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農問題之農民

我認為我們中國要解決“三農”問題，核心是要解決好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關鍵依照我的思考是七個字：“安居、樂業、有保障”。要把農民的問題徹底的解決好，天津開展了宅基地換房的辦法建設示范小城鎮，這是國家有關部門批準的，做法就是在國家現行的政策框架下，一個是承包責任制不變，可耕種土地不減，尊重農民的意愿。搞這個示范小城鎮建設，宅基地換房要100%的老百姓都討論。我們的目的就是95%的老百姓擁護，還有5%的老百姓不反對，都要寫申請書。在這么一個基礎上來開展試點工作，所以開展的過程當中非常的穩定，這個就是充分尊重了農民的意愿。

然后把宅基地這塊整理好，首先我們把小城鎮的房子先建好，然后依照規定的標準，農民置換住房。置換以后他就住到新房子里面去了，那么把宅基地這塊地整理出來，再還給集體來耕種，搞現代設施農業。

小城鎮要規劃好，生態的、環保的、小公園、大公園、社區服務中心、中學、小學、幼兒園全部配套。污水處理、垃圾不落地、太陽能的使用全面跟上。使農民能夠過上城市里的生活，這個是一模一樣的，某些方面比城市的水平還要高。然后我們在這個旁邊再規劃一個產業園，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給農民上保險，在旁邊再劃一塊土地作為市場化運作，出讓以后的收益來平衡這個小城鎮建設的經費。我們是按照這樣的一個思路搞的，那么在華明鎮搞試點，這個宅基地是1.2萬畝，建這個小鎮我們是用了8000畝，所以說多出了4000畝土地，效果非常好，老百姓非常的擁護。通過這個辦法農民由一產向二產、三產轉移，大大提高農民的收入，明顯改善了居住的環境，提高了文明成果，使廣大農民享受到了城市化的生活。華明鎮搞了以后非常的成功，現在4萬多農民進入到這個小城鎮里，就業崗位都比較充足，90%的人上了保險，農民是非常擁護、非常支持、非常高興。

去年的元宵節1萬多農民在自己的小城鎮里面搞活動、跳秧歌，都說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政策好。所以說宅基地換房效果還是非常好的，我認為這是一個深刻的變革，就那么一個“換”字，換來了土地的集約利用，換來了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換來了發展的新空間，換來了農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換來了城鄉差別的縮小。去年4月份，華明鎮入選了上海世博會最佳實踐區，農民非常的高興，用他們樸實的語言講了一句通俗的話：“一樣的土地、不一樣的生活。”就是原來那些土地，現在帶給我們的是一個新的生活。

那么宅基地換房現在整個天津市有12個鎮、5個村莊，在18萬人的這么一個范圍內展開，到今年年底這18萬人都可以搬到小城鎮居住了，同時今年5月份左右第三批即將開始。如果國土資源部能夠批準以后，我們啟動10個鎮的試點，涉及到112個村莊，21.6萬農民，我們認為這個是統籌城鄉發展的一個態勢，它是從天津實際出發的，是符合天津實際的，至于對其他的地方有沒有借鑒，這個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當然兄弟城市也創造了許多好的做法和經驗，都值得我們認真的學習和借鑒。

“?三農?問題是一個整體，核心是農民問題，因為農業是一種產業，是農民從事的職業;農村是農民聚居生活的社區。所以要解決?三農?問題，第一位的是要解決農民問題，只有把農民問題解決好，農業問題、農村問題才能順利解決。”[2]而要很好的解決農民問題在很大的程

度上講是要解決好農民收入問題，“當前農產品供給形勢是建國以來最好的，而農民收入問題，至少在改革開放20多年來，從未這樣嚴峻”[3]。而要解決收入問題則要很好的解決“農民工”問題。現在全國農民工就有“8000—9000多萬人”大約占到了農民人口的10%，并且“農民工”的年齡35歲以下，可以說是農業的生產力量的主力軍。

從教育上說加強農民的科學文化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迫切的。雖然國家在幾年前就出臺了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掃文盲”活動，并且也進行了普及科學文化知識和農業相關知識的宣傳活動。但是這些在很大的程度來說根本就是一種形式而已。很多農村只是在當地的小學掛一個牌，發的書也是很少的或者是根本就沒有，有書的時候也只是放在村民委員會，那些所謂的宣傳知識的隊伍也就是隨便應付一下。雖然說會有一些農民來看，但是那些人并不是來詢問什么知識和技術的，而是看一下希奇的，因為在一年是沒有幾次的。而大家經常所說的收到很好的效果只是在很少的農村，而且是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而那些經濟落后的地區是根本得不到那么好的效果。

有一些留在家里沒有出去但實有能力的年輕人是很想在家鄉做一寫事情的，比如說搞一些副業或者是開辦工廠。但是，由于手上沒有資金，更是沒有技術。想到銀行里貸點款是非常不容易的，雖然說現在要貸幾千元作為農業肥料費用是很容易貸到的。但是，那么一點對于想搞副業和開辦工廠的人來說簡直就是杯水車薪，起步了什么作用。而用貸個幾萬甚至是幾十萬，那就非常的困難了，一般來說是貸不到的，除非有關系后者是經過銀行不斷的考核才有可能。

因為，當地經濟本來就落后。財政支出困難，支付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和“村官”的工資就很成問題。更不要說，請些什么人來教育農民了，雖然說很多的人都是自愿服務的，但是來了總是吃飯的嗎。如果時不時就來了人的話，那不是給本來財政困難的鄉政府雪上加霜嗎。再說了，即使鄉政府真正的把工作做到了位也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因為，留在家的農民大多是一些不識字的，那些稍微能認得幾個字的大多是年輕人，而他們又出去打工了。如果硬是要這些人去上學的話那也是非常的不現實的。一是這些人已經是上了年紀的了，根本就聽不懂什么，要他們去聽課還不如叫他們去蹲監獄。二是，農民并不是什么時候都是非常有空閑時間的，雖然說農民除了農忙外就比較空閑，但是還是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說帶小孩子，每天的放牛喂豬等。這樣一來，還談什么依靠科技來發展農業，農民的素質又怎么會提高呢？

而真正受到教育的人可以說是出去務工的那部分年輕人。一是他們年輕思想活躍，比較容易接受新知識。二是，處在城市里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而這些人對于農村來說是影響非常大的。而且對整個國家來說影響也是非常大的，“農民工目前已經成為我國工人階級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正在逐漸演變為工人階級的主力軍”[4]。而且“農民工為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功勛卓著的巨大貢獻，農民工創造的偉大業績將永載中國現代事業的史冊，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農民工是新時期我國工人階級的杰出代表”[5]。農民工為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做出了多大的貢獻啊，按理說他們也應該得到相應的報答。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國家的政策和社會地位上都應該得到很好的回報。

“農民工”問題解決好了，在很大的程度上說農民的問題也就解決了。而農民現在存在最大的問題是收入問題，只要是在農村的人都能有很深的體會：賺錢難啊，光靠種田是沒有出息的是賺不到什么錢的，是談不上過什么好日子的。為了能夠賺到更多的錢，更好的維持家庭的開支，特別是子女的教育費用和住房問題。不得已而到城市去打工。而到城市去了，又

不能像城市的人那樣得到同等的待遇。政府和工廠對農民工和職工就是“一國兩策，一場兩工”。農民工在城市里得不到許多最基本的權利，如安全權，選舉權等。據深圳的一項調查，僅深圳七家醫院的統計，1998年平均每天有31人因工傷致殘，平均每4天有1人因工傷死亡。1994年深圳勞動部門對5920家從事有毒作業工廠的調查中發現，無任何防護設施的有3108家，占52.7%，防護設施不合格的2577家，占43.7%。在1998年深圳中毒人數371人，死亡23人。生命這對于每個人來說最基本的都沒有的話，還談什么選舉權和其他的啊！而且農民工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卻得不到相應的報酬。據深圳市勞動局企業員工收入分配課題組1995年對114家國有企業調查，在同樣的崗位上，外來工的月工資是800元左右，而有深圳戶籍的員工工資則高達2500元左右。而且還有降低的趨勢，2001年深圳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是500元，低于20世紀80年代的水平。農民工在城市里，不僅是報酬上得不到相同的待遇，而且在醫療、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是得不到的，而產生上面的這些問題并不時說我們的農民工不夠努力不夠勤奮。而是因為我們的農民工不是城市戶籍，不是非農業戶口。所以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還是戶籍問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在拖了。這在很大的程度上關系著農民的收入問題，“農民來自農業的純收入絕對額開始減少。現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來自農業的收入不到一半”[6]。回田良說：“江蘇省2000年農民純收入增加

2.9%，這個增長并不是靠多數農民的收入增長拉動的。2000年江蘇農民減收戶達60%平收、增收的只占1/3強”。而且現在很多農民家庭的收入在絕大部分是來自打工收入的。而且還出現“出外打工一人，脫貧一戶”的現狀。因為在家里種田是根本就賺不到什么錢的，只不過可以解決溫飽問題而到了子女教育和其他支出的時候就很難維持了。江蘇這樣富裕地方都是這樣，別的省份就更不要說了。我們的政府不是天天在說要增加農民收入嗎，為何這里就不能打開一個口子呢？

我們可能有很多的部門、人員對取消戶籍制度還存在很多的疑慮。認為取消了戶籍制度之后可能會有大量的農民涌進城里來，會使原本交通緊張、社保壓力加大、管理困難、就業困難等給城市帶來很大的問題。而且有人認為，取消戶籍制度很有可能會出現像墨西哥、孟買、加爾各答等大城市出現很多的貧民窟問題。其實這些都是杞人憂天，能夠到城市的生活的人大都是能力比較強的人，是農村的皎皎者。他們不會給城市帶來什么問題而使給省市帶來稅收，創造就業，世界上是沒有哪個市長不歡迎別人來他那里工作就業的。而印度出現的貧民窟問題在我國也是不會出現的，因為他們完全是由于歷史原因，回鄉下沒有土地耕種。回家只能使討飯，而且家鄉討飯由沒有城市里那么容易，所以就留在了城市。而中國則只是歷史的遺留問題“我國現行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是20世紀50年代為適應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7]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農民找不到工作的話還可以回家鄉，因為家鄉是有田可耕的。而且中國是人是非常愛家戀鄉的，“金窩銀窩不如草窩”，萬不得已，是不肯輕易離開家鄉的。就如三峽移民，國家政府給了那么優越的條件，很多人還是不想離開自己的家鄉，只不過是為了國家大事，迫不得已才離開的。農村是不會出現田地成荒地，農業基礎動搖的。“只要我們堅持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真正把農業放在首位，堅持?一靠政策，二靠科學，三靠投入?的既定方針不動搖，那么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可以有保證的”[8]。所以，取消戶籍制度是沒有什么后顧之憂的。

我們要平等的對待農民，特別是在工資方面。因為只要農民工的工資和城市居民的工資相等的話，那么我們的農民收入決定會提高非常多的。而且有的農民就會把在城市學到的技術拿到農村去發展鄉鎮企業。這樣一來又可以帶動其他人的收入，帶動農村的發展，正在的實現“進場不進城，離土不離鄉”。

農民的收入問題，只要靠自己的去解決，依靠國家政府的引導和幫助，才能從根本上使農民脫貧致富“提價策略已經很難像以前那樣奏效”[9]了。我們只有引進市場競爭機制讓農民在不斷的競爭中提高自己的收入，同時政府也要給以那些沒有什么能力或者是在競爭中暫時失利的農民以幫助。

第二篇：建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解決三農問題根本之策

建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解決三農問題

根本之策

一.“三農”問題的難點是農村人口增長過快過多

1.計劃生育成就巨大，但農村人口增長依然過快，數量過多。

我國每年增長人口1500萬至1600萬，大部分在農村。從生育理論上說，2.1%至2.3%之間的生育率，人口會達到零增長，我國目前的人口數據生育率為1.8%。但絕對增長數量顯然與增長率不相符，而且據我近20年來經常在農村的隨機調查看，極少見到獨生子女戶，大多是生育2個孩子，三個四個的也不少，生五六個以至七八個的也不稀罕。XX年，我在山東農村見到4個孩子的農家婦女也才不到40歲，據她說，這種情況在當地并不少見，計劃生育罰款只交很少的錢。XX年我在山西農村調查的幾個人口三四萬規模的鄉鎮，獨生子女戶約在100戶左右，其中一部分還是因疾病等多種原因，并非自愿獨生子女。也就是說，獨生子女大體是1%的比例，少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我在河北農村常年資助讀書的女孩，她家里3個女孩，這種情況在當地也是很多的。

2.上億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變為農民工，其中相當一部 分夫婦共同進城，計劃生育城市社區不管，農村難管，多胎超生相當普遍。每次全國人口普查都有上百萬出生后為躲罰款不報戶口的所謂“黑孩子”出現。

3.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是生一個女孩還可以再生第二個。生男孩則不可以再生第二個。自然造成男女比例失調。這是個十分不妥當的政策，而且更加造成只要沒男孩，多生幾個女孩村民也都是同情的社會氛圍。實際上鼓勵了沒男孩戶多生。

4.計劃生育財務制度不夠合理又往往促使多生。許多基層鄉鎮計劃生育機構大部分工作人員工資靠計劃生育罰款支付，超生罰款多，這些工作人員工資才有著落，如沒有超生的，則這些工作人員工資都成了問題，這種機制造成鼓勵多生的內在動力。這又是一個很不妥當的做法。這種情況如不是真正深入實際，很難了解清楚。現在基層計劃生育部門對各種重要數據等是保密的，調查相當困難。

以上這些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做法是導致農村人口過快過多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由此又帶來如下后果:

1.農村人口太多，人均耕地太少，農民靠農業增加收入很難。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國農民人均耕地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少，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分割的細碎。人均土地少是因為人口太多，人均土地碎是因為包產到戶改革時，全國農村大部分地方沒有很好的指導，而由農民 自己分地，平均主義比較嚴重，當時的集體生產隊耕地有多少塊，戶均就有多少塊，如果引導得好，農民就會利用級差地租原理每戶分一二塊地，而不是全國農村平均每戶耕地約8塊，每塊約一畝。農民會在土地面積上找均衡。戶均耕地太少使農業成本增高，太少的耕地又太過細碎使農業成本更高。而根源主要是人口太多。面積小成本高自然收益微薄，往往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生產力水平難以進步。某種程度上重復了中國幾千年小農經濟演進的歷史。

2.農民增收主要靠進城打工，但由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近億農民工常年畸形大流動，卻難以離開農村落戶城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有了明顯提高，農民占總人口的比例降低了，但總量并沒減少，反而增加。同時，耕地沒增加卻減少了約3億畝，占中國耕地總量的15%至20%。

耕地本是農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但市場經濟搞了多年，耕地這種生產資料并不能市場配置資源，不許買賣。土地承包法千呼萬喚才出來，但仍然沒能解決什么問題。耕地本是最重要的資源，卻常年大面積撂荒，種“應付田”。這種狀況農村稅費改革以后也沒根本轉變，只是有所緩解，新華社記者在湖北等地農村的調查就說明了這種情況。我們已把農民工城鄉大流動看成了常態，其實這是不合理城鄉關系 下的畸形狀態。多年來的主流認識是把人均僅一畝多的耕地讓近10億農民拿在手里，說這就是他們的社會保障!由此可以免去一個“大負擔”，由此可以省去財政一大塊開支。按這種思路，中國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就只能繼續存在到一個看不見的未來。有人說：XX年“非典”期間，在城市的近億農民工可以回到農村種地，否則在城市誰給發工資。這就是說農村要荒蕪上億畝耕地，以使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農民工遇有城市不要他們的時候，可以隨時回農村種地。如果這些耕地在他們到城市打工期間有人種了，他們回去的邊際生產率等于零。如果這些耕地在他們到城市打工期間沒人種，但不是由于沒有人有能力種，而是由于制度因素使他們不能種。那么除了這些耕地撂荒半撂荒期間造成耕地資源的巨大浪費外，實際上他們回去的邊際生產率仍然等于零。因為制度的人為因素可以得到調整，這些耕地本不需要他們就能種好的。

因此，當城里人覺得不給農民社會保障省心省力省錢的同時，相應的社會代價就是小農經濟的延續，以及由此導致的人口大量增長。全世界任何一個人口高增長的國家都必定是小農經濟占相當大份額的國家。而工業化城市化程度高的國家則剛好相反。與我國的狀況形成對照，現在世界上有60個國家為人口逐年減少，人口出生率低而煩惱。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則在為人口過快增長而煩惱。

二.建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是減少農村人口的最好辦法

社會保障本是工業化城市化的產物，是德國人發明，而由號稱德國鐵血宰相的俾斯麥政府開始實施的。即使鐵血宰相俾斯麥也認為社會保障制度是維持社會穩定的最好辦法，而不認為只靠鐵和血的鎮壓是最好辦法，雖然他一生鎮壓的事也沒少干。他是兩手都要硬。一百多年的世界發展史說明，他的認識和做法是對的。只是被各國不斷加以完善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新中國建立半個多世紀以后，我國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再也不能無休止地拖下去了。而應當：

根本轉變思想認識。讓農民攥著幾畝耕地當社會保障，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執政黨和政府的思路。不給農民社會保障制度，表面是節省，實質是浪費，短期是節省，長期是浪費。結果就是農村人口持續增長甚至危及我國社會長治久安。我看“非典”以及近年在我國仍相當嚴重的各種重大傳染性疾病，都和人口太多，密度太大相關。

建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后，就可以真正賦予耕地財產權，進入市場自由買賣。土地才可以大范圍進行調整集中，大批現代家庭農場才可以出現，大量投資才可以進入，只有土地產權的明晰，才可以使農業投資人放心經營這種以中長期收益為特點的產業。現行的政策為使農民攥著幾畝耕地當社會保障，竟控制工商企業、城市居民以及外資等多渠道資 金進入農業。嚴重缺乏資金的農業卻阻擋社會資金融入。農民收入低難以投入，政府財政資金也難以較大量投入，又不鼓勵社會資金投入，作繭自縛，使中國農業支離破碎，十分脆弱。包產到戶這種體制要求每一個農民成為集生產者、經營者、市場營銷者等所有角色為一體的“全能人”。事實上如同大多數市民只能做勞動者不能做老板一樣，大多數農民只能做生產者做“莊稼把式”，卻難以做經營者也難以做市場推銷員。但我們要長久維持的制度設計卻迫使他們做“全能農民”。一戶幾畝地，手工勞動為主的生產方式，與此對應的分配方式只能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但增加收入奔小康的現實目標又要求他們去“闖市場”。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決定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方式。如只有一個女孩怎么完成“全能農民”的角色?這是一個怪圈:因為農民沒有社會保障，要讓他們攥著幾畝地做保障，以免影響社會穩定，這就不能使土地適度集中，以正常的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進行的土地兼并被視為大敵，被視為畏途，被視為洪水猛獸。兼并者只能做經營者甚至只能做出資人，生產者勞動者只能仍由農民去做。許多人似乎認為，土地兼并必然導致農民大量失去生計甚至流離失所，因為農民沒有耕地了.但沒有耕地仍然可以繼續務農，如同市民的大多數沒有工廠，但可以在工廠做工一樣.只是由于耕地形成規模經營以后，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機械化的進一步采用，會有更多農民加入農業 剩余勞動力的隊伍。但出路只能是工業化城市化，只能是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而不是把他們留在小農經濟的位置。其實上億農民已經自發進到城市成為產業工人的一部分，還有上億的農民在鄉鎮企業工作，這兩個上億曾經是但早已不是農業剩余勞動力了。他們的大多數在戶口本上仍是農業人口，因此我們僵化的頭腦中還常常把他們計入農業剩余勞動力。珠江三角洲等沿海發達地區還在鬧“民工荒”。需要解決的是農民工的勞動保護制度和權益保護制度以及技能培訓制度，這些應當政府管而至今仍然基本沒管的問題。盡快解決這些問題就會為農民提供更廣闊的就業道路。而全能小農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多生孩子的生育方式，結果是在強制重壓的計劃生育政策之下，農村人口仍增長強勁，人們總是把農民多生多育認為是傳統觀念作怪，但正是幾千年的小農生產方式才決定著他們的觀念和生育方式,而不是相反.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三.建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現實可行性

1.改革開放20多年，國家和人民的財富總量大大增加了，已經提供了一個建立全民社會保障制度的起碼基礎。大多數人民不但解決了溫飽，而且豐衣足食，相當一部分已經小康。一批先富起來的人也握有了幾萬億元人民幣的資產。我黨的方針是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大多數人富起來，最后達到共同富裕。全民社會保障制度就是使全 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之一。相信全國人民都會贊同的。現在市民的社會保障雖然還有待改進完善，但機關事業單位基本是由政府財政保證的。大型國企特別是壟斷行業的職工也是基本沒有問題的。如果繼續把農民擯棄在社會保障制度之外，起碼的社會公正公平就無法談起，也與我黨執政為民的原則相背離。

2.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先從養老保障這一部分做起，或者再加上醫療保障。勞動保障這一部分，進城農民工可隨打工企業的市民職工對待，務農的從緩(農民的工傷等事故也是相當頻繁的，從緩也是無奈的事)。并且農民的養老保障標準開始從低，以維持基本生存為原則，以后逐步提高。

3.首先在愿意選擇獨生子女的青年農民中推行養老保障，民政部門代表政府為他們辦理養老保障手續，60歲以后開始領取養老金，這就變事后獎勵為事前鼓勵，使相當一部分青年農民自覺自愿接受獨生子女，一定程度上就會真正剎住多生子女的車輪。這部分青年農民的養老金要到幾十年以后才領取，財政沒有現行的支付壓力。這項制度的建立靠的是政府的信譽。只可惜現在部分地方政府屢屢失信于民，信譽正在逐步失落，而對一個政府好壞的最后評價是人民對其信任程度。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高，這個辦法施行起來成效就大，反之亦然。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而不僅因為社會 保障問題，黨和政府都應珍惜自己的公信力，決不能朝令夕改。建國以后的半個多世紀，我們做的失信于民的事太多了。今后對于損害黨和政府信譽的人和事要嚴加追究。我在基層調研中常常發現一些職能部門及其領導人行政不講信譽，甚至有意無意欺騙百姓，使黨和政府付出了很大的信譽代價，但往往不被追究，甚至視為正常。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至今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提高執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執政信譽。能力再強，百姓不信，則這種能力很難充分發揮作用。

上述這個以養老保障金換青年農民獨生子女的辦法，帶來的顯性和隱性的收益是十分巨大的，由于農村人口減緩增長對國家和社會財富的積累，以及對生態資源壓力的減輕，足夠幾十年后付給青年農民的養老金，這是一個只需政府信譽而不需實際支付成本的好辦法。只要農村人口的增長明顯減少，全盤皆活，農民增收的難題會得到明顯改善，因為農民人均收入多年低迷與多生子女緊密相關。全民九年義務教育的壓力也會明顯減輕。2030年人口達到16億的上限是十幾年前一些專家的估算，從這些年人口增長的實際情況看，保守估計也要達到17億。中國地大但可耕地不多，中國水少而且大量在雅魯藏布江等難以利用的地方,全國三分之二城市嚴重缺水.如把這個辦法當做一個事關全局發展戰略大的舉措，設計實施奏效，毫不夸張的說對中華民族是一大幸事，20多年彈指一揮間，如果我們仍無可奈何的面對大量增 長的農村人口拿不出好辦法，卻經常去重復什么少生了幾個億的成績，屆時，面對17億人口，任何一個執政黨任何一屆政府都會遇到難以解決的困難。30多年前，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在XX大學演講說，任何一個政府面對8億多人口都會一籌莫展。不久的未來，我國政府面對17億人口會不會一籌莫展呢?我們總是說自己創造了奇跡，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問題的關鍵是17億人口的生活質量怎樣呢?環境生態質量怎樣呢?溫家寶總理不久前訪美演講說，中國許多經濟指標總量很大，但被13億人平均下來都會變成很小的量，因此減少人口數量應是第一國策的提法是十分正確的。我們不能說中國已經進入了低生育率，更重要的是時時關注每年又增長了一個相當澳大利亞全國的人口。

4.分區設計分省實施。中國發展很不平衡。西藏的生產力水平與發達沿海省份的生產力水平差距當以世紀為單位計。因此，一紙紅頭文件推行全國在許多事情上不是個好辦法。我主張涉及經濟與社會的大問題，大多宜于分區設計分省推進。人們通常分東中西三大區，這種分法在一些事情可行，但在另外一些事情就顯得過粗。因此全國分八大區域較好，這就是:黑龍江、遼寧、吉林的東北地區；XX、天津、河北、山東的環渤海地區；上海、江蘇、浙江的江浙地區；廣東、福建、海南的南部沿海地區；陜西、山西、河南、內 蒙古的黃河中游地區；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長江中下游地區；云南、貴州、廣西、四川、XX的西南地區；西藏、新疆、甘肅、寧夏、青海的西北地區。這八大區域的部分發達省、市已開始程度不同的在農村試行養老保障，但沒和青年農民的生育問題結合起來。多生子女和少生子女待遇都是同樣的。這樣既不能有效減少農村人口又有失公平。多生子女會有較多的家庭照顧能力，而少生子女則較少家庭照顧能力。發達省份目前宜把有限財力用于提高現有獨生子女戶的獎勵，特別是收入較低的獨生子女戶的獎勵，以便造成較強烈的社會影響和社會輿論，這才能促使大多數青年農民選擇并相信以養老金換獨生子女的政策。農民是很實在的，眼前的事實才是最好的動員教育工作。欠發達省份中央財政給予轉移支付，不斷提高現有獨生子女戶的養老金水平，以更有力地促使更多青年農民更快地接受以養老金換獨生子女的政策。這樣，中國農村人口的大量增長才可以從根本上得到遏制。中國“三農”問題的死結也才有望解開。

5.從全國財政稅收全局的能力看，近年都在2萬多億規模，而且逐年增長幅度較大，另外可以開征一些新稅種，主要是通過稅收杠桿，調節貧富差距。從基尼系數看，我國已屬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這是不能不承認的。而日本等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反而屬于分配基本公平的國家。日本的基尼系數是0.28，而我國已超過0.4，比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都高，甚至我國的實際基尼系數比名義的還高，因為法制不健全，信用體系不健全，地下經濟,灰色經濟大量存在。把公共財政更大的一部分用于社會保障，就是調節貧富差距的基本方法之一。因此，改革財政收支結構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命題。現在我國大中城市大約3個市民就“養”一個吃財政飯的人，而美國的城市是15個人“養”一個吃財政飯的人。而美國公民得到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卻要比我國公民好。這是我們應當好好反思的。

第三篇：解讀兩會之三農問題.

解讀“兩會”之“三農問題”

這次“兩會”，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提出三農問題依然是個嚴峻的問題，我個人認為解決三農問題要首先解決好以下三個 問題。

一是要夯實農民生存的基礎農民生存的基礎是土地，對于這一點，有些地方已經淡忘了。中國的國情就是人多地少，是農民多，耕地少。但這幾年的所謂發展，把農民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土地無償地剝奪了，農民失地就是失去生存的基礎。一方面土地供給形勢相當嚴峻，另一方面耕地流失十分嚴重。近年來，在“廣招天下商，共建開發區”的熱潮中，城鎮建設用地大擴張，各地大量圈地，加上修建高等級公路、超標準建房，大搞游樂場，大興高教園區等原因，耕地流失十分嚴重。

二是還農民以勞動的基本權利。如果說，第一個問題是解決“耕者有其田”，這第二個問題是要解決“農者耕其田”。現在的農民在干什么？誰在種地？現在在田地干活的人被人們稱為“386199”（38指婦女61指兒童99指老人）到農村去走一走，你會發現，青壯年農民無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了，其余的呆在家里休閑。有的只在農忙時才到田頭走走，余下的時間就是曬太陽，或者打牌搓麻將賭博。而且，越是年輕人還越是想得開，攏著雙手東家竄到西家，一天一天就這么過去了。在農村還聽到過這樣的怪論，說“大小伙子在田地干活沒有面子”，因此，他們再有力氣也不下田，而要靠父輩來養活他們。以前集體經濟時，人們一有空就到田頭，把莊稼蒔弄得好好的，每年土地的回報都是不錯的。現在倒好，只要把種子撒下去就萬事大吉了，坐等收獲。須知，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不付出那來的收成。農民要想改變生活狀況，除了外出打打工，更要在農桑上做文章。而外出打工并不容易。現在城市下崗職工越來越多，在城市，勞動力并不缺乏，農民進城后就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有的到城里轉了一圈，空著手又回來了。農民經不起來回折騰啊！因此，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說，種好田（是廣義的種田，包括農村多種經營）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基本的權利和義務。農民的出路還是在農村！

三要改變農民落后的思想觀念，我國善有部分農村，依然存在多子多福的觀念，對農民進行系列的普法教育。從思想上引導他們走出貧窮的泥潭。

第四篇：破解三農問題之關鍵:促進農民分工分業和有效轉移

破解三農問題之關鍵:促進農民分工分業和有效轉移

破解“三農”問題之關鍵：促進農民分工、分業和有效轉移

胡錦濤總書記關于“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及其政策的實施，標志著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順應了當前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面對新的歷史機遇和“三農”問題的長期

性與復雜性，“三農”問題的癥結究竟何在？解決問題的切入點到底在哪里？最近，筆者有幸參加了江津市委組織的由10個市級領導牽頭30多個部門參與的，專題針對“三農”問題的調研和13個專題報告的匯編。本文擬從江津實例分析，談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破解“三農”問題的認識與思考。

一、“三制一轉”，促進江津農民分工分業和有效轉移

江津，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縣，于1992年撤縣設市，襟長江而緊鄰重慶主城西部，幅員3200平方公里，現轄26個鎮街1個管委會，有340個村85個社區居委會，146萬人，其中農業人口109萬。自改革開放以來，江津與其他許多縣市一樣，繼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之后，結合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實際，大膽創新，深入實踐，在“三制一轉”上努力做好破解“三農”問題的大文章：一是以“業主制”帶動農民，二是以“合作制”組織農民，三是以“協會制”聯結農民，四是以勞務組織轉移農民，全市農村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明顯轉變，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速度和質量明顯提高。2004年，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3234元，其中農業產業化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40以上；城鎮化率達到44.7，累計轉移在外務工農民30.37萬人，勞務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42.82。其主要特點：

一是農業產業化轉移大量農村勞動力。隨著農業產業化的不斷推進，全市已發展業主（大戶）792家，其中江津市級重點龍頭企業62家，重慶市級重點龍頭企業9家；專業合作社、專業協會新型合作經濟組織143個，入社農戶3.31萬戶，服務和帶動農民13.1萬人，直接使2.3萬農村勞動力由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者變成了農業產業工人，同時為6萬多青壯年農民實現了異地轉移。四面山花椒公司、恒河果業、柏杉絲綢、錦豐麻業、渝欣牧業、五舉醬菜分別帶動花椒、柑桔、蠶桑、苧麻、金銀花、蔬菜產業的發展，基本形成了一個龍頭企業帶動一個產業的格局。2004年，江津市級以上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銷售收入5.19億元，利潤5188萬元，上繳稅金1209萬元；出口創匯457萬美元；投產花椒達到24萬畝，產鮮花椒7.5萬噸，收入4.8億元。

二是特色農業和主導產業初具規模。堅持以工業思維抓農業，突出特色促發展的原則，積極引導社會各階層人士和城市資本、工商資本、信貸資本、社會閑散資金參與農業產業化經營。目前，全市已實現土地有效流轉20萬畝、其中流向業主（大戶）的占60，初步形成了業主 基地 農戶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建成優質糧油基地68萬畝，花椒基地50萬畝，優質柑橘基地7萬畝，蠶桑基地12萬畝，苧麻基地2.5萬畝，金銀花基地2萬畝，蔬菜基地20萬畝，發展優質瘦肉型生豬25萬頭；有66個農產品通過商標注冊，其中著名商標14個、省部級名優品牌20個，花椒、柑橘、蠶桑、榨菜、曲木板已進入國際市場。花椒基地被確定為重慶市首批標準化農產品出口生產示范基地。農業產業結構得到了進一步優化，糧經種植比由5年前的7：3調整為6：4；糧食在農林牧漁產值中的比重由31.72調整到21.87。

三是農業科技水平不斷提高。一是通過組織實施跨世紀青年農民科技培訓工程、綠色證書工程、村社干部素質工程和農民科技書屋工程等培訓學習，使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農業科技水平得到提高。近幾年來，全市常年培訓各類專業人員均在3萬人左右，1萬多人獲得綠色證書。二是大膽引進和創新農業技術，不斷增強農業產業化經營項目的市場競爭力。花椒深加工項目被列入國家“863”計劃和第一批國家星火計劃（龍頭企業技術創新中心）；“九葉青花椒”豐產栽培標準化示范項目被國家林業局列入“全國林業標準化示范項目”；優質柑橘項目被列入國家“948”計劃，恒河果業于2004年6月正式加入國際育苗者協會；柏杉絲綢有限公司開展技術創新，實現一機多用，該技術在國際、國內處于領先水平。

四是勞務經濟成為支柱產業。2004年，江津市在外務工農民達到30.37萬人，實現勞務收入15.23億元，相當于地方財政3年收入的總和，全市農民人均勞務收入達到1384元。勞務經濟不僅直接增加了農民巨額的現金收入，而且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就業觀念的轉變、促進二元社會結構的調整都發生了一系列歷史性的變化。目前，全市有務工人員全家外遷的占外出務工農戶的11.84，其中有相當部分全家外遷已達10年以上，基本上實現了雙轉移，成為都市群體的新生一族。同時，跨國勞務輸出也得到了較快發展，與日本、美國、毛里求斯、約

旦、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勞務輸出關系，已輸出農村勞動力400余人。2004年，中央電視臺、重慶電視臺多次聚焦江津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今年4月，世界銀行和國家農業部“陽光工程”項目評估小組來江津，對江津市勞務開發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

二、在促進農民分工分業和有效轉移過程中存在“五多五弱”問題

促進農民分工分業和有

效轉移，符合社會分工的一般規律，它是隨著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的。首先是從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來看，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應越來越多的脫離農業生產，甚至脫離物質生產；其次是從農業內部來看，農業產業化經營是農村改革不斷深化和農業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產物，是將傳統農業逐步推向專業化、市場化和現代化轉變的新的經營方式，也是農村人口盡快實現分工分業的必然要求。但目前的問題是，“五多五弱”現象突出：

——企業實體多，帶動能力弱。一是近些年，鄉鎮企業面對國內外兩個市場的激烈競爭，原有的一些優勢正在喪失，適應市場變化的新構架和運行機制還處在建設與轉換過程中，曾經被譽為突起的異軍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地方鄉鎮企業不斷萎縮，造成了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回流。二是龍頭企業規模普遍偏小、帶動力還不夠強。在江津市792家龍頭企業中，沒有一家進入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屬江津市級重點龍頭企業的62家占7.8、屬重慶市級重點龍頭企業的9家占1.1，其余均為小業主。同時，由于這些企業缺乏必要的考核評價機制，相當部分龍頭企業名不副實。2004年重慶市級龍頭企業銷售收入僅為1.62億元，位居渝西經濟走廊區市縣的第5位，明顯落后于合川的4.98億元、璧山的3.49億元。

——服務體系多，發揮功能弱。一是近年來雖然在“市—鎮—村—農民”四級體系中都建立了農技推廣服務體系，但服務功能弱。其中市級體系建設較好，功能比較齊全，但發揮作用較差；鄉鎮級“七站八所”幾經改革，雖然機構人員相對成立，但專業服務水平大不如前；村級體系和民間服務組織，基本處于有其名無其實的狀態。二是專業合作社、專業協會等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基本處于重數量輕質量的起步階段，入社農戶和帶動力僅占全市的10左右。

——外出務工多，適應能力弱。根據江津市農村勞動力資源信息庫調查統計，2004年底全市總人口146.15萬人，其中農業人口109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75，農村勞動力66.44萬人，在外務工農民30.37萬人、占全市農村勞動力的45.71。但從務工農民的自身素質看，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專業技能差，適應能力不強。據統計顯示，全市外出務工人員中具有高中（含職高和中專）文化程度的不到20，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9.7，通過技能培訓的總體不到50。全市常年在外打散工的農民就有好幾萬，這部分人除了能干一點體力活外沒其他本領，勞務收入除了生活費所剩無幾。此外，由于經濟發達地區對農民工的文化技術資質要求越來越高，相當部分農民工實際務工收入下降，工作壓力增大、穩定性差，這已成為近年來農民工回流的主要因素。

——弱勢群體多，產出能力弱。目前，我市農村“留守族”多為“386199”人員，其中按理論概算未外出務工的勞動力36.07萬人。這部分人員中除少數在農村擔任村社干部、各類服務體系負責人和領辦各種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外，大部分人員：一是文化程度偏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在家農村勞動力的92；二是年齡偏大，45歲以上的占72；三是接受新事物和科技生產的能力弱。全市除具備相當實力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業主和部分專業合作社積極推廣運用農業先進科學技術外，大部分農戶家庭經營仍然沿用傳統的生產方式，有的甚至倒退到最原始的農耕狀態。特別是地處邊遠的山區農村，生產條件差，耕作技術落后，糧豬型二元經濟結構仍占主導地位。目前，全市尚有絕對貧困人口11891人，相對貧困人口34000人。

——基本建設欠賬多，抗災能力弱。一是農村公路建設雖然里程增長，但通車里程短，發揮效益差。全市共有縣、鄉、村公路5575.1公里，其中縣道264.78公里，鄉道1622.4公里，村道3688公里。縣鄉村三級公路中屬等外級公路的達3288.55公里，占全市公路的59。這些等外級公路絕大部分長期處于通路難通車的狀態。二是水利設施年久失修，病險工程多。全市共有已成水利工程設施30120處，經2003年鑒定水庫一類壩12座，二類壩38座，三類壩161座（病險水庫，占全市水庫的76）；需要維修的230站/307臺/11265千瓦，占全市電灌站的51。三是農網改造滯后。經過一、二期農網改造，僅占江津市供電公司供區721個村（舊村）及場鎮的55.76。四是飲水衛生條件差，解決農村飲水安全的任務重。全市農村應解決飲水問題的人數712214人，其中水質不安全的202438人占28。

三、形成農民分工分業和有效轉移“五多五弱”問題的主要原因

總體來看，當前江津農村出現的“五多五弱”問題帶有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整個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嚴重制約農民的分工、分業和有效轉移。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

（一）對“三農”問題的制度設計和供給滯后。

一是《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等，對農村土地承包權和使用權規定得過于原則，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界定不明晰，農民與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土地產權關系不清。主要問題是：（1）土地流轉的主體不明確，缺乏相應的指導和監管。（2）合同內容不規范，口頭協議較多。調查發現，全市應規范和完善的土地流轉合同達3.5萬戶，占總流轉戶的44％。（3）土地流轉的潛在風險較大。如近年江津市出現的茉莉花項目和葡萄項目等問題，使數百萬元的投資和許多農民土地租金付之東流。

二是農村改革長期存在“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勢。雙層經營責任制在統的層次上被嚴重削弱，“空殼村”問題日益突出，不少村級經濟債臺高筑，根本無暇顧及農村公益事業和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支持和發展，集體經濟的凝聚力和調控力嚴重弱化。

三是戶籍制度依然制約進城務工農民，使他們難以實現產業轉換和人口的空間轉移。

四是城鄉二元分割的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制度等，成了統籌城鄉發展和農民盡快實現有效轉移的一道道制度屏障。

五是現行法規政策對集體土地的征用和補償，著重強調了所有權人的權益，加之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主體又存在虛置現象。農村土地被征用后幾十倍上百倍的增值，貌似合法的進入了開發商腰包，特別是一些商業用地。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權益受到侵害。

（二）對農村教育、醫療和科技推廣措施不力。

一是國民收入再分配過分傾向于城市。由于我國長期受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國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安排不合理。國家財政資金、信貸資金過分向城市傾斜，農村義務教育等本應由國家財政主要負擔的基本上落到了農村。據資料顯示，國家每年幾百億元的教育經費幾乎全部用在城市，城市學校的絕大部分開支均由國家財政撥款，而農村每年300－500億元的教育經費85以上是由縣及其以下地方政府和農民承擔的。從而，造成了地方義務教育資金投入嚴重不足、教師人才短缺；職業教育嚴重滯后，農村勞動者素質難以提高。據統計，截至2004年底江津市級教育負債已達2.16億元，鎮級教育負債8322萬元；全市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8.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8.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5.6，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8.1。同時，由于農民文化素質低，思想觀念落后，受當前外出打工能夠賺取廉價勞動報酬的利益驅使，相當部分初中或小學文化的青少年紛紛外出打工，農村新的文盲半文盲不斷出現。這不僅直接影響當前“三農”問題的解決，而且還將殃及農業、農村、農民的未來。

二是農村醫療衛生改革滯后，看病難、看病貴，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突出。鎮村醫療衛生人才匱乏，基本醫療條件差；基層醫療資源總體不足和分布不合理，醫療保障覆蓋面小，醫療費用上漲過快；醫療救治體系、衛生監督體系、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滯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能力較弱。近年開展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還存在不少問題，大多數參加者從這一制度中的受益非常有限，廣大群眾的健康狀況堪憂。2003年，衛生部組織開展的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顯示，農民群眾有病時，有48.9的人應就診而不去就診，有29.6的人應住院而不住院。

三是幾次面對農業科技人員的改革，使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體系受到削弱。江津市從2000年機構改革，辭退專業人員以來，公益性和經營性服務體系尚未建立，農業科技人員偏少、技術水平偏低、年齡結構偏大，難以適應新形勢下的農業發展之需。全市從事農業科技的人員1167人，其中市級271人，高、中、初級以下職稱比例為2:28:70，41歲以上人員占50以上；鎮街從事農業科技的人員896人，高、中、初級以下職稱比例為1:16:83，41歲以上人員占48。

（三）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投入不足。

一是受分稅制財政體制的制約。據資料顯示，我國在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前，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平均為68.4，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平均為59，也就是說地方財政用68.4的相對財力僅負擔了59的相對財政支出責任。實行分稅制以來，2001年地方財政的收入僅占全國財政收入的47.6，而中央財政收入卻占到了整個財政收入的52.4。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卻一直維持在70左右。這說明，實行分稅制后，地方財政是用48的相對財力支撐了70的相對財政支出責任。地方政府債務包袱越來越重，農業投入十分有限。截至2004年,江津市政府性負債達到11.2億元，其中鎮街負債3.86億元、占34.5％，鎮街平均負債1432.4萬元，其中最高的達到5800萬元。據農業部門反映，全市從2003年以來共推廣省部級技術項目26項、江津市級傳統技術項目7項，其中國家投入672萬元、重慶市投入253萬元、農民、業主自籌投入1690萬元，而市級財政和鎮街政府投入僅80萬元、占總體投入的2.42。

二是金融體制改革對農業的扶持力度減弱。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國家各大商業銀行的網點大量收縮，面對“三農”服務的金融機構越來越少，實際投入農業資金減少，基層農業投入嚴重不足。同時，由于郵政儲蓄改革不但沒有形成農村資金的“蓄水池”，反而成為轉移農村資金的“抽水機”，對原本短缺的農村資金狀況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2001年至2004年，江津郵政儲蓄年末存款余額依次為8.11億元、10.26億元、12.29億元、15.27億元，分別是同期農貸余額的1.98倍、1.73倍、1.67倍、2.3倍。

（四）對深化改革和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力度不夠。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改革從土地包產到戶至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的確立，農村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得到了突破性的發展。但從1985年以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逐步由農村傾向城市，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后，國家在大力發展工業以及為工業服務的交通、建筑、采礦等行業的同時，農村改革基本處于徘徊狀態。爾后，隨著鄉鎮企業的萎縮，農村集體經濟的削弱，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農村各種矛盾凸現。據統計，1999年至2004年，江津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0.1，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僅為6.5。199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83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2357元；到200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8535元，而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234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以年均12.6的速度擴大。我國農村經濟已到了非“反哺”不行的時候。

實行農業產業化經營，有利于促進農村土地相對集中，為加速農業內部的分工分業提供了保證，為工業化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支持，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業人口向城鎮集中創造了條件，但由于農業產業化在實踐中是一種相當豐富的現象，至今在理論上對其內涵尚無一個清晰的界定，國家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以及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方面還沒有明確的法律定位。為此，各地在農業產業化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上存在很大差異。許多地方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過程中沒有把發展農業產業化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來對待，忽視了對多種所有制、多種經營形式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支持，缺乏對以農民為主體的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建立和完善。從而，導致了前面所述的相當部分龍頭企業和新型合作經濟組織規模小、實力差，帶動能力不強等問題。

四、以人為本，提高人的素質是促進農民分工分業和有效轉移的根本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減少農民，減少農民的核心問題是提高人的素質。大力實施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開發戰略，千方百計提高廣大農民的自身素質，變人員包袱為人力資本，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所在。然而，面對當前的形勢和問題，如何才能達到這一要求，筆者認為主要應從他們的智能、體能、技能“三能”方面做好三篇大文章。

所謂智能，就是要在教育方面提高農村人口的整體素質。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當前，我們實際上面對農村、農民的教育主要應抓好義務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兩大塊。

在義務教育方面。應該認真總結分析我國幾十年來的成功得失，深入調查當前各地農村在為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方面做出的極大努力，廣大農民和基層政府因此而背負的沉重債務，以及農民子女上學難、上學貴和他們與城市子女在人生起點上的不公平乃至后來的發展差異。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態。”（《資本論》第1卷649頁）；恩格斯講，社會主義“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的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37頁）。切實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歷來是我黨的方針政策，但在具體的改革路徑上，把農村義務教育的責任實際上是推到了基層和農村。近些年，隨著農村稅費改革和教育集資、教育附加的取消，許多縣市、鄉鎮“普六”、“普九”早已是債臺高筑。為此，筆者認為目前國家已基本具備農村也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的實力，“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扶農惠農政策，首先就應該從農村免費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做起。與此同時，有條件的縣市應盡力搞好高中的普及教育。據亞洲開發銀行出具的報告顯示，全球190多個國家中有170多個國家已經實現了免費的義務教育，除了發達國家以外，亞洲絕大部分國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老撾、柬埔寨、孟加拉國、尼泊爾等國都實行了免費義務教育。

在職業技術教育方面。據專家測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家庭勞動力每增加1年的教育，農戶平均工資性收入水平至少可以增加1000元。提高農民素質，加強農民培訓，對于建立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無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何抓好職業教育，我們作為地處西部地區的市縣，首先應把中等職業教育的重點放在農村，堅持“需求驅動”和“發展驅動”相結合的原則，著力整合包括各類職業培訓中心在內的教育資源，以中等職業學校或高等職業院校為龍頭，鼓勵和支持社會教育機構承擔職業培訓任務，依托各類職業學校和培訓機構開展多層次的職業技術培訓，使多數農村勞動力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都能掌握一兩門專業技能。其次是要抓好重點，創新培訓方式，把農業部等六部委做出的《2003－2010年農民工培訓規劃》落到實處。在具體方式上，要盡快將農村勞動力的培訓納入各級公共財政的支出范疇，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導、多方籌集”的教育培訓機制；把滿足市場需求和尊重農民意愿作為根本出發點，走定向培訓、定向輸出、先培訓后輸出、以培訓促輸出的路子；積極推進“招標培訓”、“勞務培訓券”等制度，使政府的補貼能夠直接支付到受培訓者身上，讓受培訓者去選擇培訓者。這樣既有利于在培訓者之間開展競爭、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又有利于提高政府資金的使用效果。

所謂體能，就是要在醫療衛生方面提高農村人口的健康水平。近年來，農村醫療衛生狀況大幅度下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要盡快改變這種現狀，涉及整個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取向和方方面面權力利益的調整。在此，筆者僅針對當前人們反映最為強烈并與農民關系最直接的合作醫療問題，談談自己的觀點。200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中指出：“逐步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各級政府要積極組織引導農民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重點解決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因患傳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現的因病致貧、返貧問題。”為加快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提高農民的公共衛生與醫療水平，從2003年起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除城市以外的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醫療補助資金，地方財政對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每人補助不低于10元，農民自己出資10元。為此，各地開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的地區，參加人員每年可享受包括國家和地方財政補助在內的30元新型合作醫療基金。最近，國務院確定在原基礎上再增加補助10元。這充分體現了國家對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關心和支持，但實際運作的效果并不理想。比如保險費用偏低、運作成本太高、管理體制不順等，需要認真加以研究解決。一是政府應進一步加大對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轉移支付，突出政府及公共部門的責任。因為處于廣大農民目前的收入水平和醫療管理現狀，如果沒有政府等公共部門的大力支持，僅靠農民完全自愿參保的情況下，他們的積極性普遍是不高的。二是建議成立不以盈利為目的、以為參加合作醫療的農戶提供醫療保障為目的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公司”，建立農戶、保險公司、醫院、政府部門四方參與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以形成一種更為有效的激勵與監管機制。三是建議將對農戶的直接補貼轉換成農民的合作醫療基金。因為農業直補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都應該是工業反哺農業的兩個重要內容，但在實際運行中卻存在諸多問題：一方面是政府要將農業直接補貼發放到農民手中，另一方面又要通過自愿原則去發動農民交納并逐個收取合作醫療資金，運作成本太高，有的農戶為了人均幾塊錢的直補資金要往返數十里山路，有的農戶因經濟困難一筆醫保費也要分幾次交。四是要探索和完善手續簡捷方便的報賬方式。手續簡便的報賬方式是讓農民相信并積極參與合作醫療的重要條件。

所謂技能，就是要在統籌城鄉就業方面提高農村人口的就業率。一個人只要有了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體魄，就能在前進的道路中不至于掉隊，如果是一個群體他們必定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然而，對于當今的廣大農民群眾來說，他們要獲得與城市人一樣的教育、醫療和就業權利，還存在諸多問題和障礙。怎樣才能像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的一樣，“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自由的發展和運用”。對此，筆者認為，面對當前大量農民就業不足的問題，我們應牢固樹立“多就業少救濟”的思想，從政策層面講，要盡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就業市場，徹底破除一切有礙于農民公平就業的體制障礙，建立城鄉統籌的就業新機制和新秩序。

首先，要進一步深化大中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據調查，目前各地外出打工的農民進入大中城市的占70左右。因此，戶籍制度改革的難點和重點也應該是在大中城市。深化大中城市戶籍制度改革的取向：打破城鄉分割、區域封閉，建立按居住地劃分城鎮戶口與農村戶口的戶籍管理制度，適應進城農民工向城市向市民轉變，以導向性的準入條件替代硬性的進城人口指標控制。同時，在改革的思路上，不僅是要取消原有戶籍登記管理辦法，關鍵的是要積極探索如何剔除附加在戶籍上的勞動用工、住房、教育等不合理制度束，平等對待新進城落戶居民與原城鎮居民的權利和義務，逐步實現人口的自由遷徙，建立起城鄉一體的戶籍管理制度。城市在農民進城落戶登記上，主要應把握好兩條：一是在申報戶口的城鎮有穩定的就業和收入，并有繳納某項保險如大病保險2年以上的記錄，以衡量其穩定就業收入的能力；二是有合法的住所，購買和租賃均可。

其次，要規范務工農民勞動合同管理。用人單位招用各種形式和期限的務工農民，都要在雙方協商一致、平等自愿的基礎上于上崗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依法建立勞動關系，并于務工農民上崗后30日內到勞動保障部門進行勞動合同鑒證。要加大勞動監察執法力度，落實最低工資制度，嚴厲查處拖欠克扣工資、隨意延長工時、使用童工和勞動環境惡劣等問題。

第三，要切實解決務工農民子女教育問題。認真貫徹落實《教育法》和國家教育部、公安部發布的《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等法規政策，切實保障農民工子女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一方面是流入地政府要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充分發揮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的接收主渠道作用，讓他們像城市孩子一樣有書讀有學上；另一方面農民工流出地政府要積極支持配合流入地政府做好辦理轉學手續等工作，切實解決進城農民的后顧之憂。

第四，要建立適合進城就業農民的社會保險體系。根據《勞動法》、國務院258號、259號等法律法規要求，中國境內的所有用工單位均要落實和完善工傷、醫療、失業和養老四大保險。同時，城市要積極探索為已經進城落戶并出讓承包地的農民工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農村居民在城鎮就業并落戶的，在沒有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制（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和養老保險）前，可繼續保留土地承包權，并可享受原集體資產的收益分配，繼續保留農村的宅基地使用權。這樣既能持續發揮承包地的保障功能，又為農民工留后路，避免重蹈拉美國家城市陷井之覆轍。

五、創新機制，強化農業產業化經營是促進農民分工分業和有效轉移的重點

20世紀90年代初期，為適應農村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一些地區在堅持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提出了按產業化發展農業的思維，后來這種由農民自主選擇的經營方式，逐步上升為黨和國家的重要導向。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農業產業化在農村經濟發展和實現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農業產業化的主要形式，總的概括起來有以下四種類型：一是龍頭企業帶動型。一般以公司 農戶為基本組織模式；二是中介組織帶動型。一般以合作經濟組織 農戶為基本組織模式；三是專業市場帶動型。主要是以專業市場為紐帶，帶動主導產業，聯結廣大農戶；四是其他類型。如社會化服務體系或科研教育等單位，為農戶專業化生產提供產前、產中、產后服務。由于農業產業化的特殊性，目前在理論界和決策層尚未形成統一認識外，在具體運作上諸如業主與農民的利益聯接、集體經濟與農業產業化等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的經濟性質問題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制約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為此，筆者認為：

首先，應明確農業產業化的基本概念。農業產業化的準確內涵雖然在理論界尚有較大的分歧，但目前我們從實際操作的層面來看，一種比較趨于一致的說法應該是能夠讓人接受的：即農業產業化經營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依靠各類市場中介組織帶動農戶進入市場，在各利益主體之間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機制，使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有機結合，相互促進，推動農業向專業化、市場化和現代化轉變的新的農業經營方式。產業化經營結束了農業僅僅提供初級產品的歷史，它把現代工業、商業乃至運輸、金融、保險等產業同農業的種植業、養殖業緊密結合，構成了一種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企業共同體，使農業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實現了社會化、專業化和一體化。江津的實踐證明，以公司 農戶為主要形式的產業化經營正逐漸改變著農業的弱質地位，增加了農民收入。可以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傳統農業如何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中，農業產業化是一種更加符合促進農村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新的經營模式。另外，農業產業化經營把農村生產與城市市場作為一個整體來統籌運作，成為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接軌的新經濟增長點，應當是廣大農村繼鄉鎮企業之后的又一新的偉大創舉。

其次，農業產業化經營需要不斷完善和提高。要加強對農業產業化經營的規劃和引導，積極培育具有市場開拓能力和帶動農民發展商品生產有力的龍頭企業。農業產業化的發展進程，從發達國家的一般規律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龍頭企業面向分散的農戶，即公司 農戶；第二個階段是龍頭企業直接與農民新型組織－專業合作組織建立直接聯系，即公司 合作社；第三個階段是龍頭企業與合作社整合，即專業股份合作公司，或合作社擁有一定規模的農業資本時回過頭來自己辦公司或企業，即合作社辦公司，建成合作制的龍頭企業。農業產業化經營只有發展到第三階段時，才能真正結成風險共擔的共同體，實現貿工農的一體化。因此，面對我們當前一般的農業產業化企業，一是要加大對多種所有制、多種經營形式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支持力度，積極探索和創新與廣大農戶之間的利益聯接機制；二是要重點鼓勵和支持多種形式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建立和發展，進一步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和競爭力；三是要建立健全各類龍頭企業和合作經濟組織的考核評估體系，使政府有限的扶持資金都能用在刀刃上，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第三，堅持“小生產 大服務”原則，進一步創新組織形式。首先這里必須弄清兩個觀點：一是小生產與大服務的問題。二是各種新型合作經濟組織與集體經濟兩個不同概念的問題。“小生產”實質上就是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將土地產權除所有權以外的其他幾項權能實行分離，讓農民充分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大服務”就是一方面要在雙層經營責任制中注重發揮統的功能和集體經濟的調控能力，加強政府部門、村民自治組織和一切涉農機構對農業的強勢服務；另一方面就是要積極支持和培育各類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包括各種私營、合資企業創辦的綜合性的或專業性的農業服務企業的發展，以構成縱橫交錯、結構完善、功能齊全的服務網絡，為農業生產提供產前、產中、產后全方位的服務。

合作經濟組織與集體經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合作經濟是承認其成員對生產資料占有的差別，它本身并不反映特定的所有制關系。合作社可以是集體所有制占主導地位的，也可以是個體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也可以是混合所有制的。集體經濟則是反映一種經濟組織的所有權關系，它是勞動者無差別占有生產資料的一種所有制形式。比如，在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既可以組成合作組織，也可以是企業形式，也可以采取聯合的或股份的形式，以形成集體經濟的多種實現形式。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歷史經驗證明，促使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小生產 大服務”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如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在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土改目標后，形成了西方傳統經濟理論認為的過小農戶生產規模。日本和臺灣地區土改后平均每個農戶分別擁有的土地不過0.8公頃和1.5公頃。然而，他們的農戶生產經營規模在長達40年的時間里幾乎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其農業機械化程度卻實現了現代化，農產品供給總量做到了充分并保證了高水平的農戶收入。可以說，以家庭為主體的小生產方式 社會化大服務，在長時期內仍將是我國農業經濟運行的一種理想模式。

六、完善制度，明晰土地產權是促進農民分工分業和有效轉移的關鍵

土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是深化農村改革的核心，也是促進農民分工分業和有效轉移的關鍵。根據我國現行的農地產權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存在多元化主體和界定不清等問題。《憲法》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民法通則》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從兩法中可以明確看出，農村土地產權主體有國家、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沒有農民。那么哪些土地屬于哪些產權主體所有，顯然《憲法》和《民法通則》規定得太原則和籠統。另外，《土地管理法》規定：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已經屬于兩人以上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該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據此，也可以看出土地可以屬于村民委員會所有，也可以屬于村民小組所有，與《憲法》、《民法通則》的規定不完全一致。由于農村土地產權存在多元主體和主體交叉現象，各地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也是在所難免。筆者認為其解決辦法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打開思路。

首先，要理順土地產權關系，堅持承包經營責任制。產權就一般概念而言，即財產權的簡稱。指具有物質內容與經濟利益相聯系的民事權利，包括以所有權為主的物權、債權、繼承權等，是一定社會的物質資料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關系的法律表現。企業產權，根據其歸屬和占有主體不同，分為原始產權（終極所有權）和法人財產權。產權理論認為，有什么樣的產權制度，就有什么樣的經濟運行機制、經濟組織、經濟行為和經濟實績。現代企業產權制度的要求，是以所有權與財產權分離為前提的。據此，筆者認為目前我國按《農村土地承包法》推行的土地承包責任制符合現代產權制度的特點，土地所有權歸集體，土地產權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等幾項權能歸農戶，產權關系是明晰的。但這里的問題是，包括《憲法》、《民法通則》和《農村土地承包法》在內的法律規定，擁有所有權的集體歸屬不清，“集體”這個概念成了一個虛置的現象。農村基層組織的劃分本身是以人口和土地為背景的，集體經濟的收益分配只限于內部成員，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分享的。由于土地所有權者的主體模糊，一方面是造成各地在土地流轉中，出現所有者主體多元化現象，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另一方面是農民作為土地使用權的擁有者，由于過于分散和與之服務的集體所有者的權責不到位，因此在土地流轉和征地拆遷中，始終處于弱勢地位。

筆者認為，我們應毫不動搖地堅持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因為它既不同于合作化運動中的小農經濟和小私有制，也不同于人民公社化之后的集體經濟，而是既吸收了二者的優勢，又克服了二者局限性的一種創新方式。在法律層面，要在進一步修改完善現行有關法規的同時，結合即將出臺的《物權法》等明確農民土地財產權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四權統一的土地承包權與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關系，特別是要明確土地承包權的轉讓、出租、入股、抵押等處分權的權益，并建立切實可行的農村土地承包權法律幫助制度。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是他們維持生計的依托。切忌走私有化的路子，因為土地私有化不僅不符合我國國情，反而還會導致農民赤貧，激化效率與公平的矛盾，搞亂業已形成的大好經濟形勢。

其次，要明確責任主體，將土地所有權劃歸村集體。應當承認，近些年在農民土地流轉和征地拆遷中，除了現行法規政策過分強調政治效應外，主要問題就是模糊了集體這個農村土地所有者權益的人格化，農村集體和農民的合法權益屢遭侵害。與此同時，村級集體經濟被嚴重削弱，村民自治很難深入開展。為此，筆者認為應結合農村實際，將土地集體所有權明確界定給村集體經濟組織，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長期以來中國農村經濟制度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模式，雖然在體制上沒有大的調整，但通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實際運作，村作為一級完備的自治組織和基層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對其組織形式和職能職責都有明確規定。加之近些年，各地在“精鎮、強村、弱社”改革思路的推動下，村級規模擴大（江津市多數村均在3000－5000人以上）、自治職能增強，而經濟合作社基本喪失了“基礎”地位，鄉鎮作為一級政權組織，不完全具備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特征，既沒有獲得土地產權的資格又不可能在土地承包經營中承擔任何責任，責權利關系很難貼身到位。

實行土地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一是能夠滿足土地所有權主體清晰、責權明確、管理規范等要求，有利于土地要素配置的效率化；二是有利于村級集體經濟和自治組織的發展，更好地解決農村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同時也能夠更好地實現農民組織化程度的提高，使農村集體在與社會各利益團體的博弈中能夠更好保護集體和農民的合法權益。三是由于土地產權明確劃歸村集體所有，更有利于土地的長期保護，從而將進一步促進農村的生態環境建設。四是法律將土地產權明確后，國家可依法向農民征稅，而土地所有權者可向農民收租，從而也就理順了國家、集體、農民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這將對農村社會的穩定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五是所有者范圍內的土地經營模式可以多元化，是選擇分戶經營還是其它經營形式取決于村民的自愿選擇，能夠體現充分的自治和民主原則。六是有利于發揮規模經濟優勢。特別是在農業的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農田整治及農產品的流通等方面，充分發揮土地村級所有和村民自治組織的優勢和潛能。七是有利于農民的合作化建設和先進技術的推廣。八是有利于農村的穩定。農村的穩定取決于其內部能量的不斷釋放。土地村級所有和實行村民自治，使表現在農村基層的大部分矛盾轉化為村級自治組織內部的矛盾，而這些矛盾又通過自治和民主形式為其提供了有效解決的前提。

在賦予農民擁有長期而又有保障的土地財產權的同時，明確將集體土地所有權劃歸村集體所有，由村集體經濟組織行使所有者權益，這將是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大突破。

七、統籌兼顧，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是實現農民分工分業和有效轉移的保障

統籌兼顧，是科學發展觀所倡導的一個基本的方法論原則。在和諧社會建設中，必須把這一原則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各級黨委和政府組織指導和諧社會建設的過程，就是統籌兼顧方方面面利益關系和促進協調發展的過程。統籌城鄉發展是黨中央為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形勢，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和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所作出的科學決策。圍繞本文促進農民分工分業和有效轉移的命題，除在前面講到的幾點外，筆者認為從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角度，還應把握以下幾點：

首先，要以縣鄉改革為切入點，切實加快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步伐。縣市級行政機構，是在國家整個經濟社會中具有規劃、統籌、發展相對獨立性和全局意義的基本單元；鄉鎮一頭直接聯系農村的千家萬戶，一頭直接聽命于縣市級黨委政府的領導。縣鄉經濟既是城鄉工農業的連結點，又是城鄉工農產業的延伸鏈，具有整合和配置城鄉、工農資源的功能，對于調整農村產業結構、轉移農村勞動力、活躍城鄉市場、推進小城鎮建設、提高城鄉人民生活水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的總體要求應當是按照“精簡、高效”原則，一是找準定位，本著“市場能解決的、政府不干預，民間能解決的、政府不包辦”原則，界定好政府的活動空間；二是切實轉變政府的經濟職能，使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從微觀轉向宏觀，從直接轉向間接，從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轉向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還農民和企業以真正的經營自主權；三是明確政府管理社會的職能。逐步建立起政府管理與企業、市場管理、社會自主管理相結合的新型的社會治理結構，提高社會治理水平。

其次，要統籌協調發展三次產業，建立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統籌城鄉發展的優勢在于有利于城鄉資源能夠重組與整合，合理協調發展與人口、環境、資源的關系，提高資源的綜合利用效益，從而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有利于工業和農業的協調發展，構建一、二、三產業良性互動機制，形成工農業結合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推進城鄉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整個經濟發展中，一、二、三次產業始終是相互促進、互為依存、共同發展的關系，如果資源配置、利益分配過多傾向某一產業，就會導致比例失調。過去，由于我們長期存在重工業輕農業的指導思想，工農差別、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工農業發展比例明顯失調。按照國際經驗，一個國家人均GDP進入1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其工農業協調發展的比例應保持在2：1的水平，而我國在2000年以來工農業比例就高達3：1以上。現在，根據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實力判斷，我國已進入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新時期，這既是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和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的最有利時機，也是我們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農村公共設施和生態環境設施建設的大好時機。各地應切實抓住當前的有利因素，始終堅持以第一產業為基礎、第二產業為動力、第三產業為保障，積極引導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延伸，在形成一、二、三產業的互動機制上，建立起城鄉統籌和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使城鄉工農產業更加緊密結合和協調發展。

第三，要有容納各方利益機制的制度安排，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在一個利益分化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社會中，一個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現為其中沒有或很少有矛盾或沖突，而是表現為它能夠容納矛盾與沖突，在矛盾和沖突面前不至于顯得束手無策或過于脆弱。和諧社會決不是一個沒有利益沖突的社會，相反，和諧社會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沖突，并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

一是要本著“兩個趨向”原則，盡可能讓農民享受到基本的公共產品。當前，農民增收難、醫療衛生條件差、社會保障問題突出等嚴重制約和諧農村的構建。并且這些問題隨著農村老年人口的增加、土地保障功能下降，以及青壯年勞動力不斷分流，整個農村的弱勢群體還會增加。今后，即使到了農業產業化發展的較高階段，而留守農村的可能仍然是兩部分人：一是農業產業化企業和各種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的經營者（業主）及為數眾多的農業工人；二是所謂的“386199”類人口，他們一部分人除能夠勉強農耕自給自足外，其余的大多要靠家庭養老和社會保障。況且，如果現在我們的政策運作不當，農民增收的問題解決不了，若干年后現在的青壯年農民也可能會成為今后的救濟對象。為此，從總體來講我們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統籌城鄉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事業，逐步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和農業保障機制，以徹底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二元結構體制，是構建和諧農村的必然要求。但當務之急，我們應首先從農村弱勢群體的生存權、健康權等問題入手，使他們盡可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產品。在醫療衛生方面，應以加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設為重點，建立農村醫療救助制度，讓那些包括五保戶、特困戶在內的貧困農民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藥；在社會保障方面，要積極探索逐步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國家沒有相當數量資金投入的情況下，有條件的地方盡快建立起以縣市級為統籌的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二是要暢通群眾訴求渠道，構建政府與民眾的良性互動機制。當今世界，為了應對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沖突，許多國家更多地關注一種政府與民眾良性互動機制和制度的設計與安排。如果廣大民眾的權利無法得到公正的確認和保障，同時又缺乏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渠道，社會沖突就比較容易出現，這個政黨的執政基礎自然就會受到削弱。如前所述，在最近的幾年中，有關涉及農業、農村、農民利益的矛盾明顯增加，但大規模的社會動蕩還不可能出現，這是我們破解“三農”問題極為有利的時機。因此，當前需要做的不是重新關上利益表達的大門，而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來協調和規范利益表達，建立起政府與民眾的良性互動機制。這不僅有利于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而且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都是有重大意義的。市場，就是資本的漁利場，資本的本性不會使得它對民眾的基本需求有任何憐憫之心，這一點只能由政府來肩負責任。“好范文”版權所有

結束語：目前，不論從人均超過1100美元的GDP，還是從非農產業與農業85：15的GDP比重看，我國都已經達到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階段。本文從農業內部以推進農業產業化為主要形式促進農民分工分業，從農業外部以打通出口有效轉移農村勞動力的命題，既是當前我國許多地方農村生動實踐的結果，也符合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分化和演變規律。我們有理由相信：當農村人口下降到30左右，農業產業化高速發展，農村社會事業全面進步時，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

第五篇：三農問題論文:農民是如何失去土地所有權？

內容提要：本文從法律和實踐等角度分析了我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虛置現象存在的原因。作者認為，我國現行法律雖然規定了農村土地三級“農民集體”所有，但卻沒有明確規定“農民集體”作為土地所有權主體的構成要素和運行原則；沒有明確產權代表和執行主體的界限和地位；沒有解決“農民集體”與農民個人的利益關系。而在實踐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基本權能已事實上由土地使用權所代替。這種權能替換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土地所有權的法律地位，使土地所有權高度弱化、使用權對所有權的分割程度很高。特別是國家對“農民集體”行使土地所有權超法律強制，使本來在法律上已虛擬化了的“農民集體”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權人，國家才是農村土地的終極所有者。

關鍵詞：土地所有權 權利主體 權能替換 超法律限制

目前，理論界有關我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虛置的具體表現及對農村進一步改革的影響已多有論述，而對為什么會產生這一現象卻很少深究。我認為，我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虛置現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法定權利主體的多級性和不確定性、所有權與使用權權能的相互替換以及國家對農民集體行使土地所有權超法律限制。

一、法定權利主體的多級性和不確定性

我國憲法、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和農業法都有關于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規定。1982年憲法第十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1987年施行的《民法通則》第七十四條將憲法中的“集體所有”具體規定為：“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 1988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八條在民法的基礎上進一步規定：“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各該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 199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第十一條也作了與土地管理法相同的規定。上述這些法律，將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規定為三級制的“農民集體所有”。這就是“村農民集體所有”、“鄉（鎮）農民集體所有”和“村內兩個以上的集體經濟組織中的農民集體所有”。也就是說，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法定主體是三個級類的“農民集體”。

但現行法律卻沒有明確規定“農民集體”作為土地所有權主體的構成要素和運行原則；沒有明確產權代表和執行主體的界限和地位；沒有解決“農民集體”與農民個人的利益關系。

首先，“農民集體”不是法律上的“組織”，而是全體農民的集合，是一個抽象的、沒有法律人格意義的集合群體。它是傳統公有制理論在政治經濟上的表述，不是法律關系的主體。

財產所有權是很重要的法律權利，其主體必然是法律關系的主體，應該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意義。也就是說，它應該是參與法律關系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法人或自然人（公民）。法人與自然人都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法人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義務的組織。從我國現行法律關于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立法本意和相關規定上來分析，“農民集體”在概念上與“農民集體組織”有著十分明顯的區別。“農民集體”不是指鄉（鎮）、村或者村以內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也不是指某級行政組織如鄉（鎮）政府或某級自治組織如村民委員會。對于這一點，法律明確規定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說明。也就是說，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都沒有土地所有權，它們只能經營管理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顯然這是與傳統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相一致的。按照傳統的公有制理論解釋，“農民集體所有”是農村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現，指的是屬于一定區域內（鄉、村、村以下）全體農民所有，即不歸哪一個組織（生產合作社或村民委員會或村民小組），也不歸農民個人。然而，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我國相關的經濟和民事法律的健全和發展，特別是在進行農村集體土地的確權過程中，這種沒有具體組織形態和法律人格化的“農民集體”就會遇到諸如不能行使和保護自身權利等情況。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經濟理論界和有關的行政管理部門都力圖明確“農民集體”的性質。例如1994年12月國家土地管理局地籍管理司在關于對農民集體土地確權有關問題的答復中就指出：“農民集體是指鄉農民集體、村農民集體和村內兩個以上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包括由原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延續下來的經濟組織。”行政執法部門的這種解釋，在一定的意義上將“農民集體”確定為“農業集體經濟組織”。但這與正式的法律表述是不一致的。這種模糊不明確的規定，導致經濟實踐中的混亂。在現實中，有些地方是由村民委員會或村民小組等非經濟組織履行土地產權的職能；有的地方雖然規定土地由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可是國家征用土地卻仍需經村民小組同意，征地補償款仍由村民小組支配；有些地方則由于無法確定“農民集體”的法律性質，虛設產權主體，以至失去土地的發包主體，造成產權混亂現象。

可見，現行法律規定“農民集體”這樣一個無法律人格、不能具體行使對土地有效監督和管理的集合群體作為農村土地的所有權主體，必然造成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虛置。

其次，如果將“農民集體”確定為“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又會造成大量的農村土地產權不清和不穩定。

我國長期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集體所有制。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在第四章規定：“生產隊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單位。它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直接組織生產，組織收益的分配。”“生產隊范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生產隊所有的土地，不經過縣級以上的人民委員會的審查和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占有。”“集體所有的山林、水面和草原，凡是歸生產隊所有比較有利的，都歸生產隊所有。”事實上，在對政社合一的體制進行改革之前，我國農村許多地區公社與大隊兩級并沒有形為真正的經濟實體，只是一級行政管理機構。據國家統計局1981年公布的統計數據，我國農村９９％是以上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９０％以上的土地歸生產隊所有。在1983年撤銷人民公社時，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也由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所替代，雖然一部分在規模和范圍上作了調整，但總體上還是保持了原體制下的土地占有關系。

根據這種情況，《土地管理法》和《農業法》將《民法通則》規定村和鄉（鎮）兩級“農民集體所有”變更為三級類所有。但問題是《土地管理法》和《農業法》規定的“村內兩個以上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是否就是生產隊解體后的村民小組？對此，1992年6月國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規司關于對《土地管理法》有關問題請示的答復中指出：“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必須有一定的組織機構、管理人員、資金，具有一定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能夠以自已名義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在生產隊解體為村民小組后，原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可以屬于該村民小組相應的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不應理解為村民小組擁有土地所有權。”那么，什么是與村民小組相應的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有關部門沒有進一步解釋和確定，而事實上絕大多數村民小組沒有建立獨立的集體經濟組織。

而且，有的學者認為，作為農村集體所有權的代表，必須具有穩定性、權威性和代表性。據此，任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都不能很好地履行所有者職權。理由有三：（1）農業生產合作社或其它鄉村集體經濟組織都是企業法人，其存在與發展具有動態性，不能長期穩定地承擔集體土地所有權代表。（2）作為經濟組織，其合理的行為準則是追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最大化。而各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范圍不是固定的，可以只包括社區集體的一部分成員，也可以大大超越社區集體范圍。因此，集體經濟組織不能完全代表社區集體全體成員的整體和長遠利益。（3）隨著農村經濟現代化，各類集體經濟組織將會越來越多，如果每個企業都擁有自已占用的集體土地所有權，將會使集體不斷被分割和瓜分，造成社區集體成員之間的不公平。這又反過來導致鄉鎮政府或村委會對集體經濟組織進行行政干預的要求，使其難以按現代企業制度的在求經營管理。“①應該說，這種分析有一定的道理。我國司法機關在司法實踐中，也大都將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具體確認為村委會和村民小組等組織所有。②問題是，農村行政組織或自治組織成為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的法律根據同樣不足。

再次，如果將”農民集體所有“理解為”全體農民共同所有“，我國法律規定的共有產權將與土地公有制理論沖突。

將法律規定上的”農民集體所有“理解為”全體農民共同所有“，目前被稱之為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思路之一。按照我國民法通則規定，財產共有權中的共有財產主體是各個共有人，在共有的形式上有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其中按份共有，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共有人按照預先確定的財產份額，分別對于共有財產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共同共有則是兩個以上的人基于某種共同關系而共同享有某項財產的所有權。共同共有與按份共有的主要區別是不分份額。在共同共有中，只要共有關系存在，共有人就不能劃分出哪個人享有多少份額。由于財產不分份額，共同共有人對于共有的財產都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那么，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是按份共有還是共同共有呢？顯然，如果要確定為共同所有的話，只能是共同共有了。但是，如果確定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屬于社區農民共同共有的話，在農民集體所有這種共有關系消滅時，就要確定農民各自應得的多少份額。毫無疑問，這種土地所有權份額的確定是對農民個人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肯定，也就是承認了土地所有權的私人所有。這是與公有制理論相沖突的。因為按照傳統的公有制理論，”農民集體所有“這種公有制形式，財產關系的主體只能是代表該集體全體成員的”集體“，任何個人都不是公有財產的權利主體。農民個人對集體的財產，只有”集體“的所有權，盡管農民是”集體“成員之一，但沒有確定個人份額的所有權。在集體公有制中財產的所有權是不可分割的。不能量化到個人，也不能以個人為單位進行轉讓。勞動者對勞動成果的獲得不是直接與財產份額掛鉤,而是同勞動數量和質量聯系在一起。這種理論，在法律上的表現出來的就是，決定農民個人不是”農村集體土地“任何產權意義上的主體，所有權的主體，只能是不具備法律人格意義的、虛擬化的”農民集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