期望高移的狀態，加劇了他們的就業矛盾，使新生代農民工處于高不成低不就，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

從邏輯上講，“用工荒”和“就業難”是一對矛盾的共同體，只要企業提高工資待遇，勞動者不挑不檢，就一定能夠解決就業問題。

但上文我們已經分析過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特征和職業期望，這與我國目前創造的就業崗位大多屬于生產性和勞動密集型的就業崗位的現實情況不相符。

“用工荒”是針對我國農民工的用工荒，主體特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生產性和加工性的工人缺乏，如機械加工、設備操作工、電子電器產品裝配等，具有區域性、行業性和階段性特點，發生在我國的珠三角和長三角。

造成“用工荒”和“就業難”同時存在的原因有一定的客觀原因存在。首先，經濟結構失調。

“民工荒”荒的是不太注重學歷的普工，“就業難”難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民工荒”意在說明中國現在需要大量民工，大量無知識人員，大量廉價勞動力，中國工業的大部分還停留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業難”卻又說明了中國有大量的知識密集型人才，高學歷人才，但卻沒有那么多的企業可以接受他們。一邊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缺人，一邊是知識密集型的人才找不到工作——結構性失業。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培養了大批知識密集型人才，但中國經濟卻還停留在勞動密集型為主，還沒有上升到知識密集型為主的時代，或者更確切地說知識密集型企業還沒有多到能接收現有知識密集型人才的程度。

“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逐步成為民工主流，更加加劇了“民工荒”的現實。新生代的農民工與第一代相比，大多接受了較好的教育，學歷越來越高，養家糊口的壓力也遠沒父輩大，擇業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更注重生活品質、自由度、發展機會等，不愿意做流水線上的普工。

從崗位的數量限制上來看，技術密集型的就業崗位已然未達均衡，如現代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先進制造業等研發性、知識性的技術崗位，未能形成國際競爭優勢，不具有區域性、行業性和階段性特點。同時，隨著我國教育制度的改革和高校的擴招，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學生面臨著畢業找工作，他們與新生代農民工相比，無疑受到了更加全面的系統教育，綜合素質較高，更加的適合技術密集型和知識集中型產業。這對新生代農民工形成了很大的威脅。

新生代農民工有技術不愿當普工，老一代農民工沒精力沒能力當普工，于是直接反映出中國整個經濟結構失調的現狀。其次，勞動力市場失衡。

“民工荒”有一部分“荒”的是民工們的心態。民工在城市的工資待遇很低，并且還會經常受到各種歧視。在經濟大面積回暖之后，對于某些農村剩余勞動力來說，城市不再是向往的地方，家門口的收入即便是低，但也可以活得更有尊嚴。于是導致民工求職市場的求大于供的失衡。

而新一代青年農民工求職卻不同于老一輩民工的想法。他們認為自己接受了技術培訓，擁有了知識，習慣了城市的生活，再回到農村過著收入低，生活質量差的日子，是極不情愿的事情。結果便是新一代青年民工扎堆擠進數量有限的好的工作崗位。

可是找不到民工的企業為什么不去錄用這些有知識的人才呢？其實原因主要出現在青年民工的不愿意將就心態。大多數招不到工人的企業主要是從事于低技術低利潤空間的行業，意味著只能支付起廉價的工資，并且從長遠看來發展上升的空間很有限，這些就業機會都得不到大多數青年民工的認可，與他們理想的奮斗目標相悖。而能夠提供好的用人單位對所選用的職員提出了較高的技能要求，他們能支付較高的工資，相應的他們也需要員工具有較高的勞動效率，而大多數青年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有限，并未得到系統的職業技能培訓。因此，“民工荒”與“就業難”現象便順應而生了。

第三，資源稟賦逆轉。

所謂的“民工荒”與“就業難”現象就是，民工的價格變貴了，大學生價格下降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教授提供了一組數據，“大致來講，現在我們每年新增的找工作的畢業生當中，初中生是800萬，大學生將近500萬，高中生是200萬。可以這樣講，現在要在市場上要找一個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比30年前找大學文化程度的人難兩倍，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現在新就業人群中55%是初中生，30%是大學生，15%是高中生，這是一個大體的狀況。”然而，當今市場對普工需求依然很強烈，但是供應數量卻在下降。愿意從事普工的，往往都是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甚至更多都是初中畢業或者小學畢業的勞動力，但隨著高等教育普及，這個群體的數量越來越少，并且，與此相對應的大學生又不愿意從事普通工人的工作，大部分都希望從事相對體面的工作，但是相應崗位卻有限。

現在的局面就是，中小學學歷勞動力是稀缺資源，因為少，所以價格高；而大學生等高學歷勞動力則是富集資源，因為多，所以顯得廉價。勞動密集型企業不愿提高普通用工的工資，并且沒有處于價值鏈的低端，懷抱遠大理想的青年農民工看不到未來發展的上升前景，因此出現了“民工荒”；技術密集型企業所要求的門檻對于未接受高等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的青年農民工來說相對較高，這一道技術屏障直接將很多人排除在外，同時，每年大學畢業生的大量增加都會直接將這塊本來就不大的蛋糕瓜分的只剩零星，結果便是青年農民工的“就業難”。

第四，勞動密集型產業中西部轉移。

近年來沿海地帶開始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不少勞動密集型企業向經濟欠發達地區轉移。“金融危機”加速了產業升級和換代，使得中西部地區制造業、服務業長足發展。于是農民工外出打工有了更多的目的地。再加之這幾年國家惠農政策力度加大，農業生產效益增加，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意愿降低。由于產業升級轉移正在處在一個過渡期，仍然有一部分密集型企業留在珠三角、長三角等地，他們需要大批農民工，而上述原因又都直接導致這些地方求職人數減少，從而“民工荒”程度加劇。

第五，全球經濟危機的滯后效應。

全球經濟危機使得中國東部外貿出口公司經營狀況不景氣，大量民工被辭工返鄉。2010年以來，即便是中國經濟明顯好轉，倒閉的外貿公司又重新活了過來，但仍然難以抹去被辭民工們的“失業”陰影。誰都不知道在這風口浪尖處，中國經濟究竟能好多久，外貿公司能拿到多少訂單，自己的飯碗又能繼續保幾年。他們既沒有戶口，也沒有保障，更沒有收入來源，“失業”陰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經濟回暖后“民工荒”的現狀。雖然中國經濟回暖，但美歐各國經濟復蘇并不明顯，國內工人不開工，便向中國下定單，可是收購價格上不去，而中國這邊鬧“民工荒”，民工工資上漲，導致企業兩頭難。這種情況下中小企業資不抵債，日益虧損，便撤出市場，剩下的只是壟斷性大企業，結果本來可以解決一部分青年農民工就業的職位消失了。然而只有壟斷性大企業，又對產業升級極其不利，中國的加工企業將仍然長期處在產業鏈的最底端，于是惡性循環，加工企業仍不能有效地幫助解決大量技能型或知識型就業崗位。

五、解決“民工荒”與“就業難”并存的對策建議

要解決這一矛盾的問題，必須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和青年農民工自身觀念的轉變這兩方面來同時進行。

第一，加快產業升級，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到今天，對外向型工業的依賴過分嚴重，東部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讓中國經濟騰飛的同時也帶來了經濟結構失衡的后果，體現在勞動力市場就是知識型白領崗位供求不足，而對普工或低端藍領崗位需求旺盛。調查數據顯示，我國能夠產生大量“白領”崗位的第三產業的比重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而接受了義務教育的青年農民工們又不會甘于從事一些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工作。應對“民工荒”與“就業難”，治本之道就是進行產業升級,逐步摒棄勞動密集型產業。杜絕盲目擴大投入，不引進產能過剩的項目。產業結構調整要主動地由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轉變,這樣才能提供更多的服務性、技術性崗位。這不僅能夠滿足新一代農民工技能提升的新需要，而且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就業難的“結構病”。

第二，國家政策制度相應傾斜。

新生代農民工對享受社會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務的要求比較高，就業機會、工資水平等因素對于農民工的就業選擇和流向都會產生直接的影響。要增強對求職者的吸引力，提供好相關的綜合服務，保障其合法權益才是長久之策。國家應當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出臺相關政策法規，切實保障農民工權益，提高農民工工資性收入，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在促進農村發展方面，國家應繼續加大對農業政策的扶持力度，中央及各地應大力推出惠農政策，從而保證農民工回鄉就業，這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整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

同時國家還應當全力支持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對在中西部發展的企業實施一定的優惠政策，鼓勵其發展；對東部沿海進行技術密集型轉型的企業給予一定的補貼和政策支持，推動其升級轉型。國家需要繼續加大對大學生就業的重視，比如，在企業與高校之間建立起一個基于信息溝通的合作機制，使得高校能夠根據用人單位的及時反饋對具體的課程設置、培養目標等進行修正。這種溝通與交流為大學的改革和大學生的就業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國家還可以對企業實施一些優惠政策，用來支持高校的就業體驗制度及相關活動。對于積極支持和參與大學的就業體驗制度及其活動的企業，國家將給以一定的補償或獎勵，甚至是某些方面的優惠。這樣的制度不僅為大學就業指導教育的開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對于大學畢業生職業觀的形成和就業經驗的積累也提供了直接的幫助。

第三，加大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系統的專業技能培訓，讓他們能有一技之長可以在社會中增強自身的競爭力。

現有培訓體系應該體現出健全市場化的培訓運作機制，在培訓機構的認定、招生、培訓、職業技能鑒定、職業介紹等環節中貫穿市場原則，形成一個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能充分利用各種資源的新生代農民工技能培訓體系。

首先，新生代農民工技能培訓應以市場需求為導向。

在發展方向上應該立足于就業市場需求。針對中國農村勞動力系統接收農村職業教育和培訓的比例較低、用工市場技能型人才普遍短缺、體能型勞動者越來越難以就業的現狀，需要職業教育和培訓機構根據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以滿足市場需求為導向，把技能培訓與就業市場緊密結合，將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前的引導性培訓、求職過程中的技能培訓和就業后的崗位培訓緊密聯系起來，堅持崗前培訓與長期培訓相結合。采取靈活、有效、節時的培訓方式，合理安排培訓內容，適應新生代農民工的不同培訓需求。培訓機構應該結合新生代農民工的實際情況，積極發展訂單式培訓，保證培訓的針對性，保證新生代農民工參加培訓后的就業率，培訓機構應該靈活安排培訓時間，實行隨到隨學的辦學模式，滿足不同時間段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需求；培訓機構應該逐步加大對新生代農民工技能培訓結構調整、新生代農民工技能培訓體系和培訓能力建設的支持力度。

其次，培訓內容要有針對性、實用性。在培訓方法上，要注重采用案例教學法、工學交替、到實習基地實訓和現場實踐教學等靈活多樣的培訓方法，強化實踐性教學環節，突出技能培訓，使新生代農民工學有所用，學有所得；在培訓內容上，應該加強就業技能培訓力度，重點開展技術含量高、就業前景好、市場需求大的技術工種培訓，并鼓勵他們積極參加職業技能鑒定，取得相應的職業資格證書。

再次，增加勞動力培訓市場供給。規范勞動力培訓市場的服務系統。建立和完善城鄉勞動力培訓市場服務體系，鼓勵各類培訓機構和中介組織主動參與勞動力就業市場體系建設并發揮積極作用;建立和完善農村勞動力資源庫、農民職業技能培訓人才資源庫、培訓信息資源庫、城鎮用工信息庫、勞動力市場需求信息庫和就業跟蹤資料庫等，奠定農村勞動力就業市場體系的基礎;加強勞務輸出流轉的信息服務工作，組織業內人士定期調查并公布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定期發布勞務信息，引導農民外出務工，提供規范的勞動力市場服務。

第四，增強對青年農民工的社會關愛，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擇業觀和價值觀。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欲求與愿望須正確認識和評價。

當前他們欲求和愿望很多,但不外乎集中在：其一，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質量。其二，想在城市安家落戶享有城市居民的待遇。其三，工作崗位、工作條件與臟、苦、累、險遠點。其四，收入水平除正常生活外有積蓄，不是就業人員的最低水平等。從這些利益訴求的實質上看，不外乎是一個公民或是有正常欲望的人合乎本能和時代特點的基本要求。如果認為是正常要求就不會歧視，就不會從貶義的角度來評價他們的訴求。

同時，要引導新一代農民工正確的價值觀，要讓他們自己對農村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消除對農村自卑和逃避的心態。吸引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對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是很有必要的。吸引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從事農業活動，國家政策要大力鼓勵支持農村培訓，才能解決新生代農民工不會農活、回鄉沒事干的尷尬。多數專家還認為，讓農民愿意從事農業活動的最好辦法就是創造好的農業生產環境，包括加快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民生活環境，拓展農村周邊二、三產業的發展。

新生代的農民工相比他們的父兄輩，具有很多的優勢，他們有一定的文化，又有一定的理想，思想也比較活躍，適應社會的能力也比較強。但是，這些優點也正成為引發新生代農民工心氣浮躁的原因。這讓他們有時候對自己的估價太高，對部分崗位的要求也比較高，對于利益的要求脫離了現實。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往往看不上低收入的體力活，又沒有機會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形成“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無奈和郁悶心態，產生需要宣泄和釋放的欲望。成了既融入不進城，也回不了農村的“邊緣人”。他們既沒有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又喜歡“北上廣深”的繁榮，認為好的地方才能展露自己的才華，帶著金子總會發光的信念到東部沿海城市求職，于是造成東部人才競爭激烈。他們無法規劃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過且過的心態相當盛行。他們的職業期望與現實的就業市場需求不相適應，難以適應企業轉型的需要，高不成，低不就，無法在城市中實現真正立足。

因此，這些狀況有可能會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并阻礙他們的再社會化和社會融入過程，使其既不愿或無法回歸農村，又很難融入到城市主流社會。因此，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特點，對于理解農民工這一群體的發展變化以及提出相應的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對策建議是十分重要的。適時的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狀況進行調查，有助于對其思想動態、存在的困難與問題進行了解，以便及時采取措施，以使其在社會化大發展的浪潮中繼續大力發揮生力軍的強大力量，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第四篇：人民網評：滿足新生代農民工合理訴求,破解“用工荒”

人民網評：滿足新生代農民工合理訴求，破解“用工荒” 春節長假剛過，多地已傳來“用工荒”的聲音。“廣州和東莞的部分工廠因為招不到工人不得不推遲開工日期，浙江流失的工人達六成以上。企業為了招工紛紛提高工資，有的起薪已到2000元以上，但反應并不熱烈。”——半停工、工人流失、提薪，這些與“用工荒”同期出現的詞匯總是如約出現在節后的此類新聞中。

“用工荒”近年的日益凸顯，成因復雜，但其中不可不忽略的一個因素是：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訴求與用工現實之間的錯位。以這個因素考量，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擴大，“用工荒”問題將愈發嚴峻，并長時間存在。

錯位在何處？企業希望招收熟練工，能夠在短期內就產出效益，并吃苦耐勞；但這些特征在新生代農民工身上表現并不明顯。而新生代農民工對自己職業的定位，顯然更高：個人的發展空間、工作環境、薪酬等平等性要求都在他們的考慮之中。與他們父兄輩農民工吃苦耐勞、默默無聞的特性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在用工方眼里，被打上了“心態浮躁”、“挑剔”、“耐受力低”、“不能吃苦”、“缺乏技術”等負面標簽。如何看待這些負面標簽？它們果真是一種“負面”，還是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的發展期許的合理訴求？

事實上，無論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如何，他們的身份在城市里的身份始終是農民工。他們與傳統農民工一樣，面臨共同的問題：工資拖欠、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障水平較低、職業健康安全保障不足、勞動權益保障問題。農民工在城市里所面臨的生活、工作狀況依舊未變。

據統計，我國現階段的新生代農民工，即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農民工總數約有8487萬人，占農民工總數的58.4%。這樣一群受教育程度、平等意識和維權意識、個人發展渴求度都高于父兄輩的勞動力大軍，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上所遭遇的現實并沒有改變。而他們不同于父兄輩的訴求和意識與堅硬的現實之間發生碰撞時，必然出現用工方眼里的諸多“負面”特性。去年年底，一份全國婦聯、中國家庭文化研究會今天在京發布的《新生代進城務工者婚戀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中，六成人會因為“工資比較低”、近四成人因為“沒有發展機會”、“影響健康”等原因選擇離開原工作單位，在多個工作單位和城市間頻繁流動。在一個勞資雙方平等博弈的視角看來，這與其說是“浮躁”的負面因素，不如說是一個龐大群體所表達的向上發展、平等意識和維權意識的合理訴求。

社會不能用他們父兄輩對這些權益保障不足的“耐受”來要求這一代農民工，已經虧欠了他們父兄輩農民工的，不能照舊讓他們持續犧牲。如果我們仍舊以傳統農民工的“美好品德”來要求這一代農民工，所產生的不僅僅是用工荒之下凸顯的“錯位”，同時也必將承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農民工的家庭幸福和個人發展方面的負面影響，同時，矛盾積累之下，新生代農民工身上存在的不信任感等心態還可能為社會穩定產生極大的影響。

所以，“用工荒”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它的本質是一個社會問題。8000多萬新生代農民工的合理訴求正成為一種必須嚴肅對待的命題，必須以與時俱進的方法恰當合理地解決，也期待這個問題在3月份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成為代表的熱點議題。

第五篇：關于實施“三大行動”加強農民工群體黨建工作的意見

關于實施“三大行動”

加強農民工群體黨建工作的意見

各縣（區）黨委，市委各部委，市直各部門黨組（黨委）：

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和省委九屆八次全會、市委五屆十四次全會精神，進一步推進黨的組織和工作全社會有效覆蓋，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基層黨組織建設，現就實施管理服務、跟蹤培養、回引創業“三大行動”，加強農民工群體黨建工作提出如下意見。

一、重要意義和總體要求

農民工群體是我們黨執政的階級基礎，是新農村建設的主導力量，是發展黨員的重要來源。我市常年有百萬人外出務工，其中流動黨員1.5萬余名。近些年來，各級黨組織在外出務工群體黨建工作上做了一些有益探索，特別是回引農村外出優秀人才工作，開辟了基層干部活水源頭，助推了新農村建設，凝聚了黨心民心。但是，要清醒地看到，農村發展黨員面臨人才短缺、村干部隊伍后繼乏人的問題還未根本解決，一部份外出務工黨員游離于黨組織管理之外、黨的組織和工作未實現對農民工群體的有效覆蓋而導致對黨執政基礎的影響不可低估，回引農村優秀人才工作還處在負重前行階段。這就迫切要求各級黨組織從加強新時期基層黨建工作、實效，展示良好形象。

2.健全完善組織體系。規范駐外服務站建設，進一步提升駐京、駐深、駐蓉等服務站管理水平，新建一批駐外服務站（點）。探索建立流動黨員黨組織，靈活組織設臵模式，符合建立黨支部的做到應建盡建，條件成熟的可探索建立流動黨員黨委，負責該區域外出務工黨員的培養、發展和管理服務工作。加強流動黨員黨組織工作指導，選好配強黨組織書記，幫助建立健全規章制度，搞好業務培訓，開展主題實踐活動，切實做到建好組織、運轉有序、發揮作用。

3.健全完善制度體系。實行報告登記制，黨員外出必須向所在黨組織報告，并如實填寫《流動黨員登記表》，基層黨組織要建好臺賬檔案，全面掌握黨員外出基本情況。實行定期匯報制，外出黨員每季度至少要與村黨組織聯系一次，村黨組織要指定專人與每名流動黨員結成對子，掌握思想動態，了解學習工作，提供信息服務。實行雙向互動管理制，加強與流入地黨組織的溝通協調，通過發放《流動黨員活動證》或轉移正式組織關系，保障黨員參加黨組織生活、接受教育管理。實行民主評議制，年底，由聯系人寫出評價意見，外出黨員自己匯報，黨員大會進行認真評議。對評定為不合格黨員的，嚴格按照有關規定進行組織處理。

（二）實施跟蹤培養行動，確保外出人員“離鄉不離黨” 1.建立初審篩選機制。認真調查摸底，鄉鎮、村黨組織要采取電話聯系、登門拜訪、問卷調查、召開座談會等形式，面考察，同時要征求兩地公安、計生等部門的意見，嚴把考察關。創新談話方式，既可以派專人到流入地進行談話，又可以通過網絡進行“視頻談話”，嚴把組織談話關。實行兩地公示，在支部大會討論研究后,將發展對象的情況在流出地和務工地進行公示，接受兩地黨員群眾監督, 防止“帶病入黨”。

4.建立跟蹤培育機制。落實后續培養責任，及時將發展的外出務工預備黨員，編入黨支部和黨小組,發放《流動黨員活動證》，方便參加組織活動,同時培養人要對其再教育、再培養。堅持預備期跟進考察，建立健全流出地黨組織與流動黨員黨組織、流入地黨組織、務工單位的“雙邊互動”機制，定期溝通、了解預備黨員的現實表現情況。外出務工的預備黨員每兩月至少要向所屬黨組織匯報一次思想、學習、工作情況。同時，實行發展外出務工人員入黨責任追究，嚴肅查處違規違紀行為，保證在農民工中發展黨員工作的風清氣正。

（三）實施回引創業行動，確保優秀人才“致富不忘鄉” 1.強化親情感召。堅持將服務外出優秀人才及家庭的“七個一”關愛活動常態化、制度化，切實增強基層黨組織的親和力、感召力。通過召開座談會、開展走訪慰問活動、發邀請信、舉辦招商會和鄉情懇談會等形式，激發外出優秀人才回鄉創業意愿。真切關愛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幫助外出務工人員家庭解決生產生活的困難和問題，著力增強他們對黨組織的認同感、歸屬感。健全跟蹤聯系制度，對創業實力較

才發展成黨員，把回鄉創業黨員培養成村干部，把回鄉創業村干部培養成村級組織帶頭人。建立表彰獎勵機制，評選表彰一批“回引”優秀村黨組織書記和回鄉創業優秀人才。

三、組織領導

（一）高度重視，精心實施。各級黨組織要把加強農民工群體黨建工作，作為服務中心大局的重要舉措，作為創先爭優活動的有效載體，作為推進基層黨建科學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切實抓緊抓實抓出成效。要著力構建黨委統一領導，組織部門牽頭抓總，職能部門協調配合的工作機制。各級黨組織書記要切實履行第一責任人職責，深入調查研究，科學制定方案，細化具體措施，明確目標責任，扎實有效推進。

（二）加強宣傳，營造氛圍。在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傳播媒介上開辟專欄，廣泛宣傳加強農民工群體黨建工作的重要意義、典型做法和先進經驗。要特別注重挖掘、培養、樹立先進典型，大張旗鼓宣傳外出務工優秀人員和黨員的先進事跡，在全社會形成關注農民工群體，支持農民工群體黨建工作，服務外出務工優秀人才回鄉創業的良好氛圍。

（三）強化督促，逗硬考核。將加強農民工群體黨建工作納入基層黨建目標考核和黨建工作專項述職內容，作為考量評價創先爭優活動的重要指標。開展農民工群體黨建工作專項督查，定期督促檢查，定期通報情況，對工作不重視、成效不明顯的，逗硬問責，限期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