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通過農業規?；皡^化有效提高農民收入

重 慶 理 工 大 學

通過農業規?；皡^化有效提高農民收入

學院班

姓名：

學號：10921240108

指導教師：

日期：2011年7月

摘要：我國農業在GDP中的比重現在只有11%了。而在就業中的比重仍然占到了41%，這兩個數據告訴我們一個道理，41%的人創造并分享了11%的財富，這是中國農民收入問題、城鄉收入差距的一個基本的根源，而我國農業長期處于分散化，小規模的階段，導致我國農民收入一直處于較低水平，使貧富差距日益增大，而我國農業環境分為平原和山區丘陵，通過在平原地區實行規模化，通過機械化方式，解決農民收入，而作為最為棘手的山區丘陵地區，我們可以利用其獨特的地理優勢，環境優勢，通過規模景區化，方式，通過副業分散農業園區發展成本，從而改善并提高我國農民收入。

關鍵詞：農民收入、環境優勢、規?；?、機械化、規模景區化

引論：近段時間來，山東、陜西、上海等地的白菜、卷心菜等價格，都比去年同期大幅下跌。4月24日，記者走訪山東昌樂、青州田間地頭了解情況，發現當地白菜、菠菜等幾種蔬菜也出現了收購價格過低的現象，昌樂有的地方白菜每斤只賣3.5分錢，菜農血本無歸。絕大多數農產品在中間商的收購價都是極低，導致我國農民收入極低。相對于國外，典型的規?；拿拦まr業：2000年農業總產值為812億美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5%，主要農產品如小麥、玉米、大豆、棉花等產量都居世界前列，糧食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20%，農產品出口外匯收入每年達400億美元。美國農業的基本生產單位以家庭農場方式，使中國農民家庭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二十分之

一。是什么導致這樣情況，我們如何改變這種現狀？

一、農民收入問題的現狀和困難

由于農民的收入本來就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斷增加，農業結構調整成效尚未充分顯現，農村勞動力難以充分就業，農民創業意識和技能薄弱等，使得農民的收入相當低，增收非常困難．我們調查顯示：

（1）農民絕對收入水平較低。2003年，全國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2622元，折合為320美元，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相當數量的農村人口，其收入水平比全國平均值還要低得多。按照人均635元的貧困線標準，2003年年底全國尚有2900萬絕對貧困人口。如果按照人均825元（100美元）的標準，則全國有9000萬左右的人口低于此標準，而這個數量大于歐洲任一國家的人口總數。2003年公布的絕對貧困人口數字，同2002年相比，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有相當數量的農村人口，雖然不屬于統計中的貧困人口，但是收入水平很低，僅僅略高于貧困線，只要氣候等生產條件稍有不利變化，就會陷入到貧困人口的行列中去。這部分貧困人口和準貧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將受到自然和經濟基礎條件的約束，難度非常大。近年來，減貧速度不斷減慢。

（2）增收速度緩慢。我國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緩慢，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同過去的情況比速度大大降低。改革開放的前6年，農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長按可比口徑計算在14％～20％之間。而1997年以來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比差距很大。2000年我國農業勞動力人均GDP為4460元，大約相當于540美元，按農業人口折合為人均300美元左右。到 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人均GDP要達到3000美元。農村人均要實現這個目標，每年的增長率要達到12.2％。即使考慮到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將農村人均GDP的目標確定為社會平均水平的一半即1500美元，每年的增長率也要達到8．4％。同這個要求相比，實際發展速度要低得多。

（3）城鄉差距加大。改革開放以來的25年中，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年份有16年，而城鄉差距縮小的年份只有9年，縮小年份主要集中在1978—1983年和1995—

1997年的兩個階段。其中的主要原因，在前一個階段是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價格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后一個階段則主要是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城鄉收入比例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為2.56：1，1983年縮小到最低，為1．82：1；然后不斷擴大，到1994年達到了一個新高，為2.86：1；然后降低到1997年的2．47：1；從1998年開始，逐年顯著擴大，2003年擴大到3．23：1。近幾年來，盡管諸多因素都很有利，農民增收速度可以超過5％，但是仍可能落后于城鎮居民，使城鄉差距繼續擴大。

二、造成我國農民收入問題的原因

（1）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還跟不上形勢要求?？傮w看，一是特色主導產業總量小，覆蓋農戶少。農業產業化經營率還不高，龍頭企業規模小，帶動力弱，農村經濟組織化程度低，大部分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還沒有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共同體，還是單純的買賣關系，產業化經營鏈條短，農產品加工增值水平低，初級原料生產比重大，大部分農產品基本上是從農田到市場，缺乏深加工、高附加值的產品，高科技含量產品少，加工增值率低。二是結構調整還只是停留在規模擴張上，缺乏在內在質量提高上下功夫。以蔬菜為例，近兩年來，有的地區蔬菜種植特別是設施蔬菜種植，面積連年快速增長，為農民增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種植結構雷同，品種特色不明顯，科技含量不高，大路菜多，貯藏、保鮮、深加工及包裝、運輸等嚴重滯后，如不抓緊研究對策，將有可能出現新一輪的結構過剩，應引起高度重視。

（2）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引導、協調、服務功能滯后，不能有效地解決農民在生產過程中的諸多困難。一是信息服務滯后，手段缺乏，不能及時給農民提供各種市場信息和致富信息，使農民無所適從，組織生產難，進入市場難。二是技術服務跟不上。原因是部門管理制度不完善，科技人員的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使科技人員缺乏事業心和責任感，主動上門服務意識差，其結果是科技人員得不到實踐，農民得不到產前、產中、產后的技術服務。特別是高新技術應用上，技術與生產嚴重脫切，導致農民增收難。三是信貸部門缺乏有效的資金扶持措施，一家一戶貸款困難。調查發現，多數農民都有強烈的增收意識，并有一些可行的增收項目，但苦于沒有啟動資金，而難以上馬。

（3）農業園區分散，信息不對稱。園區分散導致集中費用增大，導致運輸條件改善難度加大。相對與美國的規模，使我們農業生產力效率遠遠不能與之相比。由于規模較小，對于農業產品價格控制較小，絕大多數獲利由中間商通過囤積，壓價，提價等一系列方式獲得。在城市農業產品價格持續上漲的同時，而由于農民出售產品途徑簡單，不易改變，容易收到中間商的價格打壓，導致農民收入持續處在較低的水平。小規模農戶之間的同步調整行為，不易產生對市場波動的影響，由于每個農戶生產規模太小，無法實現規模經營，農產品生產成本難以降低。為數眾多的分散農戶直接進入市場，不僅難以回避農業交易成本高的問題，也難以協調農戶與市場的矛盾，增加市場風險。由于農戶眾多分散，生產規模小，農民無法在市場流通中占據主導地位，如加強農產品品牌建設，促進農產品的加工增值，提高農產品的價格競爭力等。

三、提高農民收入的方法和具體分析

我們把農業環境分為兩類，第一類，平原，第二類，山區丘陵。根據不同的環境，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加以改善和解決農民的收入問題。

（1）農業規模化。我國農業最大的問題在于，農民人口過高，人均效率很低，農業規模分散較小，通過農業規?；?，減少我國的農業人口，作為規模化，會產生一

系列的相關服務業，可以有效的解決多余農業人口的就業問題，增多就業崗位，提高農民收入。如何實現規?；鉀Q多人農業人口就業，我們可以學習加拿大的模式：加拿大只有3108萬人口，但農業產業就容納了190萬個就業人口，包括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和農產品的供應商、加工商、運輸商、零售商、餐館等與農業和食品相關的行業，就業人口在全國各業中排列第三。我們可以通過規模機械化，復制美國模式，添加加拿大的相關產業的元素，西德的發展方式，在我國第一類地區，平原，有效改善農民的收入。而卻改善難度不大。分散農業人口在規?；螽a生的，供應，加工，運輸等一系列的產業里，多方面的提高農民的收入。

（2）農業景區化。而對于第二類，山區丘陵地段，一直是我們的難題，規?；械臋C械很難在這些地區使用，所以通過景區化升級，完全以景區副業收入來改善機械化難導致的成本增加，而景區化的具體過程我們可以簡單分成一下及部分。首先，以旅游為導向的主題策劃與規劃設計，必須明確山區，丘陵農業園景區的旅游發展思路與理念，通過主題策劃形成發展目標，解決如何配置“吃、住、行、游、購、娛、體、學、療、悟”十要素的問題，并結合定位思路在不改變生產種植結構與園區性質的前提下對農業園區進行重新規劃設計。然后，基礎設施完善與服務設施配套。依據容量分析合理配置基礎設施，解決游客進入與停留的問題，同時前期必須按照景區化運營的需要，將大門、圍欄、集散演藝廣場、游客中心、餐飲購物節點、特色商鋪商業街、游樂體驗空間等設施進行完善。在此基礎之上，還可以針對部分農業園區進行功能調整，形成基本接待的能力。最后，主題農業園區強化與項目招商，圍繞主題引進符合農業園區餐飲休閑、體驗游樂、康體拓展的特色項目，利用游線串聯形成的節點或預留空間進行項目招商，形成農業本底與旅游內容互動的持續發展結構。通過旅游帶動，原有的農業基地或園區，將能夠大大提升地塊及區內農副產品的附加價值，不僅自身蔬菜瓜果等產品能夠實現就地銷售，更能夠通過旅游項目的帶動，促進園區產業機構的優化，解決更多農民就業與農民致富的問題。

(3)需要政府對農業規?；?、景區化的一系列的保護，和鼓勵政策。

參考文獻:

[1]中國統計局網

[2]中國人民網強國論壇

[3]中國農墾信息網

[4]中國新聞網

[5]吾喜雜志網

[6]《西德的農業現代化》裘元倫著

[7]《三農中國》季刊

第二篇：新形勢下如何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

新形勢下如何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

發改委城鄉科王新霞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幾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導下，我市加大對農業投入，落實各項支農惠農政策，減輕農民負擔，整合農業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勞務經濟，促使我市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步入了良性發展的快車道，農民收入不斷增加，呈現了良好的發展態勢，2010年全市農業總產值達到42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7840元。

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很快，各種各樣的因素，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和自然的因素，對我們進一步做好農業工作產生重大的影響，農業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一是黨和政府對農業越來越重視，二是農業宏觀政策環境越來越優化，三是社會投資農業欲望越來越強烈，四是農產品市場前景越來越看好。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是農業投入不足，多元化投入機制尚未建立，二是農業用地受限，規模經營空間嚴重不足，三是農民素質不高，新型農民培訓有待加強，四是科技含量較低，服務體系不健全，五是加工流通滯后，產業鏈條不夠發達，六是基礎設施薄弱，抵御災害能力較差。這些不利因素表明，我市農業和農村工作仍處于艱難的爬坡和攻堅階段。如何抓住機遇、面對挑戰，在新形勢下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勢必提上議事日程。對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的建議：

1、認真落實惠農政策，實現“惠農政策型”增收。近1

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和省委、省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我們要把抓好這些政策落實作為促進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方面，不折不扣執行免除農業稅政策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落實種糧補貼、農資綜合補貼、玉米良種補貼、購置農機具補貼和能繁母豬補貼等補貼政策。從近兩年來惠農政策的落實情況來看，“惠農政策型”增收已經在農民增收中占到一定比例。2010年，全市共向農民發放糧食直補資金7121萬元，其中種糧直接補貼1165萬元，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5956萬元；發放良種補貼1683.3萬元，其中小麥良種補貼822.7萬元，玉米811.6萬元，棉花49萬元。市農民人均得到補貼82.3元。

2、大力發展特色種植業，實現“特色種植型”增收。這是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的一個主要渠道。一是進一步抓好糧食生產。在全市范圍內推廣應用糧食高產栽培技術的基礎上，繼續實施糧食高產創建活動，推廣優質、高產小麥、玉米良種，落實增產技術，達到畝均年產噸糧，從而帶動全市糧食生產再上新臺階。二是在穩定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前提下，繼續調整優化農業結構，積極發展特色農業、精品農業。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要求，以蔬菜、中藥材、紅薯、煙葉、棉花等為重點，調整種植結構，積極發展綠色食品和生態農業。近幾年來，全市草本中藥材種植面積穩定在10萬畝左右，畝均效益達到1300元以上；紅薯種植面積穩定在30萬畝，畝均效益達到700元；蔬菜種植面積15萬畝（復種），畝均效益達到1500元以上。

3、積極發展現代畜牧業，實現“畜牧養殖型”增收。一是緊緊抓住國家、省扶持畜牧業發展的政策機遇，認真落實了能繁母豬補貼政策。二是大力推廣良種畜禽，提高良種畜禽覆蓋率，增加廣大養殖戶的飼養效益。三是積極開展養殖技術培訓。支持有創業能力人員畜牧創業發展，實現畜牧創業帶就業，增加農民收入。

4、強力推進產業化經營，實現“龍頭帶動型”增收。一是圍繞主導產業和資源優勢，大力培育農業龍頭企業，2010年，全市許昌市級龍頭企業達到38家，其中省級龍頭企業4家，全市農業企業固定資產達到14億元，銷售收入達到23億元，農戶從農業產業化組織新增收入4億元。

要通過扶持龍頭企業發展來帶動農民收入增加。二是按照圍繞原料上加工、圍繞加工上規模、圍繞規模上配套、圍繞配套創品牌的工作思路，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

5、大力發展勞務經濟，實現“勞務輸出型”增收。目前，實施勞務輸出已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一是加強了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根據我市實際情況，對16-30歲的青年主要進行技能培訓和學歷教育，使他們由體力型轉變為智能型；30-45歲的青壯年主要開展引導性培訓和短期的職業技能培訓，增加轉崗就業機會；45歲以上的中年人主要進行農業新技術、新知識的培訓。二是堅持就地轉移和向外輸出雙管齊下。一方面積極有序地做好向大城市、沿海發達地區的輸出工作，另一方面圍繞我市的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積極培植壯大產業集群，加快鑄造產業集聚區、陶瓷產

業集聚區、三粉加工產業集聚區、檔發產業集聚區、分離機械產業集聚區的建設，提高產業效益，增強行業競爭力和市場競爭力，擴大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空間。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第三篇：如何通過發布新聞有效提高企業知名度

當企業或個人需要提高新產品、服務知名度時，通過新聞發布，在網絡上做最大范圍的發布，擴大輿論影響，在提高關注度的同時結合相關產品推廣同步進行。采用新聞傳播模式進行推廣可以產生頻繁的新聞曝光率，第一時間出現在Google、百度、雅虎等搜索引擎的搜索結果中并使排名靠前。

如何發布新聞？一般有以下三種方法，其中找發稿公司是簡便的方法。

一、舉辦新聞發布會：請行業及大眾媒體參會，由企業新聞發言人對外公開發布企業重大消息。這種方式對企業來講，費用花費很高，而且是有一定社會知名度的大型企業才有這樣的號召力和媒體關注度。

二、發稿公司代發：媒介公司在新聞傳播、社會公關等方面較為專業，特別是專業做新聞營銷的優渡網，其媒體資源廣泛，報紙、雜志、門戶網站、行業網站均可見優渡網的身影。優渡網推出的新聞創意、新聞源、新聞排名優化等概念在業界也處于遙遙領先地位。優渡網善于挖掘企業的新聞事件，撰寫成新聞稿，然后通過其龐大的媒體資源讓該新聞覆蓋全國報紙及網絡。

三、企業自主建立媒體關系：大型企業一般都有自己的品牌部或叫市場部或企劃部，團隊中有一位媒介經理，去搞媒體關系，如果企業有重要新聞，通過這些媒體關系發布。這種方式的優點是比較直接比較快，費用少;缺點是工作難度大，媒體范圍小，發稿數量受限制，稿件發布率低。

新聞營銷特點

1.通過優渡網發布高質量新聞稿件，能夠獲得大型新聞網站首頁展示的機會，這些新聞網站每日的訪問量大的驚人，恐怕傳統的電視廣告，都不具備與這種互聯網媒體相媲美的能力。

2.為互聯網新聞工作者提供新聞素材，使得自己公司的品牌形象傳播到互聯網的各個角落。

3.優渡網高質量的新聞稿件，可以獲得互聯網有效的轉載，通過在新聞稿件中增加版權，文章出處，可以獲得高質量的網站外鏈，有效幫助自己網站在搜索引擎中關鍵詞排名的提升。

第四篇：通過教研活動有效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通過教研活動有效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教研活動是一個學校不能缺少的部分，它把同學科的老師聚集在一起，共同研究在教學過程中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進行教學研究。然而教學研究除了保證每位教師的均衡發展,促進整體教育教學水平的提高外,還需要做好專題研究,所以提高教研活動的質量尤為重要。通過教研活動提高課堂有效性是有效途徑，下面是通過教研活動總結提高語文課堂教學效率的一些方法。

要提高語文課堂教學效率，使教師教得生動，學生學得主動，教師必須精心設計、巧妙構思教學的全過程。因為備好課是上好課的前提，而深入鉆研教材又是備好課的基礎。蘇霍姆林斯基說：“教師越是能夠運用自如地掌握教材，那么他講解就越是情感鮮明，學生聽后花在教科書上的時間就越少?！泵科n文，無論是語文知識，還是思想內容都不同，這就要求教師吃透教材，把握每篇課文的個性，因文而異，設計最優化的教法。設計教學過程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找準教學突破口

為了避免篇篇課文都從頭講起這種“千人一面”的陳舊教學模式，教師在設計教程時要根據不同類型、不同體裁、不同風格的文章，找準突破口。找準了突破口就等于給教學找到了捷徑。

2．精心設計問題

提問是課堂教學中常用的一種重要手段。教師提的問，是學生思維的支點，學生借助教師提的問進行觀察、思考、分析、想象。問題提得恰當，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引導學生學好語言文字，發展學生的思維，培養理解能力。因此，教師在設計教程時，要精心設計問題，問題既不能大而空，也不能小而碎；既能引導學生回答到點子上，又能訓練和拓寬學生的思維?？傊?，問題應少而精。

3．目標明確，訓練有針對性

學習語言文字，只有通過練習才能達到理解、鞏固、運用和積累的目的。課堂教學的過程就是學生接受語言文字訓練的過程。在訓練過程中，教師向學生傳授有關的語文知識，指導學習方法，引導實踐，讓學生通過自己的實踐來理解和掌握知識，運用知識，形成能力。要達到這樣的要求，教師在設計教程時應有明確的目的，找準訓練點，即訓練些什么；考慮訓練的方式，即怎樣訓練。練習題的設計要根據教學目標，做到有針對性。

4．設計好“三語”

（1）導入語。導入是一節課的序幕，成功的導入給一節課開了一個好頭。導入成功與否，導語是關鍵，好的導語能使學生產生強烈的求知愿望。教學《桂林山水》可設計這樣的導語：“同學們，我們的祖國幅員遼闊，山河秀麗。我們曾登過永濟的黃鶴樓，領略過‘更上一層樓’的哲理；我們曾爬過黃山的天都峰，欣賞過它的秀麗與險峻；我們曾看見過東北的小興安嶺，感受過它的美麗、富饒。今天我們要到廣西桂林去游覽桂林的山水，欣賞那兒的綺麗風光?！苯處煶錆M感情的娓娓道出，給學生美的享受，激發了學生的求知欲，學生的思維會馬上集中在課文中來，迫切地想讀下去。這樣的導語還能使學生溫故知新，受到熱愛祖國、熱愛大自然的教育。

（2）過渡語。在語文教學中，當學生由一部分內容的學習，轉入另一部分內容的學習時，有個過渡問題。設計教程，應設計好過渡語。過渡語在教學中起橋梁作用，它能使學生了解上下內容的有機聯系，給學生指明學路，培養學生思維的嚴密性。

（3）總結語。當學生學完一個內容或一篇課文時，內心一定會有很多感觸，但由于他們年齡小，知識水平和表達能力有限，有的內容即使他們理解了，但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這時，如果教師用一段充滿激情的語言作總結，就能把學生想說又說不出來的“心里話”替他們說出來。

5．精心設計板書

板書是啟迪學生思維，發展學生智力，培養學生能力，完成教學任務的重要手段。有人把板書比作微型教案，這是非常拾當的。因為板書反映了課文的思路和教師的教路、教學重難點，設計教程，不能忽視板書的作用。板書的設計要根據課文特點的學生實際而定，形式既要多樣化，有新意，又要簡明扼要、畫龍點晴。

讓我更深層次的理解教研活動的價值，更有利于教師進行教學研究。教學研究的本質在于追求更合理的教學實踐。而且有助于教師間教學研究氛圍的形成，是提高教學效果的一種有效的方法。

第五篇：農村土地流轉市場有望增加中國農民收入提高農業生產率（精選）

農村土地流轉市場有望增加中國農民收入提高農業生產率?

一項新的調查顯示，由于中國農民在土地租賃上有了更強大的法律保護，中國正在出現一個規模更大的農村土地市場。這一趨勢有望幫助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生產率，這也是作為農業大國的中國目前的首要任務。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農村土地市場仍高度受限。耕地為村集體所有(實際上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地方代表)，直接買賣耕地是違法的。不過，自1984年以來，農民個人獲準出租或轉讓土地使用權。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得到了2002年一項新法律的支持，去年又獲得了高層領導的進一步支持。中國的領導人正努力提高農民收入，以應對持續的貧困和貧富不均。

據農村發展研究所(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周三在北京公布的一項調查，這樣做的結果是，現在農民們可以拿到更高的土地租金，簽訂期限更長的租賃合同。

自1999年以來，這家總部位于西雅圖的非營利機構一直在對中國農民狀況進行獨立調查，它也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可以進行調查的外部機構之一。最近一次調查是在2008年年中，當時該機構采訪了17個省份的1,879位農民。

在2008年的調查中，土地年租金的中值提高到了相當于每英畝267美元的水平，比2005年調查中每英畝125美元的價格增加了一倍有余。這個價位與美國西海岸已灌溉耕地的租金相當。農村發展研究所表示，租金上調的原因之一是全球農產品價格上漲。不過還有一個原因是人們越來越認為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是可靠的，因此也是有價值的。有超過15%的土地轉讓合同期限在3年以上，比2001年時的6%有所增加。

農村發展研究所創始人普羅斯特曼(Roy Prosterman)說，這表明人們開始從中期角度看問題。如果你能讓農民擁有土地的長期使用權，這是啟動全球經濟所需的一大要素。

農村土地市場的形成意味著有為耕地定價的可能。農村發展研究所表示，從標準30年期租約的平均租金可以得出，全中國的耕地總市值可能約為1.2萬億美元。對此加以利用可以幫助農民變得更加富足。約有15%的受訪農民正在以某種形式轉讓土地?，F在大多數農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自于種自己的地以外的來源。

福建省沙半(音)村的48歲農民張德平(音)說，通過出租土地，我們有了更多的選擇。我們可以去工廠工作，或是在別人的地里干活。每年9月至來年3月，他都把家里的地租出去，在剩下的時間里種些水稻自用。

他說，每年有一半的時間把地租出去，真可以賺不少錢，因為他除了收租金外，還為別人干活賺工錢。我們可以比在自己的地里種田賺更多的錢。

在交易的另一方，租別人的地種莊稼的農民收益則可能更高。農村發展研究所的調查發現，租別人地的農民中有36%進行資本投資。普羅斯特曼說，這類投資的步伐明顯加快。

沈偉峰(音)租了張德平的地，同時還租了當地其他近500個農戶的地。他種植高價值作物，比如大頭菜、番茄和青椒，并向俄羅斯和蒙古出口。沈偉峰是90年代中期開始這類生意的，不過當時他發現很少有其他農民愿意把地租給他。

沈偉峰說，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大部分村民愿意把地租出去，他們甚至擔心自己不能把地租出去。他種的地已經從最初的約40英畝擴大到了現在的100多英畝。

得益于日益堅實的法律基礎，這樣的交易越來越普遍。農村發展研究所的調查發現，在土地使用權方面，有58%的農民現在都有一份正式的書面合同或證書。威脅土地使用權的一個主要因素──村里的有關部門強迫進行土地資產的重新“洗牌”──已經減少了。調查發現，土地使用權的重新“洗牌”情況從此前調查的占農民的3%下降到了每年約1%。

普羅斯特曼說，現在的挑戰是，中國需要把這些法律保護擴大到兩億農戶中的其他人群中。

維基百科: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是一個經濟學和歷史學的概念，指少數人擁有越來越多土地的過程。土地兼并的結果是另外一些人只能擁有很少的土地或者完全喪失土地。在以農業為主的農業社會里，土地兼并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激發民變。但是在工業社會，土地兼并則能夠向工業商品提供市場和勞動力。例如英國歷史上的圈地運動，就是一個典型的土地兼并運動，但是英國十分幸運，圈地運動成為促發工業革命的原因之一，從而渡過了社會危機。中國歷史上，歷代朝廷都將抑制土地兼并作為基本國策，這也是中國未能發生工業革命的原因之一。

土地兼并與土地私有化

土地兼并是不是一定就是壞事?中國目前的土地政策其實處于兩難境地:現行土地政策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要求,科學技術的加速發展日益凸顯小農經濟模式的落伍,所以中國農業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須改變現行的土地政策。

反對土地私有化的人所持的理由，最主要的一條就是認為土地私有化之后會出現嚴重的土地兼并現象，由此導致農民失去土地，進而影響到社會穩定。其實這樣的預測是不準確的。沒有證據表明土地私有化就一定會產生嚴重的土地兼并現象。土地兼并現象一定會有，但是這一現象是否會達到引起社會**的程度卻值得商榷。以中國人“戀地情結”，出賣自己土地的現象將不會很普遍，中國人在哪種情況下才會出 賣自己的土地呢?一種是在發達的情況下，做生意發了財不需要繼續土里刨食式的謀生手段，或在大城市里謀得一個好職業舉家遷入所供職的城市等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土地可能會被視為累贅而出 賣，但是這也僅僅說出了一種可能性，并非必然，也許上面所說這些人出于留后路的想法之一保留自己的土地也未可知，從中國農民的秉性來看很有可能;第二種情況是農民破產，被迫出 賣自己的土地以維持生計，引起這種后果的必要條件是種糧食賠錢，原因一是糧食太便宜而生產資料太貴且稅費過重，二是自然災害，前者是出于社會的原因不單純是土地私有化帶來的后果，比如國內糧食市場對國際開放，而國內的生產資料市場未能同步放開，或者生產資料屬于壟斷產業比如電力等，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市場的進一步開放，這種情況會有所緩解，對于因自然災害造成的農民破產，則需要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來避免。我眼下只想到上述兩種情況，有意者可以補充。

土地兼并是不是一定就是壞事?中國目前的土地政策其實處于兩難境地:現行土地政策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要求,科學技術的加速發展日益凸顯小農經濟模式的落伍,所以中國農業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須改變現行的土地政策,但是農場制模式在中國卻行不通,原因是中國龐大的農業人口,如果土地一旦集中到少數人的手里,那些喪失土地的人并不能都成為農業工人,勢必有許多人失業,從而影響社會穩定——時至今日我們不得不容忍這個人口無節制增長帶來的惡果。這種狀況勢將持續很長時間,而小范圍的土地兼并則會成為中國土地狀況的一個異數.所謂的小范圍的土地兼并是指前述那些因不再需要土地的人出 賣自己的土地。這種狀況目前即已存在。比如在溫州，因為很多人出外謀生，致使許多土地面臨拋荒的危險，而政策又不允許拋荒，為了避免被課以重罰，他們在離家之前必須妥善處理自己的土地，多數情況是他們出錢請其他人代為種地，除了出錢之外，農業稅還得自己繳，在這種情況下，土地之與他們實在是一種束縛，如果允許他們自由出 賣自己的土地對他們來說無疑是一種解放。類似的情況多發生在南方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在北方則比較少見。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這種情況將越來越普遍。

土地兼并是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關鍵性過程

要使中國從小農經濟的封建國家轉變成農業現代化的現代化文明國家，農業土地從以家庭為單位的小塊狀態，轉變成企業管理的規?；癄顟B，是個很重要的發展過程。沒有這樣的過程，農業的現代化無從談起，國家進入現代化社會的目標，更是無從談起。

歷史地看，世界上現代化國家形成的發展歷史，無不首先是農業土地成功兼并的發展歷史。有了成功的土地兼并，也才有了農業生產經營的規?；凸ど袒?，農民才成為了農業經濟的產業工人，生產工具也才完全實現了機械化。英國可以說是通過土地兼并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典范。從16世紀早期到17世紀末，通過協議性圈地運動完成了土地從共權到私權的確立(當然也可能通過強制手段達成協議)。到了18世紀，又有了圈地法令，對某一特定地區進行圈地。土地共權改革為私權，為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奠定了土地規?；幕A。圈地運動逐步消滅了佃戶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狀態，使成片的土地掌握在了有資金實力和管理能力的農場主的手里。他們為了追逐高利潤，引進新品種、新技術、新機械，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集約化生產水平，推動了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一直到19世紀初，英國農業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法國是個人多地少的國家。20世紀50年代中期，政府出臺一系列措施，推動“土地集中”，實現規模經營。為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政府實行了“減”的辦法：年齡在55歲以上的農民，國家一次性發放“離農終身補貼”;鼓勵農村年輕人離土離鄉，到國營企業做工;其他青壯年勞力，政府出錢辦班，先培訓，再務農。與減少農業人口的做法相反，對農地經營規模，政府用的是“加”法：規定農場主的合法繼承人只有一個，防止土地進一步分散;同時，推出稅收優惠政策，鼓勵父子農場、兄弟農場以土地入股，開展聯合經營。各級政府還組建了土地整治公司，這是一種非盈利組織，它們擁有土地優先購買權，把買進的插花地、低產田集中連片，整治成標準農場，然后再低價保本出售。此外，國家還給大農場提供低息貸款，對農民自發的土地合并減免稅費，促使農場規模不斷擴大。1955年，法國10公頃以下的小農場有127萬個，20年后減少到53萬個，50公頃以上的大農場增加了4萬多個。農業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例，50年代初近40%，現在只有2.2%，農民平均占有農地達到10公頃以上。

雖然各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同，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要實現農業現代化，首先必須實現土地集中的規?；a經營。小農經濟的農業形態，是發展不成現代化農業的，中國要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必須開始“土地兼并”的歷史征程。雖然道路漫長，但是就象種莊稼一樣，只要開始耕作，并且精心管理，就一定能夠獲得豐厚的回報。

“地權不均”一定會導致社會不公平?

對中國過去認識傳統鄉村社會的模式影響最大的有兩種理論，即“中國封建社會”理論和“鄉村和諧論”?！爸袊饨ㄉ鐣崩碚撘喾Q“租佃關系決定論”，其特點是非常強調租佃關系的作用。它大致有五個環環相扣的命題。第一，認為傳統農村最大的問題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地權集中、使用分散，因此造成耕者無其田，有田者不耕，形成地主和農民的對立--這種意義上的農民特指佃農--以致農村被割裂成兩個陣營，存在著嚴重的階級對立與階級斗爭。第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據說就是土地私有、自由買賣，小農兩極分化。這種以“私有-買賣”作為租佃關系成因的解釋還引申出兩個理論：一是認為既然小農經濟會兩極分化，租佃制又是中國一切災難的根源，則土地改革消滅了大地產還不夠，緊接著還要消滅小地產，搞集體化，否則又會啟動下一輪“兩極分化”。二是所謂“地主、商人、高利貸三位一體”之說，如果租佃制是萬惡之淵，“私有-買賣”又是租佃之源，這就必然強調“抑商”的必要，同時忽視“限權”的必要--因為抑商正是要靠官家。第三，以“土地私有、自由買賣，兼并危機、主佃沖突，最終爆發農民戰爭”的模式，來闡述中國歷史上的歷史周期論。以此解釋中國歷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亂極生治，治極生亂”的現象。第四，以“中國地主制，西方領主制”來解釋中、西歷史的區別，尤其是“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問題。當時兩個流行說法都與“租佃決定論”有關：一是說中國的租佃制是小生產，而西方的領主制莊園據說是大生產，有利于使他們過渡到資本主義。二是說中國租佃制下土地可買賣，導致“以末治富，用本守之”，工商業積累都用來買地了，因此不能形成資本原始積累。而據說西方的土地是不能買賣的，所以工商業賺了錢只能在業內滾動，資本就積累起來了。第五，用這套說法解釋近現代中國史，尤其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近代國內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問題，據認為不管是辛亥革命還是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都是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后來的國共斗爭也是由于共產黨解決了土地問題，所以勝利了，國民黨沒解決這個問題，就失敗了。這種說法在很大程度上將國共兩黨的斗爭描寫成土地改革派和反土地改革派的斗爭。這五個命題環環相扣，形成很完整的一個邏輯體系。

與此相反，早在1949 年以前就一直有對鄉村社會的另一種邏輯。其最典型的代表并不是國民黨方面的史學家，而是中國文化本位論者，如梁漱溟先生等人，他們和西方漢學的一些傳統結合起來，形成對中國傳統社會另一極的看法，筆者稱之為“鄉村和諧論”。與階級斗爭之說相反，這些學者把傳統鄉村看成一個非常和諧的、溫情脈脈的大家庭。其主要論點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句話：“國權不下縣，縣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出鄉紳”。據說傳統的國家官府只管城里人，鄉村社會則依靠習慣法、道德、倫理等“非正式制度”非常和諧地在自我調節。而進行這種調節的主要組織資源，就是被描述為傳統之根的家庭-宗族組織。據說宗族是自治的，自治靠什么呢?靠倫理，通常是特指傳統血緣共同體-宗族關系中的族緣親情與輩分等級所維系的人際交往準則。而這種倫理的代表、從而也就是小共同體公共利益的代表，被認為是鄉紳。如果說“中國封建論”者心目中的階級斗爭之地在“鄉村和諧論”者那里是個充滿溫情的大家庭，那么鄉紳在前者那里被描述為欺貧虐佃的大地產主，在后者那里則是以道德立身、為鄉親請命的讀書人。這種作為地方精英、鄉村自治代表、民間倫理化身的鄉紳，越來越成為解釋中國傳統農村的關鍵概念。總之，“國權不下縣，縣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出鄉紳”，描繪的是一種玫瑰色的傳統鄉村。

但這種理論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人真正解釋過以往稱為“農民戰爭”的社會爆炸現象何以會發生。假如傳統鄉村的內部關系真的那么和諧融洽，而外部的專制權力又對它并無影響，那么大規模的、慘烈與殘酷程度在人類各民族內戰史上絕對是首屈一指的災難在中國歷史上一而再、再而

三、幾乎是規律性地、大約每隔兩百年就發生一次，這究竟是為什么?

更為古怪的是：這兩種在理論形式上最為對立(其邏輯上的不相容性遠遠超過國共兩黨農民-土地理論的差異)的解說，在現實政治中的關系卻似乎不那么對立。不僅當年以梁漱溟先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主流最終選擇了與中共合作，今天這兩種說法也同時流行，有時甚至同時出現在同一人、同一部著作中，而似乎并不需要以實證和理論上的爭辯來排解二者的邏輯矛盾。然而從學術角度看，上述關于租佃和宗族的理論極有辨證的必要。筆者十年前曾著有《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再認識》一書①，對明清以來關中地區的超低租佃率和自耕農社會進行了分析。該書發表后引起兩類反響：一是認為此類特征不僅關中有之，如過去就一直質疑“地主經濟”論的美國學者趙岡先生，便在其新著中引述了上述關中數據來為他的中國傳統農業非地主經濟論作補充證明②。而其他一些地域經濟史的研究者也指出當地存在著類似關中那樣的特征③。二是認為所謂關中模式只是極特殊的個案，不能說明關中一般，更不能說明中國。如鄭磊認為，民國時期關中地區土地分配比較平均、租佃對立不嚴重是關中生態環境惡化導致的“異相”，對“傳統意義上的封建經濟涵義”不構成什么沖擊④。此外還有日本學者森田明主張關中在明清之際有所謂土地兼并浪潮，以致導致原有“水利共同體”解體⑤，其說雖在拙著之前，并非針對拙論，但是也有人以此質疑“關中無地主”之說。

其實，筆者在那本拙著中已經指出，所謂“關中模式”的理論意義無非是說，過去許多被認為需要改變的傳統弊病(多以約定俗成的貶義詞“封建社會”名之，其實只要不拘泥于古義，此詞本屬無可無不可)本非有賴于租佃制的存在而存在，也未必因租佃制的消失而消失。這并不是說這種傳統中不會有租佃制，也不是說租佃制本身沒有弊端。只是租佃制并不像以往所說的那么重要，或者用那時的用語，租佃制及其引起的諸問題并非那個時代的“主要矛盾”所在而已。因此，盡管關中的地權分散狀態并不像鄭磊所說的那樣只是民國大饑荒造成的短期偶然現象，明清時期關中也不像森田明所說的那樣發生過嚴重的“土地兼并”。但是，這其實并非問題的關鍵。筆者當然無意證明關中歷史上任何時段都從未有過更高程度的土地集中，更不想證明中國其他地區也和明清以來的關中一般地權分散。清代以至民國的“關中模式”無疑是地權分散的傳統自耕農社會的一個特例，“租佃決定論”不能用以解釋它。傳統中國鄉村的其他時段與地域可能比“關中模式”的土地更集中一些，自耕農少一些，租佃率高一些。但因此“租佃決定論”對于它們就能成立嗎?筆者對此非常懷疑。

地權不均也未必意味著租佃制發達，即使在存在租佃關系的情況下，租佃關系和我國的傳統結構到底是什么關系，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經濟史家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注意到一個問題，即中國歷史上往往是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的地方(如華北)，租佃關系也非常不發達。如果那里有一些大地產的話，也大都是用雇工經營的，就是說北方多經營地主，南方多租佃地主，這是很早人們就已經看到的現象。如果地域設定，那么時間變量也似乎有類似的函數關系，如江南，明代還有不少經營地主，到清代基本上就沒有了。然而，清代的資本主義也好，市場經濟也好，無疑比明代要發達得多。總之從地域講，江南比華北發達，時間上講，盛清比明發達，但是租佃制則偏向于在較發達的時空中存在。這與所謂租佃制代表“封建自然經濟”，而雇傭制代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說法是完全相反的。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到底是雇工經營“先進”還是租佃經營“先進”。現在姑且不管什么“先進”與否，也不管租佃還是雇傭，只從社會矛盾的角度看看上述地權分布狀況的可能意義。

我們知道，如果拋開政治上的不公平，僅就經濟方面講，導致人們生存狀況相差懸殊的直接原因是消費狀況的差異，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也，而這又與收入狀況的差異直接相關。土地分配的不均只有轉化為收入、消費的不均，才會造成社會不公并加劇社會矛盾。由于消費統計比較困難，因此，如今人們討論社會公平時主要關注的指標是收入分配的不均，吉尼系數也主要是用來計量收入分配不均度的。如今國際上一般都認為，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數在0。3以下，屬于相當平等的社會;0。3-0。5是比較不平等的社會;0。6以上是很不平等的社會。通常認為我國如今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數已經超過0。4，一些有影響的調查，如經濟學家趙人偉課題組、社會學家李強課題組都認為早在1994年我國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45左右。

如果像以“租佃決定論”為基礎的“中國封建論”所說的那樣，傳統中國的不平等主要是租佃關系中的地主與農民的不平等，亦即是地權不均導致地租剝削引起的收入不均與消費不均，甚至如改革前的一種流行說法：地租是封建社會剩余勞動的基本形式，賦稅、利息、商業利潤等等都是地租的再分配，那么上述中國傳統水平的地權分配不均會導致一種怎樣的不平等呢?設想一種邏輯上的極端狀態：某個超大地主占有社會上的全部土地，其余所有社會成員完全無地并且淪為該地主的純佃戶。這時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數達到1(即邏輯上的極值)。假設這時的地租率為50%(即通常認為是“中國封建社會”常態的“對半分租”)，那么該地主將占有社會總收入的一半，而其他人共分另一半。不難算得此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數為0。5，只是地權分配不均度的一半。

如果改租佃為雇傭，也會出現類似情況。一般而言，如果收入分配不均并非因政治強權造成，即如果其原因主要是經濟上自由的要素交易與資本孳息(如雇傭、租佃、借貸等)，那么“生息資本”(所謂生產資料)分布的不均度必然顯著高于收入分布的不均度，亦即“財富的不平等遠遠大于收入的不平等”。道理很簡單：一個經濟上高度分化的社會可能有大量的無產者，但不可能有大量的無收入者。在農村可能有許多無地農民，但不可能有不吃飯的農民。反過來講，富民可能壟斷資本(或土地)，但不可能壟斷收入。作為平民他們的“不勞而獲”需要通過要素交易(即“土地與勞動的結合”)來實現，這種交易必然帶來收入的分散。

因此在富人主要由平民、而不是由權貴組成的英、美等國，20世紀通常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數在0。3-0。4之間，然而其資本分配的吉尼系數就要大得多，往往達到0。8以上③。在今天的其他國家，雖然由于民主化程度低，“權力收入”和來自“統治-服從關系”的收入比重相當高，但是如果僅計算受到此種收入影響較小的鄉村平民中的收入分配狀況，則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情況。例如據分析，1991年在孟加拉國農村，農民來自鄉村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數只有0。28，可是該年該國農村地權分配的吉尼系數達到0。65，幾乎高出前數一倍。中國其實也不例外，抽樣研究顯示：1988年，中國農村農地分配的吉尼系數，未調整土地為0。50，調整過的土地為0。47，但當年鄉村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數只有0。34。1995年中國農村分化加劇，這個數值上升到0。42，但是如果只計來自農業的收入，則吉尼系數只有0。24左右。

根據同樣的道理，在傳統中國，如果只考慮平民中地主與農民的經濟關系，那么顯然，無論在租佃制還是雇傭制下，地主都不能獲得其土地上的全部收獲，而佃農或雇工可以全然無地，卻不會全然無收獲，只有自耕農占有其土地上的全部收獲。換言之，地主占有的收入比例小于其占地比例，佃(雇)農占有的收入比例高于其占地比例，只有自耕農的收入比例與占地比例大致相等。這樣，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數就會明顯小于地權分配的吉尼系數。雖然兩者的比值并不固定，但是根據經驗，在地租率大致為50%、地權分配吉尼系數為0。3-0。7區間時，因租佃關系引起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數與地權分配吉尼系數的比值約在0。5-0。6左右。

于是在邏輯上不可避免地面臨兩個推論：

推論1：如果按“租佃決定論”的邏輯，與傳統時代0。53左右的土地分配吉尼系數相應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數將只有0。26-0。3上下。如上所述，這在今日社會統計學眼中屬于“平等社會”，其平等程度遠比今日中國(收入分配吉尼系數超過0。4，甚至可能超過0。5)為高!這樣一個桃花源式的“傳統社會”怎么會有社會不公?怎么會發生社會危機乃至屢次發生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內戰?這將令人難以理解。

推論2：反過來講，如果這個社會的確存在嚴重的社會不公，發生過社會危機與社會爆炸，那么這種不公與危機就應當另有原因。這種原因使收入分配的不均可能甚于地權分配的不均，甚至在“均田制”條件下仍會因社會不公引發爆炸性的社會危機。

總之，傳統中國土地并不那么集中，租佃制并不那么發達。這種程度的土地不均在邏輯上只能導出兩個結論：或者社會矛盾來源于土地不均，那么這種矛盾將無關痛癢，傳統社會是個一團和氣的桃花源;或者社會矛盾會很尖銳，但矛盾的根源必然另有所在。二者必居其一，在邏輯上不可能同時推翻這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