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的發展看新絳例>出臺的歷史必然性范文

從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的發展看新條例出臺的歷史必然性

作者/欒照鈞欒瑞光

口欒照鈞欒瑞光

伴隨著國家標準《黨政機關公文格式》（以下簡稱新《國標格式》）的發布，《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以下簡稱新《條例》）已于2012年7月1日起施行。這標志著我國的公文處理工作已實現歷史性轉變，步入了統一規范的新階段。如何正確認識這一轉變、適應這一轉變，學習、貫徹好新《條例》，是擺在公文實務工作者和公文研究工作者面前的新課題。

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由不規范到基本規范，再到今天的統一規范，經歷了數十年的演進。這使我們深感新《條例》來之不易，它的出臺是我國當代公文法規建設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變革，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筆者十年前曾運用縱橫比較和分析綜合等方法，對新中國狹義法定公文種類沿革情況、文種適用范圍沿革情況、公文格式沿革情況、公文標題沿革情況等作了較系統的研究。在研究中，將我國公文處理工作的發展進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初期試行階段、矯正探索階段、力求規范階段和修訂完善階段。這次出臺的新《條例》，可謂是我國公文處理工作步入第五個階段即統一規范階段的標志。通過綜合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新中國成立后，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歷經了“試行探索，在實踐中總結經驗——各自完善，在互補互促中發展——積弊凸顯，在前進中尋求改革——殊路同歸，在新時期實現突破”的漫長發展過程。同時，我們感到新絳例》的出臺有著歷史的必然性。

一、試行探索，在實踐中總結經驗

20世紀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屬于初期試行和矯正探索階段，公文處理方面標志性文件的不規范性顯而易見，這從對公文種類、文種使用、公文標題等的規定上就可見一斑。

首先，看公文種類規定。1951年9月政務院發布的《公文處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1951年《暫行辦法》）規定的文種為7類12種：

（一）報告、簽報

（二）命令

（三）指示

（四）批復

（五）通報、通知

（六）布告、公告、通告

（七）公函、便函。當時沒有請示文種，請示和報告是不分的；規定簽報和便函均為文種。1957年10月國務院秘書廳發出的《關于公文名稱和體式問題的幾點意見（稿）》（以下簡稱1957年《意見（稿）》）正式規定的文種為7類12種：

（一）命令、令

（二）指示

（三）報告、請示

（四）批復、批示

（五）通知、通報

（六）布告、通告

（七）函。當時將請示從報告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文種；增加了令和批示，取消了簽報和便函；同時提出公告、公報、決議、決定、規定均為文種（公文種類實際上為8類17種）。

其次，看文種使用規定。以典型文種為例，1951年《暫行辦法》規定：“對上級陳述或請示事項用報告。”此規定明顯請報不分。“對于使特定的機關或人員知道的事項用通知。對于使各機關（不分上行、平行、下行）周知的事項用通報。”此規定適用范圍單一，行文方向混亂。1957年<意見（稿）》作了必要的糾正和補充，但仍帶有一定的探索性。

再次，看公文標題規定。20世紀50年代前期，公文標題經歷了由無規定到規定模棱兩可的發展過程。1951年《暫行辦法》規定：“公文用紙第一頁須包括文種、發文字號、事由、附件、主送機關、抄送機關、擬辦、批示等欄。受文機關填寫在規定欄內，文前、文尾不另寫受文機關。”這種無標題的公文版式（公文格式各項要素基本標注在首頁）在當時是正確的。1955年1月1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批準公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和省（市）級機關文書處理工作和檔案工作暫行條例》第十條規定：“發文須加注‘標題’或‘事由’（便函除外），并在第一頁規定的地方填明‘主送’機關和‘抄送’機關。”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兩套主要格式：有的加標題，有的仍標注事由。當然，不時也有無標題的公文出現。有標題的公文也有不同情況：有的是發文機關、事由和文種三者齊全的完整標題，有的是缺一項或兩項的不完整標題。1957年《意見（稿）》中，提出取消“事由”，改為“標題”，改變了以往把“發文機關”“事由”“公文種類”三者分割的現象。同時，較明確地提出了標題的概念及其構成，“所謂‘標題’，就是由發文機關、公文事由和公文種類三者所構成的文件名稱。”這一階段后期，中央一級機關的許多公文標題日趨完整，省以下機關先后效仿而改變了原來的做法。然而，也有不少地方公文常常出現不完整標題，或者還有三者分割的現象。

十年“文革”期間，公文處理工作受到嚴重干擾和沖擊，各級機關公文不規范問題均比較突出。“文革”結束，公文處理工作才迎來了新生。經過在實踐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終于為正式出臺公文處理法規奠定了基礎。

二、各自完善，在互補互促中發展

力求規范階段的標志性文件是國務院辦公廳1981年2月27日發布的《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1981年《暫行辦渤），1987年2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以下簡稱1987年《辦法》），中國共產黨中央辦公廳1989年4月25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各級領導機關文件處理條例（試行）》（以下簡稱《條例（試行）》）。1981年《暫行辦法》規定的文種為9類15種：

（一）命令、令、指令

（二）決定、決議

（三）指示

（四）布告、公告、通告

（五）通知

（六）通報

（七）報告、請示

（八）批復

（九）函。當時增加了指令文種；刪去了1957年《意見（稿）》中的批示文種；將公告、決定、決議、指示列為法定文種；將通知、通報分為兩類不同文種。1987年《辦法》規定的文種為10類15種：

（一）命令（令）、指令

（二）決定、決議

（三）指示

（四）布告、公告、通告

（五）通知

（六）通報

（七）報告、請示

（八）批復

（九）函

（十）會議紀要。當時將令并人命令文種中，仍可單獨使用；增加了會議紀要文種。1989年《條例（試行）》規定的文種為13類13種：

（一）公報

（二）決議

（三）決定

（四）指示

（五）條例

（六）規定

（七）通知

（八）通報

（九）請示

（十）報告

（十一）批復

（十二）會議紀要

（十三）函。比較黨政公文，除決議、決定、指示、通知、通報、報告、請示、批復、函、會議紀要十個相同文種外，黨的公文沒有命令（令）、指令、布告、公告、通告，但比行政公文多了公報、條例、規定三個文種。

修改完善階段的標志性文件是國務院辦公廳1993年11月21日發布的《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以下簡稱1993年《辦法》），中央辦公廳1996年5月3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機關公文處理條例》（以下簡稱1996年《條例》），國務院2000年8月24日發布的《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以下簡稱2000年協法》）。1993年《辦法》規定的文種為12類13種：

（一）命令（令）

（二）議案

（三）決定

（四）指示

（五）公告、通告

（六）通知

（七）通報

（八）報告

（九）請示

（十）批復

（十一）函

（十二）會議紀要。同1987年的《辦法》比較，增加了議案文種，取消了指令、決議、布告文種；將報告、請示分離成為兩類文種，有利于糾正報告和請示不分的情況。1996年《條例>規定的文種為14類14種：

（一）決議

（二）決定

（三）指示

（四）意見

（五）通知

（六）通報

（七）公報

（八）報告

（九）請示

（十）批復

（十一）條例

（十二）規定

（十三）函

（十四）會議紀要。同《條例（試行）》比較，增加了意見文種；文種排列順序作了適當調整。2000年《辦法》規定的文種為13類13種：

（一）命令（令）

（二）決定

（三）公告

（四）通告

（五）通知

（六）通報

（七）議案

（八）報告

（九）請示

（十）批復

（十一）意見

（十二）函

（十三）會議紀要。同1993年《辦法》比較，取消了指示文種，將公告、通告分離成為兩類文種，增加了意見文種。

對四個階段黨政公文各自的文種進行比較，不難發現：行政公文始終保留的文種有命令（令）、報告、批復、通知、通報、公告、通告、函，后增保留的文種有請示、決定、會議紀要、議案、意見，先后刪去的文種有簽報、便函、布告、指示，先增后刪的文種有批示、指令、決議；黨的公文始終保留的文種有決議、決定、指示、通知、通報、公報、報告、請示、批復、條例、規定、函、會議紀要，后增保留的僅意見一種。這樣就會發現：黨政機關相同的文種是決

定、通知、通報、報告、請示、批復、意見、函、會議紀要，行政機關有、黨的機關沒有的文種是命令（令）、公告、通告、議案，黨的機關有、行政機關沒有的文種是決議、指示、公報、條例、規定。

公文是伴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從歷史來看，國家行政機關公文一直處于主導地位，其他機關在制定本系統公文處理規定時歷來以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法規為參照范本。1996年出臺的《條例》也有所創新，比如為適應時代的發展增加了意見文種，國務院在2000年發布《辦法》時則借鑒了這一做法。回顧每次出臺的公文處理法規性文件，可以看出黨政機關公文在文種及其適用范圍、公文格式和行文規則等方面相互借鑒和完善，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三、積弊凸顯，在前進中尋求改革

黨政公文處理法規在施行過程中均暴露出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除自身的瑕疵外，兩者之間也產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沖突。黨政機關公文處理法規在文種規定科學性方面的差異或許最能說明問題。1996年《條例》發布時，我國相關立法尚不完善，將法規名稱等同于狹義公文一并納入公文處理法規，可以理解但欠科學；在黨內法規已明確規定法規名稱的情況下又重復規定條例和規定這兩個文種，尤為不妥。公文處理法規所指的公文應當是可獨立行文的狹義公文，所規定的文種屬于狹義公文文種，而不應包括法規和規章名稱。狹義公文的突出特點是行文方式上的獨立性和公文格式上的規范性，其中的文種均可直接編排發文字號而用紅色版頭獨立行文。2000年《辦法》發布時具有明顯的時間優勢，文種規定比較科學。發布時間上的差異，導致黨政公文處理法規對文種的規定不一致，反映到實踐和理論研究上，便造成了不必要的誤解和異議。

1996年的《條例》和2000年的《辦法》在對文種適用范圍和公文格式的規定上也有許多不一致之處，文種適用范圍規定的不一致主要表現在函、報告和決定等文種上。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同發布時間上的差異也有一定關系。以函為例，1993年《辦法》規定：“函適用于不相隸屬機關之間相互商洽工作、詢問和答復問題；向有關主管部門請求批準等。”1996年《條例》規定：“函用于機關之間商洽工作、詢問和答復問題，向無隸屬關系的有關主管部門請求批準等。”2000年協法>規定：“函適用于不相隸屬機關之間商洽工作，詢問和答復問題，請求批準和答復審批事項。”1996年《條例》對函的規定在“機關之間”前面未加“不相隸屬”的限制，但在“行文規則”一章第十二條第（五）項中規定“不相隸屬機關之間一般用函行文”。由于“一般”的不確定性，則出現了對1996年《條例》和2000年《辦渤如何正確理解以及在實踐中如何正確使用函的問題。

兩者的差異，導致函的使用以及理論研究工作較長時間的混亂。公文格式上的不一致主要表現在公文用紙幅面不同，版頭樣式不同，項目構成和要素稱謂不同，秘密等級和緊急程度標注位置不同，成文日期標注不同等方面。原黨政公文處理法規存在的這些差異，導致理論研究和工作實踐中出現了諸多不便甚至矛盾。

用歷史的眼光審視，上述問題均是前進中的問題。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多年來廣泛調研，為尋求改革、出臺新《條例》做了大量的工作。

四、殊路同歸，在新時期實現突破

2011年10月18日，黨的第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伴隨著中華文化繁榮興盛的新時期，黨政公文處理法規也實現了歷史性突破和跨越。新《條例》將黨政公文原文種合一后仍保留15個文種，即決議、決定、命令（令）、公報、公告、通告、意見、通知、通報、報告、請示、批復、議案、函和紀要（“會議紀要”改為了“紀要”），刪去了不常使用的指示文種以及不宜作為狹義文種的條例、規定，從中可以看出對文種的規定更科學、規范。

毋庸置疑，原黨政公文處理法規規定上的諸多不一致主要源自發布時間上的差異。新《條例》的出臺，使黨政機關公文文種適用范圍達到了高度統一。

新《條例》第十條規定：“公文的版式按照《黨政機關公文格式》國家標準執行。”新《條例》和新《國際格式》的配套實施，使原黨政公文處理法規中存在的許多格式上的差異基本消除，種種矛盾得到了較好解決。

除此之外，新《條例》在行文規則、公文擬制、公文辦理、公文管理等方面也作了許多新的明確細密的規定，如刪掉了主題詞要素，增加了頁碼要素，補充了不得以本機關負責人名義向上級機關報送公文和不得將請示原文轉報上級機關以及屬于黨政各自職權范圍內的工作不得聯合行文等規定，程序更為嚴格，更加強調保密，等等。

綜觀新《條例》全篇，品味各章，條理清晰，層次分明；語言表述取原黨政公文處理法規之長，簡明、精準。1996年《條例》中“不相隸屬機關之間一般用函行文”之類的不確切、不規范表述，在新《條例》中已不復存在。新《條例》將1996年《條例》中的“符合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及上級機關的指示”的表述改為了“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絕非語序上的簡單調整，而是突出了依法治國、依法行文的理念。

新《條例》還矯正了一些不確切、不規范的用語，如將1996年《條例》發文字號中的“發文年度”改為了“年份”，標題中的“公文主題”改為了“事由”；將2000年《辦法》中的“發文機關標識”改為了“發文機關標志”等。

新《條例》內容翔實、結構嚴謹、語言簡明，其科學與規范程度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和預期。從宏觀來看，新《條例》的出臺，開啟了歷史的新階段，對于我國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和科學化建設必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也必將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當然，新《條例》不可能盡善盡美。它作為黨政公文處理法規，發布形式值得商榷和探討。它在施行過程中，自然還需接受實踐的檢驗。對它進行深入研究，也自然是今后學界的主要任務之一。

第二篇：參加《新條例》《新格式》及《自治區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實施細則》專題培訓班學習心得體會

參加《新條例》《新格式》及《自治區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實施細則》專題培訓班學習心得體會

在XXX市委的組織和本單位的安排下，本人參加了《新條例》《新格式》及《自治區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實施細則》專題培訓班，接受了五天的公文寫作理論知識培訓，感覺收獲很大。

這次公文寫作培訓班的舉辦，對我們從事文秘工作的人來說是一次難得的機遇。參加培訓的有X州、XX州、和田、哈密、兵團農4師、農5師等地區的學員。參加培訓的學員有老有少，熱情很高，期望很高，都迫切希望通過培訓提高自己的公文寫作水平，事實上通過此次培訓也確實達到了培訓目的。

在五天的學習中，我們系統地學習了《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新格式》）、《自治區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實施細則》、常用公文文種的寫作要求、行文規范、寫作技巧等。培訓期間，我認真聽課，做好學習筆記，遵守校紀校規，順利完成了所有學習內容。

五天的學習時間很短，但學到的內容很多。培訓班上的幾位老師，都是公文寫作方面的專家，有中國公文寫作研究會副秘書長、自治區黨校教授李傳來老師、新疆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武曉鳳老師、國家公文寫作研究會的副會長兼秘書長岳海翔老師等，他們實踐經驗豐富，理論水平很高。通過他們的講解，我對公文寫作有了基本的認識，大大豐富了自己的公文寫作理論知識。

培訓期間，幾位老師不同的講課風格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國公文寫作研究會副秘書長岳海翔先生學識淵博，講課時深入淺出，例證豐富，他提出要想寫好公文應當注意6個方面：了解思路框架、提高政策水平、多讀經典公文、正確使用文種、強化文字表達、注意格式規范，短短36字包含了公文寫作最重要的技巧，歸納精辟，講得很精彩。戴敬雨老師從事文秘工作多年，實踐經驗豐富，講課內容緊密聯系實踐，可操作性強，對于督察與信息工作有獨到的見解，他強調：督查工作要適應新時期、新形勢要求, 一是在督查工作范圍上，由單純辦文辦事的“小督辦”向辦理黨委決議決定的“大督辦”方向發展；二是在督查人員組成上，由辦公部門秘書同志構成的“低層次”向黨委領導同志構成的“高層次”方向發展；三是在督查工作本質特征上，從偏于注重工作過程單純督查政治性工作的務“虛”型，向注重實際效果綜合督查政治經濟工作的務“實”型方向發展。張廣田老師嚴肅認真，講課內容實踐指導性強，詳細的為我們解讀了2012年7月開始執行的《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相比較已經停止執行的《中國共產黨機關公文處理條例》、《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具有“首創性”、“簡約性”、“規范性”、“先進性”等四個方面的特點；李傳來老師講課幽默風趣，通過鮮活生動的案列和發人深省的小故事使我們明白了“先做人，后為文—秘書的職業道德修養”，開放活潑的授課方式，時常能引起學員的陣陣笑聲。作為參訓學員之一，我覺得這次學習很有收獲，不虛此行。

總的來說，這次學習很成功，無論是培訓活動的組織還是正常學習都開展得有條不紊，幾名領隊同志認真負責，在培訓開始之前和培訓期間做了大量的工作，行程安排、食宿安排、活動組織等方面都很

細致、很到位，保證了學習的順利進行。

要做好文秘工作，不僅需要較強的文字表達功底，還要具備較強的業務理論素質。我將在今后的工作中把所學到的理論知識與公文寫作實踐相結合，在干中學，邊干邊學，不斷提高自己的公文寫作水平，更好地履行好文秘工作的職責，當好領導的參謀和助手，為本單位的工作作出更大貢獻。

市委城鄉綜合改革辦公室

馮韜寧

第三篇：從農機合作社看農村專業合作的歷史必然性

從農機合作社看農村專業合作的歷史必然性

前不久，筆者應邀到吉林省敦化市，考察了敦化市農機合作情況，聯系國內外農村專業合作發展情況，提出一些粗淺看法。

農機合作社節約燃油勢在必行，有利緩解能源漲價帶來的中國石油危機

中國農機總動力2003年就超過6億千瓦，農機大量消耗柴油、汽油，是消耗能源的大戶。全球能源價格大幅度持續上漲，2008年6月6日，美國油價已達139美元/桶。有人估計年底可能達到150，甚至200美元/桶。在油價高漲的嚴峻形勢下，中國農業機械化戰略必須考慮，節約燃油的對策，一項重要決策就是支持農機合作。因為上世紀50~60年代，聯合國專業會議上就認定，農機適于多農戶使用，才能節約能源，提高經濟效益。

有專家估計，2008年中國直接和間接進口石油總量將達到4億噸，僅僅由于石油漲價，2008年我國經濟運行的成本將上漲1272億美元，相當于8800億元人民幣，等于2007年GDP增量部分的32%。（《南方周末》，2008.06.05）中國1993年開始又成為石油凈進口國，2004年進口突破1億噸，原油進口1.22億。2006原油進口1.452億噸，2007年進口原油1.63億噸及成品油3380萬噸。2008年有人估計將進口1.8億噸，支付1453億美元。原因是中國以加工制造參與全球化經濟結構，相當“世界工廠”，就要承擔世界工廠的能源消耗。因此，必須考慮節約能源問題，包括節約農機用油。

有人提出，低能源價格的政策究竟補貼了誰？主要補貼了富人和國外消費者。（2008.06.05《南方周末》）現在的政策是補貼中石油，中石化等國營壟斷企業，2006年財政補貼中石化50億元，2007年補貼49億元，2008年一季度補貼71億元。中石化認為，補貼連虧損的一半都不到。但是對石油生產者補貼，不能影響終端消費者，國外油價漲，國內不漲，等于鼓勵和放大無效消費，加大能源稀缺和價格壓力。實際上財政補貼等于全民買單，而能源消費以富人消費更多為特征，所以全民納稅后，用財政收入作能源補貼，等于補貼富人，進入富裕階層的腰包。另一方面，中國出品商品多為資源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工業制成品，因此2005年出口產品的能源含量約為5億噸標準油，考慮進口后，實際凈出口2億噸標準油，都獲得了能源補貼。相當于中石化得到財政補貼以維持中國的低能源價格，而這種政策的受益者是外國消費者，他們獲得了中國的間接能源補貼。

這樣，能源補貼的不公平成了國內、國際和代際之間不公平的新問題。低能源價格補貼政策，使開車的富人和農村有農機的富裕群體受益更多，并沒實現社會公平。能源環境的破壞為后代人留下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的代價，影響后代人的生活質量，成為代際之間的不公平。發達國家本應承擔能源和氣候變化的更多責任，但是，中國的低能源價格政策和現實的貿易結構，使中國卻承擔著更大的能源環境責任，出現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能源環境責任承擔上的不公平。因此，油價上漲受打擊最大的是中國。而中國采取的低能源價格、高補貼企業的政策，實質上是不公平的，不利于國際競爭、代際公平以及當代貧困階層的。所以，這種能源價格政策是不可持續的，將被迫改變的，將與國際接軌，按市場經濟規律運行。

農機部門需要有遠慮與遠見，預計到能源價格上漲，節約能源的必然趨勢，有預案與對策，其中包括合作使用農機的正確選擇。當然也要按WTO的規定，爭取合理的農用柴油、汽油補貼以支持農業和農民。

農機專業合作是必然發展趨勢，推進農村專業合作是客觀經濟規律

發達國家農村經濟的一條共同規律是發展專業合作，包括農機合作，而不是土地集中于集體的產中共耕式合作。國外經驗證明專業合作，包括農機合作都是成功的。集體農莊、人民公社式的土地集中的共耕制集體化合作全是失敗的。

在20世紀20年代，蘇聯恰雅諾夫院士提出蘇聯適宜發展中小規模家庭農場，加上縱向的合作化服務，用農機、化肥、農技、農產品銷售、加工等專業性合作社為農場提供專項服務。主要原因是農業與工業不同，規模效益也不同，不能將100畝的太陽能集中于1畝土地上，規模太大的集體農莊運距太長，經營成本高，管理也困難，因此建議發展中小家庭農場加上縱向合作社。恰雅諾夫的縱向合作化理論受到列寧的重視，并在臨終前寫下了《論合作制》。但是，斯大林堅持實行農業集體化，推廣土地公有制為基礎，共耕制為特點，產中集體勞動為標志的集體農莊形式，批判恰雅諾夫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河流上的泡沫”、“反對農業集體化”，最后把恰雅諾夫定為“人民公敵”，以莫須有的“農民黨”領導人的罪名，在1935年判處死刑，1937年被槍殺。所有同意、支持恰維諾夫的學者、官員，被定為“恰雅諾夫分子”遭受迫害，被槍殺或流放。恰雅諾夫的著作在蘇聯被禁，中國也無從知曉恰氏縱向合作化理論。只知道集體農莊和人民公社，擺不脫斯大林集體經濟理論的陰影。

但是，恰雅諾夫全集，八卷本，四卷本，在德國，美國，英國，日本，荷蘭等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出版，盛贊恰雅諾夫為“農民的馬克思”，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的鑰匙”、“被自己人遺忘的農村問題專家。”而且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貫徹，實行恰雅諾夫的縱向合作社的理論，大量發展專業合作社，包括農機合作社，適應與推動規模大小不等的家庭農場不斷提高機械化、現代化、市場化、社會化、區域化水平。事實證明，恰雅諾夫的縱向合作化，即專業合作的理論是正確的，實踐是成功的。事實也證明，斯大林、毛澤東的橫向合作化，即集體農莊、人民公社的理論是錯誤的，實踐是失敗的。

由于思維慣性作怪，單維思索和唯上、唯書的習慣，中國長期以來不敢否定集體經濟，回避合作經濟。直到2006年，才正式出臺“農村專業合作社法”以后逐步好轉。農民對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侵吞私人財產，心有余悸，也不熱心于合作，習慣于自留地、自留畜和自己購買農機。日本農林水產省負責農機化的專家曾對我國訪日的官方代表團說過：“日本一家一戶買農機，不是經驗，而是教訓。你們中國千萬不要走這條錯誤的成本很高的道路。”日中農協理事長阪本楠彥教授也寫信回答我的問題：“日本如何解決機械化貧困問題的？”他說，日本是用收購大米的價格比國際價格高9倍的辦法，為農戶提供購買農機的資金。日本農協也可以得到農林水產省一半資助，以購置茶葉加工設備等。至于德國有“農機環”、“農機銀行”等多種農機合作形式，產權私有，調劑使用，有償服務，獨立核算。農機環（合作社）的理事長為義務性。干事長的50%工資，由政府提供，其余50%由會員交會費中開支。因此，發展農機、化肥、植保生產性服務直到農產品銷售、加工的專業性合作是世界各國發達農業的正確選擇，是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客觀規律。

因此，農機合作是推進農業現代化，進行新農村建設，建設和諧的小康社會的必然選擇。

河北保定、吉林敦化等對農機協會的探索十分可貴，選擇的道路正確

20年前河北保定等地發展了一批農機協會，包括敦化市的經驗顯示，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國內外農機協會、合作社發展的成功經驗，主要有以下幾點：

農機合作有利于克服農機保有量大、投資大，而利用率低、成本高、作業市場無序的問題。農機合作可組織農機戶、整合農機資源，提高農機作業服務組織化、專業化、社會化、市場化水平。可有效防止過量配備的浪費和降低作業成本。

農機合作社有利于擴大農機經營規模。在不改變土地所有制和承包制前提下，逐步推進土地適度經營規模和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有利于緩解大機器與小地塊的矛盾，增加農機戶與用機戶的經濟效益。在改變與擴大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有一定困難時，可提倡生產要素之一的農機的經營規模，包括跨區作業。

農機合作社有利于挖掘農村組織資源潛力。以合作社、協會協助農機管理部門宣傳與落實扶持農機政策，會員優先享受國家對農機的各項補貼、優惠政策，有組織地為會員提供政策、市場、技術信息，組織會員進行生產作業、為當地與跨區作業服務，并提供維修與配件服務。

農機合作社通過技術交流、培訓、年檢年審等工作，提高成員技術水平和文化素質。合作社可以邀請專家、技術人員與農機廠商對會員講課、交流與售后服務。合作社、協會成為會員自己的技術學校。

農機合作社可成為農機管理部門的助手，上傳下達。及時反映社員的合理要求，將真情實況及時傳達上級，把上級的方針、政策、措施及時與高度分散的農機戶溝通，作政府與會員間溝通的橋梁。政府辦不好、辦不了的事通過協會落實。農機化有政府機構（GO）與非政府組織（NGO）兩只手來推動、組織、管理，則更為有力。

農機合作社協助農民適應市場競爭，調整生產結構。敦化農機作業協會完成糧食作物耕、播、收作業以外，還開展煙葉施耕起壟、中藥材收獲等作業，促進農民致富。

農機合作社促進規范的農民合作社的組建、完善與發展。敦化市農機合作社中，有的用機械、資金或土地入股，并在條件具備時，發展二、三產業，有民間組織（農機合作社）帶領農民走向合作化，使土地、勞力、資金市場化，并實現有機結合，推進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農機合作社建立了理事會、社員大會的制度和章程，提高了分散農戶的組織水平。

農機合作社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經濟壯大與發展。農機合作社幫助貧困群體中的無機農戶，是落實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具體措施。有利于農村縮小貧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

農機合作社的不斷完善、壯大和發展，有助于探索符合國情民意的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和農業機械化道路。根據歐美農業現代化進程的經驗，農業機械化、農業現代化必須與工業化、信息化、合作化、專業化、市場化、區域化、社會化、城市化等相應地協調地基本同步地發展，農業機械化不可能孤軍深入。中國式農機化發展道路仍在探索中。

對進一步辦好農機合作社的建議

堅持農機合作社的非政府組織的性質和民辦、民管、民有、民受益、民主管理、民主選舉、一人一票、自愿參加、自由退出的組織原則。遵守合作社的按照交易額進行利潤分配，不按股份分紅的分配辦法。充分運用“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規定的各項法律依據和相應的財政、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促進農機合作社的健康發展。

希望全國人大在民法中列入“合作社法人”的法律地位，使農機等合作社名正言順。在合作社內部交易中免稅。在財政、稅收、國家項目立項、扶貧支農資金與科技項目問題等方面優先照顧合作社。改變農機等專業合作社、協會在民政部門登記為“社團法人”時，不能從事經營業務；在工商部門登記為“企業法人”時，又不能享受稅收優惠等，這種尷尬局面。

允許建立農機合作社的縱向系統。參照山東省、地、縣曾建立垂直的“農機使用者協會”的經驗，逐步建立全國-省-地-縣-鄉-村農機合作社（協會）的系統的縱向組織，組成上下通氣垂直領導系統，加強業務指導和技術交流。

擴大各級農機合作社、協會工作范圍與權力。德國農業協會（DLG）下屬農機鑒定站。農機用戶更信任民間的農機鑒定機構的意見。對此，政府應給予支持。

加強對外國際交流。國際農機合作社聯盟總部設在德國慕尼黑，每兩年開一次大會。我們1985年曾訪問過聯盟主席。80年代，中國農機學會曾經發函，擬參加該會。該會的答復是“你們中國農機全部私有了，沒有合作社了。因此不同意你們派代表參加農機合作社聯盟。”建議建立農機合作社組織后，應該參加國際農機合作組織，借以交流經驗、相互學習。此事應該加緊進行。

應對國際油價飆升的新情況，加強發展農機合作社的工作。以節約油料、成本和減少不必要的過飽的配備和油料浪費，同時又是以合作縮小貧富差距，推進新農村建設。

相信農機合作社將有助于推進選擇性農業機械化、農業現代化的健康發展，促進新農村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姚監復 作者系 我國資深農業機械化學者、中國技術經濟研究會農機化技術專業委員會主任）

第四篇：從歷史發展看中國古情詩之點滴

從歷史發展看中國古情詩之點滴

在人類文明史上，愛情是一個永恒的主題，而表現這個主題最為精練的文學形式便是愛情詩。古往今來都不乏膾炙人口、感人肺腑的愛情詩歌精品，并且擁有大量的讀者。我國的古典愛情詩主要分為兩大類：即古代民歌中的愛情詩和文人創作的愛情詩。這兩類愛情詩構成了中國古典愛情詩的主體。

愛情沒有模式。有歡樂的愛情也有痛苦的愛情，有清純的愛情也有壓抑的愛情。愛情的多種多樣，使得詩人筆下的愛情詩也千姿百態。不管怎樣，這些愛情詩都是詩人的觀念、詩人的訴求、詩人的愿望、詩人的評價等等的反映。古代民歌中的愛情詩較文人創作的愛情詩更為古老。從《詩經．國風》、漢魏六朝樂府民歌，再到唐代民間的曲子詞，都有著大量歌唱愛情的詩篇。這部分詩歌大部分來源于人民大眾，更多的體現了勞動者對愛情的普遍看法。如《詩歌》的《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靜女》：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汝）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汝）之為美，美人之貽。它們不只是個人愛情的體現，更是人民大眾感情普遍的坦誠吐露。由于是勞動大眾的智慧結晶，古代詩歌中的表現手法較為樸實，對愛情的宣泄更為直接。從某種角度看并沒有受封建思想的影響，但實際上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這主要表現在古代民歌并沒有擺脫古代封建思想“男尊女卑”的父權的影響。因為作為古代民歌的創作者，勞動人民思想上的局限性是明顯的，封建教化在他們心中樹立起的道德標準讓他們根本不可能在這一點上有所超越。

相較于古代民歌中的愛情詩，文人創作的愛情詩更多地反映了個人的愛情。作為當時的“知識分子”，文人們有著更為活躍的思維，但比起“麻木的大眾”，他們受的封建教化卻又是多得多。他們對自己有著一套嚴格的處世準則（這套準則是建立在封建道德標準上的），甚至有些人是一種毫不懷疑的“愚忠”思想。因此思想的活躍性和自身嚴格的封建處世準則必然會有產生沖突的時候。于是，在文人創作的愛情詩中我們看到的更多是流露出一種無奈：個人對愛情的渴望，卻因為與自己信仰的道德標準相沖突而不得不割舍。就如陸游在《釵頭鳳》唱到的“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陸游作為一個有成就的大詩人，終于還是擺脫不了心中的那套封建道德標準而母命難違休了和他有深厚感情的妻子。而他并未對這一切做法的正確性有過真正的懷疑，心中有的只是那一絲的無奈和可惜。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古代士人的悲哀啊。而作為他們情感的寫照，文人們創作的愛情詩便更多地反映了這樣一種無奈的心態，看似悲壯，實質上正是封建政治文化對文人思想嚴重束縛的體現。

如果我們從封建政治的發展和古典愛情詩的發展過程進行分析比較，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它們的發展從某個角度來說是同步的，或者說是平行發展的。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封建制度剛剛建立，還不成熟。且中國當時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中央集權強度不大，統治者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封建教化也還不深入。因此在這一時期的愛情詩最為純樸，是人們最真摯情感的真實表現。這時期的愛情詩大多表現得大膽熱烈，多姿多彩。【一】 相親相愛篇

《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二】 情有獨鐘篇

《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云。雖則如云。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阇，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三】 棄婦篇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

不我與，其后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四】 愛情危機篇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而這之后的兩漢時期，封建統治加強。在兩漢獨尊儒術之后，封建教化的強度加大，人們對愛情詩的創作基本上要“發乎情，止乎禮”（《毛詩序》）。從漢以后，隨著封建統治的進一步加強，統治者利用儒家思想對文人思想的控制力度進一步加大。以致一些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的正統文人，把禁欲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而自然對愛情詩更多地是采取蔑視和批判的態度。并且這種思想漸漸成為社會上的一種主導思想，“存天理，滅人欲”成為統治者最好的統治武器。如陶淵明寫了“閑情賦”，盡管還算是“止乎禮”，但仍被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譏為“一生創作中的‘白璧微瑕’”。而這之后，愛情詩比起那些壯懷激烈的懷古詩、詠志詩，便更是不登大雅之堂，為文人所不齒了。即使有人“閑時”賦上幾首，敢署上其名者也不多了。于是，在這個時期，比起在西方愛情詩大行其道，中國的古典愛情詩似乎在走向沒落。甚至于像李白、杜甫這樣的偉大詩人，一生創作無數，但在愛情詩上的創作卻實在少得可憐。

作為表達愛情的詩歌，愛情詩看似與“經世致用”毫無關系，實則不然。比起那些壯志凌云的詠志詩，樸素的愛情詩往往更能為人民大眾所接受。因為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離一般大眾實在遙遠，而愛情卻是作為人都能體會到的一種天生的情感。打個不是很恰當的比喻，正如流行音樂同古典音樂相比，前者顯然在年輕一代中有著更大的影響力。同樣愛情詩比起那些有點說教意味的詩歌相比更容易引起勞動人民的共鳴。這樣一來，只要在愛情詩中滲透一種封建教化的思想，則統治者對廣大人民作思想教化工作的目的就更容易達到。

第五篇：從人類歷史發展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從人類歷史發展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必須最大可能地凝聚共識，需要我們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汲取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價值觀始終存在于人類社會

我們倡導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些是從國家和社會層面看的，有些則屬于公民道德層面。可以說，國家和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觀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體現，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人民的承諾、對人類未來前途命運的把握、對歷史發展方向的定位；而公民道德層面的價值觀則是人民群眾生活的倫理規范，是用來調節人與人和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二者既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系，又有著性質和功能上的區別。前者是國家制度的意識形態，而后者則是人民的行為規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分清社會制度價值觀和人民生活價值觀。

盡管在我國古代沒有明確提出“價值觀”的概念，但并不是沒有價值觀。實際上，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就有價值觀作為人類行為的規范，引導人們的行為和社會的發展。例如，在古代中國，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設想，后來出現了階級差別，私有利益就成為人的行為的驅動力。在奴隸制條件下，統治階級以遵從“天命”自居，奴隸則被視為“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主甚至對他們擁有生殺之權。在那時，人和人不僅不同，有些人甚至不被當作人，這就是奴隸制的核心價值觀。當然，在奴隸主和自由人民之間也有道德價值觀來調節他們的利益和行為，如中國的“忠”“勇”“節”“孝”，古希臘城邦的“勇敢”“理智”和“適度”等。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價值觀和價值體系，不僅有道德層面的價值觀，如“仁義禮智信”（五常），還有反映社會制度性質的社會規范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顯然，歷史地反映封建主義社會等級制的價值觀是“三綱”，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反映人民生活道德的是“五常”，即道德生活的規范性要求，以達到“懷仁義以相接”。

在歐洲中世紀，封建統治者也宣揚君權神授，認為人是分等級的，貴族是上帝的選民，地位天然高于平民。針對封建主義等級制的價值觀，法國大革命中“第三等級”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新價值觀，成為新興資產階級反抗封建主義等級貴賤價值觀的思想武器。

在資本主義革命初期，新興的資產階級還沒有掌握政治權力，他們希望擺脫封建主義束縛，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制度性價值承諾，對封建主義的等級貴賤價值觀進行批判，由此順理成章地舉起動員各個階層人民的旗幟，并在歐洲范圍內逐漸推翻了封建主義統治，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隨著資產階級奪得了統治權，資本主義制度獲得確立，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現實社會主義實踐的壓力下，資產階級也逐漸把其核心價值觀調整為“民主、自由、人權”，從而仍能在一定程度上繼續掌握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制高點。

“自由、平等、博愛”與“民主、自由、人權”是有區別的：前者是新興資產階級在力量相對較弱情況下提出的，要求統治者給自己以自由，要求獲得平等相待的權利；后者則提出于資產階級政權鞏固之后，一方面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制度需要，即不僅要有資本的自由，還要有資本發展的基本權利；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的覺醒和為擴大權利而斗爭的現實。例如，美國建國初期就提出了民主、自由和天賦人權的價值觀，但眾所周知，當時的美國不僅還存在著蓄奴制，婦女也是此后很晚才獲得了投票權。

社會主義價值觀：超越資本主義價值觀狹隘性藩籬

從歷史發展角度看，價值觀的變遷是以社會發展的階段和生產方式的變化為基礎的。在奴隸制背景下，必定出現不把奴隸當作人而是看作“會說話的工具”的價值觀；在封建制背景下，社會的階級構成必定以貴賤差別的等級區分的價值觀為主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為了資本和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必定倡導抽象的民主、自由和權利的價值觀。只有歷史地看，我們才能理解資產階級核心價值觀在歷史進程中的進步性，即資產階級價值觀是對封建主義等級制的核心價值觀的反抗；從歷史發展角度看，我們就能夠理解：資本主義價值觀必定表現出歷史局限性，培育與弘揚社會主義價值觀十分必要。

無論在什么制度下，國家社會層面的價值觀往往與社會制度聯系更加直接、更加緊密。譬如，在新中國，“三綱”顯然不合時宜了，但“五常”卻可以在加以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之后仍然有效。譬如，我們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時候仍然要立足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道德規范。同樣，資本主義產生時期的新教倫理，如勤勞、節儉、自立、誠實，如果合理地理解，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仍然有效。道德價值觀在形式上似乎變化不大，但是概念的相同并不等于內涵的相同。例如，“禮”在封建社會是按照等級制來要求人的行為，而在當代中國則是按照人人平等的和諧友善原則來設定的。又如，新教倫理的節儉、勤勞是對勞動者的道德要求，希望他們完全服從于資本的需要，這與社會主義人人平等的道德規范具有很大差異。

社會主義價值觀試圖也必然要超越資本主義價值觀狹隘性藩籬。社會主義是基于一種嶄新的價值理想而產生的，即建立使每個人都能夠得到自由全面發展的、基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公平正義的社會。社會主義不抽象地反對資本主義社會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而是從社會發展角度考慮價值觀的合理性。因此，社會主義不抽象地談“人人有投票權”的民主，而是實現讓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權利方面當家做主，讓窄化了的、僅有周期性投票權的民主變成具有廣泛權利的人民民主；社會主義不是反對自由價值觀，而是讓自由建立在社會公平的框架里，因為離開社會公正的自由，只能是強者壓迫弱者的自由，即資本壓榨勞動的自由；社會主義不但不排斥人權，而且還讓人民的權利基于現實的基礎上，倡導人人尊重彼此權利的和諧價值觀，這種和諧價值觀包含人權價值觀，且超越人權價值觀。

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須著眼于歷史發展的前進方向

如前所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區分了國家社會制度層面的價值觀和公民道德價值觀，前者反映的是制度先進與否的問題，后者是對善惡或好壞的看法。作為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精髓的核心價值觀，是這種意識形態對人類歷史發展方向的制度性承諾或表達。譬如，像“自由、平等、博愛”就是新興資產階級反抗封建主義等級貴賤價值觀的思想武器；作為道德要求的價值觀則是調節人們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譬如，在古代中國有“仁義禮智信”，古希臘有“勇敢”“理智”和“適度”，歐洲中世紀有“虔誠”“謙卑”“服從”，近代資產階級有所謂“勤儉”“勞作”“自律”等。社會制度的價值觀往往決定著道德規范的社會性質和內涵，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必須有自己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觀，沒有新的價值觀就不可能有新的社會制度。反映社會制度的價值觀變了，道德價值觀的內涵和功能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在歷史進程中，無產階級也曾經基于資產階級價值觀而進行爭取自己權利的斗爭，盡管也取得了許多推動社會進步的成果，但都未能獲得最終的和實質的勝利。因此，“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革命以人民解放和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作為核心價值觀，激發了全世界人民對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向往。一時間，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曾經擔心社會主義革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但是，既是由于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的某些失誤，也是因為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逐漸把某些價值觀蛻化為單純口號，將“愛國”“忠誠”“守法”之類的道德生活價值觀當成社會制度層面的價值觀，從而遮蔽了社會主義制度實質的價值取向，導致社會主義的吸引力漸漸減弱。譬如，在柏林墻兩邊，東柏林的吸引力就比不過西柏林，東德需要建立一堵高墻來阻擋人民往另外一邊跑。價值信念崩塌了，人心也就渙散了，內在認同出現了危機，問題終將暴露出來。價值認同出現問題了，靠外在的墻來阻擋往往是無效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蘇東劇變也是核心價值觀失落的結果。

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證明，必須分清社會層面的價值觀與人民及公民價值觀或公民道德，不能拿公民生活價值觀來替代社會層面的價值觀。譬如，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以所謂“禮義廉恥”的生活價值觀作為核心價值觀，以圖整合中國社會，但顯然不能抗衡以建立沒有階級剝削、沒有壓迫的公正社會為價值取向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以解放人民，建立民主、自由、獨立和公正的社會為價值取向，這是有社會變革方向感的核心價值觀。“禮義廉恥”只是調節人們生活的道德價值觀，沒有社會變革的價值取向，因而不可能成為體現歷史前進方向的核心價值觀。

總之，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著眼于人類歷史發展的前進方向，必須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站在價值觀競爭的制高點上，掌握文化競爭的主動權。